张彦武：文化沙龙里的1980年代

2006年，“上海文人心目中的八十年代”讨论会在沪上低调召开。会议的缘起是因为旅美作家查建英在三联书店出版了访谈录《八十年代》。她历时两年访问了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田壮壮等1980年代“文化热”中的核心人物。

 

北岛

 

上市仅1个月，《八十年代》第一次印刷的1．5万册就售罄。众多平面媒体和门户网站也都纷纷报道此书内容。而同时，作家陈村主持的网上文艺沙龙“小众菜园”里，批评家吴亮从6月7日开始的帖子《八十年代琐记》，1个月内赢得了逾万人次的“大众”点击。

在北京，查建英受邀在圆明园的单向街沙龙演讲“他们的浪漫年代”。席间，主持人许知远大段地引用作家朱伟的新作《作家笔记及其他》中的句子：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压”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

文中西瓜摊旁边楼上的李陀，是1980年代北京重量级的文学批评家。在和查建英的对话中，他专门谈的就是“友情与争论”：“那时候，你的家对所有朋友都是开放的，所有朋友的家，对你也都是开放的。”

查建英本人的感受则是：“圈子文化在八十年代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时对大集体生活有一种反叛，但有趣的是，反叛的结果是结成一个个小集体——就是圈子，每个圈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查建英

有评论认为，回望1980年代的“圈子文化”，或者说文化沙龙、准文化沙龙，也许是观照和考察那个年代整体文化生态特别是知识分子精神群落化生存，重绘当时思想文化地图的一个有效视角。

“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是大陆近来的“八十年代热”给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讲师苏炜的印象。

苏炜本人也是亲历者。据他回忆，1980年代北京人文知识界有“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大文化圈子，“这三大圈子共有一个中心舞台——就是当时北京的《读书》杂志”。

苏炜在1980年代参加最多的文化沙龙是“《读书》服务日”和赵越胜沙龙，他当年在双榆树公寓的1657号寓所也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一大据点。

《读书》服务日

《读书》在1984年7月号上宣布，每个月的25日举办“《读书》服务日”：“由有关出版社提供最近出版新书样本，定期组织各方面的同志阅览、议论。”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读书》负责人沈昌文还不敢将之命名为“读书沙龙”：“叫‘俱乐部’容易联想到1957年反右时批判过的‘裴多斐俱乐部’，叫‘沙龙’也不行，那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

 

当时，老一辈学者如金克木、张中行和冯亦代等，中年学者如李泽厚、王蒙和叶秀山等，青年学者如甘阳、刘小枫、陈平原和周国平等，与《读书》联系比较密切。沈昌文和他的同事们“想把老的和少的团结在一起”。

《读书》编辑吴彬依稀记得，“《读书》服务日”的场地最开始租过东四附近的一个点心店，后来租过朝阳门外的一个意大利冰淇淋店，“当时租外面的咖啡店，一个下午好像是人均消费两三块钱”。

这项活动影响颇大。某次，语言学家吕叔湘为了参加“《读书》服务日”而放弃参加政协会议，成为文化界的佳话。

最忆赵沙龙

在苏炜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的回忆里，1980年代的赵越胜沙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苏炜还表示，作家柯云路当年在畅销小说《夜与昼》中重点提到的“哲学——艺术月会”，就是以赵越胜沙龙为原型的。柯云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可了这一说法：“当时的沙龙有很多，有政治精英的沙龙，也有文化精英的沙龙，赵越胜沙龙是改革开放年代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当时大家都很活跃，不像现在这么务实。”

“我的‘京都三部曲’《新星》、《夜与昼》、《衰与荣》就是想概括当时社会的全貌，因此这些沙龙我都接触过。”柯云路回忆说，“我见过赵越胜好几次，记得好像是在地安门东大街他的家中。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也非常好客、热心，在那个时代比较新潮”，“我和他比较多地谈存在主义，他谈论的话题和直接关心国情民生的政治精英不完全一样，更有文化性质，不是落实于具体层面，总的来说是希望突破过去的思想禁锢，把各种学派介绍进来。那时最大的命题就是‘思想解放’。”

赵越胜沙龙以甘阳领衔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班底为中心，核心成员如甘阳、周国平、徐友渔和赵越胜当时都是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同事。《人论》、《悲剧的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存在与虚无》等重要且畅销的学术书，就是这个编委会的成果。

沙龙聚会一般选在每月最后一个周末，“有时候不一定选在周末，一般是从下午开始，围绕一个专题，请一个人主讲，然后大家发表讨论意见。晚上大家一起聚餐（一般都在赵家，由赵越胜和诗人阿坚张罗，偶尔也拉队伍出去下馆子），聚餐后继续开聊，此时音乐是助兴的话题，包括著名歌唱家范竞马的演唱。”苏炜回忆说。

在苏炜印象中，赵越胜沙龙最多的话题还是谈论最近《读书》上的某篇文章，或就当时的“文化热”、“方法论热”等话题展开讨论。1988年5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的梁治平将翻译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译后记发表在《读书》上，“因为写得极精彩，话题也极重要——谈法治观念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关系，就在聚会上引起过很热烈的谈论”。

当然，访学归来的学人介绍海外情况也是一个保留节目：徐友渔（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从英国访学归来谈维特根斯坦与牛津学派，陈来（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访美归来谈海外儒学和传统国学的研究，甘阳（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访港归来谈台、港学术界的情况……

而“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独立话题、“非政治的政治”等人文主义话题，也是这个沙龙的核心话题。“但是，我们一般都不讨论具体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决策之类的话题，这些话题当时北京有别的圈子更关心，却不是赵越胜沙龙的聚焦点。”苏炜说。

双榆树公寓

苏炜1986年回国，时值赵越胜沙龙的后期。社科院文学所为照顾大龄未婚青年分配给他一套房子——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和赵越胜一样好客的苏炜配了四五把钥匙，“分掌在好几位朋友手里，很多朋友都曾因为临时需要借用过我的公寓”。李陀、张暖忻、陈建功、郑万隆、史铁生、查建英、黄子平、陈平原等都是苏炜家聚会的常客。

苏炜

双榆树沙龙活动，苏炜印象较深的一次是，陈凯歌的《孩子王》1987年拍竣，在北京电影学院小放映室试映后，“大家也相约来我家聊一次”。那天，史铁生冒着风雪，摇着断了链条的轮椅来参加讨论，“好像是半路上遇见万隆，由万隆推着进来的”。尽管陈凯歌因故缺席，与会者还是很认真地讨论了《孩子王》的得失并提出很多建议。

1980年代前期热心参加沙龙活动的陈凯歌，是朱伟1989年承包创办的《东方纪事》杂志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而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也是《东方纪事》编辑会议的召开地之一。李陀负责“封面人物”，查建英和一个美国人负责“东西风”栏目——稿件多是探讨东西文化之间的异同，苏炜则负责散文版“人生感悟”，“我组的就是越胜沙龙朋友们的稿子——赵越胜、周国平、何怀宏等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苏炜还记得，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在1988年春举行过两位作家的作品朗诵会，30余位出席者“下饺子样地挤满了小屋”。此场景被与会的台湾作家王拓写成连载报道发表于台湾《人间》杂志，“我的小家因此也成为两岸开放探亲后，两岸作家、文化人最早交流的场所。”

沙龙今安在？

“《读书》服务日”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那么固定了，“现在只是每年的12月25日会组织《读书》的部分在京作者聚一聚。1980年代以后大家也都变忙了。”《读书》编辑吴彬告诉记者，“1980年代和以前及以后都不太一样，人人相信将来会变得更好。”

赵越胜沙龙和双榆树青年公寓1657号沙龙也因为成员在1980年代末星散各地而解体。至今，赵越胜在巴黎的家仍是当年的文友们访问法国时最温暖的精神驿站，苏炜就曾多次听友人谈起在那里感受到的“温馨和愉悦”。而苏炜本人，“无论在普林斯顿，在耶鲁，同样是‘大门永远向朋友敞开’”。

一次，李陀来访，和耶鲁友人相谈甚欢，出门还骂了苏炜一句：“你小子，走到哪里都会有话题，有热闹！”苏炜则回敬了一句：“我可从没被人叫做什么‘爷’呢！”（李陀在1980年代的北京文学圈被称为“陀爷”）

“1980年代的文化人不像今天。现在，一个一个山头林立。而那时，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还是朋友。”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刚刚完成一个关于1990年代中国思想研究的课题，他认为“对于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来说，那个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理想性的符号，用来反思和批判九十年代以来的世俗化和市场化”，“比较八十年代与今天的上海，我认为那个年代文化人的公共空间比现在开阔得多，那时大家都充满激情，就像在古希腊城邦那样”。

许纪霖宣称：“上海的‘八十年代’，是以1992年上海股市的开放而宣告结束的。”

作家陈村则表示，他担心1980年代像上海的1930年代一样被时尚化。

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刘擎把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归结于“那个时代沉浸在激情昂扬的‘斗争’氛围之中”，一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所谓“改革”与“保守”的冲突，一是在知识与文化资本上“新思潮”对“旧教条”的挑战。“这两方面的冲突和竞争都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而且期望给社会带来新的前景”，“但后来发现，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有自己更为复杂多样的动力和逻辑，不完全在文人和知识分子的规划与想像之中”，“所以，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和纯文学作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重要，被‘边缘化’了。现在公共舞台上的主角是企业家、商人和娱乐明星”。

一场不期然而至的“八十年代热”，让评论者白龙联想起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名著《追忆》里的核心意象：绚烂的盛唐只有在追忆中，才会呈现出黄金时代的特有色彩，而“追忆”，也是中华文化一个不息的母题。

“物质把精神打入了冷宫”，这是评论者刘晨光对1980年代“文化热”向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转向过程的比喻，“时代把重心放在了经济上，人们对现实利益的渴望替代了对于思想文化的迷恋”。1994年那场著名的“人文精神讨论”，在刘晨光眼里，固然不乏对于人心不古的关切，但也彻底表露了不甘寂寞的文化人对于“经济人时代”的不满，以及掩埋在愤懑之情下对于昔日话语权的留恋。

“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画家陈丹青和查建英对话中的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圈内名言。“八十年代是谈不像的。”他淡淡地告诉记者。

对于这一切，“过来人”苏炜倒是看得很开：“现在回忆当初北京的这些圈子和沙龙活动，很有意思，也是人生一段很珍贵的记忆”，“但我却不主张把它浪漫化、神圣化。甚至对它所谓‘局限性’的检讨，其实就有一个‘太当一回事儿’的前提，所以我也不愿意去‘检讨’它。”

苏炜所在的耶鲁大学华人社区，沙龙式小圈子聚会“非常常见”。他还介绍说，哈佛大学华裔教授主持的“剑桥新语”文化沙龙持续了30年，“最近刚刚因为主持其事的赵如兰、陆惠风教授逐渐年迈而暂时休会”，不过“据说，王德威、张凤等华裔‘哈佛人’又已形成了新的圈子”。而即便身处全球化后工业时代，以《纽约客》为中心的“纽约文人帮”，也还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大圈子，沙龙活动无数。

在苏炜看来，但凡一个稍微正常、开放的社会和年代，知识文化界的圈子和沙龙活动，就是它的一种常态。即便存在各种芜杂的现象，也属正常。如果在19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竟然成为一个新鲜的话题，反而值得我们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