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 | 红色娘子军

红色娘子军

刘嘉陵／文

　　1967年沈阳城关于“主义”和“思想”的厮杀已经升级，戴柳条帽、横叼匕首示威游行显得太小儿科了，人们开始真枪真炮地大干起来，每一位再不打算活着回去的勇士都把死神想象成革命的助产婆。子弹在天空欢呼雀跃，胆大的男孩子一天可以捡到一大捧一大捧的子弹壳。在血色阳光和金黄色子弹壳的交相辉映中，男孩子们听到了交战各方都在唱着那句脍炙人口的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
　　那一年我12岁，全国到处都在上演“样板戏”和《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已经喜欢上真炮真枪的人们觉得，只有战争才意味着真正的革命，《海港》成了八个“样板戏”中最不受欢迎的一部，因为它自始至终只是论战而不见枪战。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听说，由王心刚和祝希娟主演（今天得称作“领衔主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又有了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是用“大劈叉”和“倒踢紫金冠”来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那一年初秋，我被父母打发到北京姨妈家躲避沈阳的武斗。北京城虽没有呼啸的子弹，却有关于战争的一部部戏剧，由国家顶尖级演出团体表演。我们没有资格到剧场里一饱眼福，却可以在四合院和曲里拐弯的小胡同里听到那些关于战争的唱段：“盼只盼同志们即刻出现，捣匪巢歼顽敌就在眼前……”“飞兵奇袭沙家浜，将尖刀直插进敌人心脏，打它一个冷不防……”天桥剧场正在上演舞剧《红色娘子军》，苦大仇深的娘子军战士穿着短裤踏着有足够强度的足尖鞋，将身体重心集中在脚尖，在提琴、大管和低音单簧管的较量中，同南霸天和老四那些椰林寨的土豪劣绅殊死搏斗。剧中的男主人公是既能打仗又能做耐心细致思想工作的党代表洪常青，女主人公则是由一身红衣变成一身戎装的海南闺女吴清华。女主人公在她自己的主题音乐中奔逃，抗争，遭受毒打，“点步翻身”。九死一生后，在黑暗的椰林中，遇见了乔装打扮的洪常青和小庞，听到了关于万泉河革命根据地的好消息，这当然都是在常青恢宏而不失温情的主题音乐中暗示出来的。于是她踮着脚尖做着“空中交叉”和“迎风展翅”，之后又向两位救命恩人和指导者深鞠一躬，遂投奔了红区。随着一系列戏剧冲突和芭蕾动作，这个只打算报私仇的小丫头逐渐成长为成熟的革命战士，连队骨干，长枪换做20响驳壳枪，军装则是资深军人穿的深蓝色那种。常青英勇就义后，她又背上了前者遗留下来的牛皮文件包，成为新任娘子军连党代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会儿的吴清华还叫吴琼花呢。1970年以后，所有的样板戏最终定稿时，吴琼花才变成了“吴清华”。（因为当年有一个名叫琼花的后来成了“托派”。）此外我们还知道：《智取威虎山》的孙达得变成了“申德华”，栾超家变成了“罗长江”，少剑波和小白鸽呢，变成了“参谋长”和“卫生员”。大名鼎鼎的杨子荣也险些变成了“梁志彤”，毛主席老人家没点头舞才只好作罢。在那个大改姓名也大赐姓名的时代，海南色彩的琼花成了北京色彩的清华，同舞剧主演（A角）薛菁华的读音十分接近，庄生与蝴蝶越来越搞不清彼此的差异了。
　　天桥剧场在老北京勾栏瓦舍的流韵中显示着20世纪60年代的气派，大墙内外不断飘动着一个著名问句：“有富余票么？”所有热衷于舞台艺术的首都人对这句话都不会陌生。我们徘徊在洋里洋气的剧场外面时，馋涎欲滴而又自惭形秽。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空谷足音一样的《天鹅湖》片断很快被那个穿皮外套的工人纠察队长给搅了，这使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小子更加迷醉于女人为主体的芭蕾舞演出场面。我们仿佛已经听见由吴祖强和杜鸣心几位高手作曲的舞剧音乐，听见了浑厚的圆号和嘹亮的小号声音。但我们始终只能是眼巴巴的局外人，革命文艺洋为中用的伟大历史进程与大多数平民百姓并无多大关系。
　　我的北京表哥对于我的一味发烧不以为然，这个剃着“寸青”穿着白色回力球鞋的高三毕业生，在到山西插队之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拿出一枚娘子军战士踮足、举枪的造型胸章对我说，曾有朋友用一张舞剧票和他换这枚精美的胸章，被他断然拒绝了，否则他早已成为看过这出革命现代舞剧的人啦。其实你只要欣赏了舞剧的音乐就成了，进不进剧场真的无所谓。你一到了里面，人挤人，闹闹哄哄，满台灰尘，能看出什么名堂？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儿！说这话时，我20岁的表哥双手插在裤兜里，哼哼哈哈，满嘴角的不屑。他的身前身后弥漫着菜籽油的香味，而那些北京大妈买了“肉末儿”（肉馅）后，还都用嫩绿的荷叶包着呢。
　　说来真是惭愧，直到四十多岁的今天，我也没捞到机会在欧式剧场里看一回全本的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如我一直没捞到机会看一回全本的《吉赛尔》、《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一样。（以上所做的剧情描述完全借助于当年的舞台片和珍藏下来的剧照。）但我敢说，除了有数的几百个专业舞蹈家和专业乐手之外，我其实最有资格在《红色娘子军》演出场地的前排就座了。不信咱们就比试一番，看看谁能把第2场、第3场的全部音乐，还有“常青指路”、“快乐的女战士”、“常青就义”以及南霸天一枪毙命后那段“解放”音乐完整地唱下来，并且交待一下各段音乐的主奏乐器？除了一口气说出舞剧音乐中所有西洋乐器的名称之外，我还可以告诉你，乐队中间还加了竹笛、唢呐、海笛（小唢呐）、三弦、柳琴和锣鼓钹镲。我甚至可以为你哼出南霸天和老四的主题音乐，说出常青主题音乐的几种不同发展，而且明白无误地告诉你，1969年初秋我在沈阳八一剧场游泳池望着蓝天白云仰泳时听到的第4场由大提琴演奏的乐段同1970年我背着粪筐走在乡间小路上听到的定稿后的第4场大提琴曲有何不同。
　　1997年8月18日，我在《沈阳晚报》第7版上看到这样条文化新闻：“民族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常演不衰”。文中报导，重新排练的“红色经典”《红色娘子军》1996年下半年上演以来，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当时该剧在离北京市中心较远的世纪剧院演出，虽然天不作美，又加上雅尼中国音乐会等演出的冲击，但依然魅力不减，上座率百分之百。不少没票的观众在演出开始后依然在剧场门外等候退票。”“1997年7月底，由中演文化娱乐公司承办的该剧又进行了北京地区的第3轮演出，据称售票情况也相当好。”这条文化信息重新令我眼红起来，我真想大热天儿地跑到北京看他一场。不过这一次，我又和红色娘子军的快乐的女战士还有深色绸褂的南霸天、老四们失之交臂。
　　10月初我去北京开会时，《红》剧的第3轮演出早已结束。虽然这出舞剧与天桥剧场疏远已久，但我还是特意去了趟那里。蹬三轮的小伙子拉着我在旧址的围墙外面转来转去，而天桥剧场已不复存在。5年前拆掉之后，3年前又搞了次奠基仪式，那以后，“天桥剧场”就一直以十几米深的长方形大坑存在着，就像我现在所看到的。一位姓孙的老人告诉我，想当年，这里可是不得了，每到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门外一辆辆的高级轿车，尽是红旗牌的。有一年，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来看演出，门里门外设了不少岗哨。那时候天桥剧场在北京城可是数一数二的地方，中国第一个旋转舞台就出在这儿……
　　在深秋的澄澈阳光中，天桥剧场四周的老房子和它们头上的衰草沉默着。剧场外面的玻璃宣传栏灰旧不堪，一幅幅几乎褪成白色的剧照无人理睬。模糊的字迹告诉我这个外地人，十几年前这里还曾上演过《堂·吉诃德》《海侠》《祥林嫂》《白毛女》等剧。但是，从头到尾却没见到《红色娘子军》的剧照。
　　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来龙去脉中有太多的故事。本世纪60年代初期，已故总理周恩来建议刚刚诞生4年的新中国第个芭蕾舞团，将芭蕾舞这门宫廷色彩浓厚的艺术革命化，搞一个巴黎公社题材、或搞一个十月革命题材的戏来试一试。那是共和国刚刚从天灾人祸中缓醒过来的温和年代，沈阳街头又可以见到点着嘎斯灯卖猪头肉的售货车了，不收粮票的议价馒头也可以在指定地点买到了。直到今天，许多中老年人一回忆起那个年代就激动亢奋。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讲话。而同年2月11日至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河北两省关于社教运动的报告，并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一年的仲冬季节，距毛泽东七十大寿还有14天的日子里，这位共和国的伟人对当下的一系列文艺形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说许多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话到此处，老人家愤怒而挖苦地来了句文言：“岂非咄咄怪事”！重新查阅那一时代的文献时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1963年，文艺界已决定停演“鬼戏”，昆剧《李慧娘》首当其冲。
　　就是在这一年里，中国舞蹈界开始酝酿一台中国式的革命现代舞剧。次年9月25日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彩排。从这一天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伟人一次次地为这个“新生事物”拍起了巴掌。而那时候，芭蕾舞这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艺术已经存在3个多世纪了。
　　“芭蕾”这个词译自法语Ballet，它的词源是意大利语Ballare。就是说，芭蕾舞剧的雏形产生于古罗马，但它逐渐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并发扬光大，却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传入法国之后。17世纪以降，亨利四世、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和红衣主教黎塞留都不惜耗费巨资来提倡芭蕾艺术，成立皇家舞蹈研究院，派专人搜集民间舞蹈从事加工。3位尊贵的皇帝甚至赤膊上阵，参加舞剧的演出，这令我们油然联想起比他们大八九百岁的大唐天子李隆基亲自上阵，洋洋自得演奏羯鼓的情形。18世纪以前的很长时间里，芭蕾舞的内容统统是又古又老，形式上基本是富丽堂皇的奢华的宫廷场面，装束则是假发、头盔、高跟鞋、肥大的裙撑和贵族服饰。宫廷妇女可以在其他场合凑凑热闹，客串演出，但在舞台上正式演出时，就是清一色的男演员了，这又令我们联想起中国早年间的戏曲表演规矩。即使凭借有限的想象力，想象一番香水诞生之前、很少洗澡的巴黎，高跟鞋和肥大的裙撑回旋于舞台的情形，我们也会忍俊不禁。18世纪30年代，有一位名叫玛丽·卡玛戈的女演员，开始对那些华丽而笨重的服装感到厌烦了，于是她把舞裙剪短了一截，仅仅是让自己的脚踝露出来，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世界芭蕾艺术的后继者们却永远感激这胆大包天的一剪子，否则人们永远要饱受拖泥带水的古典“高跟鞋式芭蕾”的折磨了。芭蕾舞女演员的裙裾从地面一直短至膝上的过程，也正是人类逐步走向宽容与开明，走向大胆地旋转起来的过程。与我们现在最接近的成熟的芭蕾舞演出形态，是1830年以后出现的，足尖舞诞生了，人们一天天习惯于谢幕后那满台的嗒嗒足音，过去在舞剧中占主要地位的男子舞蹈从此让位于女子舞蹈。在衣饰越来越轻捷的芭蕾艺术的发展中，世界上又有了俄罗斯的《天鹅湖》《灰姑娘》，和中国的《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中国的革命文艺从五四以来一直有个洋为中用的传统，无论是最早的《五四纪念爱国歌》，还是其后的《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等，从曲式结构到演唱风格、伴奏方式都带着欧风东渐的现代印迹。穿着长衫（或黄军装）、挥着指挥棒、拉着小提琴进行战地宣传的革命艺人形象，早已通过电影和黑白照片印入人们的脑海。建国后，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阻力，还有人仿照提琴原理试制出一种叫做“革胡”的替代性乐器（分小、中、大和低音革胡4种），以此来彻底“净化”民族管弦乐。70年代甚至有过关于西方无标题音乐“阶级性”的一厢情愿的讨论。但钢琴、西洋管弦乐、多声部形式和足尖芭蕾仍旧在中华大地上蔓延开来，与古老的传统艺术相互映衬、相互渗透。六七十年代，冠以“革命现代”字头的芭蕾舞先后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草原儿女》，与京剧杂交的“革命现代交响音乐”先后有《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此外还有“钢琴伴唱”《红灯记》，更有个“弦乐钢琴五重奏伴唱”《海港》。革命意识、斗争哲学、国粹精神和来自“腐朽世界”的艺术形式，就这样奇妙地糅合在了一处。向苏联专家学习芭蕾的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最初跳入海南椰林的艺术情境中时，曾被批评为像“娘子”而不像“军”。于是她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革命文艺的基本实践——下连队当兵锻炼。舞步一天天坚硬起来。
　　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们逐渐知道了第一任女主演白淑湘的故事，第二任女主演薛菁华的故事，以及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棠的故事。许多年以后我们才晓得，30年代真正在海南战斗过的娘子军里并没有“洪常青”这个男性革命者，那是由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现在她若还活着已年近九旬）演化而来的。大概早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编剧时，主创人员就觉得应当有一位男性革命者，故事看起来才引人入胜吧？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铁的规律后来又被舞剧遵循下来了。许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常在想，倘若当年，这个男女搭配的原则没有被编剧贯彻进电影和舞剧里那么，中国当代史上会不会出现“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这个恶魔？从辽宁盖县走出来的漂亮男孩儿、文工团员，会步入另外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呢？这样的假设当然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中央芭蕾舞团的“台柱子”刘庆棠抡着大刀“劈叉”、“单脚旋转”、“侧燕飞”，在谁也无权穿西服的时代惟有他趾高气扬地穿着白色西服，大摇大摆出入于南府……这已成为无可更改的历史。
　　据说江青女士看中了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后，曾经忽发奇想，只有这个心血来潮的奇想的实现，才能更好地证明一位旗手对于《红》剧的呕心沥血。这个趣事源于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诘问。1964年10月，毛泽东在看到《红》剧第3场娘子军连里应外合攻克椰林寨时随便问了一句：“洪常青是怎么进南府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应由简洁、集中的舞剧来回答，而江青女士却抓住这个机会，严令舞蹈团的主创人员再搞出一个制定作战计划的开会的场面，怎样以不符合芭蕾艺术规律为理由的面露难色都不中用。3位编导挖空心思，勉为其难，最后设计了洪常青、连长和吴琼花开会的情节。舞台上有一张桌子，墙上还挂着一张地图，几位娘子军连的骨干围着桌子举手投足，比比划划，就跟打哑谜似的，怎么看怎么滑稽。最后，连江青本人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虽然她说：“你们整个理解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嘛”，但也只得不了了之。如此奇想到底没能成为舞台现实，否则《红旗》杂志一定又要发社论了，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是“无产阶级文艺对资产阶级文艺的又一次胜利”，以后甚至用芭蕾形式表现主席台、分组讨论和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也再无禁区了！这个惊世骇俗的天才举措可不可以写入《吉尼斯世界大全》？可惜我们谁也没亲眼目睹那个“划时代”的设计和排练的场面。即使革命现代京剧的文戏里，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开会场面，剑波和子荣分手时前者唱道：“还要开支委会讨论决定，用集体的智慧战胜敌人！”遂将那些枯燥乏味的场面推到了幕后。而动作性更强的芭蕾舞剧却要硬着头皮“开会”，将文山会海舞台化，让人们即使在可以喘口气的娱乐时间也千万别忘了那些亲爱的会议，真真难为了编导和舞蹈家们。那一男二女得怎样跳那表现讨论和思考的三人舞呢？搞不搞并不意味着爱情的“托举”？如果男党代表“托举”女连长或女战友吴琼花时，另一位站在地下的女同胞怎么办？要不要搭着常青的肩头来一个“迎风展翅”？或者，干脆再来它一次“倒踢紫金冠”？
　　当我把这段轶事讲给辽宁芭蕾团的两个年轻女演员时，她们在餐桌旁只是淡淡一笑。她们中有一位是不久前才从广州重返辽宁的，准备在新编的芭蕾舞剧《二泉映月》中担纲女主演，今年才19岁。而另一位几年前曾作为辽宁的第三代吴清华跳过《红色娘子军》的选场，那会儿她也不到20岁。在辽芭的三百平方米的排练大厅里，她们和队友们都很顽强也都很出色，满窗台密密层层新的旧的硬壳足尖鞋（该团每年仅用于足尖鞋的支出即十多万元）和她们脚趾上的伤痕能够证明这一切。好几个坐在角落里静静休息的女孩子都回答我说，她们打算一直跳到实在不能跳的时候然后退役干别的。第三代辽宁吴清华穿着浅色练功服，代替着编导，用一句又句法语的芭蕾行话，指导小男小女们一节节地练功。她身材高挑，眼睛很大，比共和国第一代吴清华（白淑湘）1964年首演时，要小上好几岁。她大概不知道白淑湘和刘庆棠这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她的辽宁老乡吧，她大概也不清楚白和刘这一对早年的黄金搭档在文革中，一个如何被打翻在地，而另一个如何被捧上了天。排练的间隙，第三代辽宁吴清华不时地用黑色手机同什么人通话，另一只手则优美地叉在腰间。几年前她接受饰演吴清华的任务后，也和我一样，是个从未在任何场合看过《红色娘子军》全剧的人，只好调来她出生之前拍摄的《红色娘子军》舞台片，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模仿。这个1974年出生、担心吃甜食和油腻发胖的小吴清华，直到换了时尚的便装、背着真皮坤包袅袅离去时，大概也想不通，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干吗钉住《红色娘子军》问个不休。
　　1972年，京剧《红色娘子军》又相机出台了。对不说不唱的刘庆棠和薛菁华有些厌倦了的中国百姓，又对且说且唱的冯志孝和杜近芳表现出了新的热情。他们说，这个还有点儿看头，那个嘛，从头到尾也不说句话，就那么舞舞揸揸蹦蹦达达，不晓得他（她）要做个啥？于是，小弟弟一样的洪常青和大姐姐一样的吴清华踏着鼓点儿唱着京剧，又开始了他们的新编海南故事。我至今仍然熟记洪常青在南府冒充“光华橡胶公司”总裁，痛斥“南总指挥”的一大段念白：“我公司自创业以来，上有远大之宗旨，下有坚韧之毅力，同人齐心，众志成城，名扬四海，声震八方！（此处有锣鼓）此次开发海南橡胶园，有关当局，大力支持，各界父老，纷纷赞助（我平生第一次听说“赞助”这词儿就是这时候）！不料踏进这南府，竟遭冷遇，主人见疑，宾客喧嚣，谈虎色变，草木皆兵。（语速加快）看来这椰林寨，地不是安全可靠之地，人并非合作共事之人，成大业，脚下自有千条路（语速渐慢），我何必非走南府这独木桥！（又是锣鼓）”然而同充满了妙乐和动感的共和国一流舞剧相比，京剧《红色娘子军》实在有些逊色，显得过于生硬了，我们只觉得唱词在不停地运行，雄心壮志在不停地被言说，而实在不清楚那些口号和进行曲一样的唱腔同优美的京剧板腔体有何关系。第2场《清华参军》里，吴清华用沉闷冗长的“反二黄”控诉了南霸天的罪恶之后，端起枪参加了娘子军。这时候，这个苦大仇深的“小丫头”又用“西皮快板”唱了一大串咒语一样的誓词：“翻身奴隶把兵当，清华手里有了枪！两代冤仇聚枪口，满腔怒火压枪膛！志更坚来胆更壮……”这大概是1972年版的京剧《红色娘子军》中最可怕的一段唱腔了，简直就是大调主和弦1、3、5的梦魇般的轮回或者叫和弦分解。我始终疑心这段咒语般的唱腔源于一种恶作剧，好像是什么人憋着劲要和谁过不去，和谁怄气，至少是要用战斗的进行曲，同已经成功了的其他京剧样板戏的优美唱段开开玩笑。用今日的时尚话讲，这可不可以算是“后京剧”、“反京剧”、“解构主义京剧”的率先尝试？不要说和最初的五个京剧“样板戏”相比，即使同70年代后出现的新一茬京剧现代戏《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等相比，这段唱腔也显得十分的不动听，天晓得是哪位高手的手笔？一向乖戾、挑剔的江青女士怎么就点了头呢？许多年以后，京剧现代戏借着摇滚节拍和电子合成器卷土重来时，当年的大部分现代京剧（甚至包括《海港》的唱段几乎都灌进了盒带，出现在卡拉OK酒吧和现代化舞台上，可我们几乎听不到京剧《红色娘子军》的声音。不过当年吴清华那口号和进行曲式的唱腔，却还是被我们牢记下来：

　　接过红旗肩上扛，
　　接过先烈手中枪！
　　踏着英雄足迹走，
　　革命到底，永不下战场！

　　1997年5月，在一次全国期刊展览活动后，我和我们省期刊界的同人一道，由广州去了海南。我们乘坐一辆中巴，在两个导游姑娘的陪同下，顺着东线，向中国最南端长驱直入。椰子树、棕榈树、槟榔、剑麻在车窗外飞速滑过，我们一大群北国人兴高采烈地唱起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导游小姐小李用海南风味的普通话告诉我们，椰林寨是有的，但“南霸天”作为个人并不存在，是个反动势力的化身吧。她还不断地为我们介绍她的家乡，说到一个地区时，她引用了一段顺口溜，其中几句是：“三个蚊子能炒一盘菜，大姑娘背着孩子谈恋爱，八十的婆婆爬树比猴快”。海南的各个“度假村”都带着一派欧美式的豪华，天蓝色游泳池水倒映着高大的椰子树影。我们面如重枣频频敬酒时，都嘻嘻哈哈地互问，昨夜你去街头买玳瑁手镯和珍珠项链时，遇没遇到“黄色娘子军”啊？
　　在琼海市的万泉河边摄影留念后，我们回转身蹲下，买了一个老太太的红椰喝起椰子水来。喝完椰子水，老人又用木片将椰壳里薄薄的脂肪刮下来让我们吃下去。这位老人戴着一顶斗笠，穿着一身蓝衣裤，慈眉善目，身体很好。告诉我们她姓黄，今年八十二了。我搂着老太太合了个影，就像搂着自己的亲外婆。红色娘子军的仅存者王时香老人就住在这个县级市的阳江镇上，离这儿不会很远了。如果她还活着，会比眼前这个红光满面的老婆婆年长个四五岁吧。半个多世纪前，王时香和她们同村的姐妹庞琼花戴着列宁帽，穿着大襟衣，共同率领娘子军连战士，同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生死较量，庞琼花任连长，王时香任指导员。王时香的丈夫庞世国在她们那个师当传令队长，娘子军连归师部直接领导后，夫妻俩曾有过一段团聚的日子。后来在文里岭同国民党陈汉光部作战时，红军在敌军进犯之处埋了不少地雷。撤退时，还须将地雷挖出来。一天中午，庞世国自告奋勇去挖地雷，不幸误踏地雷牺牲了。王时香获悉后，当场就昏倒了。这位老人当年曾坐过5年的牢，吃尽苦头，还领着其他战友砸铁窗越狱。而她的好姐妹好战友庞琼花也曾和她一道吃野果，喝田里的水，打仗、坐牢、越狱，感情甚笃。后来，因上边有人怀疑庞是“托派”，便将庞调到母瑞山根据地的农场劳动（软禁）去了。日本鬼子到了海南后，庞琼花在一次搜山中死去。我们从电影和舞台上看到的英雄洪常青和吴琼花，即是这两位女军人的形象延伸。而当年，她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许多年后竟有那么多艺术家跷起足尖重现她们当年的光荣和苦难。她们也并没有扛枪正步、齐唱《娘子军连歌》的经历，那是女作曲家黄准建国后根据琼剧的过门儿，特意为电影《红色娘子军》谱写的电影主题歌。这支传遍大江南北的主题歌首次从作曲家的琴房里用钢琴弹奏出来时，距海南当年的浴血奋战已二十多年。其中一句歌词“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文革中在舞剧演出时已易为“打碎铁锁链，翻身闹革命”。
　　据悉王时香老人很矮很瘦，牙已全部掉光，但精气神儿十足，耳聪目明，腿脚蛮利索。在她的青砖小房里仅一床一桌，桌上放着《国际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和《邓小平文选》。可惜我们的观光队伍又要上路了，关于王时香老人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仍然只能是“据悉”。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这些动不动就说什么“黄色娘子军”的轻薄小子应当过去看看她，为老阿婆捶捶背，扇扇蒲扇，再端来一盆水跪在地上，为老人家洗洗脚，像二十多年前风行一时的坐唱《处处是亲人》中唱道的，“把祖国的大好形势，给大娘说……”
　　中巴再次疾驰时，望着窗外的椰子树、棕榈树和海南的蓝天，我忽然想刚刚与我合影的黄姓老阿婆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因为她一面对照相机作着表情，一面拍着我的腿说，我老了，不好看啦……
　　半个多世纪以前，阿婆您在干什么？怎么没参加红色娘子军？
　　在琼海市加积东门的中心大街上，我们看见了建于1986年的红色娘子军塑像。塑像高5.8米，由花岗岩组成。女战士被当代美术学院的才子们塑造得宁静健美，眉眼比白淑湘和薛菁华的威武多了，斗笠，绑腿，草鞋，武装带和头上的八角帽、肩上的钢枪都韵味深长。王时香、庞琼花她们当年穿的大襟衣，现在变成了四只衣兜的标准军装。
　　人们在塑像下争先恐后摄影留念，所有人都不断重复着那句礼貌用语：
　　“对不起，请让一让。”

　　本文选自《记忆鲜红》，刘嘉陵／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