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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兄弟失和,就为了一个日本女人?

(2020-08-04 10:52:00) 下一个

作者简历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多篇被一些丛书收入。

 

原题

一言难尽周作人

 

作者:张家康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人物,恐怕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样的说不清,道不明。新文化运动时,他和其兄鲁迅,都是大潮中的中坚人物。后来,他们兄弟失和,成为陌路。日军占领北平后,他竟然出任伪职,沦为文化汉奸。然而,也就是在此期间,他又尽其所能地保护李大钊的儿女,并将他们送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正是因为他有着如此谜一般的经历,几十年来,众多的文化人从未放弃对他的研究和破解。

 

周作人

 

五四弄潮

 

周作人以小品散文见长,文章风格清涩幽默,所汇聚的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永日集》《谈虎集》《看云集》等。他对神话、童话和民俗学的研究独有造诣。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由主张“人的文学”到呼唤思想革命,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著名的文学家苏雪林说:“与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他和鲁迅在五四时期,“同称为‘思想界权威’”。他的小品文创作,其成果在新文学运动中是“第一位”的。“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   

 

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时,《新青年》也随之在北大落户,成为北大文科的同仁刊物。周作人是以翻译家的身份,活跃在《新青年》时期的文坛上。他批评林纾这类翻译家,“用汉文一般样式,”把外文作品,变成“随意乱改的胡涂文,”这种“抱定老本领旧思想”的译作,无非是“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斑马文章,孔孟道德”。他主张:“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头换面。”他之所以如此推崇“直译”法,就是要输入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新思维、新语法、新词汇,以弥补中国语言的贫乏和不足。他的译作得到《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誉,钱玄同说:“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

 

他不单是文学家和翻译家,作为思想家还和鲁迅一样,深刻了解民族病态的劣根性,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他大声呼唤:

 

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
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痛疽。
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

 

此时,新旧思想之争日趋白热化,《新青年》一月出一刊,已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陈独秀倡议再创一更贴近现实政治的刊物。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下午至学长室(陈独秀办公室,作者注)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3元。”  《每周评论》创刊伊始,他便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和《平民文学》等。陈独秀读过这些文章后,很感振奋,立即写信说:“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这之后,他的文章频频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改变着文坛的创作走向,用胡适的话说,周作人用“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概括了中国新文化理念的“两个中心思想”,即“话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继《人的文学》后,他又发表《思想革命》等,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主张新文化运动要有破有立,那就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在五四那一代青年学生中,周作人享有极高的威信。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当年都是北大文科学生,他们本不太来往,是周作人把他们召唤到一起。他们常常聚集一起,并和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等发起组织“新潮社”,此乃五四时期最具号召性的学生社团之一。此时的北大校园内,并蒂绽放两朵奇葩,一为老师辈的《新青年》,另一为学生辈的《新潮》。新潮社郑重地聘他为社员,后又被推为主任编辑,青年学生已把他奉为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周作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理论,自然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所要取缔的“新思想”。1922年冬,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取缔新思想”案,《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被上了黑名单,他们还责成警视厅“定期禁书”,被查禁的书中,除《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外,还有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迷惘了,他的美丽的“启蒙救国”梦,难道真的是一枕黄粱,难道“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必然’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象是僵尸的再现”!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中,他是这样谈到中国思想启蒙者的命运:“(他们)是个孤独的行人……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 

 

周作人在八道湾家中

 

兄弟失和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他们原本也是“兄弟怡怡”,其情融融。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活跃在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史的佳话。正当他们互勉共进,增辉新文化时,兄弟俩却突然失和决裂。据他们的母亲说,周氏兄弟幼年时,绍兴长庆寺龙师父曾给他们取了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长庚、启明都是天上的星星,一为黄昏天出,一为五更天出,两颗星永远不相见。如果以此附会,不免宿命迷信,但是,要以此比喻他们失和的事实,恰是最为形象的说法。

 

据他们的日记所提供的信息,直至1923年上半年,他们之间还是“兄弟怡怡”,一起在八道湾生活,共同指导北大春光社的文学青年,多次与中外友人聚会……可是,到了7月14日,《鲁迅日记》却突然有这样的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后来又被他“用剪刀剪去了”。次日,周作人再也耐不住性子,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一周后,鲁迅默默地离开朝夕相处的八道湾。他们都尽量抑制着情绪。次年6月11日,这种难耐的沉默,终由无可名状的愤怨而爆发。周作人甚至拿起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挡住,才没酿成流血事件。鲁迅在当日日记说:“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周氏兄弟对于失和之事,对外不言不语,毫不声张。鲁迅所遗的全部文本,罕有明白无遗的辩说。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自此,他们兄弟失和便罩上神秘的面纱。人们只能从他们最亲近的人口中,揣度出事件端由之大概。他们的母亲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指鲁迅,作者注)对二太太(周作人妻,作者注)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三弟周建人也说,大哥二哥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他们朋友几乎都认为,兄弟失和“主要是经济问题。”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则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风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原是手足之情,而今似若参商。周作人由怨恨而对鲁迅开始情绪化的评说。他对人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利”,“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尽管他没有明言,但是,稍有思想的人一忖度,和如此倔强、多疑、动气的人相处,是难免不会发生冲突的。依从这样的逻辑推理,他也就将自己的原因择得干干净净,这恰是他的精明技巧之处。

 

当然,他对乃兄也不是全无亲情之念。鲁迅逝世时,他正在北大上课,当即悲痛地告诉学生,鲁迅去世,下一节课暂时告缺。他以这样的方式,婉转地表示对乃兄的悼念。后来,他在《宇宙风》上发表《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称自己所知道的鲁迅的事迹“已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事虽细微而不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取焉。”  

 

他以平实、客观的态度,介绍鲁迅早年的平淡无奇的事迹,而对晚年则尽量回避,“即不知为不知也”。建国后,他完成好几部研究鲁迅的专著,如:《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这数十万言的文字,正显现他对乃兄的怀念之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这些文章已算对得起鲁迅。

 

周作人与哥哥鲁迅

 

自诩苏武

 

1937年7月29日,北平被日军占领,北大和清华宣布南迁。大批文化学术界名流,纷纷踏上南下的旅程。郑振铎曾劝周作人离平南下,他却说中国没有力量和日本作战,仗是打不起来的。南方友人也都驰书敦促,他均以“家累重”、“老母寡嫂需要奉养”为由,决意在北平“苦住”。

 

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闻讯后便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认为周作人是中国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是可以“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特出一头地者”。如果他“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为了答复郭沫若等的好意,11月1日,《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标题,发表周作人的一封信,信中有言:“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已经无需解释,中国文人既然多了个苏武,那么,所有关心周作人的朋友,都可放心大胆地松口气了。然而事情的真相远远不是这样。次年2月9日,周作人竟然长袍马褂,出席日本军部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几乎所有有良知的文化人莫不瞠目结舌、嗤之以鼻。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致信周作人,痛斥他“背叛民族,屈膝事敌”,“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日伪的任命为北大图书馆馆长。3月28日,又被委任为文学院筹备员。他终于下水,而且越涉越深,以至走向深渊。正当他官运亨通时,其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去世,教育督办遂成为空缺。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已属意周作人。

 

1940年12月20日,北平《实报》报道,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议决,“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日,周作人喜滋滋地接受《东亚快报》及其他日伪媒体的采访。这位当代苏武还腆着颜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日方发动,经过考虑答应了。”  

 

当时,《新民报》记者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督办素描》中,是这样描述周作人:“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10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老而为吏的他,倒还是个循规蹈矩、勤勤恳恳的公务员。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还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十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

 

他的爱岗敬职的行为,深得汪伪政权头面人物的赞许,每次来南京,“立法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长”梁鸿志等,都要亲自接见,以示关怀。汪精卫甚至设家宴予以款待。而他对汪精卫更是奉迎谨恭,大肆吹捧。是年,有人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他即为之作序,吹嘘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止无不可也”。

 

这年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周作人任副统监,并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训词。更为滑稽可悲的是,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他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只差佩枪挂刀,军不军,民不民,活脱脱的一副汉奸丑角的嘴脸。

 

八年抗战,日本战败。1945年8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日均放送发表战事终了。下午1时顷往综研所访坂本与李、陈、黄诸君。雨中回家。”雨中行走,心事迷惘。他明白接踵而至的后路,所以,他给在重庆的傅斯年去信,以备往后的追诉。他还让人带口信,表示去晋察冀解放区的意愿,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果而终。12月6日,周作人被逮捕。次年12月19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畏友守常 

 

周作人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他初倡新村运动时,便得到李大钊等的支持。他们还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他回忆说,《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外,别的都不容易找。只有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上班时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他没有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大钊的“雅儒”,谦谦君子,与之相处感到亲切,故而称之为“畏友守常(即李大钊,作者注)”。他的日记多处记有李大钊和新村运动,如“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

 

1927年的中国政治,先是波谲云诡,后是血雨腥风。4月7日,李大钊等为奉系军阀逮捕,接着便惨遭杀害。李大钊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的印象,在他的脑海中已成为不灭的定格。可是,当时的《顺天时报》却发表文章说,李大钊“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友人已殁,还横遭非议,他义愤至极,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维护李大钊的英名,指出,李大钊是“以身殉主义”,本“没有什么悔恨”可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李大钊“身后萧条乃若此”,正是他“自甘澹泊”的明证,其高风亮节定可启示后人,怎容狗苟绳营之辈说三道四!

 

此时,更令他忧惧的则是南方的“清党运动”,最初,他想持所谓不偏不倚的立场,不介入国共两党的争斗之中。可是,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的鲜血,使他从泪眼模糊中惊醒,况且,这些被杀戮的青年中,有许多是他所熟悉的学生,他再也不愿保持沉默和中立,在《偶感之三》中写道:“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江浙一带为国民党出好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北大的刘君在 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 

 

这凝重的文字,所体现的是对学子的殷殷关怀,而在《怎么说才好》中,他的忧惧已化为愤怒,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乱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  他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国民党在“清党”中的狂捕滥杀,这是他一生弯弯曲曲的思想旅程中,最为炫目的亮点。

 

李大钊就义后,他不怕戴“红帽子”,与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参与后事的处理。李大钊被捕时,其长子李葆华已是共青团员,也在追捕之列,周作人将其藏在自己家达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和沈尹默等筹划,让李葆华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以避风头。李葆华对此记忆终生,他说:“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  他在任伪教育督办时期,还多次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1939年,冀北暴动失败后,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及其夫侯辅庭、幼子李光华来到北平。他十分清楚他们的政治身份,仍然悉心照顾,全力掩护。1940年,李星华和李光华在他的帮助下,离开北平前往延安。

 

李大钊遇害后家境窘困,其遗属要求变卖其所遗书籍。他受李家之托,为此奔波,先后与胡适、蒋梦麟、钱玄同等相商,极力帮助李之遗属度过难关。1932年,李大钊的族侄李乐光在清华任助教时,秘密搜集李大钊遗作,编为《李大钊全集》。李乐光被捕后,李大钊的文稿由李星华交与周作人,希望能够早日出版。

 

1939年4月,北新书局终于出版《守常文集》,遗憾的是,所出仅是原书稿的一半。周作人在《从四月六日谈起》一文中,是这样提到这部书稿,“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经其族侄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将来或许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原书稿的后半部分,周作人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交予北京图书馆,《守常文集》才以四卷本出版,其悉心保存遗作功不可没。

 

 

寿则多辱

 

1949年1月,周作人被保释出狱,旧友胡适托人劝他去香港或台湾,可得教授职位。他婉谢说,我当年苦居北平,曾以苏武自况,这次倘离上海,难道以白俄自居,还是自称政治垃圾?可见,他对蒋记“中华民国”是持排斥和厌恶的态度。出狱的那天,他喜忧交杂,随感而发,吟诗一首: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
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他为此诗注释曰:“桥者老虎桥,溪者溪口,菰蒲者蒋也,今日国民党与蒋已一败涂地,此总是可喜事也”。持此心态,他之不去台湾,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

 

他可不是“公薪”作家,享受不到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的唯一途径便是写作。1949年后,他为《亦报》写了许多文章,然而,所作皆为布帛菽粟而作,终缺其文之神采,而他也似感勉力而作,江郎才尽。困窘之中,朋友劝他写写鲁迅,最初,他写“鲁迅在东京”系列文章,共是三十五篇小文,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一气写成百多篇文章,都是回忆鲁迅的生活和创作。兄弟失和后,绝口不提鲁迅,可是,命运竟会如此的捉弄他,晚年竟要以写鲁迅来赚钱糊口。

 

他直言不讳地说,由于他和鲁迅的特殊关系,所掌握的鲁迅的“过去的事实”,是他“写文章的资本”,换句话说,是他赚稿酬的生财之道。他甚至为生活所累,将秘而不宣的日记也拿来兜售,这种尴尬和无奈,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可悲可悯之处。

 

应该说,他的稿酬是颇丰的,每月总有三百万元左右(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百元左右,作者注)的进账,可是,他的日记所记却是:“本月收入虽亦不少,而窘迫殊甚”,之所以“窘迫殊甚”,除却家口过重,则是夫人不善理财所致。无奈之下,他只得不断“上书”,文化主管部门对他的来信予以重视,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他的译稿,全部买下来,每月先付二百万元生活费,其余部分在书出版后结算。他开始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同时还有稿酬及其它收入,总不该再说“窘迫殊甚”了,可他还是叫穷不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王士菁回忆说:“他总是‘缺钱用’,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这就令人觉得奇怪了:他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呢?”  

 

除“穷”而外,每到秋季,他都要发作如他所说:“干草热或花粉热”的病,症状类似感冒,不断地打嚏流鼻涕,秋分后“也就自然中止了”。这种不算大病的“病”的骚扰,毕竟是季节性的,间歇似的,而他所居住的八道湾,早已失却往日的恬净,所搬进的市民家庭,必然带来市俗的纠纷和争闹,已经搅得这个读书人的心境,再也无法安宁。

 

更令他头痛的是,风风雨雨几十年的老夫老妻,竟至晚年失和吵闹,真乃生命之大不幸。由1960年、1961年日记可见,所记多是:“几不可与语,”“临老打架,”“上午大不快,”“下午又复不快”等。“穷、病、闹”如三座大山,将他压的喘不过气来,以至他多次想到“死”,以了却这无止境的痛苦,渴求“了解古人所谓长眠之乐矣。”  

 

人之无可无不可的活着,他视之为“默杀”。他从香港友人处得知,海外对他有种种评价时,很是感慨,他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1951年,在他六十六岁生日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诞生为苦难之源,为自己计,自以为少遇见此日为佳耳。……庄子述尧时封人之曰,寿则多辱。若是(我以为这是对的)则亦是不幸也。但我现今目的只在为人与为工作,自己别无关系。故仍愿能忍辱负重,再多译出几部书来。那么,生日还是可祝,即长生亦所希冀者也。”   

 

“为人与为工作”,“再多译出几部书来”,正是这种达观的生命态度,支撑着他在“寿则多辱”的境遇中,依然笔耕不辍,译出多卷本的希腊、俄罗斯、乌克兰、日本等国的文学名著,并且编选《明清笑话集》等。1961年3月28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寿则多辱,良为知言,俗言豹死留皮,前日已照得一相,据云较生时为佳,此所以当豹皮耳,一笑。”  

 

他终究走不出生命的阴影,而五年后的那场“革命”,却真的使他在劫难逃,陷于灭顶之灾。有人曾亲眼目睹,他在无知蛮横的年轻人的看管下,所经历的生活之惨状:“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的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的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 

 

1967年5月6日下午,他终于走完自己的路,与世永诀的容颜是那般地安详,仿佛沉睡般的宁静,真如他两年前遗嘱所言:“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销声灭迹,最是理想也。”时年八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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