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岁月深处

邵燕祥 · 生平

著名诗人邵燕祥先生8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邵燕祥出生于1933年，父为汉族，母为满族，浙江萧山人，中共党员，1948年北平中法大学肄业。邵燕祥1949至1957年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后至1984年任《诗刊》编辑，1980年成为笔会（PEN）北京中心会员，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第四、五届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届全委会名誉委员。

 

邵燕祥于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诗文集70余种。他的诗集《在远方》、《迟开的花》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杂文集《忧乐百篇》、《邵燕祥随笔》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1917年，北京钟楼

 

清末北京前门大街

岁月深处（选读）

 

邵燕祥

 

八面槽

 

 

 

 

北京八面槽天主教堂 

 

即现在王府井大街中间一段。

 

八面槽，是个十字路口。往西是东华门大街，紫禁城的东华门遥遥在望；往东是金鱼胡同；往南，正经是王府井大街；往北，一直走到灯市口，往日就叫八面槽，过灯市口再往北，那一段从前叫王府大街。

 

早先，金鱼胡同西口里面，东安市场、吉祥戏院、东来顺饭庄都是有名的。西口往北把角处有一家“宝华春”，老牌的鸡鸭店，预订下，可以派伙计送鸡送鸭送鸡什鸭什。

 

几十年来，无数次从这里走过，顺心的时候，倒霉的时候，好天气，坏天气，合上眼能看见马路两边不同门面不同招牌，听到人声车声喇叭声，再往前还有人力车、自行车的铃声；也能梳理出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自己的喜怒哀乐，没向人说过，也没人知道的，虽然不是什么隐私。

 

但有一个沉重的记忆，永远和八面槽这个地名一起，压下了车水马龙，市声人语，那是一个拆除了五十多年却还留下浓重阴影的：黑色炸弹。

 

当然只是模型。日本占领的后期，一个黑色的炸弹，一丈多高，傻大黑粗地矗立在八面槽十字路口的街心转盘当中，尾翼翘然，见棱角，而炸弹头朝下，仿佛一触到地面，立刻就会轰然巨响，弹片与泥土瓦片纷飞，大火熊熊，浓烟滚滚，使繁华闹市陷入惊叫、哭喊，最终转为灭绝一切的寂静。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沦陷区中国人的恐吓和威慑，以炸弹，以暴力，以死亡。

 

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然而半个多世纪来，我读到不少写老北京的文字，却没读到有关的记载。

 

今天，八面槽的名字已经从市区图上抹去。城开不夜，南北贯通的王府井步行商业街上琳琅满目，一片升平。

 

我愿以二十世纪灾难中幸存者的身份提醒世人：二十世纪中叶，这里曾经高高树起一颗黑色的炸弹，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模型。

 

 

 

五棵松

 

 

地在西长安街向西延长线即复兴路上，地铁五棵松站在万寿路和玉泉路站之间。

 

一九五三年，还没修地铁。出复兴门西行，公主坟就显得很远；越公主坟而西有地名五棵松，我们当时数了数，已经只剩三棵了。

 

一九四八年北平围城时，傅作义退守城内，当时把复兴门外马路的行道树都砍了修建工事。五棵松古木的破坏，不知是当时所为，还是后来者的翦伐。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分别骑自行车和乘公共汽车出城，相约到袁方同志家作客。袁方早年从上海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华东台撤销后来中央台，时任文教组组长。我和她曾经联名写信给梅益，对机关里面某几个领导干部的表现提出批评。这表明我们对一些问题有相近或相同的看法。

 

袁方虽已中年，身体也发胖了，但年轻时能打篮球，现在夏天还下海游泳，不属于老气横秋的人。她有朝气，有干劲，不像动过癌症手术的病后之人。她常说：“列宁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我们向袁方打听了走法，但因这一带谁也没来过，绕来绕去走了些弯路。我记得骑车经过了农业大学所在的罗道庄。袁方家住在马列学院分院，这好像是个不挂牌的单位，也没法向路人或住户打听。

 

袁方的丈夫冯定，是我们都很尊敬的哲学家，党内知识分子老干部。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九五二年春夏之交，梅益拿来两张上海《解放日报》第三版，上面刊登了一篇冯定署名的理论长文，文题尤其长，总之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云云。有一张版面上勾改添加，眉批旁注，早弄成个大花脸。梅益告诉我，这是毛主席改的，他从于光远、林默涵处借来，还要归还，让我在一份干净的报上，把改动之处照样划出、誊清，等于复制一个副本。我很快就照办交卷。当时我的理论兴趣不浓，更缺少政治头脑，也没把这桩公案当一回事。许多年后才看到一个材料，好像冯定此文是与陈伯达争论的，毛泽东欣赏了冯文，而陈伯达作为中宣部长，竟一度因此失势。经过毛的批改，冯文在北京的《人民日报》上转载了。

 

一九五四年我调去做工业报道，同袁方联系也少了。不知冯定何时从马列学院分院院长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不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十年就够一个轮回。六十年代初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冯定的文集《平凡的真理》，不久就被中央级报纸点名批判。也只是批判而已。到了“文革”发动，北京大学一九六六年搞什么“捉鬼台”，这才把原先文质彬彬坐在台上的冯定副校长，跟教职员工中的“牛鬼蛇神”打到一起去了。

 

后来听说冯定去世。他们有个儿子是学理科的，同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八十年代，袁方也去世了。

 

应在这里补充交代一句：五十年代马列学院分院，专门接纳国外兄弟党的干部前来学习。我所知仅此而已，我估计主要是东南亚的共产党。但我想，波尔布特不是冯定的学生。五十年代他还在法国留学，六十年代那个分院又不复存在了。

 

 

当年北京新华广播电台

 

 

 

灰楼

 

 

复兴门外真武庙路路东，真武庙二条西口往北。

 

不久以前在复兴门外大街西行，从车窗望着复兴商业城、光大银行……那个真武庙路里，却不见我熟悉的灰楼，而路口分明是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路没错，里面的灰楼消失了，改建了。

 

灰楼和附近的粉楼，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广播大厦落成以前，是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以及北京市台的办公楼。命名缘于楼的颜色，粉楼以其粉红，灰楼以其灰。

 

灰楼的五楼曾部分辟为集体宿舍。多事的一九五六年，我就住在其中一间，我的床守在门口，同室还有对台广播部的苏新，广播剧团的张庆仁。

 

苏新是台湾省人，家眷还在那边居留。他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前后到香港，又转来大陆的。相对于我这样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四十多岁的苏新同志已是老人。他很持重，不大说话，说话时彬彬有礼，就对我们小辈也一样，很客气；他单身住在集体宿舍，看来只有到了台湾解放才能重见亲人，真是以身许国，四海为家，为革命奉献一切，在所不惜。我私心对他十分敬重，其中又夹着几分同情。

 

一九五七年初，我一结婚就从灰楼迁出了。

 

再进灰楼，已经人比楼“灰”。六十年代初我已经是“摘帽右派”；老上级左荧收容我到北京广播学院汉语教研组，学院成立于一九五八年，还在草创时期，当时广播局机关都迁入广播大厦，灰楼就成了学院校舍。

 

我在学院呆了半年，工作是给新闻系一年级和侨生班(许多是被印尼政府反华时迫害的华侨子弟)辅导汉语课和作文课。辅导课常安排在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两节。刚上课还好，站到近中午时，两腿一阵阵发软发抖，那是饿的。四十年过去，别的都忘了，这个挨饿的感觉一唤便醒。——难忘的一九六〇年啊!

 

后来调到中央台文艺部资料室，遂告别灰楼。但与灰楼因缘没断。更加灰头土脸地进灰楼，灰楼已经是拘管广播局专政对象的“政训队”了。

 

时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进了这个“政训队”的一队一班，这一班以文工团的人为主，有总团团长柳荫，副团长陈庚，艺术指导陈戈，说唱团团长白凤鸣，一级演员侯宝林，还有曲艺作家王决，民乐团指挥彭修文，在文工团打杂的我，再加一个管行政的副局长李伍。

 

地点就在我住过的灰楼五层。上楼往右是一队，共六个班，包括局长梅益在内，所谓“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像我这样忝为“老右派”者属之。上楼往左是二队，是许多有所谓问题后来证明都不成其为问题的人。

 

一个一个入队，都要恭听宣布十条“无产阶级专政纪律”。四个月后解散时，造反派称这个队是为了“保护”这些牛鬼蛇神而设置的，理由是隔绝了群众的揪斗，每星期还能吃一次带荤腥的菜，如肉片烧茄子!

 

当时还在位并决策成立政训队的，以局党组一把手、政委丁莱夫为首，下至政治部的一班人，未必有保护梅益、侯宝林等人之想，弄个名目把“黑帮”和“一切牛鬼蛇神”软禁起来，恐怕是接受了历次运动的经验，又借鉴了左邻右舍的做法。不过事后回顾，那个“红八月”特别是毛泽东、林彪“八·一八”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以后，北京城里一霎时“兵荒马乱”，抄家打人，血雨腥风，打死白打；把我们这些已经“揪”出来的人“圈”起来，胜似抛向街道，由派出所、居委会明里暗里怂恿红卫兵一类人随意处置，滥施私刑，也许客观上确实起了“保护”的作用。

 

刚一进来，班里还有一合唱队员，白白净净的年轻人，名叫钱正。我们两人抬筐在煤堆上来去，他赤脚穿着塑料凉鞋，走在煤块上磕磕绊绊，还是很出力地快跑，表现为积极地接受专政。我心里奇怪这样一个人怎么弄到我们班里来。冒着违犯专政纪律的危险，我试图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才知道他父母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去了，而他从小就地在南京参加了部队文工团。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台湾”的关系，才从部队转业。可惜我的好奇心还没得到充分的满足，钱正这个人就消失了。纪律在上，不能多问。但私下里却有传说，一说他从五楼跳下去了，一说他被公安部门逮捕了。又传说他父亲是台湾高雄市的“卫戍司令”(?)云云。

 

一九七九年后，各项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政训队一队二队“成员”几无例外。但没听说关于钱正有什么说法。又因为我在一九七八年底就离开广播局，有时记忆里闪过这么一个人，但从没找人问过。钱正其人者，到底是死了，还是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怎么处置的，放了没有?放到哪儿去了?八十年代后有海外、境外关系的，都“吃香”起来，成为“统战”对象，如果钱正健在，及此殊荣，我该会辗转听说的吧?

 

在“政训队”住了四个月后，放归“群众当中”，接受“群众监督”，我又重新留起头发(当初“落发”是我在政训队内惟一一次自主的决定，令孙队长发现后感到惊讶，但未怪罪)。又一年四个月后，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重入灰楼。还是“黑帮队”或所谓“牛棚”的性质，这回名目叫作“大联总专政队”，上有“群(众)专(政)办公室”管理，直属各派“大联合总部”，此时已军管，真正做主的是军管小组了。在我，也算是“二进宫”了，我却不似初入灰楼“政训队”的沉重。在里面是专政，在外面也是专政，其间远没有五十步与百步的距离，一步之隔耳。

 

上层的事不去说它，只说这个“走读”专政队，维持了一年之久，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前夕解散。这个队里除了老“政训队”的班底以外，加上了“亮相”于两派的一些干部，还有“文革”初期打倒了梅益，随后又在“一月风暴”夺权中被造反派打倒的丁莱夫。不过，梅益、丁莱夫等六七个人未在专政队“走读”，而在专家楼里“全托”，即单人监禁，上食堂也有人押解了。

 

专政队基本上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学习是在灰楼二层一间大办公室，如果我记得不错，正是几年前汉语教研组的所在。坐在长条凳上，常不免回思往昔，有时一瞬间仿佛窗外射进来的还是旧日的阳光。

 

让这些曾经坐办公室，时不时靠着椅背休息一下的人，统统坐长凳，大约也是主持者实施专政和改造的苦心。就像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奉贤干校的重要经验，“机械化不能代替革命化”，可以用载重汽车运输的，偏要用人拉肩扛，其思路完全一致。让这些“养尊处优”的家伙只劳动半天，就是恩典，半天学习实为休息，够舒服了，不能给椅子，只能坐条凳，挺着腰!这或者有助于消除“三大差别”之一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吧。

 

苏新这时也在专政队里，该干活就干活，该坐长条凳就在长凳上挺直腰坐着。他动作沉稳，更少说话。

 

外面在“清(理阶级)队(伍)”，里面也在“清队”。苏新跟我不同组，即使同组也不能互相沟通；全是坐牢的一套，不许互相询问案情，以免“串供”。大家集中在这个队里接受专政和劳改，但还须对原来所在部门的“清队领导小组”负责。直到专政队快结束时，每个人要写自传，才在专政队里开会，通过典型对全体施加压力，为的是要大家分别“认罪”，“彻底交代”各自的问题。

 

我因为是“老右派”了，即使有了“新问题”，也只是白纸黑字摆在那里，问题在你如何判断，不在我如何“交代”，更用不着内查外调，这时便觉轻松——也是一种奴才式的轻松吧，犹如有的猪拖去杀，那没被捉的猪就在旁边轻松地觅食。

 

这期间才听说苏新一些情况，粗知他三十年代初就是台湾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当时台共地下党归日本共产党领导，所以苏新被捕，在日本报纸上见过报道。现在就以三十多年前的日本报纸作根据来审查苏新。哦，他是坐过台湾监狱——也就是日本监狱的。那个年月我还没有出生，或刚刚出生。饱经沧桑的苏新，不知有什么样的今昔之感，他曾经拿今天的“群众专政”跟昔日的铁窗生涯做过比较吗?

 

想苏新之所想，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原先我寻思，他要想恢复组织关系，要等到台湾解放，而现在，谈什么重回党内，他的问题要想澄清，也是遥遥无期了。如果大陆上的台胞中没人能做他的历史证明人的话，待到台湾回归大陆那一天，在岛上还能找到证明人么?谁知要等到哪一天，苏新能等得到，他昔日的同志，可为他那段历史作证的权威人士却还能健在么?

 

不幸中之大幸，可敬的台湾老同志苏新活到了“文革”结束，虽然听说活得很艰难。我从党报上读到他逝世后追悼会的消息，那些加诸他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全已不见，还了他一个革命者的清白。

 

又过几年的八十年代中期，我才听说，他留在台湾的女儿(似名苏庆黎)，也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她以“夏潮社”的名义，突破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种种禁令，为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事业做着持久的努力。

 

但我不知在苏新最后的日子里，曾否见到分别多年的女儿。

 

 

 

颐和园大戏台

 

 

 

颐和园里大戏台，在东宫门西北，导游书上有正式的名字，我老是记不住。

 

颐和园里有许多地方留在我记忆里，但我不止一次来大戏台，却不是以游客的身份。

 

身份?壮工吧。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我从河南淮阳干校调回广播局。我是广播文工团全建制返京以后扔在干校不管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男高音朱崇懋)。这年冬文工团并没有要我回来的意思，是已经恢复工作的中央台领导顾文华提议，他们不得不给面子，勉强发了一纸调令。

 

我不了解内情，回北京第二天就上团里报到。总团给个冷冷的答复：回家等待分配。

 

也罢。“有钱难买待分配”，就此赋闲在家。整个一九七四上半年，是“批林批孔”热火朝天的日子。我得免去许多开会学习被迫发言表态的尴尬。加上长期干活忽然中止，在家里“蹲膘”，略略发胖了。

 

七月间，说有一份中央文件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叫我到剧团舞台工作队上班，有演出时装车装台，没演出时就在广播剧场后身的布景道具仓库兼木工房，给木工师傅赵振栓打个下手什么的。

 

每年“五一”、“十一”，照例在各大公园组织游园活动。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到颐和园的大戏台去装台。

 

无论四月下旬或九月下旬，算得上春秋佳日，我们乘大卡车出城，有如兜风。舞工队(不是武工队)队长老吕(学先)带队，小赵(振栓)是主力，还有小白小陈小王，以及陈铎，我，什么人等。陈铎在干校时是抓“五·一六”的重点对象，我们经常被派在一起劳动，此时他也没完全结案。

 

装台的活儿不重，又仿佛一次远足，连我和陈铎，一路心情也都很好。

 

颐和园，只有人少的时候，才像个皇家园林。我们去的时候，即有游人，也多半在长廊、排云殿、谐趣园徜徉，大戏台这个院里十分清旷，除了我们没有别的人影。

 

此情此景，最适于发思古之幽情。我坐在大戏台对面颐乐殿台阶上，心里念叨着“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才发现写歌舞场面的，几乎全是夜景，没有日场，更没有我们游园会在大早晨阳光照耀下演出的；还有，写的分明都是各种版本的《韩熙载夜宴图》，拟之于现代，就是大户豪门的“堂会”了。

 

颐和园里的大戏台，一年闲置三百六十天，也就是有限的节庆寿诞，给西太后办个堂会吧。江青虽有野心，不免常想步慈禧后尘，但大概“日理万机”，没想到颐和园里的大戏台，不曾借“五一”“十一”到这里感受一下女皇式的威仪：独坐中心，观看大戏台上献演的戏码儿，跟君临排练场审查样板戏，是不是一样的滋味?或许不是她不想来，而是忙着如毛泽东所说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得分身?

 

我们装台以后，离正日子还有几天，自有专人做安全检查，没有我们的事。事后从报上能看到党政领导人分别到各大公园，坐在小板凳上观看演出，“与民同乐”的照片。

 

于是悟到这也是“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台上演戏给台下人看，台下看戏的人里，也许身上带着更多的戏呢。我们装台的人不在场，顶多算是在场外看戏，矮子观场，“随人说短长”。我想起鲁迅有诗云：“静默三分钟，各自念拳经。”立刻又想，不可乱想，一旦说出口，偶语弃世岂不冤哉，市上也正追查各种政治谣言呢。

 

一九七六年的“五一”，政治空气凝固得令人窒息。但我们还是轻松地在大戏台完成了装台任务。事后“拆台”运回，更有戏已演完之感，说不清心情沉重还是轻松。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当年“十一”似未举办游园活动。我后来离开“舞工队”，也不管替演出搭台的事了。

 

 

 

先农坛

 

 

 

1901年，先农坛祈祷殿

 

先农坛内庆成宫

在宣武区南纬路。

 

先农坛原是明清两代皇家祭祀先农、天地以至“太岁”的地方，民国后多有变迁。这里指的主要是原址东南部的先农坛体育场。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晚，中直机关(应该还有北平市直属机关)在这里召开大会，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

 

这是在经历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斗争，终于解放了著名古都也是内定要建国定都的北平——北京之后，这是在渡江解放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并且准备成立由中共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的新中国的时候，欣逢建党的纪念日，谁说不该隆重地纪念?

 

我随着广播电台的队伍到达，兴奋，“新鲜”。第一次听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诞生的(后来经考证应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七一或取大数，或取肇始之义，或取易记，或索性因为长期以来湮没失忆)，第一次过这个革命的节日。半年以前，还是旧中国旧社会，那时候除了过大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只知道一个阳历新年，一个四月四日儿童节，一个十月十日国庆日，还有一个洋节圣诞。至于有革命意义的节日，则是每年三月二十九日，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为青年节。

 

革命了，胜利了，党教导我们这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改朝换代尚且要改年号，翻天覆地首先要改元，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改称公元一九四九年，正如辛亥首义以后，再没有大清宣统四年，只有中华民国元年了一样。

 

这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没有过青年节，青年节改在五月四日即五四运动纪念日了。在这之前，过了一个从前一般人没过过甚至没听说过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至于儿童节由四月四日推迟到六月一日，国庆由双十节提前到十月一日，又把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纪念日定为“八一”建军节，都是后话，也是人们生活和观念革命化的题中之义吧。

 

这就是我感到“新鲜”的缘故。

 

我们生活在时代的转折点，旧时代与新时代的接合部。“咸与维新”是必然的。我甚至感到我们民族历来是喜新厌旧的，时时在弃旧图新之中。早在近两千年前，王莽便改国号为新，并大改郡县之名。而近百年来，尽管守旧之徒对欧风美雨深闭固拒，但辛亥革命一刀斩断帝制的长辫，“五四”以后，趋新成为时代潮流。《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学。新诗。乃至新民主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中国是我们梦寐以求。六月下旬召开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会议，这一次是一定不同于旧政协的协议撕毁一场空了。毛泽东入住中南海，中南海正门的“新华门”三个大字，好像几十年前为中南海的革命化预先布置的，时令一到，便进入《新华日报》“新华通讯社”等等的同一系列了。直到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新思潮”，在一九五七年被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便转而批“新”，说刘宾雁的大皮包里装着的所谓新，是要让中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后话。

 

就在今天——一九四九年“七一”当日，党中央机关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昨天写定的宏文：《论人民民主专政》。虽还没来得及细读，却已从广播中齐越金声玉振的朗读中感到它的博大精深，挥斥方遒，慷慨激昂，睥睨时空，这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历史的光辉总结，这是新中国开天辟地的奠基之论。

 

怎么能不欢呼雀跃?

 

先是先农坛上空密云不雨，跟我们的心情不合拍。不过此刻专注人间，顾不上管天上的事情。谁知你不管它它要管你，一阵疾风过处，骤雨追踪而至。嗷嗷一片惊叫，几分埋怨，几分欢快，几分起哄，释放着集合起来默默等候中积存的声音和能量。从看台望下去，场内纷纷撑起早有准备的一朵朵雨伞，一时蔚然如雨后森林里疯长的一大片五彩缤纷的蘑菇(当天在场的著名女记者子冈就是这么描写的，次日一见报就受到批评)。巧得很，不一会风云过境，骤雨初歇，夕阳余辉从云缝乍露，不久前的惊叫不觉转为欢呼。

 

这时欢呼加上掌声忽然如潮涌起，原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走上主席台，都在向四面八方招手，一时我竟没看出谁是谁来。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毛泽东，印证了关于他十分魁梧的传说。回到家就在小本本上写了一首短句组成的诗，记录激动的感情。但这首诗——如果也叫诗的话，写得太粗糙了，当时就不好意思拿给人看；后来被人称作诗人了，就更羞于示人，暗中思忖，见过许多流传的粗糙的诗，大概都是在“无法(用语词)形容”的激情中写成的吧。

 

随后一说起那天的雨后放晴，毛泽东适时出现，我听周围的议论，总透着一种天人相应的迷信色彩，就如说什么真人显灵，头顶佛光，或是赌咒发誓就说“天打五雷轰”之类。这样的巧合，在九月下旬某一天又发生了一次。那个下午新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际，怀仁堂外云层中滚动一阵雷声。诗人何其芳于是写出了那首多年收入语文课本的诗：“新中国在雷鸣中诞生……”云云。

 

何其芳当然不会有天象感应一类迷信。像“共产党，天心顺，真诚为百姓”这样的歌词出现在孟贵彬的独唱《歌唱毛主席》中，原是采自陕北民歌的。

 

那年“七一”过去没几天，《人民日报》刊出了老诗人俞平伯的自由体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他当然也没有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他只是记录了那晚的巧合，淋漓的兴会。

 

五年以后，由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发难，转入揭发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两个战役中，何其芳都是处于批判者一方的地位，他写的有关文章带总结性质，权威性或仅次于周扬。但在其后的岁月中，在他主持文研所的工作中，对俞平伯还是有所保护，绝没有斩尽杀绝，在他和俞平伯之间，也没有恶语相加，“撕破脸”。这固然与所谓“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加以区别”的政策界限有关——何其芳是一定会执行并恪守政策的，——恐怕也与何其芳不失自知之明有关；他对自己之写作《论红楼梦》，老实地承认是临时抱佛脚的结果，他对俞平伯的学问应该也是承认并服气的，虽知俞平伯是钦定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运动高潮过后，也不致如某些人那样偏执以至于极端了。

 

但在对胡风的态度上没有看出这样的松动。那可能是长期以来认定胡风文艺思想属于异端，相信了有“材料”证明胡风不仅是与周扬作对，而且组成集团与党争夺领导权，这是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自觉阐释者和捍卫者的何其芳所不能容忍的；另外，内心深处，是不是对胡风的学问——他的理论和创作，以为都无足观，不具有俞平伯那样的价值呢，死无对证，无从稽考了。

 

［附记］一九四九年十月某日，还是在先农坛体育场，开过一次欢迎苏联文化代表团的群众大会，正副团长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跟大家见面。记得是孙维世担任翻译。

此后我没再来过先农坛，无论是看球赛还是开大会。好像北京市的群众大会一般都转到露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