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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

(2020-08-03 12:03:33) 下一个

作者简历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多篇被一些丛书收入。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

 

作者:张家康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作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几乎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对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当他获悉托洛斯基的政见与其一致时,便有意引为知音,开始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然而,当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的口号时,他便质疑问难,与之格格不入了。发展到后来,终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左冲右突、天马行空的独行客。

 

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一起

困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距此半个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受到瞿秋白等人的批评,并在会上作了检讨,往日的“领袖”风采已丧失殆尽。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中说:中共五大时,陈独秀虽然仍当选为总书记,“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7月12日,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训令,重新成立临时中央局兼常委,陈独秀被排斥于外。

 

他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事实深自愧疚,在一封给中央的信中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同时,他又表示,自己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这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

 

他虽已离开领导岗位,但是,仍对政治前景倾注了关切的热情。当他看到左倾盲动错误将要危及党的前途时,便再也不能甘于寂寞,不闻不问。他给中央常委写信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他多次去信中央,阐述自己的意见。然而,他的意见不仅不被采纳,反而作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郁闷至极,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挤他这个“老头子”。

 

他与中央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从不服输的他,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边,甚至天真地提出将他的信件,“全部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在未经中央许可的情况下,他竟在党内自由散发给中央的信。于是,他当然地受到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告诉他,“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警告他,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今天,我们重读陈独秀给中央的意见信,重读中央对其的批驳文件,仍能体悟到他与当时中央的紧张关系。作为历史的过来人,他们都已成为历史,作为历史的阅读者,我们可否假设,诚如陈独秀所要求的,“平心静气”“详细审查”他的意见信,并“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也诚如中央所警告的,他能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规劝,那么,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种走向呢?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决然不会听从一个“机会主义者”的絮叨。而陈独秀又自以为党的创始人,倚老卖老,无视党的铁的纪律,进行自由主义活动。他所表述的政治主张,又恰与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相吻合。于是,事情的结局便是意料之中的了。

 

当时,中共党内不少人,对于简单、生硬地对待陈独秀的态度,都曾表示过不满,如,王若飞、易礼容等。瞿秋白后来也认为,“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陈独秀虽然离开领导岗位,却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仍被一些人奉为旗帜性的人物。张国焘就曾向他建议“创造新党”,彭述之等则自标为“陈独秀派”,怂恿他去夺瞿秋白的权。然而,这一切都为他所不为。正如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所说: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此时,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波折,尤其是苏共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直接影响中国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和历史形象。斯大林在顺利地清除托洛茨基,并将其驱逐出境后,开始过问起中国党的问题。他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便表示即使象陈独秀这样的老同志,只要有不满的表示,便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如果这样,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在中共党内兴起一般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旋风,首先开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送请共产国际纠正其错误。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笔者走笔至此,十分痛心的告诉读者,中共的许多精英分子恰恰罹难于此时,如杨殷、何孟雄、林育南、恽代英等。

 

这时,他的外甥吴季俨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向他宣传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是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苏共党内很有基础;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外甥还建议他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会对中国革命有个全新的认识。当他正在迷茫和彷徨时,吴季俨的到来和提示,促使他尽快接触托洛茨基的观点,以从中找出可以诠释、化解萦绕于胸中的种种疑案和迷团。于是,他的另一种政治经历开始了。

 

接纳

 

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留学生,他们的人数在150人左右。1929年1月,第一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全称是“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因其机关报名《我们的话》,故而在后来的托派内部纷争中,又叫做“我们的话”派。

 

陈独秀通过尹宽,从归国留学生王一平手中,读到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件。他特别注意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和加入后又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说,共产国际“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最为“酷烈”,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造成的。

 

他总算找到了知音,不无感慨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

 

同年8月,他和彭述之与“我们的话”派相商,要求加入或与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我们的话”派一直鄙视他为“老右”,不愿接受他们,提出如果真心加入,必须服从一个先决条件,即承认其机会主义的错误。他愤怒了,一气之下,于9月间,与彭述之、尹宽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个组织因其机关报《无产者》,而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洛茨基极为关注他的情况,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给中国托派和他写了22封信,其中直接谈他的信件就有17封。托洛茨基赞同“我们的话”派的先决条件,认为现在,“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对他始终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的立场,而不接受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直不快,认为与这样的人统一,“便是不可饶怒的轻率。” 

 

他与“我们的话”派闹僵,并单独建立组织。托洛茨基知道后十分担忧,唯恐刚刚蜂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复信,表示欢迎并为之开脱说,他在“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说,希望能读到陈独秀“纲领式的声明书”。

 

不久,他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是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他的错误仅仅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这封信还鼓动全党,“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托洛茨基终于读到这份“纲领式的声明书”,评价它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指示中国托派,“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没有的。”他甚至高兴地说: 

 

“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洛茨基还让刘仁静转去对陈独秀的亲切问候,并说,他的《告全党同志书》,“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托洛茨基

 
统一
 

陈独秀离开领导核心后,难以接受新的中央路线和策略,并欲诉诸全党公开讨论。这种天真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绝。恰逢此时,他惊喜的发现,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与他竟是不期然而然的相似。于是,他的倾向托洛茨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他又是个具有独立思维的个性人,就在他倾向托洛茨基时,中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深深的挫伤了他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又为他们日后的政治关系设置了重重阴影,只是由于此时的他,在政治上独往独来,形单影只,如今好不容易觅得知音,当然不愿轻易放弃,于是,矛盾也就隐而未发。

 

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证,它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它是19世纪末,清朝政府出股金五百万两,由沙俄帝国政府修建经营的。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东铁路行将竣工时,年轻的陈独秀就指出,它是沙俄在东三省罪恶的起因,并向国人发出呐喊:“东三省从俄人造铁路以来,东三省的土地,还算得是中国的土地吗?”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经声明,中东铁路将“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但是,到了1924年,苏联又单方面宣布,中东铁路暂由中苏“共管”,接着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便是这个委员会主席。时隔五年,张学良受命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逮捕、驱逐苏联驻中东铁路人员,中苏两国酿起纷争,震惊一时的中东路事件爆发了。

 

中东路事件后,中共中央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过左口号。他对此厌烦至极,给中央写信说,这些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了,也太单调了”,如果再宣传下去,是“不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中东路事件不久,托洛茨基便指示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保卫苏联,对此,“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仅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陈独秀没有加入“保卫苏联”的大合唱,而是自成风骨,保持民族独立和尊严的严正立场。

 

中国托派主要有四个小组织,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他们在反对斯大林路线方面是统一的。但是,他们又各以正统自居,互相指摘、争论不休。他们对曾是他们领袖的陈独秀,也是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从不认知他的政治地位,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才争得一席之地。 

 

1930年5月,俄、法、德、西、比、美、奥、意等国托派,组成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前身),托洛茨基为总首领。托洛茨基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非常焦虑,一再催促“召集一个统一的大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托派各自为王,自以为是,要在这班自命不凡、资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领袖人物,实在太难。托洛茨基深思熟虑,觉得唯有陈独秀尚可孚众。于是,便有意把他推到中国托派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秘密召开统一大会,决定中国托派正式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他虽然和托洛茨基合而为一,并曾有过默契和合作,但是,这种关系是在不协调的基础上寻找和谐,在不统一的前提下强求一致,可谓背本趋末,谬之大矣。他与托洛茨基在很多问题上,有着难以弥合的分歧,如他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和谐;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而他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甚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已是“法西斯主义格柏乌政治”的国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托洛茨基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更是不以为然。托洛茨基却自以为了解他的思想精髓,对他的一些观点,采取妥协和苟且的态度。他则大不一样,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容不得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革命、中国事务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大革命时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由此论定,现在的容忍和统一,只能是暂时和表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貌合神离的统一和联合,必然是要破产的。

 


 

陈独秀在江津的卧室

 
抛弃

                                                           

他担任中国托派总书记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刚刚拉拉扯扯统一的中国托派又群龙无首,陷入无休无止的争争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后极为担忧,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来到中国。李福仁背着他,重组临时中央常委会。他对此提出严重警告:“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儿戏的。” 

 

他在狱中还过问中国托派的活动,这种自作多情,不仅没有一点号召力,相反,却屡屡召来警告,上海托派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组织。托洛茨基通过美国托派分子伊罗生,知道了这一情况,感到非常不安,指示伊罗生,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我“绝不相信”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至于开除陈独秀,那当然是“不允许的。”并说: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是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 

 

他对托洛茨基还是有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无聊的争执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在前程未卜的政治流亡中,托洛茨基还时时牵挂着远在中国的他,这使他深受感动。他思忖良久,觉得有必要给托洛茨基去封信,以无情地揭露中国年轻的托派的“极左派的倾向”,他在信中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究竟是谁…‥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托洛茨基很欣赏他的坦诚,在给中国托派的指示中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本质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出狱后,他即投身全民的抗日热潮,已无意于日见衰落的托派活动。当有人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时,他明显表示出厌倦的意向,并毅然由南京往武昌,他说:“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并郑重宣布:“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他与托洛茨基在对苏联的评价上,有着严重的分歧。托洛茨基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或者是“蜕化的工人国家”。早在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时,他就认为苏联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了。1939年8月,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他刺激最大,他更坚定自己的认识,指出苏联已“实际站在希特勒方面”,在文章和讲话中已将德俄并称为:“法西斯主义及格柏乌政治”。他对托洛茨基一再强调的“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口号,已完全失望,认为如若这样,“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他是“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历史已经证实,他的这一观点与托洛茨基相比,不乏真知灼见,也正是在这点上,他对托洛茨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托洛茨基和他从未谋面,而且,他们中间“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是,托洛茨基一直将他视为老朋友,表示“能够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根据莫斯科的经历,担忧他的人身安全。1937年8月至1939年2月,托洛茨基多次指示李福仁,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当实现,斯大林和蒋介石“将杀死陈独秀”,所以,要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

 

至于陈独秀的歧见和悖论,托洛茨基指示:“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与之决裂。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 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没有死于非命,托洛茨基却难逃厄运,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杀。

 

他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现在应“重新估定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一种政治思想接受的快,抛弃的也快。对此,他有过惊人的言论:“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他”,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亦然”。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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