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有两座高峰，《霸王别姬》和《活着》。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分别是陈凯歌和张艺谋，编剧是同一个人——芦苇。
将他们集结起来的，是三人共同的大哥：吴天明。
电影是合作的艺术，这几人的合作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辉煌。后来，大哥离开，几个兄弟各自分散。再度聚首时，大哥瞧不上小弟的“大片”，小弟也不再听大哥的话。中国电影没能再出现一部《霸王别姬》。
求学
1971年，二十岁的张艺谋结束农村插队，进入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成为一名纺织工人。他每天把百十斤的原料包扛进车间，再把四层厚的劳动布撕开，干的是纯体力活。
经过几年努力，他被调进织袜车间，才真正从事了点儿创造性工作——每月设计四种新的袜子图案。
张艺谋不甘这种生活，弄起摄影。这是个烧钱的事儿，他卖了血，换来一部相机。女友肖华知道他宝贝那台相机，拿蓝色的劳动布给他做了一个相机包，里面还精心缝了棉花。
张艺谋拍出的相片在工人手中传阅，也不时发表在报刊上。
年轻时的张艺谋
1978年，张艺谋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北电）。当时摄影系的年龄限制是22岁，28岁的张艺谋超龄被刷掉。他不认，在北京西安跑了几个来回，最终通过肖华的姐夫，把摄影作品递到了文化部部长黄镇手里。黄镇欣赏张艺谋的作品，亲自下了批文：“年龄大了，读四年太长，两年也可以嘛，人才难得。”
接到指示，北电给棉纺厂发了公函，让厂工张艺谋携带户口和粮油关系去北京报道。学校谨遵部长指示，给了张艺谋一个附加文件：“仅同意其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
张艺谋要去北京念大学了，女友肖华怕他见了世面就甩了自己，整日不展愁眉。张艺谋说自己不是薄情人，去北京前，先拉着肖华扯了证。
为应付人情礼往，张艺谋买了几打自己出品的尼龙袜子，告别妻子，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
与他同时进入北电的大龄考生还有一人——陈凯歌。
陈凯歌出生在艺术世家，父亲是著名导演陈怀皑。初中毕业后，陈凯歌到西双版纳农垦局当工人，砍了几年树。后来当兵转业，去了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
陈凯歌文笔极佳，写作文一绝，他想当然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坐进考场，看到考题，陈凯歌满眼发懵，才知道写作文和考北大不是一回事。
多年以后，陈凯歌忘了这个教训，觉得写好作文就能写出好剧本。
考北大失利，陈凯歌报考了北电导演系——因为不考数理化，且年龄限制高（26岁）。
考试时老师问陈凯歌什么是电影节奏，他不知道，但是为了面子硬答一通。第二天收到来信，他被淘汰了。
让陈凯歌意外的是，过两天他又收到一封信，说电影学院扩大招生，让他去参加复试。
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陈凯歌问老师，为什么头一轮就把他刷了？老师说：“我原指望你说你不懂啊，你不懂我们就能教你了，你说了那么多我还教你什么呀？”
陈凯歌的“显摆”差点断送他的前途。但他说，如果再来一次，他还得显摆。
年轻时的陈凯歌
那年入学北京电影学院的还有田壮壮、顾长卫、张军钊、何群、李少红、刘苗苗、彭小莲，他们同为杰出的第五代电影人，只是这些人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在此一笔带过，他日另作详述。
说回正题。1978年，陈凯歌、张艺谋聚首北电，此时的芦苇还在陕西老家待业。
芦苇与张艺谋同年参加工作，但工作第一天上了四个小时班，芦苇就辞职了。辞职原因很简单——不能读书。芦苇回到家，啃了四年老，他终日读契诃夫、罗素、维特根斯坦，忙着解决自己的价值观问题。
街道办干部得知芦苇的情况，深感同情，本着关怀大龄待业青年的人道主义精神，把芦苇塞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西影厂）。此时的吴天明已在西影厂工作多年，即将执导个人第一部影片。
进厂后，芦苇每日颠勺炒菜，干了两年炊事员。直到张艺谋、陈凯歌入学那年，芦苇才被调去美术组，做了绘景。
相比考上北电的张艺谋，芦苇的机遇差了不少，但考上大学的张艺谋过得也并不轻松。
进入电影学院，“厂哥”张艺谋第一次接触外国电影。在屏幕上看到比基尼和直升机的他被震到说不出话来。一回宿舍，张艺谋就迫不及待跟同学谈论。路过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看到，相视一笑，说：“刘姥姥来大观园了。”
张艺谋年纪大，又做了三年农民七年工人，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遭受“校园霸凌”的他差点打包回了西安。
好在张艺谋是个硬汉，在北电的日子加倍用功，买不起摄影书就生抄20万字。考完试，张艺谋各项成绩都很好，慢慢受到同学敬重。
曾嘲笑过张艺谋的陈凯歌在摄影展上看到他的作品，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心里生出几分敬意。
两年过去，别的同学正读大二，特批入学的张艺谋却面临着学业中断。他难过，跑去隔壁导演系找田壮壮诉苦：“哥们儿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所幸电影学院给了机会，张艺谋及时转正，念完了大学四年。拍摄毕业作品时，张艺谋加入田壮壮导演的《红象》剧组，去云南拍片。
张艺谋（右四）拍摄毕业作品
后来拍出《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看到这部片子时惊了：“我操，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从云南回到北影，张艺谋和陈凯歌一起看了《红象》的样片。陈凯歌评价不错，张艺谋却未觉满意。
陈凯歌对张艺谋说：“八二届153个同学，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临近毕业，学校老师说，可千万别觉得自己了不起，毕业进了厂子，不熬上十几二十年谁也别想掌机。
张艺谋算了算年纪，感觉前途又灰暗起来。
相聚
1982年，北电78级毕业，根正苗红的田壮壮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陈凯歌进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顾长卫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受“非正常入学”的影响，张艺谋被分配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广影）。
80年代结束，百废待兴，人们对文艺生活来者不拒，谈恋爱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
拜新风潮所赐，加上广影厂长韦必达赏识，张艺谋刚毕业就担任摄影，掌机拍摄《一个和八个》。
几个人向厂长表决心，剃了光头要拍好电影。一伙人坐火车去拍摄地时，还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一个和八个》
《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第五代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问世。
1983年，广影看中了西影的剧本《黄土地》，准备筹拍。摄影敲定了陕西人张艺谋。导演一时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推荐了同学陈凯歌。
彼时陈凯歌在北京，但不像张艺谋在广西厂受重用。厂里前辈林立，轮不到陈凯歌发挥。广影惜才，花四倍工资把陈凯歌从北京借调出来。
广影厂长踌躇满志，派遣得意人选奔赴西安，等候他们凯旋，却不知此行是“放羊入虎口”。
1983年10月，43岁的吴天明出任西影厂长。那时西影影片拷贝发行量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10部影片没有一部出自西影。许多西影厂的职工去北京出差，都把胶片筒上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几个字朝里贴着裤脚，生怕丢人。
出任厂长前，吴天明已经是成名的导演，以脾气火爆著称，见到不称职的领导就直怼，在厂里树敌无数。有次一句话差点把领导怼哭了：“我不当领导还能做导演，你不当领导什么也干不了。”
出任厂长后，吴天明悄悄地对身边人说：“兄弟，以后西影厂是咱们的天下了。”
接手时，西影厂里的干部平均年龄50岁，厂子管理混乱，士气低下。吴天明召集全厂职工开会，当天，厂里所有中层干部就地免职，空出的职位全部让给年轻人。
求贤若渴的吴天明，正赶上广影将张艺谋、陈凯歌拱手送上。
拍《黄土地》时的张艺谋陈凯歌
来到黄土高原选景的陈凯歌、张艺谋没了盘缠，车也坏了，饿着肚子拄着拐棍走到西影，投奔吴天明。吴天明给了几人两千块钱，又安排食宿，协调出一辆吉普供他们采风。
改变中国电影格局的力量首次在西影聚齐。
有人说，中国电影的辉煌始于1983年。确实，这一年“电影教父”吴天明出任厂长，张艺谋与陈凯歌双峰聚首，拍的是震惊世界的《黄土地》。
在中国电影的高光时刻，未来的第一编剧芦苇却因流氓罪“进去了”。
那会儿正是严打时期，芦苇“顶风作案”，参与地下舞会，和陌生女人跳贴面舞。组织舞会的女老大马燕秦先一步被枪毙，曾参与跳舞的人也被列上抓捕名单。8月中旬，警察封了街，开始抓人。
得到风声的人都跑了，芦苇错误地估计形势，觉得跳跳舞犯不着逃跑。他一人坐在宿舍进行思想斗争：是自首呢，还是跑呢？没等他想明白，公安已经进了屋。
芦苇一身劳动布工装，长相也朴素，咋看不像跳舞的，公安连问好几声：“你就是？”芦苇生怕长官否定了他的艺术气质，连连点头，说是我是我，我就是跳舞的。
芦苇被带走了，在里面蹲了11个月。
“严打”时期的公告
世间福祸难料。出了监狱，芦苇成了名人，十里八村的文艺青年都敬他一声哥。甚至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段牢狱之灾始终隐隐发挥着余热。
芦苇出狱时，《黄土地》已经拍完了，陈凯歌被北影厂当宝贝一样捧了回去。陈凯歌原本是北京人，留不住，吴天明把挖人的心思全放在了张艺谋身上。
毕业时张艺谋一心想来西影厂，无奈当时厂长不是吴天明，挑人时没要他。错失张艺谋成为吴天明最大的遗憾，看完《黄土地》，他决计要把张艺谋留下。
吴天明拍《人生》的时候就想找张艺谋来做摄影师，但张艺谋在广影拍戏，吴天明憋着没拆广影的台。拍《老井》时，吴天明跟张艺谋说：“你必须来帮我，你来做摄影，咱们一块把这个戏弄好，弄完以后你爱到哪去到哪去。”
嘴上是这么说，但吴天明一心还是想把张艺谋弄到西影来。
第一步，就是把张艺谋的老婆肖华弄进厂。没地方交割，就放在宣发处当资料编辑，那种编辑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好几个吴天明想弄来的文人的老婆都在宣发处，路遥的老婆也在。
为了张艺谋，吴天明和广影结了梁子。
张艺谋与吴天明
1983年底，《一个和八个》被当做“精神污染”的典型批判，广影厂长韦必达站出来力挺年轻人：“对青年人要关心爱护，如有错误我厂长负责。”1984年7月，《黄土地》送审时遭电影局领导无端指责，韦必达又去和领导争吵。
因为这两部电影，韦必达被调离一线，广影由高厂长接任。
张艺谋给老厂长韦必达写信说：“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也有年迈花甲之时，但我们会想起我们的《一个和八个》，我们的《黄土地》，我们的广西厂厂长……”
韦必达离任，吴天明点名向广影要张艺谋。接任的高厂长打死不愿意，说当时张艺谋一心想到西影厂你们不要人家，我们广西厂这么穷的小厂，把凯歌、何平他们八个人都要了，你们看人家现在成了气候，眼馋了。
有一次开创作会，西影宣发处处长柏雨果（张艺谋老婆与路遥老婆的上司）和高厂长碰了面。开完会，高厂长说：“柏处长，你回头跟你们吴厂长捎个话。”柏雨果问捎啥。高厂长说：“你告诉吴天明，他很无耻，很不要脸！”
吴天明不在意这些细节。对新人的任用让他不亦乐乎，他给顾长卫分了房子，保着黄建新拍了《黑炮事件》。厂里的年轻人如鱼得水，老员工愁云惨淡。
一位厂里的老员工找到吴天明，一进门噗通就跪下了，说自己一辈子没拍电影，马上要退休了，求吴厂长给个机会。吴天明知道他才华平庸，也给他跪了下去，说你一辈子没拍，也不差这几年了，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两人跪在地上对视好几分钟，老员工自知遇见了狠角色，起身悻悻离开。
西影厂里一部分人在吴天明的保护下奋勇向前，另一部分人天天告状，想尽办法让他下马。调查组来了三波，还好调查结果一致——吴天明功大于过。
十年动乱结束，第四代导演正准备施展抱负时，第五代导演却迅速崛起。用张艺谋的话说，“第四代导演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基本上就被我们拍死在沙滩上”。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电影厂厂长能够决定电影人的命运。吴天明没有打压新人，反倒是给了他们最大的支持。
吴天明上任两年，西影厂影片的拷贝发行量由全国最末跃至第一，利润翻了两番。上海发出“西望长安”的惊叹，北京则传出“中国电影的希望在西北”的呼声。
愿为大哥肝脑涂地
1985年，陈凯歌拍出《孩子王》。吴天明对张艺谋说，咱还拍啥，差得太远了。张艺谋触动很深，也想着和陈凯歌较一把劲。
此时张艺谋应约回到西影，帮吴天明拍摄《老井》。
吴天明派张艺谋和几个人去选角。现场乌泱泱来了几千个人，张艺谋和他们一一握手。回到宾馆洗手，洗出几大盆黑水，男主角还是没有着落。
吴天明想来想去，只有张艺谋当过农民，又有那股劲头，决定男主就是他了。张艺谋懵了。“头儿，我没学过表演啊。”
但张艺谋知道这是一次机会，答应下来。
接下任务后，张艺谋每天抗着上百斤的石板，走十几里山路。为了让皮肤粗糙，一有时间他就抓两把砂土放在手里来回搓。拍井下被埋那场戏之前，为表现出奄奄一息的感觉，他3天没有吃饭。
当年，张艺谋拿血换了一台相机，1985年，又拿命换了一个东京电影节影帝。
张艺谋与吴天明拍摄《老井》
后来，吴天明顶着一片骂声，破格提拔摄影师张艺谋为导演，投资他拍电影《红高粱》。吴天明说：“这样一个拿命拼的人，我有什么不放心？”
拍摄《红高粱》时，张艺谋带队去了高密，一看傻了眼——高密已经几十年没种过高粱了。那会儿正是种高粱的时候，再晚就来不及了。可项目还没批下来，张艺谋慌了。
吴天明得到消息，说这要是晚了就完?了。他火速从每个部门要了钱，给张艺谋打过去三万多，让他赶紧拿去种高粱，“出了事我担着”。
张艺谋拍完《红高粱》说了一句：“愿为天明，肝脑涂地。”
拍红高粱时的张艺谋、巩俐、顾长卫
拍完《红高粱》，张艺谋和还在上大学的巩俐走到了一起。莫言说：“张艺谋和巩俐不是绯闻那么简单。”
1987年，中影公司举办第一届电影展，因为与西影有矛盾，陈凯歌的《孩子王》受到牵连，未被列入展出名单。
吴天明租了放映室，找人用英文写了海报，说明《孩子王》的放映时间、地点。中影不让贴，吴天明就自己举着海报去外宾桌前转。工作人员撵他好几回，宣传处长柏雨果拿着相机，想着谁打吴天明就拍谁。所幸那天没有发生冲突，《孩子王》的电影拷贝卖了14个国家，成为影展的“销售冠军”。
陈凯歌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做对不起吴天明的事。”
《孩子王》《红高粱》先后问世，在国际上斩获大奖，此时的芦苇还在美术部做绘景。赶上西影正让周晓文拍《最后的疯狂》，芦苇看到剧本，说写的太烂，自己写都比这强。
周晓文给了机会，让芦苇改写剧本。《最后的疯狂》上映，成为1988年的票房冠军，获得当年金鸡奖特别奖。
吴天明把芦苇和周晓文叫进办公室，说：“你们俩负责挣钱，挣了钱我来搞艺术。”芦苇被破格提拔做了编剧。
文学部的人不服，找吴天明打小报告，说芦苇连美术都不是，一破绘景的凭什么来写剧本，编剧尊严何在？吴天明回他：“你告别人的状我都管，芦苇我管不了，他以前蹲过号子知道吗？是混黑道的。不怕死你自己找他说。”
打小报告的人傻了，再也没提这茬。
在大哥吴天明的提携下，几个年轻人迅猛成长起来。
中国要出大师了。
合力
80年代末，芦苇为《双旗镇刀客》做了大纲，陈凯歌拍了他心心念念的《边走边唱》，张艺谋却接了一部商业电影，做了演员。
《古今大战秦俑情》
拍出《红高粱》的张艺谋根本看不起商业电影，演完就走了，连后期配音都没去。但当时他在闹婚变，所有人都在讨论他和巩俐，骂他是陈世美。刚好老板找他和巩俐共同出演，给了两人一个相处空间。
1990年10月，张艺谋与妻子肖华离婚，后来主动承担起妻子的生活费用。
1991年，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张艺谋拉住芦苇，彻夜在酒店讨论这部电影的失误，巩俐不时端来茶点。两个人总结出三十多条缺点，说还能做的更好。
获得成功后还能细数长短，芦苇觉得，张艺谋前途无量。
那时徐枫拿着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找到陈凯歌，想让他翻拍成电影。陈凯歌找来芦苇商量剧本。
陈凯歌与芦苇
芦苇说《霸王别姬》是个二流小说，无非男女情爱，格局不大。陈凯歌说芦苇评价太高，依他看无非是个三流小说。芦苇不知陈凯歌功力几何，被他的话镇住了。
恰好那时陈凯歌的《边走边唱》上映，芦苇和李碧华也当了观众。电影放映结束，现场叫好声一片。芦苇却私下和李碧华说：“我是边看边想，想他到底要说啥，看完也没想明白。”李碧华偷笑说：“我是边看边睡。”
看完这部电影，芦苇做了一个结论：陈凯歌做导演可以，千万不能让他碰剧本。
芦苇说如果找他改编剧本，陈凯歌可以提意见，有问题可以商量着修改，但剧本一个字也不许碰。陈凯歌爽快答应，说：“那太好了，我省事了。”
编剧导演确定，剧组预算充足，准备挑选最好的演员。剧本初稿尚未完成时，陈凯歌与张国荣在香港文华酒店咖啡厅见面，向他讲述这个故事。
陈凯歌不知道张国荣能明白多少，只是疯狂讲着。讲完张国荣站起来和他握手，说：“谢谢你给我讲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
陈凯歌回忆说：“这是一个令人汗毛直立的瞬间。这样的经验只有这一次。”
张国荣与陈凯歌
剧本进展飞快，陈凯歌不时向芦苇抛出问题，芦苇作答，两人有来有回，像运动员一样。剧本完成，发给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把老爷子看哭了。陈凯歌抱住芦苇，说太精彩了。
由于剧本出色，精彩程度远超原著，李碧华把电影情节加进了自己的小说。
芦苇知道剧本铁定过不了审查，找陈凯歌商量，说要么送假剧本过审，要么这片儿干脆别拍，没劲。陈凯歌考虑一天，决定按芦苇说的做，出了事他俩担着。
芦苇花五天时间写了一个假本子，不出所料，顺利过审。假剧本平平无奇，审查人员纳闷，问陈凯歌这么无聊的故事有什么好拍的。陈凯歌打马虎眼，说自己就想拍这个。
电影找来张国荣、葛优、巩俐、张丰毅助阵，顾长卫担当摄影。拍完，芦苇找张艺谋来看。张艺谋评价说这是学好莱坞学得最像的电影。那会儿好莱坞是个贬义词，张艺谋一句话把芦苇和陈凯歌气得够呛。
芦苇与张国荣
拍摄时，芦苇对张国荣说：“我已经在戏里（借袁四爷）调戏过你了。”回到香港，张国荣寄给芦苇一个精美的台历，上面写着“送给我心中永远的四爷”。
一群最出色的电影人，加上最佳状态。《霸王别姬》尚未出世，已然注定是巅峰。
1994年，《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电影获奖后，芦苇约陈凯歌一起讨论电影中的缺点，陈凯歌说一定一定。可二十几年过去，芦苇仍未如愿。
《霸王别姬》成名，张艺谋紧跟其后，向余华要了《活着》的小说版权，找芦苇改编剧本。《活着》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葛优凭借福贵的角色拿了戛纳影帝。
芦苇后来说：“我很幸运，跟张艺谋、陈凯歌合作的时候，正是他们处于艺术上最纯洁的阶段，那时候我坠入幻境，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竟是我们这一代的终点。”
分散
九十年代初，第五代电影人合作缔造了两部电影高峰，而将他们集结起来的吴天明却陷入人生谷底，错过了中国电影最好的几年。
80年代末，吴天明远赴美国交流讲学，后因为各种原因滞留下来。
那时吴天明的女儿在美国念书，两人相依为命。为谋生计，他们包饺子卖给朋友，又开了一家音像店。
蒋雯丽、顾长卫去美国时，与吴天明一起在洛杉矶钓鱼。男人们先讲黄段子后讲电影，然后便望着粼粼波光，陷入无尽的沉默。
一别五年，1994年，吴天明终于辗转回到国内。
西影厂的辉煌已不复存在，许多曾被吴天明提携过的人，在公开场合见了他灰溜溜离开。有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回国，把厂里的呆账和坏账都算到了他一个人身上。
吴天明回国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变脸》，没有一线演员敢接演。电视台跟踪拍摄的纪录片也被打入冷宫，不准亮相。
1996年，《变脸》在国外获了三十多个奖项，但在国内几乎看不到什么宣传。当然，即便没有政策原因，这部主打传统价值的电影也难有票房。
大哥离开的日子里，一切都隐隐发生了变化。
《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邀请芦苇做电影《风月》的编剧。芦苇查了资料，发现故事只是源于坊间只言片语，没有真实历史依托。他说没有真实感的故事不会精彩，陈凯歌不信，两人不欢而散。从这里开始，陈凯歌的喜好一步步走向了魔幻题材。
1999年，陈凯歌写《荆轲刺秦王》时没有联系芦苇。但芦苇喜欢这个题材，兴冲冲找来，说不放心剧本的话我帮你写，咱们再合作。陈凯歌回了一句：“我放心得很，我自己写的。”
芦苇一肚子话全被憋了回去。
后来姜文和陈凯歌的副手张进战谈事时，说《荆轲刺秦王》的剧本有很大问题。张进战不放心，让芦苇把关剧本。芦苇写了一个条子，提了二十多条剧作硬伤。陈凯歌说拍摄时注意，但仍然对剧本十分满意。
芦苇直言，《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开始自满：“他的创作状态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当时他很有激情，判断力很敏锐，之后多的是精细筹算与自负自满，而品格的灵气却离他远去了。”
2002年，曾经看不起商业片的张艺谋拍了《英雄》。影片投资3000万美金，国际票房1.7亿美金（14亿人民币）。《英雄》国内票房达到2.5亿，占据当年全国票房四分之一。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
《英雄》
2005年，陈凯歌也加入大片队伍，写了《无极》的剧本。剧本完成后，他非常自信，坚定地说这是个好剧本。
《无极》投资两亿人民币，创造了当时的单日票房纪录。电影上映没几天，口碑扑街，所有风头都被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抢走了，一向文雅的陈凯歌失了风度，大骂其无耻。
陈凯歌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质疑他的编剧能力。
2006年，张艺谋找芦苇探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剧本。讨论了八天，芦苇说剧本问题很大。张艺谋不以为然，说：“就凭张艺谋、巩俐、周润发、周杰伦这四个名字，两亿票房，芦苇你信不信？”
当年那个细数影片功过的张艺谋已经不复存在了。
《满城尽带黄金甲》投资3.6亿，动用了两万名群众演员。这之后，王朔给了张艺谋一个评价：搞装修的。
芦苇说：“中国导演中没有天才，组合好了，互相激发出创作力，各自贡献优势，就成了。反之，十有九败。”
张艺谋与芦苇
造就辉煌的三人再难聚首，芦苇开始与其他导演合作。
2006年，吴宇森找芦苇写了《赤壁》的剧本。芦苇翻阅资料，用剧本重建三国。最终，剧本没有采用，吴宇森亲自操刀，片中小乔对马喊的那句“萌萌，站起来”就出自他手。
电影拍的是宏大历史，观众却在电影院频繁笑场。芦苇说一部史诗被吴宇森拍成了卡通片。
与王全安合作的《白鹿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芦苇花五年时间写了七稿，临到开拍，王全安把芦苇的剧本否了，自己花16天时间写了一个新的。
厚重的现实史诗被拍成了一部伪情色电影。芦苇看到成片，强烈要求把自己的编剧署名拿掉。
后来，芦苇出了一本与好友的谈话录，在书里把合作过的导演挨个数落了一遍。陆川看完书感叹到：
“芦苇真敢说实话啊。我看完书就想，他这将来是不想混了吧！”
芦苇想不想混已经不重要了，时代早已没了他的位置。当然，他并不孤独，与他同样失意的还有大哥吴天明。
归国十年，吴天明只拍了两三部电影。与政策无关，单纯是因为他想拍的没人看，有人看的他不想拍。张艺谋说：“我们还能庸俗一下，拍点商业片，他们那一代做不下去，他（吴天明）心里过不去这道坎。他的纯粹使他无法通融，对此他很痛苦。”
自己壮志未酬，又眼看曾经一手提携的兄弟拍起了《无极》和《黄金甲》，吴天明终于还是怒了。
“中国的编剧导演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要把观众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问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你想告诉人什么？！”
《三枪拍案惊奇》
有记者把吴天明的话带给张艺谋。张艺谋恭谦回应：“中国电影正是被票房绑架的年代。我们要试水，要两条腿走路。这些吴天明导演都看在眼里。半年前我和他见过一面，我们谈了很多，他不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我知道他一直看不上。”
两人的会面被狗仔偷拍，隔天报纸发了新闻，标题是：张艺谋私会煤老板，预谋下部作品。
年轻的记者已经不认识吴天明了，把身材矮壮的他当成了煤老板。
新的时代里，大哥吴天明已经成为过去式。
永远的大哥
2012年，吴天明拍摄了导演生涯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讲的是两代唢呐人传艺的故事。
焦三爷把衣钵传给了徒弟谢天鸣。片尾，天鸣（天明同音）在焦三爷坟前，吹了一曲《百鸟朝凤》，送师傅上路。
修改剧本时，吴天明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多月，期间时常痛哭流涕。陈凯歌看出吴天明的心思，说他拍这片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2014年2月，《百鸟朝凤》完成最后精剪。电影拍摄顺利，后期也没有遇到资金的困难。但进入发行上映环节时遇见了问题，大多数发行公司的意见是：“这片子拍得很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卖。”
2月12日，吴天明拉着好友郑洞天（第四代导演）去电影院看了两部“大IP”电影，想紧跟时代，看看什么样的电影可以一天票房过亿。
看完电影，吴天明问郑洞天，这两部电影是怎么回事。郑洞天皱着眉头，半天说不出来。
还好他们看的不是《前任3》，否则看到韩庚抠屁眼闻手还能有19亿票房，更想不明白了。
这次观影之后一个月，吴天明突发心梗去世。
张艺谋、陈凯歌、芦苇、田壮壮、顾长卫、黄建新、谢飞、郑洞天、蒋雯丽等第五代影人赶来参加他的追思会。
吴天明女儿说，父亲手机里存着一条短信，是发给某发行公司老总的。
“请您看看这部片子，帮我出出主意，怎么样可以发（行）。”
曾经傲视群雄的吴天明不得不在市场面前软下身段。然而这条短信依然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追悼会上，导演郑洞天说：“他（吴天明）一直希望看到艺谋和凯歌再次拿出《活着》、《霸王别姬》这样的作品，可惜他没看到。”
十几年来，吴天明一直看不上张艺谋的片子。张艺谋说：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归来》做好了，请头儿看一下，希望听到他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
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
吴天明去世后，成都报社的记者打电话给郑洞天，问他有什么可回忆的，最好有点儿“料”。郑洞天让他回去翻翻1985年5月份成都的报纸。
1985年5月27日，成都举行百花奖，那天刚开会就下起大雨。散会后，没人离场，四川大学一万两千名师生披着雨衣、顶着草帽站在雨中看完了那届最佳故事片——吴天明的《人生》。
电影放完，学生们自发地高喊“人生万岁”、“电影万岁”，甚至还有“吴天明万岁”。
谢飞导演说：“最伟大的电影莫过于此，一万两千人站在雨里看电影节！”
三十一年后，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上映。
上映一周，电影票房仅有364万。担任电影宣发的方励视频直播下跪，恳求院线经理为《百鸟朝凤》增加排片。
吴天明曾问过，为什么那样的电影可以一天过亿。葬礼上，第四代导演郑洞天想到了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我们这一代人过时了。”
大哥吴天明的追思会上，第五代电影人再次齐聚。回想起当年的聚义，一切都如梦幻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