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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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故事里，南开似乎总是弱势的那个，就像杨苡先生说的：“P字（指北大）好，T字（清华）香，N字（南开）没人要”。其实不然，我曾经写过许多名家的故事，他们要么是南开的学生（杨苡）；要么是南开的老师（陶云逵）；要么联大毕业之后执教南开（穆旦）。
今天要写的主人公，他生命的最后一站，属于南开。长期以来，他的名字一直默默无闻，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在花了一个月读完他的日记之后，我觉得有必要记录下他的故事。
让我们回到1937年的七月，北平。
这一年的夏天，对于北平所有老百姓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7月27日，日本占领北平，次日天津沦陷，战争如同旋风，忽然扑面而来。
首先出走的是北平各大院校的教师们，因为他们不愿和日本人合作，失节为稻粱谋，这样的事是知识分子们最不能容忍的。
事实上，日军占领北平之后，首先瞄准的找茬单位也是大学。八月，日本宪兵突击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抓住一个男人，问他：“宣传品是谁的？”
这个微胖的男人回答：“是我的。”
8月8日，曾经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表姐夫跑来，说日本人可能要抓他，叫他不要再去学校，把他藏在自己的医院里。可是第二天，趁着小护士没发现，他仍旧去了学校，理由是“不能让大家为我担心”。
他是郑天挺，北京大学秘书长。他以一己之力独撑局面，保护校产和教授安全，沉着应对日本人和汉奸的诘难。
郑天挺当时刚刚失去妻子半年。
他的妻子叫周稚眉，出身于泰州大盐商之家，读过私塾，两人订的是“娃娃亲”。结婚时，郑天挺还在北大念研究生。十六年婚姻，他们有五个孩子，家庭和睦，相亲相爱。
直到1937年2月10日，除夕夜。郑天挺的女儿郑晏回忆，当时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母亲周稚眉突然肚子痛。因是春节，直到初五，家人才将其送到医院。听说要动手术，她陪母亲说了会儿家常话，当时感觉母亲虽然虚弱，但神志清醒。在女儿眼里，母亲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郑天挺的夫人周稚眉和五个孩子
郑天挺的日记里透露了更多消息，妻子的病并不突然，1936年年终，有人送腊梅给他，那时候“时夫人病，下红已将月，犹起而观之”。“下红之症”，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凤姐也得过，是典型的妇女病。
正月初七下午4点钟，本来要在医院陪院的姐姐郑雯提前回了家。郑晏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请？”她说：“不知道。”是大人们让她回家的。将近天黑的时候，郑天挺回到家里，神情沮丧，一夜无言。
周稚眉动了手术，但没有下手术台，就去世了，这一年，她四十岁。五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5岁。
郑晏说，自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医生把手术器械遗忘在她腹腔内，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母亲因流血过多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郑天挺日记里的记载，周稚眉死于麻醉意外“以割治子宫，麻醉逾时不复苏（160页）”。
不管什么原因，这都属于医疗事故。蒋梦麟、罗常培等都主张郑天挺和德国医院打官司，最终，郑天挺放弃了：“人已经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将人活过来，我就打，否则打这场官司有什么用？”
1937年8月，独立支撑北大的郑天挺在外人看来，显得格外镇定而冷静，他和胡适通信，为了避免搜查，用暗语。他也告诉蒋梦麟对于校产的安排和逐步送出北大教授的计划。10月，在接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通知后，郑天挺申请了一笔一万元的汇款，分送给北大各位教授，并送同仁陆续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则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
只有女儿郑晏知道 — 他每日回来，除了工作，便是念经。没有人能真正体味这个鳏夫的痛苦。
1937年11 月 17 日清晨，天气寒冷。郑天挺拒绝了钱稻孙（后任伪北大校长）的邀请，决心南下。
站台上有很多日本人，他和孩子们几乎没有告别，也没有告诉孩子们自己的去向，在车站，他对女儿郑晏说：“每月到东城一位叫沙鸥的女老师家去取100元钱，作为每月的生活费用”。他把家托付给了弟弟郑少丹，叮嘱弟弟，无论多难，孩子们都要上学。
在日记里，郑天挺对于五个孩子充满歉疚，他一遍遍写着：“苦矣吾儿”。
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余诗所谓“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即当时之心境。——1946年7月7日郑天挺日记
一路坎坷奔波，郑天挺和教授们辗转来到昆明。
因为时任联大总务长、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沈履辞职，大家推选郑天挺为西南联大总务长。
1940年1月16日，梅贻琦给郑天挺写信：“联大总务实非兄莫属。”
一开始，他是拒绝的。在日记里，他早早就决定：“此次南来，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1938年1月24日）”
但是梅贻琦和蒋梦麟等联大决策层认为，郑天挺在蒙自时为租借房屋、建筑校舍、教职员与学生之伙食以及学校保安诸方面表现出来的干练，已经为人称道。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等还专门跑到郑天挺家里，给他留了纸条，“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1940年1月17日诸人留条：“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只有真朋友知道这件事不好办，因为又累又苦又复杂。
我们印象里的西南联大，是学生们努力治学，教授们艰苦教书，大家在战争中怀着战斗的心情，为中华民族留读书的种子，未来的希望。但这一切背后，并不代表一团和气。恰恰相反，三校之间的矛盾，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郑天挺的日记里，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琐事：
罗庸教授和闻一多教授都要开《楚辞》及中国文学史一，两人相持不下，要找郑天挺。
生物系女助教的房子被男职员霸占，要找郑天挺。
学生宿舍被偷了被褥铺盖，要找郑天挺。
赵西陆要评职称请升讲师，游国恩等不同意，“此难通过之”，来找郑天挺。
朱自清推荐一个叫张敬的女士当国文系助教，结果有人举报张敬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和罗常培有绯闻，罗以权谋私。这件事也需要郑天挺调停。
蒋梦麟太太的司机老徐和教授们发生口角，教授提议辞掉老徐，蒋太太不同意，还是需要郑天挺来说合……
一地鸡毛。
1938年，前排左起：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郑天挺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合影。
可是郑天挺不仅一一调停得当，还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做学问。比如到观音殿读《明实录》，临睡之前读《东维子文集》：
“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
他曾经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
史书，五叶至十叶；
杂书，五叶至十叶；
习字，一百；
史书，先读两《唐书》、《通鉴》；
杂书，先读《云南备征志》、《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
……
当然是做不到的，为了不让人打搅自己，他甚至不得不把房门反锁，换得一点时间，给学生出考试题：
反扄房门，作书，记日记，出试题。数日来惟今日得此半日闲，然而研究考试又逼来矣。—— 1940年8月13日郑天挺日记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为：“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
印象里，郑天挺似乎只有一次生了气。年末考评，校中有人说郑天挺难以服众，理由有二，一是容易迟到，二是魄力不足。
郑天挺说，我喜欢睡懒觉，所以第一件事你批评得对，但是第二件事，不说别的，“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
更何况，在这些日常琐事中，在这些夹缝求学中，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故去的妻子。有人介绍他续弦的事，他坚决不同意，主要还是为了五个孩子。看了蒋梦麟夫人陶曾穀与蒋梦麟前妻所生的女儿蒋燕华发生口角，他更笃定不能续弦，因为“尝谓继室视前室子女之优渥，盖无逾蒋师母者”。郑天挺作为旁观者深受刺激，认为不让“前房儿女”受委屈的唯一办法，是不续弦。
但多半原因，仍旧是郑天挺心中，对于妻子周稚眉的那份爱与思念，斯人已去，感情却刻骨铭心，无可替代。
日记原稿
每年妻子的生日、忌日，甚至入院的日子，他几乎都念念不忘，每每登记。到了后来，朋友们知道夫人忌日将至，会主动来看望他，陪他散心：
“余每梦亡室，多一恸而觉。魂苟相值，何无深罄之语？幽明虽隔，鬼神洞鉴家中之事，何劳更问？亡室没于正月初七日，诸友多来相伴。”
看见梅花，想起妻子："坐石鼓，久而忘去，不知夫人所培诸梅今若何已。"
过年在别人家里吃到一道十香菜，猛然想起这是妻子的拿手菜："在华亭寺逵羽见具年菜，遂念及吾家年时所备与夫人之忙，不觉泫然。"
喝酒打牌过了头，想起的是从前夫人的告诫："今日荒唐至此，不惟无以自解，且无以对亡者也。“
听到其他女眷吵架的事情，回来忆及过去夫人之处世原则，想的是我夫人就不是这样：”余……轻装南来，无日不以夫人为念”。
抗战终于胜利了。
1945年9月初，郑天挺到达重庆，准备回北平接收北京大学。十月到上海，见到了三表姐。三姐支支吾吾，这时，他才得知，之前留在北平，帮他照顾孩子的弟弟郑庆珏已在这年清明去世了。
这位毕业于北平大学、曾赴东京明治大学法律系深造的高材生，在沦陷区担任国立华北编译馆担任编辑并兼任伪北大法学院讲师。他日常很少说话，看上去脾气很大的叔叔从来不让孩子们进入自己的房间，也不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因为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绝症。
郑雯和郑晏（右），后立者为叔叔郑庆珏
郑庆珏的病情迅速恶化，大咯血不止，三周后即逝世。郑天挺在得知弟弟去世的消息后，整整一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自己从前拍的家庭录像里“亡弟亡室之像”，日记里说：“吾负弟矣！吾负弟矣！”
他对孩子们也充满愧疚，郑晏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北平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少，最开始供应一次粮食可维持三至五天生活，后来只能维持两天，最后一人供应两斤粮食，要维持若干天。粮食有玉米面、玉米豆、豆饼、杂豆、混合面等。玉米面是最好的粮食，白面从来没卖过。所谓混合面，实际除了少量豆面外，大都是豆饼、豆渣、扫仓库的库杂粮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面粉，面里混有许多麻线、羊毛等杂质。“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个舀子摘除粮食里的杂毛，筛干净中午才能蒸窝头。窝头蒸熟以后怪味刺鼻，粘得难以下咽，吃后还要涨肚……二弟克晟经常饿得在夜里哭，每当这时我就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分给他们吃，家里人人营养不良，小弟克扬骨瘦如柴，12岁的孩子体重仅20多公斤。”
郑家五姐弟合影
条件如此艰苦，儿女们的读书成绩仍然优异：“得廉致侄书，知大女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二女入光华女中高三，昌儿在盛新中学高一，惟未言晟儿、昜儿学校，且未提及晟儿，不知何故。年余无儿辈书矣，得此念过于慰也。”
女儿郑晏这样回忆父亲回来的那天：“父亲从南方飞回北平的时候，北大事务科的梁科长特意派了一辆车让我们到南苑机场接人。我没有去，中午有许多客人要到家里吃饭，我需要在家里与老张妈准备饭菜。父亲在一些留在北平的亲朋好友和北大同仁的簇拥下走进家门，我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小声地叫了声“爹爹！”父亲撇开众人走近我，慈祥、和蔼地看着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四个字：“劳苦功高！”当时我特别激动，热泪盈眶，八年来的辛酸苦涩全飞到九霄云外了。我有许多话想对父亲诉说，可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抗战胜利后，郑天挺和家人在一起
1946年2月2日，又是一个除夕夜，距离郑天挺失去妻子，已经过去了九年。郑天挺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天伦之乐：“六时回家上供，与六嫂，董行佺表侄，柴志澄表甥，养富、维勤、绍文三侄，晏、昌、晟、昜四儿共饭。饭后儿辈跳舞，并作游戏，掷色子，推牌九，极热闹有趣，至二时余就寝，儿辈仍有馀欢佳兴也。不知雯儿一人在昆如何过年。”
雯儿是大女儿郑雯，之前在北平读伪北大，郑天挺得知，跟出版社借了钱，让她到昆明读西南联大。1943年8月14日，父女在昆明街头相见，“忽见公司汽车来，仅一女子，似是雯儿，又不甚似。车停，果雯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
好景不长，1946年7月12日，郑雯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时年23岁。友人李君告诉郑天挺，“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一开始，郑天挺还不相信，“买报读之，仍疑信参半，而友好来电话询问者不绝”。“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余，弥增悔痛。”
他的日记在这一天戛然而止：“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五年之后，1951年6月9日，郑天挺有了一本新日记本。他专门题下一句：“自雯儿之亡，久停日记。日月如驶，新生请自今始。”
一年后，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郑天挺被调至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做清史研究的郑天挺显然更适合留在北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要服从组织分配。
南开也成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站。
谢国桢回忆，五十年代初期，南开大学搞教改，要求教师在上课之前，每写完一章讲稿，须要试讲一次，由教务处、历史系负责同志来听讲。“郑先生总是叫我不要着急发慌，叫我坐下来吸一口纸烟，慢慢地谈。他坐在一旁，慢慢地听着，讲完之后，别位同志提出意见，郑先生总是不着一语；人散之后，他才把我错误的地方告诉给我。”
他从北京带去一株太平花树苗，这是他的好友张伯驹所赠，是“用故宫里的御苗压条培育的”。种树的时候，郑天挺的邻居辜位廉回忆，郑天挺告诉他，太平花原来生长在深山中。传说宋朝时被花匠从成都选进开封御花园，仁宗皇帝看到盛开的此花，喜爱它的素雅清香，遂赐名太平花。
1960年，郑天挺搬家时，把太平花托付给辜位廉照管。但1968年春天，太平花被人偷挖走了。郑天挺听说花丢失时，十分惋惜。
1966年，田余庆去南开看望郑天挺，发现“郑师所住楼房不供暖气，原因是住户普遍贫困，宁愿领一点烤火费自己生炉取暖。那时郑师已是望七之年，生活竟是如此”。儿子郑克晟回忆，郑天挺刚来南开的时候没有宿舍，按照学校规定，一位教授只能住一间房，儿女们来看望父亲的时候只能睡地板。困难时期，郑天挺每次开完会回到食堂，根本什么菜也没有，“每个人只能打到一勺酱，然后自己再去买主食吃。”
“文革”期间，郑天挺已经是南开大学的副校长了。做思想检查时，“诚恳从容，给人以坦荡荡的印象，在压力下不乱方寸。对同人提意见，也是平和务实，没有留下一句过火的言辞”。红卫兵在家门口贴了很大幅的标语，他的日记也被查抄，幸好，经过审查，这些日记并没有被销毁，一直放在南开大学历史系里。为郑天挺“平反”之后，相关部门归还了郑天挺的日记，每本日记上留下了题签，是红卫兵写的。
感谢小将们当年的不烧之恩，郑天挺日记真的是宝藏。
无论受到怎样的对待，郑天挺都是这样温和从容。十年浩劫后，他编写的教材丢失，可是他毫无怨言，继续投入工作，针对南开历史系没有文博专业的情况，郑先生努力争取，最终在1980年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共识，使南开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
1981年12月20日，郑天挺病逝于天津，享年82岁。在女儿郑晏和儿子郑克扬的印象中，“我父亲的一生，没见过他和一个人吵架，也没发过脾气，他不爱出风头，也不站党派。”
他最终的遗憾，仍旧是一生没有时间读书治学。不知道到了生命最后，他是否想起1938年岁初，他和罗常培、陈雪屏等友人游玉泉街书肆，无意间，买到一副曾国藩的“描金红蜡笺行书”对联，上面写着：
“世事多从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