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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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路
战乱中的全家福
在武汉就读的齐邦媛
齐邦媛
第四章 三江汇流处
由于南开学长带领，我在一年级下学期参加了珞珈团契。
由重庆去乐山的江轮停在宜宾的那一夜，我们在冯家禄家遇见了基督教传教会内地会陈牧师的儿子陈仁宽，他在武大读法律系四年级，第二天与我们同船去乐山。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种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众人之中十分挺拔出众。大约有人告诉他，我从上船哭到宜宾，他就以传教者的态度坐到我旁边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说他去重庆念南开的时候多么想念宜宾的家。我将随身提包中的《圣经》给他看，不知他那时说了什么话，使我又泫然欲泪地告诉他，我不仅十分想家，也十分惦念送我《圣经》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敌作战……世界上大约确有一些缘分，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于倾诉心中最深的感觉。
学校开学之后，他把我介绍给珞珈团契的顾问——武大理学院院长桂质廷先生，他带我参加了团契，使我经常获得温暖的照顾。在校四年之间，我在每年例行的庆祝圣诞演出“耶稣诞生”默剧中，被指定演马利亚。契友说我瘦瘦高高，有一种忧郁的神情，所以适合此角。
陈仁宽在毕业之前一年，除了在团契聚会之外，从未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终维持一种保护者的兄长态度，毕业后立即去欧洲留学，常写长信给我。信中鼓励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学生活，常说些读书、思考之事，欧洲和中国一样在翻天覆地的激战分裂之中，他也有深于年龄的观照。多年后他回到中国大陆，全断了音讯，大约十年前校友通讯《珞珈》有杨静远的文章，说一九八〇年间与已改名为公绰的陈仁宽小聚，他在对外翻译公司和外交学院工作，想来应是顺遂吧。
那一年间，我内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与南开同学的通信上，从不同的学校写来不同的活法。共同之点当然是怀念沙坪坝。
在我踏进女生宿舍，向门房老姚报到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名字，从左边一个柜格取出一封信给我，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然后看了我两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记。信封上的字迹是张大飞的，寄信地址是云南蒙自一个军邮的号码。同样浅蓝的航空信笺，多了一种新的、浓密又压抑的牵挂，不言相思，却尽是相思。他惦念我的长江航程，惦念我离家后的生活：“你做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据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说的“落地”，就是作战平安归来的意思。
他的信几乎全是在备战室里写的，在溽热潮湿的云南边陲之处，面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一个身经百战的二十五岁青年，用一贯写家书的心情，安慰着一个十九岁的想家女孩，告诉她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连天的中国，能读大学，是光明前途的开始。
每个星期一下午由文庙回来，老姚都笑吟吟地给我一封寄自云南的信，浅蓝的纸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励。也寄来一些照片，全副武装和漆着鲨鱼嘴的战斗机的合照；三个精神奕奕充满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飞前在机舱里的照片，很难令人联想到“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飞虎队在那些年是传奇性的英雄，陈纳德说：“昆明的中国人，怎么会从P40飞机头上的鲨鱼徽得出飞虎这个名字的，我永远也闹不清。”美国参战后，飞虎队正式改编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
他收到我那些苍白贫乏的信，大约也无话可说，和我一样共同怀念起南开中学的诗词课了。每次升空作战，风从耳边吹过，云在四围翻腾，全神凝聚，处处是敌机的声息，心中别无他想。但是，一切拚过，落地回来，一切的牵挂也立刻回来，营地有三天前的旧报，战争陷入苦战阶段，川西离战场远，什么消息都没有。他说：“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连续两周未接航信，白天拥挤的小小方庭，月亮照进来的夜晚，可供忧思徘徊，困在山水边城，与世界隔绝，只剩下遐思噩梦。终于收到他由昆明来信，说受了点伤，快好了，下周就回队上去。从此我写信再也不写自己太平岁月的烦恼，也不敢写自己担忧，尽量找些有趣的事说，如逻辑课的白马非马之辩，如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冲突，乐山土话把一切单位皆用“块”——一块星期，一块房子，一块笔记本……男生第八宿舍是两年前大轰炸后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学生公墓，等等。最大的浪漫是告诉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发出叮咚声音的树洞。无知如我，终于开始悚然警觉，正因为我已成年，不论他钟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现实，是我所触摸不到的。
他回到队上，信上邮戳又是蒙自、个旧、云南驿、腾冲……我在地图上追踪，从战报上看到，飞虎队正全力协助滇缅公路的保卫战，保持盟军对日战争补给的生命线。
伤愈之后，他对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离的认识。他的信中亦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二十岁了，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
刚进大学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旧，和对偏远隔绝的抱怨，一切都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一年就要过尽了。
5、大成殿上
——初见朱光潜老师我这样的漂浮状态，到了一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遽的变化。
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作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大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系，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统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我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十五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二十一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夏衍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二十八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进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悲剧心理学》论文。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在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四十七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四十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
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和孟老师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问了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6、外文系的天空
暑假我与同伴欢天喜地由五通桥搭岷江江轮到宜宾，由长江顺流而下回了重庆。家，对于我有了更美好的意义。被联考冲散的中学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说不完的别后经验要倾诉。一年前我独自一人被分发到遥远的川西，回到沙坪坝，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队栖息之地，欢唱不已。故事方面，日本飞机因为美国参战而损耗太大，已无力再频繁轰炸重庆，主力移到滇缅路，每次出袭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队大量击落。这一年夏天，重庆虽然仍是炙热如火炉，因为不再天天跑警报，重建与修复的气氛，很适合我们这群叽叽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一女生。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常去嘉陵江边唱歌和谈心。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夏天，也是真正无忧的假期。
回到家当然要和父母商量转系的事。爸爸虽未明说“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学系”，但他说，你感情重于理智，念文学比较合适。我又故作轻松地说西南联大去年发榜后曾欢迎我去外文系，南开同学在那里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战争胜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华或南开大学……爸爸面色凝重地说，美国参战后，世界战局虽大有转机，我们国内战线却挫败连连；湖南沦陷，广西危急，贵州亦已不保，“你到云南，离家更远。乐山虽然也远，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顾你比较近些。其实以你的身体，最好申请转学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也少让我们悬念，局势如变更坏，我们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
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飞哥的信，他坚决不赞成我转学到昆明去，他随时迁移驻防基地，实在没有能力照顾我；战争现况下，连三天假期都没有，也没有办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地回乐山读书，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这时他的口气又是兄长对小女孩说话了。
在这期间，我也曾请教《时与潮文艺》的主编孙晋三教授有关朱光潜先生的建议。孙先生当时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极受我父亲的尊重。在他主持之下，《时与潮文艺》登载沈从文、巴金、洪深、吴组缃、茅盾、朱光潜、闻一多、朱自清、王西彦、碧野、臧克家、徐等的新作品，他们不仅当时广受读者欢迎，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而柳无忌、李霁野、方重、李长之、徐仲年、于赓虞、范存忠、陈瘦竹、戴镏龄、俞大、叶君健等人翻译的各国经典作品，也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文人的高水准。每期都有文坛动态和国内外艺文情报，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间的珍贵记录。可惜抗战胜利不久国共战争即起，我父亲已无力支撑三份期刊，《时与潮文艺》于一九四五年停刊。
孙先生说：“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立场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西滢）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恪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实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这种缘分。”
孙先生的分析使我下定决心回武大，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溯江数百里外的江城，对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暑假结束，我早一周回乐山，准备办转系手续，而且与赵晓兰约好，早些去登记宿舍房间——二年级已升至餐厅上木造的一排新屋，希望能有一个靠窗书桌。
父亲安排我与一同学搭邮政送信快车去乐山；战时为了公务和大学生便利，每车正式收费搭载二人，需验证件，以保障信件安全。我们两人和邮务员轮流坐在驾驶台和数十袋邮件之间，觉得自己都重要起来。靠在郑重捆扎、绑牢的邮包上打瞌睡，想象袋中每封信的情愫与收信人的喜悦。每到一站，邮务员呼叫邮袋上的地名，然后他姿态优美地掷下一包，下面投上一包。我后来读到一本清朝史，说中国邮政是最早现代化的政府制度，服务人员水准高，最可信赖。到台湾后，邮政仍是安定的力量之一。千百年来书信传递由驿马到绿色邮车，在在都引起我的丰富想象，我曾有幸被当作邮包由川东快递到川西，这段特殊经验不可不记。
第一晚到成都，我们去住南开好友的宿舍。战时迁去成都华西坝的有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山东的齐鲁大学，加上当地的华西大学，十分热闹。第二天清晨再上车，邮政车绝不抛锚，沿路有保护，安全稳定，经过眉山也装卸邮袋，但只能在飞驰而过之际看看路树而已。当日全天不停，直接驶往乐山邮局门口。这一次旅程我已知道前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自己将如何面对，到成都又见识到四川真正的古都风貌，心情较去年舒缓许多。
7、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课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即有朱老师的“英诗”全年课，虽是紧张面对挑战，却也有些定心作用，我立刻开始用功。朱老师用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Francis T.Palgrave)主编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Treasury)，但武大迁来的图书馆只有六本课本，分配三本给女生、三本给男生，轮流按课程进度先抄诗再上课。我去嘉乐纸厂买了三大本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在昏暗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一年欣喜学习的笔迹仍在一触即碎的纸上，随我至今。
朱老师虽以《英诗金库》作课本，但并不按照编者的编年史次序——分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15641616）、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和浪漫时期（The Romantic Period)。他在上学期所选之诗都以教育文学品位为主，教我们什么是好诗，第一组竟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那一串晶莹璀璨的《露西组诗》（Lucy Poems)。
那幽雅静美的少女露西是谁，至今两百年无人确定，但他为追忆这早夭的十八岁情人所写的五首小诗，却是英国文学史的瑰宝，平实简朴的深情至今少有人能超越。最后一首《彼时，幽黯遮蔽我心》（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是我六十年来疗伤止痛最好的良药之一。我在演讲、文章中背诵它，希望证明诗对人生的力量，当年朱老师必是希望以此开启对我们的西方文学的教育吧。这组诗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诗人说我再也不离开英国了，因为露西最后看到的是英国的绿野——这对当时爱国高于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爱国情诗了。
朱老师选了十多首华兹华斯的短诗，指出文字简洁、情景贴切之处，讲到他《孤独的收割者》（The Solitary Reaper)，说她歌声渐远时，令人联想唐人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
直到有一天，教到华兹华斯较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写一妇女，其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讯。诗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名字：“Where art thou, my beloved son,...”（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若有人为我叹息，）
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 (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二十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课程时，《英诗金库》已完全被新时代的选本取代，这首诗很少被选。不同的时代流不同的眼泪。但是朱老师所选诗篇大多数仍在今日各重要选集上。
英诗课第二部分则以知性为主，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谈到短暂与永恒的意义，雪莱（Percy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奥兹曼迪斯》（Ozymandias）也在这一组中出现；威武的埃及君王毁裂的头像半掩埋在风沙里，“boundless and bare, The lone and level sand, stretch far away”（寂寞与荒凉，无边地伸向远方的黄沙）。
朱老师引证说，这就是人间千年只是天上隔宿之意，中国文学中甚多此等名句，但是你听听这boundless和bare声音之重，lone and level声音之轻，可见另一种语言中不同的感觉之美。
至于《西风颂》（Odeto the West Wind），老师说，中国自有白话文学以来，人人引诵它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If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已到了令人厌倦的浮泛地步。雪莱的颂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全诗以五段十四行诗合成，七十行必须一气读完，天象的四季循环，人心内在的悸动，节节相扣才见浪漫诗思的宏伟感人力量。在文庙配殿那间小小的斗室之中，朱老师讲书表情严肃，也很少有手势，但此时，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我们用the mind's eye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imagery)。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
8、眉山的明月夜
这一年的寒假开始，我和同班同学参加一个在五通桥活动中心办的冬令营。第一天晚饭时，突然有人找我，是一位工学院的南开学长，他们二十多人被征召去重庆作专业工程支援，车子直开重庆，我可以搭便车回家，他们开学时返校再带我回乐山。
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事情！由于乐山和重庆没有直达车，我提着小小的行囊跟他们上车时，兴奋得头昏眼花，差点掉到路边的土坑里。车上有四位南开学长，所以很“安全”。原是打算在午夜前开到成都，第二天直驶重庆。谁知开出九十里左右到眉山郊外车子就抛锚了，全车的工程“专家”也修不好，只好分批找店过夜。
我和八位男生待在一间最好的旅舍，其实是一家大茶馆，里间有一些床铺，给公路上经常抛锚的行旅过夜。冬天的夜晚，没有路灯，屋子大而深，有一股阴森森的寒冷。老板安排我住在他们夫妻的外间，刚要收拾床铺时，突然外面传来呼喊说：“来了，来了，快收拾起！”
老板惊慌地告诉我们，最近年关难过，山里有些股匪夜里出来到处抢劫，已经来过几次了，给点钱大约可以应付应付，但是这个女学生可不大方便，怎么办呢？
老板娘急中生智，从柜台下面拖出一个很大的、古色古香的长方形木柜对我说：“你就藏在我们的钱柜吧！”叫我立刻进去躺平，盖上巨大的木盖，再请一位矮胖的学长打开铺盖睡在上面——我们那时的青年人皆营养不够，大多数都瘦，所以我记得他，他性情开朗，也很英俊。
幸好钱柜把手下面各有一孔，我躺在里面不致窒息。外面呼喊嘈杂的声音，桌椅推翻的声音令我恐惧得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来不及想睡在柩材里的恐怖。终于渐渐静了下来，听得出关上木大门沉重的声音，那位余学长掀开钱柜的盖子说：“过去了，可以出来了。”
我出来的时候，发现所有躺着的同学头下都有几本书。因为他们知道四川强盗都不抢书，“书”、“输”同音，而且据说四川文风鼎盛，即使盗匪也尊敬读书人。
同学之中有人一年多前曾和我同船由重庆到乐山，看我从长江哭到岷江，这一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居然没哭，还问他们有没有受伤，颇感惊讶。实际上，我成年后，在遇到危险或受到威胁时是不哭的。
第二天天亮即开车，不经成都，采近路，直开重庆，有人去沙坪坝，可带我到家门。车子驶出眉山县界的时候我头脑才清楚，眉山，眉山！这不是苏东坡的故乡吗！不就是他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眉山！昨天晚上，在那样戏剧性的情境，我曾落脚在苏东坡诗词中乡愁所系之乡，但全然不知是否是明月夜，更梦不到短松冈，连三苏祠堂都无缘一瞥。那时也想，既在岷峨区域上学，再去不难。在当年，这其实是很难的事，年轻女子向往旅行都是奢侈的。
意外地回家度了一个寒假，真是福分啊！父母关切，幼妹逗趣，每天丰衣足食，睡在温暖的厚褥子上，常是充满感恩之心。这是我在父母家中过的最后一个年，再团聚已是到台湾之后了。
9、战火逼近时
——初读济慈回到学校最企盼的是重回英诗课。
寒假中我曾向孙晋三先生请教英国文学浪漫时期的诗，主要是雪莱（那时我尚不知济慈），由他借给我的书上也抄了一些深层次的资料。这样的事使我全神贯注，忘了战争的威胁。
太平洋的英美盟军已渐占上风，转守为攻，美军收复菲律宾（麦克阿瑟当年撤退时曾有豪语：“我会回来！”）登陆硫磺岛后，逐岛血战开始。但是国内战线令人忧虑，已无路可回的日本人打通了我们的粤汉铁路，全国知识青年呼应蒋委员长“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召，有二十万学生从军，我在武大工学院的南开校友王世瑞已在放寒假前投考空军官校去了。在那陆军战事失利，渐渐由贵州向四川进逼的危急时刻，只有空军每次出击都有辉煌战绩，可叹人数太少，伤亡亦重，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队成为人人仰望的英雄。
我已许久没有收到张大飞的信了，我无法告诉任何人，那寄自奇怪地名的浅蓝信纸的信，像神迹一样消失了。三江之外的世界只有旧报上的战讯了。
回到英诗课，朱老师先讲英国浪漫诗的特色，教我们抄八首雪莱的诗。所有初读雪莱诗的年轻人都会被他奔放的热情所“冲激”吧，爱情和死亡的预感常在一行诗中以三个惊叹号的形式出现。那种坦白单纯的喊叫是我在中国诗词中没有读过的，如《印度小夜曲》中的“I die! I faint! I fail!”（我死了！我昏了！我败了！）而我那青春苦闷心情的最高共鸣是他那首《哀歌》首句：“O World! O Life! O Time!”（“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后来的版本删去惊叹号）简直就是我喊不出来的郁闷。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深深卷入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里！朱老师说这诗不算太好的诗，但有雪莱本色。青年人为情所困，想突破牢笼而如此喊叫。纯宣泄性的诗总有点浅，经不起岁月的冲刷。自从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读了这首诗后，国家和我个人生命都不断地在剧变之中，数十年间，“O World! O Life! O Time!”仍不断地在我心中激荡，没有更贴切、更简单的语言能如此直述迷茫。
英国哲人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七十五岁时写完他的《事实与虚构》（Fact and Fiction），讲述十五到二十一岁，心智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书。其中有一篇是“雪莱的重要”，说他少年时读到雪莱诗中如真似幻的情境，深感着迷。成年后见识日增，遇到一些深沉宁静的境界，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动。雪莱短的情诗，他都熟读在心，也渴望会产生那样虽然有些苦涩但却痴迷的爱情：“我爱他诗中的绝望、孤立和幻想景致之美……”这成为他想象力和感情的光源。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谈天时最爱谈雪莱，对这位出身贵族、才情飘逸的诗人的反传统精神十分倾慕。
朱老师坚信好文章要背诵，我们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英诗班上不到二十人，背书和私塾一样，无人能逃。“教”和“背”之际，每首诗由生变熟，有老师几句指引，确能得其真意。几首小诗之后，教到雪莱那首自怨自艾、充满悔憾的《沮丧》（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 December, Near Naples），此诗亦因他相当正确地预言了自己溺海死亡，而令后世珍惜。
一九四五年，极寒冷的二月早上，我们四个同班同学由宿舍出来，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漉漉的水西门，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仍在背那首《爱字常被亵渎》（One Word Is Too Often Profaned)和这首《沮丧》，它的第三节有一行贴切地说出我那时无从诉说的心情：“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nor peace within nor calm around)。
四个人喃喃背诵，有时互相接续，从县街转入文庙广场，由宽阔的石阶进了庙门，迎面看到棂星门旁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干：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一千八百架轰炸东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首相惶恐，入宫谢罪。
站在这布告前的数百个中国大学生，经历战争八年之后，大多数的人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庭，无声无言地站着，读到这样的复仇消息，内心涌出复杂的欣喜。
终于，这些狂炸我们八年的日本人，也尝到自己家园被别人毁灭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灾祸降临的恐怖了。自侵占东北以来，他们以征服别人为荣，洋洋自得地自信着，他们家乡的樱花秋叶永远灿烂，却驱赶别的民族辗转沟壑，长年流离！
我也无言无语，沉痛而欢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象一千八百架轰炸机临空时遮天蔽日的景象，似乎听到千百颗炸弹落地前尖锐的呼啸，爆炸前灼热的强风，房屋的倒塌和焚烧，地面土石崩溅的伤害……啊，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盘旋，降下，无处可以躲藏……
那些因菊花与剑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样保护那些梳着整齐高髻、脸上涂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拴着更花的腰带、穿着那种套住大脚趾的高跷木屐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国战场战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绑在背袋里，火海中，这些骨灰将被二度焚烧……
上课钟把我们带回现实人生，从石柱走向右排配殿第二间教室，又接续着背雪莱那首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太平世界里优美的《沮丧》。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若能像他那样在往复的海浪声里死亡，是多么美丽。
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启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这也是一种缘分，曾在生命某个飘浮的年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
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的《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再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中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亦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必能使世人倾听！”
①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四地在四川宜宾县境。当时的政府早作原住民生存集居规划，且装备若干国防安全设施，有相当程度的军事保护。
10、雷马屏峨
在读和背《云雀之歌》的时候，校长王星拱突然在文庙前广场召集师生，宣布一个重要的讯息：战事失利，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①彝族自治区。同学们都已成年，不可惊慌，但必须有心理准备。
在大学很少见到校长，更少听他训话。我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中国早期的化学学者、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癯，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这之后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如果重庆失守，我到“雷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十天之后，爸爸写来一封快信，简短有力地写着：“国内战线太广，目前确实费力，但盟军在太平洋及欧洲局势日渐好转。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那是一段真正惶恐的日子，夜晚睡在木板床上，想着必须步行三百里旱路的艰困情景。女生宿舍中有高班同学传说，嘉定师管区的军人说：这些女学生平时那么骄傲，随军进山的时候就骄傲不起来了。也有人说，这是左派“前进分子”故意制造分化的谣言。有些高班的男同学向学校建议，指派二百男生和女生队伍一起随军进山。
在这样惶然不安的日子里，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在弦歌不辍的文庙，我第一次读济慈的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这大约是所有人读他的第一首，用人们称为“戴着脚镣跳舞”的十四行诗的格律写他初读史诗新译时，如同探险家发现了新山峰的狂喜。
我读不懂他的狂喜。炸弹正在我的世界四面落下，落弹的呼啸和迸发的火海，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将我困在川西这座三江汇合的山城里。如今连这里也没有安全了。我不懂他怎么能与朋友“发现”了新的诗体，由天黑读到天亮，黎明时，在星光下步行三英里回到寄居的小楼，一口气写了这十四行不朽的喜悦，托快邮送到朋友眼前……自从这首诗后，他五年间用尽了一生的才华，二十六岁呕血而死。
五年，对我是很长的时间，二十六岁也尚遥远，而我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是什么样子。爸爸信中说在他“有生之年”必能找到我，他今年四十六岁，“有生之年”是什么意思？我心中有不祥之感。
朱老师再上课时，对我们的处境一字不提，开始进入第二首济慈诗《夜莺颂》的讲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济慈八岁时父亲坠马死，十四岁时母亲肺病死，二十四岁时，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对渐逝的生命，悲伤无助，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遂构思此诗。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鸩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不知道人间疾苦：“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诗人坐在花果树丛，“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Still wouldst thou sing, and I have ears in vain?To thy highrequiembecome a sod.”)
阅读和背诵这首《夜莺颂》都不是容易的事，济慈的心思出入于生死之间，诗句长，意象幽深丰富。相较之下，读雪莱《云雀之歌》则似儿歌般的轻快了。此诗之后，又读三首济慈小诗：《惧诗未尽而死亡已至》(When I have fears that I may cease to be / Before my pen hasglean?d my teemingbrain)另一首，《为何欢笑》(Why did I laughtonight? No voice will tell)和《星辰啊，愿我如你恒在》（Bright star,would I were stedfast as thou art)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经历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对济慈的诗，有心灵呼应的知己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