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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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欣欣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一些人或是收到曾给他们带来许多苦难的海外亲友的来信，或者突然有了以前从未听说的海外关系。母亲收到了一封海外来信。她急切地拆开信，读后，她对我说：“这是你父亲在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的同学，姓薛。”“他为什么给你写信？”“我曾经和他做过朋友。在和你父亲之前……”
哦，原来母亲的初恋并不是父亲。
那是一个春日，为了会客，母亲脱下旧军衣，换上蓝制服。那件衣服新得发亮，折痕还在，倒显得有几分土气。我陪母亲来到北京饭店，走进当时只有外国人或高级华人才能进出的大厅。一个中年男人向我母亲走来。他身材魁梧，穿着华侨一定穿的西服，打着华侨应该打着的领带，黑亮的头发向后梳着。在寸头和蓝制服的人群里，一看就知道他不仅来自异域而且是很老旧的异域。
他看到她，眼中露出惊喜。母亲也认出了他，迎了上去。他们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他伸出双手，似乎想拥抱，母亲却只伸出了右手。他们的握手比一般的握手稍长一些，母亲似乎也觉察到了。她松开手，转头看了我一眼，对那个男人说：“振扬，这是我的女儿。”我眼前的振扬叔高大温厚，与我那矮小活泼的父亲正成鲜明对比。
振扬叔走过来拥抱我。在那个拥抱里，我感觉自己不但替代了母亲，也多少化解了重逢的尴尬。那尴尬不仅来自时间的分离也来自截然不同的地域环境。两人突然沉默了，似乎都在寻找着话题。振扬叔叔首先开口道：“欣欣很像你年轻的时候。” 在这样的场合，我感到自己不可缺少但又非常碍事。
随后，他将目光转向我母亲，眼神中流露出一派温情。母亲的脸有些红，在某个瞬间，我看到了她的娇羞。那么多年了，除工作之外，母亲几乎不与异性来往。在我们这个纯女性成员的家中，她又是永远的严厉和紧张。我早已忘记了，她也会有这样的娇羞和温柔。
从母亲的口中，我知道振扬叔叔是东北人，抗战逃到四川后，他考取了空军预备学校，与我的父亲同学。那是1940年，中国顽强抵抗着日本的侵略者，而国军仅有37架可堪使用的飞机。蒋介石求援美国，罗斯福总统运送来P-40战斗机100架、P-40E型战斗机25架，此举大力提升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美国又以非正式的协议同意陈纳德招募美国空军飞行员，并以志愿的方式投入中国战场。这些美国飞行员来中国之后，一边飞行战斗，一边训练中国新生代的飞行员。一般情况下，培养飞行员需要高中毕业生，但当时高中毕业生极为稀少，国民政府就建立了初高中一贯制的空军幼年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教师多来自黄埔军校。我父亲通过招生考试，成为该校的第一期学员。
空军幼年学校位于四川灌县濮阳镇，青城山抵挡了日军的大轰炸，校园内美丽宁静。空幼的学员们上课，训练，甚至每天都能吃到牛奶和鸡蛋。在血与火中的中国，无数难民流离颠沛，空军幼校的学员们却生活在世外桃源。我母亲曾说：“空幼的伙食真好，还有游泳池。”我猜那是她第一次看到游泳池。
对于父亲，以及许多留在大陆的同学而言，空幼的六年是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日子。在这群幸福的孩子中，我父亲似乎又比其他人更幸福一些。该校的中队长和区队长都与我二伯在黄埔军校同学。我祖母坐着祖父的汽车，从成都来看望我父亲，向队长表示想带儿子回家住几天。这本是违纪的事，但队长却不好意思拒绝。为免上级发现，队长每天早晚替我父亲收放蚊帐，造成他仍在营中的假象。
1980年代之后，大陆开放。空幼的同学从北美，南美，台湾等地来中国聚会。与会的人都能回忆起非常多的生活细节，而这些回忆自然包括了我母亲的到访。
我父亲说：“我们空幼一期的同学进入青春期后，教务长汪强通过在华美女中读书的女儿安排了空幼和女中的联谊活动。”
我母亲说：“那天晚上，我们走了一天从成都来到灌县，当晚就住在幼校里。”那天晚熄灯后，空幼的学员才知华美的女生已经来了。
次日清晨，排队出操时，学员们高唱空幼校歌：“崇墉九仞，必厚其基；峻岭千寻，必登自卑。惟我空军，岳岳英姿；下俯云汉，上接虹霓。咨尔多士，朝斯夕斯；论年则幼，用志不歧。宏尔造诣，正尔威仪；德与时进，学与岁驰。毋自暴弃，毋用诡随；邦家阢陧，望尔匡持。驱除寇盗，海宇清夷；云程万里，远大为期。”
“我们正唱着，突然看到山坡上齐刷刷地站了一排的蓝旗袍，旗袍外还罩着不同颜色的毛衣。一看到她们，我们的胸膛挺得比平时更高，动作更加有力，口号喊得更响更整齐了。”父亲说。
那天晚上，男女同学围着篝火，颂诗歌舞。我父亲独唱平·克劳斯贝（Harry Lillis Crosby，别名 Bing Crosby）的歌曲。我母亲独唱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其中的一句歌词“燕子你到底说的什么话？”使母亲得了“燕子”的绰号。
次日，燕子要飞走了，男生们送来了祝福卡，卡片上写着流行歌词：“More days coming ， it will be happy。”回成都后，女生们又回赠了答谢卡。在卡片上，男生们努力地寻找着，希望从签名上猜出签名人的样貌。有人提议给华美的女生写信，可哪个少年该写给哪个少女呢？这真是个难题。我父亲在同学中年龄最大，而且已有女友，自认立场超然，颇有经验。他提议：“这样吧，我把她们的名字写好，做成阄儿，大家抓阄儿，我弃权。”一个名叫振扬的东北“难童”抓到了我母亲的名字。
振扬叔叔
九一八事变后，无数家庭逃难。振扬兄弟三人跟随寡母，历经艰辛逃来四川。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陇，完全依赖教会的接济，“难童”是当时大后方对东北难民孩子的统称。振扬考上空军幼年学校，几年后，瘦小的难童长成了英挺俊美的青年。他抓到了我母亲名字，却不知那就是会唱歌的“燕子”。
振扬给“燕子”写信，一封，又一封，但“燕子”却渺无音讯。一封，又一封，依然是“鸿雁长飞光不度”。无奈之下，振扬请我父亲当枪手。这一次，“燕子”有了回音，他成了她的初恋。
其后几年，每逢休息日，振扬叔总设法从濮阳场到成都去会已在华西大学读书的母亲。母亲回忆道：“每次他来华西坝，都在女生宿舍门口吹口哨。听到他的口哨声，我才起床梳洗……我在华大参加团契，有些学医的男生对我蛮好，不过那时我已经有了他。”
母亲考入大学时，本想念音乐，但华西大学没有音乐系，况且外公也不同意她念音乐，最后她进了家政系。她记忆中的华西大学是蔷薇花墙，是下午茶，是唱诗班……她学习营养保育，家庭布置，绘画和音乐，她还修习音乐课，参加演唱，并担任独唱。
那时的母亲从未料到她大学毕业后，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之一的家政系从大学系科中消失；而她更不曾料到，竟然会有30多年与振扬叔叔不通音问。
1950年4月，母亲在华西大学参加弥赛亚唱诗之后
1945年，父亲那一届空幼的毕业生，本该进入空军官校去美国培训，但因抗战胜利而取消。振扬叔再投海军。1949年，他回到成都，与母亲匆匆告别后即登船北上青岛，当时振扬并不知道，他们即将驶向那座小岛。到达台湾后，他一直抱着团聚的希望。振扬叔叔苦等了母亲几年，但重逢的希望愈见渺茫。
大概是1950年代后期，振扬叔到美国接收军舰。当地华侨前来欢迎，其中有个祖籍广东，土生土长的少女丽莲。丽莲大方开朗，她追随他回到台湾。他们在台湾成婚。那时台湾生活相当清苦，莉莲又不会说中文，于是举家迁回美国。
振扬叔走后，母亲和他开始通信。因有外国邮票可存，收到振扬叔的信，我总是很高兴，但回信却让我头疼。出于对“海外关系”的恐惧，母亲既天真又固执地认为我大学还未毕业，由我抄信并署名寄往海外不会惹上麻烦。母亲写给振扬叔的信写完后由我抄一遍，以我的名字寄出去，而振扬叔的回信称呼都是“欣”，而非母亲的名字，看起来都是寄给我的。我不知道这样是否能躲过那些眼睛？那些至今仍在的眼睛？但这就是母亲，因为恐惧，她常常做些自欺却未必欺人的事。
因为抄信，我知道母亲的信中既不谈风月也无风云。可是母亲看不上我的字，从我抄第一个字开始，她就不断地批评：“你的字真难看！”她写一手漂亮的柳体，我从未练过字，自知字不好，但也受不了一字一纠正，我忍不住回嘴道：“看不上我的字，你自己写呀。”于是我们就吵起来。有时抄到一半，母亲说：“谁看得懂你的字啊？”她又要我重抄。似乎每次抄信都会吵一架，我恨抄信！
有一天，母亲接到振扬叔的来信，还未读完就瘫倒了。我手忙脚乱地把她拖到床上，再去卫生所找医生。医生说她精神太紧张，需要安静休息。医生走后，母亲挣扎着起来换衣服，我才知道她小便失禁。此时，一封信落在地上。拾起来一看，原来振扬叔说某日某日写过信，却未收到回信。大概母亲对那些消失的信有着非常恐怖的联想吧？
1984年~1986年，我在美国留学。振扬叔从西海岸寄来肉松、酱菜等食品，那时我才知道美国大城市里有东方食品店，他又寄给我一件雪衣，虽然我从大陆带了羽绒服，但他寄来的式样好看时髦。母亲和他仍然通信，都是先寄给我，再由我转寄。振扬叔写给母亲的信依然称呼我的名字。
1985年，作者在大烟山国家公园，穿的就是振扬叔从西海岸寄来的雪衣
那些信读来有点滑稽，也有点混乱。在这一封信里，他对“我”说：“请不要自责，你的一颦一笑都是我眷恋了。”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对我说：“妈妈变得十分急躁与害怕。这与她年轻时判若两人。过去的她不耐心但不急躁，过去的她循规蹈矩但不害怕。实在令人心痛。我曾当面劝过她，天塌下来有高个儿的挡着……”可振扬叔怎会知道，我们家就没有一个高个子的人挡着，即便有，也未必挡得住。
1986年，我回中国。半年后女儿出生。当时的我无暇顾及母亲，也没再为母亲抄信，我甚至不清楚他们是否还在通信。几年前，我回北京，在家中翻找旧物，翻到了几个牛皮纸袋，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振扬叔的来信。那些信或写在半透明的薄纸上，或写在公司标签的厚纸上，有几封竟然写在中餐馆的餐饮垫纸上。在每封信上，母亲都标注了收到和回复的日子。
我读着信，发现母亲一直顾虑着通信可能带来的不测或不幸，振扬叔也常因收不到母亲的信而焦虑。在一封信里，振扬叔恳求母亲不要中断来信：“你何苦这样自苦，苦我，放开一点。我们相距这么远，见面只能以次计算。我已活得不敢怨天尤人了，因为天是哑巴……”
那些信里，除了惯常的担忧期盼，还有咖啡杯或乳胶手套的报价，护照复印件……他们重逢后的十几年里，振扬叔都很努力地创造着再见母亲的机会。他组织旅行团，陪同可能的投资者来访……其中的一两次眼看就要成行，又因主事者变卦而取消，他的情绪也因之而起落。
从那些旧信里，我才知道外公和振扬叔的母亲当初都反对他们的交往。这一方不满意振扬叔是东北来的难童，太穷，而那一方却认为女方是“娇小姐”，无法供养。从信中闪烁的词语，我断定他们曾接过吻。但我没问过母亲，直到振扬叔故去，我才想起竟然也从未向他求证过。
我大致点数了一下，振扬叔平均每两周给母亲写一封信。那些信里有他对她的饮食健康指导，也有他宽慰她的心情，有结毛线衣，买面霜，零零碎碎，反反复复的杂事，就这样，他们写过了1980年代。好像他们很慢地度过了那段时间，但我却觉得那个时代好像在飞，一忽儿就飞过去了。
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女儿刚满两岁，中国大陆出了大事。那一年，振扬叔只在年头年尾来过信。年头的来信带了个人情感，年尾的只谈做生意的可能。我猜一定又是母亲因恐惧不许振扬叔来信。也许就在那段时间里，母亲下定决心再次干预我的生活。在她的要求下，我再次来美国，从此定居大洋彼岸。
看到旧信中治疗脑溢血的偏方，我突然想起振扬叔因病住院。住院后，他的弟弟们代笔给母亲写信。阅读旧信让我想起小时候偷看父母的通信，可惜那些信已在1966年的夏天化为灰烬。看着这些旧信，我想到振扬叔的太太不会读中文，他们的孩子甚至不会说中文。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靠读信和写信消解岁月的孤寂，更不会知道有人保留了他们父亲的旧信。理着理着，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折叠得很不一样的信，熟悉的字迹透过薄纸，隐约可见。打开一看，果然是母亲娟秀的字体。
母亲，1986年左右
“你的来信给了我无限温馨，如同我们相聚的几小时，像在梦里。我们的重逢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我愿那时刻永远停留。你仍然是我四十多年前的恋人直到生命终结。” “四十多年了，我们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当经历了离别的悲痛后，上天是不会给我们公平的……你和她夫妻几十年，将孩子抚育成人，你重病，她照顾你，为你操心分担家务，恩重如山，而我什么也没为你做过。” “我虽然独身至今，但是在国情和法律的约束下，我不是自由人。” “这照片是我们唯一的合影，记得四十年前，我们最后一面时，你曾邀我照相，这次就算补偿……每年两次信就已够了，来信写的淡漠些。为了我，你更要健康的生活，快乐地度过晚年，我也同样地安慰自己。”这封信写于1987年，虽然我不知道它怎会被保留下来，但由此看出恐惧，心债和清规戒律使母亲决心中断通信。
1994年，母亲来美后，振扬叔邀请她去访问。回来后，我问母亲访问情况，她却淡淡的，没说什么。从那之后，她和振扬叔之间通信稀疏了。据说在那儿，母亲见到了高中同学。据说无论才貌，那位同学都远逊于我母亲，但恋爱却主动得多。同学与她的先生也是在那次联谊中相识，后来随丈夫去了台湾，她的丈夫当上海军的高阶军官。据说她在西雅图的家面朝大海，客厅里有一舰船般的旋梯。我猜母亲到了那里多少有些手足无措，夜半醒来怕也是百感交集吧。
母亲1994年第一次来美。之后，她随我从佛州北上纽约，再搬到科罗拉多州。搬到科州后的十几年来，母亲和振扬叔通信越来越少，少到只有圣诞问候了。
1994年，母亲第一次来美国
2011年3月的一天，我打开信箱取出邮件。我边走边翻着，广告、账单，账单、广告……一个信封掉下来，随风飘去。我追过去，捡起来一看竟然是手写的信封，来信的地址却不认识。信的开头称我为“贤侄女”，起头就是：“家兄振扬于2011年3月10日3时息劳主怀，回归天家。兹定于2011年3月15日在圣心殡仪馆举行追思仪式” ，落款是振刚。原来是振扬叔的大弟弟写来的丧讯。
我将振扬叔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她听完，静了好一阵，才说：“你替我寄张卡片吧。”只寄一张卡片？我听了吃惊失望甚至有些愤怒。毕竟通过那么多年的信！毕竟振扬叔对她一往情深。我悲伤地想到振扬叔去世的那一刻很可能会想到母亲，而母亲那颗活着的心却早已干枯。
我经常想起，在那遥远的冬夜，母亲带我去医院。她个子小，冬衣重，她背上我，不得不扶住栏杆才能站起来。我常忆起她当年的美丽，那件白纱底蓝绒点儿的短衫那么恰到好处地包裹着她浑圆的肩头。想起她走在街上，那些追随的目光，那些赞美的叹息。想到靠近她时，她那母亲独有的温暖和甜香。我宁愿她还是那个会对男人撒娇的小女人，我的小妈妈。那个小女人会给丈夫写信时抱怨他负心。那个小妈妈会在午休时闭眼佯装熟睡，偷眼看年幼的女儿将枕巾蒙在头上，边舞边唱：“妹妹出门去了，挎着一只篮，戴着一朵花 …….“
很多次，我在心里喊着：“还我一个美丽温柔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