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谁比谁活得更长

谁比谁活得更长

杜丽／文

杜丽

　　小学毕业了，我拿回家的成果让父母吃了一惊：一块铺在课桌上的大垫子，全部用糖纸层层糊成，其厚度几乎相当于一册课本——真难为我攒了那么多糖纸。这件浩大复杂的制作，历时几年，全是我在上课时间内独自完成的。至今妈还常提起那个糖纸垫子。“就是当柴烧也得烧些时辰。”妈说。
　　可我的成绩一直是第一。从小到大，我没尝过第二名的滋味。在上大学以前，除了学习，我什么都不会。不对，缝扣子我会，缝几针就打个死结，后来妈拆衣服的时候，扣子怎么也拆不下来。
　　方圆多少里之内都流传着我的名字。高中时，我登峰造极，离第二名越来越远，总分甚至高出将近一百分。一时间仿佛没人能够再教我，老师们全都不管我了——在英语课上，我一边演算着疑难习题，一边听着英语老师犯的语法错误。我离同学们越来越远，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我是那样孤独，没事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把《中国历史》上下册、《世界历史》上下册从头到尾默背一遍。什么地方有个插图，什么地方有几个注解我都心明眼亮，课本在我脑子里打开着，一页一页往下翻，我自己都害怕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我盼着高考快快来，高考再晚来一步，我兴许就疯掉了。
　　那种畸形、病态的中学生活，我一想起来就后怕。假如再归还我的少年，我宁可门门功课考零分，宁可不上大学，宁可填不出所有历史年号的答案——只要让我过一回健康、自然的生活。那本是每一个孩子生来就该有的、人人一份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习题的答案，可就是不知道那个最最简单的、人人皆知的答案：生活。
　　所以，不管我考多少分，都是永远不及格。高中时班里已有人在恋爱——我背得下牛虻死前写给琼玛的信，也明白罗彻斯特和简•爱是怎么一回事——书里面的爱是那样天经地义。可是我却搞不懂身边的恋爱。他们的成绩成双作对地下降。他们究竟在人背后谈些什么，干些什么？我对他们又鄙视又羡慕，和他们相比，我实在是太可怜了：我甚至没有暗暗喜欢过哪个男生。我的那根弦还在睡大觉。
　　1985年7月7日，我高考的第一天，爸爸戒了烟。从此他再没抽过。爸爸的烟瘾是极大的，我和弟弟妹妹曾费尽心机帮他戒烟都没成功过，可这一回，是爸爸自己提出来的——孩子要上大学了，不得不考虑经济问题。在小县城里，一个不吸烟的男人还能指望有什么朋友吗？爸爸年轻时就好交际，呼朋引伴，高谈阔论，家里总是烟雾缭绕。这一下，家里冷清多了，爸爸推掉了一切应酬，减缩开支到了最低程度。用他的话说就是，他的烟“咔嗒”一声停了。
　　靠了爸爸的烟钱酒钱，我和妹妹先后上了北大，又先后抽起了烟——我们真不愧是爸爸的女儿，烟瘾一个比一个大。我们还互相友爱，你替我瞒这个，我替你瞒那个，都永远是父母的好女儿——直到爸一次来京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满当当的烟灰缸。
　　上了北大我才开始生活：从前都是白活了。学习好没什么大不了，我们班来自各省市的同学，个个都是拔尖生，高考成绩比我高的有好几个。尤其是，上了大学我才明白，对女孩子来说，值得炫耀的东西太多了：聪明，漂亮，乖巧，妩媚，见识广，能力强，会唱歌，会跳舞……学习只是其中的一桩，而且好像还是顶次要的一桩。可除了学习，我哪一样都不具备，哪一桩都不会。假如我没有从前倒也罢了，假如从来就没人夸过我，我还会有什么失落？
　　原来我是被骗了。原来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原来我上了一个大当——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做女孩？如何讨人喜欢？如何和男孩子打交道？
　　从大二到大三，有好几个外专业、外系的男生转到我们班：贺照田、杨光、龙清涛（笔名紫地）、陈国平（笔名西渡）、褚福军。1986年9月，大二刚开学，班长杨军带了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生来女生宿舍，说是新从汉语专业转来的，要做我们的学习委员。我和他说话的时候，隔着杨军，两个人的脑袋侧来侧去，说的话断断续续。这男生叫龙清涛，八年后，我和他结了婚。
　　八年间，两人彻底地闹崩就有三四次，最难的是分书。每次分完了书，我会东跑西颠，上下求索，将他有而我没有、我又特别心爱的书设法买到弄到偷到要到。不久，书又合在一起了，这些重复的书又一一卖掉送掉。读研究生时，有一次分完书后过了几天，他又来我宿舍要买我的一些属于我但对他更有用的书，讨价还价之后，算好了账，付完了钱，外面下起了小雨。既然已经分手，他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在我的宿舍里待着。我拿了把伞护送他和他买的那捆书回他的宿舍楼，出楼门后，一阵风吹来，雨点斜着飘过来，我赶紧压低伞去遮挡书。这景象被我那时的女友、哲学系的成瑞华在窗户后面居高临下看了个一清二楚。第二天见了我，还没等我诉说分手的痛苦，她就撒着嘴说：“骗什么人啊，就看你那个小媳妇样儿，鬼才信呢！”
　　大学同宿舍共是六个女生，那五个分别是：英莲、英姿、玉琪、明娟、小艾。英莲和英姿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山西，两人都姓杜，名字写在信袋上，路过我们宿舍的男生一看那名字，就在门外问是不是姐妹俩，更有人唱着“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远去。
　　我和玉琪成了好朋友，常挤在一张床上说悄悄话。玉琪要生男孩，我要生女孩，她的儿子叫小早，我的女儿叫小晚，那时我们指腹为婚，发誓要做亲家——两人还都没有男朋友呢。现在，我没有玉琪的消息，也不知小早生了没有。
　　我们三个姓杜的女生有个排行，英莲老大，英姿老二，我最小，分别是杜大小姐，杜二小姐，杜三小姐。1995年一年里，杜大小姐和杜二小姐都生了大胖儿子，英姿的儿子叫刘狗蛋儿，又叫刘美蛋儿——光是英姿叫儿子时的模样就让我妒忌得要死。英莲的丈夫老王聪明绝顶，要给儿子起个特别的名字——爹妈没给自己一个好名字，儿子的名字可含糊不得。时下复姓是潮流，他就叫儿子王杜若。我曾提出反对意见，不知现在王杜若到底叫什么？
　　我结婚后买洗衣机时，不知该买小天鹅还是海棠，一问，小天鹅是无锡的，海棠是山西长治的——刚巧是英姿的老家，听着自然觉得亲，就买了海棠。海棠很好用。
　　说起来我们班第一个生孩子的是上海的老姚，我们都还在寻找进入社会的感觉，他的女儿就呱呱坠地了——他给女儿取名姚万枝，因为，万枝妈怀孕期间，万枝爸吸了有一万支香烟。老姚叫姚献民，笔名郁文，也写诗，他把自己看成这帮诗人的领袖。
　　1987年10月31日，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北京突然下起了雪。这场雪来得那么突然，人们简直一点儿准备都没有，雪片儿就急切地洒下来，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银白的世界。雪下得无声无息，直到睡觉前还不停，我们都怀着莫名的激动入睡了，等着次日早晨看雪景。11月1日晨，等我们拉开窗帘，那场雪已经无影无踪，消失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样不真实——也许清晨气温只升了一点点，那么厚的雪就全化了。在去上课的路上，我们都若有所失，上课的时候恍恍惚惚。后来，我们系那几个写诗的男生几乎每人都写了首诗，题目都叫《第一场雪》。
　　1989年夏天，我大学毕业，留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根据国家教委的政策，先得到基层锻炼一年。我们系去的是北京青云仪器厂二分厂，地点离北大很近，就在双榆树青年公寓对面。我和武汉大学中文系考来的范智红被分在钳工班，分别跟着两台冲床捡零件。冲床永远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说话得扯着嗓门使劲喊。钳工班有六七个人，几乎个个都是结巴——据说与冲床的声音有关。在我那台冲床上操作的是个长得相当帅气的小伙子，叫贾精兵，一笑一口白牙，长得像今天的张德培。他见我担心耳朵被震出毛病，就把他发的耳罩给我用，这下我更听不见别人讲话了。
　　小贾只有初中毕业，没什么好炫耀，他最爱说的就是带我免费逛动物园，说他爸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他从小在动物园里混，从来不买票，人熟路熟。
　　还有就是穿西装的事：“小、小杜，你、你别看我现在这样油渍麻花的，等星期六，一洗澡，头、头发一吹，换上我的西装，走在马路上，你保准认不出我来。”
　　离开工厂后，有一天我坐332路汽车，在魏公村附近，见一西装革履男士飞车而过——我一眼就认出那就是北京青云仪器厂二分厂钳工班的贾精兵。
　　1992年春，我们研究生面临毕业分配，有个叫张虹生的男生找工作不顺心，在回北大的路上骑自行车冲进了北京动物园，被管理人员连人带车扣下。后来，放了人，不放车。张虹生想起了小贾的话——我还以为他只想带我一个人逛动物园呢，敢情全都许过诺——就跑去给他打了个电话。小贾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说：这事儿包在哥们儿身上了。张虹生在自己待过一年的车间里等小贾下班后（上班时间不准外出）两人一起七拐八拐进到动物园。小贾冲烟摊一抬下巴：你去买包烟。到了管理处，小贾一哈腰，说：×伯，我是贾××的小三儿，我的哥们儿……张虹生及时地递上了希尔顿。那×伯一挥手：车在那边，推去吧。
　　我听张虹生讲了此事。原来当年小贾不是吹牛，还真能不花钱进动物园，他整天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想入非非天花乱坠是有根据的——他至少比北大研究生有能耐。
　　在工厂期间，我们大学的同学游进死了。游进是四川人，毕业后分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1989年年底，他也得下基层，临行前和几个好友在成都一家餐馆喝酒话别，遇上坏人调戏女服务员，游进上前制止，被捅了一刀，还没送到医院就断了气。他淳厚、风趣，笑起来朗朗有声。仿佛前不久他还在班里的新年晚会上演小品，笑倒一大片，毕业还不到半年他就没了。后来他被追认为四川省新闻工作者标兵。
　　1991年秋天，我们班的又一个男生、写诗的戈麦失踪了。后发现他自沉于万泉河中。戈麦内向寡言，我几乎记不起作为同班同学和他有什么交往，只记得大学毕业后一次班级聚会上他说我嗓音听不出性别。他生前的好友西渡将他的诗作整理出来，交漓江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我们系八七级的女生张谦。诗集叫《彗星》，象征着他天才而短暂的一生。这时，我才好好读了他的诗，被他诗中的光芒折服。书的后面有西渡、臧棣、桑克、徐江等怀念戈麦的文章，读后我才知道戈麦在孤独中写作的情况。
　　1993年春，我去南方出差，刚巧西渡回浙江探亲，便结伴同行。西渡给我看了戈麦的三篇小说遗作：《地铁车站》《猛犸》《游戏》，我读后大为折服。到南京后，我们设法找到王干，希望能交《钟山》发表。后来，《地铁车站》发在《钟山》1994年第5期，后面两个王干送到《山花》，好像是在1994年第9期上发表的。
　　1992年春，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工作，正拿出简历来自我推销，见一胖墩墩的小伙子戴着一顶极棒的灯芯绒棉帽走进来，觉得有些面熟。这时，二编室副主任丛培香说：王清平，快来见见你的校友。
　　原来他是王清平！在北大时，他是有名的苏州才子，笔名清平，傲气得很，我只在路上被人指点着见过他——一个清秀瘦削的高年级学生。知道他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怎么变得这么胖？
　　据说，那天我一走，清平就在办公室里感叹：她就是杜丽呀，前几年可是老多了。后来我跟他住一个楼道，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几乎要找他拼命。
　　在北大时，清平有几句诗流传颇广，无人不晓：

　　落山的太阳神奇的月
　　大饼烙好看下雪
　　你要抒情你就抒情
　　我肚子饿了我要吃大饼

　　语不惊人死不休，真不知这老兄是怎么想出来的，一定是从武侠里得的灵感吧？——他是中文系的资深武侠迷，尤爱古龙、温瑞安。他若是开一堂武侠课，恐怕得讲上好几年。他自己也写武侠小说，我听他读过好几个开头，精彩之极，但都没写下去。他在出版社大院的宿舍，活脱脱把北大男生宿舍给搬过来了：桌上搁着一年前的煎饼果子，床底下塞着几百双臭袜子——他说自己从来不洗袜子，在街上拣那种十块钱五双的买，穿一双扔一双。在他的宿舍，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乌黑锃亮的枕头——炼半斤八两的油应该没问题。
　　最绝的是墙上写在泛黄纸上的一首五言：

　　倾杯对箫鼓
　　拔剑无生死
　　少年愁梦里
　　红袖不解诗

　　我乍一看以为是毛主席的书法，再细一看，又是不同，那字、那诗都一定是神助——清平说是酒后泼墨而成。我看那幅字大有收藏价值，诗则会流传百世。
　　在大学里，有一天，我看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将死前，在电车上，看到几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一个靠着一个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他想到“不知谁的命运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命运，谁比谁活得更长……”我在这句话底下画了横线。
　　1988年5月4日，是北大校庆九十周年。整个学校都在狂欢。晚上，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游荡，碰上高年级的学姐易敏，她和几个作家班的学员在一起，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喝咖啡。其中有女诗人伊蕾。我早已听说过她的名字。第一次见到她本人，在咖啡厅暗红的光里，我被她的脸震慑住了——二十岁了，我还从未见过这样一张被磨损的女人的脸，那脸上有一种被痛苦、被屈辱、被岁月毁坏的无形的痕迹，有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痛楚与冶荡。只可惜我当时太小，无法领略那张憔悴的脸上动人的美。相反，坐在她的对面，我替她害羞：她这样堂皇地坐在那里。
　　很晚我才去读她的诗——1995年4月12日，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1990年出版的她的诗集：《女性年龄》，我翻到后记，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天生就老了。”我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读到？

　　本文选自《蓝色手指》，杜丽／著，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Froginwell]

您是天生过目不忘，还是后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