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坐飞机去考研

坐飞机去考研

秦晖／文

秦晖

　　高考之后又考研

　　1977年的高考与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作为“黄埔一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众所周知，1977年高考因为“文革”后“思想解放”的过程几经讨论，10月才定下规则，12月才考试，所谓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在1978年1～2月才进校的。但是几乎在高考规则确定的同时，1977年10月高层就已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最初只是想让中国科学院招，但很快更加“解放”的设想出来，到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就决定把研究生招生主体扩大到经批准的一大批高校，报考资格更扩大到未毕业大学生乃至没有读过大学的“同等学力”者。报考资格放得如此之宽，录取名额却非常少，研究生与本科生录取名额之比只有如今的几十分之一，要过初试、复试两道关，从而在严格录取的前提下为“自学成才”者打开了一扇参与公平竞争之门。教育部同时还决定把1977、1978两级研究生一并招考，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
　　决定做出后，招生安排落实很快，2月完成报名，3月发放准考证，5月15日全国统一考试。而这时77级大学生进校才三个月，离1977年高考也只有五个月。所以，当时有些人是连续参加了这两场考试的。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1977年12月参加了“文革”后首届高考，结果不理想。虽然据说在我们那个小县算是文科总分第二名，但是各科成绩却是数学最高，语文不怎么样，这对文科考生很不利。加上我的志愿填得太高，体检更是“硬伤”（眼疾是我在农村待了九年多，多次招工、招生、招干均被打回的重要原因，这次考研也几乎因此折戟，由于导师力保才得过关，我曾在回忆赵俪生先生的文章中叙述过此一殊恩），所以未被录取。到了1978年2月间有过一次补录，后来知道是一些地方旧习未除，“政审”卡掉了不少人才，邓小平得知后认为不对，遂决定在高分未录生中再选遗珠，这也是那届高考的又一特殊之处。我虽非因政审被卡，但也获得补录。不过这次补录的学校都属低档，而且多在考生志愿外，属于多给一次机会，不去也不勉强（当时按志愿正式录取者不去是要受处罚的，记得那处罚是下年不得报考）。我因为当时已经报考了研究生，补录学校又很不理想，权衡再三就放弃了这次补录。

　　“同等学力”者

　　我当时是上山下乡插队九年多的“知青”，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营盘大队平宜生产队挣工分的“社员”，说白了就是个农民。15岁下乡时是年龄最小的知青，九年多来辞旧迎新，此时已经是我们公社南宁知青中仅剩的一个，在大批后来的本县知青中俨然成为元老，有人按当时习语送雅号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我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1966～1969年的“初中”期间“一进校就停课，离校前（“文革”内战）刚停火”，在学校里我们那一派组织中，由于此后再无人入校，我们也没上过课，于是一直被别人叫作“新生”，枪炮声一停，我们忽然就成了“毕业生”了。尽管在九年多的“早稻田大学”中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在当地算小有名气，但刚参加的高考就没成正果，却放弃补录又去考研究生，在有的人看来未免太“冒进”。
　　那年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少部分是当时在读的“黄埔一期”大学生和“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少量没读过任何大学的“同等学力”者基本上也都是城里的干部、教师等“得风气之先”的群体，而且大多起码还是读过中学的。我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基本上只是“文革”前读过六年小学，在当年的考研者中着实罕见。当时我县23个考研者中没读过大学的就我一人（考上了的也只我一人），我们系那届录取的11个研究生中，八个是老大学生，两个是工农兵学员，“同等学力者”也只有我一个。全校录取的“同等学力者”倒是还有若干，但本人身为农民的，至少我还不知道有第二个。
　　我虽然比较自信，但也不至于狂妄，当时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自认论“表现”在当地干部群众中还是有口碑的，论文化也不怕考试，但过去无论改革前重政治的“推荐”，还是重分数的前不久首次高考，我都被打了回来，主要是体检过不去。有人说只看体检表，给人的印象你就是个半瞎，应该走残疾人就业这条路。我当然不服气，可是寻思要突破体检关，恐怕得有得力的“伯乐”力荐。但是普通高考，考生几百万，统一命题，集体改卷，除非是“状元”，不可能引起注意。这时候看到研究生招生消息，我就有了想法。那时培养研究生是一个导师带几个弟子，犹如师徒相传，师傅选徒弟应该是比较有可能体现个性化的。

　　赵先生的知遇之恩

　　于是乘着在文化局搞乡土文艺的机会，我在县里查了全国招生导师目录，觉得有两位先生可能给我机会，一位是华东师大研究国际关系史问题的某学者。我给他寄了“习作”，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我写的一篇笔记《金元帝国的崩溃》。此文根据当时流行的左派观点，把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兑金承诺导致的国际货动荡说成是美元，甚至“美帝国主义”快要完蛋了。今天看来这是一篇毫无可取的“愤青”作品。不过有趣的是，现在左派的说法已经完全相反，他们如今认为美国发行不能兑金的货币体现了“美元霸权”的的膨胀。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这件往事，因为当年这篇笔记并不仅仅是我的想法，当时全球的反美舆论和我国的意识形态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幸灾乐祸，没人说这不是对美国的打击，反倒是美国对世界施展霸权。事实上，说美元不能兑金就意味着美国行将崩溃当然不对，但是美国维持不住由它自己倡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无疑显示它在从战后霸权顶峰走下坡路，至少不能说它比以前更强大吧？如果说美元不能兑金就意味着美国“不受制约”，岂不等于说此前更强大的美国在自己找“制约”？此后不那么强大了它反倒“不受制约”了？所以，不是说美国没有霸权或不追求霸权，但用美国霸权或美国阴谋来解释危机，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这当然是现在的看法了。话说回来，当时寄出这篇文章后没有得到回信（完全可以理解），但华东师大（当时叫上海师大）还是寄来了准考证。不过那年考研的时间是全国统一的，一人不能分考两头，所以我只能放弃。现在想来，没有导师的力荐帮助我克服体检障碍，加上国际关系史需要的外文优势我并不具备，考上的希望几乎是没有的。
　　另一位就是我后来的恩师、兰州大学的赵俪生先生，他在20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发配西北之前活跃于史坛，所著（包括与师母高昭一先生合著）的几本书我们家里都有。家父1949年前在大学就是读历史系，以后也一直有这方面的兴趣，家里这方面的书不少，赵先生当年在山东大学与几位同仁创办的《文史哲》杂志，从开始征订到“文革”一度停刊我们家也一期不缺。这些我原来都读过，在导师目录中看到这一熟悉名字后又让家里把这些书和文章都寄来细读，对先生的研究有了较多了解。先生这些著述多数是关于农民战争史和史学理论的。在“反右”中蒙难后，先生的精力转向土地制度史研究，但是被剥夺了发表著述的权利，他这方面的成果大都是在改革时代发表的，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不过士地制度史本身是“文革”前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五个讨论集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对相关讨论也有了解，加上在农村九年也有些感触吧，因此就给先生致信请教，除表达投师之意外，还寄去一些我关于农民战争和士地制度史相关问题妄加议论的“习作”（现在看来只能叫读书笔记）。
　　寄出这些当然意在投石问路，希望得到先生的回信。但先生回信的热情和嘉许还是出乎我的期望。他不仅对我这个素不相识又毫无资历的自学者大加奖掖，鼓励我认真备考，还给我寄来一包参考书。我后来又告诉他我可能遇到体检问题，先生说：只要你初试、复试都表现突出，体检问题我会尽力争取解决。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
　　说实话我真是非常感动。“我本非良骥，愧对伯乐期；驽马自加鞭，不负恩师意。”我放弃补录而一心考研，也就不算是狂妄了。

　　在“早稻田大学”学外语

　　我们现在知道，1977、1978年高考的一个结果就是致命地打击了当时已是很不得人心的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尤其是“插队”知青，本来纪律约束就没有“兵团知青”那样严，平时就有部分人滞留城里而“不在队”。1977年宣布恢复高考，而且实行按分数录取后，大量知青都纷纷回城复习备考，连一些样板知青点都几乎走空了。一些地方为了稳住这些样板，曾经私下许诺会给表现好的模范安排上大学的“捷径”，结果却鲜能兑现。更有甚者，从1978年开始，很多地方招工也开始用考试的办法选择文化水平相对高的新工人，使得“文化低无出路”的危机感在知青中更加蔓延。于是这一年不但回城备考之风更盛，就是本来没打算考大学的人，包括不少模范知青，也看出留在村里已无前途，纷纷另谋回城之路。
　　而我无论1977年高考还是1978年考研都是在村里备考的。当时二十多人的知青点经常就只有我还在“坚持”，这曾使当地一些干部大为赞许。我们平宜知青小组是县知青办的“点”，虽然不像邻近的央务知青小组作为自治区知青办树的典型那样大名鼎鼎，但通常还是受好评的。而到了这时，连央务典型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我却还能在村里待得住，令他们刮目相看，认为我平时尽管“表现不错”但并不大红大紫，而到了这时却只有我“经得住考验”。
　　但其实我留在村里，只是因为我父母那些年里也被放逐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山区县，那里的条件并不比田林好。而在南宁我已“无家可归”，不留在村里我能上哪里去呢？1977年考试前后我还是间歇出工的，考完的第二天还上了龙车水库工地，但是进入1978年后就不然了。春节时我曾回父母所在的凤山县过年，在家里找了一些书，并向凤山中学的英语老师请教了一些问题。但是那时我尚未报名考研，而返回田林报名已在年后，刚刚探过家也不好再走了。不过，我留在村里并不是要与那些模范一比高下，经受什么“考验”，其实从二月间报名到五月间考试我都很少出工了，基本上也是在备考。
　　回想起来，那时我花在专业上的时间还不算最多。当时除体检外，外语是另一个障碍。记得1977年高考时，除外语专业外一般考生的外语成绩是仅供参考，不计入总分的。但研究生考试外语就是个硬杠。当时“文革”刚过，国人的外语水平普遍低，“黄埔一期”也不例外。尤其是中文、中医、中国史这类带有“国学”色彩的专业，导师大都主张重专业，而不过分要求外语。但总分数仍是一道坎。而赵先生当年是清华外文系出身，他还是重视外语的。我当时只读过先生的著述，对他的早年一无所知，但我自知与一般考研者不同，由于有体检的障碍和资历的缺失，我必须在其他方面样样都让人无话可说，先生才好为我争取。
　　我虽然在农村自学过英语，但此前并没有重视，临考需要提高。而在农村别的科目都可以看书自学，唯有外语，在当时全无视听工具的情况下又没有老师，起码听、说都是没法自学的。我于是完全不管听、说，连教科书都不怎么看（按部就班来不及），只死啃几本不同的语法书，力求掌握语法，而在语法书的例句范文中熟悉词汇的同时，还直接阅读大学外语专业高年级教材中的长课文以增加词汇量。由于完全不管发音，我读单词都是按汉语拼音来读的，比如home就被我读成“霍么”。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很快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掌握语法后就形成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考研时是兰州大学外语系出题，我考了48分，在中国史考研者中名列第二。
　　但是这样学的英语是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的“聋哑英语”，以至于后来进校后听研究生外语课都困难。当时学校认为研究生水平应该比本科生高，所以研外的老师常常就直接用英语讲课。当然我可以去听用汉语讲授的本科外语，但我觉得那太花时间，而且也浪费我的阅读能力。于是我索性就“路径依赖”了，沿袭散技，自己就着词典和语法书看外文原著，阅读中理解不了的疑点记下来。上外语课时老师讲的我似懂非懂，下课时就拿原著追着老师请教与课堂内容不相干的一大堆问题。这样很短时间内我居然先在分班考试中由初级班升入高级班，接着在全校研究生一外（英语）、二外（日语）的第一次“过关”考试中成为兰大第一批外语“过关”的研究生，而且英语成绩并列第二，日语甚至是第一。不过说实话，我也就能够应付那时的考试而已。那时的外语考试都不考听、说，否则我就露馅了。而且由于过关后我就全力搞专业，不再上外语课，虽然专业中的外文资料我还是在看，但总的阅读能力并无提高。到了国外也依然是“聋哑人”。没有听、说配合，就没法真正进入语言环境，形成外语思维，随着年龄增大，机械记忆力减退，阅读能力还会下降。我常对孩子说我的外语学习其实是不足法的，但在“早稻田大学”的环境下，不这样我还真的很难过考研的外语关。
　　就这样，我在五月间作为唯一的“同等学力者”到县城参加了“黄埔一期”研究生考试。六月间我拿到了去兰大复试的通知书。后来得知，在兰大同专业考生的初试中，我的两门专业课分数都是第一，外语第二，政治较差，总分也是第二。

　　复试路费问题

　　拿到复试通知书确实令我振奋，但是还有个难题，就是路费何来？那时农村人民公社一贫如洗，即便是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一年的现金分配也不过几十元。从我们那个滇黔桂交界的山村即便就是回一趟南宁往往也需要家庭接济，更何况从南宁这个华南城市奔向西北的兰州，比到北京、上海和广州都远。本来这不是大事，家里知道我拿到复试通知书高兴坏了，他们支持我去复试，母亲甚至还坚持要一路陪我去。但是自我下乡那天起就立志不向家里伸手，要自己养活自己，九年来一直不让家里寄钱。甚至有两次在队里分红后还寄了点钱回家，象征性地表示自己已经成人，能够“挣钱养家”了。公社邮递员从来只邮递知青家长寄来的汇款单，没有见过知青汇钱给家里的，大惊小怪之余弄得很多人都知道“坝官村几个男生要给家里汇钱”的新闻。尽管回想起来这其实很虚伪，因为不让寄钱，家里就常常寄东西，尤其是我当队里的义务卫生员时不断给我寄各种药品，用后来我妻子挖苦的话说是“慷爹妈的慨讨好乡亲们，无非要表现你很积极”，其实这对父母而言比寄点钱还要麻烦得多，也花费得多。但是九年下来，不向家里要钱已经成为习惯。这次我也不想为复试而破例。
　　于是我向县知青办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法解决，建议我找教育局。这时我们县二十几人考研只有两个人获得复试资格的消息已经传开，出于县里荣誉的考虑，教育局也认为应该支持我。可是那年明文规定复试费用由考生自己负担，单位不予报销。可能由于那时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工作拿工资的，就不考虑我这个“农民”的情况。教育局的人说：即使我们去复试，单位也不出钱，何况你还没有“单位”？我说正是因为你们有工资，能够负担得起，我们这些挣工分的怎么办，不正需要你们考虑吗？结果经过“研究”，也不知道从哪笔经费中以“困难补助”的名义批给我150元，当时这算是一笔“巨款”，路费问题解决了。

　　从山村到南宁

　　7月初我开始复试之旅。这次旅行的一波三折出乎意料，现在想来既反映了当时我国令人难堪的交通状况，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变革。如今的“黄埔一期”回忆文章大都是讲考试的，很少有人谈旅行。我就来补补这个缺吧。
　　我是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这机器曾在改革前的中国农村颇为流行，算是那时“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代表了。手扶拖拉机最早是在战后日本的小农家庭农业中流行的，引进中国却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体经济”所用。它们大多以195型单缸柴油机配皮带传动，简单、廉价但动力不足，不知北方如何，至少在南方的黏重土壤中它根本拉不动配套的两铧犁。我们那时都是把刚买的新机器卸掉一铧，以单铧作业。这样一来，只带一铧的“拖拉机”其实就跟一头牛差不多，而这“铁牛”的购买、维修、燃料成本比牛更高，还不如牛灵活，牛能走的路它不一定能走，牛能进的小田块它进不了，牛不喝油它要喝，牛能积肥它不能。建国初期我们想用牛拉双犁（当时高调引进苏联的畜力“双轮双铧犁”终告失败），这时却改用拖拉机拉单犁了，有人戏称“两台机器不如一匹牲口”，所以那时其实很少用它犁地。除了配旋耕机来碎土整地以及有时用作移动动力源外，它的实际用途主要是挂上小拖车跑运输，包括乡间的载入运输。于是又有了“牛拉犁，拖拉机赶集”之说。
　　但是这种手扶拖挂操纵性能很差，由于没有方向盘和导向轮，只有两个驱动轮，转弯时需要放开一离合器才能扳动扶手使整台机器转向，转向后要及时合上离合器恢复正常行驶，更令人头大的是下坡转向还须反向操作（即松开另一侧离合器），否则就可能冲向相反方向造成危险。我在农村时曾学过修理农机，也曾下田试过两把，但从不敢上路。驾驶它跑路不仅费力，而且反应必须很敏捷，加之它的刹车也很不灵便，而它跑的往往又是崎岖弯曲的山区道路，我至今觉得这种“手扶司机”要比“方程式”赛车手难当多了。用它载客其实很不安全，发生事故时有所闻。今天印度新闻照片里很多人坐在汽车顶上旅行，引来贫穷和不发达之讥，其实就安全性而言，坐汽车顶恐怕比坐手扶拖挂还稍好。最早推广“手扶”的日本是从不用它载人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流行“手扶”的不少，但“‘手扶’主要是跑路，跑路主要靠‘手扶’”的，就以那时的中国农村为典型了。那时我国还没有农用汽车之说，山路上“手扶”突突突地跑，后面的小挂车上坐满了人，这是当时农村很常见的景观。
　　我就这样与一群赶集的老乡们一同“突突突”地到了公社，然后坐汽车上县里。从县城到南宁是与我县另一位复试者同行。他是“文革”前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大学生，湖北宜昌人，“文革”中与夫人（好像也是清华水利系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我们县，成为当时我们这个边远小县仅有的“清华人”。在“臭老九”的年代他是县里的水电技术员（那时没有职称一说，除了“文革”前评上的工程师、教授，“文革”后就只有技术员、教师了），粉碎“四人帮”后提拔知识分子，他此时刚任县水电局副局长。那些年里我县很多县办水电工地都是他在现场负责技术工作，而我则在好几个工地都跻身于从各社队被征调来的民工中，尽管曾当过工地上的“临时白领”如会计、报道员之类，但都是些“文科”工作，没有机会与他打交道。我对水电很感兴趣，也曾亲手安装过生产队里第一座“小水电”。在指挥部的工棚开会时我曾翻过他带到工地的《水力学》《泥沙学》等书，佩服得不行。我知道他这个专家，他当然不知道我这个民工。这次有机会同行，就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一路上我们大聊水电，从小马达（小型异步电动机）用于发电的利弊，到我国和世界上的一些大工程和规划。尤其对于三峡，那时葛洲坝正重新上马，我们谈到葛洲坝工程对未来三峡的影响，谈到茅坪、三斗坪、南津关、美人沱等三峡候选坝址的种种故事。他说在田林交谈的人大都连三峡与三门峡都分不清，没想到还能和一个人聊起三斗坪和美人沱，可惜过去在工地时我们不认识。
　　他又感慨地说，他这个宜昌人当初报考清华水利系，就是怀着“三峡梦”，想为“高峡平湖”干一番事业，没想到“文革”使他到田林把青春耗在了几十上百千瓦的“小水电”上。这次他回母校复试，但愿能再展宏图，以偿夙愿。遗憾的是，后来听说他的复试未能如愿，但还是调出了田林县，到南宁担任了广西水电学校校长，对广西的水电事业很有贡献。

　　遇阻“宝天段”

　　在南宁我们分手后，他奔北京，我赴西北。第二天在郑州火车站换车准备由陇海线去兰州，却意外得知：由于大雨塌方，陇海线宝鸡－天水段已经中断。话说这陇海线“宝天段”是当时中国铁路著名的一大“肠梗阻”地段。由于陇山、宝鸡峡一带地质复杂，几乎年年雨季都要塌方。但是那年的塌方特别严重，宝天段中断达一个多月之久。在郑州车站我被告知铁路一时无法修好，到兰州的联运票只能退掉，可以选择到西安或者宝鸡再寻找别的交通工具。我不由得着急起来，因为复试日期已定，如果错过就误大事了。权衡一下我决定先到西安，想着毕竟是省会，交通手段应当比宝鸡多些，或许还可以逛逛这个古都。
　　到达西安车站已经是我从村里出发的第五天了。火车站前就有很多桌子在卖西兰公路的汽车票，但当天的车已发，只能次日走。那时西安到兰州汽车要走两天，明天走后天晚上才能到，而后天就是复试之日。我想这下坏了，抓耳挠腮着急也没有办法，只好买了张汽车票，然后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廉价旅馆住下，接着就上街想发个电报告知我可能迟到的原因。然而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招牌，由于宝天段中断，民航局正在车站附近设点卖机票。我过去一看，飞兰州的机票是28元，这个价格今天还远远不够打的去机场的，不过当年它可是比我们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现金分配还多，虽然比汽车票贵不少，但傍晚就有一班，当晚就能到兰州。我赶紧上前购买。
　　那时买飞机票要县级以上证明，卖票的看着我这个寒酸样说你有证明吗？我下乡之初在贵州册亨（离我的广西插队之处仅一江之隔）曾因没有证明被“收容”过，知道在中国“盲流”的危险，所以但凡外出都开有证明。但是没想到要坐飞机，所以只有公社的证明。卖票的不屑地一瞥，说不行，这种证明不能买机票。
　　我那个懊丧啊！心想这可怎么好，坐不上飞机我就误了复试了。复试！情急之下我突然想到了复试通知书，就拿出来给他看：“兰州大学通知我去复试，这国家重点大学应该不止县级了吧？”
　　在1977、1978年高考刚刚恢复的中国，“黄埔一期”的大学生都被视为天之骄子，研究生更不用说了。听说是研究生复试的，不少乘客都凑过来看这通知书是啥样。卖票人也肃然起敬，二话不说就让我买了票，还热情地解释到哪里去等民航班车、如何上飞机等。我一看时间不多，赶紧跑到车站附近退掉了汽车票。那时的旅馆要先付钱才能入住的，他们说我已入住不能退钱，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拿上行囊就去赶民航班车。

　　坐飞机去赶考

　　那时的西安机场就在如今已是繁华市区的西稍门，免费的班车没多久就到了。买机票要县以上证明大概就算是那时的安保措施，买到机票就简单了，现在的换登机牌、过安检等手续一概没有，到了机场凭票登机，就跟上火车差不多。而且机场既没有登机桥，也没有摆渡车，贵人可以坐小车到飞机前，一般乘客只能步行出候机室走向很远的停机坪，而无论贵人还是平民，到了飞机前都得爬舷梯登机。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能坐飞机的基本都是“上等人”。我一个农民，又不是作为什么大模范由公家安排坐飞机去开会，而是自己为“私事”掏钱坐飞机，在当时恐怕算是奇事一桩。在那次兰大的“黄埔一期”复试生中，像我这样的农民不知还有没有，而这些复试生坐飞机来的即便有也不会多，至于同时满足这两项，一个农民坐飞机来复试，我想不但兰大不会有第二个，就是全国那年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了吧。其实就是我自己，后来再次坐飞机也是在十多年以后了。在飞机上想到我们那个远离县城200里的平塘公社有的农妇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到过，不禁感慨。古话说“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反其意而胡诌曰：“山中已九年，世上方一日；长征须百劫，鹏程起双翅。众山可俯览，星空需仰视。不负践士心，还蓄凌云志……”
　　其实我并未真的“一览众山小”，因为起飞不久天就黑了。记得几年前尼克松访华时《参考消息》曾经登过一个美国随行者的报道，有言：“喷气机时代还没来到中国。”这时也依然如此，在1978年，发达国家早已普及喷气式客机，而我国民航不仅落后于印度，甚至不如菲律宾和印尼，全国只有十架左右的喷气式客机，除了领袖专机就是飞寥寥可数的几条国际航线，国内民航还是螺旋桨飞机一统天下。我这次坐的是苏制伊尔18，据说20世纪60年代这种飞机引进之初曾充当过毛泽东的专机，到1978年它也还算是我国很不错的飞机。我坐着感觉很平稳，完全没有平时听人传说的那种可怕的晕机感（当时的飞行条件下晕机是很常见的）。可是这种螺旋桨飞机噪声极大，在机上几乎不能交谈。夜间飞行也没有风景可看，其实挺无聊的。好在两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兰州中川机场，我生平第一次空中旅行结束了。

　　露宿兰州街头

　　兰州机场至今还在中川，当时它是全国民航机场中除拉萨机场外距离市中心最远的一个。近年来我国因为经济实力增强加上圈地方便，机场越建越大，也越建越远，全国大型机场与市区的平均距离已是世界第一。但是在几十年前的当时，我国大多数城市机场都像西安西稍门机场那样靠近市区，像中川机场那样远离市中心达八十多公里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机场公路也不是现在这条从主城区过黄河直接北上中川的高速公路，而是大部分利用普通的兰新公路，从市区西行在黄河南岸穿过几个卫星城，到河口再过黄河转向北行去中川，不仅距离长，路况也不好。我们坐民航班车前往市区也走了两个多小时，几乎与飞行时间相等。
　　开出机场后很长一段路完全是荒郊野外，夜里一片漆黑，连村落都很少。车过河口黄河大桥后则眼前一亮，我们进入了著名的西固石化工业区。兰炼、兰化两大公司的众多高塔灯火璀璨，燃气放空火炬彻夜通明。走出深山的我首次看到这一大工业景观，很是激动。那时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常向往工业化的，“烟囱林立，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这种今天“后现代”的西方人听起来就头大的状况，当时被我们描述为绝世美景，到这些地方当工人更是我们这些农村知青最为憧憬的梦想。但同车一位兰化的干部却说这里污染很厉害，而且很奇怪这么一片重污染的石化工业区却建在城市的上风上水处，导致西固黄河下游二十多公里的兰州中心城区环境很差，“不知当初的规划是怎么搞的”。
　　说话间班车进入市区，最后在红山根下的兰州火车站到达终点。这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同航班的大部分乘客都是有身份的人物，有车来接走了，只剩我一人留在深夜空旷的站前广场上。初次坐飞机的新鲜和激动顿时被寂寞与寒冷所代替。那时我不知道兰州大学离这里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即便知道，半夜三更到人地生疏的学校又能找谁？当时的兰州火车站之简陋也出乎我的想象，说是西北最大的铁路枢纽，陇海、兰新、兰青、包兰四条铁路的交汇处，客运站却只是一排平房，比南宁火车站还不如，而且深夜候车室还关门上锁，不让人进去。站前广场边缘甚至黄土披露，连水泥都没铺。
　　西北高原上的兰州即便七月也很凉爽，并且昼夜温差大，深夜甚至相当冷。我不知道哪里有旅馆，其实应该不难找，但按照我当年的经济状况和节俭的习惯也不会在凌晨两三点钟花钱到旅馆住几个小时到天亮。何况我坐飞机来此已经是超支了预算，再不敢“乱花钱”了。看看周围有若干不知是旅客还是流浪汉的人就睡在广场上，我也就照样找片水泥地就地一卧，枕着旅行袋露宿广场了。看着苍茫浩瀚的满眼星空，想着刚刚与“上等人”一起坐飞机，转眼又与“下等人”一起露宿街边，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初遇恩师

　　迷糊中也不知道睡着了没有，第二天一早我就爬了起来，一问知道兰州大学就在不远处，便直奔而去。到了兰大，人们还未上班，在历史系门前遇到一个大学生，问起研究生复试在哪里报到。那同学打量了我一下就说你是广西来的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赵俪生先生在上课时就提到了你，说他这次当了伯乐，发现了一个自学成才的“小广西”。这样吧，历史系还没上班，我先带你去见赵先生。
　　在1978年年中，作为当时兰大文科公认的头号名教授，赵先生刚刚摆脱20年“右派”厄运恢复了学术声望，成为兰大历史系两个“黄埔一期”研究生导师之一。但是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那时还尚未解决，尤其是全国对“右派”的大规模平反（所谓的“错划改正”）还尚未进行，只是“脱帽右派”的概念基本消除，一般公认“右派脱帽”后就不再是“右派”，不该受歧视，但当年那个“戴帽”的过程仍被回避。生活方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刚刚开始，赵先生一家还未搬出蒙难时期住的土坯平房，比另一位“黄埔一期”导师李天祜先生的住所差很多。
　　然而处在否极泰来的命运转折点上，赵先生此时的心情舒畅，兴致极高，谈兴也浓。他在那间堆满了书的土坯房里请我吃早饭，师母高昭一先生和他们两位77级考进兰大的子女（历史系的赵缊和外语系的赵结，两人如今都是有成就的史学家了）也在座。我自称是“南蛮”北上投师，赵先生听了哈哈大笑。餐叙末了，还送我三本他珍藏多年的旧书，两本是1950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印的《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第一、二辑，有编者陈连庆先生赠赵先生的题款，另一本是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的一节），有译者日知先生（即著名世界上古史专家林志纯教授）赠赵先生的题款。这几本书不仅版本和赠书题款都很珍贵，书的内容本身对我后来的治学影响也很大。对此我在其他文字中说过，此处就不赘述了。
　　第二天进行复试，复试过程对我而言觉得很轻松，感觉良好，认为录取不会有多大问题（后来知道还是为体检发生了争论，他文已另叙）。复试结束就该返程了。
　　可是此时“宝天段”的中断仍然持续，而且因为又下了几场雨还越塌越严重，不仅宝天段没修好，连其西边的天水－甘谷段也中断了。从宝鸡过天水直到甘谷，那么长的路段谁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通车。我来时坐飞机是为了赶时间复试，回去当然就奢侈不起了。但是走西兰公路不仅费时、辛苦，而且那时同样距离的长途汽车票价要比铁路硬座票价贵。于是我与另一位从“关东”（潼关以东）来的复试生霍俊江师兄商量，我俩同行，先从陇海线坐火车到甘谷，再换汽车绕过水毁路段到宝鸡，然后再回到陇海线的列车东行。
　　没想到路上又出了意外。

　　陈仓古道遇车祸

　　当天火车到甘谷已是下午，出了这个尘土飞扬的县城小站，站前就有不少连接水毁铁路两头的“摆渡”班车。那时宝天段铁路附近没有并行公路，由天水到宝鸡得在南北两线中择一绕行，北线绕到陇山以北，经张家川、陇县到宝鸡，南线绕得更远，要经过长江流域的徽县、凤县，先南后北两次翻过秦岭主脉到宝鸡。我们本以为摆渡车当然是走近路的，于是见车就上，车开后才得知这车是走南线的。不过南线公路较好，沿途路经陈仓古道，必有可观，我们也就释然了。
　　从甘谷到天水，当时的公路是走塬脊，而铁路则走渭河谷，无怪乎铁路水毁而公路无损。不过这一带的黄士塬梁侵蚀严重，沟壑纵横，没什么平坦塬面，公路依山势七折八拐，路线比铁路长的多。入夜后才从天水北山脊上下来，俯视河谷里一片灯火，那就是天水市区了。那时的山区公路客运都不能夜行，我们就在天水住宿过夜。
　　次日一早即放车南行，翻过麦积山附近的秦岭余脉到达娘娘坝，进入了长江流域。黄土塬谷逐渐变成青山绿水。景色相当宜人，不过道路却愈加险峻。白天连续经过徽县、两当两个县城，夕阳西照时进入了嘉陵江上游峡谷，与宝成铁路交错并行，溯江北上，再翻过秦岭就可以到宝鸡了。这里地势更险，沿途多处有关塞废墟，嘉陵江峭壁上不时可以看到古栈道遗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六出祁山”“铁马秋风大散关”等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带。我真是大饱眼福，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后来我曾经由宝成铁路多次经过此地，但是火车在这一带基本都行驶于隧道中，再见不到如此景观，而且据说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也导致“旧貌换新颜”，即便为开发旅游而对古迹进行“修旧如新”的“维护”，也常常是不伦不类了。
　　我正庆幸沿途能见到如此景致，可谓不虚此行，甚至铁路中断也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不料乐极生悲，车过双石铺不久，一处急弯使司机打方向盘过猛，轰隆一声汽车翻到了路边排水沟中，满车旅客被震得七歪八倒，行李架上的东西大都坠落，砸得人们一片惊叫。好在是靠山一边，如果翻到峡谷一边，我大概就不可能写下这段文字了。惊魂甫定，我们下得车来，只见汽车两轮陷在沟里，两轮悬在空中，虽说万幸没有翻得四轮朝天，众人也没有死伤，可这车是没法动弹了。
　　那时没有“移动通信”，不能就地求援，只能等过往车辆前去城里报信。偏偏几辆货车驶过都未停车，我们的司机骂他们见难不救，而乘客责怪司机开车莽撞，陷我们于此荒郊野外进退不得。过了一个多小时情况仍无转机，眼见天色已晚，我不由得烦躁起来，在公路上走来走去。不料绕过一个弯子，看见一处岔路口，路牌上写着到太白若干公里。根据我平时看地图的印象，得知这里是川陕公路与凤县－太白公路三岔口，北行到宝成铁路凤州车站应当不会很远。凤州是快车经停站，到那里就不愁了。
　　于是我回来对师兄说，与其在此傻等，不如干脆自救，我们走到凤州去找火车得了。但是师兄说已经天黑了，离队独行不好，也不能确知火车站有多远，到了车站谁知道下一班去宝鸡的列车又是什么时候，没准比救援车还慢呢，还是再等等吧。我一想，师兄是要回河北，只能走陇海线，他是必须要到宝鸡的。而我是回广西，到不了宝鸡也可以由宝成线南下走四川、贵州回去，凤州南下北上的车次应该不少，我都可以坐，不会久等的。反正我俩到宝鸡也要分手了，不如就此道别吧。

　　改道大西南

　　于是我与师兄相约录取后在兰州重聚，依依惜别后就拎着旅行包一人向凤州走去。果然大约走了六七里路就到了凤州站。这里是过去陕西凤县的老县城，古时甚至还是直隶州凤州的州治（相当于如今的地级市），后来降州为县，县城又迁到了双石铺，这里已经衰落为“凤州公社”，甚至都不在该县四个建制镇之列，但它的车站仍很重要。当时宝成线秦岭段是中国唯一一条电气化铁路，我也在凤州平生第一次见到电力机车。这时天已全黑，恰巧半小时后就有一趟快车南下成都，我也不用住旅店了。后来在兰州与师兄重逢，他说他们两小时后乘救援车继续北上，到凤州时还找了我一会儿，想搭上我同行。但是，那时我已经南下很久了。
　　这是我这次复试往返中第四次改变旅行计划：第一次在郑州改去兰州为去西安，第二次在西安改坐汽车为坐飞机，第三次在甘谷改走北线为走南线，这次又改北上宝鸡为南下成都。然而这次改变也有代价：当时中国的铁路客运十分拥挤，快车在起点站往往就出售站票，而在凤州这个中途站上车是笃定没座的，并且这趟车到凤州已严重超员，我是一路站到成都，有一段甚至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般。到成都换车继续南下，我已经疲惫不堪，于是第五次改变计划，在贵州遵义中途下车，到我二姨家休息了两天。
　　前面说过，我插队时曾经因为“盲流”而在贵州册亨被强制“收容”，那次就是想到二姨家去“朝圣”（瞻仰“遵义会议”会址）的，不料中途铩羽。而这次我本来没想去遵义，却阴差阳错成了此地的不速之客。因为事先没打招呼，他们见到我都惊讶不已，听说我很可能考上研究生也都十分高兴。
　　二姨一家是随所在的“一机部第二设计院”在“文革”时期从上海“内迁”到“三线地区”贵州的，在这里也吃了不少苦。遵义这个革命史上的红色名城在那个“最革命”的年代却十分破烂，城市主干道上竟然还有成片的土坯茅草房。当时“文革”已结束，我到那里时该院的人都在闹着要求迁回上海。不久以后他们就离开遵义了。
　　而我的父母在“文革”中从自治区首府南宁被发配到崇山峻岭中的凤山县，直到我这次复试路经南宁时仍然是无家可归。然而复试后返程再到南宁时就听说，我父母也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即将调回南宁了。联想到兰州的赵先生出山重主杏坛，生活上也即将走出土坯房，赵缊、赵结都成了“黄埔一期”大学生，我自己也有望从“早稻田大学”毕业成为“黄埔一期”研究生，我妹妹应届参加1978年高考也录取在望，可以说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的变化，我的亲人、亲戚、熟人、先生、师兄和我自己——认们的命运都发生了或者即将发生可喜的转折！
　　回想我这十多天的行程虽然意外频出，使用了从手扶拖拉机、汽车、蒸汽火车、电气火车、飞机还有自己的两条腿等各种工具，从京广线北上，从宝成线南归，由华南、中原、西北、西南兜了一大圈，几次改变路线，转了半个中国，最终平安完成此行。这是否也可以被视为我们国家经过“文革”十年的无数坎坷和波折终于走上了改革之路的一个缩影呢？

　　本文选自《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王辉耀／主编，中译出版社，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