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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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诗人牛皮明明
“作家对社会的作用，都应该是守住一条良心底线，让社会不至于彻底礼崩乐坏。同时作家也给时代定下一把尺子，来丈量社会的精神高度。因为这把尺子，社会才不至于彻底滑向浅薄麻木。
不过这话放在今天，谁还会为这句话鼓掌呢。”
方方
01
紫禁城影业放映厅内，导演吕乐手指着银幕，划来划去，不停给几个台长说：
这是阿城，这是王朔，这是方方，这是余华……
那是2000年，吕乐把新拍的电影，送到紫禁城影业审核。看片会上，他担心几个电视台台长，不认识画面里的作家。谁出场，他就指着谁报名字。
片子放完后，几个台长坐那儿，净抽烟，不说话。吕乐刚想问他们的意见，边上一个电影发行策划人，突然绷不住，冲他大声训道：
这什么玩意！就这个能往电影院放吗？
吕乐一下子懵了，怎么作家演的电影就不能放了？
这部电影，叫《诗意的年代》，里面一直在谈“诗意”。但参演的没一个诗人。除了两个演员，其他全是作家。
开拍前，吕乐和制片人从一家空调公司，找来150万预算。然后把80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挨个请了遍。最终出镜的南北作家，多达12位。
北方作家有，阿城、王朔、赵玫、丁天、马原。
南方作家有，余华、林白、陈村、徐星、须兰、棉棉、方方。
这个阵容，相当于搬来了整个当代作家的半壁江山。至今，这都是出场作家最多的一部电影。
电影的拍摄地点，在四川郫县。王朔来时先坐飞机，抵达成都。那时候他人红是非多，刚下飞机就被记者围追堵截，从成都一路追到郫县。
拍摄前，王朔要喝点酒。等满脸涨红，坐在摄像机前，边抠牙，边大谈什么是诗意。会场不时有个漂亮姑娘入画，替他们续开水，倒烟灰。等电影都快拍完了，他才知道那才是女主角。
电影出来后，王朔发现自己声音被掐了不少。每到“他妈的”地方，就被删了。
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仍然没有过审，连张盗版碟都没有。直到2007年，吕乐拿着它去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才得以重新面世。
参演的作家们得知后，激动得说：我得买一张放放，怎么也算我做了回演员。
现在我们回头看，《诗意的年代》是80年代作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银幕里集体出场。而银幕之外，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时代里集体登场。
电影《诗意的年代》出演的作家
02
学者汪兆骞曾说，80 年代是一个作家群星璀璨的时代。
那时的80年代，十年浩劫刚过。人们精神上突然得到巨大释放，文学迎来井喷式发展。仅省级以上的文学期刊，就达200多种。国家级的文学期刊，南有《收获》，北有《人民文学》，发行量都高达100多万份。
那时候的文学杂志社，也慧眼识珠，发掘了莫言、余华、刘震云、方方、洪峰、王朔、阿城等大批好作家，创造出一个文学盛世。
莫言在成为作家之前，还是山东小镇的一名军人。1980年，他由于提干，当上了部队的图书馆管理员。那座图书馆里有3300多本书，他三年读完了1000多本。第四年，他无意读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第一页，不禁感叹：
没想到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写成小说！这在我们农村不是到处都有吗！
那是1984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莫言捧着《百年孤独》，被马尔克斯笔下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所激励，在房间兴奋地打转。从那以后，他也开始提笔，将中国的乡村写成魔幻的史诗。第二年，他就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而从一举成名。
他本名叫“管谟业”，将谟字一拆为二，就是笔名：莫言。
不久后，中国作协举行了一次文学座谈会，谈的就是莫言的《透明的胡萝卜》。会上汪曾祺等文学前辈，一直在聊莫言的作品。而莫言就坐在旁边，从头到尾一句话没插上。活动结束，评论家许子东说：莫言莫言，果然人如其名。
那时和莫言同时出名的代表作家，还有余华。
余华曾经是一名牙医，在老家浙江海盐的小镇，白天拔牙，晚上读书。一天他在靠河的小屋里，第一次读到了卡夫卡的小说。仅仅看到开头第一行，他就像触电一般，激动地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小说！
那是1986年的初春，余华被卡夫卡笔下那《圣经》般的庄严、神话般的荒诞，瞬间打开了眼界和野心。从那晚开始，余华也立志写下中国的荒诞。为了表现这些的荒诞，他在小说里写下了大量的暴力和死亡。
后来由于长期这样手术刀般冷酷的写作，余华常被噩梦缠身。他总是梦见自己被人追杀，被人执行死刑。直到后来，他减少了血腥的描写，用隐忍的笔调写出了《活着》，这些噩梦才随之消失。
80年代中期，整个文学创作，都在学习西方形式，这也让大众产生审美疲劳。西方热之后，所有作家聚在一起，都会谈论一个人的写作，这个人是阿城。他的写作，与西方小说泾渭分明，是用纯粹的汉语语法，写中国的传统文化。
阿城是北京人，成名之前，他有天和几个编辑，聚在一桌涮羊肉。他吃完羊肉，点燃烟斗，为给大家助兴，讲了个下棋的故事。一讲完，大家都说故事精彩，可以写成小说，铁定好看。
阿城听了建议，回家一气呵成写成《棋王》。后来小说发表到《上海文学》，瞬间引爆全国。从那以后，他住到那两间小东屋，每天都来几拨编辑求稿。最后来人太多，阿城外出，门都不锁，就放几把挂面，访客自己煮面。
那一代的好作家，都从不同角度解剖中国、书写中国。有人寄情乡土，有人寻根传统，有人记录历史，有人讽刺时代。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这批人，其实在当时都很年轻。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的年轻人，都无一例外用笔参与了时代。
阿城
03
马原曾说：80年代只能算作家的白银时代，到90年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1992年，王朔出版了四卷一套的《王朔文集》。这套文集，破了两个记录。一是此前从没有在世的作家能出文集，王朔给开了先河。二是此前作家从来只拿固定稿费，王朔首次改革为版税制。
结果这改革成功，从这之后，版税制沿袭下来，还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影视也迅速崛起。作家们随着作品被电影改编，都进入鼎盛时期。王朔光在88年一年，就有四部改编电影同时上映。以至于他都感觉没法谦虚了，跟哥们叶京说：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
进入90年代后，史铁生、刘震云、方方等，几乎所有成名作家的作品，都被搬上了银幕，走向国际。那十年作家的小说改编权极为抢手，哪个导演能抢到好小说，就意味着电影就先成功了一半。
阿城的《三王》，仅三个中篇小说，版权都被抢得死去活来。他到台湾时，侯孝贤找他要《孩子王》的改编权，以为很容易，结果阿城说：早就被陈凯歌下手了。侯孝贤又问，那《棋王》《树王》呢，阿城说：早被徐克、田壮壮抢走了。
导演里抢小说改编权最狠的，还是张艺谋。他专抢作家的代表作，先抢了莫言的《红高粱》，又抢了苏童的《妻妾成群》，接着还要抢余华的《活着》。他怕余华不出手，先开出天价改编费。结果快签合同时，又派副导演找余华商量价格。余华以为他要反悔，很不高兴。结果张艺谋那头说：
我的意思，是给你再翻一倍。
90年代是作家们最好的年代，也是他们最重情的年代。
那时史铁生久居北京，有一阵余华和莫言也在北京暂住。史铁生虽然瘫痪，但常摇着轮椅去看他们。摇车到了门口一喊，余华就跑出去背他进去。几人光着膀子，通宵聊文学，累了就铺席一睡。
他们附近有一片农田，到了天黑，余华和莫言就到摸进去偷黄瓜。回来的走道里有水缸，余华将偷来的黄瓜在水缸里一洗，给史铁生送去。史铁生咬一口，哎呦，一辈子没吃到这么新鲜的黄瓜。余华得意地说：
要知道，这黄瓜从我们摘下来到进你嘴里，还不到10分钟。
后来沈阳有个活动，邀请史铁生参加。史铁生瘫痪后从没出过远门，舍不得这个机会。余华、莫言、刘震云三人，为了成全他，一起把他扛到了火车上。下车时，刘震云负责背他，余华、莫言负责给他抬轮椅。
到了沈阳，作家们还举行了一场足球赛。史铁生因为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做拉拉队员。但余华知道史铁生是个体育迷，做梦都想上球场。他不顾对方球员的反对，把史铁生推到守门员的位置，说：铁生，守球门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结果那场比赛，对方球员怕踢伤史铁生，没人敢进攻，但史铁生比所有人都开心。
1998年，莫言、余华、苏童、王朔四人，受邀参加远东文学会。上飞机前，王朔去商店买了一副扑克。四个人将扑克一路打到意大利，在意大利从北打到那不列斯，再打到罗马，然后打回北京。
那是他们那代作家最好的时代，可以凭着一支笔参与时代，也可以穿越大半个地球去演讲，一副扑克从北京打到罗马。那时候所有人也满怀期待，眼看中国作家再上一个台阶，就能冲击巅峰。但谁知此后，却意外迎来了漫长的大滑坡。
前排为史铁生，后排左一刘震云、左二莫言、左三余华
04
80年代时，《收获》的主编巴金，看到杂志销量百万，满大街都是。他害怕文学承载不起社会责任，担忧地说：这很可怕，100万份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而短短十几年后，曾经发行100多万册的《收获》，销量锐减了近百分之九十。
2000年后，是80年代作家最不适应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被商业主义所裹挟，以前他们演讲的地方，现在站满了商人。新的文学市场，也被卫慧、木子美这些“用下身体写作”的网络小说所占领，年轻人的写作也都变成了选秀活动。
2006年，一个文青创办出“中国作家富豪榜”。所有作家无论写什么，都以挣钱能力排位。没想到榜单大火，事实证明，比起作家的使命，人们更关心作家的资产。后来阿城接受采访，记者称他为作家，他开玩笑说：
畅销作家和作家不同。畅销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
谁能听不出来，他讽刺的不是作家，而是时代。不得不承认，在物质主义面前，作家都渐渐失去了尊严。80年代，文学是年轻人的匕首。但到了2000年，如果单纯当一个作家，别说捅死人，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
2009年，刘震云出版了《故乡面和花朵》。这部大长篇，他呕心沥血写了八年，修改无数次，最终写成两百万字。但出版后在市场如同哑炮，完全卖不出去。即便在文学青年聚集的豆瓣读书，它的评论人数也只有24人。
莫言、余华、王朔、史铁生等作家的书，也都集体遭遇滑铁卢。80年代被誉为“先锋五虎”之首的马原，对同行说：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几年后的春节期间，余华走在街上，瞥见报纸上一则新闻，标题是“作家被打”。
他一看，发现被打的作家，是他80年代的老朋友洪峰。事情的经过，是洪峰在08年后退出文坛，回到云南隐居。而在云南乡下的第4年，当地村支和他结上了私怨，除夕那天带着七八个人上门，将他暴打了一顿。
余华跑到云南去看洪峰，见面就来了一个拥抱，而洪峰疼得直咧嘴。余华一问才知道，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但洪峰被打伤的，不只是肋骨，更是他的内心。他伤心的说：
作为一个作家，我写了那么多东西，试图改变这个国家一些人的想法。但发现很扯，人们几十年前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
因为精神上经历了绝对的失望，他反倒从失望中打开了任督二脉。从那以后，洪峰不再隐居，开始转行做电商。他开了家网店，和当地的农民合作，卖手工品、猪肉、鲜花饼等等。经过几年的经营，生意越来越好。到16年，他仅手工品的销售额，一年就达6000万。当地的农民也在他的产业链里富裕起来，每年能收入大几十万。
这时候，洪峰面对自己人生360度急拐弯，他不知道是时代错了，还是自己错了，他荒诞地说：当了那么多年作家，感觉自己没有用。现在，我终于感觉自己有点用了，至少能让农民手里有俩钱儿。
80年代的时候，所有作家都因为文学，从不同的道路汇聚到同一条路上。莫言本来是军人，余华本来是牙医，王朔本来是业务员，洪峰本来是搬砖工，但他们都因为用笔参与时代，结伴同行。
二十多年过去，时代的变迁，又让他们从同一条道路，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岔口。
余华（中）、洪峰（右）
05
中国终于有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个作家，就是莫言。
其实在此之前，年轻的读者并不知道莫言是谁，也从未读过他的书。他们关心的只是这个奖，而不是莫言。网络突然涌出无数赞美莫言，也冒出很多批评莫言的人，但实际上，他们连一本莫言的书都没有读过。
事实上，莫言几乎是中国最直面社会的作家，他的小说里讲述了中国最残忍的历史。但在新的时代，他却被从未读过他书的人骂为“五毛”。而他虽然有能力去辩护，但也知道那没有用，只能是默默承受这些误解。
诺奖颁布后，莫言再也没有发表新作。他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是莫言这样，最能代表当代文学的作家，也已经对当下的社会束手无策了。当他书写60到80年代的中国时，笔下展现了巨大力量。但到2010年后，中国的复杂程度，完全超出了他用笔所能的触及范围。
实际上，在与时代旷日持久的对抗里，其实中国作家早就输了，输的很彻底，阵地早就没了。在两种境遇中，曲曲折折试图找平衡，等平衡找到了，自己也就扭曲了。
不知道啥时候开始，一个深刻的作家说话，可能还不如一个廉价五毛大V拥趸众多。更多时候，一个严肃的作家，也不敢再轻易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会成为喷子的靶心，淹没在义正言辞的讨伐之中。
而大部分作家呢，为了保证下次还有说话的机会，只好谨慎说话。慢慢有些话说不痛快，也就索性不说了。
到2007年左右，80年代的作家，基本都觉索然无趣，鸣金收兵了，只有王朔还可一战。但结果他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十多年里，王朔也彻底不再出面，蜗居在家养猫，连最后一张照片都是徐静蕾拍的。
作家们偶尔出书，似乎都变成了最后的仪式感。有一年，编辑杨葵找阿城，想出版他的旧作，问有什么要求，指望不指望畅销，阿城叼着烟斗，想了半天，就说了句：把书脊弄笔直就行。
10年之后整个市场的新书，绝大部分的风格，是书名吓唬人，封面花花绿绿，腰封密密麻麻，书脊歪歪斜斜。一个作家想出本体面的书，都成了奢求。在过去，几乎每个作家的理想，都是想自己的书能传世。但到了今天，最好的作家都想着，能把书脊弄笔直就不错了，能稍微体面一点，就行了。
王朔
06
2020年，疫情到来后，有位武汉的作家，退休在家的她意外发现自己火了。
这个作家，就是靠写武汉日记大火的方方。其实她早在80年代，就已经大红大紫过。但今天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她。
80年代，方方是以写长篇小说为主的作家。到了今天，她的小说几乎已经没多少人读了。但谁也没想到，她最终靠写日记又火了。一个写小说的严肃作家，却靠日记被大众关注起来。她在网上的任何一则短短2000字的日记，都比她写过的几百万字的小说要火得多。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讽刺？
当日记这种最私人的题材，变成了最公众的话题。不知道，这又算不算一种讽刺？
更不知道，前几天赞美她的人，然后过几天就加入铺天盖地的谩骂队伍，这又算不算一种时代讽刺？
20年前，和方方一起拍《诗意的年代》的作家们，在电影里留下了最后的集体影像，此后再也没有集体发声。方方在最后一篇武汉日记中，写道：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像是她代表作家群体，再次向大众道别。因为大众对作家，从来是用完即忘。赞美方方的和谩骂方方的，想必很快都会遗忘方方，连同遗忘一切遭遇一样。
1988年，霍达出版了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后，一次活动上，记者问她：一个作家对于社会来说，是什么呢？
霍达笑了笑，朗声说道：作家，就是社会的良心。
意为作家对社会的作用，都应该是守住一条良心底线，让社会不至于彻底礼崩乐坏。同时作家也给时代定下一把尺子，来丈量社会的精神高度。因为这把尺子，社会才不至于彻底滑向浅薄麻木。
不过这话放在今天，谁还会为这句话鼓掌呢。
80年代的作家们，各自都怀着不同的伤心，以不同的方式远去。王朔离群索居，阿城写下几百万字，放在抽屉里，不再给众人看，方方一战“成名”，终会退场。
80年代的这些作家群像，集体如灯塔出现，又集体如灯塔消失。作家是一个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所剩无多。
据统计，10年后中国的大熊猫还有1000多只，但那时的中国职业作家，可能还没有熊猫多。
总觉得余华的小说边形变得厉害，原来是有卡夫卡的影响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