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口述个人史 - 一、求学记

吴冠中口述个人史

一、求学记

吴冠中／口述
燕子／执笔

1946年夏吴冠中和朱碧琴在重庆合影

童年

　　几棵髙大的树下，几户矮小的住家，高树矮屋，白墙黑瓦，这就是我的家——江苏宜兴闸口北渠村，类似江南大部分民居。离我家不远处，有一片宽阔的野草地，百草丛生，一簇簇，枝枝蔓蔓，有青嫰的，有尖叶发黄的，地势坑洼不平，这里曾是一片古老的坟场，却成了我童年乐园。草地四周是大树，有好几条水牛，慢腾腾围着大树吃草，吃饱了就倚靠在大树下乘凉，有五六个牧童在草地上游戏，比赛投掷割草的镰刀，看谁投得最远，其中也有我，我年龄最小，抛得最近，比不过他们。小伙伴们玩得乏味了，又到附近水田里的一个大坟堆掏野鸡窝，大坟堆位置较偏，几座坟连在一起，平时无人造访，乡人给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花园场，面积不大，上面长满了多刺的灌木和杂树，密密麻麻，人进不去，里面有野鸡蛋，非常好吃，我们用镰刀切割带刺的树，一点点往里面钻，走了没多远，忽然一个小伙伴大叫一声，有两条蛇向我们游来，大灰蛇很粗壮，小蛇是青色的，非常吓人，大家都四下逃散了，再也不敢去了。刚逃出来，我父亲来叫我回家，说我快上学了，要好好准备功课，不许再撒野。父亲把我和这些不念书的野孩子分开了。
　　每年的清明，父亲都带我到祖坟扫墓，飘纸钱，他告诉我哪个坟是祖父，哪个坟是祖母。出乎意外，他告诉我，我另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哥哥，他们的坟墓连在一起，也葬在这里。我才知道，父亲以前结过一次婚，还生了个孩子，都病死了，后来娶的我母亲。墓地在水田里，父亲看到田埂有一些黑窟窿，饶有兴味地给我讲他童年钓鳝鱼的故事，鳝鱼都藏在池塘或水田的泥洞里，有一天，他钓了一竹篓，安置在水田边上，突然翻了，鳝鱼掉在水里飞快游走了，真可惜啊，我听他讲过去的一幕，却好像就发生在眼前，为之顿足。
　　父亲利用家里的墙，外面加半圈篱笆，围了一个菜园，种菜种瓜，瓜果蔬菜都不用买。每到夏天，家里要制作一缸酱，放在房顶上让太阳晒，小孩子碰不到，每天都要上去搅拌，这个工作也是我父亲做，有一次木头梯子垮了，他摔了下来，留了残疾，我曾多次要代他上去，他就是不肯，他谁都不让，怕我们摔着。父亲是个半农民半知识分子，他在私立吴氏小学当老师，兼任校长，家里有十亩水田，农事繁重，全靠他一人经营，事必躬亲。
　　母亲生了六个孩子，还打过胎，身体常年不好，家务事也由我父亲一手打理。客观条件逼迫他必须节俭勤劳，乡邻讥讽他：吴爌北连尿都不肯撒在外面，都要留回家。父亲最大的期望就是儿女们都能上学读书，将来有谋生的职业，能脱离农村，家里没财产，仅有十亩地，他把积攒的所有血汗钱都用来培养儿女。我舅舅家很有钱，但不重视子女上学读书，孩子都没出息，家产也败光了，我父亲看到这一点，更坚定让儿女上学读书学本领，有了本领，有没有家产无所谓。父亲非常有眼光，他的一生吃苦耐劳，专为儿女的前途而活了。
　　父亲做事有条有理，一丝不苟，他一点时间都不闲着，有空就到树林子里砍树枝，背回来后，一根根劈开，大小粗细分开捆，整整齐齐，干净利索。有时母亲叫父亲去买布料、针线等家用，父亲买回来总是可丁可卯，一点没有富余。家里点的是煤油灯，他总是把火苗捻到最小，尽量不点灯。他从来不同意把剩菜剩饭倒掉、他说宁可吃下去拉肚子，也不能浪费粮食，掉粒米都是要遭雷打的。贫穷，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记。
　　正是父亲近乎苛刻的节省，忘我的操劳，我被感动，自己必须好好读书，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也正是受父亲的感召，我读书特别用功，无论什么时候都想争取第一名。当我如愿考取宜兴县最有名的鹅山小学读高小，离家住校，父亲第一次送我报到，办好住宿手续，替我整理好床铺，叠好被子，他将要回去的时候，我感到很辛酸，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出自内心有感伤的哭泣，同在家里撒娇发脾气吵架的哭泣完全不一样了，我尝到了真正因伤心而哭泣的滋味。
　　我在吴氏小学念的初小，读书成绩是最好的，初小毕业参加全县会考，我的成绩平平，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成绩都出在鹅山小学，我考取鹅山小学高小以后，拼命努力，第一学期下来就争取到全班第一名，这是给我巨大鼓励和自信的第一次成功，感到非常光荣，父亲更是笑逐颜开，刚好吴氏小学的缪祖尧老师在我们家，他看到这个成绩，大声夸赞道：“爌北，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长河之曲

　　流年似水，欲念如火。
　　我于小学毕业后，考进无锡师范学校，初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电机科。全靠考试，贫寒的农家孩子一步步实现了目标，日后工作和生活有了保障，最值得庆幸的是，给一心一意为孩子谋前途的父亲以最大的安慰，父亲不用再担心儿子的将来会饿饭了。
　　蒋介石执政时下令，全国大学一年级及高中读完一年级，利用暑假进行三个月集中军训，浙江的学生集中在杭州南星桥兵营。全省的学校混编，我同杭州艺专预科（附中）朱德群被编在同一个连同一个班，朝朝暮暮生活在一起，无话不说，相见恨晚。一个星期天，德群带我去参观杭州艺专，我看到许多极美的油画、素描、水墨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大为震撼，就像初生的婴儿刚睁开眼睛第一次看到世界，感到眼花缭乱，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艺术，我非投进艺术世界不可。我已十七岁，感情的野马，不受约束了，自己决定要转考杭州艺专，父亲坚决反对，我痛哭流涕，坚持到底，母亲只好劝父亲：“还是听冠中的，听他自己决定。”在父亲并不同意的情况下，我独断独行考进了杭州艺专。明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供我读完艺专，但我哪怕学一天两天也必须要学，矢志不移。从此，对我前途的忧虑都留给了父母。
　　以校长林风眠为核心，吴大羽、蔡威廉、方干民、李超士、雷圭元、刘开渠等七八位教授都是留学法国的，而且汲取了法国现代艺术，在三年预科教学中，重视素描基础训练，造型能力培养，本科三年都学油画，强调个性解放，强调色彩及艺术品位。对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完全开放，学生大多陶醉于现代艺术，图书馆的图书及画报基本都是法国出版物，而且介绍现代派居多，对塞尚、马蒂斯、毕加索，同学们都非常熟悉，学校开设了法文课，从教学方式到方向几乎就是巴黎美术学院的分校。绘画系的课程包括西洋画和中国画，两者都学，但学生主要学油画。中国画课时少，时间短，不受重视，教授是潘天寿，大家都推崇潘老师的艺术和人品，却不来听他的课。赵无极就不上潘教授的课，考试时胡乱画个圆圈交卷，潘老师要将其开除，被林风眠保了下来。课程设置毎天上午都是油画，画裸体模特，下午才有其他课程。
　　我同朱德群特别接近，他个头很高，我比较矮小，一高一矮，形影不离，看到我就会看到他，已成为校园引人注意的一个景点。我们一有空就到西湖画水彩画，跑遍西湖的角角落落。几乎每天傍晚，同学们都要在宿舍举办观摩会，把画好的水彩画叫大家品评，同学间的竞争是很厉害的。学校里还有一个小动物园，猴子、仙鹤、孔雀、鸳鸯等动物都有，给学生写生提供方便。
　　老师们的代表作，及历届毕业生的优秀作品，都展示在新建的陈列馆，我于此见到吴大羽的《井》、《岳飞班师》，潘天寿画的是两个佛像，林风眠有裸体画，还有一幅题为《海滨》的油画，表现的是一群妇女在大海边，焦急地等待，渔民打鱼的船还未归来，风浪却步步袭来。其中一个最出色的学生郑祖纬画了一幅水墨《首阳二难》，极为动人，同学都非常佩服，潘天寿老师特别给他题款，只可惜这位才华横溢的同学英年早逝，只留在人间一本薄薄的小画册。艺专师生审美的高格调，遨游于现代艺术时空，与西方艺术接轨，莘莘学子产生了骄傲心理，审视其他美术学校，对琐屑的描画，追求逼真的写实，根本瞧不起。确实如此，如果我第一次来艺专参观的是苏州美专，或者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根本不会吸引我，我就不可能转而学美术。
　　今天看来，当年林风眠的教学思想，追求的是现代艺术，思想的创新，情感的表达。对裹足不前的中国现代美术，起到了根本变革。但是，林风眠不会得到国民党政要的欣赏，而徐悲鸿画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肖像受到激赏。林风眠唯一得到过蔡元培的支持，其后，他在政治上从来不活动，偏居杭州，和南京政治中心几乎没来往，加之他的创作题材不以政治价值为取向，打破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时弊，杭州艺专一直处于被冷落的边缘，在这样的环境下挣扎生存的青年学生，明知毕业以后找不到出路，仍然一往情深地追求艺术真谛，这种真挚的艺术情感，培养了李可染、朱德群、赵无极、罗工柳、董希文等一批出色艺术家。

淡妆浓抹写西湖

　　自古以来，历任杭州行政长官成百上千，其中只两位留名于世，他们是诗人白居易和苏东坡，他们的政绩被人颂扬，他们对西湖的吟咏，奠定了西湖的髙品位，使西湖的魅力熠熠生辉，流芳千古。白堤，苏堤，后人怀念白居易和苏东坡，妇孺皆知。
　　白堤和苏堤将西湖身段分割得体，神韵独到。酉湖的春夏秋冬，四季皆美。春水船似天上坐，是人们的享受。我们杭州艺专坐落在西湖一角，到市区要坐船，当地把市区叫旗下，船叫筏子，在我们学生眼里筏子仅是交通工具罢了。但是，我们写生西湖的画面上，总要点缀它作为风景的眼目。如果把西湖比作一首诗，当之无愧的诗眼是苏东坡脍炙人口的名句“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夏天，大笔铺陈杨万里的诗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藕粉，龙井的茶叶，质优价廉，都是游客买回家的礼品。秋天，白居易“山寺月中寻桂子”，他大概当过不少地方的刺史，所以他最忆是杭州。雪后白堤景色特别好，断桥残雪，引多少诗人画家流连忘返。
　　日本人的铁蹄踏破卢沟晓月的梦境，很快大半个中国沦陷，枪炮声将我们赶出杭州，西子湖畔，同学们依依不舍，校长林风眠更是不忍挥别，他留下两名职员看守校园，临行前的嘱托充满了悲凉，仿佛李后主将要离宫，垂泪对宫娥，不一样的年代，却是同样的哀愁。
　　我在杭州住了将近三年，读了一年浙江大学高中，两年杭州艺专，可称半个杭州公民。两年的学画生活，我画遍了西湖的湖光山色，朝霞暮靄，比杭州市民更熟悉西湖的一草一木。西湖边的岳庙是重要景点，每天来参观的人都很多，人们崇拜保家卫国的英雄，赞美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然而，我看到受百姓仰慕膜拜的岳飞像，被塑成一个衣冠楚楚的官僚，误导了后人对岳飞的理解。《满江红》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的岳飞，早已铭刻在我们心中。如果塑造受刑时的岳飞，属历史真实，更是悲剧的浓缩，激发起人民的强烈爱国心。罗丹塑造加莱义民，六位步向断头台的义民之悲壮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作品成为千古绝唱，小城加莱也被国人引以为傲。如果以我们传统的观念望成六位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绅士，加莱市民决不会答应。罗丹这样的雕塑，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恐怕还是很少，东西方艺术观念存在很大的反差。
　　岳飞庙里，跪在地上的秦桧夫妇，被观众唾弃、踩踏。我偶然发现一个高大的石俑，可能是岳飞的将军或卫兵，其身躯高大，虽已残破，顽强不屈的精神犹存，受岳飞感召，强将手下无弱兵。学生时代，我第一次见到就用速写记录了下来，几十年念念不忘其报国志爱国心。二〇〇七年，我根据速写又特意画了这个岳飞的兵，感到舒畅。
　　雷峰夕照是西湖的又一名胜。镇压白素贞的雷峰塔早巳倒塌，人们仍利用残塔作纪念，终于，根椐原貌恢复修建了雷峰塔，却是一个程式化的塔，千篇一律的塔，没有特色。我想可以将塔身设计成一条盘旋而上的大蟒蛇，塔尖是张嘴挣扎的蛇头，口吐红舌，为命运不平而呼喊。被程式化禁锢的业界和人民都不容易欣赏血淋淋的真实，这令我想起绍兴轩亭口的秋瑾纪念碑，这是秋瑾被杀头的地点，完全可以采用独创性设计，用滚动瀑布的方式，使碑上日夜飞流着烈士的一腔碧血。

黄鱼车

　　有从沅陵来的客人吗？偏偏没有。沅陵对岸荒滩老鸦溪，今日是什么模样了，我很想念。沅江水流湍急，当年，那片荒滩上人迹罕至，只有一个被遗弃的破落大院子，我们学校就利用这个大院子当了学生宿舍，落了脚，在附近加盖了一些简陋的木头房子做教室，得以开课。无人问津的荒滩把城里战火纷飞的干扰隔离开了，大家都一门心思用功学习，即使在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中，在临时搭建的简陋木头房子里，学校仍千方百计找来人体模特，坚持让学生画人体。学习间隙，我画了一批沅江两岸的水彩画，临江风光风情，战地黄花分外香吧，蔡威廉教授愿用她的油画来换我的水彩，真是意外的惊喜。这个不毛之地的荒滩，倒成了我们钻研艺术的世外桃源，我永远难忘。
　　将近一年的时光，平静又被轰炸打破了。敌机轰炸长沙引起大火，沅陵的形势危急，学校决定搬到昆明，我们随学校又开始了新的逃难。沅陵到昆明路途遥遥，交通举步维艰。第一步，先迁移到贵阳，交通仍是大问题，学校没有办法做到集体行动，只好给学生发放路费，由学生自己想办法。我是托江苏医学院张医生的关系，他的活动能量很大，帮我找了不花钱的黄鱼车。黄鱼车指货车司机偷带旅客，偷赚钱，我们就成了黄鱼。张医生和我的同学梅子恋爱，我曾因脚伤经常去医院换药，当青鸟帮他们传递情书或物品，一个叫朱子慕的同学和梅子是江西同乡，张医生安排我们两个一同走，我们这辆车拉的是木头，堆得高高的，我们俩披着棉袍伏在车顶上，一路风很大，车颠簸摇晃得厉害，很惊险，时时要紧趴着。最害怕的是马路中间的电线，像横在面前的刀，真有一次，电线把子慕的帽子给剐掉了，幸而留下了脑袋。路上走了好几天，晚上还要住，司机找好了旅馆，我们就在附近找最便宜的小店投宿。前些时有的同学扒火车，趴在火车顶上，比我们汽车顶上还要危险。
　　到贵阳后、学校在计划安排前往昆明的事宜，暂借城外的一所小学住了下来，没打算在这里恢复上课。这一时期，用功的学生都到生活里画速写，董希文是当时画速写最积极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赶集挺好看，画速写都画赶集，这时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被战争赶出了象牙塔之后，到群众生活里来了，女生不再穿从杭州带来的漂亮衣服，而穿蜡染印花土布做成的旗袍，真和群众打成一片了。在逃难中深入到了生活中，这对我们的审美观、艺术思想的转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生活教育了我们，苦难教育了我们。
　　贵阳大轰炸非常惨，整个贵阳城炸没了，因为我们学校是在城外，同学们也大都到农村画画去了，所幸人员没有伤亡，其他损失也不大。但是住在城里的教授们就没有这个运气了，常书鸿教授住在市中心的大旅馆里，大轰炸时他没在城里，人躲过一劫，他的物品却全被炸飞了，到第二天，大火虽然熄灭了，灰烬里却是高温，残垣断壁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常教授奋不顾身到旅馆的位置找他的金首饰，真金虽然不怕火炼，但是不好找啊，被烧焦的尸体却随处可见。
　　到了贵阳，学生数量明显减少，一些学生认为跟着学校继续流亡下去，没有前途，自寻门路去了，罗工柳、王朝闻、彦涵（刘宝森）到了延安，还有不知去向的、学校在流亡途中也没有招生。从贵阳到昆明，学校集中一部分学生一起走，但鼓励学生自己走，以减轻学校的负担，李霖灿先行带领几个同学一路写生步行去昆明，我选择了随学校一起走。
　　在昆明落脚后，租昆华小学上课，西南联大也在昆明，感觉是个比较安定的地方了。教育部开始给战区学生发放每人每月五元贷金，学校的伙食费是四元八角，我想把钱省下来，买画画的颜料、宣纸，因此不到食堂吃饭了。自己买来米，用脸盆当锅，架在土坷垃上，捡来干柴草煮饭，煮一锅吃两天，吃不上菜，顶多有点咸菜，吃穿都像叫花子，却因能够追求艺术而心满意足。我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在田野里躲警报，地里的蚕豆新熟，躲警报时就吃生豆，还偷偷地带回来和米饭一起煮着吃，再放点盐，生活大大改善了。警报和轰炸越加频繁，学校又搬到远郊安江村，安江村就在滇池边上，这是个大村子，附近有几个小村庄，每个村庄都有庙，学校就利用这些庙做教室、宿舍，安定了有一年的光景。自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在沅陵合并后，人事关系一直变化不断，影响到教学，学生闹风潮，滕固卸任，吕凤子接任校长。吕凤子在四川璧山，学校迁就校长，举迁重庆。从昆明到重庆，这又是一次远征，学校为减负，把石膏模型、孔雀老鹰标本、教具、图书等都丢在了安江村，学生一律自己想办法，到重庆璧山集合。我拿了路费后，靠一个叫任开慧的女同学，又找到了不花钱的黄鱼车。任的未婚夫在交通部门工作，司机客气地让我们坐在驾驶舱里，走了四五天的路程，一路舒适地坐着，不担心路上电线和树杈的威胁了。我细心观察窗外的荒村、废墟，贫穷连着贫穷的大地，从昆明一路连绵到重庆，真是一条苦难的长城，我苦难的祖国，还抚育着我们这一代苦难的子孙。

大红袍

　　学校到璧山以后，借住在县城里的一个叫“天上宫”的道观，里面是很大的空房子，床连在一起像是大炕。学生前前后后来报到，有的还没到，还没有正式开课，这时候，我到郊区画速写，意外遇到了染坊，大红布高高地挂在半空，还有蓝布、黄布、鲜绿布，色彩的瀑布飞流直下，好看而壮观。我特别喜欢大红布的刺激，艳而不俗，想起京剧里中了状元大红袍加身的非凡气度，突然异想天开，我自己想要做一件大红袍。但我要借到钱才能做，我向大姐姐一样的任开慧说了，她惊讶地看着我，带着鼓动的神情，将了我一军：你敢穿吗？她很大方，借给我足够的钱，并且让我不用还了。做好以后，我立即穿上，正开饭时候，我这大红袍状元郎一进食堂，引起轰动，满堂鼓掌，我得意非凡，创造了一件杰作，有人问我花多少钱，也想仿制一件。那时候我特别喜爱红，看到四川姑娘们爱穿红，感到很美，对红色的偏爱，影响了我的创作。我的速写对象总是红色多，画面里总是红色起主要作用，同学们都说：只要在画面的关键位置找到有一块红，就知道是冠中的画。
　　学生都到齐以后，“天上宫”的房子不够用，搬到璧山和青木关之间的松林岗，松林岗是大石头山，山上山下多是松树，利用当地的竹子在山下盖了一批简易房作教室，学生住在山顶的一个大碉堡里，上山下山走石路，有百级石阶那么高，就是那时候把我的脚力锻炼出来了，我的脚弓又比较高，特别能走路。松林岗没有卖东西的，买点什么东西都得跑青木关，青木关是个小镇，来来回回都是靠腿脚功夫。我们是配给粮，吃不饱，又天天锻炼，总感到饥饿。一大木桶米饭，一上来就抢光了，有人用特大碗，米饭堆砌得像高耸的白塔，对面看不到他的脸。后来改用分餐的办法，以桌为单位，男同学极力拉女同学坐一桌，没想到女同学的饭量不让须眉。
　　不仅人吃不饱，食堂开饭的时候，总有很多饿狗包围着，我们班的一个广东籍同学灵机一动，说打狗吃。很快，我们真的抓到一只小狗，扣在水桶里闷死了，趁夜间不上课，用教室里的炭盆煮狗肉吃，炭盆是给模特烤火用的。在厨房偷了一把盐当调料，煮熟以后，大家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第二天，关良老师来上课，一进来就闻到满屋子的腥味，他当然明白我们偷吃狗肉了，但他没有怪罪，他说在广东吃狗肉是平常的事，他是广东人。
　　还有一次，人家送给我们一口袋黄豆，这回真像过节了，可以煮黄豆吃，同学们等得着急，一股脑，我把黄豆全都倒进了锅里，吃的时候特别牙碜，我最怕牙碜，但我根本不知道煮黄豆还要洗一洗，大家饿得要命，很快吃没了，同学们没有一个埋怨的。
　　中国画与油画分家，独立成国画系，招收的学生都是少年老夫子，言谈举止，之乎者也，古色古香。我自己曾一度转入国画系，感到不能发挥色彩效果，又转回了油画系，因此，比别人多学了一年。
　　毕业前，有三个月时间，我在青木关附近的独石桥小学当代课老师，学生基本都是立法院官员的孩子。教员报酬微薄，有七八个代课老师，小学女校长给雇了一个老太太做饭，粗茶淡饭却很可口，大家在一起很和谐，像个家庭的感觉。相隔三十年后，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时和我同宿舍的男老师给我写了封信，他讲了一些当年的事情，仍很动情，勾起我的回忆，人总是怀旧的，他向我要一幅画作纪念，我把画寄给了他。

黑院墙

　　一九四〇年秋，日本人从缅甸打了过来，已经安扎在昆明安江村的杭州艺专受到了威胁，学校迁往四川璧山县，在璧山县里借的“天上宫”等处的房子不够用，到一九四一年冬天，又迁到了青木关附近的松林岗，盖了一批草顶木板墙房子当教室。一九四二年夏，我在青木关毕业后，到沙坪坝重庆大学建筑系当助教。艺专又迁到沙坪坝磐溪龙脊山麓果家园，再后来，迁到了黑院墙。
　　黑院墙在沙坪坝的对岸，中间是嘉陵江，沙坪坝就在江岸，黑院墙离江有六七华里，这里有几户农家院，老墙接着老墙，老地主的大院子，又临时加了一些简易木头房子，艺专就落足在这里，利用老房子作课室，助教、讲师就住在简易木头房里，年轻教师们就像住在了鸽子笼里，房子里大多只能容纳一张床、一把椅子，也有稍大一点的，放两张床。赵无极留校任教，有一间这样的宿舍，留校任教的朱德群租住在附近的老乡家。
　　战局紧张，条件虽十分艰苦，但是校园内年轻人的思想开放、自由，年轻的艺术家在“象牙塔”轻松自由的空气里，追逐艺术，徜徉爱情。
　　校庆日这一天，我返校参加校庆，校友们都来了，庄华岳也来了，难得聚会一场，大家尽兴玩到了晚上十一点，太晚了回沙坪坝不方便，正好赵无极晚上不在学校住，他在重庆有房子，早就回家了，把房子交给我和庄华岳留宿，房子里有两张木板床。我们俩到了赵无极的宿舍睡觉，一推门，推不开，用力推，还推不开，房门从里面锁住了，我们觉得很奇怪，于是大声拍门，声音很大，这时里面有了动静，我们发现有人，正感到奇怪，忽然门开了，黢黑的房间，没有灯，溜出来两个人影，一个男的，高高的个子，一个女的，像是交际花“口红”，大家都叫她的绰号“口红，口红”，“口红”一出来扑哧笑了一声，两个黑影就溜了。第二天，我和庄华岳一起到租住在附近的朱德群家玩一玩，还有好几个老同学、好朋友一起，朱德群的女朋友唐冠芳也在，她和朱德群坐在一起。他们问我和庄华岳住哪里了，庄华岳说“睡在赵无极那里了，他把房子让给我们啦”，同学们笑着打趣道：你们两个人睡在一起啦。我也就开玩笑地解释：“已经先有两个人先睡在那里了，是四个人睡的一间房。”笑问：“怎么叫四个人睡的？”笑答：“一开门，就有两人溜走了”。我点了一下“口红”，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在大笑声中，唐冠芳大哭了起来，原来是朱德群和口红有关系，她一听就知道了，马上大哭了起来。我感到非常戏剧性。朱德群个子高，长相帅，画又画得好，留校当了助教，在学校里、他还是篮球运动员，容易得到女同学青睐。一九九七年我到台湾举办展览，“口红”来看展览并同我讲话，相隔了五十年，我认不出她了，她讲名字，我也忘了，她说：我就是“口红”，呵，我知道了，想起来了。“口红”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台湾，朱德群早已名扬海内外。
　　同时我又想起在安江村的时候，我们同学中一个哀绝动人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男主角是周西珍，女主角是王雅琴，他们两个是一对正在热恋的情人，不顾一切忘我地热恋着，意外的是，女主角突然生病了，大概是伤寒、疟疾这类恶症，病得很严重，他日夜陪着她，伺候她，然而，她还是被死神拉走了，她走了，被子上留有很多她的大便，他一直不肯洗掉，并且一直盖着这个被子睡觉，很久很久，他觉得好像一直都和她在一起。他把她葬在了安江村山上了，他留了下来，一直陪伴着她。现在很少这样的感情了！

鸳鸯路

　　我于松林岗毕业了。以往，最优秀的同学毕业后，最好的出路就是留校做助教、像闵希文、朱德群都留校了，这算最头等的工作。这条路也摆在我眼前，吕凤子已答应我留校，但他要卸任，于是把我推荐给新任校长陈之佛，陈老马上答应下来，同时候，重庆大学建筑系也要聘我当助教，教建筑系的美术课，我选择了重庆大学。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相比邻，我到中央大学听课就非常方便，所以，我没有选择到黑院墙当母校的助教。
　　我到中央大学主要是旁听法文，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班，同时听三个班的课。在艺专学习七年，一直在学法文，黄纪兴是我们的法文老师，虽然没有很认真地学，但我意识到法文的重要性，想要设法到法国留学，步老师们勤工俭学的后尘，便必须全力以赴攻读法语。
　　毕竟能够留校当助教的学生极少，大多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很困难，找到一个中学美术老师的职业已相当不容易，在中学当美术老师，一般还要兼历史地理等课。相比之下，我的工作芝麻开花了，庆幸之余，攻读法文是我的当务之急。重庆大学校长召集全校助教开会时，一语中的，深深地道出助教的关键，他说：助教不是职业，只是前进路上的一个中转站，要好好利用时机。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我利用这句话鞭策自己，拼命也要先学好法语，再想方设法去法国，语言通了，到法国就可以找工作，勤工学艺术。
　　旁听中央大学的法语课，我感到吃不饱，还有精力，又到沙坪坝的旧书店，买了很多已破旧的法文小说及其中译本，一面查字典，一面对照译本，逐字逐句分析理解，一般都在半小时以上才能读完一页。我还向留法回来的焦菊隐学习，他也住在沙坪坝。天主教的神父都是法国人，我就找教堂的神父学法语，那个神父新到中国来，很热情，义务教我，神父说罗大冈也和他学过法语。
　　除了旁听法文，我还听其他专业的课程，如沈刚伯的中国通史、李长之的中国小说史、唐圭璋的词选、宗白华的美学，包括地理课，我都听，受益匪浅。四年助教生涯，自己的教学任务很轻松，不需要备课，时间都用来读书了，等于又读了四年大学，我比正规学生更努力，从来不缺课，只是没有文凭。
　　学生时期，因为穷，加上自己个头矮，从来没有被女同学看上，心思又扑在学习上，恋爱的小船也就搁浅了。当了助教，我在沙坪坝认识了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朱碧琴，我们恋爱了。为了不因谈恋爱耽误学习，我和她约会在傍晩吃过晩饭，到助教宿舍熄灯之前这一段时间。熄灯后，我点洋蜡继续补习法文，等于把恋爱的时间也补回来了。重庆大学“行字斋”和“文字斋”两个助教宿舍经常是通宵灯光不灭。相伴，也只是去沙坪坝的滨江路散步，有时候也钻到树林里没有人的地方。
　　嘉陵江畔，沿江一条长长的滨江路，路旁有髙大的树，每晚情侣们在这里来回转悠，那时人们把谈情说爱叫“吊膀子”，这条路就叫鸳鸯路。
　　有一次是星期天，春暧花开，天气很好，我和她都有空，相约到郊区旅游，我们俩坐一辆马车，到了一个景点，觉得很美。下了马车，再步行到一个庙，经过一大片麦田，一派田园风光。庙里人不多，静悄悄的，我们两个都渴望爱情应该能够巩固，一起跪下来向菩萨磕头，从不迷信的我们，却相信菩萨能够保佑我们的爱情。她家就在沙坪坝，恋爱关系确定后，我有时住在她家里，跑来跑去的，当了她家的毛脚女婿，她父亲在地质研究所工作，人很善良，相貌堂堂，我还给他画过像，但是，我和她的父母、哥哥们都缺共同语言，谈话很少。所以，她母亲说：冠中人很好，就是脾气不好，没话说。她哥哥跟她说：冠中把腰带束得那样紧，一定很严格。
　　我爱了朱碧琴以后，有一点暴君的味道，有一回，在沙坪坝大学区的街道上，我看见她和她的哥哥，还有另一个年轻军官在一起，有说有笑，比较亲热，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告诉我这是她的亲戚，在外地的部队里当翻译，来沙坪坝办事顺便探亲。后来他回到部队后，给她写了信，她回了信，刚刚寄出去，我找到她寄信的邮筒，一直等到邮递员来开邮箱，把她的信要了回来。她知道后，很生气，她说：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和你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日本投降以后，全国人民狂喜，终于可以返乡了，她的父亲辞职，告老还乡回到湖南老家，他的一个哥哥回贵阳工作单位去了，他们一家就此分散了。离开沙坪坝前有一件大事，全国遴选公派留学生考试，全国有九个考区，我在重庆考区，考点就在沙坪坝。考试完，我决定回南京等待发榜，走的时候，我坐的轮船，长江水波涛汹涌，一路激流险滩，经常翻船，很多人熬到抗战胜利却牺牲在回乡的途中。我一上船就给她写信，每天都写一封，写了七八封信，但都没能寄出去，邮路不畅通。她一直得不到我的消息，很担心，怕我遇到了危险，她的父母担心女儿上当受骗。后来，一下子收到了十来封信，就非常高兴了。她准备乘飞机到南京和我团聚，我们将在南京举办婚礼，她那时在中央大学附小当老师，学校安排她走得比较晚，当得知她要赶到南京结婚，就照顾她，给她提前了一个月，和别人换了机票。就是这一提前安排，救了她的命，她原定乘坐的航班失事，她躲过一劫。
　　一九九七年，我到台湾办展览，有一位学者一定要来看我，见面后方知他就是台湾大学校长虞兆中，他们夫妇俩当年也是在沙坪坝的鸳鸯路上恋爱，我们两对情侣在路上遇到过，只是当时还未相识。

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

　　我辞去重庆大学助教工作，先行到了南京等待发榜，此间，找到了一份在卫生部卫生实验院绘制人体解剖图的工作，我心里有数，这只是临时性的工作。有一天早晨，突然有一种灵感，预感到就要在当天发榜，果然，我上午就接到在教育部工作的同学打来的电话：老吴，告诉你个好消息，恭贺你录取了。我万分欢喜，马上赶到教育部，要亲眼看一看题名榜，金榜就张贴在教育部大门口，一大张黄色的纸上面，录取名单用毛笔黑字抄录得整整齐齐，分专业、按名次，全国各地录取的人名全在上面，我考取了美术专业第一名。此榜同时发布在《中央日报》等几个重要报纸。我立即将这一喜讯打电报告诉朱碧琴，欣喜中她透露、她家人都以为我考不上，想得美！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偶然机遇背后的辛酸，有多少坚强的泪水吞在肚里。
　　她从重庆飞到南京的那一天，董永早就在机场等候和迎接七仙女，我直接把她接到借来的简陋婚房里，这间用来结婚的小屋，是我同学的宿舍，当时，我住在卫生部的集体宿舍，不是单人房间，刚好，这个同学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他是正式工作人员，住的是单人间，我为结婚没房子发愁时，他主动把房子借给我结婚用，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
　　婚前，父亲赶到南京，内衣口袋里藏着一百块钱，口袋用针线缝住。他没有告诉我如何筹措到这笔“巨款”，无非是粜稻、卖猪、卖鸡蛋、向亲友借贷……当他摸出那厚厚一叠钞票，我的眼窝注满了泪水。父亲早晨离家、搭轮船，换火车，一整天没舍得在路上吃饭，而我们自己因没有开伙条件，在大食堂搭伙，没有想到他饿了一天。
　　我们的婚礼选在南京励志社举行，有个同学在那里工作，费用可以优惠，但只有西餐没有中餐。结婚典礼那天，要有双方父母主婚，她的父母远在湖南未能前来，委托地质硏究所所长李舂煜主婚，她娘家有她二哥和她的表兄，二哥的工作单位是地质研究所，就在南京，表兄李星学也是搞地质的，亦在南京。我父亲赶来，母亲留在家里准备我们回去的新房。我坐在父亲的身边，陈之佛做介绍人，朱德群和唐冠芳，好些在南京的同学也参加了。婚前，我托同学把结婚纪念册带到杭州，林凤眠老师为我们画了一对栖在枝头的彩鸟。陈之佛老师也给我们画画留念。
　　新娘是平民之女，新郎是农家之子，她平时穿戴朴素，不喜欢打扮，我更是不在乎衣着外表，我们没打算定做结婚礼服。婚前，李星学力劝我给新娘做件像样的衣服，我和朱碧琴一同去选了高级的衣料，做成摩登样式的旗袍。婚礼这天，她穿着这件髙领织锦缎的旗袍，很美，可惜这件衣服她只在婚礼上穿了一次，她觉得太招摇，并不喜欢这样的华丽，和我们的身份不相符，一直没有再穿，成了文物。
　　结婚典礼的第二天，我们和父亲一同赶回宜兴县农村的老家。母亲和家人早已在老家门前等候董永和七仙女，一到家就放开了鞭炮，引来众多围观的乡邻和孩子们，父亲向乡邻夸耀状元郎儿子，母亲为儿媳妇的美貌感到骄傲。当看到我们的临时新房刷得雪白明亮，处处整洁利索，父母为此作了多大的努力啊！初次到我这农村老家来，名副其实的寒舍，我虽然对她谈过家里的真实情况，仍不免暗暗担心会让她失望与不满，所幸，妻子从未嫌弃和埋怨。
　　回到南京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光靠我一个人的微薄收入不够用，她也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普通的国民小学当老师。几月后，教育部通知留学生参加为期三周的培训，全国各地的留学生都集中到了南京。培训结束后，正准备出国了，她怀孕了。我本来不打算要孩子，我选择了艺术，职业无保障，养不了孩子，更不愿受孩子拖累，意大利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都没有孩子。她不同意我的想法，想要孩子。因此我们商量好，她辞去工作，回我老家等待分娩。
　　我母亲决不会同意乡间习惯，请接生婆来家里接生，也不放心到不远处和桥镇医院，或者到宜兴县医院，舍近求远，母亲坚决要带她到常州大医院生孩子，分娩前还要作几次检查，每次去都要坐小汽轮，小汽轮震动得厉害，折腾了几个来回，影响了胎位，分娩时难产，全身麻醉动了手术，孩子是用助产钳夹出来的。母亲一看生了男孩，一下子笑逐颜开，农村重男轻女，如果赶到常州生个女孩，母亲会被全村人笑话。男孩女孩，我都没有偏爱，出国前，我已给孩子起好了名字，男孩叫可雨，女孩叫可叶。
　　我留洋三年，妻子在家等我三年，我母亲非常疼爱她，待她胜过自己的亲生女儿，婆媳的感情胜过母女，这是很难得的，妻子成年后，和她自己的母亲也没有这么长久地朝夕相处过。她们相濡以沫，共同的精神支柱就是等我回来。

本文选自《吴冠中百日谈》，吴冠中 口述，燕子 执笔，东方出版社，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