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上，那些昔日的弟兄 (ZT)

文/煮咖啡的劳伦斯

四十年前的秋天，来自贵州的34岁的朱正琳作为特招大龄学生，开始到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入学不久，他认识了中文系七九级三个不满20岁的本科生，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这几个自称“三剑客”的年轻人与“背着空口袋走过沼泽地”（一禾语）的朱正琳一拍即合，很快便进入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精英式宏大叙事般思想交锋模式。

后来成为我好友的何拓宇曾如此描述他们三个人：仕仁是中国的脑，立志要改变世界；一禾是中国的心，要用文学的温情去感染世人；而他自己则是中国的胃，吞下大好山河。

他们不是剑客。他们更像是自比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三人，代表着理性、精神和肉欲。

对年青的他们来说，时代骄子们的梦想，总是要以国家为计量单位。他们期待走在大路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他们崇拜的亦师亦友的朱正琳已经属于过去了的一代，是要为他们行走的大路做铺路石的。

但命运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1985年，赵仕仁在怀柔水库溺亡；几年之后某个春夏之交，诗人骆一禾在为他的好朋友海子料理完后事之后，因脑溢血倒在了人声鼎沸的广场，从此再没有醒来。2007年，我的朋友何拓宇迎着朝阳，从他19楼住所的阳台上纵身跳下。

拓宇离开后，朱正琳在纪念文章里，引用了一段诗句：不言不语，不声不响，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大路上走来了我年轻的弟兄。

2019年，朱正琳也因病离世，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我读过他平和的文字，拓宇当年也曾无数次跟我讲起他的睿智与博学。我不知道，他最终会如何回望那条大路。他那些过早离去的才华横溢的弟兄们，可曾错过了什么风景？

中国的路，历来最为宽广，但也总是最拥堵、最熙熙攘攘。而有一天，你会发现，人们向往的金光大道，无非都是战场，都是屠宰场，不管你何等小心，只要行在其中，便忘却归途，不知何时，人仰马翻。

我们都曾经向往走在大路上，但走来走去，竟发现我们其实只是兜兜转转，在牢笼里绕圈子。我惧怕这样的路。

一禾二十岁的时候，曾热情地写道：朋友，你若想走入世界，就必须改造世界。而在他骤然离世的前一年，二十七岁的诗人写道：一条天路上，走着我自己。

天才如一禾，在这七年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想来无尽唏嘘。

我知道，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朱正琳和他的“三剑客“弟兄们，不仅是上一代的人，而且是与今天的世界毫不关联的人。但我仍愿不时去想起他们，不是怀念，不是惋惜，而是重新去抚摸我少年偶像的热忱、梦想与希望，再凝视那条曾令人向往、红尘滚滚的大路。 

或许已经是时候了，义无反顾地落荒而逃，各奔东西。

鲁迅曾经说过：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不愿将他自已体验的苦的寂寞，传染给也如他那年轻时候一样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看到希望。他只是不愿意抹杀希望，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他不能以他确信的必无，来说服别人希冀的必有。于是他“仍免不了要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甚至他不惜妥协，用 “曲笔“在《药》里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为了要呐喊，鲁迅不得不放弃一些真实，由此他自嘲他的小说与艺术的距离，因为艺术必须是真实的。鲁迅是最清醒的人。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祈求走那地上的路？它岂不是太宽广、太冷漠、也太拥堵？阳光下过于丑陋，灯火中也过于绚烂。我们何不走进黑夜，走在茫茫无边的原野之上，任春风陶醉，任寒风凄厉，只要天上星辰不变，便可任由自己辗转往返？

走过荆棘，遍体鳞伤，当黎明带着玫瑰色的手指呈现，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这并不重要，我没有抱着希望上路，没有期待。霞光万道之中，不再蔽体的破衣烂衫已是这行进的缎带，身上的粘了血的泥土是这夜奔的勋章。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将拥有我伸手可触、目光所及的一切，我的脚下即是我的领地，我是我自己的国王！还有比这更好的回报与奖赏吗？

我确信还有无数陌生的人，会不惧走入这深夜的旷野，揽风而行。正如加缪所言，不需要有人在前面，我们不要被引领；不需要有人走在后面，我们不要被追随。我们甚至不需要并肩同行，真实而不羁的灵魂可以拥抱，也可以遥望。

你不要傲慢地以为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要去当那个自作多情的带路人。你只需要鼓起勇气，星夜兼程，无惧各奔东西。

节选自《2020，我们终将各奔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