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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 | 回过头再看袁世凯

(2020-01-10 10:46:26) 下一个

 

 回过头再看袁世凯

作者:马雅

 

电视剧《走向共和》,孙中山演讲

   孙文自小就生得清秀伶俐,虽出身贫寒农家,他为人热情奔放、胆大包天,很是与众不同。村里有位太平军老战士,每聊起当年抗清旧事,孙文听得入迷,公然宣称要当“洪秀全第二”。年稍长,孙文又与同伴们拆毁北帝庙,激起公愤,被村人驱逐。当年,并无任何人对他洗脑,可孙文小小年纪,就本能地亲和“乱党”,不能不说他脑后天生就有一块反骨。        

袁世凯也是个另类。他少年英俊,13岁时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霸气十足。作为官宦子弟,他先是走科举的老路,但两次不中以后,怒將四书五经付之一炬,扬言:“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豈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遂投笔从戎。袁世凯心眼儿活络,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日后,他那么痛快地废除科举,这也当是注释之一。

       后来,孙文的哥哥到夏威夷谋生计,发了财。这让孙文得以在家乡读私塾,更有机会出檀香山、香港和广州念书,受到系统的西式教育。而且,他17岁便被洗礼,成为基督教徒。那年头,生于民气已开的广东,长于海外,孙文的经历真在国人里罕见,可谓“凤毛麟趾”。海外的经历,让他痛感中国的落后,亟需改革,可当时他还把希望寄托于晚清的重臣李鸿章身上。1894年1月,孙文曾热切地给李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但未受理睬。 

        

而“官N代”的袁世凯,凭借家里的关系走后门,投奔了淮军。不久,他被派往朝鲜。因维护清廷得力,对日本态度NB,袁世凯博李鸿章的青睐,脱颖而出,开始发迹。在朝鲜的十几年的任上,袁世凯在政治、军事、外交上都颇有历练,能够独当一面。而他作风强势,实际上主管了朝鲜的事务;在被当局视为苗子的同时,也开罪了不少人,尤其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遭到李鸿章的白眼后,孙文对改革的幻想破灭。1894年11月,他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兴中会,首次提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从温和的改良派演变为激进的革命党。从此,孙文在海外广结朝野人士,尤其各路会党,大力在华侨中募款,宣传鼓噪,组织暴动。

在朝鲜的袁世凯,则近距离目睹了日本在远东的血盆大口。归国后,正值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更使袁世凯大受刺激,锐意强兵。袁世凯遂在小站建立新式陆军,积极操练新兵;他也顺理成章地赞同康有为的维新主张。康党据此,竟以袁世凯为他们能信托的同道中人,必要时甚至可借重其兵力以成事。于是,1898年的戊戌政变时,谭嗣同深夜秘访袁世凯,要求他杀荣禄、围园劫后,把袁世凯拖进政治漩涡,逼入死角。袁世凯在审时度势之后,认为其风险太大,故未对康党伸援手,反为自保而告密。
 

      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对海外的孙文来说,证明了君主立宪已走入死胡同,更坚定了他推翻帝制的决心。1905年,以他为首的兴中会,和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合并,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其会的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文随之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的领袖,孙文有了自己明确的纲领和理论。

此时在国内,康党虽被杀的杀,赶的赶,可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如果再不实行新政,大清的江山就不保了。因此,她被迫采取一些有限的新政措施。袁世凯本来就支持君主立宪,不过他是随机应变之人,戊戌政变时不会以卵击石。可现在,不管是权宜之计,还是为苟延残喘,“上边”已经对新政点头了。况且,袁世凯本人的翅膀也比原先硬多了。于是,他对新政推波助澜,心气和底气都挺足。

1906年,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领军人物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经过月余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但因对满清亲贵不利,遭到激烈的反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有利的方案。然而同一年,就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隊伍,以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在天津正式成立;袁世凯还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在国际上,袁世凯则被公认为清廷里思想开明、举足轻重的实力派。

       同时,孙文却以他一贯的革命干劲,在海外不懈地演讲、办报,传播革命思想。这对国内尤其南方各省影响甚大,革命党的势力不断发展,接连发生暴动。其中以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和1911年月的黄花岗起义,闻名于世,都均未成功。

而随着慈禧的过世,清廷失去了独断乾纲的权威,其腐败无能却欲盖弥彰。革命党人遂纷纷起事,地方政府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于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有的甚至宣告独立,与清廷作战,国家濒于内乱和分裂。在此危局下,1911年12月初,清摄政王代表他作皇帝的小儿子溥仪,向隆裕皇太后呈递了退位诏书,并将所有政务委托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袁世凯与南方的革命党屡经谈判,应许给予清廷优厚的条件,最终迫使清皇溥仪退位,使得中国不流血地以和平方式,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南方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立都南京;才从国外赶回国内的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等待袁世凯前来接任大总统职务。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则坚持以北京为都。

至此,满清已亡,民国已立。中国有两位杰出人物待命,来领导这千疮百孔的国家:孙文,一位心志高远的理想主义者、职业革命家,但从未有过任何从政和治理政府的经验。袁世凯,了解国情,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操作能力很强,但在关键时刻,容易打个人的算盘。至此,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革命还是改良?而阴差阳错地,中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结果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到如今,谁还能断言当年的革命必胜于改良?

辛亥革命后,国家陷于分裂。从表面上看,南方是革命党,北方是保守派,因共和与帝制的理念不同,不能达到共识,所以国家不能统一。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晚清时中央政府的权力已江河日下,已无力真正统领地方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曾国藩练湘军起,到李鸿章的淮军,再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各省的都督权势之大,都可能拥兵自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满清亲贵,对这些汉人的重臣十分提防和猜忌,基本上是内控使用。他们只利用汉族重臣来戡长毛、平捻军、镇压义和团,以维持家天下。清国的国力用于内耗,而并非用于图新自强 。  

      

因此,清廷越来越虚弱,慈禧的去世又造成了权力的真空。当1911年满清寿终正寝时,只有一个富于活力的政权才能迎接20世纪的挑战,而且这个政权又必须有权威,说话才有人听,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         

但是,这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自辛亥革命起即消失了。从此,中国的内地,或南北对立,或军阀混战,国家从未真正统一过。即使北伐战争已结束,中央政府坐镇南京,也有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与其分庭抗礼,国家也依然分裂。而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而从边境地区看,革命党的纲领明确提出要“驱逐鞑虏”,于是满人应该滚回满洲去了。那么,满洲还属不属于中国?当时蒙古、西藏与中国的隶属关系,是由于它们承认清廷的宗主权。所以,辛亥革命导致的共和,立即引发了外蒙的独立,也为未来满洲国的后患埋下了伏笔。而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加上孙文这样一位国家首领,使得英国对西藏的渗透,俄国对新疆的插手,如天赐良机;且不说,日本对山东、满洲和内蒙觊觎已久。 

      

日本一贯认为袁世凯是强人,要比孙文难对付得多,而他的当政有可能使中国由弱变强,故欲除之而后快。“二十一条”的出笼,其实就是要把袁世凯搞臭。在国贫兵弱而内乱不绝的国情下,北洋政府当时如何为国家利益力争的历史真相,早已被掩埋在尘埃之中。但是,近年来面世的新史料却证明,孙文为反袁获取政权,不惜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同日本做交易,其出让的国家利益远甚于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而环顾当时的世界,大约同在一个历史时期,国际上有几个大国,社会曾发生过剧烈的变动,曾试图由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中国与它们相比,社会转型的前景又当如何?   

1871年,普鲁士的威廉一世在俾斯麦的辅佐下, 德国实现了900多年来第一次国家的统一;同年,德国宣布德意志帝国宪法,正式实行君主立宪制。而于19世纪末,德国的GDP已超过英国,在世全界仅次于美国。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1889年日本伊藤博文内阁颁布明治宪法,于1890年实施,这标志日本君主立宪制正式建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完胜。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军又告捷。

     

俄国的情况则比较吊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原打算把俄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但他的新政措施触犯了许多大贵族、大地主的利益,立宪遭受极大阻力。保守势力借革命党之手,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使俄国的立宪搁浅。于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而俄国的战败,实为沙皇帝国敲了丧钟。              

从以上的例子看来,德、日两国因君臣同心,立宪成功,国家进步。俄国则因统治阶级内部不和,立宪失败,国家停滞不前。这些国家,无论立宪成败与否,现代化的程度均高于满清,但它们都没有建立共和的雄心与尝试。这里,笔者姑且不论当时大清国的广大臣民,包括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对共和、对议会、对三权分立等等,究竟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

而仅仅是质疑:以中国当时的国情,从君主专制跳过君主立宪,“一步登天”,直接跨入共和,其条件成熟吗?       

多年来,史学界和社会上已作定论:袁世凯的“称帝”,是开历史的倒车。而有人认为,他若无此举,有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功绩最大的伟人,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过, 这观点是不是也值得商榷?试以拿破仑为例。经1879年的大革命,法国面临内忧外患。1804年拿破仑称帝,大权在握,对内平息保皇党和雅各宾的左右夹击,对外出击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保卫了法国,从而也捍卫了大部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的“称帝”,也有他防范国家出大乱子的考虑。况且,共和或立宪,不能光看“面子”,还要看“里子”。历史证明,“面子”上的共和国,目前多在非洲和南美;有“里子”的君主立宪王国,现却多在西欧和北欧。而像希特勒这样真正的独裁者,实行暴政其实并不需要“称帝”。         

 

再回过头来看看袁世凯。他本人在晚清的新政时期,积极鼓吹宪政的理念,并有按部就班地推行议会政治的实践。如若他能假以天年,中国从曾国藩、李鸿章以来循序渐进的改良的进程,或有可能继续?         

想当初,在1911年,革命党里不止孙文一人,还有黄兴、宋教仁等领袖,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就仿佛一片充满生机的春树,欣欣向荣,有一天可望大树成材。想当初,在1911年,改良派除了袁世凯,也有梁启超、杨度、严复等诸位有识之士,就像五彩斑斓的秋林,风华犹在。然而……        

行文至此,虽风马牛不相及,笔者竟想起十九世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情诗:

假如你是春天,我是秋天
春天正和你相似,秋天就像我。
而假如我后退一步,你又进一步向前
那我们就一同进入了繁荣的夏天。(大意) 
        
而在1911年之后,中国错过了这个“夏天”。这是一段至今也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这是一段南边有“孙大炮”,北边有“袁大头”的历史,终究没踩在点子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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