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 | 回过头再看袁世凯

 

 回过头再看袁世凯

作者：马雅

 

电视剧《走向共和》，孙中山演讲

   孙文自小就生得清秀伶俐，虽出身贫寒农家，他为人热情奔放、胆大包天，很是与众不同。村里有位太平军老战士，每聊起当年抗清旧事，孙文听得入迷，公然宣称要当“洪秀全第二”。年稍长，孙文又与同伴们拆毁北帝庙，激起公愤，被村人驱逐。当年，并无任何人对他洗脑，可孙文小小年纪，就本能地亲和“乱党”，不能不说他脑后天生就有一块反骨。        

袁世凯也是个另类。他少年英俊，13岁时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霸气十足。作为官宦子弟，他先是走科举的老路，但两次不中以后，怒將四书五经付之一炬，扬言：“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豈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遂投笔从戎。袁世凯心眼儿活络，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日后，他那么痛快地废除科举，这也当是注释之一。

       后来，孙文的哥哥到夏威夷谋生计，发了财。这让孙文得以在家乡读私塾，更有机会出檀香山、香港和广州念书，受到系统的西式教育。而且，他17岁便被洗礼，成为基督教徒。那年头，生于民气已开的广东，长于海外，孙文的经历真在国人里罕见，可谓“凤毛麟趾”。海外的经历，让他痛感中国的落后，亟需改革，可当时他还把希望寄托于晚清的重臣李鸿章身上。1894年1月，孙文曾热切地给李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但未受理睬。 

        

而“官N代”的袁世凯，凭借家里的关系走后门，投奔了淮军。不久，他被派往朝鲜。因维护清廷得力，对日本态度NB，袁世凯博李鸿章的青睐，脱颖而出，开始发迹。在朝鲜的十几年的任上，袁世凯在政治、军事、外交上都颇有历练，能够独当一面。而他作风强势，实际上主管了朝鲜的事务；在被当局视为苗子的同时，也开罪了不少人，尤其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遭到李鸿章的白眼后，孙文对改革的幻想破灭。1894年11月，他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兴中会，首次提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从温和的改良派演变为激进的革命党。从此，孙文在海外广结朝野人士，尤其各路会党，大力在华侨中募款，宣传鼓噪，组织暴动。

在朝鲜的袁世凯，则近距离目睹了日本在远东的血盆大口。归国后，正值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更使袁世凯大受刺激，锐意强兵。袁世凯遂在小站建立新式陆军，积极操练新兵；他也顺理成章地赞同康有为的维新主张。康党据此，竟以袁世凯为他们能信托的同道中人，必要时甚至可借重其兵力以成事。于是，1898年的戊戌政变时，谭嗣同深夜秘访袁世凯，要求他杀荣禄、围园劫后，把袁世凯拖进政治漩涡，逼入死角。袁世凯在审时度势之后，认为其风险太大，故未对康党伸援手，反为自保而告密。

 

      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对海外的孙文来说，证明了君主立宪已走入死胡同，更坚定了他推翻帝制的决心。1905年，以他为首的兴中会，和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合并，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其会的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文随之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的领袖，孙文有了自己明确的纲领和理论。

此时在国内，康党虽被杀的杀，赶的赶，可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如果再不实行新政，大清的江山就不保了。因此，她被迫采取一些有限的新政措施。袁世凯本来就支持君主立宪，不过他是随机应变之人，戊戌政变时不会以卵击石。可现在，不管是权宜之计，还是为苟延残喘，“上边”已经对新政点头了。况且，袁世凯本人的翅膀也比原先硬多了。于是，他对新政推波助澜，心气和底气都挺足。

1906年，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领军人物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经过月余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但因对满清亲贵不利，遭到激烈的反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有利的方案。然而同一年，就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隊伍，以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在天津正式成立；袁世凯还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在国际上，袁世凯则被公认为清廷里思想开明、举足轻重的实力派。

       同时，孙文却以他一贯的革命干劲，在海外不懈地演讲、办报，传播革命思想。这对国内尤其南方各省影响甚大，革命党的势力不断发展，接连发生暴动。其中以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和1911年月的黄花岗起义，闻名于世，都均未成功。

而随着慈禧的过世，清廷失去了独断乾纲的权威，其腐败无能却欲盖弥彰。革命党人遂纷纷起事，地方政府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于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有的甚至宣告独立，与清廷作战，国家濒于内乱和分裂。在此危局下，1911年12月初，清摄政王代表他作皇帝的小儿子溥仪，向隆裕皇太后呈递了退位诏书，并将所有政务委托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袁世凯与南方的革命党屡经谈判，应许给予清廷优厚的条件，最终迫使清皇溥仪退位，使得中国不流血地以和平方式，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南方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立都南京；才从国外赶回国内的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等待袁世凯前来接任大总统职务。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则坚持以北京为都。

至此，满清已亡，民国已立。中国有两位杰出人物待命，来领导这千疮百孔的国家：孙文，一位心志高远的理想主义者、职业革命家，但从未有过任何从政和治理政府的经验。袁世凯，了解国情，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操作能力很强，但在关键时刻，容易打个人的算盘。至此，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革命还是改良？而阴差阳错地，中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结果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到如今，谁还能断言当年的革命必胜于改良？

辛亥革命后，国家陷于分裂。从表面上看，南方是革命党，北方是保守派，因共和与帝制的理念不同，不能达到共识，所以国家不能统一。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晚清时中央政府的权力已江河日下，已无力真正统领地方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曾国藩练湘军起，到李鸿章的淮军，再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各省的都督权势之大，都可能拥兵自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满清亲贵，对这些汉人的重臣十分提防和猜忌，基本上是内控使用。他们只利用汉族重臣来戡长毛、平捻军、镇压义和团，以维持家天下。清国的国力用于内耗，而并非用于图新自强 。  

      

因此，清廷越来越虚弱，慈禧的去世又造成了权力的真空。当1911年满清寿终正寝时，只有一个富于活力的政权才能迎接20世纪的挑战，而且这个政权又必须有权威，说话才有人听，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         

但是，这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自辛亥革命起即消失了。从此，中国的内地，或南北对立，或军阀混战，国家从未真正统一过。即使北伐战争已结束，中央政府坐镇南京，也有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与其分庭抗礼，国家也依然分裂。而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而从边境地区看，革命党的纲领明确提出要“驱逐鞑虏”，于是满人应该滚回满洲去了。那么，满洲还属不属于中国？当时蒙古、西藏与中国的隶属关系，是由于它们承认清廷的宗主权。所以，辛亥革命导致的共和，立即引发了外蒙的独立，也为未来满洲国的后患埋下了伏笔。而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加上孙文这样一位国家首领，使得英国对西藏的渗透，俄国对新疆的插手，如天赐良机；且不说，日本对山东、满洲和内蒙觊觎已久。 

      

日本一贯认为袁世凯是强人，要比孙文难对付得多，而他的当政有可能使中国由弱变强，故欲除之而后快。“二十一条”的出笼，其实就是要把袁世凯搞臭。在国贫兵弱而内乱不绝的国情下，北洋政府当时如何为国家利益力争的历史真相，早已被掩埋在尘埃之中。但是，近年来面世的新史料却证明，孙文为反袁获取政权，不惜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同日本做交易，其出让的国家利益远甚于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而环顾当时的世界，大约同在一个历史时期，国际上有几个大国，社会曾发生过剧烈的变动，曾试图由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中国与它们相比，社会转型的前景又当如何？   

1871年，普鲁士的威廉一世在俾斯麦的辅佐下， 德国实现了900多年来第一次国家的统一；同年，德国宣布德意志帝国宪法，正式实行君主立宪制。而于19世纪末，德国的GDP已超过英国，在世全界仅次于美国。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1889年日本伊藤博文内阁颁布明治宪法，于1890年实施，这标志日本君主立宪制正式建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完胜。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军又告捷。

     

俄国的情况则比较吊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原打算把俄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但他的新政措施触犯了许多大贵族、大地主的利益，立宪遭受极大阻力。保守势力借革命党之手，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使俄国的立宪搁浅。于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而俄国的战败，实为沙皇帝国敲了丧钟。              

从以上的例子看来，德、日两国因君臣同心，立宪成功，国家进步。俄国则因统治阶级内部不和，立宪失败，国家停滞不前。这些国家，无论立宪成败与否，现代化的程度均高于满清，但它们都没有建立共和的雄心与尝试。这里，笔者姑且不论当时大清国的广大臣民，包括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对共和、对议会、对三权分立等等，究竟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

而仅仅是质疑：以中国当时的国情，从君主专制跳过君主立宪，“一步登天”，直接跨入共和，其条件成熟吗？       

多年来，史学界和社会上已作定论：袁世凯的“称帝”，是开历史的倒车。而有人认为，他若无此举，有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功绩最大的伟人，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过， 这观点是不是也值得商榷？试以拿破仑为例。经1879年的大革命，法国面临内忧外患。1804年拿破仑称帝，大权在握，对内平息保皇党和雅各宾的左右夹击，对外出击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保卫了法国，从而也捍卫了大部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的“称帝”，也有他防范国家出大乱子的考虑。况且，共和或立宪，不能光看“面子”，还要看“里子”。历史证明，“面子”上的共和国，目前多在非洲和南美；有“里子”的君主立宪王国，现却多在西欧和北欧。而像希特勒这样真正的独裁者，实行暴政其实并不需要“称帝”。         

 

再回过头来看看袁世凯。他本人在晚清的新政时期，积极鼓吹宪政的理念，并有按部就班地推行议会政治的实践。如若他能假以天年，中国从曾国藩、李鸿章以来循序渐进的改良的进程，或有可能继续？         

想当初，在1911年，革命党里不止孙文一人，还有黄兴、宋教仁等领袖，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就仿佛一片充满生机的春树，欣欣向荣，有一天可望大树成材。想当初，在1911年，改良派除了袁世凯，也有梁启超、杨度、严复等诸位有识之士，就像五彩斑斓的秋林，风华犹在。然而……        

行文至此，虽风马牛不相及，笔者竟想起十九世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情诗：

假如你是春天，我是秋天

春天正和你相似，秋天就像我。

而假如我后退一步，你又进一步向前

那我们就一同进入了繁荣的夏天。（大意） 

        

而在1911年之后，中国错过了这个“夏天”。这是一段至今也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这是一段南边有“孙大炮”，北边有“袁大头”的历史，终究没踩在点子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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