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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张大星,又名张大青,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1981年赴美留学。现为好莱坞制片人、编剧。
平安夜
作者:张大青
本文作者(右)与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
1980年冬天,想必是12月24号,大学班里很多人都在教室上晚自习,突然胡鸿杰同学从外面进来,身后拖着一棵矮松树的上半截,走到教室讲台边上,一边琢磨着怎么把它竖在墙角,一边嘴里对全班说:“各位,啊,圣诞快乐!”
我记得,当时多数人都显得有些一头雾水。现在想来,那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第一个平安夜。据说老胡后来还因为这种破坏绿化的极端恶劣行径而挨了党内批评。
几年以后,我在美国圣诞放寒假时,开了一辆旧车,第一次横跨美国旅行。穷,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里,半夜冻醒了就接着开。就这样,晓行夜不宿,在平安夜那天,开进了肯德基州界面。
其时天降大雪,能见度很低,空气又冷又潮。傍晚时分,将车停在了一个汽车旅馆门外问路。想了想,毕竟是平安夜,还是自己心疼自己一下,就破例进店登记,花了好像是16美元开了一间房。
一切安顿下来,天已全黑。饥肠辘辘,走到前台,问什么地方可以吃饭。所谓前台不过是个超小的柜台,后面站着个十八九岁的黑白混血的肥胖少女,正要下班回家。听我只问了一句,她就诧异地看着我,说:“今天平安夜啊,哪里还有什么商店餐厅开着门的。”她一边说,一边锁门就要往外走。她是最后一个下班的,却原来这汽车旅馆里当晚连值班的都不会有。
我正要起急,她忽然转回头来,想起了什么:“哦,对了,两条大街对面有一个印度餐馆,他们可能还开着。”说完,她又近乎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你知道,他们不是基督徒。”肯德基所在的中南部,基督教势力庞大。听女孩的口气,平安夜还居然要开门营业,分明是异教徒对主的大不敬。
我走过两条大街,竟看不到任何车辆。偌大的马路上空空荡荡,防冻盐融化后的雪水踩在脚下,噼啪作响。偶尔有一辆车开过,必是风驰电掣,溅起漫天的水雾,想必是怕晚了耽误家里开饭。
我路过几座房子,看到里面都是灯光即柔和,又明亮。蒸汽蒙盖在玻璃窗上,我看不见里面的人,但我清楚地知道,整个美国所有的家庭,此时都团聚在一起,大啖平安夜晚餐。
小风刺骨,加快脚步。转过街头,果然看到一个依旧开着门的小餐馆。推门进去,带进一阵冷风和潮气。
餐馆很小,里面除了一个身材瘦高,蓄着黑色络腮胡子的锡克老板以外,一个客人都没有。从老板看我的眼神中,我能觉出,他是刚刚要打烊。我拉开一把椅子,当仁不让地坐下,看着老板颇不情愿地递上了菜单。
一个人穷的时候,这个“穷”字都是肉眼虽看不见,却清清楚楚被无形地写在脑门上的。我看菜单的时候,能觉出老板在打量着我。我点了一个标价好像是5块多美元的不知是什么的印度菜之后,将菜单递回给老板,抬头时,果然看到他在冷冷地盯着我。他问我要什么饮料。我马上说,“水”。
老板转身,向厨房走去,一边用我听不懂的话说了一句什么。话音未落,柜台后面一个女人横着探头出来,用同样的话回答了他一句。然后,两人同时看着我,似乎在争论什么。这个女人显然是老板娘。
这个餐馆只有十来张桌子,靠墙的几张上已经倒放上了椅子。厨房边的墙上,悬着一个挂历,上面写着看不懂的字,印着看不懂的锡克教画。我看着,不觉记起汽车旅馆那个女孩说话时的表情来。我暗想道:异教徒,平安夜还开黑店。想罢不由暗笑了一下。
须臾,老板端来了饭。他看我的眼光,依旧冷冷的。我终于被他看得不自在,在他转身时叫住了他,一咬牙,不能让他们看不起,说:“给我一听可乐。”
可乐就着锡克饭,狼吞虎咽。菜热腾腾的,是羊肉焖土豆,还配了很多印度佐料,倒是可口。吃罢饭,我挥手示意老板,要账单。这时,我才想到,刚才要可乐的时候,没有问他多少钱。正想到这儿,就看到老板和老板娘又一次争执了起来。
印度人,和咱们多数亚洲同胞一样,是出了名的善于讨价还价的,一块钱的东西他绝不会卖给你八毛。特别是在北美和西欧,他们的名声很不好。初到美国时,许多中国人都警告我说,如果事先不说好价,印度人是特别会宰人的。
这时,老板停止了和老板娘的争执,不情愿地从她手里拿过账单,径自走了过来。他按照美国的规矩,将账单反扣在小托盘里递给了我。我看到他的手背肤色是棕黑的,而手心部分是一种粉红的颜色,二者之间,泾渭分明。
我硬着头皮,将那账单翻过来。
开始时,我没有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时,我惊着了。我抬头看老板,他还是面无表情地,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再低下头去,又看。
那账单上,赫然写着“圣诞快乐”几个娟秀的英文字。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我再抬头,看到柜台后的老板娘,在对我友善地笑着,招了招手。她问我是哪国人。她说话时的口音很重,我几乎不懂。我告诉她我是中国人,她又笑笑。我注意到她的眉心,点有一个桃红色的小点。
也不知是我这些年来记忆的加工,还是当时确实如此,我今天想起来,那柜台前的灯光竟与街上窗内的灯光一样,即柔和,又明亮。
我离开餐馆时,手里还拿着一直试图塞给老板的几美元小费。老板随我走到门口,打烊关门。他的脸上终于也有了点笑容。他说我一进门,老板娘就对他说我一定是亚洲同胞,留学生,但估计不是富裕国家如日本的,平安夜才可能无家可归,如此般落拓。
我和老板在街上告别时,他对我又说了一句“圣诞快乐”。
回汽车旅馆的路上,顺着风走,偶尔能听到远处有圣诞音乐飘来。又经过那些窗口,看到玻璃上的蒸汽都在流汗了,水滴经过的缝隙间,隐约露出窗内闪烁的圣诞树。
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老胡这个“共党分子”的那颗圣诞树,心里感到一种澄明的、异教徒的平安。它使我从那晚以后,几乎每逢有平安夜餐,都会对桌上的不论什么人,穷的富的,虔诚的或大不敬的,用我现在讲述这一切时一样的感恩之情,一次又一次地说起这个故事。
(原载《七七八八集——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入学3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