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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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沈从文、丁玲和周扬
姚青苗／文
沈从文
一
沈从文逝世后，我曾在《太原日报》上写过一篇短文来纪念他，但文疏意浅，许多想说的话都未说透，有许多可怀念之事都未提及。后来想补写一篇，但一直都没有写起，前几年看了《新文学史料》（1991年1期）中刘祖春的文章，引发了积淤心中的往事，并涉及丁玲，不顾自己的年迈体衰，笔拙才疏，把心中想要吐露的话讲出来，就正于读者和沈先生的亲友。
刘祖春的《忧伤的遐想》我读了好几遍，这是我读过记述沈从文的文章中意深情浓最卓著的一篇。祖春先生不仅记述了他与沈从文六十年来的交往，而且还描述了湘西的风土人情，使《边城》那充满了诗意的乡土文学之花，又在读者心中激荡起来，作者不仅详细描写了沈从文和他的家人及乡友们，而且诚挚地描写了他的一生，是沈从文和刘祖春传记之结合。这篇长文在当前传记文学和乡土文学中都处于卓越的地位，从文有知，当含笑于地下矣。
由“沈从文热”到“沈从文冷”，又由“沈从文冷”转到“沈从文热”。半个多世纪以来，沈从文就是在这种历史浪潮中被折腾着。大而言之，从“五四”运动新文学发展以来，文艺领域内的思想斗争从未间断过，被批判或被斗争的人也远不止沈从文一个；但这与“文革”中的斗争是很不相同的。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与《现代评论》之受左翼文艺界的批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沈从文只跨了边儿，并非核心人物。他既不倾向共产党也不倾向国民党，是真正的第三种人，不是杨邨人那样打着第三种人旗号的那种人。严格地讲，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讲，第三种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参加共产党也不参加国民党的人多着呢，但人们自觉与不自觉的倾向性总会多少有些吧？人的思想意识总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而发展吧？社会的发展与时代变化引起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很有点关系；另一方面，在“沈从文冷”时仍有少数人对沈从文热，在“沈从文热”时仍有少数人对沈从文冷。新中国成立后多年以来，民间有句俗话：“追悼会上无坏人，批判会上无好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特别是在极“左”思潮处于高峰时期，文艺“打棍子”与“抬轿子”之风流行得很！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树而不立，打而不倒”的局面，表面看来，“打棍子”和“抬轿子”是极相反的，但实际上则是出自同一母胎。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经历了苦难的历程，要不是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出现，这顶“臭老九”的桂冠是脱不掉的。没有历史与时代的转变，“沈从文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顶多只能限于海外华人而已。国内以朱光潜教授为首的一些美学家，长期以来对沈从文是有好感的，虽然也有些“左太爷”与“僵太翁”对沈从文是敌视的，但现在他们也不敢像过去那样猖狂了，沈从文再也不会被打入另册了。
我在上初中时就爱读沈从文和契诃夫的小说，1930年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大战之后，阎锡山下野，在日本车阀的庇护下逃往大连租界，山西暂由商震代理省长，他是李健吾父亲李岐山的老友，李岐山己被政敌惨害多年，李健吾趁机会回故乡运城为其父开吊，健吾当时在运城第二师范、第二女师、第二中学、明日中学等校讲演，我那时在明日中学上学，刚读冰心的弟弟谢冰季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小说《温柔及其他》，此书前边有沈从文和谢冰心的序言，当我向健吾询及此书时，他说他未看过此书，但他对我大谈沈从文，好像沈从文的作品他都读过。
1931年我离开明日中学到太原考入三晋高中文科学习，寓居在南城区小五台下新满城一位满族人的院子里，身边有沈从文、丁玲、胡也频等的小说；也有创造社的作品，如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落叶》等；也有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张资平的《苔莉》等书。当时太原海子边的书棚很多，大都是从大江书店、光华书局等处盗印的翻版书，其中有隋洛文（鲁迅）译的《溃灭》、杨骚译的《铁流》等，而令我陶醉其中的，则是苏曼殊的作品，特别是那本言情小说《断鸿零屋记》。
三晋高中当时是娘子关内的一所老古董学校，校长是张贯三的徒弟张历生，教员有乔鹤仙、姚风九、柯璜等，此校提倡的是“书不读秦汉以下”，但张历生却大讲韩愈的《原道》，他们对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也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好在该校没有学生宿舍，是以收学费为主的野鸡学校，学生上课不上课关系不大，只要能缴学费不误考试就行了，这为我造成了一个课外读书的好机会。除了沈从文的小说之外，我也喜爱丁玲的小说集《在黑暗中》，其中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则令我特别喜爱，她后来主编的《北斗》，也成为我最喜爱的文艺刊物之一。
丁玲思想进步，沈从文思想落后，这是两人之间的最重要的矛盾。至于性格方面人际关系及生活作风等方面，两人各有其优缺点。而刘祖春和陈明则各持一端：一个代表沈从文，一个代表丁玲，都只看到各自的长处。读者所看到的，也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却比各自亲友的先入之见总要多少客观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
1931年初，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之死和龙华寺的屠杀，当时楼适夷在《文艺新闻》就揭露过，鲁迅也写过很沉痛的纪念文章，纪念包括胡也频在内的五位左翼作家之死，并且引起了国际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而刘文则说胡也频之死只引起沈从文的悼念，这太缺乏文史常识了，只这一点，刘祖春就把沈从文拔高了许多。
1933年夏，我在运城时，看到上海报纸上关于丁玲、潘汉年被捕及青年作家应修人跳楼惨死的报道，十分震惊，这是1931年初左联几位作家和一批革命青年被害后我的第二次震动。当年秋天，我到了北平，当时有几位友人和同乡从察北抗战前线回到北平，有的和我住在一起，当时日本飞机在东城一带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所言察北抗战部队中有人和日本军阀勾结的话。正如刘祖春所言，当时北平中国大学和北大各院校，对旁听的青年是绝不拒绝和干预的。当时我住在东四附近的李阁胡同内，后来迁移到石附驮街南边的前老来街天成公寓，这是一位山东大汉所开的公寓，里边住着几位从东北流亡来的青年和学生，那位山东大汉很同情他们，他们的房租欠得很多，衣食也无办法，可是那位山东大汉却尽力资助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我还牢牢地记着他，他不是什么名人或烈士，他是个普遍人，有着高尚的情操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他是极不相称的。
秋风嗖嗖，我常常在什刹海边徘徊。想着沈从文小说中所描写的什刹海的景况。当时我常去北大西斋一位同乡那里，看到了刚出版不久的《两地书》，我的那位同乡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也是鲁迅崇拜者。有一天，忽然发现天津来的一位女大学生在北大西斋吊死了，她的对象也在北大西斋，出事后，那位男生被开除了学籍，当时苏北革命志士史灿棠也在北平流浪，他以“低能儿”的笔名在《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过许多稿子，这给我的印象极深。当时《华北日报》副刊的编辑大概是杨晦，我也记不清了。史灿棠于1935年被何应钦枪决于天桥，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为虎作伥，镇压抗日志士的丑行。史灿棠被处决时，我正在太原狱中，那是1935年的夏天，太原极热，我失眠了许多天，心情极为震动，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几次想执笔纪念这位非党革命烈士，小说定名为《怒火之花》或《京华碧血》，但写了许多次都失败了，总觉得自己的笔墨配不上这位革命烈士崇高的灵魂和他那视死如归的形象。在塘沽协定后平沈通车时所发生的那次列车爆炸事件，就是以灿棠为首的爱国民族志士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惩罚与警告。
二
丁玲被捕和应修人的惨死，对我的震动很大，但我看了沈从文的《记丁玲》之后，却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他如果对国民党反动派有深刻的仇恨或露骨的揭露，此书能否出版就很成问题。多年之后丁玲对此书提出了很尖锐的意见，这表明她和沈从文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远非30年代所能相比。那时，尽管他们的意见有分歧，但友谊总还多少有一点，沈从文既陪她探监，又护送她回湖南探母，这些普通的人情和友谊，总不能一笔勾销吧。至于他们间的思想与世界观的分歧，那早就存在着的，只有他们间的关系和情况之日趋恶化，这种分歧才逐渐扩大起来。
丁玲对沈从文的《记丁玲》这本书很反感，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这是在多年之后的事。当时沈从文这本书公开发行之后，是丁玲未看到它？还是虽然看到，但碍于当时的环境，不便表示意见呢？其次，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而且此书是在丁玲被捕之后不久写的，他为什么不前不后而在丁玲被捕后不久就出版这本书呢？是不是为了丁玲在文坛上的声誉而赶出一本畅销书呢？再就书的内容来看，既看不到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评和责斥，也看不到对丁玲有多大的同情，只是客观地写了丁玲前半生在中国文坛上的一些活动罢了。我当时就胡猜乱想着沈从文出版此书的目的，我想沈先生执笔写此书时，可能想到丁玲将要、或者已经随着胡也频的足迹走掉了！我不想，也不愿为沈先生脸上抹黑，只是在当时那种恶劣而复杂的环境中一种猜想罢了。
丁玲被捕后，各种传说和谣言很多，这甚至影响了鲁迅对她的态度，稍微有点中国新文学史常识的人，大概都知道吧。
鲁迅对沈从文的恶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丁玲的有些不谅解或不够同情之处，恐怕和当时的各种谣言、传说以及当时复杂的环境有关。
丁玲和冯雪峰、胡风等人的关系较好，和周扬一直是有矛盾的。解放前如此，解放后她对周扬的恶感更加深了。周总理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总理没有偏向任何一方，只希望双方能化解这种矛盾，丁玲之被迫害、劳教与流放，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周扬有关的，周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解放初期，丁玲和陈企霞主编《文艺报》时，曾经胡批乱扫一气，碧野、王亚平等都是受批者，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也是无线上纲，乱批乱打一气，此种极“左”思潮当时不仅是《文艺报》一家，不仅滥而广，而且时间也很久。周扬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和中国作协的负责人，要对“左”毒的泛滥成灾负一定的责任，当然责任不能由他一人完全承担，但他确实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不仅对丁、陈事件他有责任，对冯雪峰等和那些被迫害下放到北大荒劳改的大批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也有一定的责任。
周扬是中国当代文坛中最有特征的人物之一，这个最主要的特色就集中在一个“变”字上，在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不管怎样说，他还有自己的理论和见解。抗战初期他到延安之后，自谦自贬为毛主席的“留声机”，他的工作只能起“留声机”的作用，但他聪敏过人，善于看气候、观风水，没有这点聪明才智，他的“变”术就失去了基础。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伟大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周扬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大家都还记得吧。80年代初期在广州的一次集会上，周扬痛哭失声，伏桌不起，这是他讲到他受“四人帮”迫害时失去了控制的表现。当时我也在会场上，亲眼目睹了这种情景，觉得周扬真是富有人性。到良心觉醒，感情充沛时，便激动得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但我在沉思默想之后，又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周扬不仅因为他受迫害住过秦城监狱而痛哭失声，恐怕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即他迫害了别人而引起了自己良心上的痛苦和忏悔。当时会场上的人很多，患肺气肿的萧殷还活着，虽然他不停地咳嗽，但也在会场上，此情此景，使我至今难忘，这样的场景，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中，将怎样描述呢？
提起周扬来，我不由得想起他在1956年“大鸣大放”时期由北京来太原时，在山西大学游览和讲话的情景，那时他在苏联参加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回来不久，在那次大会上代表中国作家讲了许多话，并赞扬了肖洛霍夫和他的作品。回国后半年多，又赶上了“大鸣大放”，当时伴送他来山大的，是山西省委的王中青。王中青和史纪言是30年代《山西党讯》的编辑，所谓“党讯”，是阎锡山赶走“蒋牌”山西省党部而改为“阎牌”山西省党部之后的报纸，其编辑除王、史之外还有杨焦圃，他们当时都是地下党员，也都是赵树理的同学。王中青陪周扬来山大后，周扬还聘请了山大历史系教授郝树侯为他的临时顾问，因为郝树侯很了解山西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周扬当时兴高采烈，适应着“大鸣大放”的高潮，他尽量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可惜当时虽然是中宣部部长和全国作协的负责人，但他并不知道像后来刘少奇所说的，这场“大鸣大放”不过是“引蛇出洞”的策略而已，毛泽东则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尽管有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跌入这次“鸣放”的深沟之中。
周扬不仅在山大“大鸣大放”了一整天，几天后接着又在他所寓居的太原迎泽宾馆召开了山西作家座谈会。当他走进会议室看到桌上两边所摆的茶杯上印有“抗美援朝”字样时，止不住怒火冲天，指着茶几说：“太庸俗了！这样的宣传太庸俗了！”作为中宣部副部长那样朗朗的声音，至今仿佛仍响亮在我耳边。
座谈会也是在“鸣放”高潮中进行的，可惜座谈会的记录没有在报刊上发表，作为后来的参考和思索的资料，这是四十年前的事。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大部分都已作古了，现在能提及此事和记起此事的人已很少了。
诚如刘少奇所言，一年之后，反“右”运动开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一次大灾难，有许多人下放劳改，或者被流放到北大荒，其中包括丁玲夫妇和陈企霞等，还有聂绀弩、李荒芜等。如果按照周扬在太原时“大鸣大放”中的表现，这顶“右派分子”的“桂冠”戴在他头上才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善“变”的周扬在反“右”之后，作了个九十九度的大转弯，而且掌握了中国文艺界的领导权。当然，反“右”运动的最高领导者不是他，但他已由“留声机”的地位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刀斧手”的地位了。
周扬那天在山大的谈话和发表的意见很多，限于篇幅和我的记忆力，不能全写出来，只记得他听了常风的课和我的课，常先生讲的西欧文学，我讲的是苏联文学，课后他先后与常先生和我讨论了一番，和常的讨论我没有参加，和我讨论时，他赞同我对苏联文学中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批评，但他说我谈得还不够，苏联文学中的缺点比我所谈的还要严重得多。他是很赞赏肖洛霍夫的，但在苏联作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法捷耶夫等则是对肖洛霍夫展开了批判的。
苏共二十大不仅对苏联人民和苏联的局势有很大响应，而且对世界也很有影响，对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也有很大的影响。
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小而言之，也是周扬的历史和思想的转折点，具体的例证就是1983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祭的长文，这和他后来很赞赏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提的社会主义革命人道主义是一致的，他也很同意对马克思主义持发展的态度。但他的文章受到胡乔木等人的严厉批驳，特别批驳他引用了马克思的“异化论”。这篇文章没有受到周扬的反批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众所周知，周扬的文章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其中包含着王若水、王元化等四人的意见。而胡乔木的文章则公开声言是集中了二十个人的意见。这两篇论文的论战，真正体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双百”精神和政策，我对周扬这篇文章极为赞赏，虽然这不是无懈可击的、十分完美的文章，但它在周扬一生全部文稿之中，则是一篇最卓越、最完美、最优秀的探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杰作。未来的历史，将会对以周、胡为代表的两篇惊世之作，作出公正无私的评价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新时代里，周扬在他的晚年，再不是“留声机”、“传扬器”，再不是随人俯仰，察言观色，看人眉须的“变色龙”了。周扬扑向了真理，扑向了新的时代。人的觉悟不分迟早，只要能真心诚意地向真理投诚，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其精神也是可贵的。
觉悟与不觉悟，是人们一生能否奔向真理的试金石；执迷不悟者，虽生犹痴，是垃圾堆里又臭又劣的顽石。
我们的总设计师曾说：人无完人，人应当有理想，但理想不等于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乌托邦和唯心主义的产物，是脱离现实的水中月和镜中花！凡是不现实的事物，是没有什么优劣之争的。周扬领导我们的文艺事业时间很长，其道路曲折复杂，功过皆有，记得前几年出版社要出他的文集时，他很为难，他是真心实意不愿出版这些文稿的，因为其中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肺腑之言。记得在50年代“大跃进”时期，曾有些拍马者编造了这样的民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文盲，而是智深才广的周扬不仅没有反对这样胡编乱造的民歌，反而随波逐流，钦佩它和赞赏它，这不是“溜勾子”又是什么？记得我在鲁艺文学系学习时，教师中我和他接触最多，其次是克夫（沙可夫）。沙可夫是意深言拙，周扬是言意均优，深受同学们的赞扬，后来我在华大文艺研究室当研究员，一直没有和他失去联系。1949年秋华大文研室解散时，我本来说好随苏金伞去河南作协工作，但周扬认为我还是回山西故乡为好，并亲笔为我写了信给当时正在中南海开会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我是随着赖书记一行乘专列回到太原的。当我在北京车站上车时，老赖微笑地和我握手，我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但想不起此人是谁？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着说：“怎么，你不认得我了么？你还记得林南么？”他一提到林南，我才想到这是五台来的来秉敬呀，那是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之后，那时我正在太原三晋高中文科上学，因为学校无宿舍，便租赁了附近五台下的新满城巷里一家满族大娘的院子，我的同乡，当时太原的地下党员林南（又名解宜之）介绍了一位刚从北平大学八个学院中的某学院归来的大学生，他就是五台的来秉敬，他比我大五岁，非常好读马列主义的书刊，喜爱拍照，说话时好用舌头舔嘴唇，果然我在列车上看到他的旧技重演。到太原后，我被分配到省文联，隔了不到一年，便调到山大中文系工作，以迄于今。
三
沈从文和丁玲都是湖南作家，如果借用现在的“陕军”和“晋军”，那就是湘军作家中的佼佼者了。但两人不仅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别，就是文风也不一样。在沈从文的全部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湘西的乡土文学，当时文坛上还未流行着现在的所谓“追根”文学，但沈从文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一个湘西乡土的“根”。正如他后来的研究古代服装很受许地山的影响一样，他的文风与许地山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许地山的作品很少用“的”字。“的”字被“底”字所代替，沈从文很少用“底”字，但也很少用“的”字。他读书不多，爱读的书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浮生六记》等。我在太原上学时，有时寄居在同乡友人在太原市上马街农专的宿舍里，他叫李公选，还有一位是运城明中的同学张锦露，当时凡是沈从文出版的作品，我都买下了，李公选常常讽刺我对沈从文作品的痴恋，那时社会上并没有流行着像现在的什么“沈从文热”之类的话，我对沈从文作品之痴恋，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受别人的影响。
对丁玲的作品，我读的没有像沈从文作品那样多，但我很欣赏她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的那篇《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作品是热衷乡土文学的沈从文所写不出来的。至于丁玲后期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杜晚香》等，都十分精采，恐怕也是沈从文所写不出来的。至于她逃离南京到陕北保安时，毛泽东和她谈话时所赞赏的那篇《不算情书》，更为精采；在毛泽东对它称赞之前，我已深深爱上它和称赞它了，这些作品，我认为比她在左联时代所写的力作《水》要好许多。
令人遗憾的是，在“文革”前夕，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的何家槐，对《莎菲女士的日记》进行了攻击和诬蔑，他恶毒地打击丁玲，把《莎菲女士的日记》骂得狗血淋头，一钱不值。我认识何家槐，他曾想攀高结贵，拍新月派的马屁，想结识徐志摩，登上诗坛的宝座。他对丁玲的侮蔑辱骂，还在“文革”尚未爆发前夕。
何家槐辱骂丁玲时，丁玲尚在北大荒劳改未归，不知她后来知道此事否？前几年在福建某地召开的关于纪念丁玲的座谈，大家都赞扬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杰作，记得山西作家马烽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丁玲在北大荒劳改时，受到了当地人民普遍的同情和帮助，这对于被迫害的当代中国的著名作家实在是精神是最大的安慰。后来她又被送到晋东南长治郊区的农村，农民们照样给予她很大的同情和帮助，此时她还未平反，但比当年她早期流放时要宽松多了，山西作家马烽、宋谋也看望过她，多年来她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与人们对她的同情和帮助，这种正反的对比怎能不激动着作家的心灵呢？20年的光阴在人生旅程中是个不小的数字，它耽误了这位卓越的女作家多少工作呀！难怪丁玲在她生命的最后老是喊时间不够，老是叫着要抢时间去写作，这种政治风云给丁玲创作事业上所造成的损失，不只是她个人的损失，也是中国文坛上的一项大损失！
四
沈从文一生不过问政治，只写他的小说，特别是他的前半生，他和丁玲所走的道路是很不相同的。沈从文靠着胡适的帮助，才登上了胡适所主持的中国公学的讲台。不仅如此，他和张兆和的关系也是依靠胡适的帮助和成全而结合在一起的。张兆和当时是中国公学的校花，年轻美丽，品学皆优，追逐她的人很多，沈从文虽然苦苦地追求她，纠缠她，但是她看不起这个小小的穷讲师，当沈从文纠缠着她无法解脱时，她愤怒地向领导胡适去控诉沈从文。但事与愿违，胡适不仅没有谴责和批评沈从文，反而极力夸奖他，说沈从文怎样好，并劝告她不要拒绝沈从文的追求。后来沈从文对她的追求终于成功了，这个美满的婚姻经历了他俩的一生，谁也不曾背叛谁，这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还是少见的。
沈从文前半生的旅途是较顺利的，但后来也迈向了坎坷之途，我早先认识他只是通讯和投稿的关系，未曾谋面，1947年到北平后，常去沙滩北大教师宿舍去看望他，有时自己一个人去，有时偕同王紫东一起去。王紫东是在昆明认识他的。王紫东从延安中科院出来后，先后在北平创办过《新艺苑》、《海内外》等刊物，我为他的刊物写过许多稿子，紫东当时是和王东黎在一起创办刊物的。
沈从文当时在北大中文系授课，但并不受学生欢迎，特别是那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要不是胡适的关系，他很可能被轰出校门。那时物价暴涨，法币贬值，沈从文的生活是清苦的，当时有位漫画家将教授称为“叫瘦”，沈从文当然也不能例外，也在“叫瘦”行列中，虽然他在中国文坛上还是很有声誉的。
1947年，当国内战争日趋激烈和国民党逐渐溃败的时候，有位常在我所主编的刊物和报纸副刊上撰稿的青年作者，名叫张白（又名张士恒），他聪明多才，和许多青年一样，逃离太原来到北平，在杜任之介绍下在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光明日报》任副刊编辑，杜任之是我的同乡和老友，当时在华北学院工作，思想很进步。像我一样，张白也很喜爱沈从文的作品，我介绍他去看沈从文，此后他常常去沈家，成为沈先生年轻的密友之一，沈从文是胸无城府的人，将他的书信，笔记和日记之类的东西一古脑儿交给张白去看，张白有时把它们送给我看，使我认识到沈从文的确是位豁达无私的人，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他的缺点，对人对事毫无警惕之心，但我认为这正是他的优点之一，他的纯朴豁达是给了我最亲切的好感的，沈从文绝不是一个坏人，虽然也是有某些缺点的人，如上边我所说的他出版《记丁玲》的例子。
沈从文除了生活的清苦之外，最大的不幸是受到北大学生的冷遇，而且那些有极“左”思想的学生反对他的情绪日益高涨。刘祖春所说的因郭沫若的批评而引发了北大校园的大字报对沈从文攻击之事，那是北平解放前夕和刚解放时的事。众所周知，沈从文一生是远离政治和有意远避政治风尘的人，但北平刚解放时的那种风尘使他很困苦，他想平安，他想回避的愿望是达不到了，他想远避人家，人家却不远避他，据我所知，北平解放初期，的确有些有极“左”思想的青年恐吓过他，这是除了北大校园内大字报之外，在解放初期引起他自杀未遂的主要原因，因为他对党是不了解的，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是不了解的。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些例子，解放初期，我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位青年所写的文学评论，他说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写得怎样好，艺术怎样高，而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怎样拙劣，《边城》怎样不好等等，把沈从文批得一钱不值，我实在气愤不平，想写一篇文章来驳斥他，作为一个读者来为沈从文申辩，但我碍于当时的环境，此文未写，但此事却积淤于我心中。这位青年作家如果说孙犁思想怎样进步，沈从文思想怎样落后，那我是没有意见的；他赞扬《白洋淀纪事》我也没有意见，但他扬此抑彼，不是从思想上，而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评价，那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沈从文是个拙劣的艺术家吗？你这样贬低沈从文，想一棍子打死他，你能行吗？我不仅要为沈从文鸣不平，而且要为广大读者鸣不平，你的思想不是进步的革命思想，而是一种违反真理的正义，极为浅薄、极为片面的极“左”思想。
五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我途经天津去解放区，先到泊头镇，后来到达正定，在华大三部文艺研究室当研究员，最初是和荒芜、碧野、司空谷及苏金伞夫妇等住在华大四部（研究部）范文澜副校长所住的那个大院里，后来又搬到校部所在的天主堂内，当时文艺研究室的领导艾青和张光年都到平津前线去了，文艺研究室暂由何洛负责，这时我不断给张白去信，叫他多多关心和照顾沈先生，沈的困难处境我也知道，并且听到一些传闻，我叫张白对沈先生多加开导，叫他不要听信传言。也不要害怕某些青年人和大学生对他的恐吓。
1949年春，我和华大文艺研究室诸同志同乘汽车回到解放不久的北京，和华大三部（戏剧艺术系）同住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分院，当时应友人李桦同志之邀在他于《进步日报》所编的副刊上发表了杂文《无题草》。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深入生活要讲实际，不能认为到工厂或农村溜了溜转了一转就算是深入生活，生活是到处都有的，所谓一滴水见太阳，这正如胡风所说过的，我和他的意见不谋而合；也如胡风所说过的“下水的人不一定都是游泳家”，但我没有引用胡风的名字，却引用了杜斯退益夫斯基不少的话。此文刊出后，首先受到《解放日报》主编李亚群的批判，接着江枫等同志也对拙文展开了批判。李亚群同志给我戴了一顶高帽，说我是中国文坛上第二个萧军。此事引起了华大文艺研究室对我展开了一次大批判。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的批判会、斗争会就多了，各地都是如此。但当时则是我有生以来所受的第一次大批判，所幸会议的主持者是华大文艺研究室主任张光年同志，他认为这个批判会应当作思想上的批判，不应当作政治批判来对待。主持正义，主持公道的张光年同志挽救了我，否则，我会成为后来的第二个肖也牧，因为我很软弱，没有萧军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但特别令我遗憾的是关露同志的发言，她比谁都“左”，上纲上线，把我简直当成了反革命来批判。所幸她不是会议主持者，否则，我的处境就不堪设想了，在中国当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少么！但我并未因此对关露同志后来的遭遇幸灾乐祸，而是对她充满着同情和怀念。
我的处境虽然很艰难坎坷，自顾不暇。但我仍关心从文先生，有空时常去看望他，并嘱张白多多照顾他。每次我见到他时，他总是向我打听丁玲的情况，显然他对于这位老友怀着很大的希望，希望她能挽救他，至少拉他一把。但事实与他所希望的完全相反。有次我去沙可夫家里，柯仲平，丁玲都在场，大家在那里闲谈，丁玲向我询问华大文艺研究室的情况，随后她发表意见说，文艺研究室有一个就行了，不必再有重叠的机构，因为她当时也主持了个文艺研究室。接着她满不在乎地向我询问沈从文的情况，她说：“那个沈从文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的心里冷不防被她抛上了一块砖头！我无言以对。我本来是想向她谈谈沈从文的情况，因为他与丁玲是老朋友了，但万料不到丁玲的“那个沈从文”像一声冰冷的铁锤打在我心上，把我所想要说的话都打回去了。
我回去把此事对张白谈了谈，并叮嘱他千万不要把此事对沈从文谈起，我心上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所以每当沈从文向我问起丁玲的近况时，我便敷衍过去，或用别的话来打岔。
试问，沈从文对他的朋友或熟人说过“那个丁玲”么？“那个”是什么意思？这用不着语言学家来分析和研究了，再愚蠢的无知者和普通人，也许听出这种口气的意味了。如果有人说“那个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去劳改了！”“那个丁玲被关到秦城监狱去了！”这是怀着对被害者的同情呢？还是说风凉话呢？“那个沈从文”不是一句风凉话，而是充满了对沈从文鄙视的情绪的，一点同情的意味都嗅不到。
六
沈从文在经过了自裁未遂而获救之后，在经过了对老朋友的企望与失望之后，却得到了时代和党的拯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就是他有幸参加了“革大”学习班，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所受到的革命洗礼！
北平解放以后，华大由正定迁移到北京来，改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一批很有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教授和学者，被选送到“革大”学习班来学习，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沈从文也有幸来到“革大”学习班学习，这使他初步了解党的政策，了解党的英明和伟大。他不再轻生，也不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老友身上了。当时我们山西的一位著名学者、山西大学历史系的许预甲教授也在“革大”学习班学习，并和沈从文是同班同学。从“革大”毕业（期满）归来之后，许预甲非常称赞沈从文的为人。许只搞历史，不搞文学，他未看过沈从文的作品，因此他不是从作家的角度来评价沈从文的，他过去也不认识沈从文，不了解沈的历史，他只是以同学关系与沈从文交往才了解沈从文的，因此他的认识是没有什么偏见的，比之《新文学史料》中刘祖春或陈明等，是较为客观的。
我认为巴金是现代中国的卢梭。数年前我在山西的“双代会”（即省文联和省作协先后同期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讲过：“我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最热爱的是卢梭的品质和革命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我把我所敬仰的巴金当作唯一的偶象，鲁迅是伟大的革命战士，巴老是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者。如果沈从文的品质和做人方面有问题，巴老早就和他分道扬镳了，绝不会把他看作自己一生的挚友。
如上所言，沈从文有优点，也有缺点；丁玲有缺点，也有优点，她对中国人民是忠心耿耿的。她的革命绝不是假的，她是中国左翼作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她疑心过多，这也许是多年来她从坎坷多难的生活中得到的感受，从北大荒地区的人民那样关心她、爱护她，晋东南长治地区的人民那样关心她，证明她与人民是心连心的，人民对她的热心和同情，就是对她最大的帮助和鼓励。我想起1949年秋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后，我参加了以黄药眠为团长的中国作家赴东北参观团，离京时丁玲来车站欢送大家，特别是欢送参观团中的方令孺老大姐。丁玲再三叮嘱我在这次旅行中多多关心和照顾方老大姐。她对方令孺的诚恳热情令我十分感动，也使我对她的不满和成见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一路上听令孺大姐对丁玲的赞誉，当她谈到丁玲的不幸遭遇时，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七
从1947年到1948年，我在北平的这两年，是我一生中创作最多的时期，也是我最繁忙的时期。最初刘布谷让我主持由他创立的“雪风出版社”，并主编《雪风半月刊》。接着，叶以群又请我在北平搞由他创立的“文联社”北平分社，这个“文联社”和我们现在的“文联”组织有所不同，它是代表全国老作家们向各报刊发稿的组织，同时我又参加了全国作协北平分会，分会负责人是马彦祥，我在分会中分管北平各院校的工作，经常组织分会诸同志到北大、北师大、燕大、清华各院校去作学术报告，参加鲁迅逝世纪念会，端午节诗歌朗诵会等活动，并参加作协分会本身的活动，马彦祥的父亲兄弟三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分别担任北大、燕大的教授，也是鲁迅在北京时的挚友，他家在北平东城雅室胡同一座大院，院内罩着天棚一样的葡萄架，作协分会常常在马家集会，记得《新观察》主编储安平那次就是在马家与分会诸人开的座谈会，俞平伯也参加了，大家饱尝了一顿马家蒸的包子。除马宅外，分会诸人聚会最多的地方是中山公园太庙（即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古柏下，大家一边品茶，一边谈天，俞老每次都要参加，彦祥更不用说了，此外还有荒芜、王冶秋、沈一帆等，徐盈、子冈夫妇也常来参加座谈。我们常常到灯市口《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徐盈那里谈天，打听消息。稍后，北平各院校学生们发起了“反饥饿运动”示威游行，北师大学生搞得更为热烈，他们还组织了个“泥土社”，请胡风作过几次报告。“反胡风运动”的狂风刮起时，没有人提及此事，使“泥土社”那几位毕业的学生幸免于难。
太庙古柏下围着茶桌的座谈会，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常常怀念这段历史，俞老的笑容如在眼前，荒芜也很敬爱俞老，他后来常到俞老家里为俞老劈柴。
在北平那段时期，和我来往密切的是青年诗人海涛，唐山大地震时，他和爱人都罹难了。他从昆明来到北平后非常活跃，除了教书之外，还编刊物，写诗，搞创作，我和诗人沙鸥就是在他家见面的。沙鸥过去为我所编的刊物寄过许多诗稿，我认为他的诗不在艾青之下。他是继沙汀，艾芜之后四川另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前些时我在《文艺报》上看到他病逝于北京的消息十分悲痛。趁此机会我对他致以最深切的悼念！
北平解放前夕，我在北平一个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两兄弟》，得到沈从文的赞赏，这个《两兄弟》与我数年前在《黄河》上发表的那篇《两兄弟》虽然同题，但思想内容却不同，人物也不一样。《黄河》上那篇还有报告文学的性质，而当年在北平发表的那篇却完全是虚构的小说，而且充满着安那其的思想和情绪，想不到它竟得到沈从文的赞赏，他几次来信称赞它，这不仅没有增加我的欢乐，反而使我更为悲伤，其原因是我当时的思想正陷入牛角尖里，正如前几年我在“双代会”上发言所讲的：“我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我所热爱的是卢梭的革命人道主义。”那时我徘徊于人生的歧路中，人类的自由平等是我所向往的目标。但当时那个复杂而矛盾的世界离我理想中的目标远得很呢！我的理想和希望岂不是水中月、雾中花嘛！因此沈先生的嘉奖更令我增添了苦恼，我与他的交往及我对他作品的爱好，主要在艺术方面，涉及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内的问题，我们是挂不上勾的，只不过在做人方面，我对他还是很倾慕的。
八
张白是我和沈从文之间的桥梁。
我认识张白是在抗战时期，他在我主编的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北平解放后，他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同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当编辑。当时他们的编辑部设在王府井北街中国作协大楼的楼上。我有机会便去看望他们。张白才华横溢。他给毛星当过助理研究员，当时毛星正同何其芳一起工作。毛星是四川人，是我在鲁艺文学系的同班同学，我们共同住在一个窑洞里的土炕上，还有牧虹、李又华、葛洛、蔡其矫等。张白除写作之外，还自学俄文，余振（李毓珍）主编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中就有他的译作。60年代，他被下放到山西，回到太原后，我想介绍他到山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工作，但赵宗复也计划为他安排工作，不久，张白不幸在一次车祸中遇难了。
赵宗复是太原工大的领导，“文革”开始不久，他在造反派的迫害和凌辱之下，跳楼自杀了。他是山西文革中早期的殉难者，太原解放前，他一直被阎锡山的特警队追捕，按照阎锡山同志会那帮领导者的意见，赵宗复是活不了的，但阎锡山却有极浓的封建思想，他觉得如果杀了赵宗复，对不起赵宗复的父亲自己的老友赵戴文，因此他几次对赵宗复说：当我走的时候，要带着你去见你父亲。
俱往矣！逝者如斯夫……
回忆往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愿这些老友们能够安息吧！
革命性越强人性越少，革命性越弱人性越多，
哎，该死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