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 | 知青时亲历的自杀事件

看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我费解一些媒体在讨论“黄秋生为什么死”。他们不明白，一个人被昭雪了怎么还去上吊。对我来说，这个疑问没那么难解答，因为当年我当知青时，就经历过一件真实的自杀事件。说起来业余宣传队的解散，也和这件事有关。

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会写，还能当导演。样板戏《沙家浜》中，他是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现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二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但那会儿就是生活作风问题。结果没弄好，“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这在当年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家伙，师里派工作组，团里也派工作组，排练演出一切停止，整风。背对背、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然“胡传魁”也被看起来了，不许自由行动，不许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着开什么会，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传魁”说要上厕所，几个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说你自己去吧，快点儿回来。就没跟着。结果半天不见他回来。再去厕所一找，咦，没人。大家急了，挨个房间找。找到行李房，门从里面锁着，只听有蹬凳子的声音。大家心里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开了玻璃，果然“胡传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着拉开门插销，赶紧往里冲，这时，只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悬空转了一个圈儿，头一扬掉下来了，原来他不会上吊，只是把绳子转一个圈套在脖子上，没上死扣，悬空后一转圈就摔下来。可是悬空那一下也够狠的，他已经不上气儿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点武功，上来用手指夹着喉结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了。

这是大事儿，得赶紧向上级汇报，正这时，“阿庆嫂”知道了，她凄厉地一声惨叫扑过来，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划开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

上面的人很快也到了，板着脸，看看“胡传魁”：“怎么，要自绝于人民？”“胡传魁”闭着眼躺着。我看到他的眼泪静静地流向耳窝子，积在耳朵里。

命案未遂，团里也不敢再批判了，听说领导第二天晚上就请“胡传魁”“阿庆嫂”到家里吃饺子。安抚一通之后就让他们尽快返城回家，宣传队也开始下放，一个连一个连地换，每年都轮一次。要说一个团里这么多知青，怎么都认识我，就是因为下连队下的。

现在回头想，“胡传魁”与“阿庆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在想，我们该怎么回首这段往事。集体语境往往要上升到社会历史的伟大高度，说一大篇的道理，我们甚至仍会不自觉地将之理想化，重温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的词句，但具体到个体的命运，就不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忘了在哪儿看过两张照片，同样一群人，都是当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年轻时手搭肩膀照了一张相，三十年后重聚，又仿着同样的姿势照了一张。两张照片放一起，是被当做一件当代艺术品展示的，我在其中看到了岁月的痕迹，但也看到了一种心理深层的装饰感。当然，一件作品，一千人有一千个判断，我也尊重照片中这些怀有美好愿望的老知青，不过它唤起我的是一种复杂的感动，同时还有些怜悯与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曾那么的真实，又那么的不真实。

从我个人来讲，反映那一时代的作品，我比较认同王小波，也对姜文充满敬意，他们真正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意识，这种个体意识放在当今文化中来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太阳照常升起》“黄秋生”为什么会自杀？我觉得那里有对生命难以言状的失望。有人说：不是给你平反了吗，干吗还自杀？在那个把无聊当正经的年代，大家大动干戈地投入抓奸行动，剥了一层皮，审了一溜够，批判呀，检讨呀，羞辱一番后告诉你，没事了！马上你就皆大欢喜，做得到吗？不久前报纸报道中国人在巴黎老佛爷购物受辱，外国人无理刁难后又说你是清白的，礼节上轻描淡写道个歉就没人再理你了，你能想象、体会到类似黄秋生的心境吗？

这当然是我的解读啊，姜文自己的意图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宣传队怀孕事件”，同样有对人性的蔑视与对人格的污辱。“胡传魁”该不该自杀？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事发之后，最信赖的那个好朋友会起来揭发他，甚至还会有那样详细的侦查记录。哪天、哪时，在何地干什么。他怎么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隐秘的欢愉时，有双眼睛在盯着……那还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种信任。秘密的分享最后都成为笔录，然后在整风时居然被公开读出来。而我们，这些当时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这件事看成错事。还有人翻毛主席语录，“你看，毛主席说十月怀胎，他们现在到几个月了？怀孕是怎么回事，接吻又是怎么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对嘴，那多恶心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谁心里又不想谈恋爱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这件事震慑住了。想到爱、结婚，感觉是复杂而害怕。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爱情，有了这件事后，更令我们感到云山雾罩。

 

濮存昕：刚下乡时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听说我要走，我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她要去火车站送，我不让，结果她还是到了学校。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耸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我喝酒是“海量”

1969年7月我就这么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一到兵团就碰到水涝灾害，得赶紧抢救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那阵势，壮观！这事完了之后天就冷了，年初时，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还得打？水涝灾害之后接着就要备战。团里组织了架线连，马上奔赴6师所在的抚远(在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鸡形的尖嘴处)。指示：各个师要抽出一个营，组成架线团，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拔进来。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三天三夜到了抚远的目的地，发现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那可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粮食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发现，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一起了。

开工了，干的活儿就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每坑间隔五十米。每人发一把铁锹，铁锹得事先磨锋利，三人用一把镐。先拿镐把冰打开，然后下铁锹，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个一米六长、六十厘米宽、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后将电线杆往里一杵，连泥带水往里一埋。这活儿不能干慢了，因为一边挖一边还渗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渗越多，等于越慢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穿棉裤、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绒裤、球鞋。把干衣服搁在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个圈儿挡风，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个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他揣着酒瓶挨个儿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心里还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种马班让我补了生理常识课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兵团业余宣传队

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

作者：濮存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