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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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定居悉尼。
可爱的女十二中
1949年前的贝满中学
女十二中是中学里的佼佼者。东城区有好几所中学的前身是教会学校，二十五中原来叫育才中学，二十六中叫育英中学，女十三中叫慕贞中学，女十二中叫贝满中学。而我后来进的师大女附中前身是革命老区来的实验中学。女十二中绿色雕花的铁栅栏大门总是敞开着，石台阶的两边鲜花盛开，进门是小操场，一座尖顶教堂俯瞰着小操场，是我们的礼堂。
女十二中小礼堂
我上初一的1961年学校共招了十四个班，每班四十人，我被分配在初一（2）班，开学第一天，满校园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叽叽喳喳，像是鲜花的海洋。
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公开决裂，十四个班只有两个英文班，我们班和其他的十一个都是俄语班。在初中三年里，有着无穷无尽的爱和乐趣。
我们班主任是语文老师许生华女士。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百里泛红的脸色，很秀丽，也很丰韵，最重要的是，她非常喜欢我。一上初中，我就当上了少先队中队长和班里的学习委员，以后初二，初三，我一直担任学习委员直到毕业。这是个我非常引以自豪的职位，说明我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班里很少有人作文上九十分，许老师每次都给我 97 分、98 分，最少一次是 95 分，引起有个别同学羡慕嫉妒恨，说老师偏心眼。我想说：“我可是从小学三年级有作文课以来，一直满分哎！”作文是我的强项，丝毫不用费力，信手拈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实际上，初中三年的各科都非常简单。但是从小学到初一，还是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比如代数与算术的区别，用字母代替数字，一开始，我也是有点儿懵，可是有同学不懂全来问我，我就觉得自己必须懂，必须会，必须学好，还必须要学在前头，这让我养成了预习和自学的习惯，学习起来更加轻松。
我还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的目标是考上师大女附中高中。我做到了“平时不玩，小考小玩，大考大玩。”记得初二数学应用题考试，蒋老师在黑板题写完了我也做完了。我各科优异的成绩深得各科老师的欢心，我是老师的好学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放学，许老师很和气地对我说：“请你妈妈到学校来一趟。”按说我应该知道只有顽皮淘气不遵守纪律的孩子才会请家长，我是如此的优秀，老师只会对妈妈说我太好了，我没有丝毫畏惧，不怀任何鬼胎，坦坦荡荡请妈妈和许老师见了一面。
妈妈回家神情有些紧张，她没头没脑地埋怨我：“你怎么跟政治老师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呢？”我说了吗？我不记得。倒是跟政治老师谈过话。那天教室里只有我和一个叫白瑞华的留级生。年轻的政治老师走进来，他长得特别像后来章子怡主演的《我的爸爸妈妈》那部电影里的男主角。留着中分头，穿着一身蓝制服。他坐到我的桌前，他想和学生谈话，随便聊聊。我们谈得很融洽，没有争执，没有分歧。怎么我就被找后账，成了“说错话”了？
妈妈说：“老师没听出来，是旁边的同学听出来的！”难道是白瑞华？当时教室里只有她坐在离我们不远之处，这个长着一双骨碌碌眼睛、鳄鱼头的家伙虽说因病休过学。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我只有十三岁，她就懂得告密，在政治上陷害栽赃，这是个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女孩子啊？后来有同学告诉我她爸是个什么局的局长。
我并没因此而改变自己，往后的日子里我还是实话实说，虽然让我栽了不少跟头，吃了不少苦头，可我心里痛快，我成就了自我生命的成长。许生华老师一如既往地宠爱我，她在评语里还认为我魄力不足，妈妈觉得我已经很够了！
初三的时候，女十二中进行了分校，我所在的班级和其他三个班分到高中部所在地灯市东口的同福夹道里。余下的十个班级留在原校址，改名为“灯市口女中”。
一天，班里的佟德印告诉我：“许老师找你呢！”我想不出有什么事？许老师初二就不教我们了。我以最快的跑步速度从灯市东口跑到灯市西口，气喘吁吁找到许老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许老师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为什么不过来玩？”原来许老师想我，让我虚惊一场。
文革中，我惦记着初中教过我的老师们，去灯市口女中去看他（她）们，好在大部分都安然无恙。许老师的丈夫是军人，她已随丈夫调离学校，我心里默默祝愿许老师一生平安。
比起后来文革十年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文化荒芜，1961年虽然大饥荒还没过去，商店里还是买不到吃的东西，精神生活却是空前丰富。电影院里放映着进口和国产的好电影，书店里卖着各式各样的丛书。
我和曼依成为好友，她是个有着黄黄扁平的方脸，梳两根乌黑粗粗长辫的女孩。我和她是旧识，小学五年级景山少年宫组织到西山鹫峰夏令营时认识的。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住在山下四十七中的宿舍里，每到晚上，我因为想奶奶而泪流满面，都是曼依陪着我，她的心肠真好。她有一副好嗓音，是少年宫“友谊合唱团”的女高音。考上女十二中，我们又成了同班同学，好朋友。
冬天，我们俩走在隆福寺街上，我买一根又一根的冰棍吃，她给我数，有酸梅的、豆沙的、牛奶的......一共吃了七根。我们在长春电影院里看风靡一时的《冰山上的来客》，大家都学唱里面由雷振邦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说我们班金肃（她是满清后裔）为了学这首歌，看了七遍电影。
看书、看电影、唱歌，冬天滑冰、夏天游泳，是我们主要的娱乐活动。政协礼堂星期六晚上有舞会，贝贝想教我跳交谊舞，我不肯，觉得与男孩搂搂抱抱不是好事。
我最爱看电影，尤其是外国影片，外国影片以苏联的最佳。我看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第十二夜》《罗米欧与朱丽叶》，看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
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精神盛宴的时代。电影院是我的第二个学校，电影是我通向世界的窗口。为我了解社会，理解人性，培养感情气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美学、普世价值观、人文思想通过电影进入了我的心田。
从电影里学到对世界的认知，对我后来在混乱的社会中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帮助不小。在德国电影《马门教授》里，看到对犹太人的歧视，其中一个给备受欺侮的犹太女孩痛苦表情的停留几秒的特写镜头给观众印象尤甚。我后来也在遇罗克的文章里看到他提及这部影片。可见这部影片在中国“血统论”横行时期所起的启蒙作用。
我在上面讲了从北新桥到崇文门学校的分布，现在讲讲从崇文门到北新桥电影院的分布。崇文门往东走是东单，有儿童电影院，旁边是青年艺术剧院。顺着下去，是大华电影院、红星电影院。到了东四，（本来叫东四牌楼，因为十字路口都有木质的牌楼，我小学二年级时给拆了，确实影响车辆的行走）北大街西边是明星电影院，旁边隆福寺街里有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和长春（文革中改名为长虹）电影院。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隐藏在演乐胡同里面，北新桥附近是交道口电影院。
还有一些不对外的单位电影院。像我爸他们科学出版社在朱市大街一条窄巷子顶头一个门小里面大的不挂牌子的影院，一张单位发的免费票四五个电影，从早看到晚，中午饭在电影院里边看边吃，那叫一个过瘾。
即使现在已经进入了古稀之年，那些各国艺术家精湛表演的经典台词和镜头仍然能在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如埃及黑白电影《我们美好的日子》，讲三个穷大学生爱上一个美丽的有肺结核的女孩，想尽一切办法弄钱为她治病的故事。
如苏联彩色影片《白痴》，讲一个叫梅斯金的公爵真挚地爱上一个与他不是同一阶层的女人的故事。
如苏联彩色影片《黑桃皇后》，讲一个赌徒为得到必赢的秘诀骗取无知少女爱情的故事。
如苏联黑白电影，根据大文豪托尔斯泰小说改编的《复活》，养女兼女佣卡秋莎被少爷、后来的审判员涅赫留道夫引诱怀孕偷偷地抚摸自己肚子的镜头。
如德国描写二战残酷现实的，用一个少女对他男朋友一句话来表现：“一个女人有男人吻，十个女人都会眼红。”
如苏联彩色电影《红帆》里，一个住在海边贫穷的小女孩从小听信了一个老人的话，说在她长大以后，会有一个英俊男士驾驶着一艘满是红色帆的大船接她去遥远的国度，去过王子与公主的童话般的生活。
如奥地利彩色电影《冰上的梦》展现的华丽丰富多彩多姿的冰上之舞......
电影给我极大的美的享受，同时也启发我思考人生。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少先队过小队日我们一群女孩子就去隆福寺里的电影院看香港电影由银幕影后夏梦主演的喜剧片《抢新郎》。
此事被班主任蒋老师莫名其妙在班里不指名批评了一顿。她旁敲侧击地说她家有一个老年人整天什么都不干，就记着家族里的人谁该过生日了。我想可能是哪个没被请到的同学向老师告状了吧！
上初一时，谢添导演要导一部儿童影片《花儿朵朵》，我们班许多同学去参加群众演员的选拔。更令人惊叹的是，班里李平珠同学的妹妹被崔嵬导演选上出演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女主角。
教练非常讲究仪式感。那时我们都还戴着红领巾，他选一名叫殷立信的大眼睛女孩当队长，先站在舢板上面对岸上的我们，上舢板前，每个人要向队长行少先队队礼，队长还礼后才能上船。
整个社会对儿童非常重视与关怀，投入大量的物资与人力，我们的儿童时代过的太幸福了。上面左边这张照片，是我初中二年级快满十五岁时照的。十五岁后不再是儿童，要退出少先队了。我恋恋不舍戴着红领巾，在钱量胡同东口的北方照相馆留影纪念。知名画家徐唯辛先生后来以这张照片为蓝本，给我画了一张油画（右图）。
那时，奶奶和外公外婆都在我们家里，除了带小弟弟，也帮妈妈料理家务。我和弟弟们从小什么家务都不用做，我连一块小手绢都没洗过。这并不妨碍我在学校劳动分外积极，让我的劲儿有地儿使。由于爸爸从小注意带我们锻炼身体，我的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
我几个月时在妈妈怀里
挨着七条胡同西口有个图书馆，分成人和儿童两部分。儿童室里是绘图精致的小人书。走进七条胡同西口没几步，有个私人的小人书店，花一分钱在那儿看，花两分钱可以租回家三天。爸爸妈妈在寒暑假期间，最爱给我和弟弟钱，让我们租小人书回家看。爸爸妈妈躺在床上看，妈妈却不让我们躺着看，怕我们近视。我说：“你干嘛就能躺着看啊 ？”她说：“我们已经近视了！”这不是破罐子破摔吗？
妈妈从小就喜欢给我买书，记得有《金河王》《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国王》《印度童话故事》《安徒生童话》。有一个故事情节讲国王请客，老鼠把香肠偷走了，国王当着王后的面，气得用头撞墙。我当时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国王为这点儿小事就如此失态。长大后请客，才能理解国王的心情。
爸爸妈妈和二弟陶江小弟弟陶淮
有次，我有一道平面几何题证不出来，就让爸爸帮我做，他说他要花点时间看看几何书，我不解地说：“你怎么还要看书呢？你应该一下就解出来的。”爸爸解释说：“那么多年，我都忘了。”他利用上茅房看看书后，帮我做出来了。
在化学物理上遇到问题请教他，他会趁机给我讲许多，我不要听，告诉他我只需要听我问他的问题。他说我学习就是为了考五分，多学一点儿都不肯。
其实并不尽然。初二的时候，教我们数学课的班主任蒋老师就开始了出一些作业之外难度高的数学题。数学好的邹安安就和我比看谁先做出来。
有次，正赶上星期天爸爸单位组织去潭柘寺春游，我坐在汽车后座上想那道难题，我想出来了以后非常高兴，先报告爸爸：“是汽车给我颠出来的。”爸爸并没有像我预想的表扬我，反而说哪个“右派”也说过类似的话，让我十分扫兴。那时候没有预料到几年后会有个史无前例的文化的大革命，也没有想到全家顶梁柱的爸爸会弃我们而去。
爸爸安息在澳大利亚悉尼Lidcome墓园
音乐老师姓朱，烫发，很有教养。上来先练“啊啊啊啊啊......”教我们唱了一首藏族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歌词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万丈，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巴扎嗨！”
考试时，就考这首歌。
所有的功课里，我最担心音乐不能保证得五分。但朱老师给了我五分，我好高兴。
我们的体育李老师是个年轻漂亮训练有素的姑娘，她教我们窝腰劈叉时强调：“女孩子的韧带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做垫上运动时每个环节准确到位、节奏分明。引起邹安安赞叹，她是一个正直的女孩。听说文革中她的作为革命干部的父母受到冲击，她也敢主持公道。
初一年终，我十二门功课门门都是五分。得了优良奖章（实际上只是一张纸奖状）。初二年级，没有了图画和音乐 ，变成物理和化学。初二和初三我依然是门门功课五分。年终都拿到优良奖章，本该换成一个金质奖章（也是一张纸）。
可是初三的班主任高淑琴，她是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教农业基础知识，不太喜欢我。
初三的时候，国家经济已经全面恢复，能吃饱饭了，商店里有东西卖了！那是1964年，街上出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幅标语。学校里开始搞上山下乡教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要准备继续上学，也要准备到农村当农民。
初一初二的劳动课是在教室里缠线，不脏不累。
初三动真格的了，9月1日开学不长时间，就把我们所有初三学生发配到朝阳门外红星人民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真没用，一下子就病倒了，不明原因的发烧，没劲儿。同时生病的还有班长张文英，她是个梳着两条不粗不细长长辫子，个子不高不低瘦瘦的女孩。
我们俩躺在老乡的土炕上。有同学把饭端给我们，白菜粉条里面还有半肥半瘦的猪肉，我勉强吃了几口。张文英一口没吃，她说看着就想吐。她是一个规规矩矩、文文静静的女孩子。听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因为家里曾信奉一贯道全家被遣返回农村，她只身回京没地方住，只好住在女十二中的大礼堂。
从农村回家，我的病不但没见好，还失去知觉晕倒了。后来我爸告诉我，他腿都吓软了，我奶奶以为我不行了哭起来了。我爸拖着两条无力的腿跑到五条口出租汽车行，把昏迷不醒的我送到同仁医院。医生赶快给我验血，白血球高达十万，连消炎带输液把我给救过来了！
1964年10月1日，我在崇文门著名的同仁医院里接受治疗，我住院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女医生在我的手背上抽血，针头误扎了几次，才抽出血来。看我面不改色心不跳，眉头都不皱一下，表扬了我，说我不怕痛。白血球的数量在下降，但她找不到我发炎的原因。
关于我的皮肤，我姑姑陶预对她的女儿陶陶说“像玉一样”。我是在出国前去了一趟山西太原姑姑家，陶陶见到我告诉我的。她说：“我妈妈说你的皮肤像玉一样。”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遇罗文最喜爱我的这张照片
话说回来，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主治女医生，我的胸上有个抓破的小包。她才恍然大悟我的病因。我处女的乳房就被这么个可恶的跳蚤光顾了！还造成这么大的灾难！女医生查看了我的乳房，破处有些红肿，决定给乳房烤电。
那时我16岁，正在发育时期，通过治疗，红肿消失了，皮肤愈合如初，一对美丽的乳房愈加坚挺。住院让我损失了两个星期的上课时间，让爸爸损失了一笔金钱。我由此想到，文革后，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病、事故、伤残（如知名作家史铁生）、自杀、病故，这些损失国家赔偿了没有？
我回到学校，数学张老师要给我补课。张老师、高老师和教语文的范老师都是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女孩子。张老师发现我已经自学到她讲的前面了。那时平面几何正在讲求证全等三角形，就那么几个定理，她们居然学了两个星期。
后来我在给儿子补习时，他一个学期的数学书我一个星期就给他讲完了。学制确实没必要拖那么长，更应该允许跳班。
我在学校意外接到一封信，落款是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学校北京钢铁学院附中。打开一看，写信人叫乐幼阳。内容是纠正我的一个错误，他听见我在医院里跟人家说荞麦开花是红的，他告诉我应该是白的。
我想起来他和我差不多大，他得的是胸包炎。我拿着信问曼依怎么办？曼依说：“你就理他吧，小孩挺好的。”我就理他了。如果我爱上他，我的历史就会完全改写了。可惜我一点儿邪念都不曾产生过。我们一直通信，到文革爆发，他详细地给我写来他学校的情况，和我们学校同出一辙。
我办“中学生动态报”时，想邀请他参加，我和同班同学汪静珊骑自行车跑了好几公里去东郊飞机场宿舍他家找他。他穿着睡衣又在生病，他妈妈在照顾他。他爸爸是飞行大队唯一的机械师，从印度回来的。
最有意思的是，我爸我妈已经离婚了，赵京兴可以在我们家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了。乐幼阳穿得非常洋气到我家来访，看见赵京兴，非常不高兴，临走时对我说：“你别跟他玩了，他一看就是个小资产阶级。”难道你自认为属于无产阶级吗？我暗暗好笑。
1968年的我
我在班里比较接近的同学除了曼依，还有何友平。每年她家院子里柿子树果实累累的时候，她都送许多甜甜的柿子给我，说：“我妈妈让我送给你的，她特别喜欢你和龚友竹，让我也给她一份。”
友竹住在她家对面，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她会拉小提琴，外班的同学也喜欢拿我和友竹相提并论，我问她们为什么？答曰：“你们俩穿的像。”
徐继仁是我们文体委员，她长得像古典美人，身材苗条，单凤眼，樱桃小嘴。跟我在工作上合作愉快，为人正直。
有一天，我们俩并肩谈话，看见邹安安远远走来，她笑着说：“邹安安眼睛跟两盏灯似的。”这比喻给我印象至深。继仁的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很大的不幸，在北航工作的爸爸跳楼自杀。继仁坚强的妈妈没有被痛苦压倒。
因为住的近，我去看望过几次继仁。徐妈妈糊纸盒养活几个孩子。后来去山西的继仁上了大学，弟弟也很争气，在改革开放中都很有成就。我还和初二转来的徐寒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寒柏的父母已离婚，寒柏两边住。
牟志京给我拍的这张照片，当时赵京兴在旁边
我一直像宝贝般珍藏着高中大姐姐陈曦的照片，她在背面的题词令我感到骄傲：洛诵妹妹留念 大姐陈曦。她是将军的女儿，是我初中时崇拜的偶像，她不仅长得美丽非凡，功课好，而且对我太好了。她是我们学校高中部的学生，是我们班蓉蓉的姐姐，我拿到师大女附中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她拿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通知书。
蓉蓉和芸是初二时同时转到我们班的部队女孩。两个女孩朴实单纯，蓉蓉甚至有些羞怯。芸的个子矮一点，微胖。曼依与蓉蓉交上朋友。
一个星期六，曼依问我要不要去蓉蓉那儿看电影。这是个部队大院，蓉蓉带我们从一个没有岗哨的小门进去的。蓉蓉家是个独立的小院，平房，屋里家具朴素简单，我们看见了蓉蓉的爸爸，一位腰板笔挺威武的将军，令人肃然起敬。蓉蓉告诉我们，她爸爸原来是“扛长活儿的。”我们也看到了蓉蓉端庄高雅的妈妈，蓉蓉告诉我：“妈妈是富农的女儿。”
当我看见莉莉的大姐时，她正坐在床边低头看书 ，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她抬起头，冲我们莞尔一笑。她比我们大三个年级，正是少女最美的时期。她的面庞让我想起“阿拉伯少女”那幅名画。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目光坦诚。我立刻被她吸引。
蓉蓉领我们先去炊事班吃饺子，醋非常有特色，里面渗透着蒜黄的香味。饭后，小汽车载着一车女孩去军区礼堂看电影，开车的小战士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有些不耐烦地让我们把车帘拉严，好让行人认为里面是首长吧。我们看的是一个冰岛电影，里面仨兄弟看上了仨个姐妹。家长问他们理由，其中一名男孩说看上了女孩的大腿。我旁边一个文工团小女兵脱口说：“真坏！”莉莉姐姐没来看电影，她在家里温书。
后来，我和莉莉姐姐推心置腹地谈过几次话，谈我的理想，谈我想去苏联留学，她说：“很好。”她告诉我保尔 · 柯察金那段名言，并给我写在本子上。我们分手要各自走向新的学校时，她送给了我那张珍贵的照片，她把名字改为曦，意为早上初升的太阳。
我在文革初期的忧郁神情
陶洛诵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