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陪都”重庆，云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成为抗战文化的中心。嘉陵江畔，知识分子生活、思想，痛苦、欢乐，卑微、高贵，创造、选择。在此，绵延数千年的文脉得以延续并出现新的景象。弦歌不辍。文化未亡。中国再生。
——王尧《沧海文心》专栏前记
空中，敌机的炸弹不时扔下；地上，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生活在嘉陵江畔的文人挣扎着，喘息着。
许多年以后，那个生于1938年，也就是日本对陪都重庆无差别轰炸那一年的日本学者前田哲男，写出了一本研究二战时期战略大轰炸的书——《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在致中国读者的文字中，前田哲男说，他对1938年的大轰炸当然没有记忆，但“重庆爆击”这句日本话留在了他耳朵中。前田哲男后来五次寻访重庆大轰炸遗址、受害者和研究者，他置身在高楼建筑和人群中，“似乎仍然能够听到那些无助民众的呐喊”。
在重庆度过了青少年生活的史学家张开沅回忆说，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日子，许多餐馆不失“川味幽默”，将榨菜鸡蛋汤改名为“炸弹汤”。现在无法查出这种“炸弹汤”的价格。重庆物价出奇的高，时任第六战区司令官的陈诚，1942年1月在辖区接待郭沫若、阳翰笙时，不无炫耀地说，六战区的物价问题已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均较重庆相差数倍乃至数十倍。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7月，老舍致信吴组缃还谈到经济“甚窘迫”：稿费每月两万，连同太太收入，每月不到五万。所以，他劝吴组缃不能放弃中央大学的教职，在抗战结束后再做职业作家。 生活压迫着每一个人，包括文人。1943年5月31日阳翰笙从重庆城回到赖家桥后，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感叹：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失去了抗战初期的生动泼辣的精神，大都陷入了极度的苦闷状态中。阳翰笙发现许多文化人从常态到变态，有的爱醉酒，有的乱发脾气，有的无缘无故痛哭，有的不管场合大发牢骚。也许出于对生的恐惧，有人以死反抗生的绝望。1941年2月的一个早晨，洪深一家三口服毒自杀，留下了这样的遗书：“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幸亏郭沫若等及时赶来，抢救后脱险。
戏剧家洪深
1942年12月31日是洪深五十岁生日。他在生还后，一度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此时已回重庆。阳翰笙记得洪深的生日，他觉得老洪在戏剧文化领域活动了将近二十年，应该替他祝贺。阳翰笙和戏剧家陈白尘商谈了为洪深祝寿的具体事宜，致电洪深，洪深极为高兴。25日，洪深来到文工会，与阳翰笙、翦伯赞、杜国庠相聚甚欢。是日晚，阳翰笙到中艺主持祝洪寿筹备会，他在日记中说：“大家都表示得很热心，很起劲。” 在筹备洪深祝寿活动时，茅盾也回到重庆，细心周到的郭沫若特地到生活书店看望茅盾。23日晚上郭沫若在家中设宴招待茅盾夫妇和时在重庆担任周恩来谈判助手的林彪。周恩来也特地参加晚宴。因为茅盾的归来，筹备洪深祝寿会的同志决定将30日的晚会扩大举行，“一面寿洪寿沈，一面迎茅、迎翦”。30日午后一时的重庆百龄餐厅，与会者“像潮水样地涌进来了”。阳翰笙说：一年以来，在陪都恐怕这次要算是最有生气也最有意义的一次盛会。 就在30日的早上，重庆的上空响起了空袭警报声。这一天，天空中有些阳光，在昆明经历过多次轰炸的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正好在重庆，他在教育部山洞口躲避，因非紧急，在洞外与陈部长谈了很久。十二点半警报解除后，梅贻琦被朋友约到一家天津馆子吃了薄饼。几天前，老舍在嘉厂请梅贻琦喝绍兴黄酒，吃烧饼点心。梅贻琦对绍酒的感觉甚好。酒后，老舍又陪梅贻琦去“精神堡垒”附近的戏园听戏。戏散了，两位再去一家小馆子吃了酸菜羊肉汤面，十一点半才就此别过。 薄饼、绍兴酒、酸菜羊肉汤面，韭菜水饺、绿豆稀饭，高档一点的是“炮牛肉”，这是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留下的重庆菜单。读梅贻琦日记让我想起老舍1942年端午节诗作中的一句“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端午那天适逢大雨，吴组缃邀老舍吃饭。老舍以诗纪事，其一曰：“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著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诗的前记说：“端午大雨，组缃兄邀饮，携伞远征。幺娃小江着新鞋来往，即跌泥中。”
1947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二
费正清夫妇与梁思成夫妇
善于观察、也体察时艰的费正清，注意到了“吃几顿饱饭”对文化人精神的重要。1943年10月，费正清应邀参加了郭沫若五十岁生日宴会。宴会在英国大使馆楼下的“文工会”举行，郭沫若穿梭在人群中。费正清特别感受到参加宴会的许多人热情而富有创造力，“尤其是在让他们先吃几顿饱饭之后”。 在文人朋友圈中，郭沫若无疑是“群主”之一。郭沫若五十一岁生日时，董必武、林伯渠和夏衍、廖梦醒、叶挺夫人等都特地从城里到赖家桥为郭沫若祝寿。那天宾主应该喝了不少酒。晚归时，医生丁维大醉，到天明还呕吐不止。阳翰笙在1942年6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杜国庠曾经在郭家门口跌破头，但未细说原因，是酒多了，还是走路不慎？那天阳翰笙约杜国庠、郑伯奇、冯乃超等到家中晚餐，招待大家的是野兔。但这位杜先生早晨在赖家桥郭沫若家门外跌破了头，不克出席。也许杜先生上一天晚上在郭府酒喝多了。阳翰笙遗憾地说：“此老想来舍吃野兔之念甚久，今日竟不能来一尝，可谓吃运欠佳。” 郭沫若的待客之道颇有口碑，后来因为他的变化而遭人非议，他当年的热情、诚恳也就被忽视了。1942年9月4日，同是文工会委员的翦伯赞来文工会讲中国通史。系列讲座结束后，中秋节当天，郭沫若在家中设宴为之饯别。已有九分醉意的翦伯赞午餐后滔滔不绝地和郭沫若、阳翰笙说了两个多小时，一吐胸中块垒。多愁善感的文人在酒后愈发“愁”和“感”，翦伯赞谈文化运动、中苏文协、谈从前遇到的草莽英雄，说到后来，眼泪几乎流出来了。在回溯这些场景时，似乎不能将郭沫若的热情都归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郭沫若的细心、周到反映了他人格的另一面。 毕竟年过半百了，郭沫若已被尊为“郭老”。看郭老当年的行程，不能不感叹他的不容易。1944年4月，为庆祝老舍创作二十周年，重庆文艺界举办了一些活动，4月间，郭沫若也专门请客。11月12日，郭沫若在文工会设茶会欢迎来重庆的艾芜和沙汀。11月19日，郭沫若往北碚，歇马场到北碚一段路面坏了，改坐黄包车，傍晚才到北碚。一到北碚，就请出了老舍。老舍高兴，开戒抽了一支香烟，喝了两杯白酒。翌日一早，郭沫若便到金刚碑镇去拜访熊十力先生。当时的金刚碑如同小北碚，许多文化人在此工作或寓居。老舍和阳翰笙过江访复旦，午餐后到靳以家喝茶，畅谈时局。茶叙后，靳以又陪同老舍、阳翰笙过江到兼善看郭沫若，在老舍家晚餐。21日回赖家桥途中，郭沫若等坐滑竿到歇马场看望翦伯赞。喜出望外的翦伯赞和他们谈起时局，这位史学家说：“现在不是写历史的时候，是创造历史让人家来写的时候了！”回到赖家桥后的几天，24日午后，郭沫若夫妇、胡风夫妇和阳翰笙到永兴场散步，在回来的路上，谈到目前的局势，胡风预言说：照目前的样子，恐怕还要拖半年呢，不信你就看吧。 那时重庆文艺界的聚会方式通常是“泡茶馆”，如果不去茶馆，在文人集聚的地方也热闹如茶馆。夏衍到重庆后，报人唐瑜在临江路附近的一个大杂院挤出一间小屋，夏衍一家暂时安顿于此。不久，唐瑜设法在中一路下坡盖了两间“捆绑房子”，唐、夏各一间。为通信方便，夏衍自制了一张写有“依庐”二字的木牌，立在屋前。这位唐瑜有侠客心肠，转让了一家电影院的股本，用这笔钱在“依庐”的坡下租地盖房。这间能够住十几个人的大房间，夏衍说它呼朋引类，当时无房的很多朋友，吴祖光等都住了进来。有一天，郭沫若和徐冰来这里会朋友，杂谈到秧歌剧《二流子改造》中的“二流子”。郭沫若开玩笑说：住在这里的都没有固定职业，都是二流子，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叫做“二流堂”。 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二流堂”里的那些“二流子”在“文革”中成了“二流堂”集团的“反革命分子”。曾经对郭沫若赞许有加的费正清，和郭沫若之间的关系有了天壤之隔。在参加郭沫若五十岁生日宴会的一个月之前，9月19日，费正清到文工会拜访郭沫若，费正清和郭沫若等谈了很多沟通中美文化的事情。午餐时，费正清说：希望中美两国互相派遣留学生学习和研究两国的文化，并希望郭沫若能够去美国讲学。郭沫若“苦笑”着回答费正清：到美国是我非常希望的，可是现在我到成都去都还有困难，哪还能到美国去啊！12月2日，在费正清即将回美国之际，郭沫若又在百龄餐厅为他饯行。费正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与郭沫若的这次餐叙。过了差不多三十年，1972年5月，当费正清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时，他却没有兴趣与郭沫若再见。我无法设想，当同在北京的郭沫若知道费正清近在咫尺时，会有怎样的心情。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拍的合影照。地点在汉口总商会门前
重庆北碚蔡锷路24号（现天生新村63号副16号）老舍一家曾居住过的黄色小楼
虽然经济拮据，老舍也是个喜欢请客的人。1943年3月24日，在白象街，阳翰笙与老舍、姚蓬子商谈文协年会，老舍请阳翰笙他们到小馆里吃了一顿刀削面。即便去朋友家吃饭，老舍也喜欢买些东西。1942年6月9日，老舍和何容买了三斤肉从北碚去看吴组缃。7月14日则带了一只西瓜看吴组缃，两人闲谈小说题材。而在这一年的端午节，吴组缃于风雨中撑着伞去邀老舍喝酒。
老舍和吴组缃当是边啃西瓜边聊天。吴组缃说自己胸襟不够宽大，情绪常在一种忧郁状态之中，比起那些处境更为艰苦而豪放洒落的朋友，不胜自愧。在自我解剖后，吴组缃劝老舍暂时放弃剧本写作，集中精力写小说。老舍非常接受吴组缃的建议，说到他的一部长篇小说题材，此时老舍已酝酿写作《四世同堂》。隔了几日，吴组缃在日记中写了读老舍《我这一辈子》的感想：“满篇世故之谈，甚可读，唯文艺价值不大、不高。”吴组缃是个有一说一的朋友，隔了几天再读老舍《骆驼祥子》，在日记中说：“写大杂院情形及贫民之命运，至为深刻动人。”——想来，这就是知己和酒肉朋友的区别。 在两人吃西瓜后的一个月，吴组缃从并不熟识的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伍叔傥的来信中，获知老舍在操心他的工作。伍叔傥函云：“从舒舍予先生得悉尊况，至谢，先生学术甚深，素所钦服，中央大学国文系兹拟聘先生为专任讲师，薪金二百六十元，津贴随时增损，有划一办法。”吴组缃函复伍叔傥约见面时间地点，并说：“适晤舒舍予先生，届时舒兄亦愿同来一游也。” 吴组缃七八年没有写小说，《鸭嘴涝》完成后，老舍在1943年6月19日的《时事新报》发表《读〈鸭嘴涝〉》。老舍为吴组缃的新作高兴，但直言书名起得不好。杨晦也曾写信给吴组缃，说《鸭嘴涝》“文字过于修炼，致全篇反而减色”。吴组缃以为“此语极中肯綮”。作家之间这样的直言不讳，作为一种传统在今天差不多已经死去。当时的书商也觉得《鸭嘴涝》之名别扭晦涩，吴组缃左思右想，后来拟改名为“惊蛰”。老舍以为不妥，另取书名“山洪”。从此，《鸭嘴涝》成了《山洪》。1945年12月16日，吴组缃收到老舍来信，信中告知，明年2月赴美讲学，家眷离渝，拜托吴组缃照料。 和吴组缃一样，老舍也曾经为胡风悄悄地找工作。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认识老舍，他由上海到武汉，老舍主动去看他。胡风觉得老舍是有正义感的“中间作家”，担任文协的总务股主任是众望所归。胡风回忆说：“他当场坚决推辞过，但群众不让他辞。抗敌文协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维持着存在，成了国民党统治下唯一继续活动的全国性群众文化团体，除了共产党的领导外，和老舍的态度和地位是有关系的。”武汉失守之前，胡风前往重庆的途中接到了老舍和伍蠡甫打来的电报，约他到复旦大学教书。胡风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在青年会，老舍便亲手交给他复旦大学的聘书。 不善与人相处的胡风用心对待老舍。1941年1月间，胡风约老舍到石子山家中小住，老舍高兴地答应了。也就在这时，以群致信胡风，约他去重庆城里看《七月》大样。胡风没有犹豫，决定还是在家陪老舍：“我的工作在文协，这时更要和老舍搞好关系，不能对他失约，使他以为我在开他的玩笑。”老舍在北碚过除夕，写了《北碚辞岁》。1月28日，也就是大年初二，胡风过江去北碚亲自将老舍接到石子山。当天晚上，从未打过麻将、只是在旁观战的胡风，居然陪老舍到隔壁邻居家打麻将了。 打麻将似乎是当时许多文化人的爱好。读《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选》发现梅校长也是麻将爱好者，他用“看竹”代指打麻将。梅贻琦1941年1月24日日记写道：“晚为秦大钧夫妇约，与三孩至其家便饭。饭后与秦、徐行敏及杨君看竹四圈，小负。”3月2日，在汪次堪家午餐后，又“看竹四周，六点始出，经潘家稍停返寓”。3月5日，访客甚多，梅贻琦在家中未出门。傍晚至联大批阅公文，六点随蒋梦麟往冈头村，合请俞飞鹏等，饭后“看竹”，至十二点以后才结束。留宿在蒋家的梅贻琦，第二天午前与蒋太太等“看竹”，饭后连续十二圈，梅贻琦小负，只有曾渔生一人大胜。12日在樊逵羽家晚餐后“看竹”，这次梅贻琦小胜。梅贻琦忙里偷闲，3月27日下午，在工校楼大教室约教授会同仁茶叙，茶后五点向教授们报告了叙永分校、本年财务状况、学生近两月之言动、牛津剑桥教授来函及本校准备答复等事宜。会议结束后，梅贻琦至樊宅，参加几位同仁为蒋梦麟赴重庆饯行，饭后“看竹”八圈至十二点，梅贻琦说自己“小胜”。
白象街《新蜀报》社及老舍曾住过的小屋
老舍在石子山的那几天，胡风还陪同老舍拜访了复旦大学的马宗融、伍蠡甫、梁宗岱等，并邀约这些朋友到家中聚餐，不亦乐乎。初五，胡风搭乘木船去重庆，行至江中，诗兴大发，步老舍《北碚辞岁》原韵，得诗三首。又过了几个月，5月4日，在参加完张治中为文工会举行的大招待会后，胡风和老舍一道出来，此时已经十来点钟了，胡风就在新蜀报馆老舍的住处打地铺睡下了。胡风告诉老舍自己要离开重庆了，到达目的地会写信通知他，在这以前请他不要告诉任何人。老舍很严肃地点点头，胡风相信他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香港沦陷后，老舍听不到胡风他们的消息，在和朋友谈话中提到胡风时掉下了眼泪。为躲避日军轰炸，联大部分教授疏散至昆明郊外居住。朱自清、杨武之、吴有训、梅贻琦等14位教授曾居住在西郊龙院村惠我春的宅院。1942年4月2日，阳翰笙约曹禺和话剧编导杨村彬等在金门喝茶。曹禺在江安不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干扰，萌生离开江安的打算。阳翰笙抱着同情心劝曹禺离开江安，到重庆参加剧运。阳翰笙觉得曹禺很“忧愤”，在日记中议论说：像曹禺这样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都难免会有“怪汉临门”，那就难怪有许多人不能不“夜奔梁山”（延安）了。
曹禺的“忧愤”与《雷雨》被禁止上演有关。1942年2月的《教与学》刊载了《〈雷雨〉剧本禁止上演》一文，称：“曹禺所著《雷雨》剧本因不合抗战需要，教育部函准中宣部特训令各教育厅转饬各学校暂停上演。”早在上一年的9月5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复函军委会政治部称：“查该剧匪特思想上背乎时代精神，而情节上尤有碍于社会风化，此种悲剧，自非抗战时期所需要。” 此时的曹禺已经开始酝酿写作《家》。他离开了江安的国立戏剧学校，在重庆附近唐家沱的江轮上，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改编《家》。在岸上有一间空房，张瑞芳、吴祖光和余克稷等常去那里看曹禺，曹禺对张瑞芳说：“我给你写个角色。”剧本完成后，曹禺提出条件，不论哪个剧团演，瑞珏这一角色必须由张瑞芳扮演。1940 年代方瑞（中）、张瑞芳、曹禺在重庆合影。
张瑞芳扮演曹禺戏剧《北京人》中以方瑞为原型的人物愫芳。
虽有政治的纷扰，但为大局计，左中右各方在场面上还能够坐在一起。1942年6月4日晚，阳翰笙、华林、姚蓬子代表文协拜访邵力子先生，说明文协诸会友欢迎他出席一次茶话会。6日，文协在义林医院举行欢迎邵力子先生晚会，与会人士甚多，气氛亲切愉快。邵力子谈苏德战后文艺界动员情况，并与国内情况进行比较。1944年4月16日，文协在重庆文化会堂举行协会成立六周年的纪念会，与会者除老舍、茅盾、夏衍、胡风、曹禺、张骏祥、阳翰笙、张恨水、赵清阁外，国民党方面的张道藩、潘公展等也与会。1945年5月，文协改选第七届理事监事，投票的结果，叶楚伧、冯玉祥、张道藩等当选为监事。 国民党政府对文工会一直怀有警惕，这种状况经“皖南事变”之后，随着国共关系的缓和有所改变。1942年12月14日，张治中视察文工会，简单询问了文工会的工作情形、同仁的生活状况、附近一带的治安以及农民在战前和战时的生活等。张治中最后问阳翰笙和冯乃超对国共两党关系的看法。有点出乎意料的阳翰笙回答：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总希望很快地能够政治解决，而且只有这样友好地解决，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张治中表示：根据委员长的指示及最近双方商谈的结果，他想是一定能够政治解决的，而且也一定能够和平解决的。 或许与这个变化有关，国民党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姿态。香港沦陷后，夏衍4月9日到达重庆，当晚见到周恩来，这是他们长沙一别四年后的重逢。周恩来指示夏衍要在重庆争取公开合法的身份，让他去见潘公展。潘对夏衍的到访感到突然，寒暄之后，潘说：这次你们在香港受了惊，道藩先生很关心从香港回来的文化界人士，他派人到桂林去了，和你们联系上了没有？夏衍回答：我不知道这件事。潘公展继续说：其实，有许多事，都属误会，像亚子先生、雁冰先生，有什么必要要到香港去呢，现在平安回来了，很好，我和道藩有一个计划，想请一二十位从香港回来的文化界朋友当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当然只能送一点微薄的车马费。——这是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的记载。胡风回忆说，张道藩宴请了从香港回来的文化人，给每位作家送来旅费补助三千元。曾经和张道藩在武汉同台演戏的宋之的告诉夏衍，张道藩邀请他当委员，不必上班，月致车马费一百元。宋之的思考后，拒绝了。 在重庆的许多场合都活跃着周恩来矫健的身影，他对文化人的关心几乎是无微不至。“皖南事变”后，组织安排胡风去香港，在与周恩来谈话的那个晚上，住在曾家岩50号的胡风一直记得一个细节，周恩来临走之前给已经睡下的胡风掖了掖被子。1945年9月22日，毛泽东会见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毛泽东对曹禺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此话当对曹禺之后的道路选择产生了影响。在去美国讲学之前，曹禺一直寻思在美国该说些什么，心里没有底。曹禺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找吴玉章，不在，又找董必武，也不在。于是曹禺就找了茅盾。曹禺后来回忆说，茅盾留他吃饭，菜很丰盛，是茅盾夫人亲自下厨做的。茅盾说了很多话，曹禺清楚记得两条：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讲文学是有社会意义的，不只是娱乐的。 那时，国民党政府似乎对老舍、曹禺等中间文人还没有完全排斥，将他们与周扬等区分开来，这才有了老舍和曹禺的美国之行。1946年2月，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军委会政治部在中电制片厂大礼堂举办二百多人的盛大联欢晚会，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的张治中在讲话时特别提到了老舍和曹禺：“参加今天晚会的嘉宾中，我们特别要提到舒舍予（老舍）和万家宝（曹禺）两先生，因为他们已经接受美国国务院的聘约，行将出国讲学。舒先生在小说和一般文艺方面的成就，万先生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无疑地将是中国文艺界乃至世界文艺界的光辉。这次舒万两先生出国讲学，我们相信他们两位必能为沟通中美文化而有重大的贡献。我们谨藉今天的晚会，欢送这两位文化使节，并祝他们一路平安。” 老舍、曹禺由渝抵沪，在准备往美国期间，很多团体和友人为他们设宴送行。2月22日上海戏剧电影协会举行欢送会，张道藩出席并讲话。同样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张道藩，艺术造诣深厚、才华横溢，1937年创办了国立戏剧学校。张道藩知晓曹禺创作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力，出面动员曹禺加入国民党，被曹禺婉拒。张道藩也曾因《原野》受到看过此剧的蒋介石训斥，潘公展为此和曹禺有过一次各自绵里藏针的谈话。在这样的交往中，张道藩对曹禺是否心存芥蒂不得而知，他大概也在为大局计，做最后的努力。此时国共两党的谈判尚未破裂，文人中的左中右已悄悄位移。在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的1949年之前，重庆拉开了这场历史剧的帷幕。左翼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自命运的变化，后来历史的叙述突出了他们之间紧张的一面。其实，当时即便彼此有成见，也能够在一起喝酒吃饭，谈笑风生。
1943年5月5日，胡风从城里到文工会，午间，冯乃超请胡风在永兴场小吃。途中，冯乃超、阳翰笙、胡风三人大谈大革命时代的往事，大家都觉得那时许多事情实在幼稚可笑。胡风说：那时知道辩证法这个名词的人恐怕还没有几个呢。胡风后来的回忆录也记载了这一天的事情，冯乃超带他去拜访阳翰笙，碰巧在路上遇到了，一起去访郑伯奇。上一天，胡风乘车到赖家桥后，先到冯乃超家，见到了同住一处的杜国庠、绿川夫妇、蔡仪等。当晚，胡风住宿冯乃超家，与他们夫妇闲谈到十二点。和这样的谈笑风生相比，胡风在香港见到冯乃超他们的情形和感觉则完全不同了。后来的矛盾扩大了之前的分歧。这个时候的胡风，与郭沫若、茅盾、冯乃超相处和谐。1944年1月24日，阴历的除夕，阳翰笙与成湘兄联名请杨晦夫妇、王冶秋夫妇、鹿地夫妇、刘仁绿夫妇等，受邀的还有冯乃超夫妇和胡风夫妇。朋友之间不免有亲疏深浅。
郭沫若为老舍创作二十年请客，席间，吴组缃听曹禺说：多年不写太可惜，生活苦些不要紧，苦不死人。此后曹禺蛰居乡间写作《桥》，他的许多朋友都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各种消息都是曹禺最密切的朋友巴金转告。胡风和吴组缃有老舍这样一个共同的朋友，但吴组缃似乎受张天翼、叶以群他们的影响，对胡风敬而远之。1945年5月2日，吴组缃与张天翼、胡风闲谈，张天翼批评了胡风，提醒他对友军当容，对敌人当猛击。吴组缃在日记中写道：“胡风不善处人，以群等均对之嫌恶，不与合作。天翼故讽之也。”胡风曾多次请吴组缃等开一小说座谈会，吴组缃日记中说：我谓各人路线不同，说假话无意思，说真话则打架，遂作罢。1937年10月（左起）萧军、蒋锡金、萧红、罗烽在武汉武昌合照 一个偶然的因素，也会影响朋友之间的往来。在武汉时，萧军、萧红是《七月》的同人。胡风对萧红和萧军分手并不吃惊，他觉得萧红有权这样做，但又认为何必这样快。在重庆时，一次萧红到胡风家，胡风不在，梅志将萧军新近寄来的萧军新婚照片给萧红看了。萧红看过照片后半天未语，胡风后来回忆说，这在感情上对萧红是个不小的打击。萧红和胡风都住在北碚乡下，但萧红直到去香港再也没有看过胡风。“皖南事变”后，到达香港不久的胡风获知萧红在家养病，便去看望。萧红对胡风说：“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 萧军此时已经在延安。1940年3月底，萧军从成都到重庆，有时住在胡风家里。萧军想去延安，胡风陪他去曾家岩50号，请凯丰部长协助。不久，萧军接到通知，要去延安了。萧军带着胡风去南岸看望他的新夫人和女孩。萧军很得意地向胡风介绍妻女，胡风开玩笑要夫人多管管萧军。出门时，胡风严肃地对萧军说：“到那儿你可不能像在上海一样啊，尤其是不能做出伤害你年轻妻子的事。”胡风的心里应该想到了萧红。重庆歌乐山冰心旧居潜庐
冰心往来朋友不算多。在罗常培教授的印象中，“潜庐”的女主人冰心虽然做了参政，招待朋友还是照常的殷勤。罗常培算过，冰心和吴文藻的薪俸不低，但也不够开支，每月都会亏空，有时晚上吃稀饭，孩子们抱怨没有肉吃。让罗常培感动的是，冰心夫妇总是从丰而非从俭招待朋友。和其他文人的招待方式不同，冰心和吴文藻有点“西化”。
1938年南迁到昆明的冰心一家，曾在呈贡华氏墓庐小庭院寓居两年，冰心取谐音，将墓庐改为“默庐”。罗常培特别欣赏小而精致的“潜庐”的位置，面对嘉陵江，兔儿山和云顶在左右屏蔽。1941年8月，冰心移寓歌乐山“潜庐”时，老舍作诗祝贺：“敢为流离厌战争，乾坤终古一浮萍；茅庐况足遮风雨，诗境何妨壮甲兵。移竹渐添窗影绿，飞花时映彩霞明。鸟声人语山歌乐，自有文章致太平。” “潜庐”位于歌乐山林家庙3号，与傅斯年所住的中央研究院隔了一道山谷。1941年5月，罗常培路过重庆，曾往中央医院探视割扁桃腺的傅斯年，遵医嘱，未多言语。8月17日再返重庆时，三次去看望傅斯年。罗常培在《蜀道难》中有趣地写道：“他的血压已经降到一百四十度，眼睛也渐渐恢复了，医生嘱他少见客人，少谈话，可是他在没有朋友谈天的时候反倒寂寞得起急。他爱护母校的感情还是很热烈的，有一个饮水忘源自想发展自己的同学忽然在他面前发出打倒北大的妄论，立刻气得他的血压升高了二三十度。” 在5月的重庆，和罗常培、郑天挺同行的梅贻琦经罗常培介绍，和老舍初识。梅贻琦喜欢老舍豪爽直率的性情和守正安贫不作左右袒的品格，他和罗常培商量，既然老舍不肯答应杨今甫邀请作北大教授，不妨约请老舍到联大做短期的演讲，老舍愉快答应了。三个月后，梅贻琦、罗常培等再回重庆，老舍从陈家桥寄来两封信，说昆明之行拟终止，如果飞机票不能退，他照价赔偿。梅贻琦在8月19日的日记中记道：“舒舍予有信来，意拟取消昆明之行，急与莘田复信敦劝，托一樵带于途中代投。”冰心和郑天挺也在他们的信上附笔动员老舍践约。老舍接信以后， 21日居然午前从陈家桥步行四十里，黄昏始到歌乐山“潜庐”。老舍也是喝酒后容易激动的文人，开始还是不想赴滇，朋友们一再劝说，“他在酒酣情挚的当儿也就不再坚辞”。8月26日，老舍和罗常培从珊瑚坝机场飞往昆明。 往来昆明和重庆的梅贻琦，教育家的另一面完美呈现出来。1941年5月，梅贻琦在繁忙的公事之余，得闲与朋友会晤。23日，梅贻琦尚未醒来，张充和等来访。九点多，梅贻琦至荫庐5号访问张充和。中午在中苏文化协会内餐食，请梅贻琦西餐。梅贻琦日记载：菜不佳，地方尚清静风凉。24日晚饭后至张充和处稍坐。29日傍晚，梅贻琦在郑天挺和罗常培下榻的中央饭店，遇到在座的老舍，随后张充和来了。老舍在附近的乐露春请诸位小吃，梅贻琦感觉黄酒尚好，菜亦可口。31日，梅贻琦往歌乐山，再去中央医院探视傅斯年。梅贻琦对重庆的炎热不是很习惯，若有凉快感，几乎都在日记中记下。6月1日，张充和在一心饭店再次做东，同席者有郑天挺、罗常培、老舍等。梅贻琦说：菜不甚佳，但渝酒颇好。 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是张充和北大读书时的老师。在张充和弟弟张宗和婚礼上，梅贻琦致辞祝贺。在昆明的两年，张充和的固定工作是编教育部高中国文教科书，她编诗词歌赋，朱自清编散文，沈从文编小说。张充和住在城里的时候，闻一多有时过来吃饭。闻一多好酒，别人不喝，他自斟自饮。张充和唱昆曲，给联大的师生印象很深，很多年以后，汪曾祺在《晚翠园曲会》中依然以极其欣赏的文字清晰地回忆了张充和的“唱法”：“她能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正是‘水磨腔’……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6月1日那天饭后，梅贻琦和诸位在旅馆廊前乘凉，“看斜月落去始散”。日记中的“看斜月”句颇让人对梅贻琦的诗心文采刮目相看。在日记中，梅贻琦常常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段落。读到这些句子或段落，我更加明白梅贻琦之所以成为一位不朽的大学校长，或与他的“诗人”本色有关。一个无诗心、少情怀、缺人文的人，何以做校长？我们不妨随梅贻琦一起看夜半月色、黎明日出：“夜半忽醒，见窗外月色正明，光辉入室，未起视，仍复睡去。4:50起床，天色微明，少顷见日出，于灰紫雾海中忽吐红轮一线，数分钟后已露四分之一，如一火轮立浮此雾海中，以后轮光渐大，立处渐远，至全轮现出，则光色由红而黄而白，而雾气消散，浮云隐现于山间天际，此时霞光尤为动人，独立户外，注视久之，惜无他人来与领略此美景也。”（1941年7月17日日记）在这次行程中，梅贻琦曾与罗常培“久谈中国文人与文学问题”。 老舍到达昆明后的8月30日，梅贻琦从蓉园为龙言泉、朱云霞证婚回来的途中，特地至青云街靛花巷访老舍未遇。当时陈寅恪、向达、姚从吾、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杨振声、汤用彤、贺麟等都住靛花巷3号的一幢三层楼宿舍。回到寓所，明月之下，梅贻琦“坐廊上，寂对良久，为之凄然”。9月5日，杨今甫等教授在冠生园宴请叶企孙、老舍，梅贻琦作陪。这是现在能够知道的梅贻琦和老舍在西南联大的第一次见面。12日下午，梅贻琦再去靛花巷访老舍。10月19日，老舍和郑天挺邀请梅贻琦至冠生园便饭，做东的是查福熙，梅贻琦带了两瓶酒。当时郑天挺未复任总务长，樊其昌辞去了联大教务处职务，训导长查良钊又在病中，梅贻琦说自己“勉强唱独角戏，尚不以为苦也”。11月3日那天，梅贻琦主动带了一瓶酒到靛花巷与罗常培、郑天挺、老舍闲聊。十一点回到寓所，还致信张充和，劝她不要留在艺专。7日晚梅贻琦在海棠春的饭局稍坐后，又约中文系六君与老舍吃炮牛肉，几个人喝了五瓶酒。兴致颇高的老舍和罗常培禁不住清唱起来。那时的校长与教授之间似乎没有今天这样的距离，教授见校长，不必经“校办”预约，校长见教授，也不需“校办”通知。 后来几年，梅贻琦再去重庆，除了见冰心、文藻夫妇和张充和外，文人朋友中便是老舍。1942年11月23日，梅贻琦在会务之余，晚上到“嘉庐”与老舍见面，两人喝了小酒后，又随文藻、冰心在一家小馆子晚餐。1945年3月16日在重庆的梅贻琦，下午搭车往沙坪坝，先去了中央医院，然后往歌乐山“潜庐”，在冰心处晚餐，餐后“看竹”消遣。这是梅贻琦在日记中留下的最后一次去“潜庐”的记录。 饶有意味的是，《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中的最后一则内容也与酒有关。1946年10月19日，梅贻琦上午十点赴西苑参加208师青年军入伍宣誓典礼，检阅后“被强说数句”。典礼结束后梅贻琦进城，晚上六点赴约泰丰楼。梅贻琦记：“酒半酣，主人叫条子三人以娱客，实皆无可寓目。未久余因他约先辞出，至骑河楼则刘寿民之局已散矣。” 也就是这个10月，老舍在纽约为《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写“后记”；郭沫若写了散文《鲁迅与我们同在》；胡风在上海复刊的《希望》出至第2卷第4期终刊；冰心过完了四十六岁生日，11月随吴文藻赴日本；巴金的《寒夜》已经在《文艺复兴》上连载两个月；茅盾在上海华华书店出版《霜叶红于二月花》第三版;……“局已散矣。”梅贻琦如是说。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和《钟山》开设散文随笔专栏。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评论家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