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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 晒晒我的1977年高考试卷

(2019-09-13 12:58:25) 下一个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辉，传记作家、记者。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77年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1978年2月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82年进入《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传奇黄永玉》等。2016年10月退休。

原题

我的高考，1977年记忆

作者在大学图书馆里翻查书目卡片，那一代人共同的生活印迹。

准考证上的照片

1977年12月，我有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号码：04013——高考报名号码。

将近37年前的准考证，收藏至今。找出它，往事立马被激活了。一个不起眼的物件，让我的回忆也就有了一种可以触摸的感觉。

按照今天的标准，准考证印制得再简陋不过了。长13厘米，宽不到10厘米。它不过是一张小纸片。但是，小纸片上却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正面上端，印着“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1977）”的字样，下面紧挨着以花边加框醒目地印着三个字“准考证”。然后依次为照片、号码、报考类别、考试地点、考试时间表。反面则是“考生注意事项”，一共五条，简明扼要，该提醒的一点儿也没拉下。如今的准考证是什么样的，我没有见过，想必精致考究了许多。

作者的准考证，勾起高考回忆。

仔细一看，姓名一栏“李辉”二字是手写的，不是我的字，想必准考证均统一由家乡湖北随县（今易名随州市）招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用圆珠笔填写。报名号码、报考类别、考试地点三栏倒是正规得多，是用印章盖的。但不知为何其中有两项盖的红色，一项盖的则是紫色。无意为之，还是刻意为之？天知道。

自己感到好奇的是个人照。说是一寸标准照，可是，却非正面照，身体有点儿斜，右耳几乎看不清楚，还戴着一顶单帽，把头发捂得严严实实。照片不正规也不讲究。在今天，恐怕任何证件上都不允许使用它，何况壁垒森严严加防范连一只苍蝇或耳机也不让混入的高考现场。

最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这张照片也不是我1977年的近影。照片上的我，圆圆的脸，初看沉着，再看稚气犹在，完全一副少年模样，哪里像是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两年半、参加工作整一年、已经21岁的小伙子？

翻出旧相册，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农村，才发现，准考证上张贴的这张照片，应该是我在1972年上高中之前拍摄的。距离1977年，虽只五年多，但一般来说，这五年，是一个人从少年走进青年，外貌和个头发生很大变化的时期。把它与我1977年的照片相比，差别之大，简直判若两人。1977年的我，脸已不再是圆的，而是显得清瘦，那副模样倒真的成熟了许多。

已想不起自己到底为什么偏偏挑选了这张照片，贴在准考证上。是来不及照一张新的，还是敝帚自珍？

1977年12月6日，我就是拿着这样一张印制简陋、照片也贴得毫不严谨和规范的准考证，一路放行，走进了高考——后来，人们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次高考。

面对试卷，何止是汗颜？

高考后我走进了上海复旦大学。大约一两年后的一个暑假，我回到家乡，一位与我同时参加高考却未能如愿的中学同学来看我，送给我一份特殊礼物——我参加高考的所有试卷。怎么得到的？是否违反相关规定？他没说，只说了一句：“其实你的成绩也不怎么样。”

的确不怎么样。我报考的是文科，有五门考试科目，但只需参加四门。英语是参考科目，可不参加，我没怎么学过，当然乐于放弃。其余四门成绩分别为：语文74分，数学62分，政治69分，历史地理（简称“史地”）69.4分。加在一起不过274.5分。与如今动辄600分的高考录取相比真是汗颜！不过，当时听说，这也不算低分。可见当时分数普遍不高。

作者的高考试卷，熊猫级收藏品。

每份试卷，都写有自己的名字和报考号码。（听说现在只让写号码，不能写考生名字，不知确否。）高考试卷居然回到自己手里，实属偶然，但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礼物。30年后，尤显珍贵。当年全国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有数百万之众，是否还有别的人与我一样有此机缘，就不得而知了。

面对旧物，汗颜而庆幸。

试卷比准考证还要简陋而寒酸。每一门试卷，都是薄薄一张纸，而且大小不一。语文、政治，只有32开图书的版心大小，史地和数学试卷大一些，各为16开版心大小。政治、数学题目只占一面；语文、史地则占两面。记得当时发试卷的时候，监考老师还发下几张空白薄纸，供考生写作文或回答论述题使用，离开考场时所有纸张全部交上去。

那时还没有见过复印纸，发下来的纸颜色不一，或黄或白，有的纸薄得透明，如今连写便条都不会用它们，可当年，它们却派上了大用场。都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试卷之寒酸正好印证了当时的物资的极度贫乏，若不是再见旧物，即便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大概也难以想象此情此景了。

试卷的题目，今天的一个初中生恐怕都可以毫不费劲地应对。数学且不提，试举另外三门部分考题为例。

语文试卷的第一部分为“解释词语”，占10分，举出五个词语，分别是：诚实；俭朴；伎俩；纲举目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它们如此简单，其余部分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地试卷，历史和地理各占50分。

历史部分有七个问答题，其中第一个问题为：“秦末、唐末、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是谁？各提出什么战斗口号？这些起义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占12分；第二个问题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哪四大发明？”，占4分……

地理部分有填空、问答两类考题，填空占12分，诸如地球分为几大洲几大洋，我国最主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是哪些，等等。问答题其中一个为：“从北京到南宁，坐火车要走哪几条铁路线，穿过哪些大平原，越过哪些东西走向的山脉，纵贯哪几条大河的流域，经过哪几个省、自治区和省的行政中心城市？”占8分。

政治试卷分为政治词语解释、问答题、论述题三类。词语解释共占30分，六个词语分别是：党的十一大路线；四个现代化；“四人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问答题之一为：“在党的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中，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谁？毛主席总结历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占10分。论述题之一为：“简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客观必要性和有利条件。”占20分。

摆在我们湖北文科考生面前的，就是诸如此类简单的考题。但它们还是难倒了大量考生。

我也没有得到高分。30年后，重看自己的试卷，不由得汗颜不已。笔迹之乱、知识之贫乏、文字之幼稚、见解之浅薄，用“惨不忍睹”这个词一点儿也不夸张。我羞于示人，连妻子也不例外。

譬如，语文试卷中的作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我的开头这样写道：

“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在粉碎了“四人帮”的今天，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到处荡漾着这曲调欢快昂扬的歌声。它发自亿万人民的肺腑，它鼓舞着亿万人民的斗志，它激励着亿万人民前进！歌声中，雷锋的精神在发扬光大；歌声中，无数雷锋式的战士在成长；歌声中，又有多少学雷锋的故事在传颂……

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哪里有一丁点儿文学性？更难见最基本的文字功力。至于后面牵强的构思，也就不必提它了。

作者知青时期。

幸运的百分之五

这汗颜只是我自己吗？

我出生于1957年，要知道，我们这代人，从小学起就卷到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折腾中。高中毕业是在1974年，伴随“文革”走过了8年，游行、贴大字报、到工厂和农村劳动，哪里接受过一年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说是高中毕业，其实，连初中水平也不到。背得滚瓜烂熟的是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而不是唐诗宋词；阅读的是千篇一律的社论和大批判文章，而不是世界文学名著……

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那是“大革文化命”和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年代。后人谁能相信，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中国，居然一度取消了大学？甚至，长达11年停止了高考？

我和我的同辈人，有幸或不幸，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长大，接受可怜的所谓教育，然后，下乡插队劳动，再迎来了1977年的高考。

许多年、许多代后，历史老人如果再审视我们这一刻的高考，会汗颜吗？会怜悯我们吗？

也许，当年阅改试卷的老师们，已经为我汗颜过了。他们一定有怜悯之心，在我拙劣的试卷上判分，给我带来了运气和希望。我从心底永远感激他们。试卷上有的老师只写姓，有的则留下了他们的全名，勉强可以辨认。譬如，语文试卷词语解释部分是“肖鸣”，作文部分是“毕鸿明”，造句部分是“谭联芬”；史地试卷地理部分是“李黎”，政治部分有四位老师，只认出两个名字——李正仁、付道高……

他们来自何处，我不知道。37年过去，他们都还好吗？

当年到湖北招生的复旦大学的老师，怎么会从诸多考生中选中我？这位招考老师是谁？我也不知道。

据说我们那一届全国的高考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五。

我真的太幸运了，竟然成了百分之五队列中的一员，未来的人生道路从此改变。

当然，也是有了那次高考，我才可能走进北京。

复旦大学的“入学注意事项”

1978年的春节，在期待中度过。

元宵节将近，一天我去打（当地话“打”即零买之意）酱油和醋。拎着空瓶子，走在街上，忽然迎面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负责招生的师傅，他喊住我。“李辉，你的入学通知书来了。是复旦大学的。明天到我那里去取。”“是吗？”

当时我还说了什么，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正好要去一个同学家里，与几位知青点的同学见面。见到他们，还没坐下，第一句话就说：“我考上了。”说完，来不及聊天，我赶紧回家，让全家人与我分享这一快乐。

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达的，还有一份《复旦大学学生入学注意事项》。报到时，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校方，这份“注意事项”则和准考证一起，夹在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皮的《中国地图册》里，居然也保留到了今天。

“注意事项”为单页双面，16开，与县城的准考证和试卷相比，它显得正规得多，用的是厚纸铅印通知。“注意事项”共十项。标题左上角，加框印一说明“此件随入学通知书发给学生本人”。虽然是一纸普通的入学须知，30年后，它却有着多重意味。

第三条为我们提供当年的生活细节：“学生入校时，必须各自携带本人户口迁移证（迁入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来自外地的学生，必须同时携带当月所需全国通用粮票和到校后第二个月开始的粮食关系转移证明。……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转移证明，都必须分别开给学生本人。”

第六条让人感到母校带来的最初的温馨：“学生须带全年所需衣服（冬季需穿棉衣）、被褥、蚊帐、餐具、雨具、热水瓶及其它生活和学习等用品。”

第八条写道：“办理入学手续时，须交最近拍摄的一寸脱帽半身正面照片六张（务必拍摄报名登记照，切勿拍摄美术照）。复员军人应交不佩带领章的照片。”

正是这一条须知，让我很快走进照相馆，拍摄了一张近照。报到那天，六张照片，分别贴在登记表、学生证等一干证件上。从那天起，我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班的信箱号为7711，这个数字，从此成了我们班级的代号；我的学号是7711026——它将陪伴我一同走过复旦四年，它也是我的毕业证上的号码。

几年前，复旦大学百年诞辰纪念，7711的同学们相聚母校。这一次，几位热心的上海同学为每个同学精心准备了一个意外的礼物——大学入学登记表的复制件。在登记表上，我见到了参加1977年高考之际的我。当然不戴帽子，也不侧着身体，中规中矩，与准考证上的那张照片上的那个我，模样真的大不相同了。

准考证—试卷—入学注意事项—入学登记表，四个小物件，把30年前那一刻的记忆串联起来，具体而生动，令人温暖至今。登记表上填表日期为1978年3月9日。

一个多月后，在大学校门口，一位新闻系的朋友刘平，为我拍下了进校后的第一张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