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顾土，原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报社，专栏作家，文史学者，现已退休。
垃圾分类，前些日子居然成了话题，还挺热闹。
以垃圾为话题，无论得出什么结果，确实是有点空前的感觉，以前谁关心垃圾啊。从公私合营到批林批孔再到招商引资一直到狗咬人、人杀狗，我算了一下，无论什么年代，如果有一千个问题要讨论，垃圾问题排最末都未必排得上。而日本，早在几十年前，就曾多次将这一问题排在了国计民生的首要，还闹得群情汹涌。这也难怪，垃圾，多少年来，在我们的直觉中本身就是排在最末的，是所有生活过后的结果，联想起来的是废弃、肮脏、乱七八糟，反正没什么像样的词儿，属于最无所谓的那种东西。你瞧，吃喝拉撒睡，人生大事，有垃圾这一项吗？那叫唾余、是厨余，被称作破烂儿。就连装垃圾的袋子，大多数人大概从来都没想过要使用专用的垃圾袋。政治上难听的说法，是“扫进历史垃圾堆”；谋生中被人瞧不起的，是“捡破烂儿的”；惩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扫大街去”，扫起来往哪儿送呢？当然是垃圾站。人们只要经过垃圾站，捂鼻子、皱眉头、紧跑慢跑，是标准动作。连对待垃圾的动作，都是轻蔑的，是扔、是丢、是堆、是倒，书面点的则称掷、说抛。我从来就没听见有人说过摆垃圾、码垃圾的，至于放垃圾，那已经很文明了。而最糟糕的人呢，过去叫坏分子，现在也都改称垃圾人了。其实，普通人家，饮食男女，我以为，还是多关心诸如垃圾一类的事情，这比醉心于那些信息可疑、内里不明、还自以为特有正义感的问题强许多。垃圾就在我们身边，每天亲眼所见，须臾难离，事关切身利益，人人皆具资格。在这种问题上，假大空的难度比较高，文明、进步，这些宏大叙事只有在这里才显得真切扎实，人品只有与此相联才足以立判高下。回忆起来，在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那个年代的生活垃圾还真不多。我家住在单位宿舍大院的楼房里，和千家万户一样，放垃圾的是个铁皮簸箕，簸箕始终摆在蜂窝煤炉子前。楼里每个单元从上到下都有个隐藏在墙内的垃圾通道，每层在楼道里开个洞，住户直接将垃圾倒进去，哗啦一声，垃圾从通道直冲一层。一层有个水泥砌成的垃圾箱，然后被人运到大院后门旁的垃圾站。垃圾站另一侧还有个门，门下就是胡同，来的垃圾车早先是马车，后来改成卡车。那时的垃圾车都是敞开的，人还坐敞篷卡车呢，何况垃圾。一个大院几千口人，垃圾很有限。可就这么些垃圾，早晚还有人在各个垃圾箱里来回翻腾，在垃圾站内反复捡拾，剩下的垃圾还有多少可想而知。我的同学多半住胡同平房，胡同里分设几个垃圾堆。同学每天的家务就是双手攥着簸箕走到垃圾堆，尽量往远处一甩。那里时常也会看见几个男女，撅着屁股使劲扒拉。有人深情回忆那个年代是路不拾遗，这话不假，因为无遗可拾。人人火眼金睛，除了土坷垃、砖头块，什么东西都会捡起来放进兜里。衣兜在那个年代是真放东西，不像现在，是一种装饰。想想看，城市路上马车骡车还在跑呢，呱嗒呱嗒，一溜烟过去，牲口屁股上总会挂着个粪袋，晃悠晃悠。万一有所遗漏，尚未破晓就可以看见拾粪的男女在路边死死盯着，假如天亮才出去，大概连这点遗漏也抢不到了，遑论其他？ 那时吃骨头都是“敲骨吸髓”。我给黑板报写批判稿批判资产阶级时特喜欢用这么个词，因为有吃骨头那样的切身体验。猪拐，那是孩子们的玩具，大家争抢不已，还以猪拐收藏作为炫耀的资本。你想，这么连敲带玩的下来，骨头也就所剩无几了。如果不住海边河边，吃鱼算是改善生活。嘬鱼骨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孩子嘬不净，大人接着嘬，等到了垃圾那一阶段时，鱼的剩余部分基本只是隐约可见了。哦，别忘了，垃圾箱旁边还有几只野猫嗷嗷待哺呢。衣服、袜子，谁家不是缝缝补补继续穿？布头都会积攒下来等着打补丁用，垃圾的概念里根本没这一项。 据老一辈讲，旧时代，字纸很珍贵，也被人所珍惜，街头常见有人背个筐，筐上贴张纸条，上书：敬惜字纸！他们手里攥着个竹夹子，或是类似扒抓那样的工具，柄是竹木制，头是一至三根铁丝，不管是夹还是扎，轻轻一点，然后扔进筐中。到了我记事的时候，字纸未必敬惜，可捡纸卖钱这一行当依然如故，人称：捡废纸的。
瓶瓶罐罐确实有，但瓶瓶罐罐证明的是你家可以吃瓶装罐装，而瓶装罐装不是普通人日常可以享受的，多数人家只吃零打、散装。偶尔喝个啤酒也是散啤，散啤是放在脸盆里卖的，拿个大勺舀给你，又没冰过，夏天是温的，味道与马尿差不多。至于罐头，那是看望病号才敢捎上的珍贵礼品。家庭垃圾，有一部分是厕所垃圾，而过去，这一部分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家境稍好一点的，用一种粗糙的卷纸，1毛5一卷。差一些的用马粪纸，你听说过马粪纸吗，那可是盛行一个时代的称呼哦。再其次用的是报纸，报纸还能卷烟，但1966年以后行不通了，上面有图像和语录，再用就是现行反革命了。还有人用商店里包装东西的包装纸，真是物尽其用，一丁点儿都不浪费。南方北方，无论跑公厕还是在家坐马桶，都没有上下水这一说，是旱厕，有什么都是直接扔进去了事，公厕有人掏，马桶有人收，一起沤肥，没有今天那种意义的垃圾。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平日里方便时用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因地制宜，有什么用什么，大家不妨尽情发挥想象力，怎么想都有可能。我去农村插队时，在农民家难得见到纸张，只有大队干部和支委才有纸，是公家的报纸和稿纸。至于今天的那种妇女卫生巾，那时闻所未闻，女性是怎么解决的，我就不好说了。那时的城市垃圾少，还在于城市有超强的自我消化能力。我家住的那个大院就在东四十条附近，是北京市中心，这样的地方，食堂还养着猪。北京各单位食堂拥有几个猪圈那时是再平常不过的景象，泔水直接就进猪槽了。有的单位食堂或者街头餐馆没养猪，那也好办，附近的生产队农民早就等好了，每天一车，臭烘烘的走一路、洒一路，我常见。可别说什么农村路远，那时出了西直门、东直门、安定门就可以看见大片的麦地。我们学农、参加“三抢”的地方在西北旺、苏家屯、太阳宫，现在都是市区了，而顺义、大兴、昌平、通县、房山，当年可都是知识青年落户农村的所在，现今多半都成六环以里了，房价早上六万啦。 那个年代，工厂有烟囱，宿舍大院有烟囱，家家户户也有烟囱，没法子，生产、取暖、烧饭，都靠这个。我们写的作文里，读的散文中，都把烟囱林立当做繁荣昌盛的标志。烟囱下面堆的是煤，煤烧过就是煤渣。现在年青一代估计想像不到，这些煤渣在城市也可以自我消化，烧砖，制水泥，还可以铺路，大雪过后，撒在路面还能防滑。
如今举目一望，城市一半人家养狗，那个年代可没有，是养鸡养鸭养兔，但不是什么宠物，而是准备宰了吃的。我家养过好几拨鸡鸭，还有兔子，家里剩下的菜叶、玉米碴、饭粒，都喂它们了。对了，鸡毛都有人收购，可以扎个鸡毛掸子呢，一点不浪费的。 那时，果皮箱都是往里瞧的，从来没见外溢过，里面还真是果皮，西瓜皮都有人捡出来腌了当菜吃。不像现在，垃圾四溢的果皮箱里没啥果皮。
拿什么去国营副食店买东西呀？记住，我们用的都是菜篮子和网兜。菜篮子是老大妈老奶奶才喜欢用的，年纪稍轻的，尤其是男的，都是用个网兜，反复可以用多年。网兜如今已经无处可寻，而那个年代却是城市居民购物的特征，谁的裤兜里不揣个网兜呢？很环保的。随着父母去江西农村的五七干校生活。在锦江镇，我家的垃圾早晚都被房东收走了，说有用场；每天清晨街面还有收粪便的，一根扁担前后挑两个带着盖子的大桶，一路走一路吆喝。论小桶收，干的1毛4，稀的7分，还挺值钱，我们迁出北京时来宿舍大院收废品的是论公斤，书才1毛，报刊只有3分。后来我去农村插队落户，几年下来，也不知村子里的垃圾都扔哪里了，从没注意过，只知道换下来的土炕坯子、猪圈里起出来的粪土、茅坑积攒的大小便，全部都是宝贝，是肥水，肥水当然不流外人田了。秫秸秆嘛，是生产队分配的财物，是公社社员的家庭燃料，烧炕、做饭，就靠这个了，还不够使呢。至于工业垃圾，我没有切身体会，但当时北京处处建工厂，仅纺织厂、橡胶厂，朝阳门外就建了一溜儿。
我读中学那会儿先后在橡胶九厂、红旗汽车制造厂、首钢学过工，也不知哪些属于垃圾。可是在橡胶九厂确实被警告不要把废弃的橡胶带回家，还见过厂里的通知，车间班组里的批判会，说是有人偷拿厂里的橡胶废品，要严厉打击。问师傅，偷废品干嘛呀，回答，用处多了去了，补自行车轮胎，装鞋底儿、当坐垫儿。1970年代，“三废”（废水、废气、废渣）问题日益突出，周总理在世时就数次提出要治理环境污染。1973年，国务院还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可是第一次，研究、制订了环保对策。当时放故事片前都会放映新闻纪录片、科教片，我在电影院里看过多部科教片，介绍如何“化害为利，变废为宝”。1972年，四周都在传说北京水源之一的官厅水库出现污染，那时没什么信息渠道，一切都靠传闻，后来才了解这是真的。周总理下令彻查，不但要治理官厅水库出现的污染，还要从桑干河开始根治。 大学毕业，已经是1980年代了。有两件有关垃圾的事情，我终身难忘。一次，我和日本留学生西村聪一先生一起乘火车去郑州，同行的还有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的记者。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窗户还是往上开、向下关，我们把吃过的果皮随手扔出窗外。西村兄一见，大惊失色，说这样做，在日本是要受谴责的，还会重罚，自己也没脸见人。我们看着他的愤怒正在莫名其妙，列车服务员走过来，把扫起来的所有垃圾顺手抛向窗外，还将簸箕放到窗外迎风来回掸了掸。西村兄见状，目瞪口呆。西村兄还问我们，在列车上厕所，为什么一进车站厕所就锁门？我们没敢说，怕他得知行驶路上的大小便都去哪里了，非吓坏不可。 再一次是去厦门出差，当地朋友带我去看厦门一景。那时的厦门因为几十年处于“前线”状态，基本没什么建设，破破烂烂。在一处面对金门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垃圾场，如同小山一般横亘在那里，五颜六色，臭气熏天，垃圾上面竖立着巨型标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过了很多年，我再去这片地方，已经成了环岛大道的一段，风景如画。
这时，已经看到关于垃圾问题的报道了，但指的是工业垃圾，尤其新兴乡镇企业的大量垃圾被丢弃在乡野、河床，污染严重。我出差去江阴，然后往杭州，走的是水路，脚下是太湖，只要接近城镇，喇叭都会通知，请乘客关闭窗户，请勿使用自来水，请勿登上甲板。我探头往外一望，怪不得呢，因为臭气熏天，湖面一片黑乎乎的。去沿海城市，除了少数游览景观外，海滩最常见的就是垃圾。直至去年底，我去海南陵水度假，门前沙滩上还是一片狼藉，仔细一瞧，哪国文字都有，好像是中外垃圾大汇展。当然，三亚那几个著名的湾就很干净，因为那些地方是脸面。进入市场经济没几年，中国的垃圾发展与经济发展一样，速度、规模、种类，都发生了巨变，几乎同步，甚至还超前。第二产业的垃圾，早就被无数人怒吼过，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垃圾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几乎天天为伍。农林牧渔，过去可没什么垃圾，全部被就地吸收，而当作一种产业，叫第一产业以后，垃圾也就成了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大问题。呵呵，别想错了，我说的可不是第一产业生产过后的垃圾，我说的是从业人员如何利用、开发垃圾而生产。那产品真是畅销全国，也算一大特色。远的地方不说，当年看媒体报道，仅北京周边的河北各县就形成了一条环北京城的特色产业链。随着镜头，我们看到某县全县的财政支撑就是回收北京的泔水，然后分类处理，重新炼制。成色好的不妨制成食用油，灌入贴上标签的油桶，重新返回北京等地的货架；成色不好的就制作成肥皂，还有散装油。散装油分别批发给各个小馆子，炸油条、炸油饼，再加北京人、天津人最爱吃的炸糖油饼。曾经对我们这些城市青少年进行再教育的一批批公社社员们，纷纷转型，成了假冒伪劣的行家里手，注水、加药、催肥、鱼目混珠，无所不用其极。几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一进城，就能把城里人骗得一愣一愣的。假冒伪劣是什么？其实就是垃圾。废旧利用尽管很盛行，瓶瓶罐罐都有人要，可收回去干什么就很难说了。专收酒瓶子的，回去肯定装酒，真酒假酒，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第三产业产生的垃圾，可以说，与千家万户的生活垃圾结为一体，互为因果，而家家户户的生活垃圾早已今非昔比，每日铺天盖地，升格为全国垃圾的一大源头。塑料袋，1980年代，还是件稀罕东西，家家都会把塑料袋叠得整整齐齐，收藏起来，反复使用。1990年代末，看到一家大报的头版言论还在盛赞如今的生活如何方便，进农贸市场买菜，农民都会赠送个塑料袋。不曾想，转眼间，塑料袋就成了举国公害，殃及各个角落，买根油条，一块钱，都奉送你一个塑料袋呢。乘坐火车行进在神州大地，当年铁路两旁的一大景观就是遍野的塑料袋，挂的、飘的、在地上打转的。北方大风过后，树杈上、草丛里，又破又脏的塑料袋随处可见。而南方呢？一次水患之后，我乘船行进在漓江，别说什么“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一路下去，仅两岸飞舞的大小塑料袋，就已成千上万，形状各异，蔚为壮观，令所有景致黯然失色。遍及犄角旮旯的大小超市，每次购物，收获的塑料袋，好像比买的东西还多，一个品种一个小塑料袋，最后再来两个大的。自从有了电商，不但塑料袋是题中应有之义，还有种种包装，里三层外三层，一件物品递来，一堆垃圾是少不了的。啊，别忘了外卖，现在谁不要外卖呀，可外卖带来的就是塑料袋和一次性餐具的更大泛滥。塑料袋，我们十几亿人，每天消耗多少？反正我逛商场、要外卖，再加快递，一天至少10个以上。一次性筷子，那可是中国的特产，多少年下来，全国的产量，每年已经是以百亿双计算，人均消耗不知超过没超过人均GDP瓶瓶罐罐，早已不是生活水准高低的标志，而是随手一个，顺手一丢。多年前去云南兰坪，走进大山深处，登上高高的峰顶，彝族兄弟告诉我，这里还没开发，人迹罕至，可一条清流旁，我已然瞥见了几个矿泉水瓶子。心想，幸亏尚未开发，不然已是垃圾满目了。国营副食商店退出历史舞台后，散装、零打，也就踪迹难觅了。其实，如今超市里再放个大缸、摆个盆，说是卖零打、散装，你都未必敢买。见到商标二维码，你还疑神疑鬼呢，更别说那些零零散散、来路不明的了。1990 年代以来的餐桌浪费，估计在世界上早就高居榜首，是第一大浪费体。常听见朋友为了餐桌浪费痛心疾首，你瞧瞧，我们这才吃饱了饭没多少年，怎么转眼间就成了浪费大户了？过去泔水可以喂猪，可如今北京六环外都见不到猪圈了，而且，用泔水喂猪据说发病率超高。进入市场经济后，饭馆多如牛毛，还有各个单位里那些物美价廉的食堂餐厅，加在一起的泔水可谓浩浩荡荡。据我个人不完全统计，北京东直门内簋街仅半夜的泔水，就已远远超过当年全城工农兵小吃店十年的量了。从前老说餐桌上的公款浪费，其实，私款浪费一点也不弱，尤其请客摆宴，而且越穷越猛。每次我去参加私人宴席，无论婚寿，七荤八素，多半都直接成了泔水。那种场合也没人好意思出面打包，大概怕传染，也怕别人笑话：怎么着，一大家人，就随这么点份子，还连吃带拿啊！说到打包，我记起来了，连这个也是从发达国家传来的，并不是我们这个曾经贫穷落后国家的发明。1982年，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结识美国历史学家李中清，他是李政道之子。临近回国，他邀我在东风市场，也就是过去的东安市场的湘蜀餐厅餐叙，席间只有一尾红烧鱼和一盆酸辣汤，再加四两米饭。饭菜之简单，已令我惊讶不已，岂料，饭后他老兄还要打包，将剩下的鱼头和鱼尾带走。那时中国根本没有打包一说，饭馆也没有打包的餐具，好在他自己居然揣了个饭盒，惹得全场食客都盯着我们这一桌议论不已。在我上学的时代，总说节俭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后来才发现，那是迫不得已，想浪费都没门儿，一旦有了条件，浪费的尺度、速度、夸张的程度，也是冠绝全球。不知这是过去穷怕了，想着赶紧找补回来呢，还是从来就没具备过节俭的品德。过去浪费和贪污并列，叫极大的犯罪，现在呢，一说贪官就咬牙切齿，而对自己的浪费，似乎就是天经地义。自助餐，这是舶来品，原本是为节约起见，吃多少取多少，但一经传入，却成了浪费的巨大平台，叫：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拿白不拿。一次去河南，一路都是那些曾经困苦不堪的地方，可每天的自助餐，四周却是取的时候冒尖，结账的时候剩下多半。我刚把取餐的盘子放下，再去取杯饮料，回来时盘子已经不见了。一问服务员，原来以为是我吃剩的，所以撤了！看来，一勺饭、一个包子、两片肉，一碟菜，在他们那里，就是吃剩的标志。还有一回去山东，路过的都是所谓老区，好家伙，吃自助餐，连五六岁的孩子，手里的盘子都是囤积型，5个卤蛋、六只大虾。旁边的爷爷奶奶，自己的盘子已经积压得微微颤颤了，还在敦促孙子孙女：多拿点啊！最后再看呢，反正剩下的比吃下去的多。大妈抢虾、老人横扫、你争我夺，已经是我们吃自助餐的标配新闻了。吃不下怎么办？当然就是浪费！直接成了垃圾。
日本东京八王子市某小区的垃圾房，设在整个小区的正中央
40年前，家里有沙发是身份，没身份的还坐沙发，那叫资产阶级生活。现在嘛，是个人家就有沙发，快和电灯电话一样普及了。沙发想换新的怎么办，直至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连废品回收都看不上眼，成了一大累赘。住过的几个小区，废弃的沙发是一景，一放就是几个月，谁都不知该扔哪里去。还有座便器，就是抽水马桶，也是社区内的常备废品。想想30年前，多数人家还跑旱厕，上蹲坑呢，现在竟然连抽水马桶都当垃圾抛弃了。其实大多还能用，无非就是旧了点。现在谁家不装修？人生可以不读书，也可以不修德，但起码都有过三次以上的装修，我就有过5次装修的经历了。装修的时候我才发现，如今这也是垃圾的一大源头，当然不仅仅是私人住宅在装修，实际哪里都在装修。但垃圾的去向，或者叫归宿呢，天晓得！别的不清楚，我家装修的垃圾每次都是找辆农用小卡车来，开车的是四里八乡的农民兄弟，问他们往哪儿拉啊，他们回答，您就甭管了，反正给您拉走就是了，一车一百元。鬼知道他们都填哪儿去了！小广告，熟悉吧，贴的、塞的、挂的，现在还发明了用印章按上去的。四下一望，大概最不缺的就是小广告了，家门口、楼道前、地铁里、车站上，还有干脆直接贴在人行道的。不过，有人贴，就有人清除，估计已成行业，养活了一大拨人。
日本东京居民小区垃圾场
某次，在北京肿瘤医院前看到一幕景象，估计终身难忘。前面的几个正贴小广告，风风火火；后面一辆车，跟着几个人，是清除小广告的，刷子刷、刀片刮，也正急急忙忙。忽然，前面贴的那位一回头，与后面刮的这位正好打个照面：呀，二叔啊！你咋在这呢？听他们聊天，嘿，原来是一村的，有多亲，没问，估计还没出五服呢。
一见小广告和随地乱扔的废纸，我就深切怀念过去那些捡破纸的，他们非但清扫了街道，还贴补了生计。自从引进了抽纸这种东西，地面上更凭空增添了无数的废纸，东一团、西一片，与小广告恰好为伍。可这些垃圾，连废旧利用都轮不上。好在废纸壳子还有人当回事，有捡有收，以此为生的不少。收垃圾可以致富的故事听过许多，收纸箱子能不能致富不得而知，但我在社区认识的两个老头都告诉我，他们每天出去收捡纸箱纸盒，日常开销基本解决了，而这两位还都住在大房子里，一位是联排，一位顶层复试。最不必发愁的就是旧书旧报刊了，别看盖房、买房时假模假式地在住宅里都辟出一间号称书房，但有书的少而又少，即便有纸的也是文件型，而纸媒正在被网络所取代。不远的将来，垃圾里的这一项估计会永久变身为古董了。德国的垃圾分类
嘿，差点忘了共享单车，全世界人民做梦都没料到，在我们这里，共享单车也能变成垃圾！记得四十年前，自行车还是我们各个家庭有模有样的标志，叫几大件，被偷了自行车还赶着去派出所报案，一把鼻涕一把泪呢。
凡事不能老看市中心，也不能总看新城区。有时候看了新城区的机关大厦，甚至都能感觉出这里的整洁无与伦比了，可一旦走入老城区、城乡结合部、广大的农村，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如今乡村的垃圾与城市没什么不同，可丢弃起来却比城市要随意得多，基本处于放任状态。我在北京见过不少村子，活像个垃圾场，大风起时，田野更是垃圾飘扬。 几十年过去，垃圾产量早就是大跃进的水平了，平均下来，人产何止万斤。而人们对待垃圾的意识呢，又有多大改变？别的不知道，我只说生活垃圾，这个想躲都躲不开。垃圾桶、垃圾处理站的普及，我想这是进步，但看到那些倒垃圾的男女，走一路、嘀嗒一路，楼道里、电梯中留下一连串的污渍和臭味，就一直在想：家家户户究竟都用什么装垃圾？直到最近看见那些实行垃圾严格分类的地方，报道说垃圾袋终于有了销量，这才恍然大悟，垃圾不用垃圾袋，一直是个广泛的共识。可回收、不可回收，再加厨余，早已是垃圾桶的标配，算是变化显著，但我很怀疑，这么多年，有多少人分得清，又有多少人在家里真正分类过。我看到的多半都是当场一扔，有人连桶盖都懒得打开呢，更有人连果皮箱和垃圾桶都分不清，什么都是随手一丢。有报道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过后地面垃圾同比减少了30%，还有志愿者帮助将垃圾堆在一起，有人追问遗弃垃圾的男女为什么乱扔，回答是垃圾箱太少了。从这则报道看出了三个变化，一是爱国激情后的垃圾逐年递减了，二是垃圾被撮堆儿了，三是垃圾箱意识增强，认定只要垃圾箱够多，乱扔垃圾的就会变少了。 看到这些变化，再向世界看看，就更感到什么叫任重道远，来日方长，人家有的地方可是已经走到“垃圾不落地”这一步了。再看看那些过去被赞美为如何勤劳的人们，为什么多走几步找个垃圾桶、果皮箱，就这么难？都这么懒！
还有一个变化，叫“眼不见为净”。怎么讲，就是路面干净了，两侧的花草树丛脏了。常常看到植草种花的季节，环卫工人将人行道两边重新清理，好家伙，里面应有尽有，都成垃圾博物馆了。这让我记起，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园区雇了一群少数民族老太太，每天十元，背着个篓子，爬下爬上，将扔进沟沟涧涧里的垃圾捡上来。当时我就想，真不如把垃圾直接扔在路面上，还便于清扫呢？从损人利己到损人不利己，这算什么变化？清晨出门就看见保洁员，早晚处处可见环卫工人，这个行当在全国如今恐怕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保洁人数多了，路面的垃圾自然少了，但这种变化与进步无关，是公共开支增加的结果。一直到1990年代，各家的阳台和公共楼道还是堆破烂的地方，就看谁家的破烂多了。如今，阳台是赏心悦目的去处，而公共楼道，因为属于公摊面积，再搁破烂就会惹众怒，攒破烂也不再是多数人的习惯。这种变化，既标志着居住面积的增加，也说明生活品质的提高，但不再攒的那些破烂如果再有了，又该如何处理？30多年前，我们一想厨房，肯定是油腻、是龌龊、是凑合，厕所绝对是臭气熏天，是满眼污秽；今天，厨房正成为家里最干净的所在，厕所早就改称卫生间，还放进了卧室，叫主卫了。这种生活观念和方式的变化，对中国人来讲是划时代的，而相应的垃圾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垃圾的处理观念和方式来个彻底转变？我不是垃圾专家，很多垃圾也没感受过，但人过花甲，回想六十年来的垃圾，前半截，因为困窘，家家户户都讲废旧利用，即使没用，也舍不得当垃圾；后半截，日子一旦富足，垃圾就成灾了，我估计，灾难已经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