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志京，1948年出生于大连，1958年随父母迁居北京。中学入读北京四中，“文革”期间创办《中学文革报》，发表遇罗克《出身论》等文章。1969年白洋淀插队，1971年转到山西雁北插队。1973年到化肥厂当合同工，1974年到大同铁路局当工人。1978年3月考入北方交大电讯系；同年5月报考研究生，1981年硕士毕业分回大同铁路局。1984年自费到美国耶鲁大学读书，五年拿到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先后在布兰德斯大学、ＩＢ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音公司等从事教学、科研和咨询工作。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停学两年多后的1968年底开始，曾在政坛上风光一时而早已无所适事的中学生被冠以知识青年的美名，在上山下乡的旗号下陆续被打发到农村和边疆。
当时北京站一列列满载的知青专车不间断地缓缓启程驰往山西、陕西，黑龙江，站台上震耳欲聋的欢送锣鼓声，在列车起动时就一丝不剩地被淹没在车上车下的人们的嚎啕之中，锣鼓明明被狠狠地敲击着，却声息全无。下乡的，送人的，旁观的，甚至铁路的员工，凡在场的没有一个不哭得一个死去活来。
没有这样的亲身经历你不可能懂得，夹在这样哭天嚎地的人群中，你并不需要有半点自己的理由就会完全失去控制，像周围的每一个人那样大哭起来。那些车上的学生更多了一些悲恸的理由。大多是第一次离开北京，他们对在远方等待着他们的命运不无根据地怀着不祥的预感和恐惧。
郭路生
诗人郭路生当年有一首题为“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载了他们在列车起动那一霎那的绝望心情：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楞，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它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些被时代抛弃的孤儿一年里在长城内外、黑龙江畔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人格的凌辱后，在1969年的冬天返回北京探亲时，就换上了让当年送走他们的父老甚至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的新面目，以一系列荒唐与狂妄的行径向不公平的命运作出了响亮而无力的抗议。其中拍婆子之风和读书运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种种怪象的两个极端。
栽绒帽子、65式军服、黑皮靴，外加一辆锰钢自行车，拍“婆子”的基本行头
友迪是我在那个年代里一个结识不久的朋友，说来真算得上是一个古怪的人。因为平常总是他来找我，所以我仅到过他家拜访过一次。奇怪的是，在他家能见到的只是一只只上锁的箱子和光突突的床板。向别人问起来，据说那是他父母防备他在家里偷东西所采取的措施。
友迪从拍婆子的事儿一出现就兴趣盈然，但苦于自己没有拍婆子的行头。其实这行头对男的来讲也不过是一顶栽绒帽子，一身兰制服，一双黑皮靴，另加一辆锰钢自行车，当然都要以新的为好。友迪对我那时潜心研究的任何题目都没有丝毫的兴趣，与我在那个读书圈子里的朋友也是格格不入。在拍婆子风行的那段时期，他的来访大多只是专程来向我借还他拍婆子之用的行头。
碰到有运气的日子，他傍晚归来时不免要把当天的艳遇向我眩耀一番。碰到坏日子，那沮丧之状也遮掩不住。而对我来说，一时用个滑稽而轻松的题目换换脑筋，也不觉得是纯粹地浪费时间，反而觉得友迪是一个不但可怜而且有趣的人。
拍婆子的发祥地是长安街的六部口，以首都电影院的门口为中心。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的年月里，首都影院曾是经常上演有品味的外国电影的雅地，谁能想到会有一天沦为这样一个犬儒主义活动的舞台。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不是别人，恰恰正是那些三年前曾经狂热地批判所谓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的干部和军人子弟。
拍婆子的风尚兴起之后，我骑车路过六部口也注意到那里聚集着不少行径暧昧的男女，其中姑娘们一律戴着显眼的大长围脖作为‘婆子’的标志。不过，拍婆子的路数我其实还都是从友迪那儿听到的。是他告诉我，男的徘徊一圈相好一个婆子后，就要上去这样拍：“嘿！你是那个学校的？”婆子这时要对男的打量一番，满意的话就告诉他她的学校，俩人便可离场成就好事。反之，如果婆子看他不顺眼，就一定要作出没好气的样子说：“你（他妈的）管得着吗？”那么，按不成文的规矩他就要知趣地走开。
整个事儿听起来，除了有欠风雅，其实与传说中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原始求偶民俗不无相似之处。
作为绝望的一代，那时的青年崇尚打架斗殴，街头流传的故事中的英雄大多是在打架时敢于舍命的流氓。于是身高、体魄，与凶狠的外表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婆子衡量对方的重要标准。不幸的是，友迪在这些方面有点儿先天不足。他的个头儿中等偏矮，体型虽然宽厚，看上去却不像个能打架的。他的又一个要命的问题是满脸光秃秃的不见胡须的踪影，于是少了几分男子气。
把这些看在眼里，我对友迪在风月场所的成就本来就期待有限。我注意到他既使碰上好日子，回来后一讲到紧要关节也常常闪烁其词，让你究竟听不出一个名堂，更不要讲他从未能带回来个婆子眩耀一下。我对他是否象他想让我相信的那样真的上过手越来越怀疑起来。
“不信咱哥们儿？咱哥们儿改明儿当你的面拍一个给你瞧。” 他对我的怀疑有些不快，但仍然不失幽默感地笑着说。于是有一天我们就一同出现在首都电影院的门前。我选好一处倚墙站好后，给神色有些紧张的友迪一个鼓励的微笑，便准备着看一场好戏。
那天尽管寒气逼人，冷风彻骨，戴大围巾的姑娘和栽绒帽的青年还都有不少露面。友迪迟疑地走走停停，一直到街角的音乐厅，再照样转回来时，我的脚已经冻得快麻了。“妈的，没一个像样的。”他为自己找了个借口，眼睛躲开我的审视。
“那边又来了一帮，去看看怎么样。”我向右边一指。友迪没有办法回绝，有些不情愿地去了。远远望去，这一回他总算在几个戴着大围巾的姑娘前面停住开口了。可惜的是，当他再朝我快步走来时，仍是孓身一人。“妈的，今天真不走运，没什么好货，就那么一个还他妈的凑合，还已经有主儿了。”他摆出一副无奈的神情。
我有点儿不信他的话，从他打量旁边走过的姑娘们的饥渴神情上看，他哪里像一个对婆子的条件那么挑剔的人。“干脆我带你去看大家‘做事儿’的地方，也让你见个世面。”他建议道。当我得知他那‘作事儿’的地方居然是天安门的观礼台时，觉得非常有趣，便欣然同意了。
推上自行车刚要上长安街的时候，背后忽然有人吆呼。回身一看，是一个戴大围巾的高个儿姑娘和他的两个伙伴。这姑娘看我一脸疑惑的神情，走上来把口罩摘下来，露出一副悦目的面容，笑着说，“真不认得了？忘得也太快了吧！”我怔了一下，才猜到是怎么回事儿，说：“你认错人了。”她却掉过头笑着对她的伙伴说：“跟你们讲过吧，他是个怪人。”为了证明我说得不错，我把自己的口罩也摘下来了，这回轮到她发怔了。
“那你是那个学校的？”她醒悟过来后，收敛了许多，小心翼翼地问。我刚要习惯性地回答，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在拍婆子场合里的特殊意义，又踌躇起来。友迪从未告诉我这同一问题由女方提出时是否还保存同样的意义，所以，我挺担心没有必要地伤害这个姑娘的自尊心。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友迪笑嘻嘻地赶过来替我回答了。“噢，男校的。怪不得了。”
姑娘一下子又忘掉了她一时的拘谨，腰一扭把掉到胸前的大围巾在空中画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甩在背后，就和她的伙伴一起无端地放声大笑起来。虽然看不出她们有什么道理，我却能感觉到她们的笑声中隐含的嘲弄。让我生气的是，友迪这时又以他的笑声愚蠢地加入了她们的行列。我把友迪一把拉开，他正要张口，一看到我的神情，就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跟着我跳上了自行车。
到了天安门，在观礼台周围上上下下转了几圈，果然远远地望到二三对坐卧在看台之间的人影。另外，我们也在那儿碰到与我们错身而过的几对男女，从一身行头打扮上看，明摆着是刚从六部口来的。友迪对自己终于能兑现对我的一个诺言以及我那遮掩不住的惊讶明显地露出几分得意之情，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本人在拍婆子上的真实战绩如何。
因拍“婆子”碴架，那是长份儿的事
倒是不久之后的一天，他兴高采烈而去，鼻青脸肿而归。友迪没有给我什么解释，换了衣服，撂下自行车悻悻地走了。后来还是听别人说，那是他遭一个婆子拒绝后仍然纠缠，破了拍婆子的规矩。结果让那婆子假意约到一处，友迪不想有诈，欣然赴约，反被几个那婆子叫来的男的揍了一顿。这故事真假难说，不过友迪从那天起拍婆子的劲头儿确实收敛了不少。
在男校先后八年，我自己在那时几乎还没有与女生真正打过什么交道。不自量力地卷入社会上的政治风暴的结果是引来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一段寻求新的信仰的艰苦的历程。到了插队之际，新的政治信仰的建立已经使我有暇顾及对哲学和文学的兴趣，并开始意识到爱情将是自己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个重大课题。尽管我对拍婆子的活动毫无参与的欲望，却在自己的阅读中以极大的兴趣开始了对爱情和异性的研究，希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以指导在我的预感中即将来临的实践。
住在附近的江仁在那一段时间里是我的常客之一。他那老成的样子和谦和的风度使我从来对他有几分敬意。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在外散步。那几天自己刚刚读完司汤达的《红与黑》，书中的主人翁于连凭借失恋时一位俄国贵族传授的手段又重新赢得马特尔侯爵小姐的爱的故事让我在震惊之余又深感憎恶。
“江仁，你不觉得吗？不施手段的爱情，既使失败了，也比于连的成功更可贵。”我想知道他对此怎么看。“我对你有一个问题。”他打断了我的话，神色严肃地说。“你既然讲这么多爱情，我倒想知道，你知道女人是什么味儿的吗？”大概想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站住了盯着我等待他的答案。
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我从未思索过的问题。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对这一问题隐含的意义并没有把握，于是虚心地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这个问题的意义吗。”“很简单，你知道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味儿的。你要是不懂我问的是什么，我给你讲也没用。而你要是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味儿，也不用给我讲什么爱情，等你懂了再说吧。”
早已习惯了他平时对我一贯恭敬的态度，我对他这一蛮横的回答非常气愤。后来在我终于懂得了他的问题的意义后，虽然可以承认自己当时的无知有几分可笑，但发现自己仍然很难真正地原谅他。于是在那一夜之后，我再也没有和江仁讨论过这方面的题目。
幸好那时我的许多朋友对严肃的题目报着比友迪或江仁更严肃的态度，几年前办报期间认识的洛诵便是其中之一。虽然是一个女校的学生，她的某种独具的气质使我不仅没有在别的女生面前感到的拘束，反而能比对一般男友更畅所欲言。她和我一起阅读过许多十九世纪俄国和欧美的名作，但我们经常对事情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一个突出的例外是我们对以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所塑造的贵族军官皮却林为代表的那种玩世不恭的男性的一致憎恶。
“让人痛心的是，如果说莱蒙托夫对世界的观察是真实的话，那么你们女性从心底所爱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当代英雄之流。我想请你作为一个女性给我解释一下你们女性的愚蠢。”有一天我这样问她。“你这样说对我们并不公平。你忘了吉蒂在渥伦斯基之后与列文的结合，忘了娜塔莎在安德烈之后对彼埃儿的爱。像你们一样，我们女性需要时间和经历才能成长，才能懂得我们从男子那里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再说，你们男子在不成熟的时候，就总能抵抗女性的当代英雄的魅力吗？”说完，她微笑了，捉捕着我的眼光反问。
我虽然并没有被说服，但不得不承认这是对我的问题一个有份量的回答。可悲的是，这一讨论的结果不但没有消除我对女性的悲剧性格的怀疑，反而第一次又在我的心中播下了一颗对男性和自我怀疑的种子。
有一天洛诵激动地告诉我她恋爱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爱上的居然是曾经出卖过我们报纸的京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怀疑过京兴……但渐渐地看到他对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著作的理解之深绝，不是一个无耻之徒所能做到的，也就原谅了他当年的叛变而且与他成了探讨各种问题的好友。只是在洛诵告诉我他们的恋爱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俩在此之前会那么频繁地在我家不约而同地露面。
陶洛诵在颐和园。牟志京摄
要知道，洛诵在我们的圈子里被认为是一个美人，还以她的优雅的风度赢得一个在我看来颇为荒诞的所谓‘伯爵夫人’的称号。她与京兴的结合似乎让不少朋友们扫了兴，因为京兴并不是大家期望的那种风流倜傥的人，而且那时还没有人想到他会很快地以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学生圈里成名。而对于我来说，洛诵的选择正是她的成熟，不为当代英雄之流所惑的表现，所以对她更为尊重。我们三个人从那时起就变成了形影难离的挚友。
洛诵本来是一个很有独立见解的人。让我遗憾的是，在她恋爱之后，在我和京兴的辩论中不管讨论的是什么题目她几乎总是站在他的一边。气愤之余，一天单独与她相处时我向她表达了对那个在爱情之海中消失了的独立自主的洛诵的怀念。她听后微笑了，说：“难倒我与和彼埃尔在一起的娜塔莎有什么不同吗？我知道那是你对《战争与和平》的保留之处，但有一天你会明白，有的女人就是这样像顺从的绵羊一样去爱的。而且我希望你将来得到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种爱。”不用说，我当时是不可能欣赏她对我的这种祝福的。
“那么，告诉我们，你未来的爱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一天在京兴的家里，他和洛诵一起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自认为是一个对爱情深有研究的人，我略加思索就滔滔不绝地向他们倾诉起来。饶有兴趣地听完我的回答，京兴把头歪在一旁看了看我，又转过脸与洛诵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然后说：“我们知道了，你要寻找的原来是一个女性的黑格尔。”洛诵听了，拍手大笑。我这才有几分惭愧地恍然意识到在我对爱人的幻想里有那么多对她的思维的要求，竟没有一点儿相貌外表的描述。
1967年的陶洛诵
洛诵和我的共同之处是在理论和感情两方面都有强烈的与别人分享的需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京兴虽然在理论问题上毫无矜持之态，对感情问题却一贯讳莫如深。在我坦率地告诉他我的观察时，他居然给我一个这样的回答：“你是对的，我愿意别人把我永远看作一个谜。”我私下不无遗憾地对洛诵说：“京兴虽然在外表上决无属于皮却林之辈的嫌疑，但他的不透明的特点使人不能不怀疑他真正的本性。”
洛诵叹了口气同意我的说法，然后加上了这样的评论：“其实你和京兴在这方面正好相反。如果说他是一个梦想作当代英雄的凡夫，那么，你是一个幻想着自己是平民的皮却林。”这一番话令我吃了一惊，思想片刻，我答到：“你知道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充分说明你对我的断言至少是不公平的，不过你的话意味着除了上面的两种人外，世上还存在着另外两种人：表里一致的英雄和表里一致的反英雄。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可以在这四种人里任意挑选的话，那么你的选择会是哪一个？”
洛诵认真地想了好久，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有几分伤感地告诉我她决定不了。我不由对洛诵，乃至整个女性大失所望，难道答案不应该明显地是第四种人吗？
有趣的是，洛诵有一天忽然像发现一个重大问题那样，激动而又严肃地问我为什么她和我之间从来没有迸发过爱情的火花。我虽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合理性，但与她一样，对如何解释这一问题没有丝毫灵感，于是和她一起陷入茫然之中。
是的，如果说我相信思想的交流是爱情的基础，那么为什么我从未对与我交流得最多的女子有过任何浪漫的感觉呢？或许这时因为我们彼此之间过于熟悉了，于是像兄妹之间那样不可能再产生别的暇想？但如果这些是合理的解释，难道这不意味着产生爱情的必要条件包括对象的神秘感，从而又得出思想的交流在打下爱情基础的同时却无可避免地破坏了爱情产生的条件这一奇怪而又不可接受的结论吗？
一天洛诵被父亲打了，哭着来找我，我安慰她一番后带她去医院诊视。当医生让她准备脱衣检查时，我退出了诊室，坐到门外的长椅上等候。洛诵和医生先后从诊室出来，请求我陪着洛诵受检。我在那之前从未拒绝过洛诵的任何请求，但在这件事上我却明白地感觉到和自己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洛诵失望地单独进去接受了检查，结果发现伤势并不严重。
从医院走出来时她的心情已经好了许多，开始带着几分戏弄的口吻追问我为什么不陪她受检。为什么呢？其实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当然回答不出来。“你害怕了！你怕的是什么呀。我还以为你是无所畏惧的呢。”是的，尽管我没有向洛诵承认，但实际上我是怕了。我在那个年龄还从未看到过女人的身体，第一次要见肯定会感到紧张。但我那时和现在都知道那并不是当时我拒绝她的原因。
坦率地说，那时我对女人的身体报有的好奇心之强烈还不会那么容易地被紧张感克服而消失。但同时我又可以诚实地讲，在洛诵向我请求陪检时，我心里绝对没有产生过丝毫的好奇感。这一事实过去一直让我在偶尔想起时感到困惑，直到今天我才恍然大悟：与我当时追求的理念正相反，我在感性上实际下意识地怀疑灵魂与肉体能够合谐共存。于是我不自觉地担心在见到她的肉体的那一霎那，那个作为我的精神伴侣的洛诵就会消失于空气之中了。人，有时候可以在自己的面前隐蔽得多么巧妙啊。
那时的我还没有接受世界上存在着永远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这一现实。我现在仍不敢肯定，不过大概与思索所引发的困惑有关，我那时经常会产生强烈的打架欲望，而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到了驱使我到街头无端寻衅的地步。
在那样的一个下午，我闯进当时街头英雄们喜爱聚集的新街口酸奶店，看到一桌人中的一个起身上柜台买东西，便一屁股坐到他的椅子上。他同桌的伙伴个个是一身时髦的拍婆子的打扮，马上对我叫喊起来，我这时一言不发，只是狠狠地与他们对视一番，期待着其中的一个会对我动手，以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心中的怒气痛快地发泄出来。让我失望万分的是，他们彼此低语一番之后居然站起来一同走开了。
我猜想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不顾廉耻地溜走，大概是因为没有女的陪着，于是没有丢面子的问题，便买了瓶酸奶，拽了一把椅子挤到两个戴着大围巾的姑娘中间，然后盯住桌子对面两张栽绒帽下的脸，等待他们的发作。“嘿！你小子想找岔儿啊。”其中一个载绒帽开口了。我满怀希望地在桌下握紧了拳头，把眼光平静地盯住了那个发话的小伙子。谁想他反倒愣在那里，再无进一步的行动。
僵持了一刻，旁边的姑娘站起来把她们的伙伴拉走了。之后，店里虽然座无虚席，却再也没也人到我的桌上来。无聊地喝完酸奶，我倒也觉得虽然架没打成，但感觉上还是轻松了不少，便起身离开了。在街上迎面上来一个满面傲气的姑娘，挡住我的去路，说：“嘿，你还满横儿的吗，哪个大院儿的？”我打量她一眼，从打扮到气质都像一个军人家庭出身的，便没好气地反问：“为什么我一定要是哪个大院的？” 然后不待她回答就掉身离开了。
友迪的伤养好之后，又带给我一些拍婆子的新动态。原来在短短的几天里，拍婆子的风气更流行了，场所也增多了，除了六部口，又新添了北海、景山和什刹海冰场。
滑冰是我从小的爱好，从三十五号的冰鞋穿起，随着脚的长大先后更换四次，才轮到我当时的那双四十三号黑龙牌跑刀。每到冬天，从冰场一开门，就几乎一天不拉，而且每次上场，总要一刻不停地在跑道上速滑。每到春天将临，冰面融化的时候，我都要忍不住暗中痛哭流泪，然后终年地盼望着冰冻季节的来临。这什刹海冰场本是我冬季天天晚上的去所，友迪的通报当然不可能改变我的习惯。
虽然对拍婆子不是没有看热闹的兴趣，但我对滑冰的兴趣之高仍然使我从来就舍不得从跑道上停下来花时间去观察。友迪不会滑冰，自知上不了手，所以也从未在冰场上露过面。我倒是注意到冰场和往年比确实拥挤了一些，在人群中高速穿梭于是也比往年更富有一点挑战性。
从狭窄的人缝中高速钻过或故意向一堆人高速冲去，然后在他们面前戛然而止，是那时我喜欢玩的小把戏。我当时并不意识到自己那种行为的恶劣，既喜欢听到自己耍这些把戏的时候所激起的一浪又一浪的姑娘们的尖叫，又高兴看到或感觉男子们妒恨的眼光。
有一次我俯身全速滑行时，一个姑娘忽然冒失地闯入跑道，不待我查觉，俩人早已撞到一起。出于防止摔倒的本能，我们紧紧地拥抱，飞快地旋转起来。站稳之后，我们松开抱住对方的臂膀，拉开了一点儿距离，彼此道了歉。姑娘抬头看我一眼，羞涩地低下头，却并不走开，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我在不知所措之中滑走了，吃惊地感觉着这一冲撞在我的身心引起的一种我不熟悉的骚动，而我那时对爱情的理念却不能允许我向自己承认对这个姑娘的任何好感。
有一天在王府井从百货大楼下来，一个戴着大口罩，露着两只大眼睛的姑娘走上前，开始地对我喋喋不休地讲起她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感想。这是一本我深不以为然的书，但她的评论语言流畅，辞藻华丽，思路敏捷，不像街头的便谈，更像话剧的台词，这让我立即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笑的是，她讲了那么多，我却一直不知道她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看出了我的困惑，她终于摘下口罩，散出一股酒气。原来是我去东北时的同行之一君美。“我醉了，哪天来找我好吗？”留下了地址，她消失于人丛之中。
几天之后，我满怀期待地在西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找到了她在家，不想在北房敲门许久却毫无回应。带着侥幸一试的心理，我转到西厢房前敲了门，然后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门终于开了，随着一片爵士乐声，门里闪现出一个漂亮得耀眼的姑娘。一手执着高脚酒杯，另一手握着门把儿，给我一个几分诡秘的微笑，她说：“你是……？”
当我意识到她身上只有乳罩和三角裤衩，眼光落到她那裸露的肩膀的那一霎那，她在我的视野里就忽然逝去了，而自己毫无准备地掉进了一片无际而又灼热的白色海洋之中。在莫名的恐惧之中，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找我姐的呀。她一会儿就回来。进来等着吧，我这儿还有别的朋友呢，一块儿玩玩儿嘛。”她说着，朝门里退一步，闪出一条通道。我朝房里看了一眼，沙发上果然还另外坐着三四个几乎赤身露体的男女，漫不经心地跟我打招呼。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我撒谎，顿时懊恼地感觉到两腮狠狠地烧了起来，就再不敢与她对视，低着头走开了。当我终于艰难地走到了院门，刚要松一口气，不想一下绊倒在门槛上，狠狠地摔倒在大门外的地面上。不知道怎样对别人解释我的伤，我闭门休养了几天，又见到洛诵时，还是被她看出来了。“你打架了？”她关切地贴近我的脸，仔细地观察着。我想了想，委屈着点了一下头。挨打在我心里毫无疑问是可耻的，但我又怎么可能告诉她真正的原因呢？
自知在与时间赛跑，之后我继续在别的科目之外认真地学习与思考着与爱情有关的各种命题。不幸的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脱在没有得到一张完整的航海图时就被迫出海的命运。我一直不想对自己承认，一番经历之后，我也曾经怀疑过自己手中那不完整的海图究竟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后记：
友迪对拍婆子的兴致似乎不受战绩不佳的影响，后来又把拍婆子的场所一厢情愿地推广到插队的农村，为此闯下过一场大祸。他虽然对女人这个话题津津乐道，我却从未有幸见识过他的任何一个女友，现在据说是一个党政要员。江仁曾以反革命嫌疑被学校关押，放出来后谨小慎微，老成持重，对拍婆子或黑格尔都袖手傍观，现在是一个有稳定家庭的医生。
陶洛诵和她的两个弟弟
洛诵结交日广，她的家渐渐变成一个文艺沙龙，出入其中的包括不少相当有意思的人和一些后来成名的作家和诗人。京兴写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扉页上写着是献给洛诵的，结果是在女校学生中招来了一帮崇拜者。他的书之艰深比黑格尔的《小逻辑》毫不逊色，我本人可以坦称不知所云。但这内容的艰深丝毫没有妨碍那些女生在造访时向他投去的更多地是出于无知而不是理解的崇拜的眼光。
那时已逃到缅甸正在浴血打仗的同学育海定期寄信来，尽管信中并无多少惊人之见，但在那个渴望英雄的年代也使他在战死前后成了一帮男女的偶像。京兴在他的书引起当局的注意之后被捕。他被捕之时洛诵勇敢地去阻止警察，失败后又坚持让警察带她与京兴一起去监狱，结果系狱几年。洛诵与京兴的这一浪漫经历曾一时传为美谈，却没有妨碍他们在出狱不久以相当不愉快的方式令人万分痛心地分手了。
至于君美，自从那次从她家狼狈逃脱，很久以后我才又找到再次造访的勇气。见面时她告诉我她已有一个通过拍婆子而结识的男友，父亲是某军区的司令员，本人刚参军。她向我抱怨他因思念她而屡次开小差来看她，从而扔掉了自己的仕途。她没有再给我讲起《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也没有勇气向她提到她的妹妹。后来她出嫁到南洋，临行前赠给我几张至今尚存的留影，虽然她在相片里笑意盈然，但在递给我照片时她却是一脸的凄凉。我感觉到那不是一个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婚姻，很是为她惋惜。
作为同一代人，郭路生自己在晋南汾阳杏花村度过了漫长的青春岁月。他在“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之后以优美的手笔又为生活在苦闷之中的知识青年写下了许多的诗。虽然那时不能出版，但他的诗靠口传手抄在知识青年当中流传甚广，不知让多少人在泪水的洗浴中获得过了从别处得不到的安慰与鼓励。他的创作为自己赢得了受之无愧的一代诗人的桂冠，但更重要的是他为那被遗弃的一代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曾经勇敢地向命运抗争的见证。
郭路生的诗之沉重，现在读起来仍让人感到难以承受，更可以想象它们留在创作者心灵上的负荷，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今天默默地生活在北京郊区一所精神病院的缘故。朋友灵灵不久前曾去探望，带回了他的一篇近作，令人惊讶的是，其文字之才气逼人，丝毫不减当年。像这一代人中的一个幸运儿，在青春逝去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并未忘记他的妈妈，北京的怀抱。
外一篇
洛诵
洛诵和我在我们刚刚步入青春之际相识，到今天转眼已有几个年代了，仍然保持着联络、沟通，和彼此的关切，可谓人间少有际遇的一段可贵的友情。
那还是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当时我办起的《中学文革报》，登载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其它一系列著作，在全国上下引起了连自己也万万估计不到的轩然大波。洛诵和我的第一次会面时是在我们创刊号出版的前夕，当时她身上带着她参与编选的中学生动态的油印稿。我看了觉得颇有新闻价值，便从第一期起，就在我们报纸的每一期上选用一些其中的素材。于是，洛诵不愧被称为中学文革报的稿源之一。
在办报期间，洛诵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与报纸成员世军骑着自行车刚刚从蒯大富的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回来到我家的那一次。两个人都笑得直不起腰，喘不过气地向我讲述与蒯大富面对面的对《出身论》的辩论。在洛诵的伶牙俐齿下，蒯大富显然没有讨到便宜，狼狈退场之后，又好奇地返回来对洛诵说，“你这个同学嘴好厉害，是那个学校的？” 可见洛诵那时的口才不在等闲之列。
在我们那短命的报纸由于戚本禹当年四月的讲话不得已停刊之后，我的中学同学，包括何大明、杨百朋，还有外号是毛子的陈景瑞，一伙南下四川同登娥媚山。洛诵和遇罗文虽不是我的同学，也一道同行，两人几乎处处形影相随。自己当时情窦未开，把男女之情还看成人性的弱点，曾一度不无鄙意地疏远洛诵。与同班同学毛子从峨嵋山出行到越南参战未果，再回京见到洛诵后，我也对恋爱有了更宽容的态度，作为两个人的朋友，心里倒反而开始祝愿洛诵与罗文的成功。可惜由于我从来不清楚也不理解的细故，他们到底没有结合的因缘。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东北三省武斗的枪炮声起之后，报纸的成员抑制不住好奇之心，一行数人奔赴考察，一路险情不断，几乎丧失了性命。洛诵不在此行之列，我回京后，却从她那里听说毛子只身奔赴东北意欲与我会合的说法。那时，洛诵也提到毛子和她有荡桨于北海之上的情节，再加上她向我引述的毛子给她一些赞美之词，让我颇有把握地推断毛子对她抱有的浪漫心迹。
有趣的是，至少从洛诵的叙述判断，不但用情之深的毛子从来没有把那层纸捅破，在情场上也是茅芦初出的洛诵对毛子的用心也似乎混然无觉。毛子的东北之行有去无返，恐怕是丧命在乱弹之下，他对洛诵的一片痴情由此也成了一曲千古绝唱。这断插曲也是对洛诵当年的魅力的一个小小的佐证。
男校出身的背景，使我在男女之情上格外无知。把这个题目当成一门学问，我开始如饥似渴奉外国古典文学为教科书开始了一场虽然限于纸上，但是态度严肃的研究。洛诵在我的这个学习阶段，成了我最忠实的学友。与数学和物理不同，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所学到的许多道理让我感到的是愤愤不平，当我看到女性在那些令人心酸的真理里所扮演的角色时，也有时把洛诵当作了我对女性发诘的对象。
应该承认的是，洛诵在这种场合，带着信任的微笑，曾经为女性作出过有力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据的辩护。不失时机地，她也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把我用作了她对男人的缺陷讨伐的对象，其中包括不少令人深思的精见。
左起赵京兴、牟志京、陶洛诵在颐和园
洛诵和我在那一段的精神交往之深，在我们俩的心灵上都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直至今日，洛诵还能复述我当年讨论中所说过的许多话。那么多年后再从她那里听回来，让人自豪和脸红的话都在其中，别有一番情趣。
当洛诵和我校同学赵京兴恋爱之后，我们三个人又成了形影难离的好友，在一起讨论过无数从文学、哲学到时事上的题目。令我当时不满，也是在那一阶段，我眼见着洛诵的独立见解随着她对京兴的用情之深而消失，在我和京兴的辩论中，常常无原则地站在京兴的一边，让我颇为气愤。而她自己还有一番借用于托儿斯泰的理论，来为自己的这种在心和头脑的矛盾中选择前者而辩护。
京兴被捕的时候，洛诵在警察面前挺身而出，又随京兴一同入狱的情节，其壮丽和浪漫，堪比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任何一段恋情。多年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破裂时，我不禁失声痛哭，良久不止。当时我对自己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并不理解，过后回想起来，自己是在心里把他们的失败看成了人性历史上的一个失败。而我现在仍然想，我那时的确是有充分的理由去那样看的。
光阴如梭，一转眼，从与洛诵最后一次会面也已经有十几年了。重新联系上后，在电话里一同对往事的回顾又给我们俩都带来了难以言传的欢乐，而我从她的声音和语言里，可以明确无误的感觉到，当年我所熟悉的那颗美好、勇敢，而又浪漫的心，依然跳动在洛诵的身上。
1980年代的陶洛诵
血色青春
陶洛涌： 青春绽放在师大女附中
陶洛诵：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陶洛诵：美女如云，却总被雨打风吹飘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