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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看得最远的人:胡兰成 (ZT)

(2019-06-08 07:27:01) 下一个

天下将倾的1936年,1130万平方公里的苍茫国土上,狂风卷集着乌云。

这一年,摸了一辈子书本的历史学家连横,留下的遗言竟是给即将出生的孙子取名为战,可见形势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一年,上天永远地收回了鲁迅的笔,又把另一支笔交给了胡兰成,叫他参与到混乱中国的绞杀之中。

一、第一次预言

此时的胡兰成31虚岁,受聘做了《柳州日报》的编辑。在此之前,他就没有妥妥帖帖干完过一件让人省心的事儿。

胡兰成生于浙江乡下一个没落的耕读人家,十来岁才靠义父的接济得以上学,又因为学潮而退学。换个教会学校重读了几年,又因写文章得罪教务主任被开除。

20岁时,他谋了个邮局文书的职位,因看不惯领导的嘴脸而辞职。后又在燕京大学当临时工,干了半年便放弃北漂的日子,跑回老家讨生活。工作不好找,他闲居数年,期间经历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与一位16岁的姑娘搞暧昧,另一件事是老婆病死。

快30岁了,好不容易谋了个在中学教书的营生,又因受同事的激将惹了祸——他与同事打赌敢不敢吻一位女老师。打赌后的第二天,胡兰成被开除的公告上写着:“行为不检,非礼女同事。”

31岁,在旧中国快当爷爷的年纪,穷酸书生胡兰成终于有份自己喜爱的工作了,说年少得志,靠不上边,说大器晚成,离得也有点远,就算是混口饭吃吧。

然而这份工作胡兰成也只干了几个月,就把天捅了个窟窿。

1936年6月,桂系军阀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广东军阀陈济棠,以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内斗为名造反,史称“两广事变”。

《柳州日报》是桂系的喉舌,本应摇旗呐喊的胡兰成却不阴不阳地唱起怪调,他发表文章称:地方不能与中央相争,从中国历史上反抗入侵的规律来看,发动对日抗战,必须首先发动民间主动抗战的力量,还要结合开创新朝的气运。

说的是些什么玩意!这些观点同时得罪了桂系和中央。

从桂系来看:《柳州日报》难道是我花钱给中央养的吗?

从中央来看:“新朝”是什么意思?我堂堂中华民国还不够新吗?

9月,交战双方以陈济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臣服、中央妥协的形式收场,桂系腾出手来,立即把胡兰成抓进监狱待审,关了一个月零三天。胡兰成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在监狱里很遭罪,这一段日子如今拍成电视剧,应该叫《失联33天》。

胡兰成的预言,被历史证明为真。

所有人都只看到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很紧张,只有胡兰成看到了隋亡唐起、明亡清立的影子,嗅到了新的朝代建立的气息。而争取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支持才能成就伟业,也暗合了以后的历史走向。

可当时的各种力量还没有发育到推翻蒋介石的政府、建立“新朝”的程度,也预料不到9年后劳苦大众竟然真的翻天覆地。所以比较前卫的呼吁,也只不过是苏维埃政权喊出的“建立联合政府”。

领先时代半步的是天才,领先一步的是疯子,只有站在天才的位置再往前多看半步的人,才能理解胡兰成的话。白崇禧就觉得胡兰成是个疯子,希望他早点消失才好,却又不愿意做杀祢衡的黄祖。胡兰成在监狱里给白崇禧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自辩信,白崇禧顺水推舟,称自己见信惜才,资助了胡兰成500元路费,遣送出境。

对于有野心另立门户的汪(精卫)系来说,胡兰成的文字简直太有用了。汪精卫亲自邀请胡兰成为旗下《中华日报》主笔,汪夫人陈璧君亲自过问胡兰成工资事宜,在以后的数年合作中,高傲的汪精卫始终称胡兰成为“兰成先生”。

1940年1月,胡兰成的政论文集《战难和亦不易》出版,鼓吹应当同日本讲和。3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胡任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这段期间的论调是:中日应当罢兵讲和,日本不应把中国当做殖民地,而是要扶助中国的工业化,两国共同养精蓄锐,等待欧美战后疲弊,中日联盟称霸世界。如果日本不讲和,中国打不过日本必转头向他国寻求强援,等到中日两败俱伤后,包含中日在内的亚洲将被苏、美等境外强权瓜分。

这些论调成了汪伪政府“和平运动”的理论基础。胡兰成成为了蒋介石政府口诛笔伐的汉奸。

二、第二次预言

胡兰成做汉奸,也要做一个让领导不省心的汉奸。

南京政府成立当天, 汪精卫举行就职典礼,“宣传部”秘书长古咏今在谈到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时,显得非常高兴,胡兰成泼冷水说:“德国必败。”

古咏今拉下脸:“这种话不要乱说。”胡兰成说:“我跟德国外交官也是这么说的。”古咏今大怒:“你怎么可以对盟友说这种话!”胡兰成说:“日本称霸亚洲及汪先生的政府亦不会长久。”

1941年12月,日本对美英宣战。汪精卫欲追随日本之后,以南京政府名义对美英宣战,特召见胡兰成听取意见,胡兰成不赞同,他认为,德国是必败的,如果日本不及时割裂与德国的关系,继续与英美为敌,日本也跟德国一样走向失败的道路,南京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汪精卫对胡兰成很失望,这也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1943年,日本大使馆新组织恳谈会,邀请胡兰成参加,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和池田笃纪主持了这次会议。清水先开口问道:“日本宪兵检查城门口及火车站,中国人民谅解么?”南京政府驻伪满洲国大使陈济成回答:“中日既然亲善一体,当然谅解。”胡兰成说:“不谅解。中国宪兵检查东京大阪的交通站,日本人至少清水先生就不会高兴。”

众人又谈起近年来的战争,做过蒋介石秘书的罗君强道:“当初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十分仓促,若友军(日军)一口气直追而下,重庆已被拿下,如此战争肯定早已结束了。”胡兰成说:“中国不亡自有天意,岂在一战得失?”此言一出,众人竟不知如何接话。

伪南京政府粮食部长顾宝衡在问到日本国的粮食能否自给时,池田回答说:“完全自给,不靠外米。”胡兰成反驳道:“我刚看过一篇日本散文,是宣传克苦奉公的,写一个教授病倒了,亲戚送来五升米,他女儿就专门留下来给父亲吃。教授吃了感叹说,我今天才知道日本米的味道这么好。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已不易吃到日本米。”众人又一阵无语。

池田请胡兰成写一篇形势分析文章,胡兰成闭门三日,撰成一篇长文。文中历叙汪精卫政府与日本的和平运动,并预言日本必败,汪精卫政府必亡。日本唯有从中国撤军,在国内革新,才能避免失败命运。而中国则必须返回孙中山时代,召开国民会议才有真正的前途。

池田一夜之间将其译成日文,交给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传回东京,据说连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读了这篇文章,也因为这篇文章,胡兰成被汪精卫投进监狱。经过池田的斡旋,胡兰成坐了48天牢后,在大年三十这天出狱,从此取了几个化名四处躲藏,直到全国解放。

三、第三次预言

按照正常剧情,日本战败,汉奸是要逃跑的。胡兰成偏不。

1949年10月1日,温州举行建国阅兵仪式,寓居在此的胡兰成站在桥头观看。人山人海之中,他忽然想起了顾炎武,数百年前,亡国的顾炎武曾登山望清兵在山下经过。

胡兰成的品性和明朝遗民顾炎武当然无法相比,但他一向是尊崇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理论的,并写过类似的文章。

顾炎武在《日知录》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胡兰成致书梁漱溟,托他替自己向政府进言:中国要想有前途,就要做到四点,一是停止阶级斗争;二是保持产业平等;三是开向现代西洋;四是如实建立国史。

1950年,梁漱溟把胡兰成推荐给政府做文化比较工作。同年3月,胡兰成受邀动身去北京。既然已经投靠了政府,那就洗心革面好好做贡献呗。胡兰成偏不。

去北京的途中,他拜访文人旧友,发现旧友大都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又发现一路上有很多暴戾的行为,胡竟断言:此是秦,不是汉。于是连家乡的孩子都顾不得带上,连滚带爬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又亡命一般溜到日本去了。

数年后,长得最像他、学问最好的长子胡启,因畏惧批斗而提前自杀,确实有乃父一不做二不休的风范。倒是蒋介石在七十年代初允许胡兰成去台湾省讲学,享受“行政院”特殊津贴,胡还收了几票女徒弟。

胡兰成要是当时留在国内,下场自不必说。

四、死前对国共两党的忠告

既然已经到了日本,那就跪舔吧?胡兰成偏不。

一直到死,也没有申请过一次日本国籍,临终时,依然持中华民国护照。他在写旅居日本的文章中提到:“首相在台上领导日本民众三呼万岁,而许多人泪流满面……我亦随众起立,但是我不呼。”

有一种说不清是小人还是君子的得意在里面。像画不圆一个圈的阿Q。像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

他的书法成就很高,好友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评价他:“于书法今人远不如古人;日本人究竟不如中国人。如胡兰成的书法,日本人谁也比不上。”

那就好好卖字赚钱呗?胡兰成偏不。

按他自己的说法:“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他用大量的时间去解《尚书》《易经》,研究黄老佛学、戏曲小说,写《禅是一枝花》,也写《今生今世》《山河岁月》。

那就好好写书呗?胡兰成偏不。

按他自己的说法:“文章小道,壮夫不为,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一官不名的他自称是“干政治的人”、“纵横家”。

1951年,他写了篇五千字的文章《论毛泽东》。其中的预言,诸君自己找吧。

在去世前的数年,先后给蒋经国以及邓小平写了两封《万言书》。

在第一封的两万字里,他很自信的建议台湾当局将信公布于众以便群众讨论,实际结果是他被台湾省文化界群起围攻,不得不再回日本。而第二封的九千字,如石沉大海,连一点浪花都没翻起来。

第一封万言书里,他痛斥台湾文化界“已经变为像外国的文化人一样,完全失去了士的传统”,痛斥当时的学生已经不读《三国演义》与《红楼梦》如同日本学生已经不读《源氏物语》。

他建议学校要小学开设经书课:“西洋人至今皆读旧约与新约圣经,阿拉伯人读可兰经,印度人读四吠陀与奥义书,战前日本人读古事记,否则无以为其文明的根底与其民族精神之所以涵养者。”

在第二封万言书里,他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恢复祭祀”。他说:“中国史是世界文明史的主流,西洋史是被污染了的旁支。我们可以食用西洋的东西,但是不可用输血的方式……血型不同,侵犯到我们民族的染色体了。马与驴交而生骡,但是骡只得一代,不能传代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注射了不同的血型,犯了汉民族的染色体而起的狂暴痉挛……中国是政事不言政权,祭祀不言宗教,合起来是礼乐教化以治世。西方是其后奴隶制与蛮族入侵,物质的权欲背远了大自然,才堕落而为政权与宗教”。

又说:“孙文先生是近世最大的革命思想家,知于西洋议会制之外自创中国的五院制,以知性的政治教导国民。但因他是基督教徒,打倒清朝,连数千年来的祭祀亦打倒了……西洋社会建设的骨子是欧几里德的原论与牛顿的总论,边外再摆个基督教,而中国的人世的建设的骨子则自有易经与礼记,我们为何不研究?”

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种种社会问题以几乎不可逆转的姿态出现,仔细想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过于彻底地砸碎了祖宗。

没错,你、我,他,全中国人的灵魂都是骡子,只知来路,没有归途。

未来的文豪,在评价我们的时候会说:我翻开这群骡子的历史一查,他们的脑袋里只写着两个字,吃!草!

四、人算不如天算

1981年7月,汉奸、浪荡子、薄情汉胡兰成在日本永远闭上了邪恶的眼睛和一张臭嘴。

他在军阀手下混的时候力挺中央,在中央混的时候力挺敌人,在日本混的时候力挺中国礼乐。所以他混不起来。

算命的人往往算不清自己,胡兰成也一样,用他晚年自己的话说:“我对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般的糊涂。”政治道路选择的失败,令他至今背负一身骂名。

好在他比同期的很多所谓“民主人士”多活了不少年,像中国历史上的范蠡、李淳风等预言家们一样,找个山头归隐也不失为善终。国内有作家评价他为畸形文人,有诗人评价他“其文可留、其人可废”,听听也就拉倒。

评价一个人,要么懂他,要么高于他,这样的人,死绝了。前半生,胡兰成的尴尬在于妄想扶起东亚的阿斗。后半生,胡兰成的尴尬在于企图叫醒装睡的巨人。

前几天,偶得一副不太工整的对联,倒是可以挽他一下:

千文两狱,八部风流债;

梅心菊命,兰花俱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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