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80岁了。
距离那个患肺病被隔离、因为寂寞第一次翻开《红楼梦》的下午，已经过去70年。那天他推开大观园的门，这扇门就没关上过，《红楼梦》成了他的案头书，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离开过贾宝玉。”
20岁，他办杂志写小说。写那些从大陆仓皇撤退到台湾，苦苦维持排场，却没法掩饰强颜欢笑的台北人，人物命运中处处有《红楼梦》的影子。
30岁，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开了20年《红楼梦》导读课，给外国学生讲博爱众生的“情不情”贾宝玉，苦于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英文词解释贯穿全书的“情”。
77岁，他听朋友说，“现在的大学生已经没有耐心从头到尾读完《红楼梦》了。”大惊：“这还得了？”退休20年后，他重回讲台，给台湾大学生讲了3学期课，一回一回领着读完120回书。
2017年7月11日80岁生日前，白先勇做了一件事，他把多年给学生讲《红楼梦》的讲义编纂成一千多页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在大陆出版，“替它做了注解”。他觉得“这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对热爱多年的《红楼梦》终于有了交代。
随便一个小人物，吹口气就活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四天，白崇禧将军的第八个孩子出生了，取名白先勇。他的童年跟《红楼梦》有点像，家里也有上百号人口，父亲总不在家，有时候回来，“我记得他骑着马，穿着披风，很威风”。
1944年，“日本人打进来了”，母亲带着80多口人逃难，离开时，桂林烧成一片火海。一路亲人不断离散，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猝不及防的死别。火车暂时停靠，一个姨婆带孙子下车吃东西，突然有人大叫“日本人来了”，火车赶紧发动，“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
一家人辗转重庆、上海、南京。白先勇长到六七岁，要上学了，体检x光一照，肺上有个洞，被诊断出肺痨。父亲白崇禧脸色大变，让他单独住在山上一座房子里养病，“家里十个小孩，怕传染给其他兄弟姐妹，那四年完全是独处的”。
他觉得自己“被打入冷宫”，多数时间只能跟自己玩。他在厨房守着厨子老央听说书，两人对着一个炭火盆，听厨子讲《薛仁贵征东》。他收集美丽牌香烟壳，上面有红楼梦人物，瘦得弱柳扶风那个叫林黛玉，胖得肤若凝脂的叫薛宝钗，他开始翻阅母亲的《绣像红楼梦》，“爱不释手”。晚上看山下家里的人影，不时还有笑声，突然涌上类似“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伤感，放声大哭。
清代画家费丹旭笔下的“黛玉葬花”
隔离四年，肺病竟然好了。白先勇开始和九个兄弟姐妹一道读书，家里孩子的座位按照成绩好坏排，他形容自己那时候读书“过目不忘”，小学五年级，开始仔细研读《红楼梦》。
他发现，《红楼梦》跟之前接触的古代故事都不同。不管是厨子老央的故事，还是翻过无数遍的《蜀山剑侠录》，都有一股“说书”味，而《红楼梦》不一样。
作者曹雪芹像个隐形的上帝，虽然知道每个人的命运，却“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不像其他古典小说，故事讲到一半，突然作者跳出来“列位看官”，发一通议论牢骚，对人物进行一番道德评判。曹雪芹几乎是不带偏见地描绘着贾府里各怀心机的芸芸众生。
他读到林黛玉进贾府，迎面扑来大宅石狮，古董摆设，一群群裹着绫罗绸缎的佣人，白先勇觉得自己也变成林黛玉，“替她感受那种压迫”。读到宝黛初见，原来面目模糊的林黛玉突然现形，他通过宝玉的眼睛，打量这个妹妹。还有宝玉仗势欺人的奶妈，心怀不轨却被设计毒害的贾瑞，“随便一个小人物都能撒豆成兵，吹口气就活了”。
他也知道“红楼梦未完”的说法，跟多数读者不同的是，他觉得后四十回就是曹雪芹所作，且不逊于前八十回。
据说曹雪芹三十岁写完全书，十年删改五次，将原稿借给亲友传阅抄写。八十回后的书在辗转借阅中传丢了，曹雪芹心态很好，觉得“总会失而复得”，不肯重写。没想到四十八岁那年除夕，贫病交加突然身亡，八十回后的书也没找回来。
半本《红楼梦》残卷流传约30年后，程伟元和高鹗宣称历经多年花重金从收藏家和书摊收来了后四十回，补齐残本，出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不少作家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胡适考证认为后四十回系高鹗续作。张爱玲曾说一生最遗憾的四件事之一是“红楼梦未完”，读到后四十回，“狗尾续貂，天昏地暗”。
白先勇读后四十回，却觉得“大放光明”。他说“一生中最幸运的事之一”是能够读到程伟元和高鹗整理的全本《红楼梦》。一些学者认为后四十回文字功夫远不如前八十回，“这点我绝不敢苟同”。他认为后四十回没有前面大篇幅的诗歌华章，是因为描写贾府衰败的需要，“并非功力不逮”。
他特别喜欢黛玉焚稿和宝玉出家的段落，“可以说是《红楼梦》的两根柱子，把整本书像一座大厦牢牢撑住。”他对黛玉死前焚烧诗稿心有戚戚，“作者十分聪明，用焚稿比喻自焚，表达她在失去爱情后，毁灭自我”。而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毡出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把他震慑住了，“一定出自大家手笔”。后四十回中贾府的衰败，他觉得没有经历过家世衰落的人，不可能怀有这样的“悲悯和哀悼”。
他读程高编纂的《红楼梦》，引言里，两人声明此书是“细加釐剔，截长补短”修辑而成，“至其原文，未敢臆改”。“就姑且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吧，除非有一天，曹雪芹的原稿突然跑出来。”
“我的心是马蜂窝”
1952年，白先勇随全家移居台湾。4年后，他高中毕业，因为梦想参与修建三峡大坝，填了成功大学水利工程系。父亲白崇禧很高兴，他觉得“男孩子以理工为主，法商次之，文史属下乘”。
尽管学了工科，他仍然爱看小说。他读巴金的白话小说《家春秋》，讲一个四代同堂的高姓大家族，极盛转衰，最后家族四分五裂，死的死，出走的出走。和《红楼梦》很像，却仍有不及，“两代人的矛盾太简单了，上一代都是错的，下一代都是对的。”
而《红楼梦》里，人物更加复杂有趣，很难用对错一言蔽之。“我怎么就是不明白，《红楼梦》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口气。”白先勇赞叹道。
他也读外国小说，《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追忆似水年华》这些自传体大部头是他“最敬佩的几本东西”。但跟《红楼梦》比，书里涉及的宗教哲学表达，实在太复杂，“看下来累死了”。人物去世前，还要看天空想宇宙，一想七八页，“烦啊，死了就死了呗，我那时候想”。
虽然他也隐约感觉出《红楼梦》绝非家族爱情悲剧那么简单，“有很复杂的结构，那些神话、预言、象征，说都说不完”，但又通俗好看，仅仅是猎奇贵族的生活起居、感情世界就很有意思，完全可以当成一本爱情小说或是民俗小说随便翻阅。
大学一年级结束，白先勇打算转学，读文科。他没跟父母说，“偷偷”改了专业，从水利工程系转到台湾大学外文系。父母知道后，也只能自我安慰“行行出状元”，随他去了。
“我父亲虽然很威严，但他能够讲理，你可以说服他。别的家长肯定不同意，会被骂死的。”多年后，2012年，白先勇为父亲写了《白崇禧身影集》《父亲与民国》等多部传记，他有点得意：“还好我没有学工，否则没人替他写传记了。”
进入台湾大学，他师从评论家夏济安，并且开始写小说。21岁，他写了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里面的人物情节都是《红楼梦》的影子。
一个有点资产的寡妇，被滑头金大先生骗婚，一无所有，整天受气。仆人只给送剩菜剩饭，过得跟尤二姐差不多。金大先生决定把金大奶奶从她自己的房产中赶出去，他急着迎娶一名交际花。于是，在婚礼当晚，一边是热闹的典礼，另一边金大奶奶服毒自杀。小说结尾婚礼丧礼的强烈对比，也令人想到《红楼梦》中黛玉之死的情形。
《金大奶奶》是白先勇第一次发表的小说。不久，白先勇拉了十个同学，自己办了一本杂志《现代文学》，没有办公室，在系图书馆里审稿，十个人又当作者又当编辑。还要向成名作家拉稿子，没有稿费，“那时候口气大得很”，给名人写信邀稿，“无论如何请你写篇稿子，我想你总会答应的吧”。
“穷得不能再穷，作者常常不够，只能自己多写两篇”，他有两个笔名，小说《月梦》《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都发在《现代文学》上，其中14篇后来集结成书《台北人》。
这本书受《红楼梦》影响很深，故事主角都是沦落在台北的大陆人。有“总也不老”的高级交际花尹雪艳，也有急着“找到个户头”的低级舞女金大班，还有沦落成“伙头夫”的国民党军官。白先勇试着像曹雪芹一样，不带偏见地描绘这些堕落进底层的人，对这些无法把握自己命运、被历史带着走的小人物充满温情。
《现代文学》杂志断断续续出了20年，因为资金停刊，又复刊，在美国教书时，白先勇仍不断寄钱和稿子给编辑部。这份杂志刊登了陈映真、三毛、痖弦的第一篇作品，还有蒋勋、洛夫、周梦蝶等作家的小说，几乎算得上孕育出了一批台湾作家，被台湾文艺界称为“迷你文艺复兴”。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当时编辑部骨干柯庆明说，杂志复刊最重要的成就是“逼白先勇把《孽子》写出来”。像《红楼梦》一样，《孽子》也是一部靠“情”支撑的小说。一群因为同性恋性向而被家庭抛弃的青年，聚集在夜里的公园，因为极端的爱，同性恋人互相庇护，相濡以沫，又自相残杀。柯庆明评价白先勇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的故事，爱得死去活来，其实是继承了《红楼梦》的神话。”
《红楼梦》甚至影响了白先勇对待世界的方式。画家奚淞曾经问他：“你最想做什么？”白先勇给了一个相当贾宝玉的回答，“我想开个孤儿院。”他说他的心是个马蜂窝，想给所有他笔下被边缘的小人物一个庇护所。
“这是天书，里面全是密码”
从1965年到1994年退休，白先勇一直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开“《红楼梦》导读”课。他用英文给外国学生讲红楼梦故事，用中文给中国留学生考据其中细节。
美国学生不懂中文，他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英文词来描述支撑《红楼梦》全书的“情”字，“love（爱），sentiment（多愁善感），emotion（情绪），好像都不对。”中国人的“情”像一条光谱，涵盖了人世间一切情感，“爱”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情好像是宇宙的原动力，《红楼梦》还有情根，情一生根就麻烦了，债就还不完了”。
没想到，白先勇的课在外国学生里很受欢迎，他们形容白教授风度非凡，是学校里的“摇滚巨星”。圣巴巴拉分校校长杨祖佑2015年还接到学生咨询，“为什么《红楼梦》的课好多年没有开了？”杨祖佑只能如实告知：“1994年白教授退休后就没开课了。”
1994年，白先勇57岁，在美国教了29年书，退休那天，他把办公室钥匙交回学校时，“我好兴奋，像鸟一样飞出去了，永远不回来了”。他把红楼梦的课程讲义都扔掉了，接着，他写书，复兴昆曲，筹划了几百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演出，“我再也不要教书了”。
2014年，距白先勇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退休，已经过去20年。他又被“绑回”母校台湾大学讲台，上《红楼梦》课。
那年春天，一个基金会给台大文学院赞助了“人文讲座”，请白先勇开“《红楼梦》导读”课。中文系教授张淑香告诉他：“你应该来教课，现在的学生没耐心坐下来好好看那么厚的书了。”白先勇大惊，连《红楼梦》都不读，“那他们长大了怎么办？”
走进台大400人教室，白先勇发现连台阶上都坐着人，“我很紧张。”他想，400个学生只要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能跟着自己从头看一遍《红楼梦》，就不错了。
“刚刚开始读《红楼梦》可能有点吃力，人物关系很复杂，一下子没法弄清楚。”他安慰在座的400个学生，“我们要有点耐心，一步一步慢慢来。”他给学生布置任务，一周读八回书，好好感受每一句话、每个人物出场、穿的什么服装，“作者非常讲究，我花了几十年慢慢琢磨”。
为了上课，他又从头仔细看了一遍《红楼梦》，回忆丢掉的上课讲义。这番阅读和二十年前，感受又有不同，“这是天书，里面全是密码。只有经历时代大变动、人生大变动，才能一步一步慢慢懂。”
白先勇想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刚去世，他去美国爱荷华大学读硕士，父亲白崇禧送他上飞机。他和父亲合了最后一张影，年轻的他戴着墨镜，意气风发的样子——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和十七岁结识的爱人王国祥双双赴美留学，一个学文学，一个学物理，对未来有期待。
1963年1月，台湾松山机场， 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左）的 最后一张合影
而照片里的父亲白崇禧则显出疲惫老态，没有笑容。在美国，他常常收到父亲的信，内容很严肃，跟他谈论国际政局。通了三年信，他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他通宵写了文章《国葬》，然后一个人走到海边，“有种说不出的悲怆”。“我父亲是个百分之百的爱国者”，参加过武昌起义、北伐，抗日战争时，被称为“战神”，他记得父亲打仗回来，就吩咐家人做桂林米粉庆祝。
而白先勇自己也经历了人生的大风浪，1992年，爱人王国祥旧病复发病逝。他写了一篇《树犹如此》，回忆两人从中学结识，一起转学考进台湾大学，王国祥为他的《现代文学》拉读者，在美国一起蒸螃蟹热黄酒，在后院种下三棵意大利柏树，曾经度过一段相濡以沫的生活。想到父亲在妻子去世不久，送儿子远赴美国，不知哪年才能见面，白先勇突然觉得：“我想他到最后肯定有很深的遗憾。”
2012年，白先勇开始为父亲写一系列传记。“最后从南宁撤退，打到一兵一卒都没有了。只身一个人，从大陆仓皇撤退。”到台湾后，“和蒋介石不好了”，表面上还是四星上将，其实全家被特务监视。人们提到作史“为亲者讳”，替亲人写传记容易偏离中立，他说：“我不替父亲说话，谁替我父亲说话？”
77岁，他再读到红楼梦最后一回宝玉出家，光头赤足，披着大红猩猩毡，在雪地向父亲辞别，觉得悲喜交集，十分叹服：“是个画龙点睛式的结尾。”
在台大的400人课堂上，他问学生：“贾宝玉为什么不穿黑斗篷、灰斗篷，作者要给他穿红斗篷？”他自己回答：“因为这代表背负滚滚红尘，贾宝玉代替世人把人世间一切情带来的痛苦，背在身上，像一个十字架。”
他告诉学生，人生会经过几个阶段：年轻的时候都想入世，追求青史留名。到中年受了挫折，想要学道家出世了。到晚年，看开一切，开始学佛了。“过去中国人一生，大致都经过儒道释三个阶段。”最后宝玉对父亲一拜，代表儒家的贾政和代表佛道的宝玉，“产生了对话，达成了谅解”。他觉得自己到70岁，才读懂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他觉得这一情景非常动人，而他已经到了开始领悟佛道的晚年，他看着下面二十出头的年轻学生，不确定他们听懂了多少。
120回《红楼梦》“越讲越仔细”，本来计划开一学期的课，一学期下来只讲了40回，“台大说那你继续开啊”，一年只讲完80回，“他们又说讲不完不行”，最后一直教了三个学期，讲义60万字。
这60万字讲义最后被汇总成《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先在台湾出版，接着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版。拿到这套书，白先勇不禁感慨起来：“我看了一辈子、讲了一辈子《红楼梦》，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心得搞个一千页的东西出来。好像我这一生就是准备着做这几件事，做《牡丹亭》和《红楼梦》，好像有一只手在指导你。”他觉得这是自己“替《红楼梦》做的注脚”，希望能帮助现在的学生读书，“让《红楼梦》更容易看一点”。
2016年7月7日，台北，白先勇与新书合影
2017年6月初，白先勇携这套书来到上海。他告诉大陆红迷一个考虑了80年的问题：“如果要我来挑世界最伟大最杰出的五本小说，一定会包括《红楼梦》，我可能把它放在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