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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红楼梦》七十年,白先勇终于有了交代

(2019-06-26 08:50:05) 下一个

白先勇80岁了。

距离那个患肺病被隔离、因为寂寞第一次翻开《红楼梦》的下午,已经过去70年。那天他推开大观园的门,这扇门就没关上过,《红楼梦》成了他的案头书,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离开过贾宝玉。”

20岁,他办杂志写小说。写那些从大陆仓皇撤退到台湾,苦苦维持排场,却没法掩饰强颜欢笑的台北人,人物命运中处处有《红楼梦》的影子。

30岁,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开了20年《红楼梦》导读课,给外国学生讲博爱众生的“情不情”贾宝玉,苦于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英文词解释贯穿全书的“情”。

77岁,他听朋友说,“现在的大学生已经没有耐心从头到尾读完《红楼梦》了。”大惊:“这还得了?”退休20年后,他重回讲台,给台湾大学生讲了3学期课,一回一回领着读完120回书。

2017年7月11日80岁生日前,白先勇做了一件事,他把多年给学生讲《红楼梦》的讲义编纂成一千多页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在大陆出版,“替它做了注解”。他觉得“这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对热爱多年的《红楼梦》终于有了交代。

随便一个小人物,吹口气就活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四天,白崇禧将军的第八个孩子出生了,取名白先勇。他的童年跟《红楼梦》有点像,家里也有上百号人口,父亲总不在家,有时候回来,“我记得他骑着马,穿着披风,很威风”。

1944年,“日本人打进来了”,母亲带着80多口人逃难,离开时,桂林烧成一片火海。一路亲人不断离散,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猝不及防的死别。火车暂时停靠,一个姨婆带孙子下车吃东西,突然有人大叫“日本人来了”,火车赶紧发动,“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

一家人辗转重庆、上海、南京。白先勇长到六七岁,要上学了,体检x光一照,肺上有个洞,被诊断出肺痨。父亲白崇禧脸色大变,让他单独住在山上一座房子里养病,“家里十个小孩,怕传染给其他兄弟姐妹,那四年完全是独处的”。

他觉得自己“被打入冷宫”,多数时间只能跟自己玩。他在厨房守着厨子老央听说书,两人对着一个炭火盆,听厨子讲《薛仁贵征东》。他收集美丽牌香烟壳,上面有红楼梦人物,瘦得弱柳扶风那个叫林黛玉,胖得肤若凝脂的叫薛宝钗,他开始翻阅母亲的《绣像红楼梦》,“爱不释手”。晚上看山下家里的人影,不时还有笑声,突然涌上类似“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伤感,放声大哭。

清代画家费丹旭笔下的“黛玉葬花”

隔离四年,肺病竟然好了。白先勇开始和九个兄弟姐妹一道读书,家里孩子的座位按照成绩好坏排,他形容自己那时候读书“过目不忘”,小学五年级,开始仔细研读《红楼梦》。

他发现,《红楼梦》跟之前接触的古代故事都不同。不管是厨子老央的故事,还是翻过无数遍的《蜀山剑侠录》,都有一股“说书”味,而《红楼梦》不一样。

作者曹雪芹像个隐形的上帝,虽然知道每个人的命运,却“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不像其他古典小说,故事讲到一半,突然作者跳出来“列位看官”,发一通议论牢骚,对人物进行一番道德评判。曹雪芹几乎是不带偏见地描绘着贾府里各怀心机的芸芸众生。

他读到林黛玉进贾府,迎面扑来大宅石狮,古董摆设,一群群裹着绫罗绸缎的佣人,白先勇觉得自己也变成林黛玉,“替她感受那种压迫”。读到宝黛初见,原来面目模糊的林黛玉突然现形,他通过宝玉的眼睛,打量这个妹妹。还有宝玉仗势欺人的奶妈,心怀不轨却被设计毒害的贾瑞,“随便一个小人物都能撒豆成兵,吹口气就活了”。

他也知道“红楼梦未完”的说法,跟多数读者不同的是,他觉得后四十回就是曹雪芹所作,且不逊于前八十回。

据说曹雪芹三十岁写完全书,十年删改五次,将原稿借给亲友传阅抄写。八十回后的书在辗转借阅中传丢了,曹雪芹心态很好,觉得“总会失而复得”,不肯重写。没想到四十八岁那年除夕,贫病交加突然身亡,八十回后的书也没找回来。

半本《红楼梦》残卷流传约30年后,程伟元和高鹗宣称历经多年花重金从收藏家和书摊收来了后四十回,补齐残本,出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不少作家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胡适考证认为后四十回系高鹗续作。张爱玲曾说一生最遗憾的四件事之一是“红楼梦未完”,读到后四十回,“狗尾续貂,天昏地暗”。

白先勇读后四十回,却觉得“大放光明”。他说“一生中最幸运的事之一”是能够读到程伟元和高鹗整理的全本《红楼梦》。一些学者认为后四十回文字功夫远不如前八十回,“这点我绝不敢苟同”。他认为后四十回没有前面大篇幅的诗歌华章,是因为描写贾府衰败的需要,“并非功力不逮”。

他特别喜欢黛玉焚稿和宝玉出家的段落,“可以说是《红楼梦》的两根柱子,把整本书像一座大厦牢牢撑住。”他对黛玉死前焚烧诗稿心有戚戚,“作者十分聪明,用焚稿比喻自焚,表达她在失去爱情后,毁灭自我”。而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毡出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把他震慑住了,“一定出自大家手笔”。后四十回中贾府的衰败,他觉得没有经历过家世衰落的人,不可能怀有这样的“悲悯和哀悼”。

他读程高编纂的《红楼梦》,引言里,两人声明此书是“细加釐剔,截长补短”修辑而成,“至其原文,未敢臆改”。“就姑且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吧,除非有一天,曹雪芹的原稿突然跑出来。”

“我的心是马蜂窝”

1952年,白先勇随全家移居台湾。4年后,他高中毕业,因为梦想参与修建三峡大坝,填了成功大学水利工程系。父亲白崇禧很高兴,他觉得“男孩子以理工为主,法商次之,文史属下乘”。

尽管学了工科,他仍然爱看小说。他读巴金的白话小说《家春秋》,讲一个四代同堂的高姓大家族,极盛转衰,最后家族四分五裂,死的死,出走的出走。和《红楼梦》很像,却仍有不及,“两代人的矛盾太简单了,上一代都是错的,下一代都是对的。”

而《红楼梦》里,人物更加复杂有趣,很难用对错一言蔽之。“我怎么就是不明白,《红楼梦》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口气。”白先勇赞叹道。

他也读外国小说,《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追忆似水年华》这些自传体大部头是他“最敬佩的几本东西”。但跟《红楼梦》比,书里涉及的宗教哲学表达,实在太复杂,“看下来累死了”。人物去世前,还要看天空想宇宙,一想七八页,“烦啊,死了就死了呗,我那时候想”。

虽然他也隐约感觉出《红楼梦》绝非家族爱情悲剧那么简单,“有很复杂的结构,那些神话、预言、象征,说都说不完”,但又通俗好看,仅仅是猎奇贵族的生活起居、感情世界就很有意思,完全可以当成一本爱情小说或是民俗小说随便翻阅。

大学一年级结束,白先勇打算转学,读文科。他没跟父母说,“偷偷”改了专业,从水利工程系转到台湾大学外文系。父母知道后,也只能自我安慰“行行出状元”,随他去了。

“我父亲虽然很威严,但他能够讲理,你可以说服他。别的家长肯定不同意,会被骂死的。”多年后,2012年,白先勇为父亲写了《白崇禧身影集》《父亲与民国》等多部传记,他有点得意:“还好我没有学工,否则没人替他写传记了。”

进入台湾大学,他师从评论家夏济安,并且开始写小说。21岁,他写了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里面的人物情节都是《红楼梦》的影子。

一个有点资产的寡妇,被滑头金大先生骗婚,一无所有,整天受气。仆人只给送剩菜剩饭,过得跟尤二姐差不多。金大先生决定把金大奶奶从她自己的房产中赶出去,他急着迎娶一名交际花。于是,在婚礼当晚,一边是热闹的典礼,另一边金大奶奶服毒自杀。小说结尾婚礼丧礼的强烈对比,也令人想到《红楼梦》中黛玉之死的情形。

《金大奶奶》是白先勇第一次发表的小说。不久,白先勇拉了十个同学,自己办了一本杂志《现代文学》,没有办公室,在系图书馆里审稿,十个人又当作者又当编辑。还要向成名作家拉稿子,没有稿费,“那时候口气大得很”,给名人写信邀稿,“无论如何请你写篇稿子,我想你总会答应的吧”。

“穷得不能再穷,作者常常不够,只能自己多写两篇”,他有两个笔名,小说《月梦》《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都发在《现代文学》上,其中14篇后来集结成书《台北人》。

这本书受《红楼梦》影响很深,故事主角都是沦落在台北的大陆人。有“总也不老”的高级交际花尹雪艳,也有急着“找到个户头”的低级舞女金大班,还有沦落成“伙头夫”的国民党军官。白先勇试着像曹雪芹一样,不带偏见地描绘这些堕落进底层的人,对这些无法把握自己命运、被历史带着走的小人物充满温情。

《现代文学》杂志断断续续出了20年,因为资金停刊,又复刊,在美国教书时,白先勇仍不断寄钱和稿子给编辑部。这份杂志刊登了陈映真、三毛、痖弦的第一篇作品,还有蒋勋、洛夫、周梦蝶等作家的小说,几乎算得上孕育出了一批台湾作家,被台湾文艺界称为“迷你文艺复兴”。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当时编辑部骨干柯庆明说,杂志复刊最重要的成就是“逼白先勇把《孽子》写出来”。像《红楼梦》一样,《孽子》也是一部靠“情”支撑的小说。一群因为同性恋性向而被家庭抛弃的青年,聚集在夜里的公园,因为极端的爱,同性恋人互相庇护,相濡以沫,又自相残杀。柯庆明评价白先勇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的故事,爱得死去活来,其实是继承了《红楼梦》的神话。”

《红楼梦》甚至影响了白先勇对待世界的方式。画家奚淞曾经问他:“你最想做什么?”白先勇给了一个相当贾宝玉的回答,“我想开个孤儿院。”他说他的心是个马蜂窝,想给所有他笔下被边缘的小人物一个庇护所。

“这是天书,里面全是密码”

从1965年到1994年退休,白先勇一直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开“《红楼梦》导读”课。他用英文给外国学生讲红楼梦故事,用中文给中国留学生考据其中细节。

美国学生不懂中文,他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英文词来描述支撑《红楼梦》全书的“情”字,“love(爱),sentiment(多愁善感),emotion(情绪),好像都不对。”中国人的“情”像一条光谱,涵盖了人世间一切情感,“爱”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情好像是宇宙的原动力,《红楼梦》还有情根,情一生根就麻烦了,债就还不完了”。

没想到,白先勇的课在外国学生里很受欢迎,他们形容白教授风度非凡,是学校里的“摇滚巨星”。圣巴巴拉分校校长杨祖佑2015年还接到学生咨询,“为什么《红楼梦》的课好多年没有开了?”杨祖佑只能如实告知:“1994年白教授退休后就没开课了。”

1994年,白先勇57岁,在美国教了29年书,退休那天,他把办公室钥匙交回学校时,“我好兴奋,像鸟一样飞出去了,永远不回来了”。他把红楼梦的课程讲义都扔掉了,接着,他写书,复兴昆曲,筹划了几百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演出,“我再也不要教书了”。

2014年,距白先勇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退休,已经过去20年。他又被“绑回”母校台湾大学讲台,上《红楼梦》课。

那年春天,一个基金会给台大文学院赞助了“人文讲座”,请白先勇开“《红楼梦》导读”课。中文系教授张淑香告诉他:“你应该来教课,现在的学生没耐心坐下来好好看那么厚的书了。”白先勇大惊,连《红楼梦》都不读,“那他们长大了怎么办?”

走进台大400人教室,白先勇发现连台阶上都坐着人,“我很紧张。”他想,400个学生只要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能跟着自己从头看一遍《红楼梦》,就不错了。

“刚刚开始读《红楼梦》可能有点吃力,人物关系很复杂,一下子没法弄清楚。”他安慰在座的400个学生,“我们要有点耐心,一步一步慢慢来。”他给学生布置任务,一周读八回书,好好感受每一句话、每个人物出场、穿的什么服装,“作者非常讲究,我花了几十年慢慢琢磨”。

为了上课,他又从头仔细看了一遍《红楼梦》,回忆丢掉的上课讲义。这番阅读和二十年前,感受又有不同,“这是天书,里面全是密码。只有经历时代大变动、人生大变动,才能一步一步慢慢懂。”

白先勇想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刚去世,他去美国爱荷华大学读硕士,父亲白崇禧送他上飞机。他和父亲合了最后一张影,年轻的他戴着墨镜,意气风发的样子——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和十七岁结识的爱人王国祥双双赴美留学,一个学文学,一个学物理,对未来有期待。

1963年1月,台湾松山机场, 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左)的 最后一张合影 

而照片里的父亲白崇禧则显出疲惫老态,没有笑容。在美国,他常常收到父亲的信,内容很严肃,跟他谈论国际政局。通了三年信,他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他通宵写了文章《国葬》,然后一个人走到海边,“有种说不出的悲怆”。“我父亲是个百分之百的爱国者”,参加过武昌起义、北伐,抗日战争时,被称为“战神”,他记得父亲打仗回来,就吩咐家人做桂林米粉庆祝。

而白先勇自己也经历了人生的大风浪,1992年,爱人王国祥旧病复发病逝。他写了一篇《树犹如此》,回忆两人从中学结识,一起转学考进台湾大学,王国祥为他的《现代文学》拉读者,在美国一起蒸螃蟹热黄酒,在后院种下三棵意大利柏树,曾经度过一段相濡以沫的生活。想到父亲在妻子去世不久,送儿子远赴美国,不知哪年才能见面,白先勇突然觉得:“我想他到最后肯定有很深的遗憾。”

2012年,白先勇开始为父亲写一系列传记。“最后从南宁撤退,打到一兵一卒都没有了。只身一个人,从大陆仓皇撤退。”到台湾后,“和蒋介石不好了”,表面上还是四星上将,其实全家被特务监视。人们提到作史“为亲者讳”,替亲人写传记容易偏离中立,他说:“我不替父亲说话,谁替我父亲说话?”

77岁,他再读到红楼梦最后一回宝玉出家,光头赤足,披着大红猩猩毡,在雪地向父亲辞别,觉得悲喜交集,十分叹服:“是个画龙点睛式的结尾。”

在台大的400人课堂上,他问学生:“贾宝玉为什么不穿黑斗篷、灰斗篷,作者要给他穿红斗篷?”他自己回答:“因为这代表背负滚滚红尘,贾宝玉代替世人把人世间一切情带来的痛苦,背在身上,像一个十字架。”

他告诉学生,人生会经过几个阶段:年轻的时候都想入世,追求青史留名。到中年受了挫折,想要学道家出世了。到晚年,看开一切,开始学佛了。“过去中国人一生,大致都经过儒道释三个阶段。”最后宝玉对父亲一拜,代表儒家的贾政和代表佛道的宝玉,“产生了对话,达成了谅解”。他觉得自己到70岁,才读懂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他觉得这一情景非常动人,而他已经到了开始领悟佛道的晚年,他看着下面二十出头的年轻学生,不确定他们听懂了多少。

120回《红楼梦》“越讲越仔细”,本来计划开一学期的课,一学期下来只讲了40回,“台大说那你继续开啊”,一年只讲完80回,“他们又说讲不完不行”,最后一直教了三个学期,讲义60万字。

这60万字讲义最后被汇总成《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先在台湾出版,接着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版。拿到这套书,白先勇不禁感慨起来:“我看了一辈子、讲了一辈子《红楼梦》,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心得搞个一千页的东西出来。好像我这一生就是准备着做这几件事,做《牡丹亭》和《红楼梦》,好像有一只手在指导你。”他觉得这是自己“替《红楼梦》做的注脚”,希望能帮助现在的学生读书,“让《红楼梦》更容易看一点”。

2016年7月7日,台北,白先勇与新书合影

2017年6月初,白先勇携这套书来到上海。他告诉大陆红迷一个考虑了80年的问题:“如果要我来挑世界最伟大最杰出的五本小说,一定会包括《红楼梦》,我可能把它放在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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