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我年轻的时候，人们最崇拜“流氓”

看了《老炮儿》这部电影之后，我跟今天的年轻人讨论了一番，当然主要是知识阶层的年轻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国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整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崇拜老炮儿这样的人？

在我年轻的时代，没有人崇拜当官的，也没有人崇拜有钱人，更没有人崇拜知识分子，人们就崇拜这些流氓。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每天出门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军挎包里应该有一块板砖，胳膊上也应该绑一把刀。

这其实非常像美国的大萧条时代，大家可以去看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电影，比如《美国往事》，在那种清贫的年代，年轻人确实就崇拜那些草莽英雄，崇拜那些能打能杀、仗义、讲义气的人。

在经济萧条的年代，穷人没有什么向上爬的社会阶梯，底层的人们没有途径往上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只有成为这样的“战士”和英雄，才能受人尊重，这也就是穷人阶层的希望所在。我想，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的人都崇拜老炮儿，崇拜流氓的最重要原因。

即便是我们这些生长在知识分子大院儿里的孩子，也避免不了这样的风气，因为我们总得去上学啊，在学校里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气氛。所以我小时候也跟千百万的北京年轻人一样，每天都在做梦，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一个“战士”一样冲锋陷阵，打完架以后往老莫餐厅或是哪个小餐馆一坐，弄几扎啤酒，跟兄弟们喝酒聊天，大家都敬佩我，混到老了，就成了老炮儿，一生受人尊敬。

电影《老炮儿》剧照

后来我到美国，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教美国人学中文的书，书里的第一篇对话叫《在公共汽车上》，一方先开口说：“你丫看我干吗？”太搞笑了，居然连北京话里的“丫”字都出现了，然后对方回：“我看你怎么着？”一方再说：“你丫再看我，咱俩下车比画比画！”然后两个人就下车码架去了。

我猜这本书的编写者，说不定就是个北京老炮儿，因为这对话内容根本不符合美国国情。如果在美国的公交车上，你问一个美国人：“你丫看我干吗？”估计对方十有八九回答：“我觉得你长得特别漂亮。”接下去两个人就化干戈为玉帛，非常友好地聊起天来。

由此可见，北京老炮儿如果来了美国，肯定水土不服。

总而言之，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天天预谋着能有一个机会，让我也能跟谁瞪瞪眼睛，码上一架。终于有一天，这个机会来了。

那是元旦前夕，每个班都要排一出元旦晚会节目，都需要录音机，但是学校里只有一台录音机，我和班上的一个同学去借，于是就跟另一个班的同学发生了矛盾。一开始大家都没动手，只是用言语互相挑衅。

在打架这件事儿上，北京人和东北人还不太一样，东北人是一言不合上来就直接开打，北京人则不然。北京人在打架之前，一般都是先用语言“盘道”。这个“盘道”的意思，就是大家先口头上商量好打架的地点和规矩等。

就这样，为了一台录音机，我们俩就跟另一个班的同学盘起道了，对方问，咱们码哪儿啊？（咱们在哪儿打架呀？）我们俩说，咱们码后海（咱们在后海打）。

我估计对方的心情一定也跟我们俩一样，既害怕又兴奋，因为我读书的学校是北京四中，那是当时北京城里排名第一的中学，在北京四中读书的孩子都是好学生，用现在的话讲都是学霸，根本都没有打架经验。但就是我们这群学霸，心里的梦想也不是当什么教授和科学家，而是当老炮儿，当流氓。

于是我们俩和另一个班的学生商量好，双方各带二十个人，在后海码架。

回到家之后，我心里无比激动，夜里根本睡不着，整个人都被一种豪迈的英雄主义情绪所笼罩。但激动归激动，该做的准备也得做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俩上哪儿去找二十个人来帮我们码架啊？我们班上的男生肯定不行，那都是书呆子，哪儿能上战场啊？

所以我们俩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最后决定去外交部大院里搬救兵。在我们所认识的圈子里，数外交部大院里的孩子最能打架，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基本都不在国内，他们的父母都是些驻外大使、驻外一秘和驻外参赞，这帮孩子从小就没有父母管，一个个无法无天。于是我们俩就到外交部大院找人去了。

结果我们俩到了外交部大院，一进屋还是看傻眼了，当时我们俩都是十七岁，外交部大院的那帮孩子顶多也就十七八岁，最大的也就高中刚毕业，但光从外表上看，我们俩和人家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举手投足全都社会气十足，男生全都抽着烟，姑娘们一个个都打扮得很漂亮。

最让我们俩震惊的是，有一个外交部大院的孩子，特别自然地对一个姑娘说：“你今天晚上就跟某某某回去吧。”在北京四中，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是挺有距离的，大家相互之间还处在暗恋和懵懂的阶段，虽然总想像老炮儿一样交个女朋友，但谁也不敢真的去跟女生搭讪，没想到人家外交部大院的同龄人都直接带姑娘回家了。

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剧照

但我们震惊归震惊，这次来的目的还没忘，就原原本本地把码架的事儿跟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们说了。对方听完特别豪爽地说，就二十个人？小菜一碟，哪天码？到时候我们肯定按时到，你们俩放心回去等着吧。

于是我们俩就带着震惊的心情回家了，晚上肯定还是睡不着觉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正式开战的那天，我该怎么表现啊？我是不是得先冲上去啊？因为架是我码的，人是我约来的，我不能躲在后面拖后腿啊，然后就在脑袋里幻想出了各种英勇拼杀的场景，最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睡着了。

到了约定码架的日子，我们二十几个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到了后海。结果在后海等了半天，对方居然没人来。

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们当场就气坏了，一个个感觉好像被人戏弄了。但其实我心里是暗暗松了一口气的，随着事情的不断发展，我确实是怕了，约了这么多人来，这一旦打起来，绝对不是小架，万一捅出什么娄子，我真承担不起后果。

虽然我心里挺窃喜的，但是外交部大院的这帮孩子不答应了，怒气冲冲地质问：“怎么回事儿啊？玩儿我们呢？”我赶紧跟他们道歉，安抚他们的情绪，说对方可能是怯场了，不敢来了，这次就算了吧，不打了。

结果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不肯罢休，小钢炮有小钢炮的规矩，说码架就一定要码架，哪有人到了最后不码的？不行，他们不来，我们就去北京四中找他们！

进了学校，我顿时就威风了，身后跟着一群流氓，雄赳赳气昂昂，从来也没那么厉害过，见到人就问，某某班的某某某在哪儿呢？不是说好了跟我码后海吗？结果我们找的那几个人一看这阵仗，顿时吓坏了，根本不敢见我们，直接躲到教导主任办公室去了。

就在我暗自着急的时候，一件令我更加措手不及的事儿发生了。在北京四中，跟我们同届的学生里，其实也有一群挺能打架的孩子，这些人每天都蹲在学校墙根底下抽烟，我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我正带着外交部大院的孩子在学校里乱转，偏巧就遇到我们学校的这群痞子了。

大家都是年轻人，血气方刚，肾上腺素旺盛，看谁都不服，整天想找人打架，结果我们学校的这群痞子一看，外交部大院的孩子手里都拿着各种家伙，比如自行车链子等，显然是来北京四中闹事打架的，两伙儿都不是善碴儿，没盘几句道，就叮叮当当打起来了。

我当时就傻了，这是什么情况啊？我领来的外交部大院的孩子，跟我们学校最能打的一伙人打起来了，双方都有二十多人，从教学楼的墙根底下一直打到楼顶，又从楼顶踹到楼下，打得满地乱滚。

整个局面完全失控了，最后教导主任也来了，学校里的保安也来了，还报了警。其实没等警察赶到，仗就已经打完了，外交部大院的学生心满意足地走了，因为他们觉得今天没白来，说打架就打了一场，他们也不管打的是谁，最重要的是他们跟我也不是特别熟。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既然是不熟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痛快地就答应来帮我打架？其实那就是老炮儿的一种光荣，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想到去找老炮儿帮忙。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在北京四中导演了一场群架，外交部大院儿的孩子打完架一拍屁股就走了，只剩下我没地方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地等着接受学校的处分。

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还有一种特别不可思议的虚荣心，一般情况下，比较大的处分都是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公开宣布，让全校的学生都听到。殊不知那些被处分的孩子心里并不觉得害臊，反而会特别高兴。

因为当广播喇叭里高声公布道，某某某因为打架而受到某某处分，你会感觉到全校女生火辣辣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她们都喜欢能打架的男生，那种感觉就像自己是接受人们崇敬和爱慕的英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