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一直拥抱理想 | 李辉

文 | 李辉

瞿秋白为自己的灵魂种下了苦果。

他欲追求人生彻底的休息。他也真的在死亡来临时，以解剖生命的方式最终获得了平静与坦然。然而，“大休息”（瞿秋白语）只是一种愿望，他的坦率，他的真实与无情到极点的解剖，他的《多余的话》，并没有给他的灵魂带来真正的“休息”。相反，在他死后，他预料到的或者没有预料到的一切，从没有让他安宁过。

其实，恰恰是他的安宁让后人、让世间无法安宁。他太与众不同，甚至他太超越现实，独特得惊世骇俗，独特得难以接受。

政治的常规的世俗的目光，看惯了生命寻常的风景，总是按照既定的轨道打量着芸芸众生。一旦一个奇特的景色突兀而现，它们便困惑了，迷茫了。于是，更多的时候，不是让自己去欣赏适应这景色，而是将之纳入自己的范畴，去界定，去斧削。

从而，瞿秋白的灵魂便不可能平静。从而，一篇由生命写就的自由连同它的主人，在漫长曲折的历史中，注定要被不同的手翻阅，被不同的语言诠释，循环反复，跌宕起落。

包括我现在，仍在翻阅着他。

天地茫茫，世事茫茫，我心茫茫。

秋白茫茫。

瞿秋白与鲁迅画像

瞿秋白死得很英勇，和所有英雄一样。

他从容地走向刑场。他走出福建长汀的中山公园，脸上没有一点儿畏惧神情，边走边与同行谈话。于是，人间多了一个伟大的瞬间，目击者多了一幅其心痛切的场景，记者们的笔下，也因此多了一段人生绝响：“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分别载于1935年的《大公报》与《逸经》杂志）人们说，他是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

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便选定了自己告别人间的场所。然后盘膝而坐，直到那声罪恶枪响。这是与千百年来所有英勇就义的英雄一样的壮举，死亡面前依然以这样感人的方式拥抱着理想。

可是，至少在我刚刚喜欢读书看报的时候，被讴歌被赞美的英雄中，并没有瞿秋白的名字。相反，他是被描述为革命的罪人、叛徒、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对立面。“文革”中的报纸，是以这样的文字与语调，使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人：

一九三五年三月，瞿秋白在福建游击区为国民党军队所捕，在狱中，他抛出一份名为《多余的话》的自首书，再三向反动派表示“忏悔”、“自新”，把参加革命活动说成是“历史的误会”，说参加共产党和做党的工作是“不幸”，“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恶梦”，并且声言，“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在自首书里，瞿秋白泄露了从大革命失败以来至被捕时党内的军事机密和组织情况。为了活命，他还对革命表示“万分的厌倦”，胡说什么“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要“永久休息”，等等；并向反动派求饶，保证今后“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封自首书先后被登载在国民党特务刊物《社会新闻》和《逸经》等反动刊物上。瞿秋白这种自首叛变的卑劣行径，并没有得到敌人的饶恕，结果还是被国民党枪杀于福建长汀。

类似的批判，在许多报刊上比比皆是，我无法记起当年是在哪里看到它们。但它们留在我少年心中的影响，却是不会忘记的。于是，在二十多年后查找时，我也是在翻阅自己的心灵历程。我甚至有些好奇地回望，少年时代的我，还有那些同龄人，显得似乎陌生得很。

那时我只有十多岁，还跟着母亲住在铁路附近的一个乡村小学。我还小，没有资格投身“文革”，只是站在铁道旁，好奇而羡慕地看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串联去“长征”去。第一次看到五彩的传单，从火车上撒下来，我跑去拾，去读，去感受一种兴奋。现在回想起来，我兴奋，是因为在我的眼中，那些意气风发的红卫兵，是开创伟业的英雄。

我想不仅仅我一个人如此，男孩子大概都崇拜过英雄，做过五光十色的英雄梦。在他们看来，身边的世界过于狭窄过于平淡，或者也许他们本身过于孱弱，所以他们向往着惊天动地，向往着叱咤风云，向往着自己也会成为那些伟岸英雄中的一员。尽管日子平平常常地一日一日流过，这样的男孩子们却会让浪漫与想象一天天把自己的内心变得不同寻常。

现实却常常跟这样的孩子开玩笔。你原本想像的向往的英雄壮举，恰恰会成为历史的笑柄，你原本崇拜的热爱的一切，最终又给你苦涩甚至悲切。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被误解被忽略的人物，你不注意不理解的东西，却能在历史背景中逐渐显露出光彩与伟大。至少，能启发后人更客观更冷静地去体味丰富的生命形式，理解与认识“英雄”所包含的其他内涵。

瞿秋白便是这样终于从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显出他生命的伟岸。

历史的真实使人们的目光具备了全新意义。

于是，我相信我们不再幼稚，尽管我们永远成不了英雄。

今年三月，我在上海住了几天。漫步于瞿秋白当年行过的街道，我的思绪中总少不了他。一天，在一位朋友的家中，我们谈起了他。我谈到自己对瞿秋白的思考，谈到计划中的这篇文章。

和我的性格不同，朋友稳健而持重，是个理性更强的学者，他以往对历史现象文学现象的分析，常常让我感到逻辑的力量与思想的沉重。这次，他对瞿秋白的见解，又一次触动了我。他说，瞿秋白是千百年来真正看淡死后名声的第一人。在他看来，中国的文人或者政治家，一生行为的善恶美丑固然重要，但死后的名声，则更为重要。于是，生活在现实中，却把目光瞥往未来，在晚年，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尽量为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

瞿秋白却不。

他已把自己的功名全然抛去，他更愿意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灵魂袒露出来。他看重的是真实抒发自己感受到的一切，真实而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这样做，并不在意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名声。他的灵魂自白，并没有丝毫损害他的理想，更没有破坏他所热爱的事业，相反，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篇千古绝唱，留下一个真实的生命，从而达到了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人生境界。

瞿秋白与杨之华

我得承认朋友的话对于我有一种冲击力。也许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加深着我的思考。

按照通常我们所接受的“英雄”的概念，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的确难以重叠在一起。在死亡来临之时，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在阳光之下，他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著、苦闷、困惑、坚定……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让人费解的是，《多余的话》总是让人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这就为把他污蔑为“叛徒”留下了口实，后来即使许多善良的人为他打抱不平时，也不能不用惋惜的口气，感叹于作者的低沉消极。这恰恰说明，瞿秋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文体，一个难以解说的生命。

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我们没有经历过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应该尽可能地深入到他的内心，去感受他所产生的种种情绪。当他的时代渐渐久远之后，处在世纪之交的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年轻的目光平静地看待他。

如同朋友所言，在解剖文人与政治的矛盾之后，在隐隐约约流露出对党内残酷斗争的厌倦之后，“烈士”的称号对于瞿秋白已变得无足轻重。他十分清楚，作为错误路线领导人而被解除职务后，这些年来，即使活着的他，早已被那些正掌握着领导权的人视为“异类”。因此，他可以从容死去，却是以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个人，而非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人。

事实正是如此。虽然自己会从容慷慨地走向刑场，瞿秋白却不愿人们在他身后把他作为“烈士”：

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多余的话》）

这段文字最明白不过地吐露出瞿秋白对名声的淡漠。他只想表现完整的真实的自己，别无所求。不过，这又并非心境完全平静如水而写出的文字。读它们，显然能感受到瞿秋白说不出的无奈和无法排遣的愤懑。

瞿秋白留恋文人的角色。

熟悉他的人，理解他这种留恋。听说当年很多人怀疑《多余的话》的真伪，但同瞿秋白有过密切往来与友谊的丁玲，却相信这是他的真实心情，这是他的文字风格。

友人印象中，瞿秋白文质彬彬，才华横溢，多愁善感。一个浪漫的情人，一个浪漫的文人。少年的他在绘画、治印、音乐方面，颇有造诣。这不仅仅出于对艺术的好奇，而是他的天性，更适合于在这样的领域里挥洒。于是，偶尔在月夜他吹起洞箫，友人便会产生奇妙的感觉：他和婉转凄楚的音调，已经融汇在一起。

月夜下吹奏洞箫，一个充满传统文人诗意的意象。当残酷时光把瞿秋白淹没之后，他的友人，仍然愿意把它作为他的象征珍藏在记忆里。而瞿秋白在心底也未必不同样向往着这样的情境，虽然对于他这已经属于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一开始瞿秋白就明白自己的天性更像一个文人兴趣也在文学。因此，早在二十年代投身于社会运动并进入共产党领导层后，他便用“犬耕”来说明他是活跃在根本不适宜自己的领域，他在《多余的话》中也一再强调自己是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历史的潮头。

但是，在那些年里，这种清醒从没有让他放弃政治理想与热情，更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而是“历史地”成为共产党的领袖。在风云变幻残酷险恶的日子里，他从没有迟疑没有胆怯，凭着信念与勇气，活跃在历史漩涡之中。我想，那时的他，宁愿自己不带丝毫文人气息，至于月夜洞箫的浪漫，更是无暇梦起。

不过，当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当生命即将终结时，所走过的人生对于瞿秋白，便具备了不同意义。在《多余的话》中，他那样深情地留恋文学，那样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对政治的厌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为心灵解剖，我钦佩他的坦率与真诚，但是，我又不能不认为，“文人”这一角色，在瞿秋白那里，未尝不是精神的避风港，是疲劳跋涉者的宿营地。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寻找人生“大休息”，而政治与文学之间，在他看来，只有后者能带给他慰藉、平静与安宁。

实际上，文人“角色”，并非只具备瞿秋白所留恋所想像的这些特性。作为瞿秋白，由于已经沉溺于对这一角色的迷恋，希望以此来得到生命的解脱，这样，他便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他所走的人生，同样也属于文人的一部分。虽然表现形态不同，但活动于其中的那个人物，始终扮演着文人的角色，只不过呈现出的是他不愿意看到的那一面而已。

瞿秋白说过自己身上的浪漫气质。

浪漫不只是属于诗歌，属于艺术，在许多时候，浪漫同样属于政治。“达则兼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古往今来多少文人拥有过如此浪漫的情怀，他们常常踌躇满志地开始他们的青春。

瞿秋白当然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他是充满热情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那种对理想对革命的执著，曾经与身上的文人气质是交融在一起的。在风云变幻的日子里，为理相献身的壮举，同样能使他从中感受到充实，感受到满足，因为庄严使命感与历史责任，不也是他追求实现的生命意义吗？许多类似的文人，往往同他一样，其实也愿意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领域，用超越平淡的方式寻找生命的诗意。

所以，不管情形发生多少变化，在漫长历史的进程中，总是有一个个人满怀热情投身于社会革命。而原来最适宜他们的文化创造，似乎只是在品尝了政治生活的种种苦涩之后，在浪漫 逐渐趋于平缓之后，才使他们情愿（或许还带些无可奈何）全身心去拥抱。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瞿秋白达到一个文人在现代中国所能达到的极致。

忧郁与困惑也由此产生。政治需要浪漫，需要热情，但同时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一些素质。瞿秋白无法拥有其他，便只能在变幻无穷的现实政治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苍白，甚至无能。他还得承受他从未预料到的种种压力与磨砺。于是，他把目光移到另外一片天地，他把文人的另外一面形态，予以理想化。

美妙诱人的景象让他迷恋，让他陶醉。他为没有自始至终走文人的道路而懊悔，为最终有四年时间致力于文学创造而欣慰，或者，为在政治之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可寄寓精神的所在而满足，而解脱。我甚至觉得，他是将政治生涯的曲折与文学兴趣的无法实现，有意识地进行强烈的对照，并用这种反差构成《多余的话》的框架。

当揭示人生的这一矛盾之后，当以理想的方式获得心灵的平静之后，也许瞿秋白觉得他最终完成了对自己生命的塑造。

我时常有种困惑，或者说是不解。政治、生活、生命，本是不同形态的存在，我们却习惯将它们混为一体，用某一孤立的逻辑来概说一切。这样，一些简单的政治原则，或者一些肤浅的生活伦理，在许多时候被视为绝对的惟一的东西。在这样的目光下，复杂就变为了简单，单纯则用来衡量复杂。

于是，在历史和历史人物面前，现实中的我们不断地表现出简单、浅薄与武断。结果在经过生活摔打和时间磨砺之后，我们又不得不花费更多精力去正视自己的错误，去修补因偏颇而造成的缺憾。

不管是谁，批判者还是同情者，都必须面对《多余的话》中那些毫不掩饰的困惑、苦闷，它们因弥漫着浓浓的忧郁而让人感到难以解说与归纳瞿秋白。现在想来，瞿秋白的价值，可能恰恰在这一方面体现得最为丰富。在他的面前，人们习惯运用的方式和简单思维，显得多么无能多么苍白。

是他这样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革命者，把政治、生活、生命诸种存在形态，如此丰富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熟悉的许多革命者，在狱中在刑场，其壮举可歌可泣，常常用一种形态或者原则，就被概括殆尽。瞿秋白却不。他那样英勇地就义，却又那样充满,充满心灵感伤。对于他，显然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复杂的方式来解说。

人们能理解他的苦闷和忧郁吗？又该怎样去理解？

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故事。

七、八年前，为刘尊棋先生写传时，听他讲述过三十年代的经历。他讲过与共产党人潘东周的相遇，以及潘东周最后的牺牲。对于潘东周，我至今所知寥寥。但是，就是这个历史人物的经历，曾经诱惑过我，让我产生过许多感慨。甚至当时我还设想有一天能深入到历史的迷雾之中，描述出他那不平凡的人生。

潘东周同瞿秋白一样，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过，并与王明同届。他从苏联回国后，曾是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任中宣部秘书，主编过《红旗》。在王明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凡是与李立三路线有关的人，都受到排挤、打击。当时北方的环境比上海要远为严峻，王明派便将属于李立三势力的党员派到北方。潘东周就这样被派遣到北方担任顺直省委宣传部长，不久，省委机关被破坏，他便逃到北京，成为刘尊棋公寓的常客。

在相聚的日子里，潘东周以苦闷的心情把在党内遭受到的排挤告诉了刘尊棋。只有二十岁的刘尊棋刚刚入党，他无法理解和接受所听到的一切，但潘东周忧郁的目光，却如同刀刻一样留在他的记忆里。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历尽坎坷的他，对我转述这件往事时，又多了深沉与痛楚。

他说他当时不敢相信潘东周讲述的事情。在他年轻的心灵里，充满着真诚、热情，也包括单纯。他相信在一个伟大的理想的照耀下，党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真诚的。因此，他惊奇于潘东周的故事，也同情潘东周的苦闷，但是单纯的他，却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话语去安慰一个复杂的心。于是，每次他只是坐在一旁，任潘倾诉。

很快他们就先后被捕入狱。被提审时，刘尊棋在过道上意外地碰到潘东周。潘东周神情显得沮丧，他欲说话，最终没有开口。刘尊棋注意到那眼睛笼罩着一层烟云，透露出精神被遭受沉重一击之后留下的痕迹。匆匆一瞥，他觉得看到了潘的内心的痛苦。想到潘过去对自己讲述的一切，他更能想像潘被捕后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

潘东周后来的故事，刘尊棋讲了许多。出狱后的潘成了张学良的老师，专门讲授《资本论》，并翻译出版这本巨著。当一九三四年张学良坐镇武汉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时，潘还成了他的机要组秘书。经潘东周之手，许多重要军事机密被送到了苏区。身份暴露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将潘在武汉处决。

潘东周就义得非常从容。极为欣赏他的才华与能力的张学良，为不能保护他而表示遗憾。被处决前，张学良问他：“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他神态自若，从容地说：“我把我妻子地址写下，希望你能通知她。别的，我没什么话可说。”然后，英勇地走上刑场。

听到他的死讯，刘尊棋油然产生崇敬，同时也有几分疑惑。他心中闪动着重叠的影子：情绪压抑充满苦闷的潘东周，曾经被认为是自首出狱的潘东周，英勇就义的潘东周……年轻的他无法把它们一一理清。

直到1979年，潘东周的儿子找到刘尊棋，他才知道潘是中央特科的成员，直属周恩来领导。

直到1949年，是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找到潘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直到这时，刘尊棋心中的谜团才解开。

不过，刚刚经历过“文革”在监狱中度过将近十年时间的刘尊棋，显然想得更深。我相信，他在我面前之所以突出地叙述潘的故事，其实是想以他所经历的往事，来说明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者，如果遭遇到来自政党内部的打击，其内心的痛苦远远超出来自其他方面的打击。

而且，在更多的人身上，这种因党内残酷斗争带来的苦闷与忧郁，常常是深藏于心，并不轻易流露出来。它们固然会影响某一时刻的心境，却不会影响他们的信仰，一旦需要仍会毫不迟疑地去为理想而献身。

我记不清当时自己是如何同刘先生讨论的。反正对于我，这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我想我应该理解他，赞同他，然而我又似乎无法真正接受他所说的一切。后来他患重病，半身不遂，我们之间语言的交流中断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可能就这一话题同他做更深入的交谈。

前不久，他去世了，带走了一生的曲折磨难，带走了种种没有完成的思想。我想，许多曾经让他痛苦让他思索的一切，都随生命的终结而不再打扰他的灵魂。但愿如此。

死者留的话题，自然只能由生者叙说下去。无疑，不会有同样的切身感受，但或许会为更为无情的客观，甚至超然的淡漠与冷静。

从时间和经历上看，潘东周与瞿秋白肯定是相识的，他们因同样的原因而拥有同样的心情。现在读者可以明白，我为什么此刻要穿插着讲述一个陌生的人物，陌生的故事。

他们当然并不尽相同。不同身份不同承受，瞿秋白内心的苦楚必然更甚过潘东周。他那样热诚地投入到革命之中，并多年处在领导中心，却不得不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被冷落一旁，不断地受到指责与批判。红军从苏区撤退时，把他这样一个文弱书生留下寻找突围之路，显然有一种被遗弃的意味。这对于他本来压抑的心情，无疑是雪上加霜。在逃亡的路上，在被捕后的日子里，在书写《多余的话》时候，他不能不更为深切地感受到所经受的这一切。

不仅仅这些。我觉得他还会想到弟弟瞿景白在莫斯科的“失踪”。

一九二九年，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在参加过共产国际大会后还留在莫斯科。正是在这期间，中山大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因反对王明及其支持者校长米夫，而遭受不同程度打击迫害。陆定一回忆，这时斯大林的清党已经开始。那些反对者，轻则被开除党籍团籍，重则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还有一些人无法面对突兀而来的压力，选择了自杀。

瞿景白是在瞿秋白的引导下成为革命者的，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还同瞿秋白合编过《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对瞿秋白研究破有建树的陈铁健先生，在他的《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写到了瞿景白的遭际。

当时中山大学米夫派召开十天会议，集中批判瞿秋白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做清党动员。瞿景白对之极为不满，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弟弟的突然“失踪”，“清党”发生的一切，对于瞿秋白不能不产生感情与思想的刺激与影响。

《瞿秋白传》在这方面没有更多的叙述，但作者用这样一句话，留给了历史以巨大的空间：“景白‘失踪’，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当深的。”

至今仍不知道瞿秋白是否就弟弟的“失踪”写过什么，但由此产生的矛盾心情，应该说已经融进《多余的话》的复杂的情绪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想象与存在之间，在集体与人个之间，在文人与政治家之间，有意无意之中，瞿秋白为自己划定出一个无限广阔的区域。他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人生，他就注定要在这样的区域里战斗，沉默或高歌。他也注定要承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从而他的伟大他的丰富，均得以完成。

瞿秋白的价值正在于他写出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当历史尘埃落定，当走过风风雨雨，今天的人们似乎更容易理解瞿秋白，更容易理解《多余的话》。他的自白，是一个政治家的灵魂解剖，是一个文人的千古绝唱，也是人格与精神的最终塑造。而且，它不仅仅属于他个人。

像他这样坦诚地写出自己的感受，袒露自己的灵魂的人并不多见。可能是我的兴趣所致，在阅读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时，常常为不能读到他们述说自己的文字感到遗憾。特别是被历史风云席卷的那些人物，我相信其内心一定是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可是，我们无缘观看到。

譬如在“文革”风暴中受到迫害而死的一些著名政治家，我就非常想了解他们在告别人间的时刻，精神与心灵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想，面对突然降临于身的灾难和发生根本变化的命运，他们的心境必然不同于从前。

那么，在那样的一些日子里，他们该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回望过去，环视周围并审视自己呢？如果有机会，他们又该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经历过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

这当然只是我不切实际的愿望。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个人的性格与精神层面，都不可能让历史的库房里多一些更有价值的精神记录。

彭德怀大概要算一个例外。他的自传尽管与瞿秋白的自白有许多差异，但他在被迫交代的日子里，还是用朴素坦率的风格，讲述出自己的人生。性格依旧，风采依旧。他用这样一部难得的著作，让自己走到历史的前台，亲切地向人们挥手致意。读他的自传时，我便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还是回到最近一次的上海之行。

在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晚上，朋友带我去一个叫着“JJ”的迪斯科舞厅。那是一个由剧场改建的舞厅，可以容纳千余人，甚至还要多，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迪斯科舞厅。那天正好是周末，入场口排起了长队。走进光怪陆离的舞厅，呈阶梯状延伸的布局，显示出它的独特。年轻的男男女女，把舞厅塞得满满当当，他们扭动着身躯，陶醉在震耳欲聋的节奏疯狂的音乐的。

一切似乎顿时不再存在。只有音乐中的摇滚，摇滚中的身躯旋转和手臂挥舞。

我觉得自己也忘记了其他。当然，我缺乏他们那种全身心的投入，真正的陶醉。不过，后来想来，在那样的场合，在那样的时刻，血液涌动和感觉伸缩，必然会不同于平常。我不在乎别人怎样评说这样的娱乐方式和场所。

我欣赏这样的灯光，习惯闪烁灯光下无休止的喧嚣，更乐于在显得嘈杂的气氛中感受一种单纯。这是过去没有的场所，带给我们的当然是过去没有的感受。依我看，生活多一种色彩多一种风格，是非常美妙的。

那个夜晚，我感到满足。实际上我远不如少男少女那样疯狂。我想我应该如痴如醉。可我却没有。现在想起来，我可能还显得非常冷静，是在有意识用一种观察的目光参与其中。但是，即使理性仍在，在这种地方，五光十色的思绪中，也绝对不会出现瞿秋白的影子。

想到瞿秋白，是在走出舞厅之后。我送朋友回家再坐车返回宾馆，正好路过瞿秋白当年居住过的南市一带。瞿秋白当年是在这些弯曲街巷里，度过他最为留恋的日子。在这里，在那些日子里，他与鲁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文化创造中，找到自己喜爱的位置，为后人留下至为宝贵的文学遗产。可以设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定是以深深的留恋，回忆起鲁迅带给他的温暖，回忆起南市度过的交织着恐怖、紧张、兴奋、满足的日子。正是以这样的回忆，他开始了《多余的话》的写作，开始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鲁迅题赠瞿秋白对联

车窗外街灯一一闪过，明灭不定，让我想像中的历史陈迹，呈现出斑驳影子。从舞厅到一个与摇滚毫无关联的历史人物，思绪发生如此之快的转折，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推测，瞿秋白这个名字，对于那些年轻男女想必是陌生的。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不必把历史和自己连在一起，更不必一定要让历史的沉重来影响他们生活的轻松。这不正是他们——还有我自己——的幸运？

瞿秋白会不会对眼前的景象感到陌生？他能想像今天和他同样年龄的人，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寻求陶醉？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这也不必回答。彼此之间，没有类比的可能和必要。但有一点我想可以确定，瞿秋白所向往的不正是每个人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吗？

怎么会一下子用了一连串的“？”，我感到奇怪。写到此时的我，反倒不如前面那样充满自信与果断。我觉得自己仍然没有认识瞿秋白，更没有把一片茫茫，化为鲜明的爽朗。

我心依旧茫茫。

悠悠岁月中匆匆走过多少人，他们总是会被人想起或淡忘。被人淡忘，未必不是一种幸福；被人提起，又未必不是一种悲哀。幸福或悲哀，其间的分别又在哪里？我说不清楚。

会有说清楚的时候吗？或许永远就是如此。

转自《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