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在距离文艺古城佛罗伦萨西北不到20公里的小城普拉托，其实是个隐藏很深的“中国城”。
从表面上来看，普拉托与其他的意大利城市相比并无太大区别，意式风情的建筑物、错落有致的街道、偶尔撞入眼帘的水光潋滟……
不过，当你深入其内部，才会发现它的本质。
前几年去那里旅游的时候，就惊愕地发觉，原来城内有那么多挂着中文招牌的餐馆、超市、美容店。和你擦肩而过的，除了高鼻梁、蓝眼睛的老外，竟然还有很多都是咱自己人！
如果你足够胆大，来到一些厂房的边缘往里望，还有机会看见在缝纫机前埋头苦干的工人。黄皮肤、黑头发的他们偶尔抬起头来歇口气，却依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后来，说姐才明白，原来这些在普拉托工厂里忙活的工人，大多数都是从浙江温州偷渡而来的中国人。这里的工厂，是他们工作的地方也是唯一可以落脚的“家”。他们日夜生产的，正是整个意大利引以为傲的高端时尚产品。
当成千上万的华人服饰企业撑起了意大利时尚产业庞大的全球销售额，这些隐藏在“Made in Italy”光环之后的中国人，却陷入了被歧视、被驱赶、与当地人难以融合的处境。
在努力拼搏、衣锦还乡的荣耀与美好背后，他们的委屈和艰辛，又该诉与谁人知？
1
意大利品牌中国人造
在普拉托，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当中有80%以上都是浙江温州人。
他们开设了3000多家服饰制造厂、加工厂及零售店，每年的销售总额已超过80亿人民币。
欧洲市场对意大利品牌服饰的巨大需求，亦为无数中国的服饰厂老板带来了财富。
大字不识几个的胡希茂，就是财大气粗的温州老板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当他随着偷渡的船只前往意大利普拉托的时候，还是个未成年的“后生仔”。
不是不怕死，不是不畏惧未卜的命运，只是当时的家乡穷得无法容纳年轻人渴望生存的心。
胡希茂的家乡，三面环山，地形崎岖，当时的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近半数人处于赤贫状态。1985年，那里的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118元。
上岸后他辗转到几个意大利老板开的工厂打黑工，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机器般地勤勉工作。
如今，他已是一年净赚3000万的服饰厂创始人。Gucci、Prada的高级定制产品中，有一半以上都出自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温州人之手。
如今在普拉托混出头的中国老板，大多都是像胡希茂一样，经历了从偷渡过来“打黑工”到自己做生意的转变，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巨额财富的“意大利温州人”。
胡希茂的服饰厂采用意大利当地生产的原料，厂里的员工也都是精于服饰制作的意大利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当地数千家同样廉价又高效的华人服饰厂中，Gucci、Prada等大牌一下就选中了他。
在米兰时装周的秀场上看到自家生产的衣服，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不过最让胡希茂触动的，其实是在2015年的除夕夜，看到春晚表演嘉宾身上的那一袭红衣，正是出自于自家的手笔。
做过太多的“意大利制造”，胡希茂现在有个微小的心愿，那就是做回“中国制造”。他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无论厂里做出来的产品多么华美，多么贴合设计师的理念，自己的名字也不可能和Gucci、Prada这些光鲜的牌子沾上边。
“他们不愿意让顾客知道，他们身上的奢侈品其实来自于一个中国人的服饰厂，这会掉价。”
2
“Made in Italy”，究竟属于谁？
2011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曾经拍摄过一部展现在普拉托打拼的温州人群体的纪录片，名字就叫《意大利品牌中国人造》。
这个名字简单直白，却一笔勾勒出了像胡希茂这样在意大利服饰产业中浮浮沉沉的温州企业主形象，也提出了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Made in Italy”，到底属于谁？
中国人生产出来的服饰，被贴上“Made in Italy”的标签
在意大利人看来，胡希茂这种使用意大利生产的原材料、雇佣意大利人做工的服饰厂厂主，勉强可以算是够到了“Made in Italy”的标准。
而更多的华人工厂主则大量雇佣滞留在当地的非法移民，这些人“便宜”又“好用”。一个月给个一两千块钱就可以没日没夜地给你工作十多个小时。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一针一线都缺乏匠心，怎么能够被贴上“Made in Italy”的标签？
意大利男装缝纫师弗朗西斯科先生认为，这些中国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不配被称为“Made in Italy”。
虽然同样是在意大利的服饰产业中打拼，和本地人相比，来自温州的企业主们却更难获得银行贷款。
他们身上总是有着种种可疑的“特征”——粗制滥造、非法移民、偷税漏税……
每当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和压力，混迹普拉托的温州商人们就会显示出惊人的团结力量。他们深谙中国先辈们流传下来的朴素道理——“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
由中国的温商们组成的“普拉托商会”
“意大利银行不给我们融资，没关系，我们还有自己人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这是普拉托华商商会会长王增理在宴请宾客时讲过的一句话。酒桌上觥筹交错，同在普拉托做生意的温州老乡们喝得面红耳赤。
普拉托华商商会会长王增理宴请温州老乡的聚会
我们不能够小瞧这些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宴会，不少投资融资的决定，就是在这里一锤定音。这意味着更多的温州老乡有机会开启在普拉托的服饰生意，商会成员的数量亦会因此增加。
王增理坚信，只要更多的机会光顾，只要更多的大门敞开，只要更多的老乡进入这个行业，“中国人也能生产高档的意大利产品”。
王增理坚信，中国人也能生产高档的意大利产品
3
“滚回去，黄皮肤的猴子”
华商对服饰产业的大规模“占领”，华人“占用”当地的公共资源和生存空间，这对意大利本土人民的“威胁”似乎已成不可避免的事情。
矛盾和冲突，正在悄悄地酝酿和发酵。
去年六月底，意大利佛罗伦萨警方在检查当地一家华人工厂时，与数百名华人发生冲突，相关消息和画面迅速刷爆了温州人的朋友圈。
据意大利《共和报》报道，卫生局和警方在对华人工厂进行例行检查时，有警员认为接受检查的华人存在不配合的情况，争执中推倒了一位抱着孩子的中国老人，因此才引发了冲突。
其实，早在十年以前，华人与当地警方就在米兰发生过类似的冲突，起因是一名意大利警察侮辱一位华人妇女，说她是“黄皮肤的母狗”。
被辱骂成“黄皮肤的XX”，在华人服饰厂打工的温州人老万早就司空见惯。最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去医院做胃镜检查的时候，一名护士突然跳到他面前嘶吼：“滚回去，黄皮肤的猴子！”
老万说，看着华人从一开始需要靠着意大利人帮助才能活下去的偷渡客，一跃成为主宰他们主营产业的大老板，“任谁心里都会不平衡吧”。
老万说的话不无道理，根据意大利政府的官方数据，浙江人在意大利经营的66050家企业，仅2015年一年就为意大利创造了约60亿欧元的产值。如果没有它们，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将被削掉30%。
中国力量的崛起，让意大利人目瞪口呆。中国人在当地的不断涌现，却让他们感到另一重“威胁”。
普拉托职业介绍所所长认为是中国人抢走了原本属于意大利人的工作机会
在纪录片《意大利品牌中国人造》中，一位普拉托当地居民对着镜头发牢骚：“我们不懂中国话，没办法去中国的服饰企业工作，可是意大利企业在中国竞争对手的冲击下不断倒闭。” 除了每周过来象征性地投递简历，别无他法。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闭上眼睛都可以想象两个群体之间的裂痕有多深。互相尊重和理解，乃至彼此融合，似乎只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美梦。
普拉托市政府举办的一场听证会结束后，一名华人男子在留言板上写下了一个“恨”字。
之前，在Gucci发布的2018早春系列广告大片中，一个中国女人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她不是模特，也不是演员，只是一个来自浙江山村的普通中国妇女。她拍摄的这支广告，得到了惊人的3500多个赞，碾压所有本土模特。
这位独特的中国“模特”周芬霞，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经营了多年的中餐馆。意大利人说，她的亮相是本国开放、包容与多元化发展的最好印证；而国内同胞则引以为傲——“意大利奢侈品也得请我们中国人拍片嘛”！
像胡希茂、王增理、周芬霞这样的温州人，已经可以说是“意漂”的成功典型，但他们的成功仅仅是个例。
在他们背后，更多的是在罗马餐馆、米兰超市、普拉托服饰厂中打工的普通中国人。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攒下钱给孩子，一代又一代，背井离乡，漂泊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在困境和鸿沟中艰难地坚持。
意大利媒体对此不无感叹：“曾经的他们带着一颗勇敢的心，赤手空拳来到意大利闯天下。而如今在意大利扎下根的他们，已经不容小觑。”
意大利改变了他们，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如今的意大利。对更好生活的渴望，以及来自本性中的坚韧，正支撑着他们一路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