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 钱阿姨

据父亲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到我家落脚当保姆。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1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力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满地跑了。

 

1

 

1957年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一气之下她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闹翻了，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上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动过，每月总共二百三十九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十六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镚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心不在焉，准备随时溜号儿。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每回扬州来信都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小赵长得干净利索，生性腼腆。而为他准备的候选人，要不农村户口，要不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可哪有我插嘴的份儿？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2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有心参加社会活动，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复杂不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1958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变形的工人农民形象代表变形的时代，风吹日晒，他们渐渐隐身墙中。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曾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漂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答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势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由于严重亏损，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了个玩笑。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所谓半罢工，就是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年钱阿姨四十三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在滚滚洪流中，谁又能看见谁呢？每个人都被革命热情所蒙蔽。据我所知，钱阿姨那一阵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她背语录有困难——不识字，扬州话拗口。那年头，我们也处于半疯状态，侧看半疯的钱阿姨倒是挺正常。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

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她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2

 

1969年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1970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皱纹爬满脸颊额头，有照片为证。那是我拍的一张肖像照，为了办户口手续。要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苦练了好几年，不过拍摄对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单搭在铁丝上做背景，再调节三盏大瓦数灯泡做光源，用三脚架支起捷克“爱好者”牌120双反照相机，用快门线控制，咔嚓，咔嚓——

我得承认，那的确是失败之作，正如钱阿姨的评价——像鬼一样。若追究原因：一、曝光过度；二、焦距过于清晰；三、未找到最佳拍摄角度。当然还有后期制作的问题。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给楼下的一凡，我们共用一台放大机。

一凡后来抱怨说，没辙，底片曝光过度，即使用四号相纸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错误，把十几张废照片随手扔进垃圾箱，不知被哪个坏孩子翻出来，贴满各个楼门口和楼道窗户上。钱阿姨就像通缉犯。这下把钱阿姨气疯了，到处追查，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

钱阿姨在家闲着无事，心里不踏实，花了一百二十元给我买了块东风牌手表。就在这前后脚，我收到父亲的信。原来干校又传闲话——保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明证，而父亲正隔离审查，监督劳动，压力可想而知。尽管措辞婉转，钱阿姨一听就明戏，于是告老还乡。

我们最终未实现养老送终的承诺。

 

4

 

1982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我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途经扬州。事先给钱阿姨的妹妹写信，通报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访后，我来到她妹妹家。钱阿姨显得焦躁，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从她妹妹语气声调中，能感到钱阿姨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坐坐。

沿潮湿的青石板路，我们并肩走着。钱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随时会在大地上消失。所谓家，只是一小间空木屋，除了竹床，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带来本地买的铁桶饼干，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礼物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她迟疑着嗫嚅着，直到我告辞时才说出来：“我需要的是钱！”我傻了，被这赤裸裸的贫困的真理惊呆了。我请她放心，答应回家就把钱汇来（后来母亲汇了七十元）。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

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钱阿姨讲的那种扬州话。原来这是她的故乡。

北岛 | 守夜

 

月光小于睡眠

河水穿过我们的房间

家具在哪儿靠岸

　　　　

不仅是编年史

也包括非法的气候中

公认的一面

使我们接近雨林

哦哭泣的防线

 

玻璃镇纸读出

文字叙述中的伤口

多少黑山挡住了

一九九四年

　　　　

在无名小调的尽头

花握紧拳头叫喊

 

 

 

 

 

 

 

作者

 

北岛

诗人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78年和朋友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北岛是今天诗派的重要代表，他知名的诗歌如《回答》、《一切》、《宣告》、《结局或开始》等，曾经震撼了无数国人。自1987年起，在欧美及香港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曾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古根汉奖、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最高荣誉金花环奖等，获选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2009年创办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8年创建香港诗歌节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