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0岁的法国姑娘拍摄的中国

转自：镜游天下

1965年到1968年，二十来岁的法国姑娘索朗日·布朗来到法国驻中国大使馆。

 

作为工作人员，她穿行于北京、大同、南京、苏州等地，抓取了一系列那段特殊年代里的瞬间。

 

街区拐角、无名小街、一张张大字报、革命标语和日常市井,都被收进她的“宾得”相机。

 

她抱着“对一些事物充满好奇”并且“试着去明白”的心态,随性地记录下中国大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开始卷入一场“革命”。

 

20岁的索朗日·布朗不会想到这些影像日后的价值。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她对拍摄的环境知之甚少。

 

她不是新闻记者,她只是凭着兴趣去拍,去理解人和事。

 

一个业余摄影者,以散漫、随意的方式拍下数百张照片,却构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影像资料。

 

40年后,中国人能看到的文革照片,摆拍是主流,物资匮乏的年代,拥有相机者多半是国家宣传机构人员，拍摄人物和事件，都有一套完整的宣传要求。索朗日·布朗视角的照片很难见到。

 

2014年4月,作为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大型摄影展“150年法国人镜头中的中国”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

 

媒体人杨浪跑去看展览,一张张片子快速扫过去,其中大多数都由于各种机缘看到过。但看到几张中国文 革时期照片时,杨浪站住了。

 

从画面看来,摄影者索朗日·布朗有摄影天赋,但显然不是摄影大家。从构图、用光和画面内容选取来看,照片大多数拍得随意而自然。

 

单论摄影 本身和艺术价值,它们远不及同在展览之列的马克·吕布、布列松等摄影名家的作品。

 

但照片本身具备的史料价值让人惊讶,“很少见到有人这样拍文革。”杨浪评价。

 

2015年1月,索朗日·布朗的摄影集《中国记忆,1966》在中国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她当年拍摄的那些民间景象,那些动作、表情、服装、房屋、道路,少有政治表述,但却清晰地传达了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以及中国人独有的困境。

 

熟谙那个年代的杨浪还为这本摄影集作了详细释图,每张照片 都细细考证拍摄时间、地点和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

 

在他的解读下,每一幅照片释放出了更为巨大的信息量。

 

影像是历史有力的佐证。摄影评论家陈小波第一次看到布朗的照片时,觉得这些照片从摄影的角度上说,够不上他要求的水准，但越仔细研究照片里的细节,感受就越强烈。

 

在为《中国记忆,1966》所作的序里,陈小波这样写道:“图片在说话,它告诉世界,发生在不久以前的关于中国的故事，它解开历史不想说或者不能说的一些秘密场景——一个极端年代带给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困苦与荒谬。”

 

索朗日·布朗/摄  杨浪/释图

这张比较来劲，再一次说明老北京饭店的房间是拍摄天安门广场重大政治活动最有利的位置之一。

 

它说明1966年国庆游行不但按惯例邀请了各国驻外使节观礼，而且使节及其随员们可以同时在北京饭店租用房间，而且房间是特意朝向广场以便于观察拍摄的。

 

从纯摄影的角度看这张照片拍的很不错：影调、瞬间、画面语言，而且细节很简洁。

 

拍摄照片的法国姑娘当年才19岁，这是够发表级别的片子。

 

2014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150年法国人镜头中的中国》摄影展中就展出了这幅照片，也是因为这张照片才提醒我关注1967年中法关系中的这场小插曲的。

 

资料记载，1965年小索来到法国驻中国使馆履职，第二年她去了一趟大同。从影像中人们的装束看时间应该在春季5月前后。

 

当时文革狂潮尚未兴起，一个细节是，画面中的人没有一个佩戴毛像章的，因为戴毛主席像章在当年8月以后就应该是一个时尚了。

 

另外画面上的标语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这是1962年困难时期以后进入三年调整时期的标准口号，到了文革兴起，就应该是其他更带“崇拜”语境的标语了。

 

这是苏州水乡的经典场景，如今的旅游照片上随处可见。不过远方小桥后的一座楼房现在不见了。

 

除了河道边错落的屋宇，阴影处小船上可以见到做饭的炉灶，吃饭的碗盏，伴着似可闻见的咿呀橹桨之声，浓郁的水乡生活情态跃然图间。

 

镜头远端背景是颐和园西堤，这里当年尚未修葺，所以游人稀少，到了上世纪90年代西堤作了大规模休整和开发。

 

本图拍摄位置大约在游泳出发的龙王岛码头，可见当年这里的水位很浅，只及腰部。

 

建国以后颐和园在1958年作过一次整修，但湖水淤塞长期未得彻底疏浚，是近年来才得彻底清淤的。

 

同是跟着拉柴草的骡车，这拨红卫兵怕是意志更坚定些，他们要自己扛着旗子，他们的背包也比那拨人打的标准，三横两竖，不过背倒了。

 

这支“毛泽东思想星火长征队”的落款依稀是“河北昌黎中学”，大约北京到北戴河的距离，步行往返，这在那个时代不算很远的。

 

40多年了，如今这类照片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细节对人们生产生活形态的透露影像价值。

 

鸡毛簞、毛笔、土纸、安全帽、农具、竹篓、水桶、打酱油用的漏斗……它们之于生产生活方式、质量的记录。

 

随处可见的标语，主席像、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符号。

 

这个小店的四个店员，他们闲适的晒太阳上班的状态，对拍照法国姑娘好奇的目光。

 

在看惯了纪录文革那些“激烈”“磅礴”“迷狂”的气质之后，这，也是那个时代（或者是每一个时代）的常态氛围。

 

画面中的舞蹈应当是“女民兵”主题,当年一首流行歌曲是毛泽东诗词《为女民兵题照》,此为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张照片的题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为此的谱曲多为进行曲式,舞蹈如画面中的女子,肩抢,扎腰带,在行进的节奏中做若干动作和队形的变换。

 

不过从这里后排女孩戴眼镜和动作不一的瞬间看,这应该是一个业余团体的表演。

 

我对南京不很熟悉，这么明显的六角亭是南京的哪处名胜？不查了，自会有读者知道。

 

这显然是一处公园，初秋假日，游人不算“如织”也算“熙攘”，还有个把扎腰带的红卫兵在门口转悠。

 

画面信息的中心是毛泽东的全身塑像,这座塑像颇具专业水准,且它背后的影壁上居然纵向书写“语录”,显得很个性且有艺术追求。

 

当年各单 位“造像”的高潮在1967年之后,1966年时立于公共场所的大型塑像还不多,这座造像有大影壁做背景,且有不少戴袖章、背挎包的红卫兵与之合影,它又不是游行队伍中专门做的肩扛的那种雕像,有可能是1966年国庆游行队伍沿途某单位门口的塑像。

 

在长安街边等待着游行出发的人群,从街边的建筑看,有可能是东单路北一带。

 

1966年10月1日的那次长安街大游行,一共组织起来了150万人。

 

当年游行的组织方法是,长安街由东向西排好的队伍在行进到某个程度时,再把南池子、南河沿、王府井大街里的队伍放出来上长安街。

 

镜头注意的是这张大幅宣传画。当年大幅宣传画的绘制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文化景观。

 

这幅画上的人物,除了红卫兵,显然是表现日本、越南、非洲(黑人)、拉美(戴草帽)对毛泽东的热爱,这类“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且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是宣传画的重要主题之一。

 

跳“忠字舞”。

 

环境是火车上的软座车厢,估计是索朗日·布朗德到苏州或者南京的旅行之始。

 

因为“涉外”,所以车厢里挂的标语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因为是给外宾坐的专车车厢,所以座椅、座套和枕头的抽纱都是崭新的。

 

从行李架上看,陪同人员都在车厢的另一头,外宾坐在索朗日·布朗德拍照的这个位置。

 

开始,列车员用电喇叭进行宣传,然后是舞蹈,看动作,既有表示斗争的“挥拳”,也有表示歌颂的“托手”。

 

文革初期,高度的政治情绪中出现了一类歌舞型的仪式行为,后人统称为“忠字舞”,更有记载在列车中间停靠时要旅客们下车一起跳“忠字舞”的。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