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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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一个月之间，大男孩儿“维奇”陈祖莫被命运反复抛落。6月23日，他失去了母亲格兰娜的消息；7月30日深夜，父亲陈昌浩服药自尽。
而早在三十几年前，命运就已经把“维奇”的父亲陈昌浩抛来掷去，不得解脱。1936年，身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渡黄河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兵败祁连，西路军两万人覆没，他也从军政的巅峰里跌入尘泥。
他最小的儿子陈祖莫，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此一无所知。
他对父亲的认知，直到四十几年后，也仍然是碎片粘合起来的破碎瓷器，形貌模糊。
“我父亲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想寻求我真正的父亲。”陈祖莫说。许多年后，他才慢慢分辨出那些重重迷雾、爱恨纠缠背后的真实。
陈昌浩的儿子陈祖莫
我妈也成了个小太太
陈祖莫还能记起自己6岁第一次见到“吉斯车”的场景。
那是1951年的一天，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专车驶入了莫斯科一座破旧居民楼，来拜访他彼时“平凡”了12年的父亲陈昌浩。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特破，那车开进那院子，特大的反差。”陈祖莫回忆。出生在莫斯科、小名“维奇”的陈祖莫，是中、苏混血。母亲格兰娜出身苏联普通工人家庭，父亲陈昌浩那时则是苏联外文局的小职员。
在莫斯科，周围人眼里的陈昌浩只是个普通的机关小职员，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的历史，甚至对妻子他也只字不提。
“我妈妈不知道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她只不过觉得跟我父亲有感情，就结婚了。一结婚了，那我妈妈更不关心你过去干什么，只要有孩子，有丈夫，她就过得非常地幸福。”陈祖莫说。
在苏联外文局工作期间，陈昌浩著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编译出版不少马列著作，并主编完成了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他能把著书翻译作为自己唯一能做的革命工作，全心投入，废寝忘食。“我记事的时候，他正好搞大字典……人家就有自己的周末，我爸爸整天就跟那工作，呆头呆脑的在那一天到晚忙这个。”陈祖莫说。
而直到贵客登门的这一天，陈祖莫和母亲才隐隐得知，他们眼中默默无闻的父亲、丈夫，曾是红军中战功卓著、威震八方的“军神”——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彼时已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陈昌浩，终于被批准回国。
陈祖莫对父亲的兴奋印象深刻。“我爸说要回去了，中国什么都好。”格兰娜则对此将信将疑，“大概是不肯相信他”。
1951年6月，45岁的陈昌浩携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中国，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代表党中央亲自到北京站迎接。
陈昌浩与妻、子
回到北京的陈祖莫觉得自己犹如进入了“贵族世界”。轿车、警卫员、勤务员、厨师……豪华的翠明庄招待所跟他们在苏联寒酸的家近乎天壤。“我妈那时担心到中国怎么生活，结果一到这，也成了一个小太太了。”陈祖莫回忆说。
转折点
1951年回国后，陈昌浩被安排到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
回国后不久，曾一起并肩作战的老“搭档”，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设宴邀请陈昌浩一家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到家里做客。席间，陈昌浩低着头，和昔日的老部下，如今共和国的将军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多年之后陈祖莫才知道，父亲的道歉，缘自他领导的一支特殊部队，西路军。
那正是陈昌浩命运的转折点。自此之后，他被抛来掷去，徘徊外域十余年，家国皆休。
1936年10月，为了打通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陈昌浩、徐向前奉命率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作战，这支部队因此被称为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西路军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麾下“马家军”的围歼，全军覆没，仅少数突围回了延安。孤军血战四个月，西路军7000人战死，5600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很多女兵被奸杀或沦为乞丐，在红军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兵败河西走廊，分散突围之后，陈昌浩化妆成商人，历经坎坷，辗转回到了延安。西路军的失败，在当时被定性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在延安的检讨中，陈昌浩承担了战败的全部责任，承认这是“执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结果。此后的生涯，陈昌浩也不止一次的向组织和老部下忏悔，“兵败祁连之事，我陈昌浩实在难辞其咎，两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十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这些年每当我想到这些血洒荒丘的英灵，犹如万箭穿心”。
在经过近一年的审查检讨之后，陈昌浩被安排到了中宣部，任宣传科长。1939年8月，经毛泽东批准，患有严重胃病的陈昌浩，被送往莫斯科治病。自此开始了他流落苏联13年的艰难生活。
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安排下，陈昌浩在莫斯科住院治疗。出院后，他马上向组织提出了回国的要求，但没有得到答复。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生活所迫，彼时的陈昌浩只能自力更生。他甚至曾流落到中亚一个叫科坎多的小镇，在采石场做了两年苦力。
直到1943年被中共中央找到，他才被安排到苏联外文局工作。这个曾经的红四方面军统帅，就此开始了一个普通小职员的生活。
不一样的爸爸
1951年回国之后，陈昌浩曾在多种场合忏悔自己的“严重错误”。在对某军报记者描述红四方面军旧事的时候，帮着端茶倒水的陈祖莫，就无意中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父亲。
1931年一架国民党飞机因燃料耗尽，迫降在了鄂豫皖苏区，被红四方面军俘获。1931年11月，27岁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亲自登上该机，与被俘飞行员一起飞往黄安城投掷炸弹，散发传单，进行了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红军空军地突然出现，强烈地震撼了国民党守军，黄安城随即告破。一年后，这架创造了解放军多项历史的飞机，被命名为列宁号。
“我印象特别深，说一个单螺旋桨的教练机，怕飞行员跑了，我爸爸就自己就坐上飞机了，拿着德国的驳壳枪，指着脑袋顶在那，说你要跑，咱们就一块死。”陈祖莫忽然发觉自己的爸爸是个英雄，和以前那个编字典的爸爸不一样。
然而除了短暂描述里返照出的英雄光彩，陈祖莫还察觉到了另一种更深幽微妙的情绪。
他知道父亲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是提到旧事，陈祖莫听到最多的总是“你爸是犯过错误的”。他也听过别人说，“毛选”里面讲过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说我父亲就是原来跟张国焘在一块儿”。
这也让年轻的陈祖莫开始迷惘。“我也把自己当作一个干部子弟，我那时候要求进步，我内心有个感觉，好像我爸爸是个犯错误的干部，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而对父亲的情绪，最终凝固在陈祖莫心里的，却是1960年之后家庭变故的恨意。
1960年，中苏交恶。1963年春天，正在青岛养病的陈昌浩，突然给在北京上高中的儿子陈祖莫打来电话，叫他到青岛去一趟——陈昌浩告诉儿子，他要和格兰娜离婚。
“一去了以后，妈妈就哭，跟我说你爸爸让我回去，”面对旧事，陈祖莫唏嘘不已，“我妈妈她是个苏联人，对苏联有感情，多少就会表现出来，你们说得不对，苏联不是这样……”，这显然不见容于当日中国的政治环境，而陈家偏偏深处期间。
陈祖莫激烈反对，但无能为力。他既不能原谅父亲仅仅因为这种理由弃母亲于不顾，也不能理解陈昌浩的无奈与痛苦。他坚定地站在了母亲一边，试图说服父亲，但经过几次组织谈话后，陈昌浩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不久陈祖莫和父母一起走上了法庭。
青年陈祖莫由此开始怨恨父亲。他完全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不知缘由的诉讼，拆毁了自己的家庭。直到晚年，陈祖莫依然记得陈昌浩在法庭上看见自己时眼中的无奈，只是那时的他丝毫不解其意。
“最后我爸爸还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边是一种无奈，好像还有点责备，”陈祖莫叹息道，“就像在说你怎么就不懂事，你怎么就不理解，我没办法才说出你妈妈对我的感情不好。”
父母离婚后，陈祖莫和母亲搬进了组织上分的一套宿舍，从此离开了父亲陈昌浩。因为母子都没有工作，只能靠每月到父亲单位领取一些生活费维持生活。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
因为怨恨，离婚之后的父子二人两年多没有见面。再见，已是文革。而后，陈祖莫自己的人生，也开始了无尽的颠沛。
1966年文革爆发，批判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1967年春，中央编译局的批判斗争如火如荼，机关里贴满了重点批斗对象陈昌浩的大字报，一个中苏混血的青年人在大字报的海洋里默默读着激烈的批斗文章，他正是陈祖莫。
“大字报最后上纲上线，说他打的不仅是一方面军，而且是毛主席，这已经是罪大恶极了，”陈祖莫当时除了震惊和怀疑，似乎还有一点点幸灾乐祸。“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就是说啊，爸爸你烦我妈，你看看，倒霉了吧。”
而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他看见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海洋里，站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陈昌浩。
“我看见我爸了，他跟过去不一样，变得又黑，好像又全身浮肿，就觉得好像他不是他似的。”陈祖莫回忆说。
陈祖莫最终没有走过去与父亲相见。他快速地溜走，心情矛盾而混乱。“如果走过去我说什么？我说爸，我又来看你来了？或者爸，你看看，你挨斗了吧？我很乱，很矛盾的。”
50年前那个昏暗的下午，在满目的大字报中，在茫茫人群中，陈昌浩像是漩涡中飘摇的一片树叶。这一幕深深的烙刻在陈祖莫一生的记忆里，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而更大的风暴正呼啸而来。
文革初期，刚上大学的陈祖莫积极投身造反运动，但随着曾经他所拥戴的党的领袖被陆续打倒，其中包括自己的父亲，陈祖莫对革命越来越困惑。他不再热衷造反，回归家中，想和母亲在屋檐下的一小片宁静中躲避风雨。然而风雨并没有被家门阻挡，甚至更加酷烈。
1967年6月23日，相依为命的母亲格兰娜被从家中逮捕，去向不明。
直到后来，陈祖莫才得知母亲的罪名是“苏联特务”。母亲生死未卜，而噩耗却接踵而至。
母亲被捕之后，陈祖莫去父亲单位领生活费，听到的却是父亲的死讯。“人家特别横，你还想领钱，你爸都死了，谁还给你钱。”陈祖莫说，“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还有谁啊，没了，世上没人了”。
文革伊始，有“黑历史”的陈昌浩首当其冲，经历了无休止地揪斗，侮辱和毒打。他亲眼目睹了彭德怀、徐向前、贺龙、陈毅被戴高帽游街示众的情景，风闻李立三“畏罪自杀”，张霖之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陈昌浩深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1967年7月30日深夜，万念俱灰的他在红霞公寓里吞下了大把安眠药自杀，秘密火化后，骨灰被抛于荒野。
“万一我死了，我妈回来找谁？”
那时的陈祖莫几乎被噩耗打倒。他只能整夜在家里放着《天鹅湖》的开篇乐章而无法入睡，“就觉得床底下来人要杀我，特别怕，就拿一把剪刀搁到枕边，就等着底下那个人杀我的人出来”。
几个月后，家里被查封，陈祖莫也被驱赶。在大学里他被监视审查，成了“反革命”父亲和“苏修特务”母亲培养的“修正主义温床上的苗子”。
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祈愿母亲格兰娜还活着。“我得等，万一我死了，我妈回来找谁？”
1968年，陈祖莫大学毕业，被安排去山西洪洞县的部队接受劳动改造。此时在经历了文革酷烈之后，原本对政治单纯无知的陈祖莫，终于理解了父亲在离婚法庭上那个无言责怪的眼神。
“我挺恨我爸的，对我妈这样，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不恨了。”陈祖莫说，“不是爸爸对我妈不好，不是爸爸对我不好，而是我爸爸没办法。”
在洪洞待了一年多之后，陈祖莫得以回京，奈何物是人非，无家可归。最终，他被分到门头沟青白口公社继续劳动，一干五年。五年之后，他终于获得了组织分配的工作。这时“四人帮”专案组突然找到了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格兰娜还活着。
不久后的一个清晨，陈祖莫被专案组带到北京秦城监狱，在那见到了阔别六年的母亲。然而他没有料到，这又是一个噩耗的开端。
“我妈跟个木头人似的坐在我对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干什么来了？”陈祖莫回忆说。格兰娜已经无法认出儿子，她疯了。
六年未见，母亲从肉体到精神与过去判若两人，这给了陈祖莫当头一棒。陈祖莫后来多次探监，母亲始终对他很冷淡，直到他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过去，母亲精神上才有些许变化。1975年格兰娜被发配到芜湖，陈祖莫为了照顾她，带着家人也去了芜湖。
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人？
文革动荡结束后，1980年，在芜湖的陈祖莫鼓起勇气，给胡耀邦写信，请求调回北京。
陈祖莫对当年见到胡耀邦的场景记忆犹新。“胡伯伯他马上要开会了，坐在台阶上，当时跟我说，陈昌浩的儿子啊，陈昌浩好同志嘛”。就这样，十三年前的“革命罪人”，如今忽又成了“好同志”。
不久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平反，召开追悼会，五百余人前往吊唁。此时陈祖莫愈发觉得父亲是一个迷，采石场工人、小职员、小干部再到罪人，这些复杂多变的身份，似乎都不是完整的父亲。他的人生中究竟还埋藏着哪些秘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
自此，陈祖莫开始了对父亲过往的追寻。他在所有人的这些记忆里寻找父亲，在所有父亲的旧日行迹里寻找自己不曾听闻触摸的事实。随着陈祖莫的追寻，陈昌浩猝然离去的生命中，这些消散在历史烟尘里的形象，又一点点的拼合起来。
2000年之后，有关西路军的探讨公开化，外界开始客观看待这段历史。事实上，1983年初，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陈云的建议，写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革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国军委指示，或经中革军委同意的，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但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当时只限存档，故不为公众知晓，直到后来《陈云年谱》公开出版，这段对西路军问题的重要结论才得以浮出水面。
“我现在才真正地体会，他真正为了党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他牺牲了自己。”陈祖莫说，“讲句更深的，他牺牲了儿子，牺牲了家庭。为了这个事业，他最后就选择了默默无闻，有好多话没说出来就离开了人世。”
在陈昌浩离世数十年之后，晚年的陈祖莫接纳了身为“陈昌浩儿子”的命运，“我也挺替我爸爸自豪，我以前就没有这种感觉。”他从心底原谅了父亲，“如果今天我的话能传到阴间去，我父亲会对我有所责怪的话，我估计我就能放下了。”
2008年深冬，塞外朔风呼号。已经移居澳大利亚的陈祖莫带着家人第一次来到甘肃张掖高台县的西路军烈士纪念馆，替父亲祭奠西路军阵亡将士。这片土地与他父亲一生荣辱，与他自己一生的颠沛，都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一到这里，陈祖莫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见我爸了。”陈祖莫的表情兴奋而微妙。在梦里，他觉得父亲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又只是看着他并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有好多话没说完，也没机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