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十大文艺风云人物 （ZT）

语录狂歌称教父——李劫夫

喜欢革命历史歌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歌唱二小放牛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经历过文革的人几乎没有人没唱过语录歌。但却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把它们与李劫夫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对，李劫夫就是这些歌曲的作者，同时是语录歌这一红色崇拜形式的首创者。

"文革"开始后，担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李劫夫受到红卫兵的批斗、抄家。但他很快就找到了一条投身文革，改变命运的捷径。为了迎合当时对毛主席的狂热崇拜和把毛主席语录奉为圣经的红卫兵运动，身为作曲家的李劫夫为一些毛泽东语录谱曲，写出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李劫夫也一变而为红色作曲家，他的歌曲创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他一鼓作气，又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几乎每天每时都能听到李劫夫的这些歌曲，其势头几乎可与《东方红》并立。

然而，自1972年初起，却突然听不到这些歌曲了。这是什么缘故?原来是与林彪有关。

李劫夫与林彪搭上关系是通过黄永胜。他早与黄永胜相识，他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更是以姐妹相称，两家人往来非常亲密。张洛受项辉芳之托，曾为林豆豆介绍对象，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于是，叶群为此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男方扮作李的随员供林彪叶群相看。这也是劫夫惟一一次受到林彪接见。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成为劫夫的罪行之一。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其一，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重上井冈山》，便将它抄下带给了劫夫。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上了瘾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为林彪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后来听到这首歌时，都很满意。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蒙古电台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蒙古时坠毁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于是，他想提前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后被张洛在"学习班"交待出来。

1976年12月17日，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之后，李劫夫被定性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一幅油画打天下——刘春华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由于这幅画迎合了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尤其起到了否定刘少奇革命功绩的作用，它迅速红遍全国。1967年7月1日，经江青批示，这幅画被各大报刊反复登载，大量印制发行，数量累计达9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 随后又用这幅画发行纪念邮票，制作了上百种毛主席纪念像章、石膏工艺品。68年10月1日，这一巨幅油画装上彩车，与8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队伍，从此，在中国美术界具有和样板戏一样的地位。

这幅画的作者署名为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刘春华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原名刘成华，粗心的编辑将“成功”的“成”写成了“春天”的“春”，错把刘成华变成了刘春华。本人也就将错就错了。他因这幅画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文革的风云人物，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荣誉。曾官至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文革后刘春华先后任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美协理事、北京美协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获“97’中国画坛百杰”称号。

文革后对这幅画的评价几起几落。1995年10月该画创出605万元的拍卖高价。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记忆，并由此陷入一系列诉讼：成为轰动中国美术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大悲大喜钢琴家——刘诗昆、殷承宗 

他们同是我国文革前最负盛名的青年钢琴家。文革中又都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但命运和结局却并不相同。

刘诗昆   1966年"文革"开始，作为叶剑英元帅的女婿，他与妻子叶向真一起经历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辉煌。但到了1967年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刘诗昆就成了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江青等人企图通过刘诗昆打开声讨叶剑英的突破口。1967年4月2日，江青派专人到中央音乐学院传达说:"刘诗昆是藏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他是有后台的，你们要看清刘诗昆的后台，那个伸向文艺界的黑手!"随即，街上出现了"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的标语。刘诗昆也被学校的"革命人士"关进牛棚，接受群众专政，手臂被打折。为了不牵连妻子和叶帅，他和叶向真办理了离婚手续（也有人分析还有别的原因）。刘诗昆随即被隔离。1967年底被关进秦城监狱，刘诗昆在里面一关就是五年九个月。

"九一三"事件后，叶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随后，被关押的叶帅的子女全部都被释放了，江青以刘诗昆已经不是叶帅的女婿为由，继续关押着他。刘诗昆写了一封密信机警地交到前来探望的叶向真手里，叶帅立刻把这封信送到毛泽东的面前，毛主席口头指示“立刻释放”。很快，刘诗昆被释放出来，并安排到中央乐团工作。因为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被叶帅送到301医院住院疗养。在这个期间据说毛泽东讲了三句话：一是你们要关心刘诗昆；二是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三是要让他继续演出。

“十年浩劫”结束，刘诗昆再回钢琴事业。   1990年，年近半百的刘诗昆来到香港，继续发展他的钢琴事业，取得了极大成功。如今，他不但是世界知名的钢琴家，还是一位成功的钢琴教育家，钢琴产业的企业家。

殷承宗   文革十年中，钢琴伴唱<</span>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曾作为“准”样板戏红遍全国。它们的作者和演奏者名叫殷诚忠。其实人们更熟悉的是他原来的名字——殷承宗。文革开始时刚刚25岁的这位青年人，已是我国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之一，中央乐团的独奏钢琴家。

1967年，为响应文化大革命，他把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连续弹了三个下午的革命乐曲。据说此举得到江青的肯定。在江青的支持下，他编写了钢琴伴唱<</span>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1968年底,在一次“革命文艺战士”会议上,江青对殷承宗说:“殷承宗,你的名字太封建,你继承谁的祖宗啊?”殷承宗赶忙表态:“我改,今后我叫殷诚忠,诚实的诚,忠心耿耿的忠,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改名后的殷诚忠备受赏识，成为中央乐团首席钢琴演奏家，并出任中央乐团的团长。

四人帮倒台后在王洪文住处发现一份四人帮组阁名单。殷承宗的名字赫然在列，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不能由此推定这是他主动投靠江青，但仍被认为是他与四人帮关系密切的证据。文革后殷承宗受此牵连，被隔离审查至1980年结束。很多人在质疑其文革错误时也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他为了保护“钢琴生命”而作的一种妥协。

1980年，他的问题终于审查清楚，1983年移居美国，钢琴事业迎来了新的辉煌。如今他已是享誉全球、名满中外的著名钢琴家。

中国作家一支笔——浩然   

文革中，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剥夺了文学创作的权利，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曾写出《艳阳天》等作品的著名作家浩然。浩然在“文革”初担任北京市文联文革负责人，曾在老舍自杀的前一天，将被中学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浩然自述他是想对老舍实行保护，但也有人指责他应对此承担一定责任。真正使浩然成为文革风云人物的是他在197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其对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描写迎合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书中主人公高大泉成为高、大、全的化身。受到江青等人赞赏，成为了那个年代里唯一的红色作家。有一句顺口溜说“八亿人民八个戏，中国作家一支笔。”这个一枝笔就是指浩然。

浩然在文革期间一直受到江青的关爱和笼络。据传曾有意让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浩然则自辩说: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沿着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然而，很多人对他的自我表白并不认可。

文革后，很多人对于浩然在文革中的创作持否定态度，认为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贴上了鲜明的文革标签，是典型的“奉命文学”。但浩然对此却采取了一种相当顽固的态度。1998年，他发表言论称：“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自称他“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他的这番言论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奇迹”之争的轩然大波。批评者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也有人为浩然辩护说他在文革中的创作是时代的裹挟，但却几乎没有人赞成他对《金光大道》的固执评价。

大起大落百余天——金敬迈    

本来只是一名普通部队文艺工作者的金敬迈在1864年正式出版了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该书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立刻成为轰动全国的畅销书。发行量达到3000万册，金敬迈也凭此一炮而红。文革开始后，他因缘际会，从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相当于文化部部长。在这个位置上，金敬迈一共干了四个多月，123天，却风云突变，被以“整江青的黑材料”这一吓人的罪名送入监狱。这是怎么回事呢？所谓 “黑材料”，是电影家协会资料馆里面存放的三十年代的电影资料，其中有5部江青演过电影剧照，还有些电影杂志的月刊订本。电影资料馆被造反派占领了，不断有红卫兵以揪叛徒名义到里面去翻资料，分管电影口的同志怕出意外，请示处理意见。金敬迈拿不定主意，向戚本禹、谢富治等人请示，他们都互相推诿。金敬迈只好自行决定暂时收存在安全地方。江青知道后立刻勃然大怒，一口咬定是金敬迈整她的黑材料。立刻下令将金敬迈抓进监狱，这一关就是七年多，直到1974年被释放出狱，1978年才得到彻底平反。

文革后人们对他的质疑就在于对《欧阳海之歌》的评价和他身处权力峰巅的那123天。而人们最终比较能够原谅他的，就是因为他随后的2684天牢狱之灾。

横空出世《李自成》——姚雪垠

文革中，除了浩然的《金光大道》，几乎没有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但姚雪垠的《李自成》却在1975年创出奇迹：由毛主席亲自批准，得以横空出世。

1957年，著名作家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在下放劳动改造其间，开始潜心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并在1963年秋天出版第一卷，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争议。姚雪垠把《李自成》给毛泽东寄去了一本。主席认真阅读后对小说和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爆发，《李自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关键时候，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姚雪垠和《李自成》。1966年7月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突然对坐在后排的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说：“任重同志，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你们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已看过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这样，姚雪垠躲过一劫。但他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

姚雪垠1970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他听说了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出面保护他的事，于是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共武汉市委写了一封信，请求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继续让他写作《李自成》。

1972年春天，姚雪垠结束干校劳动回到武汉家中，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写作。1975年国庆前夕，姚雪垠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同时开始写作第三卷。可是当时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纷乱环境，使他不得不再次停笔。姚雪垠考虑再三，他决定在给毛主席写信，寻求主席的支持。

毛主席看到了邓小平转来的姚雪垠来信，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中央有关部门为改善姚雪垠的写作条件，于1975年底将他从武汉调到北京，开始进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学道路的冲刺阶段。这部写了16年的第二卷终于在1977年正式出版。之后， 姚雪垠继续殚精竭虑创作《李自成》。1999年7月这部5卷本、300多万字、包括300多个人物的鸿篇巨制，历经42年终于全部写完和出齐。而就在三个多月前，姚雪垠刚刚与世长辞，

牢狱之灾布疑云——刘秉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可能有人不知道刘秉义名字，但不可能没听过他唱的那首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刘秉义凭这首歌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文革”开始后，这首歌曾被批为“只见石油，不见路线”，差点遭禁。曲作者秦咏诚与刘秉义不得不对这首歌的歌词进行了一些“革命化”的修改，才使得这首歌得以幸存。在那个很多歌唱家都销声匿迹的年代，刘秉义却凭着这首歌风靡全国。据说江青也对刘秉义非常赏识。

但真正使刘秉义成为风云人物的却是在1975年遭受的一场牢狱之灾，他的罪名是涉嫌杀害了著名作家杨沫之女、老鬼之妹小胖（马豁然）。原因是刘秉义与马有婚外情并导致其怀孕，为保住自己名位而杀人灭口。案件虽然没有公开，但在京城已私下流传。

1975年春节前几天，刘秉义作为主要嫌疑人被捕。他面对审讯人员拒不承认。据马亲属声称，其原因主要是受江青干预。 据说，在关押期间，江青还特地托人给他送了一件军大衣。江青虽然一句话没有说，但象征意义重大。市公安局对此案开始百般谨慎小心，生怕证据不足，惹怒了中央首长。 这对于刘秉义自然是个极大鼓舞和支持。他辩解说，他们吵了架，小胖一时想不开，喝药自杀。

一年半后，江青虽然给抓了起来，但是此案仍无法定案。1980年，北京市公安局以时间久远，证据不足，批准出狱。他在狱中共关了5年。

刘秉义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又重新响遍大江南北，但他的文革疑案疑云也许会伴随他的终生。

成败皆由样板戏——于会泳、刘庆棠、   钱浩梁

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使很多人成为风云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于会泳、刘庆棠、钱浩梁三人。

于会泳196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任任音乐理论系副主任的于会泳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承担《海港》《智取威虎山》两个剧目的唱腔设计，后又参加了《杜鹃山》《龙江颂》等京剧的音乐创作，受到江青赏识。她在锦江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样板戏"的实际总管。他还写过一些迎合江青的文章，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他还奉承江青旨意，让"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他的这些努力都得到了丰厚的政治回报。 1969年4月，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同时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1975年1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期间，他积极组织了文化领域的篡党夺权活动。

1976年10月，于会泳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1977年8月31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1983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刘庆棠  1964年，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问世。被江青评价为“世界芭蕾舞坛上的一面战旗”。 担纲男主人公洪常青的 32岁的刘庆棠，也从此成为江青的宠儿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庆棠领头造反，当上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无奈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自1967年5月起，江青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结合”刘庆棠。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7月，经江青批准，刘庆棠由中央芭蕾舞剧团核心小组副组长升为党委书记，成了芭蕾舞剧团的主要领导。

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为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会同于会泳、钱浩梁等人，积极参与批邓，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马前卒。

1976年10月，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最后法庭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

钱浩梁 “文革”前，钱浩梁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受到江青赏识。“文革”爆发后,钱浩梁作为“黑苗子”也一度被责令靠边站。但是江青并没有忘记钱浩梁。1967年4月,江青派戚本禹带人进驻中国京剧院,授意钱浩梁起来“革命造反”。很快，钱浩梁成了中国京剧院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和实际负责人。钱浩梁的表现让江青非常高兴。在江青为殷承宗改名字的那次会上，江青又对钱浩梁说:“小钱,咱也不要钱了,钱是资产阶级的。你就叫浩亮吧!”钱浩梁非常激动:“谢谢江青同志,这个名字又响亮又好记!”江青替钱浩梁改名的消息不胫而走,钱浩梁也从此身价倍增，成为让文艺界响当当的人物。1969年4月,在江青的安排下,钱浩梁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1970年5月,钱浩梁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钱浩梁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四人帮”被粉碎后，钱浩梁作为“爪牙”投入监狱接受审查，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