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偶在国内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deannn
一：那时候
永定门内大街东坛根胡同！
除去我之外，我的兄弟姐妹都出生在那里；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成人，然后他们又相继在那里去世。那里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那里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方。可是在2003年到2004年，她彻底从北京消失了……
我出生在长白山深处、鸭绿江畔的一个小县城，两岁时，为了躲避朝鲜战争的战火，跟着父母来到北京，住进了东坛根。对于出生地的两年生活，我曾经搜遍了记忆，一点点印象都没有找到。我的记忆是从东坛根这条胡同里开始的。
北京人管城门里面的那条街叫“门脸儿”。永定门内大街就是“永定门脸儿”，这一带人把它简称为“门脸儿”。永定门北面正对着正阳门，也就是前门。前门里面是内城，建成于明朝永乐年间；前门外面是外城，建成于明朝嘉靖年间，前后差着一百多年。两座城门都在北京的南北中轴线上，一个是内城的主城门，一个是外城的主城门。老年间，如果有人问你住城里还是城外，十有八九，他不是问你住北京的城里还是城外，而是问你住以前门为标志的内城以里还是以外。因为，在嘉靖年没有修外城以前，后来的永定门一带确实是城外，是北京的郊区。重要的标志就是天坛，这座世界最大规模的“坛”就在这里。中国自周朝以来，凡大型祭祀活动，诸如祭天、祭地、祭日月等，都在都城的郊区举行，即所谓郊祭。嘉靖年修了北京的外城，把天坛圈到了城墙里面，弄得住在前门以外，永定门以里的人跟别人说起自己的“身份”很是尴尬，不知道是说城里人好呢，还是说城外人好。
老北京讲究的是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永定门在南城，穷人居多，因此，住在永定门一带的人，身份自然就比不上住在内城的人。永内大街东西各有一片居民区。西边的居民区挨着先农坛，叫西坛根；东边居民区挨着天坛，叫东坛根。因此，住在这一带的人也管先农坛叫西坛，管天坛叫东坛。如果到前门以里，要是跟别人说起东坛西坛，大概听者会不知所云。
然而，东坛根这条胡同并不古老，我查过光绪年间刊印的《京师坊巷志稿》，上面没有它的名字。这说明它的历史只能从民国算起。小时候模模糊糊听人说过，这片房子的最初房产权，是吴佩孚的一位亲戚兼副官的。
东坛根也好，西坛根也好，居住的穷人居多，胡同勾连，各有六七十个院落，住有几百户人家。然而，这一百多个院子当中，只有在也属于东坛根这一片儿的三益里这条胡同里，有一座黑漆蛮子门的像模像样四合院，可它还不是独门独院。这个院儿是三家合伙开买卖的人合住的。正房和耳房住着大股东，姓侯；东西厢房住着小股东，也姓侯，和大股东是乡亲；倒座儿南房住着另一个小股东，姓李。他们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学，一块儿边上学边玩儿着长大的。其他那些院子都是不规整的大杂院，住着各色人等。
先说永定门内大街。
我小的时候，老北京还古貎犹存，虽然年久失修，可永定门城门楼还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瓮城和箭楼的模样了），两侧的城墙也还在。城门楼三层飞檐，凌空翘起，楼顶绿琉璃瓦剪边，画栋雕梁，油漆剥落。它是那样高大，像一个庄严的老爷子注视着在它周围生活着的人们，以致我后来在想起它的时候，都要抬起头来。城门洞里两扇大门永远贴着墙，好像从来也没有关上过。夏天的时候，门洞里总是有许多人或站或坐，享受着飕飕的凉风。
站在城门向北看去，一条笔直的马路经过天桥、珠市口、大栅栏，通向前门。马路中间铺设着四根铁轨，过一会儿就有一辆电车响着当当的脚铃，轰轰隆隆地从这里驶过。永定门是电车的终点站。城外，护城河上从西北向东南斜架着一座铺着铁轨的木桥，不远就是电车厂。小孩子们过河，如果没有大人跟着，往往不走对着城门的大桥，而走这座供进出厂电车通行的窄桥，因为它没有护栏，没有整块的桥板，只有支撑铁轨的枕木，能够看到桥下面流淌的河水——哪怕只有一点点危险，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一个比我大的孩子曾在这座桥上摔倒，正好这时有电车通过，他的一条胳膊被轧断了，成了残疾人。
大街两边有住户也有店铺，以店铺居多。油盐店、香店、纸店、粮店、鲜果店、菜籽店、猪肉铺、羊肉床子、皮子铺、成衣铺、修车铺、黑白铁铺、铁工厂、小银行、小饭馆、早点铺，一应俱全。还有一家小医院，叫刘达仁诊所。永定门小学在马路东，是这一带最具规模的“单位”，我刚上小学的1956年，只有两进院子，十个教室。两年以后，大跃进年代，又征用了邻居的两个小院儿，增加了四个教室。又过一年，马路斜对面的寺庙的正殿偏殿也被征用，成了学校的一部分。这座庙有一个大门，但看不出是寺庙山门的样子，院里的前一半的南边放着许多腌咸菜的大缸，归副食店管；北边是居民住房，里面的一半有一座正殿和两座偏殿，殿前有一棵大槐树。老师和学生们管佛殿的教室叫“大庙”，究竟是什么庙，好像没有人知道。直到2004年秋天，被拆的永定门修复，我到那里去怀旧，看到本来正在拆除的“大庙”佛殿被保护下来了，殿前立着一块清咸丰十年重修观音寺的石碑。碑文上说，因为寺庙年久失修，殿堂颓败，信士王均瑞等人出资重修了观音寺。我这才知道“大庙”原来叫观音寺。观音寺初建于何时，碑文上并没有说明。我想，既然咸丰年间因年久失修而重修，这说明观音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也许能到清中期或者早期，甚至到明朝。不过，没有文献记载，不好妄断。咸丰十年是1860年。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熊熊的兵火烧了圆明园。之后不久，英国人从离永定门不远的南苑掠走了“美丽的动物”——麋鹿。
刚解放没几年的永定门一带，陈旧，规矩，缓慢。除去有轨电车之外，很少有汽车通过。偶尔有一两辆长鼻子的汽车，还不是烧汽油的，它的背后背着一个炉子，里面烧着通红的木炭。倒是经常有马车在大街上行走，每匹马的屁股后面都带着一个粪兜子。那时，大街上还能见到拉骆驼的。骆驼们昂首阔步，气势非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拉骆驼一般不会只拉一两头，而是七头骆驼前后穿在一起，这是“一把儿”。西坛根有几家大车店，我有时会一个人过马路来这里，站在大车店门口，看那些高傲的骆驼闭着眼睛倒嚼，一看就是好长时间，就跟逛了一趟动物园一样。
1957年春天，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永定门迎来了也许是它历史上最盛大的一个场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南苑机场迎接。由南苑机场进城，永定门是必经之路。欢迎的人们早已经挤满了街道两旁。我刚刚八岁，少不更事，这几天却把“伏罗希洛夫”这个绕口的名字说得滚瓜烂熟。我和小伙伴们在人堆前后跑来跑去，自己也不知道忙些什么。终于，有人喊：来啦！来啦！人们开始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队摩托车开道，黑色的敞篷汽车出现在城门楼前，后面紧跟着长长的车队。汽车开得很慢，人群开始涌动，我的个子小，怕看不清，于是跑到了一堆拆下来的电车铁轨前，爬了上去。刚站好，敞篷车就开了过来，我看到毛泽东和一个白头发的外国人站在汽车上，微笑着向道路两旁的人群招手。欢呼声更加热烈了，汽车从我面前开过去，我赶紧跳下铁轨堆，钻过人群，和其他孩子一起追着汽车跑了起来。我一边跑，一边跳，一边嘴里还“噢噢”地叫着，一直追到先农坛体育场大门那里，跑不动了，才停了下来。街坊光启兴奋地对我说：“毛主席穿的是红皮鞋！陈毅坐在汽车里，还戴着墨镜哪！”这些我都没有看到。后来，我为没有看到毛主席穿红皮鞋和陈毅戴墨镜而遗憾不已。
东坛根像一条屈成九十度的胳膊，南高北低，南边紧靠城墙，一溜儿漫坡向北，到第四根电线杆子，拐向西，通到永定门大街。拐向西的这一段胡同，人们习惯上叫它“大口儿”。这条胡同不算窄，可以顺顺当当地过一辆卡车。为了便于人们通行，东坛根有四条小胡同和大街相连，从北到南，分别叫头条、二条、三条和税局子（文革之后改叫四条）。顾名思义，税局子这条小胡同里，一定曾经有过一个税务机关，只不过年代久远，我这一辈人里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存在过。胡同南北两头儿各有一个自来水管子，除去三条当中一个住着几十户人家叫“铁门儿”的大杂院，另有自己院中的水管子之外，几乎所有人家都到这两个水管子来挑水。公共厕所也是南北各有一个。因此，吃南边水，上南边厕所的人叫“南头儿的”，吃北边水，上北边厕所的人叫“北头儿的”。孩子们也以南北划分，各成一个小集团，一般来说，玩儿不到一起去。
胡同南头儿有好几家的院儿里拴着马车，做运输的营生，因此，他们为人行事便更豪放粗犷，或者说带有一些野气。北头儿虽也有两户拴着马车，但以买卖人和手艺人为主，还有几户是读书人，因此，为人行事就文雅细腻一些。这种区别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这条胡同里住时间长了，才能体会出来。
我家住在胡同中间，可是离北边的水管子近一点儿，属于“北头儿的”，不过，我也有时和“南头儿的”孩子一起玩耍。
那时的胡同里人不多，一天到晚多数时间是静静的，只有在傍晚时分，大人下班了，孩子放学了，各院儿都升起了炊烟，胡同里的人才多起来。北头儿的人们集中在律家门口，那儿有一个两间房那么大的平台，两边砌着可供人坐的大石块儿；大家聊着天儿，喝着茶，有些吃饭早的人则端着一碗面条，一边听着别人说话，一边呼噜呼噜地吃得满头是汗。律家老爷子拄着拐棍，靠在墙上，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孩子，听他说那些谁也没见过的事：“前清的时候，城根儿底下扎着兵营，那些吃兵粮的，一个个的那叫精神！留着这么粗的辨子，跟胳膊似的，往城门那儿一戳，嘿，笔管条直……”南头儿的人们则集中在城墙马道旁的大槐树底下，那儿有一个空场，可以摆开架势说话；这些多是家里拴马车的主儿，说起话来嗓门儿高，还连说带比划。他们的孩子大都上了城墙，单等家里叫，然后飞奔下来，回家吃饭。
胡同里一年四季都有串街作买卖的，不时会传来嘹亮悠长的叫卖声。卖花儿的：“茉莉花儿哎，把儿兰花儿——”把儿兰花大约就是白兰花。买花儿的多是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少的主妇，她们买几朵花儿，回到家中，过一会儿出来，头上或衣襟上就插上了刚买的花儿，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隐约能闻到的清香。卖金鱼的：“大小——小金鱼儿来——”很少有人买金鱼，倒是有不少年轻的母亲从院儿里出来买“蛤蟆骨朵儿”，也就是蝌蚪。买蛤蟆骨朵儿并不是为了养，好让孩子知道它们是如何变成蛤蟆的，而给孩子喝。据说，蛤蟆骨朵儿能清凉败火。我喝过这东西。从家里端一碗凉水，给了钱，卖主儿用抄子给碗里抄上十几二十个蛤蟆骨朵儿，然后，我就一仰脖喝了下去。不能嚼，蛤蟆骨朵儿一破皮儿，有一股苦味儿。磨剪子磨刀的有”响器”，他们或者是抖动手里前后穿成一串的铁片，哗啷哗啷作响，或者吹号，只有两个音：嘟，嘟——，前短后长，前低后高，他们同时也吆喝：“磨剪子来——戗菜刀——”打鼓儿喝揉的，也就是收旧货的不吆喝，背着一个包袱，一只手拿着一个银元大小的皮面小鼓，擎在肩头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细竹子做的鼓键子，不停地敲打，小鼓发出“梆梆梆”的清脆响声。收破烂儿的总大声地叫嚷：“有破烂儿的我买——”胡同里还常有算卦的，一般都是盲人，他们不吆喝。有的胳肢窝底下夹着马杆，一手各执一块硬木板儿，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发出响声；有的右手拄着马杆探路，左手横着一根竹笛放在唇边，反复吹着一个曲子：“咪哆—来咪哆，咪咪来咪多—”只吹这几个音，用一只手摁笛眼儿就够了。淘气的孩子们爱给盲人起哄，把算卦的惹急了，他便翻着白眼珠原地转圏儿抡起手中的马杆，孩子们吓得跑回自家的院儿里。胡同里的生意更多的是卖菜的，卖零食的，卖冰核儿的，卖时令鲜果的，卖针头线脑儿的，还有剃头的，打竹帘子的，弹棉花的……
在静静的胡同里，叫卖声一响起，就像奏起了动听的音乐。
二：天坛是我的后花园
那时，我在永定门小学读书。
学校小，学生多，高年级上整天课，一到四年级只上半天课，另外的半天参加家庭学习小组。学习小组的主要内容就是写作业。那时的学生可不像现在的学生，哪儿有那么多作业呀，最多两个钟头就可以完成，其他时间就是玩儿了。
我玩儿的地方主要是以下几个地点：天坛，东坛（也就是天坛的外坛），天坛医院，护城河边，城墙上，后街，还有西坛（先农坛体育场）。
我总觉得，现在的天坛不好玩儿了。这并不是年龄问题。的的确确，现在的天坛没有我小的时候好玩儿。
天坛是我的邻居。
那时我们进天坛，从来也没有买过票，孩子们进天坛各有各的招儿。归结起来，其径有二：一是飞檐走壁，二是土遁隐形。天坛的南墙外与城墙之间是天坛的外坛，我们叫作东坛，一片巨大的空地，野草连绵，杂树丛生，常能见到野兔和黄鼠狼出没其间。坛墙边长着许多树，我们这帮孩子便在外边顺树攀援而上，踩着四五百年前烧制的琉璃瓦，虎步龙行，在墙内再找一棵树，顺势而下。这是飞檐走壁。不知是何人所为，坛墙内外有一些曲曲弯弯的地道，是水泥构筑的，想必不是明朝建坛时的遗迹。空中来去腻了，我们便找一个隐匿在野草中的洞口，潜入地道，时而匍匐，时而弯腰疾走，常会产生一种当“特务”的神秘快感。
祈年殿、皇穹宇、回音壁、圜丘台和斋宫，不用别人讲，时间长了，我自然也就领悟到它们那种代表“天”的神秘与庄严；因此我也不和它们多做亲近。我常去亲近的是树——不是那些四季苍绿的古柏，它们实在是太粗太大了——而是那些普普通通的榆树、桑树和杜梨树们。春天，榆树枝上长出了一串串的榆钱儿，鹅黄嫩绿，煞是好看。我们手脚并用，爬上树去，在树杈上一骑，开始撸榆钱儿吃。以现在孩子们的标准，这榆钱儿决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可是，那股带着春天气息和野味儿的清香微甜，也是现在孩子们所享受不到的。
夏天刚来，桑葚就熟了。天坛里几乎没有白桑葚，都是紫桑葚。我和我的朋友们等不到桑葚变紫成熟，只要一红，早已经一有空儿就“长”到树上了。红桑葚是酸甜的，更适合我们的口味；当变紫熟透以后，太甜，吃多了容易腻。当然，我们仍然是骑在树上吃，吃饱以后，才会再摘一些，带回家去，献给母亲，以避免因为上树剐破了衣服而挨打。杜梨熟和不熟都是一样的，不好吃，又酸又涩，但因为它有“味儿”，可以刺激那时经常寡淡的嘴，我们也会硬是吃两个，我至今难忘那种难受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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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还有鸟，各种各样的鸟：黄雀儿、“老西儿”、红靛壳儿、蓝靛壳儿、喜鹊、乌鸦、猫头鹰……我和我的朋友们，人手一个弹弓，在树林里转来转去，见枝头有鸟，便乱弹齐发。我的弓法不好，从来没有打下过一只鸟，因此，现在每逢爱鸟护鸟活动，心里并不十分忐忑。
我最喜欢的是逮蚂蚱。几个孩子一起逮，那简直就是一场比机智、比速度、比体力、比勇敢的较量。蚂蚱分好几种，有土蚂蚱，有青克楞，有挂搭扁儿，有的会飞，也的只会蹦，大小悬殊不少。蚂蚱逮到手之后，它会从嘴里吐出一种液体，有些发粘，让人不好受。在草丛中摸爬滚打一天，迎着五彩斑斓的晚霞，手里提着几串用草茎穿起的战利品，回到家里，交给母亲。油炸蚂蚱的味儿，真是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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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长大一点儿，夏天，我开始跟更大些的孩子学着粘季鸟。季鸟学名叫知了，更“文”一些叫蝉。在这之前，我见到季鸟想抓只有一个办法：上树用手捂。用手抓季鸟的成功率非常低。有时，还正在爬树呢，季鸟就飞了；还有时，好容易爬到能够着季鸟的地方了，它突然发现了你，呲啦一声飞走了不算，还撒下一泡尿来，弄得满头满脸都湿乎乎的。粘季鸟要用胶，到南庆仁堂药铺就能买到。在家里的炉子上熬好胶，装到小盒里备用；找一个长竹竿，顶端再绑上一根细细的小竹竿或者木棍儿，再拿一个铁纱做的小笼子装战利品就行了。
天坛里树多，季鸟就多，一到盛夏，几乎每棵树上都有。北京城里的季鸟分三种：刚入夏就开始叫的，名字就叫“季鸟”，天再热一些才开始拼命叫、体型比前者大的，名字叫“大麻季”，进入伏天出现的，根据它叫的声音，名字叫“伏天儿”。西山一带有一种季鸟叫起来声音小，而且断断续续，城里面没有见过。
粘季鸟的孩子一般都是三五成群，人手一竿。来到天坛深处，在一片蝉鸣声中，大家开始抬头在树上寻找。发现目标，便打开小盒，在竹竿的顶端处抹上胶，然后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举起竿来，让竹竿从树的枝杈中慢慢上升，达到还在鸣叫的季鸟背后。这时，手要快，让竹竿头儿迅速地向前轻轻一点，季鸟就被胶粘住了。然后，双手捯着收回竹竿，被擒的季鸟正在竿头儿上死命挣扎。把季鸟放到小笼子里，再在竹头儿上抹点儿胶，便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每次粘季鸟，别人收获颇丰，可我总是粘不到几个。后来才知道原因，那时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做不到眼疾手快。
那时天坛管理不善，荒草堆里到处是古砖古瓦，现在说起来，这些都是文物。我就曾经“盗窃”文物回家。在天坛南门外面，我发现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大砖，上面有砖文“嘉靖伍年窑户＊＊造”的字样。我决定把它背回家里去，刻成一个棋盘。那时我只有十岁，几十斤的大砖压在背上，像压着一座山，可我硬是咬着牙把它背到了家中。然而，回到家中，我心里那股想学下棋的念头一下没有了，棋盘便没有刻成，也因此我至今不会下棋。
那块砖被母亲派上了用场，用它垫铁炉子，真是再稳当不过了。现在我想，那块大方砖不是用来砌墙，而是用来铺地的，它或许是一块金砖。要知道，天坛的祈年殿、皇穹宇和斋宫里的寝殿也是金砖墁地呀。现在我保存着两块蓝色的琉璃筒瓦，应该就是那时顺手拿回家的。一块的背后有一行阳文款识：“十五年敬造”，另一块的款识是阴文的“亁隆辛未年制”。辛未年是亁隆十六年，亁隆十七年曾经重修天坛，提前准备好建筑材料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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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前，天坛是学生们复习功课的好去处。那时的游人很少，森森古柏像一顶顶巨伞，遮住了如火的骄阳， 学生们或“ This is a book”，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读书声如春蚕咀嚼桑叶。我和我的朋友们不是爱学习的好学生，我们到处扔土块儿，大呼小叫，给好学生们捣乱。现在我心中有一丝丝忏悔，如果那时用功的学生而没有成材，我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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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宫是一处独特的建筑，它像一座小城堡，外面被深深的壕沟围着。那个时候壕沟里有很深的水，夏天常常有各种蜻蜓在壕沟的外面飞来飞去。我们或用网，或用蒿草到处追着扑打，时有所获。那时，我们管逮蜻蜓叫“捎蚂蠊”，“捎”要读成“勺”，意思是快速地扑打捕捉。我在这种玩耍当中，得到了许多关于蜻蜓的知识。蜻蜓分好多种，黄色的叫老黄儿，红色的叫红辣椒，绿色的叫老仔儿，蓝色的叫老钢儿，灰色的叫逼灰，褐白相间的叫膏药……老仔儿、老钢儿和膏药被抓之后，会挣扎着咬人，甚至能把孩子的小手咬破皮，沁出一点儿血来。正在交配的蜻蜓，一前一后平飞的叫“架排（读第三声）”，一上一下的叫“推轱辘车”。见到“推轱辘车”的蜻蜓，孩子们边挥动着手里的蒿草或网子，边在嘴中唱着“推轱辘车，呀依呦”，好像这样就可把那两个正在“推轱辘车”的蜻蜓招来似的。
在壕沟的里面，围绕着斋宫四面都有长长的廊子，公园在廊子前面安装上窗户和门，这里成了少年之家，有阅览室，科技室，还有娱乐室。我在阅览室里看过小人儿书，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娱乐室里打康乐棋。
斋宫里虽然有皇帝祭天时斋戒期间的寝殿，有侍卫和太监住的值班房，可它们不对我们的口味，我们常去的地方是钟楼。钟楼在斋宫的东北角，绿瓦红墙，四角攒尖的顶子，楼中吊着一口巨大的铜钟。钟楼可以随便出入上下，没有人管。见周围没有人时，我们会拿起一块砖头砸向铜钟，然后十分得意地倾听悠长的钟声。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钟楼下搭起了一座舞台，南面摆放了一片灰色的长椅，这里成了露天剧场。我在那里看过无数场电影，印象最深的是法国片子《勇士的奇遇》。片中的几句话给我少年无色的记忆，增添了些许色彩，男主人公方方指着女主人公半祼的胸部说，两座小山中间有一条小河，我要到那小河中去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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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露天电影的可不只是露天剧场一个地方。那时，春夏秋三季，每逢周末，天坛里都有电影晚会，同时放好几部片子。这里的空地多，随便找两棵古树，用绳子一拉，就可以挂起银幕。晚饭后，人们踩着夕阳的余晖，花一毛钱进门，找一部自己想看的片子，或坐或站，就可以欣赏电影了。当然，我们这些孩子是不用买票的。虽然公园加强了管理，却挡不住我们空中地下的进来“看蹭儿”。同时放映的电影一多，多好看的片子也不能把孩子们拴在一个地方，我们这儿看一会儿，那儿看一会儿，结果哪部片子也没看明白。
慢慢的，不知不觉中，我知道了天坛的建筑为什么都跟“九”有关，知道了回音壁为什么可以回音，知道了七星石为什么是八块石头，知道了天坛的建筑都是蓝琉璃瓦，而为什么独独斋宫是绿琉璃瓦。
三：消失的东坛
就方位而言，相对于叫“西坛”的先农坛，天坛就是“东坛”；对永定门那一带的人来说，真正的“东坛”是特指天坛的外坛。原因不详，也许是由于天坛是公园，一般人要买门票才能进去，而外坛（东坛）是一片野地，任由人们自由出入的关系。东坛也有坛墙，也是由几百年前明朝特制的砖砌成的。虽然残破，有几处豁口，但我们这些孩子进入东坛，总是借助从坛墙里伸延出的一根水管子爬墙而过。
墙内地势较高，跳下去就可以了。一进坛墙，眼前就是另外一番景色，到处是野树荒草，一望无际。据说，早年的东坛也像天坛一样，几百年树龄的古柏遮天蔽日，一片森森然。但它遭受了三次刧难。第一次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为了便于把掠夺到手的东西运走，侵略者把原本到只到马家堡的火车线，顺着城外的护城河向东，到天坛的东南角又折向东北，修到东便门，再向西，延长到城里的前门箭楼的东边，东坛的那些大树被就地取材伐倒，做了铺设铁轨的枕木；第二次是张勋复辟，辫子兵占了这里，古树成了烧柴，待那个辫帅逃到外国使馆，复辟被粉碎，那些用古树燃起的篝火也就熄灭了；第三次是日伪时期的194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应付经济危机，搞“勤劳俸仕”，强迫中国劳工和学生在这里开荒种地，把剩余的古树几乎一扫而光，只剩下几棵老槐树和一些榆树，孤零零地留在空旷野地的边边角角。国民党时期，东坛修了一座临时飞机场，飞机起起落落，东坛根一带的民房上落满了厚厚的黄土。后来，国内战争形势日紧，国民党守军把飞机场改到了东单体育场，几年的工夫，这里就彻底地荒芜了。
东坛也有一个类似斋宫里的钟楼，只不过早已经颓败不堪，楼下到处是丢弃的琉璃瓦和断砖，楼梯也没有了，大钟从楼顶掉下，歪斜在地上。后来，也许是考虑它随时会倒塌，怕伤及人，政府组织人在几天之间把钟楼彻底拆除，那口大钟也移走了。
钟楼的对面是天坛医院的太平间。那时的天坛医院，也许是北京占地最大的医院，门诊部以及各科的病房都相距很远，掩映在一片花草树木之中，简直就是一座优雅的园林。它的西南方向是一所护士学校，医院的太平间就设在护士学校的西南角。人生来对于生死充满了兴趣，而孩子们对于死更是充满了好奇。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奓着胆儿，顺着墙边的树爬到太平间的房顶上，静静地谛听脚下有没有动静，任何一点儿响声都会使人心惊肉跳，可我们还假装若无其事地坚持着，生怕别人说自己胆小。我从来没有看到有死人被推到太平间里去，却好多次看到有死者从太平间里被抬出来，装进棺材，然后在亲人的哭声中离去。那时，我的心就被一种强烈的悲哀所包围，胸中涌起莫名其妙的忧愁，人从哪里来？死了又到哪里去？太平间好像阴阳界，连接着人们的生和死。扭头看着身边的荒草野树，我想到了自己和伙伴们……
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忧愁毕竟是短暂的，我们有东坛这块充满了欢乐的乐土！
我第一次独自一个人进入东坛，大概是在1953年或者1954年。那时，东坛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交易会，北京人好像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我被来来往往的人群吸引，跟着他们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东坛。到处都是卖东西的摊点，到处都是买卖东西的人。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可以伸缩的玩具蛇，对它充满了好奇。顺着草间的路，我一直向东走下去，来到天坛南门前的空场。
那里人山人海，我从人缝中钻进去一看，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空场上尘烟滚滚，有许多人骑着马，一会儿飞奔，一会儿搅成一团，马上的人手里执着一根长木杆，抢着击打一个在地上滚动的木球。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看到的马球比赛。我一直看完了比赛，然后才恋恋不舍地走回家去。母亲早已经因为我的丢失而急得发疯，到处喊着我的小名，充满绝望又漫无目的地找来找去了。真是奇怪，四五岁的我在荒郊野地和人群当中漫游了半天，竟然没有走丢，还一个人回到了家里！
交易会后，荒草萋萋，野树孤零，东坛一下子又恢复了寂静。
突然有一天，一阵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东坛的寂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枪声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也是神秘的，除去前两年在西边城墙根当临时法场，枪毙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时听过枪声之外，我们还没有如此真切地听到过枪声。第二天，东坛里又传来了枪声，然后有人说，那是解放军在打靶。有人就说，走啊，咱们捡子弹壳去呀！于是，一群孩子翻过坛墙，顺着枪声向东坛的深处走去。快到天坛南门（正式的名字叫昭亨门）时，我们被站岗的战士拦住，不让再往前走了。大概等了一个多钟头，枪声停止了，一队解放军战士从城墙底下的草丛中走出。没有人再阻拦，我们一窝风地冲向刚才响枪的地方。在一排土堆前面，散落着许多红黄色的子弹壳，一个个有一根根手指大小。我们拼命地捡着，往自己的衣袋儿里面装。一会儿的工夫，所有的衣装儿都满满登登的了。
从那以后，我们几乎天天都去捡子弹壳，有人还捡到过完整的子弹。终于，解放军不再来这里打靶，子弹壳也被我们捡干净了，孩子们的心里充满了惆怅。不知道是谁那么聪明，说，东边坛墙里有子弹头！于是，我们又来了精神，冲到坛墙边，用随手可得的瓦块和树枝在坛墙的黄土里一阵乱挖，还真挖出许多子弹头。那些子弹头被我们拿回家，和子弹壳堆放在一起，成了东坛根的孩子们的玩具。终于有一天，这些子弹头被一个孩子发现了新的用途，它们可以化成铅，冷却之后的铅块可以拿到废品站去卖钱！于是，孩子们用家里的铁锅开始化铅，一把把的子弹头被倒进铁锅里，一双双眼睛注视着火舌舔着锅底，注视着子弹头在锅里慢慢地熔化；然后铅水被倒进已经在地上挖好的小坑儿，待它冷却之后，孩子们把铅块送到了废品收购站。我想，那时我们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卖了有十几斤铅吧。几乎就是眨眼的工夫，换回的钱就变成了各种洋画儿和零食。
那是我们的一段好日子！
东坛里最好玩儿的莫过于逮蛐蛐儿。东坛很大，而且一片荒凉。它的东西北三面是坛墙，南面是城墙，到处是荒草野树，断壁残垣，烂砖破瓦。一到秋天，各种草虫就开始鸣叫起来。我们也进入了逮蛐蛐儿的季节。一般草虫的鸣叫声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孩子们喜欢的是蛐蛐儿的咬架。蛐蛐儿有好多种，区别好像主要是在它们的头上。有的头和全身一样漆黑发亮，有的头发黄，有的头发红；好的蛐蛐儿的头应该是浑圆的，两根须子挺拔灵活，两只后腿粗壮有力；有一种蛐蛐儿的头是扁方形的，不会用牙咬架，只用头撞来撞去，我们管它叫“棺材板子”；还有一种蛐蛐儿，空长着一对浅白色的大牙，看样子很凶，却根本没有一点儿战斗力，我们管它叫“痨眯”。这两种蛐蛐儿没有人要。母蛐蛐儿也没人要，不会咬架，却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三尾儿大扎枪！蛐蛐儿的好坏还要看个头儿，所谓“七厘为王，八厘为宝”。但是太大的就不是蛐蛐儿了，那是“油葫芦”。逮油葫芦主要是为了听它的叫声。夜深人静，油葫芦叫起来非常好听：嘚儿呦呦呦……
东坛胡同老照片（作者提供）
黎明时分，天还没亮，孩子们就悄悄起床，拿上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工具：铁钎子、小铲儿、手电筒、装满水的玻璃瓶子，还有铁丝编的蛐蛐儿罩子，瞒着大人向东坛出发了。逮蛐蛐儿是禁止喧哗的，大家都屏住呼吸，高抬腿，轻落脚，趟着露水在草丛中潜行。听到蛐蛐儿叫了，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更加小心翼翼地向叫声靠近。蛐蛐儿当然也发现了我们，立刻停止了鸣叫；于是，我们便站住，保持身体不动，生怕弄出一点儿微弱的响声。蛐蛐儿以为没有危险了，又开始鸣叫起来，我们便循声再次靠近。当终于确定它的位置之后，找到洞口，一场紧张的大战就开始了。这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顾忌，掀开砖头瓦块，用小铲和钎子在洞口挖了起来。手电筒打开，一道光柱射出，几双眼睛都死死地盯着地面，蛐蛐儿一露面，罩子就飞快地罩过去。蛐蛐儿蹦开了，几双小手和罩子就一起跟了过去。当蛐蛐儿被逮住之后，抓住它的人就会拿出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飞快地卷成一个纸筒儿，把蛐蛐儿放进去，夹到耳朵上。有时，虽然洞口被挖开，但蛐蛐儿却躲在洞里不出来，我们就会往洞里面灌水，逼着蛐蛐儿出洞。如果带的水不够，几个孩子就会扯开裤腰，一齐往洞里撒尿，热尿飞溅，如同瀑布一般，直到呛得蛐蛐儿出来为止。
东坛胡同老照片（作者提供）
东坛里遍地长着“拉拉秧”和“激灵狗子”——其实应该叫“蒺藜钩子”，一个早晨的“狩猎”行动，裤子剐破了，衣裳撕开了口子，腿上、手上、胳膊上到处是伤，可孩子们却兴高采烈。大家都有所收获，回到家里，把蛐蛐儿放到早已经准备好的澄浆罐里，放上点儿嫩豆瓣儿，然后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这一天的学肯定上不好，心里老是惦记着家里的蛐蛐儿呢。好容易盼到放学，回到家中，大家都把“宝贝”拿出来，开始蹲在胡同里斗开蛐蛐儿了。
那时，孩子们斗蛐蛐儿不带赌博，只是看着好玩儿。把两只蛐蛐儿放到一个罐里，好斗的马上就开始掐起架来，不好斗的要用“探子”探蛐蛐儿的“尾儿”。正规些的探子是用一根细棍儿绑上马尾儿做的，孩子们用的探子，则多是把一种草从中间小心地劈开，剔除硬的草茎，留下又细又软的须毛做的。两只蛐蛐儿在罐里跳闪腾挪，举着两双大牙厮咬拼杀，不分胜负决不罢休，孩子们看得心惊肉跳。终于分出胜负了，一只蛐蛐儿一掉身败下阵来，或在罐里乱跑，或干脆跳出罐外，胜者刚站在原地不动，抬起头，振动双翅，高奏凯歌。败阵蛐蛐儿的主人如果不服输，这时就会给自己的蛐蛐儿“打瓜”——把蛐蛐儿放到左手心上，用右手外缘一下一下地切打左手腕部的内关穴位处，把蛐蛐儿不停地在手心里颠上颠下，以此来激发起败将的斗志，然后再次开始战斗。
蛐蛐儿咬架真是舍生忘死，一场恶战下来，咬得缺须短尾儿者不在少数，甚至有的能被咬下“大夯”（后腿）来。伤者未必就是输者，胜者则必振翅高唱，那叫声清脆悦耳，充满了骄傲。
如今，在北京城里很难听到蛐蛐儿叫了。
东坛胡同老照片（作者提供）
突然又有一天，东坛的几个路口都设了岗，由解放军战士把守着。没几天，好多坦克开了进来，东坛从早到晚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马达轰鸣。人们传说，为了搞好国庆阅兵式，坦克在这里训练队形。慢慢的，岗哨放松了，孩子们可以到东坛里去了。就这么些日子，坦克已经在东坛里轧出了一条环形跑道，几十辆坦克编着队形在土道上飞奔，扬起了遮天蔽日的烟尘。在天坛南门的对面还修起了一座检阅台，我们登到台上，看着在眼前来来往往的坦克，心里充满了向往。后来听说，有一天，彭德怀元帅还在这座检阅台上检阅过坦克训练。
1958年夏秋之际，东坛里面到处搭起绿色的帐篷，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其中的一部分志愿军战士就住在这里。那一天，我顺着水管子爬到坛墙上，刚一露头，就被一只大手给抓住了。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一个背卡宾枪的战士站在我面前。我吓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位战士却一把把我抱了起来，用他的硬胡子茬儿蹭我的脸。5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我们相互说了些什么话，可我记着他姓温，是山东人。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每天都爬进东坛去找他，他总是拿一些桃啊葡萄啊给我吃。现在，这位温叔叔应该有80岁出头了。
拆掉的东坛胡同（作者提供）
再以后，志愿军走了，坦克也不在这里训练了，东坛先是成了果品公司仓库，后来又被当成苗圃，种上了树苗，再以后，把刚长成的小树刨掉，那里盖起了一片楼房。
东坛就此消失了……
四：城墙往事
自城门往东,一直到现在的玉蜓桥那里，那一段城墙是我一生当中美好的记忆。再往东，为了便于火车通行，城墙扒了一个豁口，下面是龙潭湖的苇塘，孩子们过不去了。城墙在一个孩子的眼里非常高大，用雄伟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我没见过箭楼和瓮城，它们早已经拆除，在城门的旁边的城墙上扒开一个豁口，便地车辆通行，高耸的门楼孤傲地挺立在北京中轴线的南端。豁口旁有一条马道，人可以毫不费力地登上城墙。可是，我很少使用马道，总是抠着砖缝往上爬。尽管砖缝不宽，但经过不知多少代孩子们的攀爬，不但可以容下手脚，甚至还有可以让你喘口气的地方。爬城墙时千万不能低头朝下看，一看，那么高，眼一晕，心里一含糊，就会不由自主地掉下去。针灸大夫胡六的小儿子，就曾经在爬城墙的时候从半腰掉了下去，昏迷了好长时间。那以后他的脑子有点儿慢，大概和那一摔很有些关系。前车之鉴和父母的叮嘱，并没有引起孩子们的注意，我们还是不断地爬城墙。
城墙上是另外一个世界。由于年久失修，城墙上坑坑洼洼，铺设的地砖被掀得七零八落。在一片荒草野花丛中，到处长着不高的小树，最多的是酸枣树。我们就在这些荒草野花当中寻觅，奔跑，逮蝈蝈蛐蛐，抓蜻蜓蝴蝶。酸枣熟了的时候，城墙上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我们兴奋得顾不上酸枣刺儿扎手，一人把着一棵树，把那些红的和半红的酸枣摘下来，一边往嘴里送，一边往兜里装。那一段时间，我的手总是流着血，衣裳裤子总是被剐得这一个口子，那一个口子，回到家里老是被母亲骂一顿，可酸枣的魔力实在是太大了，我还是没事就到城墙上去摘酸枣！不用多长时间，城墙上的酸枣被我们摘光了，那些长在城墙半腰砖缝里的酸枣树，又成了胆儿大的孩子们的热恋对象。我们从堞口爬出，顺着城墙，抠着砖缝，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终于来到挂满小红灯的酸枣树旁，脚踩着支点，一只手拽着树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掠夺。
城墙上还有另外一些可吃的东西。有一种宽叶子的草，不知道学名叫什么，我们管它叫“酸巴溜丢”，它的叶子多汁，吃到嘴里有一股带着清香的酸味儿。我还吃过刀螂（螳螂）蛋。刀螂生活在高一些的野草或者小灌木上，它的卵就排在草梗和树枝上。有一天，比我大一些的小伙伴光启说，刀螂蛋能治尿炕，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那时候，我都八九岁了，可还经常尿炕，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天的早上感到抬不起头来。于是，我趁没人注意，偷偷地从树枝上抠下几个刀螂蛋，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肚去。那股味儿可真让人难受，骚了巴唧，还有点儿酸，我差点儿吐了。尽管如此，为了自己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我还是坚持每天吃几个刀螂蛋，一直吃了十来天。然而，尿炕的毛病并没有治好，我还是时常处于难堪之中。可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那并不是刀螂蛋没有作用，而是我吃的量还不够！
在城墙上捅马蜂窝让我终生难忘。本来，天坛和东坛里都有马蜂窝，我也都捅过，但在城墙捅马蜂窝却另是一番景象。马蜂就是野黄蜂，比蜜蜂大一倍，细腰丰腹，喜在小树上筑巢。平时，人蜂两不相犯，但我们这些孩子一见到马蜂窝，就非要把它捅下来不可！马蜂窝小的像拳头，大的似人脸，倒悬在树上。发现马蜂窝了，我们就脱下外衣把脑袋和脖子包起来，只露一双眼睛，然后找一根木棍儿或者树枝，来到树下，向马蜂窝一顿乱捅乱打。蜂窝掉到地上，成群的马蜂也开始了对侵略者的攻击。我们在城墙上抱头鼠窜，马蜂们在后面穷追不舍。据说，马蜂的眼睛是直的，不会拐弯抹角，我们便曲线奔跑，然后突然趴到地上，马蜂就嗡的一下从头上飞过去了。但每次捅马蜂窝总有人被蜇，或者脑门儿，或者手背，或者脖子，我就不知道被蜇过多少次。伤处又疼又痒，迅速红肿，没有十天八天的好不了。据说，被蜇之后，敷以热尿，能够减轻痛楚。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淘气包儿都用自己的尿“洗”过手和脸！
有一次，我们发现在城墙的半腰有一个大似脸盆的马蜂窝，用树枝够不着，便几个人一起搬起一块大城砖，站在堞口向蜂窝砸去。蜂窝被砸掉了，几个人也都同时成了伤号。
天坛的外坛墙由北向南，到城墙为止。顺着坛根儿有一条土路，到城根儿底下拐向西，通到大街。这是一条马车走的路，进出城的马车便在这条道上来来往往。我们玩儿累了，常常趴在城墙里沿的矮墙上，看着马车犯坏。那时的马车还有不少是木制车轱辘，所谓九辋十八辐——马车走在路面上，轱辘吱吱吜吜、咕咕噜噜地响着由北面来了，就在它刚要向西拐弯时，我们突然大声喊道：“谁是我儿子？”赶车的把式应声而吆喝牲口：“我！我！我——”我们乐得哈哈大笑，车把式暴跳如雷：“小兔崽子，我用鞭子抽死你们！”虽然知道他不会真的抛下马车，爬上城墙来追我们，可我们还是四散逃走，笑声把城墙震得浑身乱颤。
城墙上空旷，地势高，风大，是放风筝的好地方。可孩子们很少有钱能买正经的风筝，不要说孙悟空、蜈蚣，就是哪个孩子有一只最简单的沙燕儿，也会让别的孩子羡慕得要死。我们的风筝都自己动手制作的，人小，手艺不行，做不了复杂的，就都做“屁帘儿”，反正能放飞起来就行。“屁帘儿”的做法简单至极，四棍细竹皮绑成一个四方框，再用两根交叉作为支撑，上面的那根竹皮窝成一定弧度，用小线拴紧固定；然后在方框上糊上白纸，下面再粘上三根用纸做成的长纸条，“屁帘儿”就做成了。拿着自己的作品上了城墙，顺着风势一点儿一点儿地放线，慢慢地把“屁帘儿”放上了高空。“屁帘儿”在天上移来移去，三根长纸条做成的尾巴顺风飘扬，显得婀娜多姿。
在城墙上，我们也有安静的时候。每到傍晚，依在城墙堞口，向西眺望，落日如同一颗硕大的红色玛瑙，正在坠向水墨似的群山；成千上万只雨燕围着飞檐斗拱的城门楼，上下翻飞，在斑斓的天幕上画着层出不穷的美妙图案；城墙外的护城河水清清浅浅，鸭凫水面，鱼翔浅底；城里，灰色的房脊连着灰色的房脊，一直延伸到我可以想象的远方；这时，脚下的胡同中，大小不一的门洞里人进人出；四合院大杂院，窗明户净，树绿花红；吃完晚饭，天黑下来，我们又来到城墙上，听着护城河边传来的一片嘹亮的蛙鼓，抬头望着幽蓝的夜空，星斗满天，银河泻远，不由得让人思索起，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广阔的宇宙和渺小的人生浑然成为一体，让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变得“哲学”起来。
1957年，永定门城门楼被拆了。那些天，我站在远处看着拆除现场，常常想起几年前的两件事。一次是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跟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玩儿，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城门旁的豁口，看到那里围着一群人。凑到近前一看，见到在木制的岗亭里有一个人在那里上吊了。这可能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死人。另一次是有一天，有人发现从来也没人登上过的城楼上有一个人，他站在栏杆后面，向下面的看热闹的人挥着手，蹦着高，大声地喊叫。人们叫他下来，他连理也不理。后来，来了几个警察，上了城门楼，把他抓了下来。原来，他是个失了心的疯子
无独有偶，2004年秋天，永定门修复后没几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10月11日，有一个人爬上了城门下的城墙，在距地面七八米，离上沿儿两米多的地方，上不去，下不来地呆了二十多分钟。人们想办法营救他，有人打120急救电话，两位妇女还拿来了床垫。最后，施工队搬来了长梯，此人才得以获救。据说，这个人可能有精神上的毛病！
1969年开始，城墙也被拆了，拆下的城砖被砌到了正在同时挖的防空洞里。1970年，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城墙，它残破不堪，只剩下一堆堆烂砖和黄土。那天，母亲听街坊说我回来了，匆匆从防空洞的工事里面出来，一见我就说：“我正在防空里用城砖发劵呢。”五十岁的母亲，用四十斤的城砖发劵砌防空洞，这是一种怎样折磨人的劳动呀！十几天后，我离开北京，返回北大荒，就在火车开动的同时，母亲在家突发脑血栓，自那以后就半身不遂了。
城墙拆了以后，在原来城墙的地方修了一条柏油路，旁边种上了一些花草树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每天傍晚常在那条路上散步，总是碰到一位背着双手，挺胸抬头走路的老人。他花白的头发，老是有些桀骜不驯，不是这里翘起，就是那里翘起。我瞧他有些面熟，后来终于想起，他是释放的战犯国民党将军黄维。碰到的次数多了，渐渐开始点头，后来就说起话来，无非是关于天气好坏之类。有一次，忘记是什么机缘，我跟着他到他家去。那是新盖的预制板楼房，就在原来的东坛。进门一看，是个两居室，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我跟他聊了一会儿，现在还记得他说：“国民党所以兵败如山倒，一是太腐败，二是派系林立，三是让日本人消耗了太多的兵力。”说起蒋介台，他一口一个蒋先生，显得非常尊敬。
现在想起城墙和城门楼，我常常联想起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改造利用北京城墙的设计规划。他设想把城墙彻底加以修缮维护，种上花草，安置上长椅，使它成为北京人休闲游玩的场所。另一件是听说的，不知准确与否——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身边的人说：什么时候，站在这里向远处看去，眼前要是一片烟囱就好了。岁月推移，现实无情。梁思成拧不过长官意志，他的梦想没有实现，毛泽东的工业化理想也由于不符合时代要求而被淘汰了
五：护城河虽然依旧流淌护城河虽然依旧流淌，但它早已不是当年的护城河了。
护城河也叫城濠，在古代是防御工事。到了现代，在飞机大炮火箭导弹面前，它在军事上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北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凡是有水流动或者聚集的地方，一概都是人力所为。因此，环绕着北京的护城河的作用，越是到现在越是显示出它的美学价值。它就好像是老北京城的一圏美丽的项链。只不过由于北京城区的无限制扩大和城墙的消失，护城河的位置有些尴尬和突兀。
老北京的护城河不像现在似的，又有护栏，又有水泥的石头砌成、种上草的河床，它虽然是人工开挖的，却呈现着一派自然的形态。它的河槽很深，陡陡的河床上长满了各种野草和柳毛子树丛，在草丛之间，隔不远就有一条人踩出的小路，斜么戗地通向河边；河岸上挺立着高大的树木，各种树都有，杨树、柳树，槐树，更多的是榆树，树的间距毫无规律可言，一定是自然生长的。河水一年四季流动，只是在严冬，靠近岸边的水才会冻上一层薄薄的冰。由于只有生活污水排入，除非下大雨，上游来水，河水平时都很浅，很清，没有一丝波浪，虽然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难闻味道，但那却不是工业污染，因为水里游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有一种长着淡褐色小身子和长长四肢的小动物，应该是昆虫类，我们管它叫“卖油郎”，它似乎永远浮在水面表层，时而静止不动，时而划动长长的四肢快速地游动，在河面上刮起浅浅的波纹。
水中总能见到鱼儿，这些鱼不大，自由自在地在河水里摆动着尾巴，偶尔也会跳出水面，打一个水花儿。夏天，孩子们会拿着玻璃罐头瓶和自制的网兜，顺着河床草丛中的小路来到河边，找一个水流声大一些的水域，捞几条小鱼带回家，放到鱼缸中养起来。护城河的上游通着京密引水渠，每当暴雨之后，密云水库泄洪放水；这时，护城河水陡涨，有人就会拿着柳条筐下河，站在齐胸没腰的水里捕捞顺水而下的大鱼。
从永定门城楼向东河向东一二百米，河岸上靠城墙有几户人家，房子是借城墙建的，几百年前厚厚的城墙就是这些房子的后墙。他们每一户都养着不少鸡鸭，那些鸭子就和从远道飞来的野鸭为伴，白天，一起在河里游动觅食，晚上，野鸭飞走了，家鸭们扭动着笨拙的身体返回窝里。在紧靠城门的豁口旁有一处独立的院子，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人们管这户人叫“海南岛”，以形容他们四面无邻，孤悬“海外”，真是再恰当不过。
河岸上，隔不远就有一个多半人高的圆形水泥雕堡，幽黑的枪眼茫然地注视着四周，它们告诉世人，战争年代离现在并不遥远。
河边到处是蛤蟆，癞蛤蟆多，青蛙少。天黑以后，北京城一片恬静，唯有护城河边蛙鼓齐鸣。我们管癞蛤蟆叫“疥拉蛤子”，常常抓到一只，把它仰放在地上，用小树枝敲打它的肚子。一会儿，癞蛤蟆的肚子就胀得老大，像一面白色的小鼓。因此，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疥鼓儿。有一年，我的叔伯弟弟得了肝炎，有人出了一个药方，用癞蛤蟆炖鸡蛋，熟好以后，吃鸡蛋即可。于是，父母让我的叔伯弟弟从东北来北京，我的两个弟弟就每天到护城河边去抓癞蛤蟆。吃了一段时间，他的肝炎果然好了。
城里的孩子和城外的孩子好像天生就是仇敌，只要隔着护城河相见，就会立即开仗。先是有一方用语言挑衅，然后开始对骂，接着就开始用随手可以捡到的石子儿、砖头、土块儿，相互投掷起来。这种战斗很激烈，但好像从来也没有伤过人，也没有一方越过河进行身体接触。打累了，双方休战，各回各的家。
河对岸是菜地，春夏秋三季一片黢青碧绿。我们在城墙上或者河边玩儿腻了，就会趁着水浅的时候，趟过河，爬上岸，瞧准了没人，猫着腰溜进菜地，拔几个还没有成熟的萝卜，或者摘几个青西红柿，再趟水回来，爬到城墙上大嚼一顿。有时被看菜地的人发现了，追得我们在河里弄得浑身透湿。抠着砖缝爬上了城墙以后，我们一边晒衣裳，一边嚼着战利品，一边听着菜地主人的叫骂，一边笑得前仰后合。那时，我们最爱偷吃的是“鬼子姜”。
越过菜地，有一大片青灰色的房子，这是铁路宿舍。院里有一棵高大无比的白果树，粗粗的树径，几个人也搂不过来。人们说，这是一棵神树，如果有人用刀斧伤它，树的伤口就会流出红色的血来。我们对这个说法笃信不疑，相信这棵白果树神圣不可侵犯。每当来到树下，仰视它接天近日的巨大树冠，看着树身上挂着的人们奉献的红布条，我的心里对这棵大白果树，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如今，大树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没有了，每当路过这一带，我都会朝那个方向看上一眼，希望再能看到它的巨大身影，同时心里问：当有人用斧锯伐倒它的时候，那伤口流出红色的血来了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护城河边曾是临时的炮仗市。每年一进腊月，河边就有零星的卖炮仗的摊点了；过了小年儿，河北岸的炮仗市像一字长蛇阵，从门脸儿一直摆到东边左安门的火车桥。各式各样的鞕炮摆在地上，有一挂一挂的小鞕和铁击鞕，有一盘一盘的麻雷子和二踢脚，也有一把一把的起花，还有钻天猴、耗子屎、摔炮……炮仗市人潮涌动，人们挑选着自己喜欢的炮仗。不时有摊主为证明自己的货好，而点燃一头炮仗，让买主听听效果，爆炸声此起彼伏。小孩子们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在一个个摊位间转来转去，虽然没有钱，很少买，却在脸上洋溢着要过年了的喜悦。我曾经跟祖父逛过一次炮仗市，他给我买了两挂红色的小鞕。我不满意，非要买大的。他只好又给我买了一挂黄褐色的铁击鞕。我还不干，要威力更大的二踢脚和麻雷子。祖父坚持原则，说我太小，不能放那么大的炮仗。我心里有气，就偷偷拆下一只铁击鞕，趁他不注意时在他的烟头上点着了，塞进他皮袄的兜里，把那件皮袄崩了一个洞！
可能是第二年，炮仗市搬到了河对岸。年三十那天，突然鞕炮声大作，像开了战一样。有人喊：“炮仗市着火啦！”我连忙跑出胡同，跑过河，来到桥头，向东一看，嚇！河岸边一片火光烟雾，各种鞕炮在地上乱滚，在空中横飞，爆炸声震耳欲聋，人们吓得到处乱窜。为了怕火势继续蔓延，造成更大危害，不少人把还没有着的各种鞕炮顺着河床往河里扔。着火时，我们这些孩子不敢靠前，只是远远地看着。待火熄灭以后，爆炸声停止了，我们呼叫着跑到炮仗市里，开始到处捡没有爆炸的鞭炮。那个春节，永定门一带的孩子放了不少不花钱得来的炮仗！
正对着永定门，护城河上架着一座不宽的桥。1957年，在拆除城门楼的同时，老桥被拆，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宽大许多的桥。这样，原来桥头拥堵的交通变得顺畅了。桥刚修好，我上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发给每个学生十条肥皂，限令半天卖完，第二天把所得的钱交给老师。我和十几个同学站在永定门桥上，每人面前摆着十条肥皂，不会吆喝，也不敢吆喝，等着人来买。从中午一直站到天黑，一块肥皂也没卖出去。大家四散，我也抱着十条肥皂回家了。不用说，最后母亲买下了那十条肥皂，第二天，我把钱交给了老师。后来，同学间说起此事，原来大家把肥皂都卖给家里了！
护城河边还是死人“接三”时烧纸的好地方。
胡同里总是要死人的。不定哪一天，哪个院门旁用竹竿儿斜挑出一个纸穗扎成的幡，门口儿扔着一个剪破口，把荞麦皮烧着了的枕头，孩子们就知道这院儿有人死了。不须召唤，我们很快就集中到这个院门口儿，踮着脚朝院儿里看。门板上贴着两张白纸，一张上写着“当大事”，另一张上写着“恕告不周”。死了人要念经，还要请文场吹鼓手奏乐吹打三天。普通老百姓家的丧事要量力而行，于是，念经吹奏都在晚上进行。解放后出家人不多了，就请一些曾经是和尚，现在已经还俗，正在蹬三轮、拉排子车、卖菜的来顶替。吹鼓手也是业余的，白天都有自己的另一份工作。我喜欢看他们吹奏，晚上一吃完饭就站在旁边看。一架云锣，笙管笛箫，唢呐，几个吹鼓手旁若无人，一曲接一曲，只管吹下去。至于吹奏些什么，事主家是不管的，我就听他们吹奏过《社会主义好》、《志愿军军歌》。
“接三”最热闹，都是在晚上天黑透了以后举行。一声号令，事主家花钱扎的纸人纸马纸房子纸车雪柳全都抬到胡同里，这时，孩子们就纷纷上前帮忙，人手一件“烧活”。乐声一起，哭声一片，队伍开拔了。吹鼓手开路，身穿孝服的孝子贤孙们互相搀扶，孩子们举起“烧活”，再加上看热闹的，真是浩浩荡荡。队伍出胡同，在大街上转一圈，最后来到护城河边的空地上。在一片奏乐和哭嚎的喧闹中，有人点着了烧纸，孩子们兴奋异常，上前把自己手中的“烧活”扔到火堆里。烈火冲天，熊熊燃烧，照亮了孩子们的脸，照亮了静静流淌的护城河水。
前些年，每逢清明或父亲母亲的忌日，我也在护城河边烧些纸。选择在河边烧纸是因为离水近，安全。
过桥往南是一块空空荡荡的三角地，再往南就是进京火车必经的铁路桥。火车对于我们来说是神秘的，在孩子们的印象当中，它通向很远很远的外面世界。我常常和小伙伴来铁路桥下看火车，我特别爱看客车，总是一边用手指点着飞快驶过的车厢，一边在嘴里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大约是四五岁时，我来到桥下看火车，突然火车汽笛一声尖叫，我被吓得张着大嘴，不会说话，不会哭，连眼珠都不会动了。同伴儿把我领回家，母亲急得不知所措。同院的傅婶说：“不要紧，这孩子被吓丢了魂儿，叫叫就好了，走，咱们哪儿丢的还上哪儿找去！”母亲和大义凛然的傅婶领着我又来到铁路桥下，傅婶用手沾着带来的凉水，拍着我的脑门儿，不断地叫道：“元子，别害怕，回来吧，回来吧……”片刻之后，我觉得脑袋里一阵清亮，哇的一下哭出声——嘿，我的魂儿回来了！
后来，我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每当探亲回京，火车过了丰台车站之后，我就会一动不动地趴在车窗前，等待着那令我激动的一刻；当火车通过这座桥时，我会尽力向北张望，想看到家所在的那条胡同。而火车速度太快，我根本看不到东坛根，可我总会在心里面大声喊：到家啦！我到家啦！探亲假期满，我坐上火车又离开北京。火车从北京站出发后，我就一直守着车窗，然后在通过这座桥时，向家，向北京，向亲人作一次默默的告别，心里五味杂陈，一片茫然。
如今，我有时还会来到护城河边，河水变得很干净，但却不见有鱼或者其他生物，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护城河了。
作者介绍
刘进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文摘报原社长，编审。1949年出生于吉林省鸭绿江边的一个小县城。两岁到北京，十六岁上山下乡到北大荒，务农十年后返城，做三十年编辑工作。北京和北大荒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家园，接触的生活基本上是底层的，因此可算作低端人员。写过中篇小说《没有风浪的护城河》、《沉重的城墙》、《白毛》、《五色融合的大地》、《愚鲁之辈》、《荒凉友情》和多部短篇小说，散文集《碎片流影》以及报告文学等近二百万字。主要影视剧作品有：话剧《全是北京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我的西南联大》（云南省话剧团演出，合作）、《牌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电视剧《四合院》（20集，合作）、《香格里拉》（30集,合作）等。希望在近两年写完长篇小说《一片苍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