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到阳明山----阎锡山的最后一名侍卫访谈录 (ZT)

两岸千秋

中华民国政府搬家到台湾的时候，阎锡山任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也就是说“国府”是由阎锡山搬运到台湾的。那时，中国的江河里流淌的是鲜血和泪水，台湾海峡也是战云密布，战声呼啸。

阎锡山一生经历同盟会反清、辛亥革命、洪宪帝制、民国创立、中原大战、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国父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元年成立时曾赞誉阎锡山说：“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美国《时代》周刊曾登阎锡山为封面人物，盛赞其为“和平军阀”。

我到台湾，正值“中华民国”2016年“总统大选”。中国的历史太过沉重，改朝换代几乎都以千万人头落地为代价。晚清政府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签署《清室优待条例》，溥仪宣布退位，中国历史进入新的一页，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不以杀人流血为代价的政权更迭。但军阀内战、生灵涂炭，北伐护法、硝烟弥漫，国共分合、血肉横飞，八年抗战之后三年内战接踵而至，国共鏖战厮杀更为惨烈悲壮。

台湾大选的今天其实是从辛亥革命推翻晚清政府就开始了的，但一路都是假选举真独裁。是蒋经国先生用专制结束了专制，用独裁结束了独裁。虽然其临死前被民进党羞辱不堪，但最终没有使用武力镇压，“忍下一口气，成就一圣人”，当然也成就了台湾的今天。

选票代替枪炮，民意代替军队，和平代替残杀，流泪代替流血，规则代替刺刀，秩序代替混乱，安宁代替恐惧，包容代替仇恨，启蒙代替洗脑，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同样也是政权更迭，1949年，那时多么的惨烈，数千万人伤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仅迁徙台湾的人口就数百万人，妻离子散，生死诀别……

阳明山上张日明

阳明山原名草山，位于台北近郊。清治时期，官府为防止百姓隐匿在密林中盗采硫磺，故每年放火烧山，只能长出草来，故称草山。蒋介石落败台湾，第一次上草山视察，秋风萧瑟，似有“落草为寇”之像，随行的中华民国陆军中将潘华国将军建议将草山更名为阳明山，蒋介石采纳之。

十多年前，香港历史学会会长李龙镳先生伉俪和潘汉唐（潘华国将军之子）教授曾到阳明山造访张日明，那时的张日明老骥伏枥，步履矫健。今日的张日明已经86岁，体力已大不如前，走路摇摆成“醉步”，一根齐眉竹杖支撑着他艰难地上下台阶，努力挺直腰杆，保持着军容军姿。

第二天早晨，我独自到“种能洞”履约采访。大雨滂沱，柴门虚掩。张日明拄杖自外而来，穿过雨幕。

张日明，山西朔州人，兄弟姐妹7人，行六，为活命被张家抱养。张日明15岁参军，立志抗日杀敌，为民族的尊严和生存而战，为被日寇残杀的亲人和同胞而战。然而，张日明一参军，日本人就投降了，接着内战爆发了。他死也想不到，中国人还得杀中国人。张日明说，那时候的军队，就是杀人机器，一旦参军，就没有自己，没有选择。

世界上的军人都是要被洗脑的：“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和牺牲！”这是军事组织的需要，也是国防的需要，无可厚非。但国民也被洗脑，要求服从和牺牲，那么一定是独裁和专制的需要，是利益集团的需要。不仅人民缺乏幸福缺乏尊严，就连国家也没有国际地位没有国家尊严，朝鲜就是活典型。胡适先生曾说，未来的国家靠一伙奴才是建立不起来的。

张日明是阎锡山的最后一名侍卫，阎锡山生前随侍左右，鞍前马后，阎锡山逝世后又结庐守墓，不离不弃，一如既往，侍死如生，56年如一日。

 

山西出了个阎锡山

阎锡山，山西五台县（今定襄县）河边村人，字百川。张日明说阎锡山到台湾后字改为伯川，他听见蒋介石呼之为“先生”、蒋经国呼之为“老伯”，老乡们呼之为“会长”、侍卫和随从们呼之为“院长”，大太太徐竹青呼之为“双喜”。

阎锡山18岁入山西武备学堂，21岁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22岁加入中国同盟会，26岁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不久应清朝行省乡试，中举人，任山西陆军第二标教官，后任标统。武昌起义发生后，阎锡山迅即响应起义，任山西都督，统治山西38年，也曾管理内蒙和河北一时，创立兵农合一制，支持农业，鼓励商业，，开挖矿业，兴建工厂，兴办学堂，普及教育，推动农村新生活，被国民政府誉为“模范省长”。众所周知的是阎锡山修建窄轨铁路，为的是保护山西资源不被外省的火车拉走。张日明对此事还有不同的解释：“一是窄轨比宽轨的价格便宜一半，阎院长为了省钱。二是窄轨的钢比宽轨的硬，适于制造枪械，阎院长以修建窄轨铁路为名，实质是为了制造枪炮。”抗战的时候“晋造枪”可与汉阳造媲美。

太原被日军侵占前，枪械库里还有大量的枪炮，阎锡山既怕日本人抢走，又舍不得销毁，就干脆一股脑儿送给了八路军，仅枪支就达10万多条。我不知道，太原被围攻时，有多少颗子弹是从这些枪管里射击出来的，这些子弹又击中了哪棵草木和哪个生命。另外，阎锡山还把共产党员薄一波从张学良的北平监狱里解救回山西，协助抗战。阎锡山创办的进山中学也成了山西共产党的摇篮和山西的“黄埔军校”。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守山西南部的“克难坡”，坚持不过黄河。张日明说：“严院长给他的侍卫井治国口袋里装了一张纸条，授权井治国，一旦其可能被日本人俘虏，就将其击毙”。张日明认为阎锡山的心脏病是在抗战时诱发的。他说：“阎院长告诉我，抗战时老急行军，很少睡个完整的觉，在克难坡时一个晚上倒腾好几个地方才能睡觉。”

八年抗战结束后，蒋介石遣散国军，而阎锡山反而是扩军。阎锡山知道八路军的厉害，也知道八路军的三大主力都在山西，已经由三万多人发展为正规部队50多万人，民兵组织200多万人，国共内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势必爆发。太原城周和山上修建的各种坚固碉堡，就是阎锡山为防止解放军攻城而修建的。那时，阎锡山收编了许多日本军人训练他的军队，解放军同样也收编了不少日本军人训练解放军。

两军对垒，旗鼓并不相当。虽然国军装备和人数以及军事素养优于土八路一大截，但国民党军队贪污腐败，贪生怕死，外战外行，内战更不内行。排山倒海的解放军被新中国的梦想刺激的豪情万丈，前赴后继，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不触即溃，死也是白死。

1949年1月傅作义投降后，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只留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被原四方面军张国焘的老部下徐向前率领的解放军围困得水泄不通，城内粮草尽绝。。阎锡山风声鹤唳，四面楚歌，为了誓死保卫太原，配置了500份剧毒西药，置于一桌，任由其部属取留，便于城破之时选择生死。

张日明说：这件事是真的，配置毒药的医生曾留学德国。我们一块当侍卫的井治国，比我大十岁，克难坡就跟着阎院长。阎院长的二太太去世前想在炕上坐着，井治国用背顶着，背靠背，阎太太就死在井治国的背上。井治国曾亲口告诉我他见过那个抢毒药的场面，阎院长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毒药被一抢而空，抢都抢不上。

我想，在场的不抢就是傻，抢完后真的服毒自杀，就是真傻。

 

解放太原和太原五百完人

1949年3月29日，李宗仁总统电令阎锡山到南京开会，阎锡山原以为住几天就可以回山西，只穿着一身棉长袍，没有想到南京太热，派遣姓胡的秘书回山西取单衣，胡秘书的飞机降落在武宿机场，却起飞不了，太原已经被解放军的火力网络覆盖，插翅难飞，泼水难进。

阎锡山住在原来日本人在南京的使馆里，回不去山西急的团团转。他电话里央求陈纳德，只要你把我从太原的上空丢下去就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陈纳德说：我明知那是白白送死，我怎么会送你去死呢？

1949年4月22日，太原城被阎锡山的老乡徐向前所部解放军攻破，太原守军拒不投降，节节抵抗两天有余。中华民国南京总统府被占领的第二天，即4月24日，解放军进逼山西省政府大楼，任山西国大代表的阎锡山堂妹阎慧卿和山西省代理主席在省政府钟楼地下室服毒自杀，副官柏光元遵照遗命将二人尸体化为灰烬，其它地方的山西政府和军警等公职人员纷纷自杀，大部分是服毒的，还有枪杀的，也不能排除有上吊自杀的。今日的境界，自然不能理解古人的境界，城破之时，再出几个饿死不食周黍的介子推，也不是没有可能。

张日明说他曾多次陪同阎锡山到台北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扫墓，见阎锡山鞠躬时腰弯下去很久才直立，有摸手帕抹眼泪的动作。每次回来，阎锡山总是长吁短叹，情绪低落。有一次，阎锡山散步时自言自语：“为什么他们全死了，而我却没有死！”

我问张日明，阎锡山和阎五妹到底有没有男女关系。张日明说：“这个问题我私下问过井治国，井治国说纯粹是胡说八道”，张日明接着说：“五妹就是阎慧卿嘛，是阎院长叔叔的女儿，长得实在是太丑了。见过阎慧卿照片的人就不会胡说八道了。再说啦，阎院长是什么人？是大好人大忙人啊！哪有心思，哪有功夫？”

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的故事曾编入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给台湾人民洗脑。一开始蒋介石等政要每年也都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忽悠台湾人民反攻大陆送死。现在沧海桑田，这里已是荒草连天。

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位于台北圆山饭店正门前，进出该饭店的两条单行线路把这座“招魂冢”包围其间。如果说这两条路像“眼眶”，则这座牌坊、石阶、石碑、供堂、祭坛以及土冢依南而北渐次展开所占位的小山包就像“眼珠”。站在制高点“冢”包上，北望是壮美而富丽堂皇的世界著名的圆山饭店，南望是车辆滚滚川流不息的高架桥和高速公路，脚下已被挖空作为“防空体验室”，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供堂里供奉的是“中华始祖皇帝之灵位”，两侧有国民党旗帜和中华民国国旗，还有一些民族正气和正义之类的楹联和牌匾，显得很不搭调。阎锡山撰写的“五百万人歌”雕刻在紧挨牌坊的石碑上：“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祭坛的正中央竖着一座石碑，上有篆体雕刻：“山西省政府委员代理主席梁敦厚等五百完人招魂冢”。招魂碑嵌在墙壁里，背后是招魂冢，两侧墙壁成八字形展开，墙壁里嵌着长长的石条，石条上雕刻的是官职、人名和籍贯。右侧第一名是梁敦厚，第四名是阎慧卿，官职为山西国大代表。我想当然，两边都是二百五，仔细数了两遍，右侧249名，左侧267名，合计516名，太原籍仅三人，外省的河北居多，河南此之，山东安徽也有。关于太原完人的准确数曾有较大争议，张日明说阎锡山为此很伤心，百嘴难辩。张日明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指责名单上有重复的，光我们村叫一样名字的就好几个呢！”其实，死的一定不全在墙上，墙上的一定没有全死。事件一定是真的，规模一定是惨烈的，数据一定是永远也说不清的。而且人无完人，自杀更说明不是完人。本质上看，这类英雄人物的把戏，都是政权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今天来看，他们都是白白送死了！

阎锡山“大搬家”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国民政府以及遗老遗少如风卷残云，快速向中国南方退缩。解放区欢天喜地，艳阳高照。国统区人仰马翻，愁云密布。

6月13日，阎锡山在广州临危受命，就任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他的使命和责任。

阎锡山先将政府由广州一路搬到到重庆和成都，试图力挽狂澜，捏转危局，但共产党众望所归，解放军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兵败如山倒，被迫于当年12月8日搬迁到台湾。

阎锡山当了9个月的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主要任务竟然是“搬家”，这个家前所未有的大，是国家，是政府，是人民。台湾今天的社会基础，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是阎锡山从大陆搬过来的。

阎锡山在广州就任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之初，觉得身边没有子弟兵，不安全，于是电令徐永昌给其挑选山西籍的侍卫三十名，张日明是其中之一。那年，张日明十八岁，刚从大同突围成功，败退到包头。三十名侍卫由包头上飞机，先飞宁夏，宁夏再起飞时只能载十五名侍卫，张日明又是其中之一。最终跟随阎锡山的侍卫就是这十五人。

张日明说：广州特别混乱，阎锡山有时被人围困，但见阎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侍卫们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挡刀挡子弹。

张日明说，阎锡山在重庆运行国民政府的某一天，命令他和其它侍卫护送三部“十轮大卡车”的大米到成都。他们昼夜兼程，吃睡都在大米袋上，撒尿都是站在车上往下尿。一周后，三部大车平安到达成都机场，大米卸下来放一边，底下全是一整箱一整箱的。原来，张日明他们秘密押运的是中央银行的黄金。黄金上了飞机直飞台湾，张日明他们却滞留机场。那时，国府还有70架飞机停留在香港，两个多小时后飞机从香港来，接他们直飞台湾。

这一天是1949年12月9日，张日明记得特别清楚，他说：“阎院长比我早一天到台湾！”

李龙镳先生说：国民政府从大陆搜集了300万两黄金，一路撤退一路卖，弥补军费和政府开支，带到台湾的大约150万两，每块黄金400盎司。曾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局的林孝达先生说：这批黄金藏在台北文园军营的一个地下仓库里，他曾进去看过。

阎锡山上阳明山

1950年3月，假装卸任的蒋介石复任总统，阎锡山被劝退行政院长，专任空衔总统府资政。

阎锡山于1950年3月15日移交行政院长事务完毕，第二天就移居台北丽水街8号，秘书随从侍卫十多人拥挤在一起，晚上衣柜里都睡着人，白天还有访客络绎不绝，苦不堪言。

盛夏来临，台北闷热潮湿。这种环境更使五台山上长大的阎锡山不能适应，决意择山而居，避离热闹。

1950年8月12日，阎锡山搬上阳明山，开始了新生活。他带领秘书、随从和侍卫，身先士卒、风餐露宿，就地取材，插竹为墙，泥巴干草档风，上盖石棉瓦，无水无电，另外还开办“种能农场”，养鸡、养羊、养猪、垦荒造地。台湾有台风，台风一刮，茅草房东倒西歪，石棉瓦不翼而飞。于是阎锡山又带领子弟兵开山取石，定制红砖，购买水泥，仿照家乡冬暖夏凉的窑洞，结合日本和西方建筑的优点，建成“种能洞”。“种能洞”布局成一“中”字，一进五开，左侧两间为卧室和客房，中厅为副官室，右侧两间为书房和餐厅。

阎锡山在阳明山的故居坐落在三个平台上。从上至下依次是车库、红楼和种能洞，有66个台阶相连，每组台阶不是三或五、就是十，避免了九。种能洞在最下方，需拾级而下才能抵达。中部是一栋二层红楼，共四间小房屋，被称为“斗室”恰如其分。此斗室固若金汤，布局奇巧：墙厚90公分，楼板厚30公分，窗户加装了厚重的钢板，楼上住侍卫，楼下里间是“防空洞”，外间是副官住。张日明说，阎锡山看过防空洞，但从来没有住过防空洞。有一年防空警报响起，侍卫们要“绑架”阎锡山进防空洞，阎锡山却笑着说：“钟鼓楼上的鸟，习惯了。”侍卫们面面相觑，阎锡山又指着空空如洗的蓝天说：“他们在飘纸条子呢！”指两岸敌对时相互利用气球空飘传单和小用品。

“种能洞”是阎锡山的创造和发明，是他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种能”可以理解为名词，是种子的能量。“种能”也可以理解为动词，播种和传播这种能量。

张日明说，阎锡山曾把他们十几个人组成学习队，每晚8点至10点学习讨论。其中阎锡山讲解“种能”时以谷子为例，一颗谷种，微不足道，但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种下去就能长出一穗来，一穗种下去就能长出一片来，一片种下去，就能长满大地，养育生灵。

种能洞里的访客

蒋介石到访种能洞看望阎锡山两次，第一次是在1950年11月底，还带着太太宋美龄。

张日明说，那时阎锡山还“蜗居”于现在车库位置的茅草房里，道路泥泞不堪，宋美龄穿着高跟鞋，旗袍，侍卫们在路上铺垫红砖让宋美龄跳着走。茅草房里没有可坐的沙发或椅子凳子，宋美龄就坐在白灰袋上。一个山西五台腔，一个浙江奉化腔，相互说的话谁也听不懂谁的，只好由宋美龄做国语翻译。张日明说，宋美龄的国语说的非常好，还能完全听懂阎院长的五台话，真是日能得很”。

张日明说此次会谈半小时结束。逢年过节，蒋介石夫妇也请阎锡山下山吃顿饭。阎锡山看不上蒋介石，觉得他做事不行。李龙镳先生据此推断，可能此次蒋阎会谈与韩战有关。当年6月25日金日成入侵南韩，诱发抗美援朝战争。阎锡山建议“国军”飞机伪装成美国军机轰炸中国，直接把美国拉到中国大陆打解放军，便于“国军”反攻大陆。但蒋介石前怕狼后怕虎，没有敢采纳。陈公博在《在重庆渡江船上遇张群》一文中记载，张群对陈公博说“蒋先生精神上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

张日明记得蒋经国来时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凯迪拉克，笑着问：“蒙伯在家吗？”张日明向阎锡山报告“国防部副部长看院长来了！”阎锡山不慌不忙，边穿长袍马褂，边问：“国防部好几个副部长呢，到底是哪一个？”阎锡山见客或赴宴，一袭长袍马褂，戴礼帽，十年没有更换。他平时只穿小衣服（旧式短款内衣），行礼如仪，握手相会，摆手再见，不拥抱，不作揖。

陈纳德和其夫人陈香梅来访是带着五瓶“三星”啤酒，还带来一个孤零零的汽车头，用于发电。虽然陈纳德作为美国人身材不算高大，但进入阎锡山的“种能洞”还得夸张地把腰弯下去。陈纳德笑着说：“你为什么把门修的这么矮？”阎锡山笑着回答：“我是给自己修的！”

种能洞门高1米78左右，阎锡山的身高应当在一米75上下 。

到种能洞探望、拜会、求见的人形形色色，上至总统，下至平头百姓，阎锡山全都以礼相待，和颜悦色，但有一个例外：三位五台老兵多次到山上求见，均被阎锡山拒之门外。这三位五台老兵是由志愿军俘虏转变为反共义士落户台湾的。张日明说，许多“弟兄”被解放军俘虏后编入解放军，后又转入志愿军入朝参战，再被俘，最后又作为“反共义士”落户台湾。张日明认为，如果自己不是阎院长带来台湾，自己也难免到朝鲜一死。他之所以对阎锡山不离不弃，侍死如生，几十年如一日，一是感恩，而是深深地被阎锡山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李龙镳先生曾亲自见证过这批“义士” 入台，当时他也是举着小旗子在人群里夹到欢迎中的一员。据说，中朝美韩交换战俘时有1.6万余名志愿军战俘不愿意返回“祖国大陆”，选择远走他乡，落户台湾。

阎锡山的日常习惯

张日明说阎锡山是个老好人，没有什么脾气。但是对家人有时会生气。他说：“有一次三讨吃的来要钱，阎锡山生气了，怒斥道：你看我每天吃的是什么？”侍卫们把阎锡山的三儿子称呼为“三讨吃的”，即“乞丐”。

阎锡山以素食为主，一般早饭是稀饭馒头，午饭是馒头稀饭，晚饭偶然吃“擦擦”（土豆和面粉的一种农家小吃）。小菜一般是豆腐，青菜，偶然吃点鸡蛋，也和牛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生活很刻板，思想很活跃。吃饺子时蘸醋，平时菜里稍微滴点醋就行。传说李宗仁在广西请客，阎锡山不见醋就不动筷子纯属传说。有一年广东人送来粽子，阎锡山拿筷子去夹，突然听说粽子里有蛇肉，立即吓得连连倒退。他爱吃家乡的红枣大黄米粽子。

阎锡山作息时间很规律，晚上十点睡觉，早晨六点起床。卫生间有两个铁皮盆子，一个洗衣服，一个洗澡。所谓洗澡就是用毛巾擦擦脊背，有时也站在盆里从头往下浇水。他除了散步睡觉会客，基本都在思考。一般写作都是口述，由秘书代劳，偶然也动笔。有人上山求赐墨宝，阎锡山一般也是只负责编内容，由秘书原馥庭代笔写字并署阎锡山的名字。这个习惯在山西就已经养成，原来代笔是秘书戴忠堂（音），后来原馥庭模仿戴忠堂的字，以便保持字迹相似。张日明拿出几幅字，边指给我看边说：“阎院长不会署名，不会落款。他写字一笔一划，就像他的做人。这些署名盖章的条幅，反而不是阎院长写的。”果然，代笔和亲笔大相径庭。

张日明没有见过阎锡山有金条，但见他晒过美金。阎锡山的卫生间里有一只保险柜，里面存放着5万美金。风和日丽时，阎锡山美金拿把出来晒，以防霉烂。阎锡山说，这五万美金是南韩总统李承晚送给他本人的。八年抗战时，中国自己的人民吃不饱肚子，但养育了四个外国总统或领袖，李承晚是其中之一，现在看，其他三个（越南、菲律宾、朝鲜）都是白眼狼。阎锡山和李承晚有何私交不得而知，李承晚何时送给阎锡山五万美金也无从查考。阎锡山留点保命钱应在情理之中，假托李承晚相送而避免尴尬也不能排除。张日明说这五万美金子女们用了一些，山上开支了一些，阎锡山逝世后修建墓园用了一些。

阎锡山每天散步两次，张日明陪同居多。一天登高抵达一处，离种能洞不远。阎锡山环顾四周，沉思良久，随手一指：“你们以后给我这里造个小房房！”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1960年5月23日早上9点许，侍卫们发现阎锡山在“种能洞”卧室里的床上翻来覆去，痛苦异常，豆大的汗珠不断涌出。阎锡山咬紧牙关，不喊疼，不呻吟，侍卫问他怎么啦，他说“不要紧！"

侍卫们一边给医院打电话，一边把阎锡山扶持到椅子上，然后抬着椅子拾级而上，停留在车库处等待急救。两个多小时后，医生姗姗来迟，没有携带任何抢救设备。阎锡山被抬上汽车后，立即下山。前座是司机和医生，后座是阎锡山紧靠着张日明。行车不久，阎锡山有气无力地操着浓重的五台腔对张日明说：“你给偶问一哈医生，偶能到了台北市里吗？”医生扭头回答：“可以的可以的！”两分钟之后，汽车下陡坡拐弯，阎锡山咽下最后一口气。医生这才给打强心针，但回天无力。汽车继续驰往医院，隔两分钟左右，阎锡山又动了一下，医生又立即给打强心针。张日明认为医生延误两个多小时毫无道理，不带抢救设备不合常理，连续两次给阎锡山注射强心针违反医学理论，一句话，阎锡山是有人害死的，至少是有人想让他死。

阎锡山享年77岁，随手一指的那个房房，就是后来他的墓穴。二太太许兰森（后改姓徐）在太原时就去世，没有来台湾。大太太徐竹青晚阎锡山去世十年，与阎锡山同穴永眠。现在墓穴还能看到二次开挖的痕迹。阎锡山的墓园台阶上用石材砌筑出一个大大的“中”字，墓顶一圈也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用白色马赛克砌筑出四个“中”字，四个“中”把“世界大同”四个字平均分割。

“中”是阎锡山治事的最高原则。所以，阎锡山能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做出恰到好处的不同反应，其主政山西38年之久（也曾管辖过内蒙一大部分），到入主中央，直至迁移台湾，避居阳明山，始终能够处变不惊，庄敬自强，适应不同的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和平民生活。

阎锡山最后十年，主要精力倾注在著述《世界大同》和《三百年中国》，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儒家实践者。

阎锡山去世后，总统蒋介石和行政院长陈诚给其颁发褒奖令，特别对其“搬家”工作有专门词语赞美，现雕刻在幕园的后挡墙上：“总统府资政、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才猷卓越，器识宏达……受命于危难之际，驰骋蜀粤，载徙台员，遗大投艰，勋勤备著……”

我五次到台湾商务旅行，打出租车数不甚数，年轻人都没有听说过阎锡山，老年人也回想半天才说好像有这么个山西人。这不算什么，再过几年，估计叱咤风云的蒋介石也会被台湾人民忘记。

世界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问题。在时间面前，一切都将被淹没，但存在于历史，存在于民族记忆和文化记忆。虽然历史像个小姑娘，任人打扮。但好在历史这个小姑娘不是一个人在打扮。我到台北国史馆查阅阎锡山的档案资料，发现这里保存着他的档案资料105958件。

我没有出国，为什么要用护照？

张日明等侍卫15人上阳明山，不久一人因为思念家乡和未婚妻绝望而开枪自杀，还有一位同样的心病直至神经失常也饮弹自尽。其它十二位山西籍侍卫也相继去世，在世的只有张日明一位了。

阎锡山在世时，张日明坚持不谈恋爱不结婚。阎锡山去世后，张日明坚持结庐守墓不谈恋爱不结婚。山西籍侍卫的忠义之心，打动了台湾姑娘的心，与张日明结婚成家，生育了四个女儿。张日明早年曾在靠近墓园的地方开办五金店，一边养家糊口，一边照顾阎锡山的故居和墓园，不久全家支持张日明全天候为阎锡山义务守墓。

张日明作为山西人，没有去过太原，离开大陆也已经67年了，所有在水一方的亲人都生死两茫茫。

我问：“阎锡山想回山西吗？”

张日明拄杖西望，泪眼迷蒙：“怎么能不想呢？他在山西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

阎锡山不能魂归故里，那是已经去世的人和去世的时代。张日明虽然风烛残年，但却是活着的人和活着的时代。

张日明说他回大陆有三怕，一怕看见红旗，二怕公家花钱，三怕见了亲人不认识。其实，台湾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昨天的国民党。大陆的共产党也与时俱进，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正在为每一个国民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以及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生存，苦心孤诣，排除万难，艰苦奋斗着。

张日明听说回大陆还要要办护照和台胞证，百思不得其解，他说“我是中国人，跟着阎院长来台湾，我又没有出国，为什么要用护照？大陆拿着身份证就能天南地北自由走，为什么我拿着台湾的身份证就不能到大陆走？”

台北新年伊始，依然雨雾蒙蒙。大陆之大，雨雪霏霏，气象更加万千。

                2016年元月25日草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