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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不知道傅雷。
爱好文学的人，大都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这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至今都是世界文学顶峰上的顶峰。还有傅雷翻译的伏尔泰、巴尔扎克。
喜欢美术的人，大都读过傅雷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部完稿于一九三四年有关美术的著作，在大学里，被列为美术本科、硕士、博士生的必读书籍。
研究音乐的人，大都读过傅雷写的《独一无二的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关于对这两位大师的论述，难有人企及。还有傅雷关于肖邦、关于古典音乐的一系列论著。
如果文学、美术、音乐都没能让我们了解傅雷，那我们不论是为人子、为人女，还是为人父、为人母，都有必要细读《傅雷家书》，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如果我们根本就不打算读，那也不妨花上一包烟钱，一支口红钱，给我们的家人、后人买一本。不是每一个人的书都值得细读，傅雷的值得。不是每一个人的书都值得家传，傅雷的值得。
说这么多，大家记住了傅雷，但这不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
是的，此刻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要记住的也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与刚才前面说的一切都有关系，这个人已经被我们忘记很久很久了，被我们很多很多人忘记了。
这个人就是朱梅馥。
说出她的名字，不少人都会觉得陌生。她就是傅雷的妻子，傅聪、傅敏的母亲。
著名大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说：“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傅敏评价妈妈就来得更直截，“她是无名英雄，没有妈妈，就没有傅雷。”
台历又翻过了新的一页。2015年大年初二，是阳历二月二十日，看见崭新的一天，我猛然想起了一个人，今天是这个人的102岁诞辰。这个人就是朱梅馥，一个平凡的女人，一个安静的女人。一个我们怎么也不能忘记的女人。
朱梅馥于1913年2月20日，出生上海南汇县城，在上海教会学校读完初中和高中，仟仟长指能够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弹奏得行云流水。19岁时在上海与从法国归来的表哥傅雷结为伉俪，直至1966年9月3日，在他们的住所，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双双含冤自缢身亡。
这篇怀念的文章，本应是写给傅雷的。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20出头的我，对知识处于如饥似渴的年龄。傅雷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不论是他翻译的作品，还是他关于音乐、美术、文学方面写的散文、评论，我都收藏并细读，尤其是众人皆知的那本《傅雷家书》，在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次阅读，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傅雷对人类所有艺术的感知和独到的见解，使我对他的才华无比的敬仰。尤其是因不堪红卫兵三天四夜的批斗、殴打、凌辱，他和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宁为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自缢的壮举，如一块磐石，多年来一直堵压在我心头。对傅雷的崇敬，直到今天，只要是逛书店，一看见傅雷的作品或有关写傅雷的书籍，我都会轻轻地抚摸、翻阅，即使不买，心里也感觉到释然和亲切。
但是本该写给傅雷的这篇文章，我却写给了朱梅馥。
记得第一次到上海，我就去寻找朱梅馥和丈夫的故居。当我站在上海江苏路他们的旧居门前时，平时不太引起注意的朱梅馥，却从我的印象里渐渐清晰起来，总觉得眼前这栋旧式的小楼里，当年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的主角就是朱梅馥。作为才女和贤妻良母的朱梅馥，不论是哪本书，哪篇文章，在傅家三男子的故事里，她总是若影若现，如画幅上的底色，如音乐里的伴奏，永远都是傅雷故事的配角。也许我们都错了，我们习惯于赞美傲立于山巅的青松，却忘记了润育和撑起松树的厚实的山体；我们习惯于捡拾海滩上的贝壳珍珠，却忘记了沙滩和大海；我们习惯于赞美春天的花朵，却忘记了润生百花竞开的阳光雨露。朱梅馥就是傅雷三父子脚下的山体，背后的海滩，春天的阳光雨露。
知道了上海这栋小楼里曾发生的故事后，每次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心里都隐隐作痛。想象中，我无数次地去还原当时的现场，当时的情景。当黑暗笼罩整个上海，作为妻子的朱梅馥是怎样陪在丈夫身旁？怎样铺平纸张，看着丈夫留下遗书？怎样将53.5元作为他们死后的火葬费装入一个小信封？作为传统文人的傅雷，通晓古今，多年来陶醉在艺术里，陶醉在人类一切的善里和美里，长时间地畅饮着艺术和善的醇酒，在眼前的动荡和邪恶的劫波中，傅雷清醒地知道，刚正不阿的性格注定，他脚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如嵇康、文天祥般慷慨赴义、凛然成仁。但傅雷要完成人生最后这艰难的一跃，需要的是前行的勇气和力量，而这种勇气和力量，只有信仰和爱才能给予。黑夜中，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和来自骨子里的爱跟随在丈夫的身后，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在那几页遗书的文字里，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半点的不满和抱怨，有的只是平静地交代死后事：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供给、亲戚寄在家的东西被抄走应付的赔偿。甚至，还没忘记在楼板上放上棉絮和床单，以免自缢后，他们的身体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了楼下的其它人。后来，有人写文章说，朱梅馥夫妇，干净了一生，最后的死，干净得更让全世界震惊。什么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高贵，什么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优雅，那就是傅雷的离去，那就是朱梅馥一生的安静和最后的跟随。从这个角度来看，傅雷的选择，傅雷的弃我们而去，是走向完美，走向理想，走向人生的盛宴，是完成他崇尚的文格与人格的完美统一。这样的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显光泽，会让后人更加赞赏和敬仰。在朱梅馥的陪伴下，丈夫踏着“广陵散”的节奏，在 “安魂曲”的旋律里，完成了他不得不选择的一跃，跃进理想的天国，精神的天国。就在傅雷走后两个小时，朱梅馥也自缢身亡。
上海最黑暗的那个夜晚，傅雷走了，英雄辞世，孤立无援的朱梅馥在丈夫走后的这两个小时里，她是怎样度过来的，她望着身体渐渐变凉的丈夫，她在想些什么，她都做了些什么，她是怎样撕开床单，结成绞索？她将头伸进绞索的勇气和力量是哪里来的？她离开这个世界，最后看见的是什么？最后听见的是什么？但愿她看见的是那盆红红的月季花，但愿她听见的是舒缓的小夜曲。丈夫前行，有妻子作伴，而作为妻子的朱梅馥呢？只有残灯作伴，瘦影相随。朱梅馥既是人妻，可她更是人母，她还有两个优秀的儿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伦敦。一个母亲，要做出舍下儿子，独步黄泉，与这个世界决绝的选择，这要内心经历怎样的煎熬，这要多大的勇气，这要多大的力量！可是朱梅馥就是丢下了一个儿子，又丢下了一个儿子，她孤独、勇敢地随丈夫去成仁赴义。
“士可杀，不可辱”。 是这个民族的忠烈之士自古以来的自勉和人们对他们的褒奖之辞，多指那些侠肝义胆的英雄男儿。朱梅馥这个只想种花、听音乐、画画、做家庭主妇的“活菩萨”的善良女人，何以由她来承受一个时代的不幸，民族的苦难。因此将这句话赠予给朱梅馥，已属名副其实，名至实归。朱梅馥如一朵莲花，出淤泥，破污水，盛开在上海的夏夜里，绽放在时间的长河里。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从此，一家四口，阴阳两界，家破人亡。朱梅馥一家的遭遇，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一个缩影。就在他们居住的同一条街上，年仅30岁的天才女钢琴家顾圣婴不堪侮辱，也含冤离世。远在北京的诗人陈梦家，在同一个晚上，用的还是绞索，了结了他55岁的人生。在朱梅馥夫妇自缢现场，摘下他们遗体的民警左安民说，在他管辖的这片地段，500多户人家，有200多户被抄家，自杀的文化人，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文化人的自缢，自缢的是一个人，残害的是一个家庭；一群文化人的自缢，自缢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缢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
不堪回首的往事，已成了历史。这段历史，是存放在国家档案里的一张苦脸，而朱梅馥就是这张苦脸皱褶里的一滴清泪。
这样情怀的女子，现在还有吗？值得让这样情怀的女子去爱的男子，现在还有吗？
她本平凡、安静，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我食言写傅雷的文章，却先写了朱梅馥，就是因为在今天的上海，今天的中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了，她更没能像当年上海滩如杨绛、张爱玲、林徽因那样，至今还被人们不断地提念。滚滚黄浦江，朱梅馥就像一滴清雨滴入，被一江的黄水黄沙湮没，然而清雨必是从高空飞落，就是埋入黄沙，她也是带着晶莹透剔而去。
朱梅馥贤惠美丽有才华，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她不只通晓英语，文笔流利优美，是知性的民国女子。她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傅雷的很多书稿都是他一笔一画地誊抄下来，笔迹端正娟秀一丝不苟。她在傅雷工作之余，坐在钢琴上，一首肖邦、莫扎特的钢琴曲从她的指尖流出，会使整个小楼弥漫在雅致、温馨、恬静的氛围里。傅雷遇到创作不畅的时候，朱梅馥成了他倾述的对象，成了理清文思的土壤和创作灵感的源泉。在写给傅聪的一封家书中，傅雷这样说“我经常和你妈妈谈天说地，对人生、政治、艺术、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感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小小的头绪来。单就这一点来说，你妈妈对我确是大有帮助”。
上海滩这个知性的旗袍女子，朱梅馥，她只想做个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丈夫喜欢喝咖啡，朱梅馥就为他泡咖啡，丈夫喜欢鲜花，朱梅馥就在院子里种上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满是花香，一些高朋好友如著名艺术家刘海粟、黄宾虹，著名作家施蛰存、柯灵、楼适夷、钱钟书、杨绛等围坐在此赏花品茗。每到此时，朱梅馥总是退隐到后面去，继续做她的家庭主妇，或是收拾房间，或是照看孩子，或是在傅聪出国后，朱梅馥就靠给儿子写家书，来倾述母子之情，排遣思念之情。在《傅雷家书》里，就收录了几十封朱梅馥这个时期写给傅聪的家书。
朱梅馥的胸襟如大海一般宽广，她还有一大特点，凡事尽力以丈夫的喜好为喜好，因为爱一个男人，就是尊重他的内心。傅雷在法国留学的四年里，法国女郎玛德琳与傅雷相识相爱，如胶似漆，到了傅雷要和朱梅馥退婚的地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没勇气寄出，就托当时在法国的著名画家刘海粟寄，刘海粟比傅雷大十多岁，看出了傅雷和玛德琳之间的文化差异等问题，就将退婚信扣押没有寄往上海。后来傅雷回国后，就和朱梅馥在上海完婚。婚后，傅雷又一次遇上了类似的事。但朱梅馥总是顾全大局，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朱梅馥这么说：“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终是难免的，不过我们的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
傅雷的好友周朝桢说“像梅馥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第二人。用上海人的话讲，她是阿弥陀佛，活菩萨。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一点没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
朱梅馥和丈夫，一个才华横溢，风骨傲然，一个知书识礼，温柔善良。他们的心中装满温良恭俭让，装满知识、真理、宽容和善良。他们沉浸在翻译、阅读、写作里，沉浸在音乐、美术、文学里。他们只想去感知和传播真善、真美、真艺术。今之视昔，朱梅馥夫妇，在老上海，是浊世的一对人中之鹤，他们不为同流而活，他们只为拔高而生，他们干净地走过上海的老街，优雅、直立地身影，给后世一种非凡之美的印象。他们把人的高贵和卓然留给了上海。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会让人看清善恶，明辨是非，它会教人遗弃什么，记住什么。从朱梅馥的一生，让我们看到，女性天赋谦恭、温顺的被动品质，这种品质赋予她们以巨大和深沉的宁静，这种宁静，可以把狂暴野性驯化成精致的温柔，这种温柔，在必要的节点上，会转化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纯美，更具有高洁，更具有宽厚，更具有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就像朱梅馥喜欢的那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傅雷夫妇的故事，使我现在每到上海，不会急着去浦东领略东方明珠的神采，也不急着去南京路寻找十里洋场的旧迹，而是一定要去江苏路284弄5号院。只要一说起上海，我就会想起朱梅馥和傅雷。只要来到了她们居住过的这弄旧式建筑前，才感觉是我到了上海。
偌大的一个上海，曾放不下傅雷的一张书桌，也曾放不下朱梅馥的一张灶台，一盆月季花。
著名学者施蛰存在《纪念傅雷》的文章中这么说。“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
然而，“想象不到的”事发生了，比起那些想象得到的事来，朱梅馥就更加了不起，更加伟大。
是的，朱梅馥的一切，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从发生一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她的高贵和优雅，一点也未曾远去。我还相信，再过上半个世纪，人们还会想起她。朱梅馥和丈夫自缢而去的那栋小楼里的人性之光，爱情之光，正义之光，还将照亮上海一百年。
中华民族，朱梅馥是集这个民族女性美德的一个典范。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女性美，在朱梅馥这里画上了一个长长的休止符，一个重重的惊叹号！朱梅馥与傅雷的爱情故事，是继梁祝、白蛇传、天仙配、孟姜女之后的中国第五大爱情悲剧故事，第五大民间传说！
朱梅馥是上海一百年的痛，永远的痛！
（作者 李银昭 四川经济日报社社长 总编辑）
得多残忍的心态，才会不顾在世的孩子们，而自杀？
竟然那么多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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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冷酷的心才说的出这种话。
现在的中国， 哪好意思自称为五千年文明的中国。 文化在哪儿， 文明在哪儿？
所以十年文革的結果是早已經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朱梅馥夫妇自缢现场，摘下他们遗体的民警左安民说，在他管辖的这片地段，500多户人家，有200多户被抄家，自杀的文化人，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文化人的自缢，自缢的是一个人，残害的是一个家庭；一群文化人的自缢，自缢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缢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 谁是刽子手？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的始作蛹者的相片还高高悬挂。还被很多人吹捧。很多人还在意淫那个荒唐、黑暗、血腥的岁月。
然而读来又是那么令人心疼。。。
魔鬼毁灭了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留下的是一个物欲横流，无耻流氓的无望民族。。。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
坚持计划生育，减少中国人口，提高国人素质，做到善良正直，变straight smart(诸多眼光短浅的小聪明）为bright（智慧）。。
竟然那么多人喜欢？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人活着，具有基本的生命价值。作为名人，一身武功、满脑袋智慧，更要有所担当有所贡献，决不能一走了之。简而言之，他们的“事迹”，既不值得提倡，也不应该推荐给小孩学习。
看到这句，泪奔。
那四大悲剧，是民间传说；而朱与傅，却是真真正正发生在我们的年代。
人生的道路很长，但是最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49年那一刻，没有选对道路，最后的悲剧其实无可挽回。只不过是现实中的玉碎或如郭沫若般的瓦全而已。
作为老百姓，我们应该世世代代记住愚昧的教训！
非常感谢提供的傅雷夫妇遇难前后的细节。这些让人痛恨的愚民们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化人动粗，他们根本想不到他们在做多大的孽。以为，中国的那些没有经过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启蒙的愚民们，只要条件成熟，他们随时可以充当专制、独裁的打手。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他们是一条虫，可是在弱不禁风的学者的面前，他们又是一个凶神恶煞的暴徒。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相当数量中国人的民族性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多少改良。这是最让人担心的事情。
為了徹底侮辱中國翻譯文學一代宗師傅雷的人格，批斗傅雷先生的大會特意安排在居民弄堂里舉行，上海文協派人去指示弄堂造反派強扭傅雷先生跪在他家樓下的大門外，裝模作樣地宣布了罪狀之後就由革命群眾排隊輪流過去搧他的耳光，然後大家圍着跪在地上的傅先生吐痰，很快頭髮上臉上的革命濃痰就順着傅先生的臉頰滴淌了下來，傅先生咬緊牙關一語不發，這種侮辱一直持續到了亮燈時份，這個時候躲在暗處的上海文聯的人指示弄堂造反派宣布今天暫時告一段落，明天繼續批斗，事后推測：傅雷先生回到家中洗了澡，和梅馥夫人一起吃了點剩飯，然後就請夫人先上床休息，他找出了朋友的一支請他修理的阿米加手表，坐在燈下開始修理，可能梅馥夫人一覺醒來，發現書房燈光仍然亮着，就起身准備催他休息，發現人已不在房中，書桌上放着那支修好了的手表，下面壓了一張紙，上面寫着：＂XX的手錶已經修好，記住交還給他，我走了＂。夫人感到不祥，等她在洗澡間找到了傅先生的時候，人已經上吊死了，梅馥夫人出來到書桌旁拿起筆，在＂我走了＂三個字的＂我＂字旁邊加了一個引入號，然後加上了一個＂們＂字，成了＂我們走了＂，就這樣夫妻二人雙雙自缢而去，用寧死不屈的高貴行為給那個時代留下了百年洗刷不掉的恥辱。
flyingcamel说的正是俺也想说的。谢谢搂主分享好文。
只是人们对他们的惨痛自杀的一种无可如何的遮掩，他们是受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