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序：脱掉外衣——作者的话
刘震云
这本集子中的作品，许多篇目在我过去的集子中出现过。本来不该再重复出版了，那等于欺人和自欺。但我到书店去，我过去出的集子一本也没有了。一开始我以为自己的书很畅销，后来才知道，中国的出版社大部分是狗熊掰棒子，出完书就不管了，只管一时，不管终身。害得我想买一本自己的书送人，却到处找不着。
但这不是我重新出这本集子的主要目的。而是在我犹豫是否出这本集子的时候，使我有了重新看自己过去作品的机会。这一看不要紧，我看到了自己身体变化的曲线。
从发表第一篇作品起，我的写作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与周围的朋友相比，我是一个愚笨的人。我从来没有灵光闪现，写作的提高和变化，是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一滴顿悟的结果。我一开始以为写作是一条河，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海。但笨就笨在，在海里游了四十多公里才知道，我身上穿着几层厚厚的外衣。外衣经过海水的浸泡，比我本身的体重分量还大。这些外衣有些是我自己穿上的，有些是我从小别人给我穿上的。时代的，社会的，民族的，哪一件都是东北羊皮袄，海水中拖得我好累呀。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是什么就是在海水的浸泡中，一件件挣扎着脱下外衣。麻烦在于，外衣本身也是有生命的，脱下一件，它还会再长出一件。脱了穿，穿了脱，麻烦死了。
这本身也是一种顿悟，这种顿悟促使我像一个疲惫的将军一样，决定重新集结自己的旧部。这时的集结就和过去的揭竿而起不一样了，它有了一个新的角度，那就是让大家和我一起检讨过去。大家看了这个集子，就能明白我二十多年中，是怎样在枪林弹雨中挣扎，怎样在海水中不断脱掉外衣的过程。
这本集子中篇目的顺序，就是按照这个过程来编排的。
检讨昨天是为了明天。当一个人只剩下背心和裤头的时候，他就可以和人坦诚相见了。我惟一惶恐的是，这本身是不是另一层外衣。
我希望我能在海水中游得更远。谢谢每一个在岸上支持我的朋友。
二〇〇四年二月
第一节
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
一斤豆腐有五块，二两一块，这是公家副食店卖的。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排队也不一定每天都能买到豆腐，要么排队的人多，赶排到了，豆腐也卖完了；要么还没排到，已经七点了，小林得离开豆腐队去赶单位的班车。最近单位办公室新到一个处长老关，新官上任三把
火，对迟到早退抓得挺紧。最使人感到丧气的是，队眼看排到了，上班的时间也到了。离开豆腐队，小林就要对长长的豆腐队咒骂一声：
“妈拉个×，天底下穷人家多了真不是好事！”
但今天小林把豆腐买到了。不过他今天排到七点十五，把单位的班车给误了。不过今天误了也就误了，办公室处长老关今天到部里听会，副处长老何到外地出差去了，办公室管考勤的临时变成了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这就不怕了，于是放心排队买豆腐。豆腐拿回家，因急着赶公共汽车上班，忘记把豆腐放到了冰箱里，晚上回来，豆腐仍在门厅塑料兜里藏着，大热的天，哪有不馊的道理
豆腐变馊了，老婆又先于他下班回家，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老婆一开始是责备看孩子的保姆，怪她不打开塑料袋，把豆腐放到冰箱里。谁知保姆一点不买账。保姆因嫌小林家工资低，家里饭菜差，早就闹着罢工，要换人家，还是小林和小林老婆好哄歹哄，才把人家留下；现在保姆看着馊豆腐，一点不心疼，还一股脑把责任推给了小林，说小林早上上班走时，根本没有交代要放豆腐。小林下班回来，老婆就把怒气对准了小林，说你不买豆腐也就罢了，买回来怎么还让它在塑料袋里变馊你这存的是什么心小林今天在单位很不愉快，他以为今天买豆腐晚点上班没什么，谁知道新来的大学生很认真，看他八点没到，就自作主张给他划了一个“迟到”。虽然小林气鼓鼓上去自己又改成“准时”，但一天心里很不愉快，还不知明天大学生会不会汇报他。现在下班回家，见豆腐馊了，他也很丧气，一方面怪保姆太斤斤计较，走时没给你交代，就不能往冰箱里放一放了放几块豆腐能把你累死一方面怪老婆小题大做，一斤豆腐，馊了也就馊了，谁也不是故意的，何必说个没完，大家一天上班都很累，接着还要做饭弄孩子，这不是有意制造疲劳空气于是说：
“算了算了，怪我不对，一斤豆腐，大不了今天晚上不吃，以后买东西注意放就是了！”如果话到此为止，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惜小林憋不住气，又补了一句：
“一斤豆腐就上纲上线个没完了，一斤豆腐才值几个钱上次你失手打碎一个暖水壶，七八块钱，谁又责备你了”
老婆一听暖水壶，马上又来了火，说：“动不动就提暖水壶，上次暖水壶怪我吗本来那暖水壶就没放好，谁碰到都会碎！咱们别说暖水壶，说花瓶吧！上个月花瓶是怎么回事花瓶可是好端端地在大立柜上边放着，你抹灰尘给抹碎了，你倒有资格说我了！”
接着就戗到了小林跟前，眼里噙着泪，胸部一挺一挺的，脸变得没有血色。根据小林的经验，老婆的脸一无血色，就证明她今天在单位也很不顺。老婆所在的单位，和小林的单位差不多，让人愉快的时候不多。可你在单位不愉快，把这不愉快带回来发泄就道德了小林就又气鼓鼓地想跟她理论花瓶。照此理论下去，一定又会盘盘碟碟牵扯个没完，陷入恶性循环，最后老婆会把那包馊豆腐摔到小林头上。保姆看到小林和小林老婆吵架，已经习惯了，就像没看见一样，在旁边若无其事地剪指甲。这更激起了两个人的愤怒。小林已做好破碗破摔的准备，幸好这时有人敲门，大家便都不吱声了。老婆赶紧去抹脸上的眼泪，小林也压抑住自己的怒气，保姆把门打开，原来是查水表的老头来了。
查水表的老头是个瘸子，每月来查一次水表。老头子腿瘸，爬楼很不方便，到每一个人家都累得满头大汗，先喘一阵气，再查水表。但老头工作积极性很高，有时不该查水表也来，说来看看水表是否运转正常。但今天是该查水表的日子，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暂时收住气，让保姆领他去查水表。老头查完水表，并没有走的意思，而是自作主张在小林家床上坐下了。老头一坐下，小林心里就发凉，因为老头一在谁家坐下，就要高谈阔论一番，说说他年轻时候的事。他说他年轻时曾给某位死去的大领导喂过马。小林初次听他讲，还有些兴趣，问了他一些细节，看他一副瘸样，年轻时竟还和大领导接触过，但后来听得多了，心里就不耐烦，你年轻时喂过马，现在不照样是个查水表的大领导已经死了，还说他干什么但因为他是查水表的，你还不能得罪他。他一不高兴，就敢给你整个门洞停水。老头子手里就提着管水闸门的扳手。看着他手里的扳手，你就得听他讲喂马。不过今天小林实在不欢迎他讲马，人家家里正闹着气，你也不看一看家庭气氛，就擅自坐下，于是就板着脸没过去，没像过去一样跟他打招呼。
但查水表的老头不管这个，自己从口袋里已经掏出了烟。划火点着烟，屋里就飘起了老头鼻腔的味道。小林知道老头接着就要讲马，但小林猜错了，这次老头没有讲马，而是一脸
严肃地说，他要谈些正事。他说，据群众反映，这个门洞有人偷水，晚上不把水管龙头关死，故意让水往下滴，下边放个水桶接着；滴水水表不转，桶里的水不成偷的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大家都偷水，自来水厂如何受得了
听了老头的话，小林与小林老婆脸都一赤一白的。说来惭愧，因为上个礼拜小林家就偷过几次水，是小林老婆在单位闲聊中听到的办法，回来指使保姆试验。后来小林看不上，觉得这事太委琐，一吨水才几分钱，何必干这个一夜水管嘀嘀嗒嗒个没完，大家也难心安理得睡觉。于是在第三天就停止了。但这事老头子怎么会知道是谁汇报的小林和小林老婆都不约而同想到了对门。对门住着一对胖子，女主人自称长得像印度人，眉心常点着一个红豆。他们家也有一个孩子，大小与小林家孩子差不多，两家孩子常在一起玩，也常打架；为了孩子，小林老婆与印度女人有些面和心不和。两家主人不和，两家保姆却很要好，虽然不是一个省来的，却常在一起共同商讨对付主人的办法。准是两家保姆乱串，印度女人得知小林家滴过两回水，就汇报了老头子，现在有了老头子一番话。但这种事如何上得了台面，如何说得出口说出口以后在人前怎么站小林赶紧到老头子跟前，正色声明，这门洞有没有人偷水他不知道，但他家是决不干这种事，他家虽然穷，但穷有穷的骨气！小林老婆也上去说，谁反映的这事，就证明谁偷水，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偷水的方法，这不是贼喊捉贼是什么老头子听了他们的话，弹了一下烟灰：
“行了，这事就到这里为止了。以前大家偷没有偷，就既往不咎了，以后注意不偷就行了！”
说完，站起来，做出宽怀大量的样子，一瘸一瘸走了，留下小林和小林老婆在那里发尴。
由于有偷水这件事的介入，使豆腐发馊事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小林心里还责备老婆，一个大学生，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市民气，偷了两桶水，值不了几分钱，丢人现眼让人数落了一顿。小林老婆也自感惭愧，就不好意思再追究馊豆腐一事，只是瞪了小林一眼，自己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这件事的介入，使本来要爆发战争的家庭平静下来，小林又有些感激老头子。
第二节
晚饭一个炒豆角，一个炒豆芽，一碟子小泥肠，一碗昨天剩下的杂烩菜。小泥肠主要是让孩子吃的，其他三个菜是让小林、小林老婆和保姆吃的。但保姆不吃剩菜，说她一吃剩菜就闹肚子。为此小林老婆还和保姆吵过一架，说你倒成贵族了，我还吃剩菜，你倒闹肚子，过去你在农村吃什么来着保姆便又哭又闹，闹罢工，要换人家。最后还是小林从中斡旋，才又把她留下。把人留下人家就有了资本，从此更不吃剩菜。小林老婆也没办法，吃饭时只好和小林先吃剩菜，剩菜吃完再吃新的。吃饭时孩子很闹，抓东抓西的，看样子有些想流鼻涕，小林老婆怀疑她是否要感冒。好歹把饭吃完，已经快八点半了。按照惯例，这时保姆洗碗，小林给孩子洗澡，老婆应该上床睡觉。因老婆上班比小林远，清早上班要早起，早点上床睡觉理所当然。但今天老婆没有早睡，脚也没洗，坐在床前想心思。老婆一想心思，小林心里就有些发毛，不知老婆心思想过以后，会不会又提出什么新的话题。不过今天老婆不错，心思想过以后，没有说什么，草草洗完脚就上床睡觉了。老婆睡觉有这点好处，平时嘴唠叨，一上床就不唠叨了，三分钟就能入睡，响起轻微的鼾声，比孩子入睡还快。前几年刚结婚，小林对这点很不满意，哪能上床就入睡问：
“你怎么躺倒就着，长此以往，可让人受不了！”
老婆不好意思地解释：
“累了一天，跟猪似的，哪有不躺倒就着的道理！”
后来有了孩子，生活越来越复杂，几次折腾搬家，上班下班，弄吃喝拉撒，弄大人小孩，大家都很疲劳，老婆也变得爱唠叨了，这时小林倒觉得老婆上床就入睡是个优点，大家闹矛盾有个盼头，只要头一挨枕头，战争就停止了。所以小林觉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点缺点，优点缺点是可以转化的。
老婆入睡，孩子入睡，保姆入睡，三个人都响起鼾声，小林检查了一下屋里的灯火水电，也上床睡觉。过去临睡觉之前，小林有看书看报的习惯，动不动还爬起来记笔记。现在一天家务处理完，两个眼皮早在打架，于是这一切过程都省略了。能早睡就早睡，第二天清早还要起床排队买豆腐。想起买豆腐，小林突然又想起今天那一斤变馊的豆腐，现在仍在门厅里扔着，没有处理。这是导火索。明天清早老婆起来再看到它，说不定又会节外生枝。于是又从床上爬起来，到门厅打开灯，去处理那包馊豆腐。
小林的老婆叫小李，没结婚之前，是一个文静的、眉目清秀的姑娘。别看个头小，小显得小巧玲珑，眼小显得聚光，让人见了从心里怜爱。那时她言语不多。打扮不时髦，却很干净。头发长长的。通过同学介绍，小林与她恋爱。她见人有些腼腆。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那时连小林都开始注意言语、注意身体卫生了。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
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你也无非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到了晚上你一页书也不想翻，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一辈子下来谁还知道谁！有时小林想想又感到心满意足，虽然在单位经过几番折腾，但折腾之后就是成熟，现在不就对各种事情应付自如了只要有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别人能得到的东西，你最终也能得到。譬如房子，几年下来，通过与人合居，搬到牛街贫民窟；贫民窟要拆迁，搬到周转房；几经折腾，现在不也终于混上了一个一居室的单元别人家一开始有冰箱彩电，小林家没有，让小林感到惭愧，后来省着攒着，现在不也买了当然现在还没有组合家具和音响，但物质追求哪里有个完。一切不要急，耐心就能等到共产主义。倒是使人不耐心的，是些馊豆腐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过去总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意识，但你不弄老婆孩子弄什么你把老婆孩子热炕头弄好是容易的老婆变了样，孩子不懂事，工作量经常持久，谁能保证炕头天天是热的过去老说单位如何复杂不好弄，老婆孩子炕头就是好弄的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第二天早上六点，小林照例爬起来，去公家副食店前排队买豆腐。这时老婆已经睡醒，大睁着两眼在看天花板。老婆入睡快，醒来脑子清醒得也快，不像小林，睡觉起来头半天是木的，得半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老婆只要五分钟就可以清醒，续上入睡前的思路。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如果两个人正闹矛盾，老婆早晨醒来，又会迅速续上昨天的事情，继续补课。看今天老婆发呆的样子，又回到了昨天入睡前坐在床沿上想心思的模样，小林心里就有些打鼓，不知老婆又要搞什么名堂。但老婆见他起床，并没有搭理他。小林就有些放心，赶忙刷牙洗脸，拿上塑料袋悄悄出门。但等小林刚要去拉门，老婆在床上发了言：
“我说你，今天的豆腐就别买了！”
原来老婆并没有放过他，仍要续昨天的豆腐事件。小林心里就“嘟嘟”地冒火，一斤馊豆腐，已经扔了，又过了一夜，还真纠缠个没完了于是说：
“馊了一斤豆腐，还至于今后不买了今天买回放到冰箱里不就结了！你还要纠缠多少年！”
老婆向他摆摆手：
“我不是跟你说豆腐，昨天我想了一夜，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单位呆了，我一定得调，你得跟我来商量商量这事！你不能对我的事漠不关心！”
原来并不是豆腐事件，小林有些放心。但老婆说的是调工作，调工作也是个让人窝心烦躁的事，比馊豆腐事件还复杂。本来老婆的工作单位不错，大学毕业坐办公室，每天也就是摘摘文件，写写工作总结，余下的时间是喝茶看报纸。但老婆性格很直，像小林初到单位一样，各方面关系一开始没处理好，留下后遗症。后来觉悟了，改正了，但以前总留下伤疤，免不了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在单位不愉快，回来就向小林唠叨。说要换个单位。小林就拿自己现身说法，说只要将幼稚不懂事的毛病改掉，时间长了自然会适应，换什么单位，天下单位都一样。再说换个单位是容易的我们都无权无势，两眼一抹黑，哪个单位会要你老婆就说小林没本领，看着老婆在水深火热之中，一点帮不上忙。小林说，外边帮不上忙，内里不也帮了不也向你解释了解释不也是帮忙就把老婆劝下了。老婆唠叨一顿，怨气出了，第二天就不说了，仍照常上班。如果这样下去，老婆慢慢也会适应，没有单位非换不可的烦恼。但小林家搬了几次，搬来搬去，住得离小林老婆单位越来越远。当初搬家时，因房子越搬越好，老婆很高兴，说咱们终于也在北京有个房子，把主要精力花在布置房子上，怎么装窗帘，怎么布局，怎么摆冰箱和电视，还差什么东西，苦恼主要在这个方面。等家收拾得差不多了，老婆就不满意了，怪这个地方离她单位太远，因她的单位在这条线上没有班车，她得挤公共汽车上班，往返一趟，得三四个小时。清早六点起床，晚上七八点回来，顶着星星出去，戴着月亮回来，天天如此，车又挤，老婆就受不了，觉得是非换单位不可了。小林看着老婆每天下班疲惫不堪的样子，也觉得这和在单位不愉快不同，在单位不愉快可以忍耐、改正，离单位太远无法人为缩短距离，是得换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真要决定换单位，两人才感到面前的困难像山一样，因为换不换单位，并不是小林和小林老婆能决定的。瞎猫撞老鼠，小林和小林老婆找了几个单位，人家都是一口回绝，连个商量的余地都不留，弄得小林和小林的老婆挺丧气。小林说：
“算了算了，别跑了，再跑也是瞎跑，你凑合着吧，北京还有比你上班更远的呢！别光想路程，想想纺织女工，人家上一天班，站着干一天活，你上班是喝茶看报纸，还不知足吗”小林老婆发了火：
“你没有本事，就让我凑合。你天天有班车坐，我挤四个小时车的滋味你哪里有体验我非换单位不可，要不换单位，我明天就不上班，你挣钱养活我们娘俩！”
第三节
第二天就真不去上班，把小林急坏了。急了一次真管用，小林开动脑筋，真想出一个办法。前三门有一个单位。听有人说，那单位管人事的头头，和小林单位的副局长老张是同学。小林帮老张搬过家，十分卖力，老张对小林看法不错。老张自与女老乔犯过作风问题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对下边的同志特别关心，肯帮助人，只要有事去求他，他都认真帮忙。小林觉得这事如去找老张，老张不至于一口回绝。通过老张介绍说不定前三门那个单位倒有些希望。前三门那个单位虽离小林家也很远，如坐公共汽车，也得两个小时，但前三门那里和小林家连地铁，地铁跑得快，四十分钟就够了，况且地铁不像公共汽车那么挤，有时上车还有座位。小林将这想法向老婆说了，老婆也很高兴，同意去那个单位，让小林去找老张。小林找到老张，将老婆的困难摆出来，又提出前三门那个单位，听说老领导在那里有熟人，想请老领导帮帮忙。老张果然痛快，说：
“可以，可以，单位那么远，是应该换一换！”
又说：
“前三门那个单位，我也不熟，但管人事的同志，是我的同学，我给他写一封信，你找他，看他能不能给办！”
小林又大着胆子说：
“最好老领导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老张摸着胖脑袋“哈哈”笑了，照小林头上打了一巴掌：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精明多了！好，好，我给你打一个电话！”
老张打了一个电话，又给小林写了一封信。小林捧到这封信，如同捧到圣旨一样高兴。小林老婆看到信，也很高兴。小林拿着这信到前三门的单位去，果然管用。管人事的头头接见了他，看了那封信说：
“老张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在大学，我们两个都爱搞田径！”
小林斜欠着身子坐在头头办公桌前，忙接上去说：
“现在老张也爱锻炼！”
头头看他一眼，突然又问起老张前一段出事的事，让小林讲一讲细节。小林感到有些为难，讲不好，不讲也不好，于是只拣些重要的讲了讲，说老张也只是和女老乔在办公室坐了一坐，并没有真正在一起，其他一切都是谣传。那头头听后“哈哈”笑了，说：
“这个老张，还是那么可爱！”
最后才谈起小林老婆调动的事。那头头情绪正好，说：
“行，行，老张托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看看下边哪个单位缺人！”
这不等于答应了小林回来向老婆一汇报，老婆马上抱着他在脸上乱亲。两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如果就这样等着，小林老婆一定能调成，能每天坐着地铁到前三门那个单位上班，但这时小林和小林老婆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把事情办坏了。本来人家管人事的头头正在努力，小林和小林老婆仍不放心，小林老婆打听出一个熟人的丈夫，也在前三门那个单位工作，而且是一个处长，就同小林商量，单是一个管人事的头头是否太单薄，是否也找一找这个处长当时小林也没犯考虑，觉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找一找总没什么坏处。于是就又找了这个处长。谁知这一找不要紧，让人家管人事的头头知道了，管人事的头头马上停止了努力。小林再去找他，他比以前冷淡了，说：
“你不是也找某某了，让他给办办看吧！”
小林这才着了急，知道自己犯了路线性错误。找人办事，如同在单位混事，只能投靠一个主子，人家才死力给你办；找的人多了，大家都不会出力；何况你找多了，证明你认识的人多，显得你很高明，既然你高明能再找人，何必再找我这时除了不帮忙不说，还容易产生抵触心理，说不定背后再给你帮点倒忙，看你不依靠我依靠别人这事能办成！小林和小林老婆认识到这个道理，明白过来，事情已经晚了。两人一开始是互相埋怨，埋怨以后，又共同想补救的方法。但这时能想出什么补救办法小林只能再找老张，让他给同学再打电话。但老张又不是你的亲兄弟，人家是单位的副局长，老找人家也不好。于是小林老婆调工作的事，就这样不上不下地放着。时间一长，小林事情一忙就暂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但小林老婆忘不了，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心思。昨天发生了馊豆腐事件，馊豆腐事件过去以后，她没洗脚坐在床边想的，就是这件事，今天早上起来，她将这话题又重新向小林提出。小林一开始以为老婆又让他找老张，但再找老张小林已很怵头，于是说：
“事情已经让咱们办坏了，光让我找老张有什么用”
小林老婆说：
“这次不让你找老张，还让你找前三门单位那个管人事的头头。”
再找管人事的头头，比让他找老张还怵头，小林说：
“因为找你那个熟人的丈夫，人家态度都冷淡了，如何有脸面再找人家再找作用也不大！”
小林老婆说：
“为什么作用不大，这事我想了，你也别光怪我那个熟人的丈夫，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还是功夫下得不够。现在在社会上办事，光动嘴皮子如何行我考虑，咱得给他上个供。现在苍蝇没有不见血的，你不出血，他能给你来真的还是得出血！”
小林说：
“只和人家见过几次面，熟都不熟，连人家家在哪里住都不知道，这供如何上”
小林老婆发了火：
“看你说话的口气，就是对我的事情漠不关心！上次你要入党，给女老乔送了什么那时咱家那么困难，孩子吃奶都没有钱，我不照样让你送了轮到我的事，你怎么就这么推三挡四的，你这存的是什么心！”
说着说着脸就变白了。小林见她越说话越多，真生气了，忙说：
“好，好，咱送，咱送，看送了能起什么作用！”
第四节
话说到这里就算完了。白天两个照常上班，等晚上回来，两人匆匆吃完饭，交代保姆看好孩子，就一起到前三门单位管人事头头家里去上供。但真到上供，供上些什么，两人都犯了难。两人来到商店，逛了半个小时，拿不定主意。礼太小了送不出去，礼太大了又心疼钱。最后小林老婆相中了一个工艺品，一个玻璃匣子里镶嵌了几个花鸟和小鱼，美观大方，四十多元，可以买。但两人商量半天，觉得这个礼品也不合适，管人事的头头能会喜欢花鸟别以为是随便十几块钱买的贱价货搪塞他，那样作用更不好。最后又转，转到食品冷饮柜，小林突然眼睛一亮，说：
“有了！”
小林老婆问：
“什么有了”
小林便向老婆指了指一箱一箱的“可口可乐”，上边挂着一块牌子：“大减价，一块九一听”，而“可口可乐”的正常价格，却是三块五。“可口可乐”拿得出手，一听一块九，一箱二十四听，也就四十多块，看着体积大，又是名牌饮料，拿出来实用大方，管人事的头头肯定喜欢。只是不知它为何减价。小林老婆说：
“别是过期了吧，那样就不好了！”
问了问售货员，也不过期，实在是奇怪，好像是单为今天他们送礼准备的。小林说：
“看这样子，今天顺利，这事肯定能成！”
老婆兴致也高了，马上掏钱买了一箱，由小林扛着，两人挤上公共汽车去送礼。兴高采烈到了管人事头头家的楼下，已是晚上八点半，时间也合适。但等两人进楼道刚要上楼，从楼上走下来一个人，正是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小林忙向他打招呼，倒让正下楼的头头吃了一惊，等看清是小林，因在家门口，倒比在办公室客气，忙止住脚步笑着说：
“你们来了”
小林说：
“王叔叔，这是我爱人，为她工作的事，老张让我们再来找您一次！”
头头说：
“我知道了，那个工作的事，我这里没有问题，关键是下边接收单位不好办，你们如能找到哪个处室可以接收，让他们再来找我就行了！今天晚上我出去还有点事，车子在下边等着，恕不能接待你们了！”
小林和小林老婆心里都凉了半截。这不等于回绝了等头头走到了楼外，小林才意识到自己肩上还扛着一箱“可口可乐”，忙向楼外喊：
“王叔叔，我还给您带了一箱饮料！”
头头在楼外笑着答：
“我这里还缺几筒饮料扛回去自己喝吧！”
接着，车子发动开走了。把小林和小林老婆尴到了楼道里。尴了半天，两人才缓过劲儿来。小林将箱子摔到楼梯上：
“操他妈的，送礼人家都不要！”
又埋怨老婆：
“我说不要送吧，你非要送，看这礼送的，丢人不丢人！”
小林老婆也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劣，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
两人便重新扛着饮料回家。因为礼没有送出去，回家以后两人又为买礼心疼了半天，四十多块钱买一箱“可口可乐”放到家里，这不是吃饱撑的一箱“可口可乐”怎么处理退回商店，入口的东西人家一律不退，自己喝了吧，哪能关起门没事喝“可口可乐”过了两天，还是老婆聪明，把“可口可乐”打开，时常拿出一筒让孩子到院子里去喝。过去从来没买过饮料，也没买过带鱼，孩子穿得破烂，在院子里穷出了名。一次倒是买了一次带鱼，是贱价处理的，有些发臭，臭味跑到了楼道里，让对门印度女人到处宣扬，现在让小女儿拿着“可口可乐”到处喝，也起一个正面宣扬的作用，也算这箱“可口可乐”买得没有白费。只是工作的事仍没有着落，仍是小林和小林老婆继续窝心的问题。
家里来了客人。小林晚上下班回来，一进楼道，就知道家里来了客人。因为他家的门大开着，里边传出外地老家人的咳嗽声。等小林回到家，果然，里间床上正坐着两个皮肤晒得焦黑，头上暴着青筋的老家人，脚边放着几个七十年代的帆布包，提包上还印着毛主席语录。两个人正在不住地抽烟，咳嗽，毫不犹豫地将烟灰和痰弹吐了一地。小林的小女儿也被烟呛得不住地咳嗽，在烟雾里乱跑。小林本来今天心情不错，办公室新到处长老关，别看平时一脸严肃，原来对人却没有坏心眼，季度评奖，给小林评了个头奖，多发给他五十块钱。虽
然五十块钱不算什么，但多五十总比少五十强，拿回来总能买老婆个高兴。谁知兴冲冲回家，老婆还没下班，家里却来了两个老家人。小林像被兜头浇了一桶凉水，一天的好兴致，立即跑得无影无踪。本来老家来人应该高兴，多年不见的乡亲，见了叙叙旧也没什么不可，但老家经常来人，就高兴叙旧不起来，反过来倒成了一种负担。家里来人不得招待招待一次就得几十块钱。经常来人，家庭就受不了。老家来人和别的同学朋友来还不一样，别看老家来的人焦黑，头上暴着青筋，是农村人，但农村比城里人礼还多，同学朋友招待不好人家可以原谅，这些农村人招待不好他反倒不高兴，回到老家说你。他们认为你在北京，来到北京理应该你招待，全不知小林在北京也是社会的最底层，也整天清早排队买豆腐，只是客人来了，才多加两个菜。有时小林看老家人那故作傲慢的样子，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你们在家才吃什么！老家人来，如果单是吃一顿饭，还好应付，往往吃过饭，他们还要交代许多事让小林办。搞物资，搞化肥，买汽车，打官司，走时还让小林给买火车票。小林哪里有那么强的办事能力！自己老婆的工作都办不了，送礼人家都不收，还能给别人打官司买汽车买火车票小林照样得去北京站排队。一开始小林爱面子，总觉得如说自己什么都不能办，也让家乡人看不起，就答应试一试，但往往试一试也是白试，虽然有些同学分到了不同的单位，但都是刚到单位不久，还没到掌权的地步，哪里办得成免不了回头还是尴尬。后来渐渐学聪明了，学会了说：“不，这事我办不了！”当然说这话人家会看不起，但看不起是早晚的事，早看不起倒可以省下麻烦。但老家仍是源源不断来人，来了起码吃你一顿饭。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小林老婆是城市人，城市到底比农村关系简单，来的人很少。人家家老不来人，自己家老来人，来了就要吃饭，农村人又不讲究，到处弹烟灰吐痰，也让小林不好意思。按说小林老婆在这方面还算开通，一开始来人不说什么，后来多了，成了常事，成了日常工作，人家就受不了，来了客人脸色不好，也不去买菜，也不去下厨房。小林虽然怪老婆不给自己面子，但人家生气得也有道理，两人如倒个个儿，小林也会不高兴。于是除了责备妻子，也怪自己老家不争气，捎带自己让人也看不起。老家如同一个大尾巴，时不时要掀开让人看看羞处，让人不忘记你仍是一个农村人。对门印度女人就说过，看他们家那土样，一家子农村人。弄得小林老婆很不高兴。所以小林时常提心吊胆，一到下班，就担心今天老家是否来人了有时在家里坐，一听院子里有人说外地口音，他就心惊胆战，忙跑到阳台上看，看这外地口音是否进了自家的门洞，如不是进这门洞，才松一口气。虽然小林不盼望自己老家来人，却盼望老婆那边来人。
第五节
那边如也来人，小林故意热情些，也可抵消一些自己这边来人，让老婆心里平衡一些。但人家来人少，让小林时刻亏着心。老家的父母也不懂小林心情，觉得自己儿子在北京，是个可炫耀的事情，时常说：“我儿子在北京，你们找他去！”人家来了，小林就不能不热情。后来时间长了，小林发觉你越热情，来的人越多，小林学聪明了，就不再热情。不热情，怠慢人家，人家就不高兴，回去说你忘本。但忘本也就忘本，这个本有什么可留恋的！小林也给自己父母写信，说我这里也很忙，经济很难，以后不要图你们面子好看，故意往这里介绍人。信写好以后，小林还故意让老婆看了看，老婆没领他这个情，照地下吐了一口唾沫：
“早知道你家是这样，当初我就不会嫁你！”
小林马上火了，指着老婆说：
“当初我也把家庭情况向你说了，你说不在乎，照你这么说，好像我欺骗你！”
但斗气归斗气，家里还是照常来人。因人照常来，久而久之小林老婆也习惯了。习惯了就自然了。无非是脸色不高兴。这就使小林很满意。小林也自觉，客人来了，吃饭只加两个大路菜，无非是一条鱼，或一只鸡，没有酒水。老家人不满意，只好让他不满意，总比让老婆不满意要好。
但今天来的两个客人，使小林觉得只加两个菜绝对说不过去。这两个人一个老头子，一个年轻人，一开始小林没有认出来，上去问他们是哪个村的，听那老头子一说话，小林认出来了，是自己小学时的老师。这老师姓杜，小林上小学时，跟他学了五年，杜老师既教数学，又教语文。一年冬天小林捣蛋，上自习跑出去玩冰，冰炸了，小林掉到了冰窟窿里。被救上来，老师也没吵他，还忙将湿衣裳给他脱下来，将自己的大棉袄给他披上。这样的老师，十几年没见，现在到了自己门上，如何使小林不激动小林上去握住他的手：
“老师！”
老师见他激动，也激动起来，拉住小林说：
“小林！街上遇到你，肯定我认不出来！”
又忙把年轻人向他介绍，说是自己的儿子。
大家激动过，小林问老师来北京的意思。老师把意思一说，小林又有些胆战心惊，原来老师得了肺气肿，到底发展没发展成肺癌，老家医院水平低，诊断不出来，这时老师想起他培养的学生，还就数小林混得高，混到了北京，于是带儿子来投奔他，想让他找个医院给确诊确诊。如果是癌症，最好能住院治疗；如果不是癌症是肺气肿，也望能做一下手术。小林一边说：
“咱慢慢商量，咱慢慢商量！”
一边转动脑筋。可北京哪里有他熟悉的医院这时门开了，小林老婆下班回来。小林一看表，已是晚上七点半。小林见了老婆又是一番胆战心惊，一边看老婆的脸色，一边向老婆介绍，这是自己的老师和老师的儿子，这是自己的爱人。老婆见又来了一屋人，屋里烟气冲天，痰迹遍地，当然不会有好脸色，只是点点头，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厨房就传来吵声，老婆在责备保姆，都七点半了，怎么还没给孩子弄饭小林知道那责备是冲着自己，也怪自己大意，只顾跟老师聊天，忘了交代保姆先给孩子弄饭。何况来了两个客人，加上小林、小林老婆、保姆、孩子，一下成了六口人，这饭还没准备呢。于是就让老师先坐着，自己去厨房给老婆解释。解释之前，他先掏出今天单位发的五十块钱，作为晋见礼；然后又解释说，实在没办法，这是自己小学时的老师，不同别人，好歹给弄顿饭，招待过去就完。谁知老婆一把将五张人民币打飞了，说：
“去你妈的，谁没有老师！我孩子还没吃饭，哪里管得上老师了！”
小林拉她：
“你小声点，让人听见！”
小林老婆更大声说：
“听见怎么了，三天两头来人，我这里不是旅馆！再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了！”
就坐在厨房的水池上落泪。
小林怒火一股股往头上冲。但现在生气也不是办法，客人还在里间坐着，只好先退出去，又去陪老师。但看老师的样子，已经听见他们的争吵。老师到底有文化，不比别的老家人，招待不好故意傲慢，马上大声说：
“小林你不必忙，俺已经在外面吃过饭了，俺住在劲松地下旅馆，也就是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老家土产，喝了这杯水，俺就该走了，晚了怕坐不上车！”
接着拉开了帆布提包，让儿子把两桶香油送到了厨房。
小林感到心中更加不忍。他知道老师肯定没有吃饭，只是怕他为难，故意说这话给他老婆听。也许是两桶香油起了作用，也许是老婆觉悟过来，饭到底还是做了，做得还不错，四个菜，把孩子吃的虾仁都炒了一盘。好歹吃完饭，小林将老师和他儿子送出门。路上老师一个劲儿地说：
“我一来，给你添了麻烦。本来我不想来，可你师母老劝我来看看你，就来了！”
小林看着老师的满头白发，蹒跚的步子，脸上皱褶里都是土，自己也没有让他在家洗洗脸，心里不禁一阵辛酸，说：
“老师身体有病，该来北京看看。我先给你们找个便宜旅馆住下，明天我就给老师找医院！”
老头子忙用手止住小林：
“你忙你的，我还有办法！”
接着摘下帽子，从里边拿出一张纸条：
“来时怕找不到你，我找了县教育局李科长。李科长有一个同学，在某大机关当司长，看，都给我写了信！我投奔他，他那么大的干部，肯定有办法！”
第六节
老师话说到这里，小林就不再坚持。因让他找医院，他也肯定找不出什么好医院，是瞎耽误老师的时间，还不如让人家去找司长。于是就只好将老师和他儿子送到公共汽车上，和他们再见。看着公共汽车开远，老师还在车上微笑着向他挥手，车猛地一停一开，老头子身子前后乱晃，仍不忘向他挥手，小林的泪刷刷地涌了出来。自己小时上学，老师不就是这么笑等公共汽车开得看不见了，小林一个人往回走，这时感到身上沉重极了，像有座山在身上背着，走不了几步，随时都有被压垮的危险。第二天上班，小林在办公室看报纸，看到一篇悼念文章，悼念一位已经死去好多年的大人物，说大人物生前如何尊师爱教，曾把他过去少年时仅存的两个老师接到北京，住在最好的地方，逛了整个北京。小林本来对这位死去的大人物印象不错，现在也禁不住骂道：
“谁不想尊师重教我也想让老师住最好的地方，逛整个北京，可得有这条件！”
就把这张报纸扔到了废纸篓里。
孩子病了。流鼻涕，咳嗽。老婆说：
“你老师有肺气肿，上次他来咱们家一次，是不是把孩子给传染上了”
孩子有病，小林也很着急。孩子一病，和不病时大不一样，小林和小林老婆，起码得一个人请假在家照顾。这时单靠保姆是不行的。但老婆胡乱联系，又责备他的老师，使小林心
里很愤怒。上次老师走后，小林两天没理老婆，怪她破坏他的情感，当着老师的面让他下不来台。人家吃了你一顿饭，却给你提来两桶香油，两桶香油有十斤，现在北京自由市场一斤香油卖八块，十斤就是八十多块，你一顿饭值八十吗两天来吃着老师的香油，老婆也面有愧色，也觉自己做得太过分。但现在孩子病了，她有气无处撒，又想反攻倒算，拿小林的老师
做码子，小林就有些不客气，说：
“孩子有病，还是先检查。如检查出不是肺气肿传染，你提前这么责备人家，不就不道德了吗”
于是两人都请假，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但检查是好检查的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字：钱。现在给孩子看一次病，出手就要二三十；不该化验的化验，不该开的药乱开。小林觉得，别人不诚实可以，连医生都这么不诚实了，这还叫人怎么活一次孩子拉稀，看下来硬是要了七十五。小林老婆又好气又好笑，抖着双手向小林说：
“一泡屎值七十五”
每次给孩子看完病，小林和小林老婆都觉得是来上当。但孩子一病，这个当你还非上不可。你别无选择。譬如现在，路上孩子又有些发烧，温度还挺高，这时两人都忘记了相互指责，忘记了是去上当，精力都集中到孩子身上，于是加快步伐挤车去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原来也无非是感冒。但拿着药单子到药房窗口一划价：四十五块五毛八。小林老婆抖着单子说：
“看，又宰人了吧！你说，这药还拿不拿！”
小林没“说”，也没理她。刚才小林有些着急，小孩发烧那么高，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不知是不是老师给传染了，现在诊断出是感冒，小林就放了心。放心之后，小林又开始愤怒，刚才你断定是我的老师传染，现在经过医院诊断，不成感冒了小林本想跟她先理论理论这事，再说宰人不宰人的事，但看到药房前边排队的人很多，来往的人也很多，这个场合理论不对，就没有理她，只是没好气地向老婆说：
“怕宰人就别来呀，人家谁请你非拿药不可了”
老婆马上抱起孩子：
“照这么说，我就真不拿药了！”
抱起孩子就走。看着老婆赌气不拿药，小林倒着了急。他知道老婆的脾气，赌上气九牛拉不回来。赌气不拿药，回家孩子怎么办忙又撵出去，拦住老婆：
“哎，哎，这事你还能真赌气呀，把药单子给我！”
谁知老婆这次不是赌气，她看着小林说：
“这药不拿了，不就是感冒吗上次我感冒从单位拿的药还没吃完，让她吃点不就行了大不了就是‘先锋’、‘冲剂’、退烧片之类，再花钱不也是这个！”
小林说：
“那是大人药，大人小孩子不一样！”
小林老婆说：
“怎么不一样，少吃一点就是了。这事你别管。不花四十五块，我也能让孩子三天好了。药吃完我再到单位要！”
小林觉得老婆说得也有道理。他用手摸了摸女儿的头，不知是孩子刚刚睡醒的缘故，还是嗅到了医院的味道，烧突然又退了下去。眼睛也有神了，指着医院对面的“哈密瓜”要吃。看情况有些缓解，小林觉得老婆的办法也可试一试。于是就跟老婆一块出医院，给孩子买了一块“哈密瓜”。吃了一块“哈密瓜”，孩子更加活泼，连咳嗽一时也不咳了，跳到地上拉着小林的手玩。小林高兴，老婆也高兴。大家一高兴，心胸也就开阔了，小林也不再追究老婆说过老师传染不传染的话了，那都是着急时没有办法乱发的火，不足为凭。既然不追究了，孩子的病也确诊了，老婆想出办法，看病又省下四十五块钱，这不等于白白收入大家心情更开朗。小林对老婆也关心了。路过小吃街，小林对老婆说：
“你不是爱吃炒肝吃一碗吧！”
小林老婆咂吧咂吧嘴说：
“一块五一碗，也就吃着玩，多不划算！”
小林马上掏出一块五，递给摊主：
“来一碗炒肝！”
第七节
炒肝端上来，小林老婆不好意思地看了小林一眼，就坐下吃起来。看她吃的爱惜样子，这炒肝她是真爱吃。她捡了两节肠子给孩子吃，孩子嚼不动又吐出来，她忙又扔到自己嘴里吃了。她一定让小林尝尝汤儿，小林害怕肠，以为肠汤一定不好喝，但禁不住老婆一次一次劝，老婆的声音并且变得很温柔，眼神很多情，像回到了当初没结婚正谈恋爱的时候，小林只好尝了一口。汤里有香菜，热腾腾的，汤的味道果然不错。老婆问他味道怎么样，他说味道不错，老婆又多情地看了他一眼。想不到一碗炒肝，使两人重温了过去的温暖。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晚上。因孩子病得不重，回家后老婆让她吃了药，她就自己玩去了。晚上也不咳了，睡得很死。等外间保姆传来鼾声，小林和小林老婆都很有激情。事情像新婚时一样好。事情过去以后，两人又相互抚摸着谈起了天，重新总结今天孩子病的原因。小林老婆主动承认错误，说今天一时性急，错怪了小林的老师。小林说既然不怪老师，就怪我们夜里没看好，让孩子踹了被子。老婆说也不怪夜里没看好，就怪一个人。小林心里“咯噔”，问是谁，老婆用手指了指外间门厅。这是指保姆。接着老婆说了保姆一大堆不是，说保姆斤斤计较，干活不主动，交代的任务故意磨蹭，爱在保姆间乱串，爱泄露家中的机密；对孩子也不是真心实意，两人上班不在家，她让孩子一个人玩水，自己睡觉或看电视，还有个不感冒的等今年九月份，一定送孩子入托，把她辞出去。她一个人工资四十元，吃喝费用得六十元，还用小林老婆的卫生巾、化妆品，再加上水果杂用，一月一百多，占一个人的工资，家里哪会不穷等孩子入托，辞了保姆，一个月省下这么多钱，家里生活肯定能改善，前途还是光明的。小林也受了鼓舞，加上他平时对保姆印象也不好，也跟着老婆说了一阵子话。说完感到气都出了，心里很畅快。两人又亲了一下，才分开身子睡觉。老婆一转身三分钟睡着了，小林没睡着，想了想刚才的一番议论，又感到有些羞愧。两人温暖一天，最后把罪过归到保姆身上，未免有些小气。人家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出门几千里在外，整天看你脸色说话，就是容易的小林感到自己也变得跟个娘儿们差不多了，不由感叹一声。但接着疲倦也上来了，两个眼皮一合，也就睡着了，不再想那么多。
但等第二天早晨，小林又感到昨天对保姆的指责没有错。清早老婆上班，小林照常出去排豆腐。排完豆腐，小林本来应该去上班，但今天下着蒙蒙小雨，来排豆腐的人少，豆腐买得顺利，看看表，还有富裕时间，因惦着孩子感冒，就又回家看了一趟。回家后，发现保姆床也没叠，孩子的饭也没做，药也没喂，给了孩子一盆洗脸水让她玩，她呢，正在给自己鼓捣吃的。清早起来小林和小林老婆都吃的剩饭，把昨天的剩饭泡了泡，就着咸菜吃下了肚。保姆不吃剩饭，你再熬点新粥也就罢了，谁知她正在用给女儿做饭的小锅下挂面，进屋一股香气，她加了香菜，加了豆腐干，还卧了一个鸡蛋。保姆见他突然回来，也有些吃惊，忙用筷子把鸡蛋往面条底下捺。但不管怎么捺，还是让小林发现了。小林怒火一股股往脑门冲，这不是故意败坏人吗起床孩子不弄，自己倒先偷着做好的吃。大家都不容易，我们背后议论你、把一切罪过归到你身上固然不对，但你也忒不自觉，忒不值得尊重和体谅。但小林没有再指责保姆。按说现在抓住了罪证，当面指责一顿十分痛快，但保姆是这种样子，你指责她一顿，岂敢保证你走了以后，她会不把气撒到孩子身上孩子还不懂事，能让她再替你承担罪过于是只是把孩子正在玩的保姆的洗脸水，气鼓鼓地夺过来倾到马桶里。孩子一玩水，又开始流鼻涕；水被夺走，便坐在地上拧着屁股哭。小林没理，摔上门就上班去了。边匆忙下楼边心里骂：
“妈的，九月份一定让你滚蛋！”
晚上下班回家，孩子的感冒似乎又加重了，鼻子??的，一个劲咳嗽；摸摸头，烧也有点升上来。小林知道，这和保姆一天捣蛋肯定有关系。但他又不敢把清早保姆捣蛋的事告诉老婆，那样肯定会引起另一场轩然大波。不过，不知老婆今天怎么了，一脸喜色，对孩子病情加重也不在意，喜滋滋地自己坐在床前想心思。老婆一有这种脸色，肯定有好事。来厨房看看，果然，老婆买回来一节香肠。买了香肠不说，还买回来一瓶“燕京”啤酒。这肯定是给小林买的。过去单身汉时，小林最爱喝啤酒。自结婚以后，这种爱好渐渐就根除了。一瓶一块多，喝它干吗，就是不说钱，平时谁有喝啤酒的心思！小林摸不透老婆今天的心思，忙进里间问：
“喂，你今天怎么了”
老婆“吃吃”地笑。
小林感到有些奇怪：
“你笑什么说出来我听听！”
老婆说：
“小林，我告诉你，我的工作问题解决了！”
小林吃了一惊：
“什么解决了你去前三门单位了管人事的头头答应了”
老婆摇摇头。
小林问：
“找到新的单位了”
老婆摇摇头。
小林禁不住泄气：
“那解决什么”
老婆说：
“这工作我不调了！”
小林说：
“怎么不调了，你对单位又有感情了你不怕挤公共汽车了”
小林老婆说：
“感情谈不上，但以后不挤公共汽车了。我们单位的头头说，从九月份开始，往咱们这条线发一趟班车！你想，有了班车，我就不用挤公共汽车，四十分钟也到了。自己单位的班车，上车还有座位，这不比挤地铁去前三门单位还好小林，我想通了，只要九月份通班车，我工作就不调了。这单位固然不好，人事关系复杂，但前三门那个单位就不复杂了看那管人事头头的嘴脸！我信了你的话，天下的老鸦一般黑。只要有班车，我就不调了，睁只眼闭只眼混算了。这不是工作问题解决了！”
第八节
小林听了老婆一番话，也很高兴。家中的一件大事，过去天天苦恼，时常为此闹矛盾，现在终于有了着落。虽然工作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以不解决为解决，但不管怎样，解决了，老婆就安心了，就没有烦恼了，就不会情绪激动了，家里就不会再为此闹矛盾了。说来问题解决也简单，靠小林和小林老婆自己去求人，去送东西到处碰壁，最终解决无非是单位发了一趟班车。但不管怎么解决，小林也马上和老婆一样高兴起来，说：
“好，好，这不以后不存在这问题了你就不再跟我闹了”
老婆说：
“是不存在呀！”
又娇嗔道：
“谁跟你闹了你没有本事解决，还怪我跟你闹！最后不还是靠我自己解决！就等九月份了！”
小林说：
“是呀，是呀，是靠你自己解决，就等九月份！”
大家情绪很好。孩子的病也压过去了。吃饭时大家喝了啤酒。晚上孩子保姆入睡，两人又欢乐了一次。欢乐时两人很有激情。欢乐以后，两人都很不好意思。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很长时间没这么勤了。接着两人又抚摸着谈心，说九月份。九月份真是个好日子，老婆工作问题解决，孩子入托辞退保姆，家里可省一大笔开支。两人又展望未来，憧憬九月份的幸福日子，讨论节省下的开支如何使用。后来老婆又说，现在孩子还小，要不再让孩子在家
呆一年，再用一年保姆，等明年再送孩子入托。小林想起早晨保姆的事，马上恶狠狠地说：
“不，就今年，不为孩子，也为保姆，马上让她滚蛋！”
老婆与保姆矛盾很深，听小林这么说，也很高兴，又亲了他一下，翻过身就睡着了。
九月份了。九月份有两件事，一、老婆通班车；二、孩子入托辞退保姆。老婆通班车这一条比较顺，到了九月一号，老婆单位果然在这条线通了班车。老婆马上显得轻松许多。早上不用再顶星星。过去都是早六点起床，晚一点儿就要迟到；现在七点起床就可以了，可以多睡一个小时。七点起床梳洗完毕，吃点饭，七点二十轻轻松松出门，到门口上班车；上了班车还有座位，一直开到单位院内，一点不累。晚上回来也很早，过去要戴月亮，七点多才能到家，现在不用戴了；单位五点下班，她五点四十就到了家，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再做饭。老婆
很高兴。不过她这高兴与刚听到通班车时的高兴不同，她现在的高兴有些打折扣。本来听说这条线通班车，老婆以为是单位头头对大家的关心，后来打听清楚，原来单位头头并不是考虑大家，而是单位头头的一个小姨子最近搬家搬到了这一块地方，单位头头的老婆跟单位头头闹，单位头头才让往这里加一线班车。老婆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有些沮丧，感到这班车通得有些贬值，自己高兴得有些盲目。回来与小林唠叨，小林听到心里也挺别扭，感到似乎是受了污辱。但这污辱比起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拒不收礼的污辱算什么！于是向老婆解释，管他娘嫁给谁，管是因为什么通的班车，咱只要跟着能坐就行了。老婆说：
“原来以为坐班车是公平合理，单位头头的关心，谁知是沾了人家小姨子的光，以后每天坐车，不都得想起小姨子！”
小林说：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看，没有人家小姨子，你还坐不上班车！”
小林老婆说：
“我坐车心里总感到有些别扭，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
小林说：
“你还像大学刚毕业那么天真，什么二等三等，有个班车给你坐就不错了。我只问你，就算沾了人家小姨子的光，总比挤公共汽车强吧”
小林老婆说：
“那倒是！”
小林又说：
“再说，沾她光的又不是你自己，我只问你，是不是每天一班车人”
老婆说：
“可不是一班车人，大家都不争气！”
小林说：
“人家不争气，这时你倒长了志气。你长志气，你以后再去坐公共汽车，没人拉你非坐班车！你调工作不也照样求人巴结人给人送东西，还让晾到了楼道里！”
第九节
老婆这时“扑哧”笑了：
“我也就是说说，你倒说个没完了。不过你说得对，到了这时候，还说什么志气不志气！谁有志气有志气顶他妈屁用，管他妈嫁给谁，咱只管每天有班车坐就是了！”
小林拍巴掌：
“这不结了！”
所以老婆每天显得很愉快。但小孩入托一事，碰到了困难。小林单位
没有幼儿园，老婆单位有幼儿园，但离家太远，每天跟着老婆来回坐车也不合适，这就只能在家门口附近找幼儿园。门口倒是有几个幼儿园，有外单位办的，有区里办的，有街道办的，有居委会办的，有个体老太太办的。这里边最好的是外单位办的，里边有幼师毕业的阿姨，可以教孩子些东西；区以下就比较差些，只会让孩子排队拉圈在街头走；最差的是居委会或个体办的，无非是几个老太太合伙领着孩子玩，赚个零用钱花花。因孩子教育牵扯到下一代，老婆对这事看得比她调工作还重。就撺掇小林去争取外单位办的幼儿园，次之只能是区里办的，街道以下不予考虑。小林一开始有些轻敌，以为不就给孩子找个幼儿园吗临时呆两年，很快就出去了，估计困难不会太大，但他接受以前一开始说话腔太满，后来被老婆找后账的教训，说：
“我找人家说说看吧，我也不是什么领导人，谁知人家会不会买我的账，你也不能限制得太死！”
对门印度女人家也有一个孩子，大小跟小林家孩子差不多，也该入托，小林老婆听说，她家的孩子就找到了幼儿园，就是外单位办的那个。小林老婆说话有了根据，对小林说：
“怎么不限制死，就得限制死，就是外单位那个，她家的孩子上那个，咱孩子就得上那个，区里办的也不用考虑了！”
任务就这样给小林布置下了。等小林去落实时，小林才感到给孩子找个幼儿园，原来比给老婆调工作困难还大。小林首先摸了一下情况，外单位这个幼儿园办得果真不错，年年在市里得先进。一些区一级的领导，自己区里办的有幼儿园，却把孩子送到这个幼儿园。但人家名额限制得也很死，没有过硬的关系，想进去比登天还难。进幼儿园的表格，都在园长手里，连副园长都没权力收孩子。而要这个园长发表格，必须有这个单位局长以上的批条。小林绞尽脑汁想人，把京城里的同学想遍，没想出与这个单位有关系的人。也是急病乱投医，小林想不出同学，却突然想起门口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小林常在老头那里修车，“大爷”“大爷”地叫，两人混得很熟。平时带钱没带钱，都可以修了车子推上先走。一次在闲谈中，听老头说他女儿在附近的幼儿园当阿姨，不知是不是外单位这个想到这个茬儿，小林兴奋起来，立即骑上车去找修车老头。如果他女儿是在外单位这个，虽然只是一个阿姨，说话不一定顶用，但起码打开一个突破口，可以让她牵内线提供关系。找到修车老头，老头很热情，也很豪爽，听完小林的诉说，马上代他女儿答应下来，说只要小林的孩子想入他女儿的托，他只要说一句话，没有个进不去的。只是他女儿的幼儿园，不是外单位那个，而是本地居委会办的。小林听后十分丧气。回来将情况向老婆作了汇报。老婆先是责备他无能，想不出关系，后又说：
“咱们给园长备份厚礼送去，花个七十八十的，看能不能打动她！对门那个印度孩子怎么能进去也没见她丈夫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肯定也是送了礼！”
小林摆摆手说：
“连认识都不认识，两眼一抹黑，这礼怎么送得出去上次给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送礼，没放着样子”
老婆火了：
“关系你没关系，礼又送不出，你说怎么办？”
小林说：
“干脆入修车老头女儿那个幼儿园算了！一个三岁的孩子，什么教育不教育，韶山冲一个穷沟沟，不也出了毛主席！还是看孩子自己！”
老婆马上愤怒，说小林不能这样对孩子不负责任；跟修车的女儿在一起，长大不修车才怪；到目前为止，你连外单位的幼儿园的园长见都没见一面，怎么就料定人家不收你的孩子有了老婆这番话，小林就决定斗胆直接去见一下幼儿园园长。不通过任何介绍，去时也不带礼，直接把困难向人家说一下，看能否引起人家的同情。路上小林安慰自己，中国的事情很复杂，别看素不相识，别看不送礼，说不定事情倒能办成；有时认识、有关系，倒容易关系复杂，相互嫉妒，事情倒不大好办。不认识怎么了不认识说不定倒能引起同情。世上就没好人了说不定这里就能碰上一个。但等小林在幼儿园见到园长，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幼稚天真。幼儿园园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人倒挺和蔼，说她这个幼儿园不招收外单位的孩子；本单位孩子都收不了，招外单位的大家会没有意见不过情况也有例外，现在幼儿园想搞一项基建，一直没有指标，看小林在国家机关工作，如能帮他们搞到一个基建指标，就可以收下小林的孩子。小林一听就泄了气，自己连自己都顾不住，哪能帮人家搞什么基建指标如有本事搞基建指标，孩子哪个幼儿园不能进，何必非进你这个幼儿园他垂头丧气回到家，准备向老婆汇报，谁知家里又起了轩然大波，正在闹另一种矛盾。原来保姆已经闻知他们在给孩子找幼儿园；给孩子找到幼儿园，不马上要辞退她她不能束手待毙，也怪小林老婆不事先跟她打招呼，于是就先发制人，主动提出要马上辞退工作。小林老婆觉得保姆很没道理，我自己的孩子，找不找幼儿园还用跟你商量现在幼儿园还没找到，你就辞工作，不是故意给人出难题两人就吵起来。到了这时候，小林老婆不想再给保姆说好话，说，要辞马上辞，立即就走。保姆也不服软，马上就去收拾东西。小林回到家，保姆已将东西收拾好，正要出门。小林幼儿园联系得不顺利，觉得保姆现在走措手不及，忙上前去劝，但被老婆拦住：
“不用劝她，让她走，看她走了，天能塌下来不成！”
小林也无奈。可到保姆真要走，孩子不干了。孩子跟她混熟了，见她要走，便哭着在地上打滚；保姆对孩子也有了感情，忙上前又去抱起孩子。最后保姆终于放下嗷嗷哭的孩子，跑着下楼走了。保姆一走，小林老婆又哭了，觉得保姆在这干了两年多，把孩子看大，现在就这么走了也很不好，赶忙让小林到阳台上，给保姆再扔下一个月的工资。
保姆走后，家里乱了套。幼儿园没找着，两人就得轮流请假在家看孩子。这时老婆又开始恶狠狠地责骂保姆，怪她给出了这么个难题，又责怪小林无能，连个幼儿园都找不到。小林说：
“人家要基建指标，别说我，换我们的处长也不一定能搞到！”
又说：
“依我说，咱也别故意把事情搞复杂，承认咱没本事，进不了那个幼儿园，干脆，进修车老头女儿的幼儿园算了！这个幼儿园不也孩子满满当当的！”
事到如今，小林老婆的思想也有些活动。整天这么请假也不是个事。第二天又与小林到修车老头女儿的幼儿园看了看，印象还不错，当然比外单位那个幼儿园差远了，但里面还干净，几个房间里圈着几十个孩子，一个屋子角上还放着一架钢琴。幼儿园离马路也远。小林见老婆不说话，知道她基本答应了，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第十节
回来，开始给孩子做入托的准备。收拾衣服、枕头、吃饭的碗和勺子、喝水的杯子、揩鼻涕的手绢，像送儿出征一样。小林老婆又落了泪：
“爹娘没本事，送你到居委会幼儿园，你以后就好自为之吧！”
但等孩子体检完身体，第二天要去居委会幼儿园时，事情又发生了转机，外单位那个幼儿园，又同意接收小林的孩子。当然，这并不是小林的功劳，而是对门那个印度女人的丈夫意外给帮了忙。这天晚上有人敲门，小林打开门，是印度女人的丈夫。印度女人的丈夫具体是干什么的，小林和小林老婆都不清楚，反正整天穿得笔挺，打着领带，骑摩托上班。由于人家家里富，家里摆设好，自家比较穷，家里摆设差，小林和小林老
婆都有些自卑，与他们家来往不多。只是小林老婆与印度女人有些接触，还面和心不和。现在印度女人的丈夫突然出现，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提高了警惕：他来干什么谁知人家很大方，坐在床沿上说：
“听说你们家孩子入托遇到困难？”
小林马上感到有些脸红。人家问题解决了，自己没有解决，这不显得自己无能就有些支吾。印度女人丈夫说：
“我来跟你们商量个事，如果你们想上外单位那个幼儿园，我这里还有一个名额。原来搞了两个名额，我孩子一个，我姐姐孩子一个，后来我姐姐孩子不去了，如果你们不嫌这个幼儿园差，这个名额可以让给你们，大家对门住着！”
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感到一阵惊喜。看印度女人丈夫的神情，也没有恶意。小林老婆马上高兴地答：
“那太好了，那太感谢你了！那幼儿园我们努力半天，都没有进去，正准备去居委会的呢！”
这时小林脸上却有些挂不住。自己无能，回过头还得靠人家帮助解决，不太让人看不起了！所以倒没像老婆那样喜形于色。印度女人丈夫又体谅地说：
“本来我也没什么办法，只是我单位一个同事的爸爸，正好是那个单位的局长，通过求他，才搞到了名额。现在这年头儿，还不是这么回事！”
这倒叫小林心里有些安慰。别看印度女人爱搅是非，印度女人的丈夫却是个男子汉。小林忙拿出烟，让他一支。烟不是什么好烟，也就是“长乐”，放了好多天，有些干燥了，但人家也没嫌弃，很大方地点着，与小林一人一支，抽了起来。
孩子顺利地入了托。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松了一口气。从此小林家和印度女人家的家庭关系也融洽许多。两家孩子一同上幼儿园。但等上了几天，小林老婆的脸又沉了下来。小林问她怎么回事，她说：
“咱们上当了！咱们不该让孩子上外单位幼儿园！”
小林问：
“怎么上当怎么不该去？”
小林老婆说：
“表面看，印度家庭帮了咱的忙，通过观察，我发现这里头不对，他们并不是要帮咱们，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原来他们孩子哭闹，去幼儿园不顺利，这才拉上咱们孩子给他陪读。两个孩子以前在一起玩，现在一块上
幼儿园，当然好上了。我也打听了，那个印度丈夫根本没有姐姐！咱们自己没本事，孩子也跟着受欺负！我坐班车是沾了人家小姨子的光，没想到孩子进幼儿园，也是为了给人家陪读！”
接着开始小声哭起来。听了老婆的话，小林也感到后背冷飕飕的。妈的，原来印度家庭没安好心。可这事又摆不上桌面，不好找人理论。但小林心里像吃了马粪一样感到龌龊。事情龌龊在于：老婆哭后，小林安慰一番，第二天孩子照样得去给人家当“陪读”；在好的幼儿园当陪读，也比在差的幼儿园胡混强啊！就像蹭人家小姨子的班车，也比挤公共汽车强一样。当天夜里，老婆孩子入睡，小林第一次流下了泪，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耳光：
“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
但他扇的声音不大，怕把老婆弄醒。
今年大白菜丰收。
小林站在市民排起的长队里，嘴里哈着寒气，开始购买冬贮大白菜。大家一人手里捏着一个纸片。天冷了，有人头上已经扣上了棉帽子。大家排队时间一长，相互混熟了，前边一个中年人让给小林一支烟，两人燃着，说些闲话。一到购买冬贮大白菜，小林的心情是既焦急又矛盾。看着别人用自行车、三轮车、大筐往家里弄大白菜，留下一路菜帮子，他很焦急
；生怕大白菜一下卖完，他落了空，冬天里没有菜吃。等到挤到人群里去买，他心里又觉得是上当。年年买大白菜，年年上当。买上几十棵便宜菜，不够伺候它的，天天得摆、晾、翻，天天夜里得收到一起码着。这样晾好，白菜已经脱了几层皮。一开始是舍不得吃，宁肯再到外面买；等到舍得吃，白菜已经开始发干，萎缩，一个个变成了小棍棍，一层层揭下去，就剩一个小白菜心，弄不好还冻了，煮出一股酸味。每到第二年春天，面对着剩下的几根小棍棍，小林和小林老婆都发誓，等秋天再不买大白菜。可一到秋天，看着一堆堆白菜那么便宜，政府在里边有补贴，别人家一车一车推，自己不买又感到吃亏。这样矛盾焦急心理，小林感到是一种折磨，其心理损耗远远超过了白菜的价值。所以今年一到秋天小林便下定决心：坚决不买大白菜。与老婆商量，老婆也同意，说把冬贮菜的亏烂刨去，也不见得便宜到哪里去。于是他们今年真没有买大白菜。但这样仅坚持了三天，小林又扣上棉帽子排到了买冬贮菜的行列。这并不是今年小林的意志不坚强，而是今年北京大白菜过剩，单位号召大家买“爱国菜”，谁买了“爱国菜”可以到单位报销。这样，不买白不买，小林和小林老婆马上又改变了最初的决定，决定马上去买“爱国菜”，而且单位能报销多少，就买多少。小林单位可以报销三百斤，小林老婆单位可以报销二百斤，于是两人决定买五百斤。这比往年自己决定买大白菜的量还多。小林专门借了办公室副处长老何家的三轮车。小林说：
“原来说不买大白菜了，谁知单位又要报销，逼着你非再麻烦一次！”
第十一节
由于这麻烦是报销引起的而不是自己决定的，所以小林一边排队买菜，一边又感到委屈，叹了一口气，用脚踢了踢“爱国菜”，漫不经心地看前边称菜。但小林很快又克服了漫不经心。因大家买菜都不花钱，竞争都挺激烈，生怕排到自己“爱国菜”脱销，眼珠子瞪得都挺大。小林也不由紧张起来，将棉帽子的帽翅卷了起来，露出耳朵。
五百斤大白菜买回家，家里便充满了大白菜的气味。小林心情不好。但由于这大白菜不花钱，老婆的积极性倒挺高，在那里晾晒。不过结果小林仍然知道，无非变成七八十个小棍棍。看着它堆积那么高，一个冬天要吃掉它，也叫人倒胃口。不过老婆心情开朗，小林也跟着心情好起来，家里气氛倒是比以前轻松。大白菜拉回家的第二天，小林老家又来了人，一共来了六个，小林心里一阵紧张，小林老婆的脸也变了颜色。不过这六个客人并没有吃饭，坐了一会就走了，说是去东北出差。小林才放下心来。小林老婆脸上的颜色也转了过来，送客人时显得很热情，弄得大家都很满意。
这天，小林下班早，到菜市场去转。先买了一堆柿子椒，又用粮票换了二斤鸡蛋（保姆走后，粮食宽裕许多，可以腾出些粮票换鸡蛋），正准备回家，突然看到市场上新添了一个卖安徽板鸭的个体食品车，许多人站队在那里买。小林过去看了看，鸭子太贵，四块多一斤；但鸭杂便宜，才三块钱一斤。小林女儿爱吃动物杂碎，小林就也排到了队伍中，准备买半斤鸭杂。摊主有两个人，一个操安徽口音的在剁鸭子，另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在收钱。可等排到小林，小林要把钱交给老板时，老板看他一眼，两人眼睛一对，禁不住都叫道：
“小林！”
“小李白！”
两人都丢下鸭杂和钱，笑着搂抱在一起。这个“小李白”是小林的大学同学，当年在学校时，两人关系很好，都喜欢写诗，一块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那时大家都讲奋斗，一股子开天辟地的劲头。“小李白”很有才，又勤奋，平均一天写三首诗，诗在一些报刊还发表过，豪放洒脱，上下几千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人称“小李白”。惹得许多女同学追他。毕业以后，大家烟消云散。“小李白”也分到一个国家机关。后来听说他坐不了办公室，自己辞职跑到一个公司去了，现在怎么又卖起了板鸭“小李白”见到小林，生意也不做了，一切交给剁鸭子的安徽人，拉小林到旁边树下聊天。两人抽着烟，小林问：
“你不是在公司吗怎么又卖起了板鸭”
“小李白”一笑：
“妈拉个×，公司倒闭了，就当上了个体户，卖起了板鸭！不过卖板鸭也不错，跟自己开公司差不多，一天也弄个百儿八十的！”
小林吓了一跳，又问：
“你还写诗吗”
“小李白”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
“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混呗。你结婚了吗”
小林说：
“孩子都三岁了！”
“小李白”拍了一巴掌：
“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
小林深有同感，于是点点头。又问：
“你有孩子吗”
“小李白”伸出了三个手指头。小林吃了一惊：
“你敢不计划生育”
“小李白”一笑：
“结了三个，离了三个，现在又结了一个。结一个下一个果，离婚人家不要孩子，我可不就落了三个！不卖鸭子成吗家里五六张嘴等着吃食哩！”
小林也一笑，觉得“小李白”到底是“小李白”，诗虽然不写了，但那股
洒脱劲儿还没褪下。两人又谈了半天，天快黑了，“小李白”突然想起什么，照小林肩上拍了一掌：
“有了！”
小林吓了一跳：
“什么有了”
“小李白”说：
“我得出去十来天，去外地弄鸭子，这里没人收账，我正愁找不到人，你以后每天下班，来替我收收账算了！”
小林忙摆手：
“别，别，我还得上班。再说，我也不会卖鸭子！”
“小李白”说：
“我知道你是爱那个面子！你还是天真幼稚，现在普天下谁还要面子要面子一股子穷酸，不要面子享荣华富贵。就你小林清高看你的穿戴神情，也是改不掉的穷酸受罪模样。你下班来替我收账，帮我十天，我每天给你二十块钱！”
然后，不由分说，将一个大鸭子塞到小林手里，把小林推走了。
小林边摇头边笑提着鸭子回到家，老婆正不高兴他这么晚才回来，孩子也没准时接；又看他手里提鸭子，以为是花钱买的，叫道：
“你成贵族了，吃这么大的鸭子！”
小林将鸭子扔到饭桌上，瞪了老婆一眼：
“人家送的！”
第十二节
小林老婆吃了一惊：
“你当官了也有人给你送东西！”
小林便将菜市场的巧遇原原本本给老婆说了。最后把“小李白”让他看鸭子收账的事也说了。没想到老婆一听这事倒高兴，同意他去卖鸭子，说：
“一天两个小时，也不耽误上班，两个小时给你二十块钱，比给资本家端盘子挣得还多，怎么不可以！从明天起孩子我接，你卖鸭子吧，这事你能干得下来！”
小林倒在床上，手扣住后脑勺说：
“干是干得下来，只是面子上挂不住，卖鸭子！”
小林老婆说：
“管他呢！讲面子不是穷了这么多年你又不找老婆，我不怕你丢面子，你还怕什么！”
于是，从第二天起，小林每天下午下班，就坐在板鸭车后边卖鸭子收款。一开始还真有些不好意思，穿上白围裙，就不敢抬眼睛，不敢看买鸭子的是谁，生怕碰到熟人。回家一身鸭子味，赶紧洗澡。可干了两天，每天能捏两张人民币，眼睛、脸就敢抬了，碰到熟人也不怕了。回来澡也不洗了。习惯了就自然了。小林感到就好像当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这时小林觉得长期这样卖鸭子也不错，每月可多六百元的收入，一年下来不就富了可惜“小李白”只出去十天，十天回来，小林就干不成了。如果自己早一点见到“小李白”就好了。
鸭子卖到第九天，这天小林正在车后卖鸭子，又碰到一个熟人。本来现在小林已经不怕熟人了，但这个熟人不同别的熟人，小林还是有些害怕，他是小林办公室的处长老关。老关家住别处，本来不逛这个菜市场，怎么他今天逛到这里来了当老关看到板鸭车后坐的是自己的部下，吃惊得眼睛瞪得溜圆。小林也感到不好意思。小林第二天上班，就准备老关找他谈话。果然，老关找他单独“通气”。不过这时小林一点不怕老关，大家都在社会上混，又不是在单位卖鸭子，下班挣个零钱有什么不可以有钱到底过得愉快，九天挣了一百八，给老婆添了一件风衣，给女儿买了一个五斤重的大哈密瓜，大家都喜笑颜开。这与面子、与挨领导两句批评相比，面子和批评实在不算什么。当然小林在单位混了这么多年，已不像刚来单位时那么天真，尽说大实话；在单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倒霉受罚。于是在老关要求他解释昨天的事时，小林故作天真地一笑，说卖板鸭的是他的同学，他觉得好玩，就穿上同学的围裙坐那里试了一试，喊了两嗓子，纯粹是闹着玩，正好被领导碰上，他并没有真的卖鸭子，给单位丢名誉。老关听到情况是这样，就松了一口气，说：“我说呢，堂堂一个国家干部，你也不至于卖鸭子！既然是闹着玩，这事就算了，以后别这么闹就是了！”
小林忙答应一声，两人便分了手。等老关走远，小林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怎么不至于卖鸭子，老子就是卖了九天鸭子！可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能长期这样，我这个鸭子还真要长期卖下去。
可惜，这天下午，“小李白”准时从外地回来了，小林就告别了板鸭车。临别时“小李白”把最后二十块钱交给小林，交代他以后想吃鸭子就
来拿；以后他到外地去弄鸭子，还请他来看摊。小林这时一点也没不好意思，声音很大地答应：
“以后需要我帮忙，你尽管言声！”
孩子上幼儿园已经三个月了。小林或小林老婆每天接送。平心而论，孩子上幼儿园以后，家务比以前多了，家里没有保姆，刷碗、擦地、洗衣洗单子，都要自己动手；孩子每天清早送、晚上接，都要准时；不像过去家里有保姆担着，回去得早晚没关系。家务虽然重了，但因为家里没有保姆，孩子一天不在家，让人心理上轻松许多；孩子接回来，关起门也是自己一家人，没有外人。保姆一走，每月省下一百多元钱，扣除孩子的入托费，还剩五六十，经济上也显得宽裕了，老婆也舍得吃了，时不时买根香肠，有时还买只烧鸡。两人在一起讨论起
来，都说没有保姆好处多，接着说了用保姆的一连串毛病。但现在人家已经走了，两人还边啃烧鸡边声讨人家，未免显得有些小气。不说她也罢。以后两人说保姆少了。
孩子入托好是好，但小林和小林老婆一直有一个心理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孩子入托是沾了印度家庭的光，是为了给人家孩子当陪读。清早一送孩子，晚上一接孩子，就想起这档子事，让人心理上不愉快。接送过程中，常碰到印度女人或她的丈夫，招呼还是要打，但打过招呼就有一种羞愧和不自然。不过孩子不懂事，有时从幼儿园出来，还和印度女人的孩子拉着手，玩得很愉快。但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时间一长，小林和小林老婆就把这事看得轻了。有时又一想什么陪读不陪读，只要能进幼儿园，只要孩子愉快就行了。就好像帮人家卖鸭子，面子是不好看，领导也批评，但二百块钱总是到手了。只是有时见了印度家的人依然愤怒，愤怒起来心里要骂一句：
“帮我联系幼儿园，我也不承你的情！”
孩子在幼儿园也有一个习惯过程。开始几天，孩子哭着不去。送时哭，接时也哭。这是年幼不懂事，大人只要坚持下来，孩子也没办法。坚持一段孩子就习惯了。等孩子熟悉了新的环境，老师、别的孩子，她都认识了，于是也就不哭了。小林有时觉得那么小的孩子，在无奈中也会渐渐适
应环境，想起来有些心酸。可老放在身边怎么成，她就不长大了吗长大混世界，不更得适应于是也就不把这辛酸放到心上。这时有了世界杯足球赛，小林前几年爱看足球，看得脸红心跳，觉得过瘾，世界级的明星，都能说出口。那时觉得人生的一大目的就是看足球，世界杯四年一次，人生才有几个四年但后来参加工作、结婚以后，足球赛渐渐不看了。看它有什么用人家球踢得再好，也不解决小林身边任何问题。小林的问题是房子、孩子、蜂窝煤和保姆、老家来人。所以对热闹的世界杯充耳不闻。现在孩子入了幼儿园，小林心里轻松一些，想到今天晚上要决赛，也禁不住心里痒痒起来；由于转播是半夜，他想跟老婆通融通融，半夜起来看一次转播。于是下班接孩子回来，猛干家务。老婆看他有些反常，问他有什么事，他就?着脸把这件事说了，并说今天晚上上场的有马拉多纳。谁知老婆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她的思路仍没有转过弯来，竟将围裙摔到桌子上：
“家里蜂窝煤都没有了，你还要半夜起来看足球，还是累得轻！你要能让马拉多纳给咱家拉蜂窝煤，我就让你半夜起来看他！”
小林一阵扫兴，连忙摆手：
“算了，算了，你别说了，我不看了，明天我去拉蜂窝煤不就行了！”
第十三节
于是也不再干家务，坐在床头犯傻，像老婆有时在单位不顺心回到家坐床边犯傻的样子。这天夜里，小林一夜没睡着。老婆半夜醒来，见小林仍睁眼在那里犯傻，倒有些害怕，说：
“你要真想看，你看去吧！明天不误拉蜂窝煤就行了！”
这时小林一点兴致都没有了，一点不承老婆的情，厌恶地说：
“我说看了不看足球，还不让我想想事情了！”
第二天早起，小林就请了一上午假，去拉蜂窝煤。拉完蜂窝煤下午到单位，新来的大学生便来征求他对昨晚足球的意见。小林恶狠狠地说：
“一个鸡巴足球，有什么看的！我从来不看足球！”
接着就自己去翻报纸。倒把大学生吓了一跳。晚上下班回来，老婆见他仍在闹情绪，蜂窝煤也拉来了，倒觉得有点对不住他，自己忙里忙外弄孩子，还看着他的脸色说话。这倒叫小林有些过意不去，心里的恶气才稍稍出了一些。
这天晚上，小林和小林老婆正准备吃饭，查水表的瘸腿老头来了。本来今天不该查水表，但查水表的老头来了，就不敢不让他查。小林和小林老婆停止弄饭，让他查。这次老头除了拿着关水的扳手，身上还背着一个大背包，背包似乎还很重，累得老头一脸的汗。小林看着大背包，心里吓
了一跳，不知老头又要搞什么名堂。果然，老头查完水表，又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小林家的床上。小林站在他跟前，不知他想说年轻时喂马，还是继续说上次偷水的事。但老头这两件事都没有说，而是突然笑嘻嘻的，对小林说：
“小林，我得求你一件事！”
小林吃了一惊，说：
“大爷，您说哪儿去了，都是我有事求您，您哪里会有事求我”
老头说：
“这次真有事求你。你不是在×部×局×处工作吗”
小林点点头。
老头说：
“×省×地区×县的一件批文，是不是压在你们处里”
小林想了想，想起似乎是有这么一个文，压在处里，似乎是压在女小彭手上；女小彭这些天忙着去日坛公园学气功，就把这事给压下了。于是说：
“好像是有这件事！”
老头拍着巴掌说：
“这就对了！×省×县是我的老家呀！老家为这件事着急得不得了，县长书记都来了，找到我，让我想办法！”
小林吃一惊，县长书记进京，竟求到一个查水表的老头身上但又想起他年轻时曾给大领导喂过马，于是就想通了。
老头继续说：
“我能想什么办法我让他们打听一下批文压在哪个部哪个局哪个处，他们打听出来，我一听真是凑巧，这个处正好是你在的处，我忽然想咱们俩认识，于是今天就求到你头上了！这
事情好办吗”
小林在机关呆了五六年，机关那一套还不熟悉这事情说好办就好办，明天他给女小彭说一句话，女小彭抹口红的工夫，这批件就从她手里出去了；说不好办也不好办，如果陌生人公事公办去找女小彭，如果女小彭正在做气功你打扰了她，或者因为别的事她正心情不好，这批件就难说了；她会给你找出批件的好多毛病，找出国家的种种规定，不能审批的原因，最后还弄得你口服心服，以为是批件本身有毛病而不是别的什么其他原因。瘸老头说的这批件，就看小林帮忙不帮忙，如果帮忙，明天就可以批；如果不帮忙，这批件就仍然得压一些日子。但瘸老头不是一般的
老头，管着给他们查水表，这个忙看样子得帮。但小林已不是过去的小林，小林成熟了。如果放在过去，只要能帮忙，他会立即满口答应，但那是幼稚。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是成熟。不帮忙不好办最后帮忙办成了，人家才感激你。一开始就满口答应，如果中间出了岔子没办成，本来答应人家，最后没办成，反倒落人家埋怨。所以小林将手搭在后脑勺上，将身子仰到被子垛上说：
“这事情不好办哪！批文是有这么一个批文，但我听说里边有好多毛病呢，不是说批就能批的！”
瘸老头虽然以前给大领导喂过马，但毕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已沦落成一个查水表的，不懂其中奥妙，已经多年矣，所以赶忙迎着小林笑：
“是呀是呀，我也给老家的县长书记说，北京中央不比地方，各项规定严着哩。不过小林你还是得帮帮忙！”
小林老婆这时也听出了什么意思，凑过来说：
“大爷，他就会偷水，哪里会帮您这大忙！”
瘸老头一脸尴尬，说：
“那是误会，那是误会，怪我乱听反映，一吨水才几分钱，谁会偷水！”
接着又忙把他的背包拉开，掏出一个大纸匣子，说：
“这是老家人的一点心意，你们收下吧！”
然后不再多留，对小林眨眨眼，瘸着腿走了。老头一走，小林老婆说：
“看来以后生活会有转变！”
小林问：
“怎么有转变”
小林老婆指着纸盒子说：
“看，都有人开始送礼了！”
接着将纸盒子打开，掏出礼物一看，两人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小型的微波炉，在市场上要七八百元一台。小林说：
“这多不合适，如果是一个布娃娃，可以收下，七八百元的东西，如何敢收！明天给他送回去！”
老婆也觉得是。晚上吃饭，两人都心事重重的。到了晚上，老婆突然问他：
“我只问你，那个批文好办吗”
第十四节
小林说：
“批文倒好办，我明天给女小彭说一下，马上就可以批！”
小林老婆拍了一下巴掌：
“那这微波炉我收下了！”
小林担心地说：
“这不合适吧帮批个文，收个微波炉，这不太假公济私了再说，也给瘸腿老头留下话柄了呀！”
小林老婆说：
“给他把事情办了，还有什么话柄什么假公济私，人家几千几万地倒腾，不照样做着大官！一个微波炉算什么！”
小林想想也是，就不再说什么。小林老婆马上将微波炉电源插上，拣了几块白薯放到里边试烤。几分钟之后，满屋的白薯香。打开炉子，白薯焦黄滚烫，小林老婆、小林、孩子三人，一人捧一块“稀溜稀溜”吃。小林老婆高兴地说，微波炉用处多，除了烤白薯，还可以烤蛋糕，烤馍片，烤鸡烤鸭。小林吃着白薯也很高兴，这时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这天晚上，他与老婆又亲热了一回。由于有微波炉的刺激，老婆也很有激情。昨天发生的足球事件，这时也显得无足轻重了。
第二天上班，小林找到了女小彭。果然，谈笑之间，两人就把那个批件给处理了。
微波炉用了两个星期，孩子突然出了毛病。本来去幼儿园她已经习惯了，接送都不哭了，有时还一蹦一跳地进幼儿园。但这两天突然反常，每天早上都哭，哭着不去幼儿园，或说肚子疼，或说要拉屎；真给她便盆，什么也拉不出来。呵斥她一顿，强着送去，路上倒不哭了，但怔怔的，犯愣，像傻了一样。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有些害怕，断定她在幼儿园出了毛病，要么是小朋友欺负了她，使她见了这个小朋友就害怕；要么问题出在阿姨身上，阿姨不喜欢她，罚她站了墙根或是让她当众出丑，伤了她的自尊心，使她害怕再见阿姨。小林和小林老婆便问孩子因为什么，孩子倒哭着说：
“我没有什么呀，我没有什么呀！”
于是小林老婆只好接孩子时在其他家长中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原来毛病出在小林和小林老婆身上。他们大意了。大意之中过了元旦；元旦之前，别的家长都向阿姨们送东西，或多或少，意思意思，惟独小林家没有意思，于是迹象就出现在孩子身上。老婆埋怨小林：
“你也真是，孩子进了幼儿园，你连个元旦都记不住！幼儿园阿姨背地里不知嘲笑咱多少回，肯定说咱抠门、寒酸！”
小林也说：
“大意了大意了，过去送礼被人家推出去，就害怕送礼，谁知该送礼的时候，又把这件事给忘了！”
于是就跟老婆商量补救措施，看补送一些什么合适。真要说送什么，两人又犯了愁。送个贺年卡、挂历，显得太小气，何况新年已过去了；送毯子、衣服又太大，害怕人家不收。小林说：
“要不问问孩子”
小林老婆说：
“问她干什么，她懂个屁！”
小林还是将孩子叫过来，问孩子知不知道其他孩子给老师送了什么，没想到孩子竟然知道，答：
“炭火！”
小林倒吃一惊：
“炭火为什么送炭火给老师送炭火干什么”
于是让老婆第二天再调查。果然，孩子说对了，有许多家长在元旦给老师送了“炭火”。因为现在冬天了，冬天北京时兴吃涮羊肉，大家便给老师送“炭火”。小林说：
“这还不好办别人送炭火，咱也送炭火！”
但等真要买炭火，炭火在北京已经脱销了。小林感到发愁，与老婆商量送点别的算了，何况别人家已经送了炭火，咱再送也是多余，不如送点别的。但孩子记住了“炭火”，每天清早爬起来第一句话便是：
“爸爸，你给老师买炭火了吗”
看着一个三岁孩子这么顽固地要送“炭火”，小林又好气又好笑，拍了一下床说：
“不就是一个炭火吗，我全城跑遍，也一定要买到它！”
果然，最后在郊区一个旮旯小店里买到了炭火。不过是高价的。高价能买到也不错。小林让老婆把炭火送到幼儿园。第二天，女儿就恢复了常态，高兴去幼儿园。女儿一高兴，全家情绪又都好起来。这天晚上吃饭，老婆用微波炉烤了半只鸡，又让小林喝了一瓶啤酒。啤酒喝下，小林头有些发晕，满身变大。这时小林对老婆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舒
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老婆见他喝多了，瞪了他一眼，一把将啤酒瓶给夺了过来。啤酒虽然夺了过去，但小林脑袋已经发懵，这天夜里睡得很死。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鸦鸦无边无际的人群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一觉醒来，已是天亮，小林摇头回忆梦境，梦境已是一片模糊。这时老婆醒来，见他在那里发傻，便催他去买豆腐。这时小林头脑清醒过来，不再管梦，赶忙爬起来去排队买豆腐。买完豆腐上班，在办公室收到一封信，是上次来北京看病的小学老师他儿子写的，说自上次父亲在北京看了病，回来停了三个月，现已去世了；临去世前，曾嘱咐他给小林写封信，说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待，让代他表示感谢。小林读了这封信，难受一天。现在老师已埋入黄土，上次老师来看病，也没能给他找个医院。到家里也没让他洗个脸。小时候自己掉到冰窟窿里，老师把棉袄都给他穿。但伤心一天，等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一九九〇年十月北京十里堡
第一节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当然，这顿壮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
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发现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猪蹄，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死了三百万。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也有些发毛。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些世界的轴心我将远离，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最后一个问题是，朋友在为我壮行时，花钱买了两只猪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记拔下盘中猪蹄的蹄甲；我吃了带蹄甲的猪蹄，就匆匆上路；可见双方是多么大意。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〇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第二节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
“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
“大旱后起蚂蚱！”
我：
“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
“饿死许多人！”
我：
“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第三节
我为穷人辩护：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
“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
“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子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他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骚。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他马上不发牢骚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眼里发出光彩，头竟然也不摇了。说：
“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
我点头。说：
“韩老，据说一九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他坚持不摇头说：
“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中国南方发水灾，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时抱佛脚的解决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笑完，我问：
“当时旱象如何”
他：
“旱当然旱，不旱能义演”
我绕过义演，问：
“听说饿死不少人，咱县有多少人”
他开始摇头，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
“总有个几万人吧。”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书记，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他及义演，不禁长出一口气，也像他一样摇起头来。
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旱情采访。据河南省志载，延津也是当时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但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五十年后，肯定夹杂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或减叶。这不必认真。需要认真的，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张高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于当年，发表于当年，真实可靠性起码比我同乡的记忆更真实可靠一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豫灾实录》。里边不但描写了旱灾与饥饿，还写到饥饿的人们在灾难里吃的是什么。这使我深深体会到，翻阅陈旧的报纸比到民间采访陈旧的年头便当多了。我既能远离灾难，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
这篇报道写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指旧历，乃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地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
△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第四节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重庆黄山官邸。这里生机盎然，空气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满山的桃红和火焰般的山茶花。自南京陷落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里是蒋介石委员长的住处。当时蒋在重庆有四处官邸，这是其中之一。领袖的官邸，与国家沦陷、国家强弱没有关系；这里既不比南京的几处官邸差，也不比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十号逊色。领袖总是领袖，只要能当上领袖，不管当上什么肤色、民族的领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虽然所统治的民众大相径庭。所以，我历来赞成各国领袖之间握手言欢，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兄弟；各
国民众之间，既不必联合，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后一颗炮弹，才落在领袖的头上。如果发生世界性的核战争，最后剩下的，就是各国的几位领袖，因为他们这时住在风景优美的地球上空，掌握着核按钮。掌握按钮的人，历来是不会受伤害的。黄山官邸以云岫楼和松厅为中心结构，蒋住云岫楼，仪态万方的宋美龄住松厅。当然，夜间就难说了，如果两人有兴致的话。在两处住宅之间的低谷里，专门挖有防空洞，供蒋、宋躲他们阶级兄弟日本天皇陛下的飞机。至于蒋、宋的日常生活，这不是我们所能想像的，反正整日的吃喝，比五十年后我们十二亿人中的十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人还要好，还要不可想像。虽然蒋只喝白水，不饮酒、不抽烟，安假牙，信基督，但他也肯定知道，榆树皮和“霉花”，是不可吃的，可吃的是西餐和中餐中的各种菜系。一九四二年，蒋与他的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发生矛盾，在黄山官邸吵嘴，即要不欢而散，宋美龄挽狂澜于既倒，美丽地笑着说：
“将军，都是老朋友了，犯不着这样怄气。要是将军能赏光到我的松厅别墅去坐一坐，将会喝到可口的咖啡！”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读到的。读到这里，我对他们吵不吵嘴并不感兴趣，反正吵嘴的双方都已经去球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注意到：一九四二年，中国还是有“可口的咖啡”，虽然我故乡的人民在吃树皮、柴火、稻草和使人身体中毒发肿的“霉花”，最后饿死三百万人。当然，这样来故意对比，说明我这个人无聊，把什么事情都弄得庸俗化。我也知道，对一个泱泱大国政府首脑的要求，不在他的夫人有无有咖啡，只要他们每天不喝人血（据说中非的皇帝就每天喝人血），无论喝什么，吃什么，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就是一个民族英雄和历史伟人。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蒋为了拉拢一部地方武装，对戴笠说：“你去办一办。记住，多花几个钱没关系。”这钱从何而来呢我只是想说，一九四二年，当我故乡发生大旱灾、大饥饿的消息传到黄山官邸时，蒋委员长对这消息不该不相信。当然，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全信，他说：可能有旱灾，但情况不会这么严重。他甚至怀疑是地方官员虚报灾情，像军队虚报兵员为了吃空额一样，想多得一些救济粮和救济款。蒋委员长的这种态度，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受到许多书籍的指责。他们认为委员长不体察民情、不爱民如子、固执等。他们这种爱民如子、横眉冷对民贼独夫的态度，也感染了我的情绪。但当我冷静下来，我又是轻轻一笑。这时我突然明白，该受指责的不是委员长，而是几十年后这些书的自作聪明的作者。是侍从在梦中，还是丞相在梦中侍从在梦中。不设身处地，不身居高位，怎么能理解委员长的心思书籍的作者，不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吗委员长是委员长都当上了，头脑不比一个书生聪明是书生领导委员长，还是委员长领导书生是委员长见多识广，还是书生见多识广一切全在委员长———万般世界，五万万百姓，皆在委员长心中。只是，当时的委员长的所思所想，高邈深远，错综复杂，并不被我们所理解。委员长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灾、旱灾会饿死人吗非也。因为从委员长的出身考察，相对于宋美龄小姐来说，委员长还算是苦出身。委员长自己写道：
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
这样一个出身的人，不会不知道下层大众所遭受的苦难。在一个省的全部范围内发生了大旱灾，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心里不会没底。但他认为：可能有旱灾，但不会这么严重。于是书生们上了当，以为委员长是官僚主义。其实在梦中的是书生，清醒的是委员长。那么为什么心里清楚说不清楚呢明白情况严重而故意说不严重呢这是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这个旱灾还严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处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须知，在东方饿死三百万人不会影响历史。这时的委员长，已不是一个乡巴佬，而是一个领袖。站在领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轻重缓急。当时能导致历史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事情大致有：一、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当时同盟国有美、英、法、苏、中等。蒋虽是中国的领袖，但同盟国的领袖们坐在一起开会，如开罗会议，蒋就成了一个普通人，成了一个小弟兄，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都不把蒋放在眼里。不把蒋放眼里，就是不把中国放到眼里。由此以来，在世界战局的分布上，中国就常常是战略的受害者。而中国最穷，必须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才能打这场战争，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吃哑巴亏；带给蒋个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这是他个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二、对日战争问题。在中国正面战场，蒋的军队吸引了大部分在华日军；虽然不断丢失土地，但从国际战略上讲，这种牵制本身，就给其他同盟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国其他领袖并没认清这一点或是认清了这一点而故意欺辱人，所给的战争物资，与国民党部队所担负的牵制任务，距离相差非常大；从国内讲，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使得共产党在他的根据地得到休养生息，这是蒋的心腹大患，于是牵涉到了对共产党的方针。蒋有一著名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这口号从民族利益上讲，是狭隘的，容易激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出发，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关于这一方针，他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三、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蒋曾很后悔地说：北伐战争之后，我不该接受那么多军阀部队；一九四九年后说：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我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见平日心情。四、他与他的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将军，发生了严重的战略上和个人间的矛盾，这牵涉到对华援助和蒋个人在美国的威信问题。史迪威已开始在背后不体面地称这位中华民族的领袖为“花生米”———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我们还没觉察到而蒋在他的位置上已经觉察到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和写法，这时，出现了一个地方省（当时全国三十多个省）的旱灾，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死掉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后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个领袖来讲，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交关。从历史地位上说，三百万人确没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他心里清楚旱灾，仍然要说：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
第五节
于是他厌恶那些把他当傻瓜当官僚以为他不明真相而不厌其烦向他提供真情况的人，特别是那些爱管闲事、爱干涉他国内政的外国人。这就是蒋委员长此时此刻的心境。当然，这是站在蒋的立场上考察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当我们站在几千万灾民的立场上去考察，就觉得蒋无疑是独夫民贼，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了。世界有这样一条真理：一旦与领袖相处，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蒋的这种态度，使受灾的几千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霉花”，而得不到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救济、调剂和帮助义务。于是，人口在大面积死亡。但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陈布雷说：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事物后特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时，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但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像更真实一些。一九四二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四十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和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
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欠收后，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都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还不是最严重的，即：在灾难中的灾民，并不被免除赋税，而是严令其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官员，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目睹，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灾民，发了大财。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后来，就必然出现了大批的脱离了土地的灾民，出现一个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的流民图。这流民中，就包括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包括村里其他许多父老乡亲。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委员长，许多青壮年一听委员长还自觉立正，但是，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花爪舅舅直到现在还有些后悔。当初在洛阳被抓了壮丁，后来为什
么要逃跑，没有在部队坚持下来呢我问：
“当时抓你的是哪个部队”
花爪舅舅：
“国军。”
我：
“我知道是国军，国军的哪一部分”
第六节
花爪舅舅：
“班长叫个李狗剩，排长叫个闫之栋。”
我：
“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后查了查资料，当时占据洛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隶属胡宗南。我问：
“被抓壮丁后干什么去了”
花爪舅舅：
“当时就上了中条山，派到了前线。日本人的迫击炮，‘啾啾’地在头上飞。打仗头一天，班副和两个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当晚就开溜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
我：
“是呀，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别的弟兄牺牲了，你开溜了，是不大像话，该后悔。”花爪舅舅瞪我一眼：
“我不是后悔这个。”
我一愣：
“那你后悔什么”
花爪舅舅：
“当初不开溜，后来跑到台湾，现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犟驴，抓壮丁比我还晚两年，后来到了台湾，现在成了台胞，去年回来了，带着小老婆，戴着金壳手表，镶着大金牙，县长都用小轿车接他，是玩的不是这不能怪别的，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轻不懂事。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只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
“现在后悔是对的，当初逃跑也是对的。你想，一九四三年，离抗日战争结束还有两年，以后解放战争还有五年，谁也难保证你在诸多的战斗中不像你们班副一样被打死。当然，如果不打死，就像犟驴一样成了台胞；如果万一打死，不连现在也没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
“那倒是，子弹没长眼睛；我就是这个命，咱没当台胞那个命。”
我说：
“你虽然没当台胞，但在咱们这边，你也当了支书，总起说混得还算不错。”
花爪舅舅立即来了精神：
“那倒是，支书我一口气当了二十四年！”
但马上又颓然叹口气：
“但是十个支书，加起来也不顶一个台胞呀。现在又下了台，县长认咱是谁呀。”
我安慰他：
“认识县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犟驴吗舅舅，咱们不说犟驴了，咱们说说，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当初是怎么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许多亲身经历。”
一说到正题，花爪舅舅的态度倒是变得无所谓，叙述得也简单和枯燥了。两手相互抓着说：
“逃荒就逃荒呗。”
我：
“怎么逃荒，荒怎么逃法”
他：
“俺爹推着独轮车，俺二大爷挑着箩筐，独轮车上装些锅碗瓢盆，箩筐里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饭，吃树皮，吃杂草。后来到了洛阳，我就被抓了兵。”
我不禁埋怨：
“你也说得太简单了，路上就没有什么现在还记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
“记得路边躺着睡觉特冷，半夜就冻醒了。见俺爹俺娘还在睡，也不敢说话。”
我：
“后来怎么抓的兵”
他：
“洛阳有天主教办的粥场，我去挤着打粥，回来路上，就被抓了兵。”
我：
“抓兵俺三姥爷三姥娘知道不”
他摇摇头：
“他们哪里知道认为我被人拐跑了。再见面就是几年之后了。”
我点点头。又问：
“你被抓兵他们怎么办”
他：
“几年后我才听俺娘说，他们扒火车去陕西。扒火车时，俺爹差点让火车轧着。”
我：
“俺二姥娘家一股呢”
第七节
他：
“你二姥爷家扒火车时，扒着扒着，火车就开了，把个没扒上来的小妹妹———你该叫小姨，也给弄失散了，直到现在没找见。”
我点点头。又问：
“路上死人多吗”
他：
“怎么不多，到处是坟包，到处是死人。扒火车还轧死许多。”
我：
“咱家没有饿死的”
他：
“怎么没有饿死的，你二姥爷，你三妗，不都是饿死在道儿上”
我：
“就没有一些细节”
这时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烦了，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说完，丢下我，独自蹶蹶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尴尬之中。这时我才觉得朋友把我打发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他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何况这疤疖也结得太厚，被岁月和灰尘风干成了盔甲，搬动它像搬动大山一样艰难费劲。没有风，太阳直射在一大溜麦秸垛上。麦秸垛旁显得很温暖。我蹲在麦秸垛旁，正费力地与一个既聋又瞎话语已经说不清楚且流鼻涕水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话。老人叫郭有运。据县政协委员韩给我介绍，他是一九四三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损失最重的一个。老婆、老娘、三个孩子，全丢在了路上。五年后他从陕西回来，已是孤身一人。现在的家庭，属于重起炉灶。但看麦秸垛后他重搭的又经营四十多年的新炉灶，证明他作为人的能力，还属上乘。因为那是我故乡乡村中目前还不常见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层小楼。但如果从他年龄过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不应算是他的能力，成绩应归功于坐在我们中间当翻译的留着分头戴着“戈尔巴乔夫”头像手表的四十岁的儿子。他的儿子一开始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只是听说我与这个乡派出所的副所长是光屁股同学，才对我另眼相看。但听到我的到来与现实与现实中的他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为了让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而五十年前他还在风里云里飘，就又有些不耐烦。老人家的嘴漏风，呜里呜啦，翻译不耐烦，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况既生硬又零碎。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在活人中打捞历史，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运在一九四三年逃荒中的大致情况是：一上路，他娘就病了；为了给他娘治病，卖掉一个小女；为卖这个小女，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单纯是卖女心疼，而是老婆与婆婆过去积怨甚深，不愿为治婆婆的病卖掉自己的骨肉。卖了小女，娘的病也没治好，死在黄河边，软埋（没有棺材）在一个土窑里。走到洛阳，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里。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没扒好，掉到火车轮下给轧死了。剩下老婆与他，来到陕西，给人拦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个人拐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麦秸垛前，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摊着手：
“我逃荒为了啥我逃荒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剩下我自己，我还逃荒干什么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这死得七零八落的。”
这段话他儿子翻得很完全。我听了以后也感到是一个怪圈。我弄不明白的还有，现在不逃荒了，郭有运的新家有两层小楼，为什么还穿得这么破衣烂衫，仍像个逃荒的样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节俭的习惯，就是现实中的一切都不属于他。这个物质幸福的家庭，看来精神上并不愉快。这个家庭的家庭关系没有或永远没法理顺。我转过头对他儿子说：
“老人家也不易，当年逃荒那个样子！”
谁知他儿子说：
“那怪他窝囊。要让我逃荒，我决不会那么逃！”
我吃了一惊：
“要让你逃，你怎么逃”
他儿子：
“我根本不去陕西！”
我：
“你去哪儿”
他儿子：
“我肯定下关东！关东不比陕西好过”
我点头。关东肯定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考察历史，我故乡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奴。我把这后一条理由向他儿子谈了，谁知他一挥手上的“戈尔巴乔夫”，发出惊人论调：
“命都顾不住了，还管地方让谁占了向西不当亡国奴，但他把你饿死了。换你，你是当亡国奴好呢，还是让饿死呢不当亡国奴，不也没人疼没人管吗”
我默然，一笑。他提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我想这是蒋委员长的失算，及他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深刻原因。假如我处在一九四二年，我是找不管不闻不理不疼不爱我的委员长呢，还是找还能活命的东北关外呢
告别郭有运和他的儿子，我又找到十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这次采访更不顺利，还没等我与老婆婆说上话，就差点遭到他儿子的一顿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七十岁，五十年前，也就二十岁。在随爹娘与两个弟弟向西逃荒时，路上夜里睡觉，全家的包袱、细软、盘缠、粮食，全部被人席卷一空。醒后发现，全家人只好张着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没有活路。她的爹娘只好把她卖掉，保全两个弟弟。一开始以为卖给了人家，但人贩子将她领走，转手又倒买给窑子，从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的军队交战，隆隆炮声中，她逃出妓院，逃回家乡，像郭有运老汉一样，她现在的家庭、儿子、女儿一大家人，都是重起炉灶另建立的。她五年的肮脏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除非邻里吵架时，被别的街坊娘们重新抖落一遍。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她的这段生活，突然又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写畅销书的人，都觉得她这五年历史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纷纷来采访她，要以她五年接客的种种情形，写出一本“我的妓女生涯”的自传体畅销书。从这题目看，畅销是必然的。众多写字的来采访，一开始使这个家庭很兴奋，原来母亲的经历还有价值，值得这些衣着干净人的关心。大家甚至感到很荣耀。但时间一长，当儿女们意识到写字的关心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关心他们自身，而是为了拿母亲的肮脏经历去为自己赚钱，于是她的儿女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骗，受了污辱。于是对再来采访的人，就怒目而视。为此，他们洋洋自得仍兴奋地沉浸在当年情形中的母亲，受到了她的儿女们的严厉斥责。母亲从此对五十年前的事情又守口如瓶；已经说过的，也断然反悔。这使已经写下许多文字的人很尴尬。“我的妓女生涯”也因此夭折。这桩公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现在我到这里来，又被她的儿子认为是来拿他母亲的肮脏经历赚钱的，要把已经夭折的“妓女生涯”再搭救起来。因此，我还没能与老婆婆说上话，他儿子的大棒，已差点落到我的头上。我不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只好知难而退。而且我认为为了写这篇文章，去到处揭别人伤疤，特别是一个老女人肮脏的脓疮时，确实不怎么体面。我回去告诉了在乡派出所当副所长的我的小学同学，没想到他不这么认为，他怪我只是方式不对。他甩了甩手里的皮带说：
“这事你本来就应该找我！”
第八节
我：
“怎么，你对这人的经历很清楚”
他：
“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要清楚什么，我把她提来审一下不就完了”
我吃一惊，忙摆手：
“不采访也罢，用不着大动干戈。再说，她也没犯罪，你怎么能说提审就提审！”
他瞪大眼珠：
“她是妓女，正归我打击，我怎么不可以提审”
我摆手：
“就是妓女，也是五十年前，提审也该那时的国民党警察局提审，也轮不到五十年后的你！”
他还不服气：
“五十年前我也管得着，看我把她抓过来！”
我忙拦住他，用话岔开，半天，才将气呼呼的他劝下。离开他时，我想，同学毕竟是同学呀。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惟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撼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部长，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他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这种依靠竟也起了作用，这让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在他们到达郑州时，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他能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到黄河，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到达河南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从这行走路线看，是走马观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记下的，都是沿途随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是零碎的，所谈的见解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何况中美国情不同，这种个人见解离实际事务所包含的真正意蕴，也许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可以抛开这些见识，进入他的所见，进入细节；他肉眼看到的路边事实，总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真实的事实，去自己见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民大逃荒。我试图将他这些零碎的见闻能归纳得条理一些：
一、灾民的穿戴和携带。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这证明灾民对自己的故乡已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决心离开家乡热土；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白修德与他的伙伴在潼关车站睡了一夜。他说，那里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为了御寒，许多人头上裹着毛巾，有帽子的把帽耳朵放下来。他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往西去的火车，虽然这种等待是十分盲目的。
二、逃荒方式。不外是扒火车和行走。扒火车很不安全。白修德说，他沿途见到许多血迹斑斑的死者。一种是扒上了火车，因列车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毁而丧命；有的是扒上了车厢顶，因夜里手指冻僵，失去握力，自己从车厢顶摔下摔死的；还有的是火车没扒上，便被行走的火车轧死的。轧死还好些，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还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轧断，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把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白修德说，流血并不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弄不明白这些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迁徙，他们各级政府哪里去了———这证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扒不上火车或对火车失望的，便是依靠自己的双腿，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白修德说，整整一天，沿着铁路线，“我见到的便是这些由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这种成群结队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只是因为饥荒和求生的欲望，才使他们自动地组成了灾民的行列。可以想像，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他们也不知道，前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惟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们自己心中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也许熬过这一站就好了。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灾民的队伍在寒冷的气候中行走。不论到哪里，只要他们由于饥寒或筋疲力尽而倒下，他们就再也起不来了。独轮车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当娘的拉着，孩子们跟着。缠足的老年妇女蹒跚而行。有的当儿的背着他们的母亲。在路轨两旁艰难行走在行列中，没有人停顿下来。如果有孩子伏在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尸体上痛哭，他们会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没有人敢收留这啼哭的孩子。
三、卖人情况。逃荒途中，逃荒者所带的不多的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光。接着就吃树皮、杂草和干柴。白边走边看到，许多人在用刀子、镰刀和菜刀剥树皮。
这些树据说都是由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始卖儿卖女，由那些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时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惟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九岁男孩卖四百元，四岁男孩卖两百元，姑娘卖到妓院，小伙子往往被抓丁。抓丁是小伙子所欢迎的，因为那里有饭吃。如我的花爪舅舅。
四、狗吃人情况。由于沿途死人过多，天气又冷，人饥饿无力气挖坑，大批尸体暴尸野外，这给饥饿的狗提供了食品。可以说，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区，狗比人舒服，这里是狗的世界。白修德亲眼看到，出洛阳往东，不到一个小时，有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尸，女尸似乎还很年轻，野狗和飞鹰，正准备瓜分她的尸体。沿途有许许多多像灾民一样多的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野地里到处是尸体，为它们的生存与繁殖提供了食物场。有的尸体已被埋葬了，野狗还能从沙土堆里把尸体扒出来。狗可能还对尸体挑挑拣拣。挑那些年轻的、口嫩的、女性温柔的。有的尸体已被吃掉一半，有的脑袋上的头肉也被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骷髅。白将这种情况，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对日后的没被狗吃仍活着的灾民，倒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九节
五、人吃人情况。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去吃人。白说，在此之前，他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这次河南之行，使他大开眼界，从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确有其事。如果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的倒可以理解，反正狗吃是吃，人吃也是吃；但情况往往是活人吃活人，亲人吃亲人，人自我凶残到什么程度白见到，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不去组成三K党，不去成立恐怖组织，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从这点出发，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愤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楼，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地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浸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大公报》停刊不怪《大公报》，全怪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不争气。这些灾民中间，当然包括我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我三姥娘一家，逃难的和留下的，饿死的和造反的，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公报》。《大公报》重庆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刊载了他们在灾难中的各种遭遇。这激怒了委员长，于是下令停刊三天。当然，《大公报》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捕捉新闻，一半是出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被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感。也许还有上层政治斗争牵涉到里面这就不得
而知了。他们派往灾区的记者叫张高峰。张高峰其人的个人历史、遭遇、悲欢，他的性格、为人及社会关系，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已无从考察，不过从文章中所反映出的个人品格，不失为一个素质优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河南跑了许多地方，写了一篇前边曾引述过的《豫灾实录》。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没想到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个中国引起麻烦。麻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六千字里写了三千万人的真实情况。其实三千万人每个人的遭遇都可以写上几万字、几十万字，他只写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万，每人才平均0.0002个字，这接近于0，等于没写。这竟引起了几亿人的委员长大发肝火。大发肝火的原因，许多人把其归罪于蒋的官僚主义。但如前所述，蒋绝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他不愿让三千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三千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万里死了三百万，十个里边才死了一个，死了还会生，生生死死，无法穷尽，何必操心这是蒋委员长对《大公报》不满的根本点，也是这起新闻事件的症结。悲剧在于，双方仍存在误会。写文章的仍认为是委员长不了解实情，不实事求是；委员长一腔怒火，又不好明发出来，于是只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下令停刊。
《豫灾实录》里除了描述灾区人民的苦难，还同样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那样，写了逃出灾区的灾民的路上情况。两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相信这场灾难与灾民逃难是真实的了。他写道，顺着陇海线逃往陕西的灾民成千上万，扒上火车的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者是家常便饭。因为扒火车，父子姑嫂常被截为两伙，又遭到骨肉分离之苦。人人成了一副生理骨骼挂图。没扒火车步行逃难的，扶老携幼，独轮车父推子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而行。“老爷，五天没吃东西啦！”他写道：
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
他还写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情形当然都是真实的。如果只是真实的情况，《大公报》也不会停刊。要命的是在二月一日刊载了这篇“实录”之后，二月二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又根据这篇“实录”，结合政府对灾区的态度，写了一篇述评刊出，题目是《看重庆，念中原》，这才彻底打乱了蒋的思路，或者说，戳到了他的痛处，于是发火。
这篇评价说：
△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捐，饿着肚皮纳粮，卖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文章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限，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委员长就看到了。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会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于是二月三、四、五日停刊了三天。
对于王芸生其人，我也像对张高峰一样不甚了了。但从现有资料看，其人在当时与当局似过从甚密，与蒋的贴身人物陈布雷甚至蒋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他毕竟只是一个办报的，并不理解委员长的处境和内心。不过对他写社评的这种稍含幼稚的勇气，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大公报》被停刊，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他认为，这篇文章不过尽写实任务之百一，为什么竟触怒委员长了呢委员长提倡“民主”和“自由”，这不和他的口号相违背、公开压迫舆论了吗为此，王芸生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说了一段我们前边曾引述过的话。由于陈是蒋的贴身人物（侍卫室二组组长），这段话值得再引述一遍，由此可看出蒋的孤独和为难：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第十节
可见连陈布雷也蒙在鼓里，陈的一番话，说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丝与螺母不但型号不同，连形状都不同所以根本无法对接一样，王芸生怪委员长不恤民命，其实责任不在蒋一方，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员长的心。反过来，蒋心里对王肯定是极大的蔑视与看不起，怪他幼稚，不懂事，出门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在这篇社评发表之前，一九四二年末，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曾约定邀请王芸生访美。经政府同意，发了护照，买了外汇，蒋介石宋美龄还为王芸生饯了行。飞机行期已定，这时王读到张高峰的报道，写了《看重庆，念中原》这篇文章。距出发的前两天，王芸生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电话，说：
“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
于是，王芸生的美国之行就作罢了。王、蒋之间，双方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场外人看来还很热闹、令人很义愤其实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领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说，《大公报》的灾区报道和社评，并没有改变蒋对灾区的已定的深思熟虑的看法和态度。采取的办法就是打板子、停报。知道这是从古到今对付文人的最好办法。文人的骨头是容易打断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报停了也就停了，美国之行不准也就不准了，接下去不会产生什么后果，惟一的效果是他们该老实了。所以，我与我故乡的三千万灾民，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和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因为他们这种呼喊并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员长，甚至还起反面作用。我们可以抛开他们，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灾荒中，真给我们这些穷人帮了忙。所谓帮忙，是因为这些帮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帮忙只会给我们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个新的折磨过程。这也是委员长对待不同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这说明蒋也不是一个过于固执的人，他也是可以变通的。对待国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国有几万万治下，得罪一个两个，枪毙一个两个，都不影响大局；书生总认为自己比灾民地位高，其实在一国之尊委员长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个顶一个的人，开罪一个洋人，就可能跟着开罪这个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对待———这是在人与政府关系上，中国与外国的区别。白修德作为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看到“哀鸿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的同情心与愤怒，也发了文章，不过不是发在中国，而是发到美国。文章发在美国，与发在中国就又有所不同。发在中国，委员长可以停刊；发在《时代》周刊，委员长如何让《时代》周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确地说，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河南仍作为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美国人帮了我们大忙。当我们后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时，我想不应该忘记历史，起码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这两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灾区跑了一圈后，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的消息发出去。所以在归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草草地发了电稿。按照当时重庆政府的规定，新闻报道是要通过中宣部检查的。如果一经检查，这篇报道肯定会被扣压；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严（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制度不严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良心发现，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到达了纽约。于是，消息就通过《时代》杂志传开了。宋美龄女士当时正在美进行那次出名的访问。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也是一时心急疏忽，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职。当然，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别说宋美龄，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当然，我想罗夫人也不会这么蠢，也不会产生这么动不动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头。
一夜之间，白修德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他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他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密谋。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对白修德奈何不得，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时，白修德已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把情况报告了史迪威。也报告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报告了中国的国防部长。还见到了中国的立法院院长，四川省主席，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白修德这样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是任何一个中国记者或报纸主编都难以办到的。
中国国防部长的态度是：
“白修德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说谎，就是别人在对你说谎！”
立法院长、四川省主席都告诫白修德，找他们这些人是白找，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起作用，中国大地上才能看到行动。
但见蒋是不容易的。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花了五天时间，白修德才见到蒋。如果没有孙的夫人、蒋的亲属帮忙，一切就要拉吹（所以，在专制制度下，裙带关系也不一定全是不正之风，有时也是为民请命之风）。据白修德印象，孙夫人风姿优雅、秀丽。她说：
“据悉，他（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问题……我建议你向他报告情况时要像你向我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如果说一定要有人人头落地的话，也不要畏缩。……否则，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蒋介石在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见面时直挺着瘦长的
身子，面色严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然后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听白修德谈话。白修德记载，蒋在听白修德申诉时，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白修德把这理解成蒋的不愿相信，这说明白修德与中国文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站在同一层次上对话。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现在一些低等官员、中国文人、外国记者，硬要把他们认为重要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当做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或者说把局部重要的事情当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不答应就不罢休，还把文章从国内登到国外，造成了世界舆论，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闹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使得他把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来听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向他讲述中国的情况，真是荒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好比一个大鹏，看蓬间雀在那里折腾，而且真把自己折腾进去，扯到一堆垛草和乱麻之中时的心情。他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双不同形状、不同肤色的手，都要插到这狗屎堆里。这才是他脸上所露出的厌恶表情的真正含义。这含义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一直误会了五十年。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难以沟通啊。蒋听得无聊，只好没话找话，对他的一个助手说：
“他们（指灾区老百姓）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
第十一节
白修德接下去写道：
显然，他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白修德的自作聪明和误会之处了。不过中国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如果不误会，白修德就没有这么大的义愤；没有这么大的义愤，就不会直逼蒋介石；而这种误会和直逼，还真把这么大智慧大聪明整天考虑大事的蒋给逼到了墙角。因为问题在于：蒋一切明白，但他身有大事；可他作为一国之君，又不能把三千万这个小事当做小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他成了什么形象这是蒋的难言之隐。而白修德的直逼，正逼在蒋的难言之隐上，所以蒋也是哭笑不得，而白也真把蒋当做不了解情况。白找到这样一个谈话的突破口，即说河南灾区正在发生人吃人的情况。蒋听到这个消息，也以为白修德这样的美国人不会亲自吃苦到灾区跑那么多地方，见那么多事情，估计也是走马观花，胡乱听了几耳朵，于是赶忙否认，说：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说：
“我亲眼看到狗吃人！”
蒋又赶忙否认：
“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白修德便将等候在接待室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叫了进来，将他们在河南灾区拍的照片，摊到了委员长面前。几张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这下将蒋委员长震住了。白修德写道，“他看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我想，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各级官员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到灾区视察、慰问，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这一切恼怒发泄出来，特别不能当着外国记者发泄出来。于是只好对着真被外国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痉挛、哆嗦，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一到这时候，出于战略考虑，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做出严肃的样子，做出以前不了解情况现在终于了解情况还对提供情况人有些感激终于使他了解真相的样子，马上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做记录，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治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们再写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正式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他们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接着，二十分钟的会见就结束了，白修德和福尔曼被客客气气地送出去了。
我想，白、福二人走后，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娘希匹！”
很快，由于一张狗吃人的照片，人头开始像宋庆龄预料的那样落地了。不过是从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传稿的洛阳电报局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样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也有许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写道：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白写这句话时，一定洋洋自得；我引述这句话时，心里却感到好笑。不过，别管什么力量，到底把委员长说服了，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一动作，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谁是我们的救星呢谁是农民的救星呢说到底，还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啊。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国报界厉害，但那只是诱因，不是结果；对于中国，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洋洋自得，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白修德这时在重庆收到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发来的一封信：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祝愿《幸福》杂志长寿、和平！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憎爱分明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
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
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场；而有教会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阳到粥场领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信任了，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窜的中国灾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惟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白修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惟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
第十二节
读到这里，我一点不为我的乡亲脸红。如果换了我，处在当时那样的处境，我也宁愿给洋人磕头。教会院子周围，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传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乡亲们都聚集到外国人周围了。我想这时如外国人振臂一呼，乡亲们肯定会跟他们揭竿而起，奋勇前进，视死如归，再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时抵抗外国人的情形了。儿童和妇女们，每日坐在教会门口；每天早晨，传教士们必须把遗弃在教会门前的婴儿送进临时设立的孤儿院去抚养———连后代也托付给洋人了。惟有这些少数外国人，才使我的乡亲意识到生命是可贵的。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
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教会还开办了教会医院。教会医院里挤满了可怕的肠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他们都食用了污秽不堪的东西。许多难民在饥饿难当时，都拼命把泥士塞进嘴里，以此来装填他们的肚子。医院要救活这些人，必须首先想办法把泥土从这些人的肚子里掏出来。
教会还设立了孤儿院，用来收留父母饿死后留下的孩子。但这收留
必须是秘密的。因为如大张旗鼓说要收留孩子，那天下的孤儿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也把自己的孩子丢弃或倒卖了。外国人太少，中国孤儿太多；换言之，中国孩子想认外国人做爹的太多，外国人做爹也做不过来。一个资料这样记载：
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不让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出去，在他们外出寻找食物时，把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捆绑在树上；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讨饭，艰难的长途跋涉使她们非常疲倦，母亲坐在地上照料婴儿，叫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个村子去寻找食物，等到两个孩子回来，母亲已经死了，婴儿却还在吸吮着死人的乳头；有一对父母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宁愿这样做也不愿再听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声。传教士们尽力沿途收捡弃儿，但他们必须偷偷地做，因为这消息一经传扬出去，立刻就会有无数孩子被丢弃在他们的门口，使他们无法招架。
儿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儿童的书包过重、人为规定的作业带到家里还做不完压得儿童喘不过气，证明这个国家步履蹒跚一样，如果一个政府在儿童一批批饿死它也听任不管而推给外国人的话，这个政府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就值得怀疑了。连外国人都认为，如果身体健康，中国的儿童是非常漂亮的，他们的头发有着非常好看的自然光泽，他们那杏仁一样的眼珠闪动着机灵的光芒。但是，现在这些干瘦、萎缩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在长眼睛的地方却只有两个充满了脓液的裂口，饥饿使得他们腹部肿胀，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他们的皮肤干裂，他们的声音枯竭，只能发出乞讨食物的微弱哀鸣———这只代表儿童本身吗不，也代表着国民政府。如果坐在黄山别墅的蒋委员长，是坐在这样一群儿童的国民头上，他的自信心难道不受影响吗他到罗斯福和邱吉尔面前，罗、邱能够看得起他吗
毕竟，蒋还是人———说到谁还是个人这句话，每当我听到这句话，譬如，一个妻子说丈夫或丈夫说妻子：“你也算个人！”我心里就感到莫大的悲哀。这是多么轻蔑的话语！这是世界的末日！但蒋还是个人，当外国记者把一张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时（多么小的动因），他毕竟也要在外国人之后关心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了。他在一批人头落地后，也要救灾了。即：中国也要救灾了。但中国的救灾与外国人的救灾也有不同。外国人救
灾是出于作为人的同情心、基督教义，不是罗斯福、邱吉尔、墨索里尼发怒后发的命令；中国没有同情心，没有宗教教义（蒋为什么信基督教呢纯粹为了结婚和性交或政治联姻吗），有的只是蒋的一个命令———这是中西方的又一区别。
那么中国政府又是怎么救灾的呢我再引用几段资料。也许读者对我不厌其烦地引征资料已经厌烦了，但没有办法，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就必须这么做，烦也没办法，烦也不是我的责任，这不是写小说，这是朋友交给我的任务与我日常任务的最大区别。我也不想引用资料，资料束缚得我毫无自由，如缚着绳索。但我的朋友给我送了一大捆资料。我当时有些发怵：
“得看这么多资料吗”
朋友：
“为了防止你信马由缰和瞎编！”
所以，我只好引用这些资料。至于这些资料因为朋友的原因过多地出现在我的文字里，请大家因为我暗含委屈而能够原谅我。
中国政府在一九四三年救灾的资料：
△委员长下达了救灾的命令。
△但是，愚蠢和效率低下是救济工作的特点。由于各地地方官员的行为恶劣，可怕的悲剧甚至进一步恶化。
△本来，陕西省与河南省相毗邻，陕西的粮食储存较为丰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立刻把粮食从陕西运到河南以避免灾祸。然而，这样一来便有利于河南而损害了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权势平衡，而政府是不会答应的。（中国历来政治高于人，政治是谁创造的呢创造政治为了什么呢）此外，还可以从湖北运送粮食到河南，但是湖北的战区司令长官不允许这样做。
△救济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纸币有什么用，当那里再无食物可以购买的话，款能吃吗）经过几个月，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元救济款中只有八千万元运到了这里。
甚至这些已经运到的钱也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政府官员们把这笔钱存入省银行，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配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的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
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当时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食，然而直到三月份为止，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第十三节
△（救灾之时），农民们仍处在死亡之中，他们死在大路上、死在山区里、死在火车站旁、死在自己的泥棚内、死在荒芜的田野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这么黑心烂肺，看着人民死亡还在盘剥人民。也有良心发现，想为人民办些好事或者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我历来认为，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只要能为我们办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员的动机我们是不追究的，仅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也好，或是为了创造政绩升官也好，或是为了向某个情人证明什么也好，我们都不管，只要为我们做好事。仁慈心肠的汤恩伯将军就在这时站了出来，步洋人的后尘，学洋人的样子，开办了一个孤儿院，用来收留洋人收剩余的孤儿。这是好事。汤将军是好人。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孤儿院呢白修德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办的孤儿院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连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也受不了这种恶臭，只好抱歉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请原谅。孤儿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丢弃的婴儿，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摇篮的干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记不得他们吃些什么了。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呕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气。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就是这样，我们仍说汤将军好。因为汤将军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将军中最好的了。就是这样的孤儿院，也比没有孤儿院要好哇。
还有的好人在进行募捐和义演。所谓募捐和义演，就是在民间募捐，由演员义演，募得义演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再去发放给灾民。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民国日报》，在十一月份的报纸上，充斥了救灾义演、救灾音乐会、书画义卖、某某捐款的报道。我所在家乡县的县政府韩书记，就曾主持过一场义演。我相信，参加募捐和义演的人，心都是诚的，血都是热的，血浓于水，流下不少同情我们的眼泪。但问题是，募捐和义演所得，并不能直接交到我们手中，而是要有组织地交给政府，由政府再有组织地分发给灾民。这样，中间就经过许多道政府机构———由省到县，由县到乡，由乡到村———的中间环节，这么多道中间环节，就使我们很不放心了。中央政府的救济款，还层层盘剥，放到银行生利息，到了手中又让大票兑小票，收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这募捐和几个演员赚得的钱，当经过他们手时，能安全迅速通达到我们这里吗我们不放心哩。
这些就不说了。政府是爹娘，打骂克扣我们，就如同打掉我们的牙我们可以咽下；问题严重还在于，我们民间一些志人志怪、有特殊才能的人，这时也站了出来。不过不是站到我们灾民一边———站在我们一边对他有什么用呢而是站在政府一边，替政府研究对付饥饿的办法。如《河南民国日报》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载：
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任何一个中国人，五十年后，在读到这条简短消息时，我想情感都是很复杂的。看来不但政府依靠不得，连一个科员，我们自己的下层兄弟，也指望不得了。如这种发明是真实的，可行的，当然好；政府欢迎，不用再救灾；我们也欢迎，不用再死人。不但当时的政府欢迎，在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饿死人的事也是不断发生的，如有这种人工配制吃一次七天不饿的东西，中国千秋万代可保太平。但这种配制没有流传到今天，可见当时它也只是起了宣传作用、稳定人心作用，并没有救活我们一个人。也许刘道基先生是出于好心、同情心、耐心和细心，也许想借此升官，但不管他个人出于什么动机，这配制也对我们无用。我们照常一天一天在饿死，死在大路上、田野中和火车站旁。
———这就是一九四三年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救灾运动。如果用总结性的话说，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只起宣传作用或者只是做给世界看做给大家看做给洋人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闹剧。委员长下令救灾，但并无救灾之心，他心里仍在考虑世界和国家大事，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出演闹剧的症结。闹剧中的角色林林总总，闹剧的承受者仍是我们灾民。这使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说：我们死不死，有谁来管作为我们即将死去的灾民，态度又是如何呢《大公报》
记者张高峰记载：
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早死晚不死，早死早托生！”
娘啊，多么伟大的字眼！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宗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向心力，是一盘散沙我想就是佛祖面临这种情况，也不过说出这句话了。委员长为什么信基督呢基督教帮过你什么就帮助你找了一个老婆；而深入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佛家教义，却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帮了你政治的大忙。
当然，在这场灾难中，三千万河南人，并不是全饿死了，死的还是少数：三百万。十分之一。逃荒逃了三百万。剩下的河南人还有两千多万。这不死的两千多万人，在指望什么呢政府指望不得，人指望不得，只有盼望大旱后的土地，当然，土地上也充满了苛捐杂税和压榨。但这毕竟是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据记载，大旱过后的一九四三年冬天（指年初的冬天），河南下了大雪；七月份又下了大雨。这是好兆头。我们盼望在老天的关照下，夏秋两季能有一个好收成。只要有了可以果腹的粮食，一切都好说，哪怕是一个充满黑暗、丑恶、污秽和盘剥的政府，我们也可以容忍。我们相信，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倒能与我们心心相通，希望老天开眼，大灾过去，风调雨顺，能有一个好收成。不然情况继续下去，把人一批批全饿死了，政府建在哪里呢谁给政府中的首脑和各级官员提供温暖的住处和可口的食物然后由他们的头脑去想对付百姓的制度和办法也就是政治呢人都没有了，它又去统治谁呢但老天没有买从政府到民众两千多万人的账，一九四三年祸不单行，大旱之后，又来了蝗灾。这更使我们这些灾民的命运雪上加霜。
蝗灾发生于一九四三年秋天。关于蝗灾的描写，我知道主编《百年灾害史》的朋友另有安排，我这篇《温故一九四二》，重点不在蝗虫。关于蝗虫，中国历史上有更大规模的阵仗；另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正在描写它
们。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们的提及，因为我们分别描写的是不同年代的蝗虫。他写的是一九二七年的山东的蝗虫，我写的是一九四三年生活在我故乡的蝗虫，蝗灾相似，蝗虫不同。
据俺姥娘说，一九四三年的蝗虫个大，有绿色的（我想是年轻的），有黄色的（我想是长辈），成群结队，遮天蔽日，像后来发生的太平洋战争或诺曼底登陆时的轰炸机机群一样，老远就听到“嗡嗡”的声音，说俯冲，大家都俯冲，覆盖了一块庄稼地；一个时辰，这块庄稼地就没有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风打麦，颗粒无收；秋天又遇到蝗虫，灾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蝗虫来了，人死了，正在继续一批一批地死去。据俺爹俺姥娘讲，蝗虫不吃绿豆，不吃红薯，不吃花生，不吃豇豆，吃豆子、玉米、高粱。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我故乡还无死光的难民，与蝗虫展开了大战。政府我们没办法，它的盘剥和压榨往往通过一架疯狂运转的机器，何况他们有枪；但蝗虫我们可以面对面地与它作战，且没有谋反暴动的嫌疑。这是蝗虫与政府的区别。怎么搏斗三种办法：一、把床单子绑在竹竿上挥舞，驱赶蚂蚱。但这是损人利己的做法，你把蚂蚱赶走，蚂蚱不在你这块田里，就跑到了别人田里；何况你今天赶走，明天就又来了。二、田与田之间挖大沟，阻挡蚂蚱的前进。蚂蚱吃完这块地，向另一块转移时，要经过大沟，这时就用舂米的碓子砸蚂蚱，把它们砸成烂泥；或用火烧；这种做法有些残忍，但消灭蝗虫较彻底；我想被乡亲们杵死的蚂蚱，也一定像当年饿死的乡亲一样多。三、求神。我姥娘就到牛进宝的姑姑所设的香坛去烧过香，求神保护她的东家的土地不受蚂蚱的侵害。但据资料表明，乡亲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白费。蚂蚱太多，靠布单子，靠沟，靠神，都没有解决问题，蝗虫照样吃了他们的大部分庄稼。灾民在一九四二年是灾民，到一九四三年仍是灾民。
第十四节
自然的暴君，又开始摇撼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垂毙的秋苗枯焦，把他们赶上死亡的路途。那时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于饥饿中。
照此下去，我想我故乡的河南人，总有一天会被饿死光。这是我们和我们的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
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我们完整地看一下资料：
一九四四年春天，日军决定在河南省进行大扫荡，以此为他们在南方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做准备。河南战区名义上的司令官是一位目光炯炯的人物，名叫蒋鼎文。在河南省内，他最拿手的好戏是在他的辖区内恐吓行政官员。他曾责骂河南省主席，使这位主席在恐慌之中与他合作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日军进攻河南时使用的兵力大约为六万人。日军于四月中旬发起攻击，势如破竹地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这些在灾荒之年蹂躏糟蹋农民的中国军队，由于多年的懒散，它本身也处于病态，而且士气非常低落。由于前线的需要，也是为了军官们自己的私利，军队开始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
农民们一直等待着这个时机。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能维持三个月，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整个农村处于武装暴动的状态，抵抗毫无希望。三个星期内，日军就占领了他们的全部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军队被歼灭了。
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附录
刘震云
温故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时，除了这场大灾荒，使我感兴趣的，还有这些年代所发生的一些杂事。这些杂事中，最感兴趣的，是从当时的《河南民国日报》上，看到两则离异声明。这证明大灾荒只是当年的主旋律，主旋律之下，仍有百花齐放的正常复杂的情感纠纷和日常生活。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叶知秋，瞎子摸象，让巴掌山挡住眼。这就不全面了。我们不能只看到大灾荒，看不到人的全貌。从这一点说，我们对委员长的指责，也有些偏激了。另外，我们从这两则离异声明中，也可以看到时代的进步。下边是全文：
紧要启事
缘鄙人与冯氏结婚以来感情不和难以偕老刻经双方同意自即日起业已离异从此男婚女嫁
各听自便此启
张荫萍冯氏启
声明启事
敝人旧历十二月初六日赴洛阳送货敝妻刘化许昌人该晚逃走将衣服被褥零碎物件完全带走至今数日音信全无如此人在外发生意外不明之事与敝人无干自此以后脱离夫妻关系恐亲友不明特此登报郑重声明偃师槐庙村中正西街门牌五号田光寅启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北京十里堡
刘震云
这本集子中的作品，许多篇目在我过去的集子中出现过。本来不该再重复出版了，那等于欺人和自欺。但我到书店去，我过去出的集子一本也没有了。一开始我以为自己的书很畅销，后来才知道，中国的出版社大部分是狗熊掰棒子，出完书就不管了，只管一时，不管终身。害得我想买一本自己的书送人，却到处找不着。
但这不是我重新出这本集子的主要目的。而是在我犹豫是否出这本集子的时候，使我有了重新看自己过去作品的机会。这一看不要紧，我看到了自己身体变化的曲线。
从发表第一篇作品起，我的写作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与周围的朋友相比，我是一个愚笨的人。我从来没有灵光闪现，写作的提高和变化，是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一滴顿悟的结果。我一开始以为写作是一条河，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海。但笨就笨在，在海里游了四十多公里才知道，我身上穿着几层厚厚的外衣。外衣经过海水的浸泡，比我本身的体重分量还大。这些外衣有些是我自己穿上的，有些是我从小别人给我穿上的。时代的，社会的，民族的，哪一件都是东北羊皮袄，海水中拖得我好累呀。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是什么就是在海水的浸泡中，一件件挣扎着脱下外衣。麻烦在于，外衣本身也是有生命的，脱下一件，它还会再长出一件。脱了穿，穿了脱，麻烦死了。
这本身也是一种顿悟，这种顿悟促使我像一个疲惫的将军一样，决定重新集结自己的旧部。这时的集结就和过去的揭竿而起不一样了，它有了一个新的角度，那就是让大家和我一起检讨过去。大家看了这个集子，就能明白我二十多年中，是怎样在枪林弹雨中挣扎，怎样在海水中不断脱掉外衣的过程。
这本集子中篇目的顺序，就是按照这个过程来编排的。
检讨昨天是为了明天。当一个人只剩下背心和裤头的时候，他就可以和人坦诚相见了。我惟一惶恐的是，这本身是不是另一层外衣。
我希望我能在海水中游得更远。谢谢每一个在岸上支持我的朋友。
二〇〇四年二月
第一节
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
一斤豆腐有五块，二两一块，这是公家副食店卖的。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排队也不一定每天都能买到豆腐，要么排队的人多，赶排到了，豆腐也卖完了；要么还没排到，已经七点了，小林得离开豆腐队去赶单位的班车。最近单位办公室新到一个处长老关，新官上任三把
火，对迟到早退抓得挺紧。最使人感到丧气的是，队眼看排到了，上班的时间也到了。离开豆腐队，小林就要对长长的豆腐队咒骂一声：
“妈拉个×，天底下穷人家多了真不是好事！”
但今天小林把豆腐买到了。不过他今天排到七点十五，把单位的班车给误了。不过今天误了也就误了，办公室处长老关今天到部里听会，副处长老何到外地出差去了，办公室管考勤的临时变成了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这就不怕了，于是放心排队买豆腐。豆腐拿回家，因急着赶公共汽车上班，忘记把豆腐放到了冰箱里，晚上回来，豆腐仍在门厅塑料兜里藏着，大热的天，哪有不馊的道理
豆腐变馊了，老婆又先于他下班回家，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老婆一开始是责备看孩子的保姆，怪她不打开塑料袋，把豆腐放到冰箱里。谁知保姆一点不买账。保姆因嫌小林家工资低，家里饭菜差，早就闹着罢工，要换人家，还是小林和小林老婆好哄歹哄，才把人家留下；现在保姆看着馊豆腐，一点不心疼，还一股脑把责任推给了小林，说小林早上上班走时，根本没有交代要放豆腐。小林下班回来，老婆就把怒气对准了小林，说你不买豆腐也就罢了，买回来怎么还让它在塑料袋里变馊你这存的是什么心小林今天在单位很不愉快，他以为今天买豆腐晚点上班没什么，谁知道新来的大学生很认真，看他八点没到，就自作主张给他划了一个“迟到”。虽然小林气鼓鼓上去自己又改成“准时”，但一天心里很不愉快，还不知明天大学生会不会汇报他。现在下班回家，见豆腐馊了，他也很丧气，一方面怪保姆太斤斤计较，走时没给你交代，就不能往冰箱里放一放了放几块豆腐能把你累死一方面怪老婆小题大做，一斤豆腐，馊了也就馊了，谁也不是故意的，何必说个没完，大家一天上班都很累，接着还要做饭弄孩子，这不是有意制造疲劳空气于是说：
“算了算了，怪我不对，一斤豆腐，大不了今天晚上不吃，以后买东西注意放就是了！”如果话到此为止，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惜小林憋不住气，又补了一句：
“一斤豆腐就上纲上线个没完了，一斤豆腐才值几个钱上次你失手打碎一个暖水壶，七八块钱，谁又责备你了”
老婆一听暖水壶，马上又来了火，说：“动不动就提暖水壶，上次暖水壶怪我吗本来那暖水壶就没放好，谁碰到都会碎！咱们别说暖水壶，说花瓶吧！上个月花瓶是怎么回事花瓶可是好端端地在大立柜上边放着，你抹灰尘给抹碎了，你倒有资格说我了！”
接着就戗到了小林跟前，眼里噙着泪，胸部一挺一挺的，脸变得没有血色。根据小林的经验，老婆的脸一无血色，就证明她今天在单位也很不顺。老婆所在的单位，和小林的单位差不多，让人愉快的时候不多。可你在单位不愉快，把这不愉快带回来发泄就道德了小林就又气鼓鼓地想跟她理论花瓶。照此理论下去，一定又会盘盘碟碟牵扯个没完，陷入恶性循环，最后老婆会把那包馊豆腐摔到小林头上。保姆看到小林和小林老婆吵架，已经习惯了，就像没看见一样，在旁边若无其事地剪指甲。这更激起了两个人的愤怒。小林已做好破碗破摔的准备，幸好这时有人敲门，大家便都不吱声了。老婆赶紧去抹脸上的眼泪，小林也压抑住自己的怒气，保姆把门打开，原来是查水表的老头来了。
查水表的老头是个瘸子，每月来查一次水表。老头子腿瘸，爬楼很不方便，到每一个人家都累得满头大汗，先喘一阵气，再查水表。但老头工作积极性很高，有时不该查水表也来，说来看看水表是否运转正常。但今天是该查水表的日子，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暂时收住气，让保姆领他去查水表。老头查完水表，并没有走的意思，而是自作主张在小林家床上坐下了。老头一坐下，小林心里就发凉，因为老头一在谁家坐下，就要高谈阔论一番，说说他年轻时候的事。他说他年轻时曾给某位死去的大领导喂过马。小林初次听他讲，还有些兴趣，问了他一些细节，看他一副瘸样，年轻时竟还和大领导接触过，但后来听得多了，心里就不耐烦，你年轻时喂过马，现在不照样是个查水表的大领导已经死了，还说他干什么但因为他是查水表的，你还不能得罪他。他一不高兴，就敢给你整个门洞停水。老头子手里就提着管水闸门的扳手。看着他手里的扳手，你就得听他讲喂马。不过今天小林实在不欢迎他讲马，人家家里正闹着气，你也不看一看家庭气氛，就擅自坐下，于是就板着脸没过去，没像过去一样跟他打招呼。
但查水表的老头不管这个，自己从口袋里已经掏出了烟。划火点着烟，屋里就飘起了老头鼻腔的味道。小林知道老头接着就要讲马，但小林猜错了，这次老头没有讲马，而是一脸
严肃地说，他要谈些正事。他说，据群众反映，这个门洞有人偷水，晚上不把水管龙头关死，故意让水往下滴，下边放个水桶接着；滴水水表不转，桶里的水不成偷的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大家都偷水，自来水厂如何受得了
听了老头的话，小林与小林老婆脸都一赤一白的。说来惭愧，因为上个礼拜小林家就偷过几次水，是小林老婆在单位闲聊中听到的办法，回来指使保姆试验。后来小林看不上，觉得这事太委琐，一吨水才几分钱，何必干这个一夜水管嘀嘀嗒嗒个没完，大家也难心安理得睡觉。于是在第三天就停止了。但这事老头子怎么会知道是谁汇报的小林和小林老婆都不约而同想到了对门。对门住着一对胖子，女主人自称长得像印度人，眉心常点着一个红豆。他们家也有一个孩子，大小与小林家孩子差不多，两家孩子常在一起玩，也常打架；为了孩子，小林老婆与印度女人有些面和心不和。两家主人不和，两家保姆却很要好，虽然不是一个省来的，却常在一起共同商讨对付主人的办法。准是两家保姆乱串，印度女人得知小林家滴过两回水，就汇报了老头子，现在有了老头子一番话。但这种事如何上得了台面，如何说得出口说出口以后在人前怎么站小林赶紧到老头子跟前，正色声明，这门洞有没有人偷水他不知道，但他家是决不干这种事，他家虽然穷，但穷有穷的骨气！小林老婆也上去说，谁反映的这事，就证明谁偷水，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偷水的方法，这不是贼喊捉贼是什么老头子听了他们的话，弹了一下烟灰：
“行了，这事就到这里为止了。以前大家偷没有偷，就既往不咎了，以后注意不偷就行了！”
说完，站起来，做出宽怀大量的样子，一瘸一瘸走了，留下小林和小林老婆在那里发尴。
由于有偷水这件事的介入，使豆腐发馊事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小林心里还责备老婆，一个大学生，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市民气，偷了两桶水，值不了几分钱，丢人现眼让人数落了一顿。小林老婆也自感惭愧，就不好意思再追究馊豆腐一事，只是瞪了小林一眼，自己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这件事的介入，使本来要爆发战争的家庭平静下来，小林又有些感激老头子。
第二节
晚饭一个炒豆角，一个炒豆芽，一碟子小泥肠，一碗昨天剩下的杂烩菜。小泥肠主要是让孩子吃的，其他三个菜是让小林、小林老婆和保姆吃的。但保姆不吃剩菜，说她一吃剩菜就闹肚子。为此小林老婆还和保姆吵过一架，说你倒成贵族了，我还吃剩菜，你倒闹肚子，过去你在农村吃什么来着保姆便又哭又闹，闹罢工，要换人家。最后还是小林从中斡旋，才又把她留下。把人留下人家就有了资本，从此更不吃剩菜。小林老婆也没办法，吃饭时只好和小林先吃剩菜，剩菜吃完再吃新的。吃饭时孩子很闹，抓东抓西的，看样子有些想流鼻涕，小林老婆怀疑她是否要感冒。好歹把饭吃完，已经快八点半了。按照惯例，这时保姆洗碗，小林给孩子洗澡，老婆应该上床睡觉。因老婆上班比小林远，清早上班要早起，早点上床睡觉理所当然。但今天老婆没有早睡，脚也没洗，坐在床前想心思。老婆一想心思，小林心里就有些发毛，不知老婆心思想过以后，会不会又提出什么新的话题。不过今天老婆不错，心思想过以后，没有说什么，草草洗完脚就上床睡觉了。老婆睡觉有这点好处，平时嘴唠叨，一上床就不唠叨了，三分钟就能入睡，响起轻微的鼾声，比孩子入睡还快。前几年刚结婚，小林对这点很不满意，哪能上床就入睡问：
“你怎么躺倒就着，长此以往，可让人受不了！”
老婆不好意思地解释：
“累了一天，跟猪似的，哪有不躺倒就着的道理！”
后来有了孩子，生活越来越复杂，几次折腾搬家，上班下班，弄吃喝拉撒，弄大人小孩，大家都很疲劳，老婆也变得爱唠叨了，这时小林倒觉得老婆上床就入睡是个优点，大家闹矛盾有个盼头，只要头一挨枕头，战争就停止了。所以小林觉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点缺点，优点缺点是可以转化的。
老婆入睡，孩子入睡，保姆入睡，三个人都响起鼾声，小林检查了一下屋里的灯火水电，也上床睡觉。过去临睡觉之前，小林有看书看报的习惯，动不动还爬起来记笔记。现在一天家务处理完，两个眼皮早在打架，于是这一切过程都省略了。能早睡就早睡，第二天清早还要起床排队买豆腐。想起买豆腐，小林突然又想起今天那一斤变馊的豆腐，现在仍在门厅里扔着，没有处理。这是导火索。明天清早老婆起来再看到它，说不定又会节外生枝。于是又从床上爬起来，到门厅打开灯，去处理那包馊豆腐。
小林的老婆叫小李，没结婚之前，是一个文静的、眉目清秀的姑娘。别看个头小，小显得小巧玲珑，眼小显得聚光，让人见了从心里怜爱。那时她言语不多。打扮不时髦，却很干净。头发长长的。通过同学介绍，小林与她恋爱。她见人有些腼腆。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那时连小林都开始注意言语、注意身体卫生了。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
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你也无非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到了晚上你一页书也不想翻，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一辈子下来谁还知道谁！有时小林想想又感到心满意足，虽然在单位经过几番折腾，但折腾之后就是成熟，现在不就对各种事情应付自如了只要有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别人能得到的东西，你最终也能得到。譬如房子，几年下来，通过与人合居，搬到牛街贫民窟；贫民窟要拆迁，搬到周转房；几经折腾，现在不也终于混上了一个一居室的单元别人家一开始有冰箱彩电，小林家没有，让小林感到惭愧，后来省着攒着，现在不也买了当然现在还没有组合家具和音响，但物质追求哪里有个完。一切不要急，耐心就能等到共产主义。倒是使人不耐心的，是些馊豆腐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过去总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意识，但你不弄老婆孩子弄什么你把老婆孩子热炕头弄好是容易的老婆变了样，孩子不懂事，工作量经常持久，谁能保证炕头天天是热的过去老说单位如何复杂不好弄，老婆孩子炕头就是好弄的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第二天早上六点，小林照例爬起来，去公家副食店前排队买豆腐。这时老婆已经睡醒，大睁着两眼在看天花板。老婆入睡快，醒来脑子清醒得也快，不像小林，睡觉起来头半天是木的，得半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老婆只要五分钟就可以清醒，续上入睡前的思路。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如果两个人正闹矛盾，老婆早晨醒来，又会迅速续上昨天的事情，继续补课。看今天老婆发呆的样子，又回到了昨天入睡前坐在床沿上想心思的模样，小林心里就有些打鼓，不知老婆又要搞什么名堂。但老婆见他起床，并没有搭理他。小林就有些放心，赶忙刷牙洗脸，拿上塑料袋悄悄出门。但等小林刚要去拉门，老婆在床上发了言：
“我说你，今天的豆腐就别买了！”
原来老婆并没有放过他，仍要续昨天的豆腐事件。小林心里就“嘟嘟”地冒火，一斤馊豆腐，已经扔了，又过了一夜，还真纠缠个没完了于是说：
“馊了一斤豆腐，还至于今后不买了今天买回放到冰箱里不就结了！你还要纠缠多少年！”
老婆向他摆摆手：
“我不是跟你说豆腐，昨天我想了一夜，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单位呆了，我一定得调，你得跟我来商量商量这事！你不能对我的事漠不关心！”
原来并不是豆腐事件，小林有些放心。但老婆说的是调工作，调工作也是个让人窝心烦躁的事，比馊豆腐事件还复杂。本来老婆的工作单位不错，大学毕业坐办公室，每天也就是摘摘文件，写写工作总结，余下的时间是喝茶看报纸。但老婆性格很直，像小林初到单位一样，各方面关系一开始没处理好，留下后遗症。后来觉悟了，改正了，但以前总留下伤疤，免不了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在单位不愉快，回来就向小林唠叨。说要换个单位。小林就拿自己现身说法，说只要将幼稚不懂事的毛病改掉，时间长了自然会适应，换什么单位，天下单位都一样。再说换个单位是容易的我们都无权无势，两眼一抹黑，哪个单位会要你老婆就说小林没本领，看着老婆在水深火热之中，一点帮不上忙。小林说，外边帮不上忙，内里不也帮了不也向你解释了解释不也是帮忙就把老婆劝下了。老婆唠叨一顿，怨气出了，第二天就不说了，仍照常上班。如果这样下去，老婆慢慢也会适应，没有单位非换不可的烦恼。但小林家搬了几次，搬来搬去，住得离小林老婆单位越来越远。当初搬家时，因房子越搬越好，老婆很高兴，说咱们终于也在北京有个房子，把主要精力花在布置房子上，怎么装窗帘，怎么布局，怎么摆冰箱和电视，还差什么东西，苦恼主要在这个方面。等家收拾得差不多了，老婆就不满意了，怪这个地方离她单位太远，因她的单位在这条线上没有班车，她得挤公共汽车上班，往返一趟，得三四个小时。清早六点起床，晚上七八点回来，顶着星星出去，戴着月亮回来，天天如此，车又挤，老婆就受不了，觉得是非换单位不可了。小林看着老婆每天下班疲惫不堪的样子，也觉得这和在单位不愉快不同，在单位不愉快可以忍耐、改正，离单位太远无法人为缩短距离，是得换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真要决定换单位，两人才感到面前的困难像山一样，因为换不换单位，并不是小林和小林老婆能决定的。瞎猫撞老鼠，小林和小林老婆找了几个单位，人家都是一口回绝，连个商量的余地都不留，弄得小林和小林的老婆挺丧气。小林说：
“算了算了，别跑了，再跑也是瞎跑，你凑合着吧，北京还有比你上班更远的呢！别光想路程，想想纺织女工，人家上一天班，站着干一天活，你上班是喝茶看报纸，还不知足吗”小林老婆发了火：
“你没有本事，就让我凑合。你天天有班车坐，我挤四个小时车的滋味你哪里有体验我非换单位不可，要不换单位，我明天就不上班，你挣钱养活我们娘俩！”
第三节
第二天就真不去上班，把小林急坏了。急了一次真管用，小林开动脑筋，真想出一个办法。前三门有一个单位。听有人说，那单位管人事的头头，和小林单位的副局长老张是同学。小林帮老张搬过家，十分卖力，老张对小林看法不错。老张自与女老乔犯过作风问题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对下边的同志特别关心，肯帮助人，只要有事去求他，他都认真帮忙。小林觉得这事如去找老张，老张不至于一口回绝。通过老张介绍说不定前三门那个单位倒有些希望。前三门那个单位虽离小林家也很远，如坐公共汽车，也得两个小时，但前三门那里和小林家连地铁，地铁跑得快，四十分钟就够了，况且地铁不像公共汽车那么挤，有时上车还有座位。小林将这想法向老婆说了，老婆也很高兴，同意去那个单位，让小林去找老张。小林找到老张，将老婆的困难摆出来，又提出前三门那个单位，听说老领导在那里有熟人，想请老领导帮帮忙。老张果然痛快，说：
“可以，可以，单位那么远，是应该换一换！”
又说：
“前三门那个单位，我也不熟，但管人事的同志，是我的同学，我给他写一封信，你找他，看他能不能给办！”
小林又大着胆子说：
“最好老领导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老张摸着胖脑袋“哈哈”笑了，照小林头上打了一巴掌：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精明多了！好，好，我给你打一个电话！”
老张打了一个电话，又给小林写了一封信。小林捧到这封信，如同捧到圣旨一样高兴。小林老婆看到信，也很高兴。小林拿着这信到前三门的单位去，果然管用。管人事的头头接见了他，看了那封信说：
“老张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在大学，我们两个都爱搞田径！”
小林斜欠着身子坐在头头办公桌前，忙接上去说：
“现在老张也爱锻炼！”
头头看他一眼，突然又问起老张前一段出事的事，让小林讲一讲细节。小林感到有些为难，讲不好，不讲也不好，于是只拣些重要的讲了讲，说老张也只是和女老乔在办公室坐了一坐，并没有真正在一起，其他一切都是谣传。那头头听后“哈哈”笑了，说：
“这个老张，还是那么可爱！”
最后才谈起小林老婆调动的事。那头头情绪正好，说：
“行，行，老张托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看看下边哪个单位缺人！”
这不等于答应了小林回来向老婆一汇报，老婆马上抱着他在脸上乱亲。两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如果就这样等着，小林老婆一定能调成，能每天坐着地铁到前三门那个单位上班，但这时小林和小林老婆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把事情办坏了。本来人家管人事的头头正在努力，小林和小林老婆仍不放心，小林老婆打听出一个熟人的丈夫，也在前三门那个单位工作，而且是一个处长，就同小林商量，单是一个管人事的头头是否太单薄，是否也找一找这个处长当时小林也没犯考虑，觉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找一找总没什么坏处。于是就又找了这个处长。谁知这一找不要紧，让人家管人事的头头知道了，管人事的头头马上停止了努力。小林再去找他，他比以前冷淡了，说：
“你不是也找某某了，让他给办办看吧！”
小林这才着了急，知道自己犯了路线性错误。找人办事，如同在单位混事，只能投靠一个主子，人家才死力给你办；找的人多了，大家都不会出力；何况你找多了，证明你认识的人多，显得你很高明，既然你高明能再找人，何必再找我这时除了不帮忙不说，还容易产生抵触心理，说不定背后再给你帮点倒忙，看你不依靠我依靠别人这事能办成！小林和小林老婆认识到这个道理，明白过来，事情已经晚了。两人一开始是互相埋怨，埋怨以后，又共同想补救的方法。但这时能想出什么补救办法小林只能再找老张，让他给同学再打电话。但老张又不是你的亲兄弟，人家是单位的副局长，老找人家也不好。于是小林老婆调工作的事，就这样不上不下地放着。时间一长，小林事情一忙就暂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但小林老婆忘不了，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心思。昨天发生了馊豆腐事件，馊豆腐事件过去以后，她没洗脚坐在床边想的，就是这件事，今天早上起来，她将这话题又重新向小林提出。小林一开始以为老婆又让他找老张，但再找老张小林已很怵头，于是说：
“事情已经让咱们办坏了，光让我找老张有什么用”
小林老婆说：
“这次不让你找老张，还让你找前三门单位那个管人事的头头。”
再找管人事的头头，比让他找老张还怵头，小林说：
“因为找你那个熟人的丈夫，人家态度都冷淡了，如何有脸面再找人家再找作用也不大！”
小林老婆说：
“为什么作用不大，这事我想了，你也别光怪我那个熟人的丈夫，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还是功夫下得不够。现在在社会上办事，光动嘴皮子如何行我考虑，咱得给他上个供。现在苍蝇没有不见血的，你不出血，他能给你来真的还是得出血！”
小林说：
“只和人家见过几次面，熟都不熟，连人家家在哪里住都不知道，这供如何上”
小林老婆发了火：
“看你说话的口气，就是对我的事情漠不关心！上次你要入党，给女老乔送了什么那时咱家那么困难，孩子吃奶都没有钱，我不照样让你送了轮到我的事，你怎么就这么推三挡四的，你这存的是什么心！”
说着说着脸就变白了。小林见她越说话越多，真生气了，忙说：
“好，好，咱送，咱送，看送了能起什么作用！”
第四节
话说到这里就算完了。白天两个照常上班，等晚上回来，两人匆匆吃完饭，交代保姆看好孩子，就一起到前三门单位管人事头头家里去上供。但真到上供，供上些什么，两人都犯了难。两人来到商店，逛了半个小时，拿不定主意。礼太小了送不出去，礼太大了又心疼钱。最后小林老婆相中了一个工艺品，一个玻璃匣子里镶嵌了几个花鸟和小鱼，美观大方，四十多元，可以买。但两人商量半天，觉得这个礼品也不合适，管人事的头头能会喜欢花鸟别以为是随便十几块钱买的贱价货搪塞他，那样作用更不好。最后又转，转到食品冷饮柜，小林突然眼睛一亮，说：
“有了！”
小林老婆问：
“什么有了”
小林便向老婆指了指一箱一箱的“可口可乐”，上边挂着一块牌子：“大减价，一块九一听”，而“可口可乐”的正常价格，却是三块五。“可口可乐”拿得出手，一听一块九，一箱二十四听，也就四十多块，看着体积大，又是名牌饮料，拿出来实用大方，管人事的头头肯定喜欢。只是不知它为何减价。小林老婆说：
“别是过期了吧，那样就不好了！”
问了问售货员，也不过期，实在是奇怪，好像是单为今天他们送礼准备的。小林说：
“看这样子，今天顺利，这事肯定能成！”
老婆兴致也高了，马上掏钱买了一箱，由小林扛着，两人挤上公共汽车去送礼。兴高采烈到了管人事头头家的楼下，已是晚上八点半，时间也合适。但等两人进楼道刚要上楼，从楼上走下来一个人，正是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小林忙向他打招呼，倒让正下楼的头头吃了一惊，等看清是小林，因在家门口，倒比在办公室客气，忙止住脚步笑着说：
“你们来了”
小林说：
“王叔叔，这是我爱人，为她工作的事，老张让我们再来找您一次！”
头头说：
“我知道了，那个工作的事，我这里没有问题，关键是下边接收单位不好办，你们如能找到哪个处室可以接收，让他们再来找我就行了！今天晚上我出去还有点事，车子在下边等着，恕不能接待你们了！”
小林和小林老婆心里都凉了半截。这不等于回绝了等头头走到了楼外，小林才意识到自己肩上还扛着一箱“可口可乐”，忙向楼外喊：
“王叔叔，我还给您带了一箱饮料！”
头头在楼外笑着答：
“我这里还缺几筒饮料扛回去自己喝吧！”
接着，车子发动开走了。把小林和小林老婆尴到了楼道里。尴了半天，两人才缓过劲儿来。小林将箱子摔到楼梯上：
“操他妈的，送礼人家都不要！”
又埋怨老婆：
“我说不要送吧，你非要送，看这礼送的，丢人不丢人！”
小林老婆也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劣，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
两人便重新扛着饮料回家。因为礼没有送出去，回家以后两人又为买礼心疼了半天，四十多块钱买一箱“可口可乐”放到家里，这不是吃饱撑的一箱“可口可乐”怎么处理退回商店，入口的东西人家一律不退，自己喝了吧，哪能关起门没事喝“可口可乐”过了两天，还是老婆聪明，把“可口可乐”打开，时常拿出一筒让孩子到院子里去喝。过去从来没买过饮料，也没买过带鱼，孩子穿得破烂，在院子里穷出了名。一次倒是买了一次带鱼，是贱价处理的，有些发臭，臭味跑到了楼道里，让对门印度女人到处宣扬，现在让小女儿拿着“可口可乐”到处喝，也起一个正面宣扬的作用，也算这箱“可口可乐”买得没有白费。只是工作的事仍没有着落，仍是小林和小林老婆继续窝心的问题。
家里来了客人。小林晚上下班回来，一进楼道，就知道家里来了客人。因为他家的门大开着，里边传出外地老家人的咳嗽声。等小林回到家，果然，里间床上正坐着两个皮肤晒得焦黑，头上暴着青筋的老家人，脚边放着几个七十年代的帆布包，提包上还印着毛主席语录。两个人正在不住地抽烟，咳嗽，毫不犹豫地将烟灰和痰弹吐了一地。小林的小女儿也被烟呛得不住地咳嗽，在烟雾里乱跑。小林本来今天心情不错，办公室新到处长老关，别看平时一脸严肃，原来对人却没有坏心眼，季度评奖，给小林评了个头奖，多发给他五十块钱。虽
然五十块钱不算什么，但多五十总比少五十强，拿回来总能买老婆个高兴。谁知兴冲冲回家，老婆还没下班，家里却来了两个老家人。小林像被兜头浇了一桶凉水，一天的好兴致，立即跑得无影无踪。本来老家来人应该高兴，多年不见的乡亲，见了叙叙旧也没什么不可，但老家经常来人，就高兴叙旧不起来，反过来倒成了一种负担。家里来人不得招待招待一次就得几十块钱。经常来人，家庭就受不了。老家来人和别的同学朋友来还不一样，别看老家来的人焦黑，头上暴着青筋，是农村人，但农村比城里人礼还多，同学朋友招待不好人家可以原谅，这些农村人招待不好他反倒不高兴，回到老家说你。他们认为你在北京，来到北京理应该你招待，全不知小林在北京也是社会的最底层，也整天清早排队买豆腐，只是客人来了，才多加两个菜。有时小林看老家人那故作傲慢的样子，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你们在家才吃什么！老家人来，如果单是吃一顿饭，还好应付，往往吃过饭，他们还要交代许多事让小林办。搞物资，搞化肥，买汽车，打官司，走时还让小林给买火车票。小林哪里有那么强的办事能力！自己老婆的工作都办不了，送礼人家都不收，还能给别人打官司买汽车买火车票小林照样得去北京站排队。一开始小林爱面子，总觉得如说自己什么都不能办，也让家乡人看不起，就答应试一试，但往往试一试也是白试，虽然有些同学分到了不同的单位，但都是刚到单位不久，还没到掌权的地步，哪里办得成免不了回头还是尴尬。后来渐渐学聪明了，学会了说：“不，这事我办不了！”当然说这话人家会看不起，但看不起是早晚的事，早看不起倒可以省下麻烦。但老家仍是源源不断来人，来了起码吃你一顿饭。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小林老婆是城市人，城市到底比农村关系简单，来的人很少。人家家老不来人，自己家老来人，来了就要吃饭，农村人又不讲究，到处弹烟灰吐痰，也让小林不好意思。按说小林老婆在这方面还算开通，一开始来人不说什么，后来多了，成了常事，成了日常工作，人家就受不了，来了客人脸色不好，也不去买菜，也不去下厨房。小林虽然怪老婆不给自己面子，但人家生气得也有道理，两人如倒个个儿，小林也会不高兴。于是除了责备妻子，也怪自己老家不争气，捎带自己让人也看不起。老家如同一个大尾巴，时不时要掀开让人看看羞处，让人不忘记你仍是一个农村人。对门印度女人就说过，看他们家那土样，一家子农村人。弄得小林老婆很不高兴。所以小林时常提心吊胆，一到下班，就担心今天老家是否来人了有时在家里坐，一听院子里有人说外地口音，他就心惊胆战，忙跑到阳台上看，看这外地口音是否进了自家的门洞，如不是进这门洞，才松一口气。虽然小林不盼望自己老家来人，却盼望老婆那边来人。
第五节
那边如也来人，小林故意热情些，也可抵消一些自己这边来人，让老婆心里平衡一些。但人家来人少，让小林时刻亏着心。老家的父母也不懂小林心情，觉得自己儿子在北京，是个可炫耀的事情，时常说：“我儿子在北京，你们找他去！”人家来了，小林就不能不热情。后来时间长了，小林发觉你越热情，来的人越多，小林学聪明了，就不再热情。不热情，怠慢人家，人家就不高兴，回去说你忘本。但忘本也就忘本，这个本有什么可留恋的！小林也给自己父母写信，说我这里也很忙，经济很难，以后不要图你们面子好看，故意往这里介绍人。信写好以后，小林还故意让老婆看了看，老婆没领他这个情，照地下吐了一口唾沫：
“早知道你家是这样，当初我就不会嫁你！”
小林马上火了，指着老婆说：
“当初我也把家庭情况向你说了，你说不在乎，照你这么说，好像我欺骗你！”
但斗气归斗气，家里还是照常来人。因人照常来，久而久之小林老婆也习惯了。习惯了就自然了。无非是脸色不高兴。这就使小林很满意。小林也自觉，客人来了，吃饭只加两个大路菜，无非是一条鱼，或一只鸡，没有酒水。老家人不满意，只好让他不满意，总比让老婆不满意要好。
但今天来的两个客人，使小林觉得只加两个菜绝对说不过去。这两个人一个老头子，一个年轻人，一开始小林没有认出来，上去问他们是哪个村的，听那老头子一说话，小林认出来了，是自己小学时的老师。这老师姓杜，小林上小学时，跟他学了五年，杜老师既教数学，又教语文。一年冬天小林捣蛋，上自习跑出去玩冰，冰炸了，小林掉到了冰窟窿里。被救上来，老师也没吵他，还忙将湿衣裳给他脱下来，将自己的大棉袄给他披上。这样的老师，十几年没见，现在到了自己门上，如何使小林不激动小林上去握住他的手：
“老师！”
老师见他激动，也激动起来，拉住小林说：
“小林！街上遇到你，肯定我认不出来！”
又忙把年轻人向他介绍，说是自己的儿子。
大家激动过，小林问老师来北京的意思。老师把意思一说，小林又有些胆战心惊，原来老师得了肺气肿，到底发展没发展成肺癌，老家医院水平低，诊断不出来，这时老师想起他培养的学生，还就数小林混得高，混到了北京，于是带儿子来投奔他，想让他找个医院给确诊确诊。如果是癌症，最好能住院治疗；如果不是癌症是肺气肿，也望能做一下手术。小林一边说：
“咱慢慢商量，咱慢慢商量！”
一边转动脑筋。可北京哪里有他熟悉的医院这时门开了，小林老婆下班回来。小林一看表，已是晚上七点半。小林见了老婆又是一番胆战心惊，一边看老婆的脸色，一边向老婆介绍，这是自己的老师和老师的儿子，这是自己的爱人。老婆见又来了一屋人，屋里烟气冲天，痰迹遍地，当然不会有好脸色，只是点点头，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厨房就传来吵声，老婆在责备保姆，都七点半了，怎么还没给孩子弄饭小林知道那责备是冲着自己，也怪自己大意，只顾跟老师聊天，忘了交代保姆先给孩子弄饭。何况来了两个客人，加上小林、小林老婆、保姆、孩子，一下成了六口人，这饭还没准备呢。于是就让老师先坐着，自己去厨房给老婆解释。解释之前，他先掏出今天单位发的五十块钱，作为晋见礼；然后又解释说，实在没办法，这是自己小学时的老师，不同别人，好歹给弄顿饭，招待过去就完。谁知老婆一把将五张人民币打飞了，说：
“去你妈的，谁没有老师！我孩子还没吃饭，哪里管得上老师了！”
小林拉她：
“你小声点，让人听见！”
小林老婆更大声说：
“听见怎么了，三天两头来人，我这里不是旅馆！再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了！”
就坐在厨房的水池上落泪。
小林怒火一股股往头上冲。但现在生气也不是办法，客人还在里间坐着，只好先退出去，又去陪老师。但看老师的样子，已经听见他们的争吵。老师到底有文化，不比别的老家人，招待不好故意傲慢，马上大声说：
“小林你不必忙，俺已经在外面吃过饭了，俺住在劲松地下旅馆，也就是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老家土产，喝了这杯水，俺就该走了，晚了怕坐不上车！”
接着拉开了帆布提包，让儿子把两桶香油送到了厨房。
小林感到心中更加不忍。他知道老师肯定没有吃饭，只是怕他为难，故意说这话给他老婆听。也许是两桶香油起了作用，也许是老婆觉悟过来，饭到底还是做了，做得还不错，四个菜，把孩子吃的虾仁都炒了一盘。好歹吃完饭，小林将老师和他儿子送出门。路上老师一个劲儿地说：
“我一来，给你添了麻烦。本来我不想来，可你师母老劝我来看看你，就来了！”
小林看着老师的满头白发，蹒跚的步子，脸上皱褶里都是土，自己也没有让他在家洗洗脸，心里不禁一阵辛酸，说：
“老师身体有病，该来北京看看。我先给你们找个便宜旅馆住下，明天我就给老师找医院！”
老头子忙用手止住小林：
“你忙你的，我还有办法！”
接着摘下帽子，从里边拿出一张纸条：
“来时怕找不到你，我找了县教育局李科长。李科长有一个同学，在某大机关当司长，看，都给我写了信！我投奔他，他那么大的干部，肯定有办法！”
第六节
老师话说到这里，小林就不再坚持。因让他找医院，他也肯定找不出什么好医院，是瞎耽误老师的时间，还不如让人家去找司长。于是就只好将老师和他儿子送到公共汽车上，和他们再见。看着公共汽车开远，老师还在车上微笑着向他挥手，车猛地一停一开，老头子身子前后乱晃，仍不忘向他挥手，小林的泪刷刷地涌了出来。自己小时上学，老师不就是这么笑等公共汽车开得看不见了，小林一个人往回走，这时感到身上沉重极了，像有座山在身上背着，走不了几步，随时都有被压垮的危险。第二天上班，小林在办公室看报纸，看到一篇悼念文章，悼念一位已经死去好多年的大人物，说大人物生前如何尊师爱教，曾把他过去少年时仅存的两个老师接到北京，住在最好的地方，逛了整个北京。小林本来对这位死去的大人物印象不错，现在也禁不住骂道：
“谁不想尊师重教我也想让老师住最好的地方，逛整个北京，可得有这条件！”
就把这张报纸扔到了废纸篓里。
孩子病了。流鼻涕，咳嗽。老婆说：
“你老师有肺气肿，上次他来咱们家一次，是不是把孩子给传染上了”
孩子有病，小林也很着急。孩子一病，和不病时大不一样，小林和小林老婆，起码得一个人请假在家照顾。这时单靠保姆是不行的。但老婆胡乱联系，又责备他的老师，使小林心
里很愤怒。上次老师走后，小林两天没理老婆，怪她破坏他的情感，当着老师的面让他下不来台。人家吃了你一顿饭，却给你提来两桶香油，两桶香油有十斤，现在北京自由市场一斤香油卖八块，十斤就是八十多块，你一顿饭值八十吗两天来吃着老师的香油，老婆也面有愧色，也觉自己做得太过分。但现在孩子病了，她有气无处撒，又想反攻倒算，拿小林的老师
做码子，小林就有些不客气，说：
“孩子有病，还是先检查。如检查出不是肺气肿传染，你提前这么责备人家，不就不道德了吗”
于是两人都请假，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但检查是好检查的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字：钱。现在给孩子看一次病，出手就要二三十；不该化验的化验，不该开的药乱开。小林觉得，别人不诚实可以，连医生都这么不诚实了，这还叫人怎么活一次孩子拉稀，看下来硬是要了七十五。小林老婆又好气又好笑，抖着双手向小林说：
“一泡屎值七十五”
每次给孩子看完病，小林和小林老婆都觉得是来上当。但孩子一病，这个当你还非上不可。你别无选择。譬如现在，路上孩子又有些发烧，温度还挺高，这时两人都忘记了相互指责，忘记了是去上当，精力都集中到孩子身上，于是加快步伐挤车去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原来也无非是感冒。但拿着药单子到药房窗口一划价：四十五块五毛八。小林老婆抖着单子说：
“看，又宰人了吧！你说，这药还拿不拿！”
小林没“说”，也没理她。刚才小林有些着急，小孩发烧那么高，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不知是不是老师给传染了，现在诊断出是感冒，小林就放了心。放心之后，小林又开始愤怒，刚才你断定是我的老师传染，现在经过医院诊断，不成感冒了小林本想跟她先理论理论这事，再说宰人不宰人的事，但看到药房前边排队的人很多，来往的人也很多，这个场合理论不对，就没有理她，只是没好气地向老婆说：
“怕宰人就别来呀，人家谁请你非拿药不可了”
老婆马上抱起孩子：
“照这么说，我就真不拿药了！”
抱起孩子就走。看着老婆赌气不拿药，小林倒着了急。他知道老婆的脾气，赌上气九牛拉不回来。赌气不拿药，回家孩子怎么办忙又撵出去，拦住老婆：
“哎，哎，这事你还能真赌气呀，把药单子给我！”
谁知老婆这次不是赌气，她看着小林说：
“这药不拿了，不就是感冒吗上次我感冒从单位拿的药还没吃完，让她吃点不就行了大不了就是‘先锋’、‘冲剂’、退烧片之类，再花钱不也是这个！”
小林说：
“那是大人药，大人小孩子不一样！”
小林老婆说：
“怎么不一样，少吃一点就是了。这事你别管。不花四十五块，我也能让孩子三天好了。药吃完我再到单位要！”
小林觉得老婆说得也有道理。他用手摸了摸女儿的头，不知是孩子刚刚睡醒的缘故，还是嗅到了医院的味道，烧突然又退了下去。眼睛也有神了，指着医院对面的“哈密瓜”要吃。看情况有些缓解，小林觉得老婆的办法也可试一试。于是就跟老婆一块出医院，给孩子买了一块“哈密瓜”。吃了一块“哈密瓜”，孩子更加活泼，连咳嗽一时也不咳了，跳到地上拉着小林的手玩。小林高兴，老婆也高兴。大家一高兴，心胸也就开阔了，小林也不再追究老婆说过老师传染不传染的话了，那都是着急时没有办法乱发的火，不足为凭。既然不追究了，孩子的病也确诊了，老婆想出办法，看病又省下四十五块钱，这不等于白白收入大家心情更开朗。小林对老婆也关心了。路过小吃街，小林对老婆说：
“你不是爱吃炒肝吃一碗吧！”
小林老婆咂吧咂吧嘴说：
“一块五一碗，也就吃着玩，多不划算！”
小林马上掏出一块五，递给摊主：
“来一碗炒肝！”
第七节
炒肝端上来，小林老婆不好意思地看了小林一眼，就坐下吃起来。看她吃的爱惜样子，这炒肝她是真爱吃。她捡了两节肠子给孩子吃，孩子嚼不动又吐出来，她忙又扔到自己嘴里吃了。她一定让小林尝尝汤儿，小林害怕肠，以为肠汤一定不好喝，但禁不住老婆一次一次劝，老婆的声音并且变得很温柔，眼神很多情，像回到了当初没结婚正谈恋爱的时候，小林只好尝了一口。汤里有香菜，热腾腾的，汤的味道果然不错。老婆问他味道怎么样，他说味道不错，老婆又多情地看了他一眼。想不到一碗炒肝，使两人重温了过去的温暖。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晚上。因孩子病得不重，回家后老婆让她吃了药，她就自己玩去了。晚上也不咳了，睡得很死。等外间保姆传来鼾声，小林和小林老婆都很有激情。事情像新婚时一样好。事情过去以后，两人又相互抚摸着谈起了天，重新总结今天孩子病的原因。小林老婆主动承认错误，说今天一时性急，错怪了小林的老师。小林说既然不怪老师，就怪我们夜里没看好，让孩子踹了被子。老婆说也不怪夜里没看好，就怪一个人。小林心里“咯噔”，问是谁，老婆用手指了指外间门厅。这是指保姆。接着老婆说了保姆一大堆不是，说保姆斤斤计较，干活不主动，交代的任务故意磨蹭，爱在保姆间乱串，爱泄露家中的机密；对孩子也不是真心实意，两人上班不在家，她让孩子一个人玩水，自己睡觉或看电视，还有个不感冒的等今年九月份，一定送孩子入托，把她辞出去。她一个人工资四十元，吃喝费用得六十元，还用小林老婆的卫生巾、化妆品，再加上水果杂用，一月一百多，占一个人的工资，家里哪会不穷等孩子入托，辞了保姆，一个月省下这么多钱，家里生活肯定能改善，前途还是光明的。小林也受了鼓舞，加上他平时对保姆印象也不好，也跟着老婆说了一阵子话。说完感到气都出了，心里很畅快。两人又亲了一下，才分开身子睡觉。老婆一转身三分钟睡着了，小林没睡着，想了想刚才的一番议论，又感到有些羞愧。两人温暖一天，最后把罪过归到保姆身上，未免有些小气。人家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出门几千里在外，整天看你脸色说话，就是容易的小林感到自己也变得跟个娘儿们差不多了，不由感叹一声。但接着疲倦也上来了，两个眼皮一合，也就睡着了，不再想那么多。
但等第二天早晨，小林又感到昨天对保姆的指责没有错。清早老婆上班，小林照常出去排豆腐。排完豆腐，小林本来应该去上班，但今天下着蒙蒙小雨，来排豆腐的人少，豆腐买得顺利，看看表，还有富裕时间，因惦着孩子感冒，就又回家看了一趟。回家后，发现保姆床也没叠，孩子的饭也没做，药也没喂，给了孩子一盆洗脸水让她玩，她呢，正在给自己鼓捣吃的。清早起来小林和小林老婆都吃的剩饭，把昨天的剩饭泡了泡，就着咸菜吃下了肚。保姆不吃剩饭，你再熬点新粥也就罢了，谁知她正在用给女儿做饭的小锅下挂面，进屋一股香气，她加了香菜，加了豆腐干，还卧了一个鸡蛋。保姆见他突然回来，也有些吃惊，忙用筷子把鸡蛋往面条底下捺。但不管怎么捺，还是让小林发现了。小林怒火一股股往脑门冲，这不是故意败坏人吗起床孩子不弄，自己倒先偷着做好的吃。大家都不容易，我们背后议论你、把一切罪过归到你身上固然不对，但你也忒不自觉，忒不值得尊重和体谅。但小林没有再指责保姆。按说现在抓住了罪证，当面指责一顿十分痛快，但保姆是这种样子，你指责她一顿，岂敢保证你走了以后，她会不把气撒到孩子身上孩子还不懂事，能让她再替你承担罪过于是只是把孩子正在玩的保姆的洗脸水，气鼓鼓地夺过来倾到马桶里。孩子一玩水，又开始流鼻涕；水被夺走，便坐在地上拧着屁股哭。小林没理，摔上门就上班去了。边匆忙下楼边心里骂：
“妈的，九月份一定让你滚蛋！”
晚上下班回家，孩子的感冒似乎又加重了，鼻子??的，一个劲咳嗽；摸摸头，烧也有点升上来。小林知道，这和保姆一天捣蛋肯定有关系。但他又不敢把清早保姆捣蛋的事告诉老婆，那样肯定会引起另一场轩然大波。不过，不知老婆今天怎么了，一脸喜色，对孩子病情加重也不在意，喜滋滋地自己坐在床前想心思。老婆一有这种脸色，肯定有好事。来厨房看看，果然，老婆买回来一节香肠。买了香肠不说，还买回来一瓶“燕京”啤酒。这肯定是给小林买的。过去单身汉时，小林最爱喝啤酒。自结婚以后，这种爱好渐渐就根除了。一瓶一块多，喝它干吗，就是不说钱，平时谁有喝啤酒的心思！小林摸不透老婆今天的心思，忙进里间问：
“喂，你今天怎么了”
老婆“吃吃”地笑。
小林感到有些奇怪：
“你笑什么说出来我听听！”
老婆说：
“小林，我告诉你，我的工作问题解决了！”
小林吃了一惊：
“什么解决了你去前三门单位了管人事的头头答应了”
老婆摇摇头。
小林问：
“找到新的单位了”
老婆摇摇头。
小林禁不住泄气：
“那解决什么”
老婆说：
“这工作我不调了！”
小林说：
“怎么不调了，你对单位又有感情了你不怕挤公共汽车了”
小林老婆说：
“感情谈不上，但以后不挤公共汽车了。我们单位的头头说，从九月份开始，往咱们这条线发一趟班车！你想，有了班车，我就不用挤公共汽车，四十分钟也到了。自己单位的班车，上车还有座位，这不比挤地铁去前三门单位还好小林，我想通了，只要九月份通班车，我工作就不调了。这单位固然不好，人事关系复杂，但前三门那个单位就不复杂了看那管人事头头的嘴脸！我信了你的话，天下的老鸦一般黑。只要有班车，我就不调了，睁只眼闭只眼混算了。这不是工作问题解决了！”
第八节
小林听了老婆一番话，也很高兴。家中的一件大事，过去天天苦恼，时常为此闹矛盾，现在终于有了着落。虽然工作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以不解决为解决，但不管怎样，解决了，老婆就安心了，就没有烦恼了，就不会情绪激动了，家里就不会再为此闹矛盾了。说来问题解决也简单，靠小林和小林老婆自己去求人，去送东西到处碰壁，最终解决无非是单位发了一趟班车。但不管怎么解决，小林也马上和老婆一样高兴起来，说：
“好，好，这不以后不存在这问题了你就不再跟我闹了”
老婆说：
“是不存在呀！”
又娇嗔道：
“谁跟你闹了你没有本事解决，还怪我跟你闹！最后不还是靠我自己解决！就等九月份了！”
小林说：
“是呀，是呀，是靠你自己解决，就等九月份！”
大家情绪很好。孩子的病也压过去了。吃饭时大家喝了啤酒。晚上孩子保姆入睡，两人又欢乐了一次。欢乐时两人很有激情。欢乐以后，两人都很不好意思。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很长时间没这么勤了。接着两人又抚摸着谈心，说九月份。九月份真是个好日子，老婆工作问题解决，孩子入托辞退保姆，家里可省一大笔开支。两人又展望未来，憧憬九月份的幸福日子，讨论节省下的开支如何使用。后来老婆又说，现在孩子还小，要不再让孩子在家
呆一年，再用一年保姆，等明年再送孩子入托。小林想起早晨保姆的事，马上恶狠狠地说：
“不，就今年，不为孩子，也为保姆，马上让她滚蛋！”
老婆与保姆矛盾很深，听小林这么说，也很高兴，又亲了他一下，翻过身就睡着了。
九月份了。九月份有两件事，一、老婆通班车；二、孩子入托辞退保姆。老婆通班车这一条比较顺，到了九月一号，老婆单位果然在这条线通了班车。老婆马上显得轻松许多。早上不用再顶星星。过去都是早六点起床，晚一点儿就要迟到；现在七点起床就可以了，可以多睡一个小时。七点起床梳洗完毕，吃点饭，七点二十轻轻松松出门，到门口上班车；上了班车还有座位，一直开到单位院内，一点不累。晚上回来也很早，过去要戴月亮，七点多才能到家，现在不用戴了；单位五点下班，她五点四十就到了家，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再做饭。老婆
很高兴。不过她这高兴与刚听到通班车时的高兴不同，她现在的高兴有些打折扣。本来听说这条线通班车，老婆以为是单位头头对大家的关心，后来打听清楚，原来单位头头并不是考虑大家，而是单位头头的一个小姨子最近搬家搬到了这一块地方，单位头头的老婆跟单位头头闹，单位头头才让往这里加一线班车。老婆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有些沮丧，感到这班车通得有些贬值，自己高兴得有些盲目。回来与小林唠叨，小林听到心里也挺别扭，感到似乎是受了污辱。但这污辱比起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拒不收礼的污辱算什么！于是向老婆解释，管他娘嫁给谁，管是因为什么通的班车，咱只要跟着能坐就行了。老婆说：
“原来以为坐班车是公平合理，单位头头的关心，谁知是沾了人家小姨子的光，以后每天坐车，不都得想起小姨子！”
小林说：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看，没有人家小姨子，你还坐不上班车！”
小林老婆说：
“我坐车心里总感到有些别扭，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
小林说：
“你还像大学刚毕业那么天真，什么二等三等，有个班车给你坐就不错了。我只问你，就算沾了人家小姨子的光，总比挤公共汽车强吧”
小林老婆说：
“那倒是！”
小林又说：
“再说，沾她光的又不是你自己，我只问你，是不是每天一班车人”
老婆说：
“可不是一班车人，大家都不争气！”
小林说：
“人家不争气，这时你倒长了志气。你长志气，你以后再去坐公共汽车，没人拉你非坐班车！你调工作不也照样求人巴结人给人送东西，还让晾到了楼道里！”
第九节
老婆这时“扑哧”笑了：
“我也就是说说，你倒说个没完了。不过你说得对，到了这时候，还说什么志气不志气！谁有志气有志气顶他妈屁用，管他妈嫁给谁，咱只管每天有班车坐就是了！”
小林拍巴掌：
“这不结了！”
所以老婆每天显得很愉快。但小孩入托一事，碰到了困难。小林单位
没有幼儿园，老婆单位有幼儿园，但离家太远，每天跟着老婆来回坐车也不合适，这就只能在家门口附近找幼儿园。门口倒是有几个幼儿园，有外单位办的，有区里办的，有街道办的，有居委会办的，有个体老太太办的。这里边最好的是外单位办的，里边有幼师毕业的阿姨，可以教孩子些东西；区以下就比较差些，只会让孩子排队拉圈在街头走；最差的是居委会或个体办的，无非是几个老太太合伙领着孩子玩，赚个零用钱花花。因孩子教育牵扯到下一代，老婆对这事看得比她调工作还重。就撺掇小林去争取外单位办的幼儿园，次之只能是区里办的，街道以下不予考虑。小林一开始有些轻敌，以为不就给孩子找个幼儿园吗临时呆两年，很快就出去了，估计困难不会太大，但他接受以前一开始说话腔太满，后来被老婆找后账的教训，说：
“我找人家说说看吧，我也不是什么领导人，谁知人家会不会买我的账，你也不能限制得太死！”
对门印度女人家也有一个孩子，大小跟小林家孩子差不多，也该入托，小林老婆听说，她家的孩子就找到了幼儿园，就是外单位办的那个。小林老婆说话有了根据，对小林说：
“怎么不限制死，就得限制死，就是外单位那个，她家的孩子上那个，咱孩子就得上那个，区里办的也不用考虑了！”
任务就这样给小林布置下了。等小林去落实时，小林才感到给孩子找个幼儿园，原来比给老婆调工作困难还大。小林首先摸了一下情况，外单位这个幼儿园办得果真不错，年年在市里得先进。一些区一级的领导，自己区里办的有幼儿园，却把孩子送到这个幼儿园。但人家名额限制得也很死，没有过硬的关系，想进去比登天还难。进幼儿园的表格，都在园长手里，连副园长都没权力收孩子。而要这个园长发表格，必须有这个单位局长以上的批条。小林绞尽脑汁想人，把京城里的同学想遍，没想出与这个单位有关系的人。也是急病乱投医，小林想不出同学，却突然想起门口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小林常在老头那里修车，“大爷”“大爷”地叫，两人混得很熟。平时带钱没带钱，都可以修了车子推上先走。一次在闲谈中，听老头说他女儿在附近的幼儿园当阿姨，不知是不是外单位这个想到这个茬儿，小林兴奋起来，立即骑上车去找修车老头。如果他女儿是在外单位这个，虽然只是一个阿姨，说话不一定顶用，但起码打开一个突破口，可以让她牵内线提供关系。找到修车老头，老头很热情，也很豪爽，听完小林的诉说，马上代他女儿答应下来，说只要小林的孩子想入他女儿的托，他只要说一句话，没有个进不去的。只是他女儿的幼儿园，不是外单位那个，而是本地居委会办的。小林听后十分丧气。回来将情况向老婆作了汇报。老婆先是责备他无能，想不出关系，后又说：
“咱们给园长备份厚礼送去，花个七十八十的，看能不能打动她！对门那个印度孩子怎么能进去也没见她丈夫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肯定也是送了礼！”
小林摆摆手说：
“连认识都不认识，两眼一抹黑，这礼怎么送得出去上次给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送礼，没放着样子”
老婆火了：
“关系你没关系，礼又送不出，你说怎么办？”
小林说：
“干脆入修车老头女儿那个幼儿园算了！一个三岁的孩子，什么教育不教育，韶山冲一个穷沟沟，不也出了毛主席！还是看孩子自己！”
老婆马上愤怒，说小林不能这样对孩子不负责任；跟修车的女儿在一起，长大不修车才怪；到目前为止，你连外单位的幼儿园的园长见都没见一面，怎么就料定人家不收你的孩子有了老婆这番话，小林就决定斗胆直接去见一下幼儿园园长。不通过任何介绍，去时也不带礼，直接把困难向人家说一下，看能否引起人家的同情。路上小林安慰自己，中国的事情很复杂，别看素不相识，别看不送礼，说不定事情倒能办成；有时认识、有关系，倒容易关系复杂，相互嫉妒，事情倒不大好办。不认识怎么了不认识说不定倒能引起同情。世上就没好人了说不定这里就能碰上一个。但等小林在幼儿园见到园长，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幼稚天真。幼儿园园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人倒挺和蔼，说她这个幼儿园不招收外单位的孩子；本单位孩子都收不了，招外单位的大家会没有意见不过情况也有例外，现在幼儿园想搞一项基建，一直没有指标，看小林在国家机关工作，如能帮他们搞到一个基建指标，就可以收下小林的孩子。小林一听就泄了气，自己连自己都顾不住，哪能帮人家搞什么基建指标如有本事搞基建指标，孩子哪个幼儿园不能进，何必非进你这个幼儿园他垂头丧气回到家，准备向老婆汇报，谁知家里又起了轩然大波，正在闹另一种矛盾。原来保姆已经闻知他们在给孩子找幼儿园；给孩子找到幼儿园，不马上要辞退她她不能束手待毙，也怪小林老婆不事先跟她打招呼，于是就先发制人，主动提出要马上辞退工作。小林老婆觉得保姆很没道理，我自己的孩子，找不找幼儿园还用跟你商量现在幼儿园还没找到，你就辞工作，不是故意给人出难题两人就吵起来。到了这时候，小林老婆不想再给保姆说好话，说，要辞马上辞，立即就走。保姆也不服软，马上就去收拾东西。小林回到家，保姆已将东西收拾好，正要出门。小林幼儿园联系得不顺利，觉得保姆现在走措手不及，忙上前去劝，但被老婆拦住：
“不用劝她，让她走，看她走了，天能塌下来不成！”
小林也无奈。可到保姆真要走，孩子不干了。孩子跟她混熟了，见她要走，便哭着在地上打滚；保姆对孩子也有了感情，忙上前又去抱起孩子。最后保姆终于放下嗷嗷哭的孩子，跑着下楼走了。保姆一走，小林老婆又哭了，觉得保姆在这干了两年多，把孩子看大，现在就这么走了也很不好，赶忙让小林到阳台上，给保姆再扔下一个月的工资。
保姆走后，家里乱了套。幼儿园没找着，两人就得轮流请假在家看孩子。这时老婆又开始恶狠狠地责骂保姆，怪她给出了这么个难题，又责怪小林无能，连个幼儿园都找不到。小林说：
“人家要基建指标，别说我，换我们的处长也不一定能搞到！”
又说：
“依我说，咱也别故意把事情搞复杂，承认咱没本事，进不了那个幼儿园，干脆，进修车老头女儿的幼儿园算了！这个幼儿园不也孩子满满当当的！”
事到如今，小林老婆的思想也有些活动。整天这么请假也不是个事。第二天又与小林到修车老头女儿的幼儿园看了看，印象还不错，当然比外单位那个幼儿园差远了，但里面还干净，几个房间里圈着几十个孩子，一个屋子角上还放着一架钢琴。幼儿园离马路也远。小林见老婆不说话，知道她基本答应了，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第十节
回来，开始给孩子做入托的准备。收拾衣服、枕头、吃饭的碗和勺子、喝水的杯子、揩鼻涕的手绢，像送儿出征一样。小林老婆又落了泪：
“爹娘没本事，送你到居委会幼儿园，你以后就好自为之吧！”
但等孩子体检完身体，第二天要去居委会幼儿园时，事情又发生了转机，外单位那个幼儿园，又同意接收小林的孩子。当然，这并不是小林的功劳，而是对门那个印度女人的丈夫意外给帮了忙。这天晚上有人敲门，小林打开门，是印度女人的丈夫。印度女人的丈夫具体是干什么的，小林和小林老婆都不清楚，反正整天穿得笔挺，打着领带，骑摩托上班。由于人家家里富，家里摆设好，自家比较穷，家里摆设差，小林和小林老
婆都有些自卑，与他们家来往不多。只是小林老婆与印度女人有些接触，还面和心不和。现在印度女人的丈夫突然出现，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提高了警惕：他来干什么谁知人家很大方，坐在床沿上说：
“听说你们家孩子入托遇到困难？”
小林马上感到有些脸红。人家问题解决了，自己没有解决，这不显得自己无能就有些支吾。印度女人丈夫说：
“我来跟你们商量个事，如果你们想上外单位那个幼儿园，我这里还有一个名额。原来搞了两个名额，我孩子一个，我姐姐孩子一个，后来我姐姐孩子不去了，如果你们不嫌这个幼儿园差，这个名额可以让给你们，大家对门住着！”
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感到一阵惊喜。看印度女人丈夫的神情，也没有恶意。小林老婆马上高兴地答：
“那太好了，那太感谢你了！那幼儿园我们努力半天，都没有进去，正准备去居委会的呢！”
这时小林脸上却有些挂不住。自己无能，回过头还得靠人家帮助解决，不太让人看不起了！所以倒没像老婆那样喜形于色。印度女人丈夫又体谅地说：
“本来我也没什么办法，只是我单位一个同事的爸爸，正好是那个单位的局长，通过求他，才搞到了名额。现在这年头儿，还不是这么回事！”
这倒叫小林心里有些安慰。别看印度女人爱搅是非，印度女人的丈夫却是个男子汉。小林忙拿出烟，让他一支。烟不是什么好烟，也就是“长乐”，放了好多天，有些干燥了，但人家也没嫌弃，很大方地点着，与小林一人一支，抽了起来。
孩子顺利地入了托。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松了一口气。从此小林家和印度女人家的家庭关系也融洽许多。两家孩子一同上幼儿园。但等上了几天，小林老婆的脸又沉了下来。小林问她怎么回事，她说：
“咱们上当了！咱们不该让孩子上外单位幼儿园！”
小林问：
“怎么上当怎么不该去？”
小林老婆说：
“表面看，印度家庭帮了咱的忙，通过观察，我发现这里头不对，他们并不是要帮咱们，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原来他们孩子哭闹，去幼儿园不顺利，这才拉上咱们孩子给他陪读。两个孩子以前在一起玩，现在一块上
幼儿园，当然好上了。我也打听了，那个印度丈夫根本没有姐姐！咱们自己没本事，孩子也跟着受欺负！我坐班车是沾了人家小姨子的光，没想到孩子进幼儿园，也是为了给人家陪读！”
接着开始小声哭起来。听了老婆的话，小林也感到后背冷飕飕的。妈的，原来印度家庭没安好心。可这事又摆不上桌面，不好找人理论。但小林心里像吃了马粪一样感到龌龊。事情龌龊在于：老婆哭后，小林安慰一番，第二天孩子照样得去给人家当“陪读”；在好的幼儿园当陪读，也比在差的幼儿园胡混强啊！就像蹭人家小姨子的班车，也比挤公共汽车强一样。当天夜里，老婆孩子入睡，小林第一次流下了泪，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耳光：
“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
但他扇的声音不大，怕把老婆弄醒。
今年大白菜丰收。
小林站在市民排起的长队里，嘴里哈着寒气，开始购买冬贮大白菜。大家一人手里捏着一个纸片。天冷了，有人头上已经扣上了棉帽子。大家排队时间一长，相互混熟了，前边一个中年人让给小林一支烟，两人燃着，说些闲话。一到购买冬贮大白菜，小林的心情是既焦急又矛盾。看着别人用自行车、三轮车、大筐往家里弄大白菜，留下一路菜帮子，他很焦急
；生怕大白菜一下卖完，他落了空，冬天里没有菜吃。等到挤到人群里去买，他心里又觉得是上当。年年买大白菜，年年上当。买上几十棵便宜菜，不够伺候它的，天天得摆、晾、翻，天天夜里得收到一起码着。这样晾好，白菜已经脱了几层皮。一开始是舍不得吃，宁肯再到外面买；等到舍得吃，白菜已经开始发干，萎缩，一个个变成了小棍棍，一层层揭下去，就剩一个小白菜心，弄不好还冻了，煮出一股酸味。每到第二年春天，面对着剩下的几根小棍棍，小林和小林老婆都发誓，等秋天再不买大白菜。可一到秋天，看着一堆堆白菜那么便宜，政府在里边有补贴，别人家一车一车推，自己不买又感到吃亏。这样矛盾焦急心理，小林感到是一种折磨，其心理损耗远远超过了白菜的价值。所以今年一到秋天小林便下定决心：坚决不买大白菜。与老婆商量，老婆也同意，说把冬贮菜的亏烂刨去，也不见得便宜到哪里去。于是他们今年真没有买大白菜。但这样仅坚持了三天，小林又扣上棉帽子排到了买冬贮菜的行列。这并不是今年小林的意志不坚强，而是今年北京大白菜过剩，单位号召大家买“爱国菜”，谁买了“爱国菜”可以到单位报销。这样，不买白不买，小林和小林老婆马上又改变了最初的决定，决定马上去买“爱国菜”，而且单位能报销多少，就买多少。小林单位可以报销三百斤，小林老婆单位可以报销二百斤，于是两人决定买五百斤。这比往年自己决定买大白菜的量还多。小林专门借了办公室副处长老何家的三轮车。小林说：
“原来说不买大白菜了，谁知单位又要报销，逼着你非再麻烦一次！”
第十一节
由于这麻烦是报销引起的而不是自己决定的，所以小林一边排队买菜，一边又感到委屈，叹了一口气，用脚踢了踢“爱国菜”，漫不经心地看前边称菜。但小林很快又克服了漫不经心。因大家买菜都不花钱，竞争都挺激烈，生怕排到自己“爱国菜”脱销，眼珠子瞪得都挺大。小林也不由紧张起来，将棉帽子的帽翅卷了起来，露出耳朵。
五百斤大白菜买回家，家里便充满了大白菜的气味。小林心情不好。但由于这大白菜不花钱，老婆的积极性倒挺高，在那里晾晒。不过结果小林仍然知道，无非变成七八十个小棍棍。看着它堆积那么高，一个冬天要吃掉它，也叫人倒胃口。不过老婆心情开朗，小林也跟着心情好起来，家里气氛倒是比以前轻松。大白菜拉回家的第二天，小林老家又来了人，一共来了六个，小林心里一阵紧张，小林老婆的脸也变了颜色。不过这六个客人并没有吃饭，坐了一会就走了，说是去东北出差。小林才放下心来。小林老婆脸上的颜色也转了过来，送客人时显得很热情，弄得大家都很满意。
这天，小林下班早，到菜市场去转。先买了一堆柿子椒，又用粮票换了二斤鸡蛋（保姆走后，粮食宽裕许多，可以腾出些粮票换鸡蛋），正准备回家，突然看到市场上新添了一个卖安徽板鸭的个体食品车，许多人站队在那里买。小林过去看了看，鸭子太贵，四块多一斤；但鸭杂便宜，才三块钱一斤。小林女儿爱吃动物杂碎，小林就也排到了队伍中，准备买半斤鸭杂。摊主有两个人，一个操安徽口音的在剁鸭子，另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在收钱。可等排到小林，小林要把钱交给老板时，老板看他一眼，两人眼睛一对，禁不住都叫道：
“小林！”
“小李白！”
两人都丢下鸭杂和钱，笑着搂抱在一起。这个“小李白”是小林的大学同学，当年在学校时，两人关系很好，都喜欢写诗，一块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那时大家都讲奋斗，一股子开天辟地的劲头。“小李白”很有才，又勤奋，平均一天写三首诗，诗在一些报刊还发表过，豪放洒脱，上下几千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人称“小李白”。惹得许多女同学追他。毕业以后，大家烟消云散。“小李白”也分到一个国家机关。后来听说他坐不了办公室，自己辞职跑到一个公司去了，现在怎么又卖起了板鸭“小李白”见到小林，生意也不做了，一切交给剁鸭子的安徽人，拉小林到旁边树下聊天。两人抽着烟，小林问：
“你不是在公司吗怎么又卖起了板鸭”
“小李白”一笑：
“妈拉个×，公司倒闭了，就当上了个体户，卖起了板鸭！不过卖板鸭也不错，跟自己开公司差不多，一天也弄个百儿八十的！”
小林吓了一跳，又问：
“你还写诗吗”
“小李白”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
“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混呗。你结婚了吗”
小林说：
“孩子都三岁了！”
“小李白”拍了一巴掌：
“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
小林深有同感，于是点点头。又问：
“你有孩子吗”
“小李白”伸出了三个手指头。小林吃了一惊：
“你敢不计划生育”
“小李白”一笑：
“结了三个，离了三个，现在又结了一个。结一个下一个果，离婚人家不要孩子，我可不就落了三个！不卖鸭子成吗家里五六张嘴等着吃食哩！”
小林也一笑，觉得“小李白”到底是“小李白”，诗虽然不写了，但那股
洒脱劲儿还没褪下。两人又谈了半天，天快黑了，“小李白”突然想起什么，照小林肩上拍了一掌：
“有了！”
小林吓了一跳：
“什么有了”
“小李白”说：
“我得出去十来天，去外地弄鸭子，这里没人收账，我正愁找不到人，你以后每天下班，来替我收收账算了！”
小林忙摆手：
“别，别，我还得上班。再说，我也不会卖鸭子！”
“小李白”说：
“我知道你是爱那个面子！你还是天真幼稚，现在普天下谁还要面子要面子一股子穷酸，不要面子享荣华富贵。就你小林清高看你的穿戴神情，也是改不掉的穷酸受罪模样。你下班来替我收账，帮我十天，我每天给你二十块钱！”
然后，不由分说，将一个大鸭子塞到小林手里，把小林推走了。
小林边摇头边笑提着鸭子回到家，老婆正不高兴他这么晚才回来，孩子也没准时接；又看他手里提鸭子，以为是花钱买的，叫道：
“你成贵族了，吃这么大的鸭子！”
小林将鸭子扔到饭桌上，瞪了老婆一眼：
“人家送的！”
第十二节
小林老婆吃了一惊：
“你当官了也有人给你送东西！”
小林便将菜市场的巧遇原原本本给老婆说了。最后把“小李白”让他看鸭子收账的事也说了。没想到老婆一听这事倒高兴，同意他去卖鸭子，说：
“一天两个小时，也不耽误上班，两个小时给你二十块钱，比给资本家端盘子挣得还多，怎么不可以！从明天起孩子我接，你卖鸭子吧，这事你能干得下来！”
小林倒在床上，手扣住后脑勺说：
“干是干得下来，只是面子上挂不住，卖鸭子！”
小林老婆说：
“管他呢！讲面子不是穷了这么多年你又不找老婆，我不怕你丢面子，你还怕什么！”
于是，从第二天起，小林每天下午下班，就坐在板鸭车后边卖鸭子收款。一开始还真有些不好意思，穿上白围裙，就不敢抬眼睛，不敢看买鸭子的是谁，生怕碰到熟人。回家一身鸭子味，赶紧洗澡。可干了两天，每天能捏两张人民币，眼睛、脸就敢抬了，碰到熟人也不怕了。回来澡也不洗了。习惯了就自然了。小林感到就好像当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这时小林觉得长期这样卖鸭子也不错，每月可多六百元的收入，一年下来不就富了可惜“小李白”只出去十天，十天回来，小林就干不成了。如果自己早一点见到“小李白”就好了。
鸭子卖到第九天，这天小林正在车后卖鸭子，又碰到一个熟人。本来现在小林已经不怕熟人了，但这个熟人不同别的熟人，小林还是有些害怕，他是小林办公室的处长老关。老关家住别处，本来不逛这个菜市场，怎么他今天逛到这里来了当老关看到板鸭车后坐的是自己的部下，吃惊得眼睛瞪得溜圆。小林也感到不好意思。小林第二天上班，就准备老关找他谈话。果然，老关找他单独“通气”。不过这时小林一点不怕老关，大家都在社会上混，又不是在单位卖鸭子，下班挣个零钱有什么不可以有钱到底过得愉快，九天挣了一百八，给老婆添了一件风衣，给女儿买了一个五斤重的大哈密瓜，大家都喜笑颜开。这与面子、与挨领导两句批评相比，面子和批评实在不算什么。当然小林在单位混了这么多年，已不像刚来单位时那么天真，尽说大实话；在单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倒霉受罚。于是在老关要求他解释昨天的事时，小林故作天真地一笑，说卖板鸭的是他的同学，他觉得好玩，就穿上同学的围裙坐那里试了一试，喊了两嗓子，纯粹是闹着玩，正好被领导碰上，他并没有真的卖鸭子，给单位丢名誉。老关听到情况是这样，就松了一口气，说：“我说呢，堂堂一个国家干部，你也不至于卖鸭子！既然是闹着玩，这事就算了，以后别这么闹就是了！”
小林忙答应一声，两人便分了手。等老关走远，小林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怎么不至于卖鸭子，老子就是卖了九天鸭子！可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能长期这样，我这个鸭子还真要长期卖下去。
可惜，这天下午，“小李白”准时从外地回来了，小林就告别了板鸭车。临别时“小李白”把最后二十块钱交给小林，交代他以后想吃鸭子就
来拿；以后他到外地去弄鸭子，还请他来看摊。小林这时一点也没不好意思，声音很大地答应：
“以后需要我帮忙，你尽管言声！”
孩子上幼儿园已经三个月了。小林或小林老婆每天接送。平心而论，孩子上幼儿园以后，家务比以前多了，家里没有保姆，刷碗、擦地、洗衣洗单子，都要自己动手；孩子每天清早送、晚上接，都要准时；不像过去家里有保姆担着，回去得早晚没关系。家务虽然重了，但因为家里没有保姆，孩子一天不在家，让人心理上轻松许多；孩子接回来，关起门也是自己一家人，没有外人。保姆一走，每月省下一百多元钱，扣除孩子的入托费，还剩五六十，经济上也显得宽裕了，老婆也舍得吃了，时不时买根香肠，有时还买只烧鸡。两人在一起讨论起
来，都说没有保姆好处多，接着说了用保姆的一连串毛病。但现在人家已经走了，两人还边啃烧鸡边声讨人家，未免显得有些小气。不说她也罢。以后两人说保姆少了。
孩子入托好是好，但小林和小林老婆一直有一个心理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孩子入托是沾了印度家庭的光，是为了给人家孩子当陪读。清早一送孩子，晚上一接孩子，就想起这档子事，让人心理上不愉快。接送过程中，常碰到印度女人或她的丈夫，招呼还是要打，但打过招呼就有一种羞愧和不自然。不过孩子不懂事，有时从幼儿园出来，还和印度女人的孩子拉着手，玩得很愉快。但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时间一长，小林和小林老婆就把这事看得轻了。有时又一想什么陪读不陪读，只要能进幼儿园，只要孩子愉快就行了。就好像帮人家卖鸭子，面子是不好看，领导也批评，但二百块钱总是到手了。只是有时见了印度家的人依然愤怒，愤怒起来心里要骂一句：
“帮我联系幼儿园，我也不承你的情！”
孩子在幼儿园也有一个习惯过程。开始几天，孩子哭着不去。送时哭，接时也哭。这是年幼不懂事，大人只要坚持下来，孩子也没办法。坚持一段孩子就习惯了。等孩子熟悉了新的环境，老师、别的孩子，她都认识了，于是也就不哭了。小林有时觉得那么小的孩子，在无奈中也会渐渐适
应环境，想起来有些心酸。可老放在身边怎么成，她就不长大了吗长大混世界，不更得适应于是也就不把这辛酸放到心上。这时有了世界杯足球赛，小林前几年爱看足球，看得脸红心跳，觉得过瘾，世界级的明星，都能说出口。那时觉得人生的一大目的就是看足球，世界杯四年一次，人生才有几个四年但后来参加工作、结婚以后，足球赛渐渐不看了。看它有什么用人家球踢得再好，也不解决小林身边任何问题。小林的问题是房子、孩子、蜂窝煤和保姆、老家来人。所以对热闹的世界杯充耳不闻。现在孩子入了幼儿园，小林心里轻松一些，想到今天晚上要决赛，也禁不住心里痒痒起来；由于转播是半夜，他想跟老婆通融通融，半夜起来看一次转播。于是下班接孩子回来，猛干家务。老婆看他有些反常，问他有什么事，他就?着脸把这件事说了，并说今天晚上上场的有马拉多纳。谁知老婆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她的思路仍没有转过弯来，竟将围裙摔到桌子上：
“家里蜂窝煤都没有了，你还要半夜起来看足球，还是累得轻！你要能让马拉多纳给咱家拉蜂窝煤，我就让你半夜起来看他！”
小林一阵扫兴，连忙摆手：
“算了，算了，你别说了，我不看了，明天我去拉蜂窝煤不就行了！”
第十三节
于是也不再干家务，坐在床头犯傻，像老婆有时在单位不顺心回到家坐床边犯傻的样子。这天夜里，小林一夜没睡着。老婆半夜醒来，见小林仍睁眼在那里犯傻，倒有些害怕，说：
“你要真想看，你看去吧！明天不误拉蜂窝煤就行了！”
这时小林一点兴致都没有了，一点不承老婆的情，厌恶地说：
“我说看了不看足球，还不让我想想事情了！”
第二天早起，小林就请了一上午假，去拉蜂窝煤。拉完蜂窝煤下午到单位，新来的大学生便来征求他对昨晚足球的意见。小林恶狠狠地说：
“一个鸡巴足球，有什么看的！我从来不看足球！”
接着就自己去翻报纸。倒把大学生吓了一跳。晚上下班回来，老婆见他仍在闹情绪，蜂窝煤也拉来了，倒觉得有点对不住他，自己忙里忙外弄孩子，还看着他的脸色说话。这倒叫小林有些过意不去，心里的恶气才稍稍出了一些。
这天晚上，小林和小林老婆正准备吃饭，查水表的瘸腿老头来了。本来今天不该查水表，但查水表的老头来了，就不敢不让他查。小林和小林老婆停止弄饭，让他查。这次老头除了拿着关水的扳手，身上还背着一个大背包，背包似乎还很重，累得老头一脸的汗。小林看着大背包，心里吓
了一跳，不知老头又要搞什么名堂。果然，老头查完水表，又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小林家的床上。小林站在他跟前，不知他想说年轻时喂马，还是继续说上次偷水的事。但老头这两件事都没有说，而是突然笑嘻嘻的，对小林说：
“小林，我得求你一件事！”
小林吃了一惊，说：
“大爷，您说哪儿去了，都是我有事求您，您哪里会有事求我”
老头说：
“这次真有事求你。你不是在×部×局×处工作吗”
小林点点头。
老头说：
“×省×地区×县的一件批文，是不是压在你们处里”
小林想了想，想起似乎是有这么一个文，压在处里，似乎是压在女小彭手上；女小彭这些天忙着去日坛公园学气功，就把这事给压下了。于是说：
“好像是有这件事！”
老头拍着巴掌说：
“这就对了！×省×县是我的老家呀！老家为这件事着急得不得了，县长书记都来了，找到我，让我想办法！”
小林吃一惊，县长书记进京，竟求到一个查水表的老头身上但又想起他年轻时曾给大领导喂过马，于是就想通了。
老头继续说：
“我能想什么办法我让他们打听一下批文压在哪个部哪个局哪个处，他们打听出来，我一听真是凑巧，这个处正好是你在的处，我忽然想咱们俩认识，于是今天就求到你头上了！这
事情好办吗”
小林在机关呆了五六年，机关那一套还不熟悉这事情说好办就好办，明天他给女小彭说一句话，女小彭抹口红的工夫，这批件就从她手里出去了；说不好办也不好办，如果陌生人公事公办去找女小彭，如果女小彭正在做气功你打扰了她，或者因为别的事她正心情不好，这批件就难说了；她会给你找出批件的好多毛病，找出国家的种种规定，不能审批的原因，最后还弄得你口服心服，以为是批件本身有毛病而不是别的什么其他原因。瘸老头说的这批件，就看小林帮忙不帮忙，如果帮忙，明天就可以批；如果不帮忙，这批件就仍然得压一些日子。但瘸老头不是一般的
老头，管着给他们查水表，这个忙看样子得帮。但小林已不是过去的小林，小林成熟了。如果放在过去，只要能帮忙，他会立即满口答应，但那是幼稚。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是成熟。不帮忙不好办最后帮忙办成了，人家才感激你。一开始就满口答应，如果中间出了岔子没办成，本来答应人家，最后没办成，反倒落人家埋怨。所以小林将手搭在后脑勺上，将身子仰到被子垛上说：
“这事情不好办哪！批文是有这么一个批文，但我听说里边有好多毛病呢，不是说批就能批的！”
瘸老头虽然以前给大领导喂过马，但毕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已沦落成一个查水表的，不懂其中奥妙，已经多年矣，所以赶忙迎着小林笑：
“是呀是呀，我也给老家的县长书记说，北京中央不比地方，各项规定严着哩。不过小林你还是得帮帮忙！”
小林老婆这时也听出了什么意思，凑过来说：
“大爷，他就会偷水，哪里会帮您这大忙！”
瘸老头一脸尴尬，说：
“那是误会，那是误会，怪我乱听反映，一吨水才几分钱，谁会偷水！”
接着又忙把他的背包拉开，掏出一个大纸匣子，说：
“这是老家人的一点心意，你们收下吧！”
然后不再多留，对小林眨眨眼，瘸着腿走了。老头一走，小林老婆说：
“看来以后生活会有转变！”
小林问：
“怎么有转变”
小林老婆指着纸盒子说：
“看，都有人开始送礼了！”
接着将纸盒子打开，掏出礼物一看，两人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小型的微波炉，在市场上要七八百元一台。小林说：
“这多不合适，如果是一个布娃娃，可以收下，七八百元的东西，如何敢收！明天给他送回去！”
老婆也觉得是。晚上吃饭，两人都心事重重的。到了晚上，老婆突然问他：
“我只问你，那个批文好办吗”
第十四节
小林说：
“批文倒好办，我明天给女小彭说一下，马上就可以批！”
小林老婆拍了一下巴掌：
“那这微波炉我收下了！”
小林担心地说：
“这不合适吧帮批个文，收个微波炉，这不太假公济私了再说，也给瘸腿老头留下话柄了呀！”
小林老婆说：
“给他把事情办了，还有什么话柄什么假公济私，人家几千几万地倒腾，不照样做着大官！一个微波炉算什么！”
小林想想也是，就不再说什么。小林老婆马上将微波炉电源插上，拣了几块白薯放到里边试烤。几分钟之后，满屋的白薯香。打开炉子，白薯焦黄滚烫，小林老婆、小林、孩子三人，一人捧一块“稀溜稀溜”吃。小林老婆高兴地说，微波炉用处多，除了烤白薯，还可以烤蛋糕，烤馍片，烤鸡烤鸭。小林吃着白薯也很高兴，这时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这天晚上，他与老婆又亲热了一回。由于有微波炉的刺激，老婆也很有激情。昨天发生的足球事件，这时也显得无足轻重了。
第二天上班，小林找到了女小彭。果然，谈笑之间，两人就把那个批件给处理了。
微波炉用了两个星期，孩子突然出了毛病。本来去幼儿园她已经习惯了，接送都不哭了，有时还一蹦一跳地进幼儿园。但这两天突然反常，每天早上都哭，哭着不去幼儿园，或说肚子疼，或说要拉屎；真给她便盆，什么也拉不出来。呵斥她一顿，强着送去，路上倒不哭了，但怔怔的，犯愣，像傻了一样。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有些害怕，断定她在幼儿园出了毛病，要么是小朋友欺负了她，使她见了这个小朋友就害怕；要么问题出在阿姨身上，阿姨不喜欢她，罚她站了墙根或是让她当众出丑，伤了她的自尊心，使她害怕再见阿姨。小林和小林老婆便问孩子因为什么，孩子倒哭着说：
“我没有什么呀，我没有什么呀！”
于是小林老婆只好接孩子时在其他家长中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原来毛病出在小林和小林老婆身上。他们大意了。大意之中过了元旦；元旦之前，别的家长都向阿姨们送东西，或多或少，意思意思，惟独小林家没有意思，于是迹象就出现在孩子身上。老婆埋怨小林：
“你也真是，孩子进了幼儿园，你连个元旦都记不住！幼儿园阿姨背地里不知嘲笑咱多少回，肯定说咱抠门、寒酸！”
小林也说：
“大意了大意了，过去送礼被人家推出去，就害怕送礼，谁知该送礼的时候，又把这件事给忘了！”
于是就跟老婆商量补救措施，看补送一些什么合适。真要说送什么，两人又犯了愁。送个贺年卡、挂历，显得太小气，何况新年已过去了；送毯子、衣服又太大，害怕人家不收。小林说：
“要不问问孩子”
小林老婆说：
“问她干什么，她懂个屁！”
小林还是将孩子叫过来，问孩子知不知道其他孩子给老师送了什么，没想到孩子竟然知道，答：
“炭火！”
小林倒吃一惊：
“炭火为什么送炭火给老师送炭火干什么”
于是让老婆第二天再调查。果然，孩子说对了，有许多家长在元旦给老师送了“炭火”。因为现在冬天了，冬天北京时兴吃涮羊肉，大家便给老师送“炭火”。小林说：
“这还不好办别人送炭火，咱也送炭火！”
但等真要买炭火，炭火在北京已经脱销了。小林感到发愁，与老婆商量送点别的算了，何况别人家已经送了炭火，咱再送也是多余，不如送点别的。但孩子记住了“炭火”，每天清早爬起来第一句话便是：
“爸爸，你给老师买炭火了吗”
看着一个三岁孩子这么顽固地要送“炭火”，小林又好气又好笑，拍了一下床说：
“不就是一个炭火吗，我全城跑遍，也一定要买到它！”
果然，最后在郊区一个旮旯小店里买到了炭火。不过是高价的。高价能买到也不错。小林让老婆把炭火送到幼儿园。第二天，女儿就恢复了常态，高兴去幼儿园。女儿一高兴，全家情绪又都好起来。这天晚上吃饭，老婆用微波炉烤了半只鸡，又让小林喝了一瓶啤酒。啤酒喝下，小林头有些发晕，满身变大。这时小林对老婆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舒
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老婆见他喝多了，瞪了他一眼，一把将啤酒瓶给夺了过来。啤酒虽然夺了过去，但小林脑袋已经发懵，这天夜里睡得很死。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鸦鸦无边无际的人群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一觉醒来，已是天亮，小林摇头回忆梦境，梦境已是一片模糊。这时老婆醒来，见他在那里发傻，便催他去买豆腐。这时小林头脑清醒过来，不再管梦，赶忙爬起来去排队买豆腐。买完豆腐上班，在办公室收到一封信，是上次来北京看病的小学老师他儿子写的，说自上次父亲在北京看了病，回来停了三个月，现已去世了；临去世前，曾嘱咐他给小林写封信，说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待，让代他表示感谢。小林读了这封信，难受一天。现在老师已埋入黄土，上次老师来看病，也没能给他找个医院。到家里也没让他洗个脸。小时候自己掉到冰窟窿里，老师把棉袄都给他穿。但伤心一天，等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一九九〇年十月北京十里堡
第一节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当然，这顿壮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
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发现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猪蹄，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死了三百万。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也有些发毛。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些世界的轴心我将远离，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最后一个问题是，朋友在为我壮行时，花钱买了两只猪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记拔下盘中猪蹄的蹄甲；我吃了带蹄甲的猪蹄，就匆匆上路；可见双方是多么大意。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〇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第二节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
“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
“大旱后起蚂蚱！”
我：
“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
“饿死许多人！”
我：
“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第三节
我为穷人辩护：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
“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
“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子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他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骚。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他马上不发牢骚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眼里发出光彩，头竟然也不摇了。说：
“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
我点头。说：
“韩老，据说一九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他坚持不摇头说：
“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中国南方发水灾，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时抱佛脚的解决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笑完，我问：
“当时旱象如何”
他：
“旱当然旱，不旱能义演”
我绕过义演，问：
“听说饿死不少人，咱县有多少人”
他开始摇头，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
“总有个几万人吧。”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书记，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他及义演，不禁长出一口气，也像他一样摇起头来。
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旱情采访。据河南省志载，延津也是当时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但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五十年后，肯定夹杂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或减叶。这不必认真。需要认真的，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张高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于当年，发表于当年，真实可靠性起码比我同乡的记忆更真实可靠一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豫灾实录》。里边不但描写了旱灾与饥饿，还写到饥饿的人们在灾难里吃的是什么。这使我深深体会到，翻阅陈旧的报纸比到民间采访陈旧的年头便当多了。我既能远离灾难，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
这篇报道写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指旧历，乃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地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
△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第四节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重庆黄山官邸。这里生机盎然，空气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满山的桃红和火焰般的山茶花。自南京陷落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里是蒋介石委员长的住处。当时蒋在重庆有四处官邸，这是其中之一。领袖的官邸，与国家沦陷、国家强弱没有关系；这里既不比南京的几处官邸差，也不比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十号逊色。领袖总是领袖，只要能当上领袖，不管当上什么肤色、民族的领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虽然所统治的民众大相径庭。所以，我历来赞成各国领袖之间握手言欢，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兄弟；各
国民众之间，既不必联合，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后一颗炮弹，才落在领袖的头上。如果发生世界性的核战争，最后剩下的，就是各国的几位领袖，因为他们这时住在风景优美的地球上空，掌握着核按钮。掌握按钮的人，历来是不会受伤害的。黄山官邸以云岫楼和松厅为中心结构，蒋住云岫楼，仪态万方的宋美龄住松厅。当然，夜间就难说了，如果两人有兴致的话。在两处住宅之间的低谷里，专门挖有防空洞，供蒋、宋躲他们阶级兄弟日本天皇陛下的飞机。至于蒋、宋的日常生活，这不是我们所能想像的，反正整日的吃喝，比五十年后我们十二亿人中的十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人还要好，还要不可想像。虽然蒋只喝白水，不饮酒、不抽烟，安假牙，信基督，但他也肯定知道，榆树皮和“霉花”，是不可吃的，可吃的是西餐和中餐中的各种菜系。一九四二年，蒋与他的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发生矛盾，在黄山官邸吵嘴，即要不欢而散，宋美龄挽狂澜于既倒，美丽地笑着说：
“将军，都是老朋友了，犯不着这样怄气。要是将军能赏光到我的松厅别墅去坐一坐，将会喝到可口的咖啡！”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读到的。读到这里，我对他们吵不吵嘴并不感兴趣，反正吵嘴的双方都已经去球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注意到：一九四二年，中国还是有“可口的咖啡”，虽然我故乡的人民在吃树皮、柴火、稻草和使人身体中毒发肿的“霉花”，最后饿死三百万人。当然，这样来故意对比，说明我这个人无聊，把什么事情都弄得庸俗化。我也知道，对一个泱泱大国政府首脑的要求，不在他的夫人有无有咖啡，只要他们每天不喝人血（据说中非的皇帝就每天喝人血），无论喝什么，吃什么，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就是一个民族英雄和历史伟人。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蒋为了拉拢一部地方武装，对戴笠说：“你去办一办。记住，多花几个钱没关系。”这钱从何而来呢我只是想说，一九四二年，当我故乡发生大旱灾、大饥饿的消息传到黄山官邸时，蒋委员长对这消息不该不相信。当然，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全信，他说：可能有旱灾，但情况不会这么严重。他甚至怀疑是地方官员虚报灾情，像军队虚报兵员为了吃空额一样，想多得一些救济粮和救济款。蒋委员长的这种态度，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受到许多书籍的指责。他们认为委员长不体察民情、不爱民如子、固执等。他们这种爱民如子、横眉冷对民贼独夫的态度，也感染了我的情绪。但当我冷静下来，我又是轻轻一笑。这时我突然明白，该受指责的不是委员长，而是几十年后这些书的自作聪明的作者。是侍从在梦中，还是丞相在梦中侍从在梦中。不设身处地，不身居高位，怎么能理解委员长的心思书籍的作者，不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吗委员长是委员长都当上了，头脑不比一个书生聪明是书生领导委员长，还是委员长领导书生是委员长见多识广，还是书生见多识广一切全在委员长———万般世界，五万万百姓，皆在委员长心中。只是，当时的委员长的所思所想，高邈深远，错综复杂，并不被我们所理解。委员长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灾、旱灾会饿死人吗非也。因为从委员长的出身考察，相对于宋美龄小姐来说，委员长还算是苦出身。委员长自己写道：
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
这样一个出身的人，不会不知道下层大众所遭受的苦难。在一个省的全部范围内发生了大旱灾，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心里不会没底。但他认为：可能有旱灾，但不会这么严重。于是书生们上了当，以为委员长是官僚主义。其实在梦中的是书生，清醒的是委员长。那么为什么心里清楚说不清楚呢明白情况严重而故意说不严重呢这是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这个旱灾还严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处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须知，在东方饿死三百万人不会影响历史。这时的委员长，已不是一个乡巴佬，而是一个领袖。站在领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轻重缓急。当时能导致历史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事情大致有：一、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当时同盟国有美、英、法、苏、中等。蒋虽是中国的领袖，但同盟国的领袖们坐在一起开会，如开罗会议，蒋就成了一个普通人，成了一个小弟兄，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都不把蒋放在眼里。不把蒋放眼里，就是不把中国放到眼里。由此以来，在世界战局的分布上，中国就常常是战略的受害者。而中国最穷，必须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才能打这场战争，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吃哑巴亏；带给蒋个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这是他个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二、对日战争问题。在中国正面战场，蒋的军队吸引了大部分在华日军；虽然不断丢失土地，但从国际战略上讲，这种牵制本身，就给其他同盟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国其他领袖并没认清这一点或是认清了这一点而故意欺辱人，所给的战争物资，与国民党部队所担负的牵制任务，距离相差非常大；从国内讲，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使得共产党在他的根据地得到休养生息，这是蒋的心腹大患，于是牵涉到了对共产党的方针。蒋有一著名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这口号从民族利益上讲，是狭隘的，容易激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出发，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关于这一方针，他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三、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蒋曾很后悔地说：北伐战争之后，我不该接受那么多军阀部队；一九四九年后说：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我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见平日心情。四、他与他的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将军，发生了严重的战略上和个人间的矛盾，这牵涉到对华援助和蒋个人在美国的威信问题。史迪威已开始在背后不体面地称这位中华民族的领袖为“花生米”———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我们还没觉察到而蒋在他的位置上已经觉察到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和写法，这时，出现了一个地方省（当时全国三十多个省）的旱灾，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死掉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后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个领袖来讲，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交关。从历史地位上说，三百万人确没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他心里清楚旱灾，仍然要说：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
第五节
于是他厌恶那些把他当傻瓜当官僚以为他不明真相而不厌其烦向他提供真情况的人，特别是那些爱管闲事、爱干涉他国内政的外国人。这就是蒋委员长此时此刻的心境。当然，这是站在蒋的立场上考察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当我们站在几千万灾民的立场上去考察，就觉得蒋无疑是独夫民贼，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了。世界有这样一条真理：一旦与领袖相处，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蒋的这种态度，使受灾的几千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霉花”，而得不到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救济、调剂和帮助义务。于是，人口在大面积死亡。但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陈布雷说：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事物后特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时，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但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像更真实一些。一九四二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四十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和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
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欠收后，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都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还不是最严重的，即：在灾难中的灾民，并不被免除赋税，而是严令其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官员，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目睹，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灾民，发了大财。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后来，就必然出现了大批的脱离了土地的灾民，出现一个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的流民图。这流民中，就包括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包括村里其他许多父老乡亲。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委员长，许多青壮年一听委员长还自觉立正，但是，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花爪舅舅直到现在还有些后悔。当初在洛阳被抓了壮丁，后来为什
么要逃跑，没有在部队坚持下来呢我问：
“当时抓你的是哪个部队”
花爪舅舅：
“国军。”
我：
“我知道是国军，国军的哪一部分”
第六节
花爪舅舅：
“班长叫个李狗剩，排长叫个闫之栋。”
我：
“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后查了查资料，当时占据洛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隶属胡宗南。我问：
“被抓壮丁后干什么去了”
花爪舅舅：
“当时就上了中条山，派到了前线。日本人的迫击炮，‘啾啾’地在头上飞。打仗头一天，班副和两个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当晚就开溜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
我：
“是呀，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别的弟兄牺牲了，你开溜了，是不大像话，该后悔。”花爪舅舅瞪我一眼：
“我不是后悔这个。”
我一愣：
“那你后悔什么”
花爪舅舅：
“当初不开溜，后来跑到台湾，现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犟驴，抓壮丁比我还晚两年，后来到了台湾，现在成了台胞，去年回来了，带着小老婆，戴着金壳手表，镶着大金牙，县长都用小轿车接他，是玩的不是这不能怪别的，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轻不懂事。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只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
“现在后悔是对的，当初逃跑也是对的。你想，一九四三年，离抗日战争结束还有两年，以后解放战争还有五年，谁也难保证你在诸多的战斗中不像你们班副一样被打死。当然，如果不打死，就像犟驴一样成了台胞；如果万一打死，不连现在也没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
“那倒是，子弹没长眼睛；我就是这个命，咱没当台胞那个命。”
我说：
“你虽然没当台胞，但在咱们这边，你也当了支书，总起说混得还算不错。”
花爪舅舅立即来了精神：
“那倒是，支书我一口气当了二十四年！”
但马上又颓然叹口气：
“但是十个支书，加起来也不顶一个台胞呀。现在又下了台，县长认咱是谁呀。”
我安慰他：
“认识县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犟驴吗舅舅，咱们不说犟驴了，咱们说说，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当初是怎么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许多亲身经历。”
一说到正题，花爪舅舅的态度倒是变得无所谓，叙述得也简单和枯燥了。两手相互抓着说：
“逃荒就逃荒呗。”
我：
“怎么逃荒，荒怎么逃法”
他：
“俺爹推着独轮车，俺二大爷挑着箩筐，独轮车上装些锅碗瓢盆，箩筐里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饭，吃树皮，吃杂草。后来到了洛阳，我就被抓了兵。”
我不禁埋怨：
“你也说得太简单了，路上就没有什么现在还记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
“记得路边躺着睡觉特冷，半夜就冻醒了。见俺爹俺娘还在睡，也不敢说话。”
我：
“后来怎么抓的兵”
他：
“洛阳有天主教办的粥场，我去挤着打粥，回来路上，就被抓了兵。”
我：
“抓兵俺三姥爷三姥娘知道不”
他摇摇头：
“他们哪里知道认为我被人拐跑了。再见面就是几年之后了。”
我点点头。又问：
“你被抓兵他们怎么办”
他：
“几年后我才听俺娘说，他们扒火车去陕西。扒火车时，俺爹差点让火车轧着。”
我：
“俺二姥娘家一股呢”
第七节
他：
“你二姥爷家扒火车时，扒着扒着，火车就开了，把个没扒上来的小妹妹———你该叫小姨，也给弄失散了，直到现在没找见。”
我点点头。又问：
“路上死人多吗”
他：
“怎么不多，到处是坟包，到处是死人。扒火车还轧死许多。”
我：
“咱家没有饿死的”
他：
“怎么没有饿死的，你二姥爷，你三妗，不都是饿死在道儿上”
我：
“就没有一些细节”
这时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烦了，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说完，丢下我，独自蹶蹶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尴尬之中。这时我才觉得朋友把我打发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他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何况这疤疖也结得太厚，被岁月和灰尘风干成了盔甲，搬动它像搬动大山一样艰难费劲。没有风，太阳直射在一大溜麦秸垛上。麦秸垛旁显得很温暖。我蹲在麦秸垛旁，正费力地与一个既聋又瞎话语已经说不清楚且流鼻涕水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话。老人叫郭有运。据县政协委员韩给我介绍，他是一九四三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损失最重的一个。老婆、老娘、三个孩子，全丢在了路上。五年后他从陕西回来，已是孤身一人。现在的家庭，属于重起炉灶。但看麦秸垛后他重搭的又经营四十多年的新炉灶，证明他作为人的能力，还属上乘。因为那是我故乡乡村中目前还不常见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层小楼。但如果从他年龄过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不应算是他的能力，成绩应归功于坐在我们中间当翻译的留着分头戴着“戈尔巴乔夫”头像手表的四十岁的儿子。他的儿子一开始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只是听说我与这个乡派出所的副所长是光屁股同学，才对我另眼相看。但听到我的到来与现实与现实中的他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为了让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而五十年前他还在风里云里飘，就又有些不耐烦。老人家的嘴漏风，呜里呜啦，翻译不耐烦，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况既生硬又零碎。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在活人中打捞历史，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运在一九四三年逃荒中的大致情况是：一上路，他娘就病了；为了给他娘治病，卖掉一个小女；为卖这个小女，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单纯是卖女心疼，而是老婆与婆婆过去积怨甚深，不愿为治婆婆的病卖掉自己的骨肉。卖了小女，娘的病也没治好，死在黄河边，软埋（没有棺材）在一个土窑里。走到洛阳，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里。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没扒好，掉到火车轮下给轧死了。剩下老婆与他，来到陕西，给人拦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个人拐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麦秸垛前，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摊着手：
“我逃荒为了啥我逃荒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剩下我自己，我还逃荒干什么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这死得七零八落的。”
这段话他儿子翻得很完全。我听了以后也感到是一个怪圈。我弄不明白的还有，现在不逃荒了，郭有运的新家有两层小楼，为什么还穿得这么破衣烂衫，仍像个逃荒的样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节俭的习惯，就是现实中的一切都不属于他。这个物质幸福的家庭，看来精神上并不愉快。这个家庭的家庭关系没有或永远没法理顺。我转过头对他儿子说：
“老人家也不易，当年逃荒那个样子！”
谁知他儿子说：
“那怪他窝囊。要让我逃荒，我决不会那么逃！”
我吃了一惊：
“要让你逃，你怎么逃”
他儿子：
“我根本不去陕西！”
我：
“你去哪儿”
他儿子：
“我肯定下关东！关东不比陕西好过”
我点头。关东肯定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考察历史，我故乡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奴。我把这后一条理由向他儿子谈了，谁知他一挥手上的“戈尔巴乔夫”，发出惊人论调：
“命都顾不住了，还管地方让谁占了向西不当亡国奴，但他把你饿死了。换你，你是当亡国奴好呢，还是让饿死呢不当亡国奴，不也没人疼没人管吗”
我默然，一笑。他提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我想这是蒋委员长的失算，及他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深刻原因。假如我处在一九四二年，我是找不管不闻不理不疼不爱我的委员长呢，还是找还能活命的东北关外呢
告别郭有运和他的儿子，我又找到十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这次采访更不顺利，还没等我与老婆婆说上话，就差点遭到他儿子的一顿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七十岁，五十年前，也就二十岁。在随爹娘与两个弟弟向西逃荒时，路上夜里睡觉，全家的包袱、细软、盘缠、粮食，全部被人席卷一空。醒后发现，全家人只好张着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没有活路。她的爹娘只好把她卖掉，保全两个弟弟。一开始以为卖给了人家，但人贩子将她领走，转手又倒买给窑子，从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的军队交战，隆隆炮声中，她逃出妓院，逃回家乡，像郭有运老汉一样，她现在的家庭、儿子、女儿一大家人，都是重起炉灶另建立的。她五年的肮脏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除非邻里吵架时，被别的街坊娘们重新抖落一遍。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她的这段生活，突然又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写畅销书的人，都觉得她这五年历史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纷纷来采访她，要以她五年接客的种种情形，写出一本“我的妓女生涯”的自传体畅销书。从这题目看，畅销是必然的。众多写字的来采访，一开始使这个家庭很兴奋，原来母亲的经历还有价值，值得这些衣着干净人的关心。大家甚至感到很荣耀。但时间一长，当儿女们意识到写字的关心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关心他们自身，而是为了拿母亲的肮脏经历去为自己赚钱，于是她的儿女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骗，受了污辱。于是对再来采访的人，就怒目而视。为此，他们洋洋自得仍兴奋地沉浸在当年情形中的母亲，受到了她的儿女们的严厉斥责。母亲从此对五十年前的事情又守口如瓶；已经说过的，也断然反悔。这使已经写下许多文字的人很尴尬。“我的妓女生涯”也因此夭折。这桩公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现在我到这里来，又被她的儿子认为是来拿他母亲的肮脏经历赚钱的，要把已经夭折的“妓女生涯”再搭救起来。因此，我还没能与老婆婆说上话，他儿子的大棒，已差点落到我的头上。我不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只好知难而退。而且我认为为了写这篇文章，去到处揭别人伤疤，特别是一个老女人肮脏的脓疮时，确实不怎么体面。我回去告诉了在乡派出所当副所长的我的小学同学，没想到他不这么认为，他怪我只是方式不对。他甩了甩手里的皮带说：
“这事你本来就应该找我！”
第八节
我：
“怎么，你对这人的经历很清楚”
他：
“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要清楚什么，我把她提来审一下不就完了”
我吃一惊，忙摆手：
“不采访也罢，用不着大动干戈。再说，她也没犯罪，你怎么能说提审就提审！”
他瞪大眼珠：
“她是妓女，正归我打击，我怎么不可以提审”
我摆手：
“就是妓女，也是五十年前，提审也该那时的国民党警察局提审，也轮不到五十年后的你！”
他还不服气：
“五十年前我也管得着，看我把她抓过来！”
我忙拦住他，用话岔开，半天，才将气呼呼的他劝下。离开他时，我想，同学毕竟是同学呀。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惟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撼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部长，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他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这种依靠竟也起了作用，这让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在他们到达郑州时，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他能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到黄河，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到达河南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从这行走路线看，是走马观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记下的，都是沿途随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是零碎的，所谈的见解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何况中美国情不同，这种个人见解离实际事务所包含的真正意蕴，也许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可以抛开这些见识，进入他的所见，进入细节；他肉眼看到的路边事实，总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真实的事实，去自己见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民大逃荒。我试图将他这些零碎的见闻能归纳得条理一些：
一、灾民的穿戴和携带。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这证明灾民对自己的故乡已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决心离开家乡热土；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白修德与他的伙伴在潼关车站睡了一夜。他说，那里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为了御寒，许多人头上裹着毛巾，有帽子的把帽耳朵放下来。他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往西去的火车，虽然这种等待是十分盲目的。
二、逃荒方式。不外是扒火车和行走。扒火车很不安全。白修德说，他沿途见到许多血迹斑斑的死者。一种是扒上了火车，因列车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毁而丧命；有的是扒上了车厢顶，因夜里手指冻僵，失去握力，自己从车厢顶摔下摔死的；还有的是火车没扒上，便被行走的火车轧死的。轧死还好些，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还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轧断，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把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白修德说，流血并不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弄不明白这些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迁徙，他们各级政府哪里去了———这证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扒不上火车或对火车失望的，便是依靠自己的双腿，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白修德说，整整一天，沿着铁路线，“我见到的便是这些由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这种成群结队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只是因为饥荒和求生的欲望，才使他们自动地组成了灾民的行列。可以想像，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他们也不知道，前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惟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们自己心中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也许熬过这一站就好了。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灾民的队伍在寒冷的气候中行走。不论到哪里，只要他们由于饥寒或筋疲力尽而倒下，他们就再也起不来了。独轮车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当娘的拉着，孩子们跟着。缠足的老年妇女蹒跚而行。有的当儿的背着他们的母亲。在路轨两旁艰难行走在行列中，没有人停顿下来。如果有孩子伏在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尸体上痛哭，他们会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没有人敢收留这啼哭的孩子。
三、卖人情况。逃荒途中，逃荒者所带的不多的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光。接着就吃树皮、杂草和干柴。白边走边看到，许多人在用刀子、镰刀和菜刀剥树皮。
这些树据说都是由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始卖儿卖女，由那些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时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惟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九岁男孩卖四百元，四岁男孩卖两百元，姑娘卖到妓院，小伙子往往被抓丁。抓丁是小伙子所欢迎的，因为那里有饭吃。如我的花爪舅舅。
四、狗吃人情况。由于沿途死人过多，天气又冷，人饥饿无力气挖坑，大批尸体暴尸野外，这给饥饿的狗提供了食品。可以说，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区，狗比人舒服，这里是狗的世界。白修德亲眼看到，出洛阳往东，不到一个小时，有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尸，女尸似乎还很年轻，野狗和飞鹰，正准备瓜分她的尸体。沿途有许许多多像灾民一样多的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野地里到处是尸体，为它们的生存与繁殖提供了食物场。有的尸体已被埋葬了，野狗还能从沙土堆里把尸体扒出来。狗可能还对尸体挑挑拣拣。挑那些年轻的、口嫩的、女性温柔的。有的尸体已被吃掉一半，有的脑袋上的头肉也被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骷髅。白将这种情况，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对日后的没被狗吃仍活着的灾民，倒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九节
五、人吃人情况。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去吃人。白说，在此之前，他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这次河南之行，使他大开眼界，从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确有其事。如果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的倒可以理解，反正狗吃是吃，人吃也是吃；但情况往往是活人吃活人，亲人吃亲人，人自我凶残到什么程度白见到，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不去组成三K党，不去成立恐怖组织，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从这点出发，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愤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楼，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地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浸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大公报》停刊不怪《大公报》，全怪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不争气。这些灾民中间，当然包括我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我三姥娘一家，逃难的和留下的，饿死的和造反的，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公报》。《大公报》重庆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刊载了他们在灾难中的各种遭遇。这激怒了委员长，于是下令停刊三天。当然，《大公报》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捕捉新闻，一半是出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被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感。也许还有上层政治斗争牵涉到里面这就不得
而知了。他们派往灾区的记者叫张高峰。张高峰其人的个人历史、遭遇、悲欢，他的性格、为人及社会关系，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已无从考察，不过从文章中所反映出的个人品格，不失为一个素质优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河南跑了许多地方，写了一篇前边曾引述过的《豫灾实录》。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没想到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个中国引起麻烦。麻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六千字里写了三千万人的真实情况。其实三千万人每个人的遭遇都可以写上几万字、几十万字，他只写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万，每人才平均0.0002个字，这接近于0，等于没写。这竟引起了几亿人的委员长大发肝火。大发肝火的原因，许多人把其归罪于蒋的官僚主义。但如前所述，蒋绝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他不愿让三千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三千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万里死了三百万，十个里边才死了一个，死了还会生，生生死死，无法穷尽，何必操心这是蒋委员长对《大公报》不满的根本点，也是这起新闻事件的症结。悲剧在于，双方仍存在误会。写文章的仍认为是委员长不了解实情，不实事求是；委员长一腔怒火，又不好明发出来，于是只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下令停刊。
《豫灾实录》里除了描述灾区人民的苦难，还同样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那样，写了逃出灾区的灾民的路上情况。两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相信这场灾难与灾民逃难是真实的了。他写道，顺着陇海线逃往陕西的灾民成千上万，扒上火车的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者是家常便饭。因为扒火车，父子姑嫂常被截为两伙，又遭到骨肉分离之苦。人人成了一副生理骨骼挂图。没扒火车步行逃难的，扶老携幼，独轮车父推子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而行。“老爷，五天没吃东西啦！”他写道：
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
他还写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情形当然都是真实的。如果只是真实的情况，《大公报》也不会停刊。要命的是在二月一日刊载了这篇“实录”之后，二月二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又根据这篇“实录”，结合政府对灾区的态度，写了一篇述评刊出，题目是《看重庆，念中原》，这才彻底打乱了蒋的思路，或者说，戳到了他的痛处，于是发火。
这篇评价说：
△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捐，饿着肚皮纳粮，卖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文章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限，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委员长就看到了。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会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于是二月三、四、五日停刊了三天。
对于王芸生其人，我也像对张高峰一样不甚了了。但从现有资料看，其人在当时与当局似过从甚密，与蒋的贴身人物陈布雷甚至蒋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他毕竟只是一个办报的，并不理解委员长的处境和内心。不过对他写社评的这种稍含幼稚的勇气，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大公报》被停刊，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他认为，这篇文章不过尽写实任务之百一，为什么竟触怒委员长了呢委员长提倡“民主”和“自由”，这不和他的口号相违背、公开压迫舆论了吗为此，王芸生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说了一段我们前边曾引述过的话。由于陈是蒋的贴身人物（侍卫室二组组长），这段话值得再引述一遍，由此可看出蒋的孤独和为难：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第十节
可见连陈布雷也蒙在鼓里，陈的一番话，说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丝与螺母不但型号不同，连形状都不同所以根本无法对接一样，王芸生怪委员长不恤民命，其实责任不在蒋一方，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员长的心。反过来，蒋心里对王肯定是极大的蔑视与看不起，怪他幼稚，不懂事，出门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在这篇社评发表之前，一九四二年末，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曾约定邀请王芸生访美。经政府同意，发了护照，买了外汇，蒋介石宋美龄还为王芸生饯了行。飞机行期已定，这时王读到张高峰的报道，写了《看重庆，念中原》这篇文章。距出发的前两天，王芸生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电话，说：
“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
于是，王芸生的美国之行就作罢了。王、蒋之间，双方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场外人看来还很热闹、令人很义愤其实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领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说，《大公报》的灾区报道和社评，并没有改变蒋对灾区的已定的深思熟虑的看法和态度。采取的办法就是打板子、停报。知道这是从古到今对付文人的最好办法。文人的骨头是容易打断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报停了也就停了，美国之行不准也就不准了，接下去不会产生什么后果，惟一的效果是他们该老实了。所以，我与我故乡的三千万灾民，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和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因为他们这种呼喊并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员长，甚至还起反面作用。我们可以抛开他们，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灾荒中，真给我们这些穷人帮了忙。所谓帮忙，是因为这些帮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帮忙只会给我们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个新的折磨过程。这也是委员长对待不同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这说明蒋也不是一个过于固执的人，他也是可以变通的。对待国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国有几万万治下，得罪一个两个，枪毙一个两个，都不影响大局；书生总认为自己比灾民地位高，其实在一国之尊委员长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个顶一个的人，开罪一个洋人，就可能跟着开罪这个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对待———这是在人与政府关系上，中国与外国的区别。白修德作为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看到“哀鸿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的同情心与愤怒，也发了文章，不过不是发在中国，而是发到美国。文章发在美国，与发在中国就又有所不同。发在中国，委员长可以停刊；发在《时代》周刊，委员长如何让《时代》周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确地说，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河南仍作为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美国人帮了我们大忙。当我们后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时，我想不应该忘记历史，起码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这两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灾区跑了一圈后，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的消息发出去。所以在归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草草地发了电稿。按照当时重庆政府的规定，新闻报道是要通过中宣部检查的。如果一经检查，这篇报道肯定会被扣压；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严（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制度不严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良心发现，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到达了纽约。于是，消息就通过《时代》杂志传开了。宋美龄女士当时正在美进行那次出名的访问。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也是一时心急疏忽，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职。当然，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别说宋美龄，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当然，我想罗夫人也不会这么蠢，也不会产生这么动不动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头。
一夜之间，白修德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他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他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密谋。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对白修德奈何不得，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时，白修德已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把情况报告了史迪威。也报告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报告了中国的国防部长。还见到了中国的立法院院长，四川省主席，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白修德这样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是任何一个中国记者或报纸主编都难以办到的。
中国国防部长的态度是：
“白修德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说谎，就是别人在对你说谎！”
立法院长、四川省主席都告诫白修德，找他们这些人是白找，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起作用，中国大地上才能看到行动。
但见蒋是不容易的。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花了五天时间，白修德才见到蒋。如果没有孙的夫人、蒋的亲属帮忙，一切就要拉吹（所以，在专制制度下，裙带关系也不一定全是不正之风，有时也是为民请命之风）。据白修德印象，孙夫人风姿优雅、秀丽。她说：
“据悉，他（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问题……我建议你向他报告情况时要像你向我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如果说一定要有人人头落地的话，也不要畏缩。……否则，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蒋介石在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见面时直挺着瘦长的
身子，面色严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然后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听白修德谈话。白修德记载，蒋在听白修德申诉时，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白修德把这理解成蒋的不愿相信，这说明白修德与中国文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站在同一层次上对话。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现在一些低等官员、中国文人、外国记者，硬要把他们认为重要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当做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或者说把局部重要的事情当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不答应就不罢休，还把文章从国内登到国外，造成了世界舆论，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闹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使得他把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来听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向他讲述中国的情况，真是荒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好比一个大鹏，看蓬间雀在那里折腾，而且真把自己折腾进去，扯到一堆垛草和乱麻之中时的心情。他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双不同形状、不同肤色的手，都要插到这狗屎堆里。这才是他脸上所露出的厌恶表情的真正含义。这含义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一直误会了五十年。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难以沟通啊。蒋听得无聊，只好没话找话，对他的一个助手说：
“他们（指灾区老百姓）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
第十一节
白修德接下去写道：
显然，他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白修德的自作聪明和误会之处了。不过中国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如果不误会，白修德就没有这么大的义愤；没有这么大的义愤，就不会直逼蒋介石；而这种误会和直逼，还真把这么大智慧大聪明整天考虑大事的蒋给逼到了墙角。因为问题在于：蒋一切明白，但他身有大事；可他作为一国之君，又不能把三千万这个小事当做小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他成了什么形象这是蒋的难言之隐。而白修德的直逼，正逼在蒋的难言之隐上，所以蒋也是哭笑不得，而白也真把蒋当做不了解情况。白找到这样一个谈话的突破口，即说河南灾区正在发生人吃人的情况。蒋听到这个消息，也以为白修德这样的美国人不会亲自吃苦到灾区跑那么多地方，见那么多事情，估计也是走马观花，胡乱听了几耳朵，于是赶忙否认，说：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说：
“我亲眼看到狗吃人！”
蒋又赶忙否认：
“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白修德便将等候在接待室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叫了进来，将他们在河南灾区拍的照片，摊到了委员长面前。几张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这下将蒋委员长震住了。白修德写道，“他看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我想，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各级官员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到灾区视察、慰问，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这一切恼怒发泄出来，特别不能当着外国记者发泄出来。于是只好对着真被外国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痉挛、哆嗦，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一到这时候，出于战略考虑，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做出严肃的样子，做出以前不了解情况现在终于了解情况还对提供情况人有些感激终于使他了解真相的样子，马上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做记录，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治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们再写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正式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他们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接着，二十分钟的会见就结束了，白修德和福尔曼被客客气气地送出去了。
我想，白、福二人走后，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娘希匹！”
很快，由于一张狗吃人的照片，人头开始像宋庆龄预料的那样落地了。不过是从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传稿的洛阳电报局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样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也有许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写道：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白写这句话时，一定洋洋自得；我引述这句话时，心里却感到好笑。不过，别管什么力量，到底把委员长说服了，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一动作，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谁是我们的救星呢谁是农民的救星呢说到底，还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啊。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国报界厉害，但那只是诱因，不是结果；对于中国，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洋洋自得，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白修德这时在重庆收到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发来的一封信：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祝愿《幸福》杂志长寿、和平！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憎爱分明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
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
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场；而有教会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阳到粥场领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信任了，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窜的中国灾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惟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白修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惟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
第十二节
读到这里，我一点不为我的乡亲脸红。如果换了我，处在当时那样的处境，我也宁愿给洋人磕头。教会院子周围，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传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乡亲们都聚集到外国人周围了。我想这时如外国人振臂一呼，乡亲们肯定会跟他们揭竿而起，奋勇前进，视死如归，再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时抵抗外国人的情形了。儿童和妇女们，每日坐在教会门口；每天早晨，传教士们必须把遗弃在教会门前的婴儿送进临时设立的孤儿院去抚养———连后代也托付给洋人了。惟有这些少数外国人，才使我的乡亲意识到生命是可贵的。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
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教会还开办了教会医院。教会医院里挤满了可怕的肠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他们都食用了污秽不堪的东西。许多难民在饥饿难当时，都拼命把泥士塞进嘴里，以此来装填他们的肚子。医院要救活这些人，必须首先想办法把泥土从这些人的肚子里掏出来。
教会还设立了孤儿院，用来收留父母饿死后留下的孩子。但这收留
必须是秘密的。因为如大张旗鼓说要收留孩子，那天下的孤儿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也把自己的孩子丢弃或倒卖了。外国人太少，中国孤儿太多；换言之，中国孩子想认外国人做爹的太多，外国人做爹也做不过来。一个资料这样记载：
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不让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出去，在他们外出寻找食物时，把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捆绑在树上；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讨饭，艰难的长途跋涉使她们非常疲倦，母亲坐在地上照料婴儿，叫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个村子去寻找食物，等到两个孩子回来，母亲已经死了，婴儿却还在吸吮着死人的乳头；有一对父母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宁愿这样做也不愿再听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声。传教士们尽力沿途收捡弃儿，但他们必须偷偷地做，因为这消息一经传扬出去，立刻就会有无数孩子被丢弃在他们的门口，使他们无法招架。
儿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儿童的书包过重、人为规定的作业带到家里还做不完压得儿童喘不过气，证明这个国家步履蹒跚一样，如果一个政府在儿童一批批饿死它也听任不管而推给外国人的话，这个政府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就值得怀疑了。连外国人都认为，如果身体健康，中国的儿童是非常漂亮的，他们的头发有着非常好看的自然光泽，他们那杏仁一样的眼珠闪动着机灵的光芒。但是，现在这些干瘦、萎缩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在长眼睛的地方却只有两个充满了脓液的裂口，饥饿使得他们腹部肿胀，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他们的皮肤干裂，他们的声音枯竭，只能发出乞讨食物的微弱哀鸣———这只代表儿童本身吗不，也代表着国民政府。如果坐在黄山别墅的蒋委员长，是坐在这样一群儿童的国民头上，他的自信心难道不受影响吗他到罗斯福和邱吉尔面前，罗、邱能够看得起他吗
毕竟，蒋还是人———说到谁还是个人这句话，每当我听到这句话，譬如，一个妻子说丈夫或丈夫说妻子：“你也算个人！”我心里就感到莫大的悲哀。这是多么轻蔑的话语！这是世界的末日！但蒋还是个人，当外国记者把一张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时（多么小的动因），他毕竟也要在外国人之后关心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了。他在一批人头落地后，也要救灾了。即：中国也要救灾了。但中国的救灾与外国人的救灾也有不同。外国人救
灾是出于作为人的同情心、基督教义，不是罗斯福、邱吉尔、墨索里尼发怒后发的命令；中国没有同情心，没有宗教教义（蒋为什么信基督教呢纯粹为了结婚和性交或政治联姻吗），有的只是蒋的一个命令———这是中西方的又一区别。
那么中国政府又是怎么救灾的呢我再引用几段资料。也许读者对我不厌其烦地引征资料已经厌烦了，但没有办法，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就必须这么做，烦也没办法，烦也不是我的责任，这不是写小说，这是朋友交给我的任务与我日常任务的最大区别。我也不想引用资料，资料束缚得我毫无自由，如缚着绳索。但我的朋友给我送了一大捆资料。我当时有些发怵：
“得看这么多资料吗”
朋友：
“为了防止你信马由缰和瞎编！”
所以，我只好引用这些资料。至于这些资料因为朋友的原因过多地出现在我的文字里，请大家因为我暗含委屈而能够原谅我。
中国政府在一九四三年救灾的资料：
△委员长下达了救灾的命令。
△但是，愚蠢和效率低下是救济工作的特点。由于各地地方官员的行为恶劣，可怕的悲剧甚至进一步恶化。
△本来，陕西省与河南省相毗邻，陕西的粮食储存较为丰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立刻把粮食从陕西运到河南以避免灾祸。然而，这样一来便有利于河南而损害了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权势平衡，而政府是不会答应的。（中国历来政治高于人，政治是谁创造的呢创造政治为了什么呢）此外，还可以从湖北运送粮食到河南，但是湖北的战区司令长官不允许这样做。
△救济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纸币有什么用，当那里再无食物可以购买的话，款能吃吗）经过几个月，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元救济款中只有八千万元运到了这里。
甚至这些已经运到的钱也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政府官员们把这笔钱存入省银行，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配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的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
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当时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食，然而直到三月份为止，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第十三节
△（救灾之时），农民们仍处在死亡之中，他们死在大路上、死在山区里、死在火车站旁、死在自己的泥棚内、死在荒芜的田野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这么黑心烂肺，看着人民死亡还在盘剥人民。也有良心发现，想为人民办些好事或者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我历来认为，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只要能为我们办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员的动机我们是不追究的，仅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也好，或是为了创造政绩升官也好，或是为了向某个情人证明什么也好，我们都不管，只要为我们做好事。仁慈心肠的汤恩伯将军就在这时站了出来，步洋人的后尘，学洋人的样子，开办了一个孤儿院，用来收留洋人收剩余的孤儿。这是好事。汤将军是好人。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孤儿院呢白修德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办的孤儿院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连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也受不了这种恶臭，只好抱歉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请原谅。孤儿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丢弃的婴儿，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摇篮的干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记不得他们吃些什么了。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呕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气。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就是这样，我们仍说汤将军好。因为汤将军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将军中最好的了。就是这样的孤儿院，也比没有孤儿院要好哇。
还有的好人在进行募捐和义演。所谓募捐和义演，就是在民间募捐，由演员义演，募得义演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再去发放给灾民。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民国日报》，在十一月份的报纸上，充斥了救灾义演、救灾音乐会、书画义卖、某某捐款的报道。我所在家乡县的县政府韩书记，就曾主持过一场义演。我相信，参加募捐和义演的人，心都是诚的，血都是热的，血浓于水，流下不少同情我们的眼泪。但问题是，募捐和义演所得，并不能直接交到我们手中，而是要有组织地交给政府，由政府再有组织地分发给灾民。这样，中间就经过许多道政府机构———由省到县，由县到乡，由乡到村———的中间环节，这么多道中间环节，就使我们很不放心了。中央政府的救济款，还层层盘剥，放到银行生利息，到了手中又让大票兑小票，收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这募捐和几个演员赚得的钱，当经过他们手时，能安全迅速通达到我们这里吗我们不放心哩。
这些就不说了。政府是爹娘，打骂克扣我们，就如同打掉我们的牙我们可以咽下；问题严重还在于，我们民间一些志人志怪、有特殊才能的人，这时也站了出来。不过不是站到我们灾民一边———站在我们一边对他有什么用呢而是站在政府一边，替政府研究对付饥饿的办法。如《河南民国日报》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载：
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任何一个中国人，五十年后，在读到这条简短消息时，我想情感都是很复杂的。看来不但政府依靠不得，连一个科员，我们自己的下层兄弟，也指望不得了。如这种发明是真实的，可行的，当然好；政府欢迎，不用再救灾；我们也欢迎，不用再死人。不但当时的政府欢迎，在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饿死人的事也是不断发生的，如有这种人工配制吃一次七天不饿的东西，中国千秋万代可保太平。但这种配制没有流传到今天，可见当时它也只是起了宣传作用、稳定人心作用，并没有救活我们一个人。也许刘道基先生是出于好心、同情心、耐心和细心，也许想借此升官，但不管他个人出于什么动机，这配制也对我们无用。我们照常一天一天在饿死，死在大路上、田野中和火车站旁。
———这就是一九四三年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救灾运动。如果用总结性的话说，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只起宣传作用或者只是做给世界看做给大家看做给洋人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闹剧。委员长下令救灾，但并无救灾之心，他心里仍在考虑世界和国家大事，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出演闹剧的症结。闹剧中的角色林林总总，闹剧的承受者仍是我们灾民。这使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说：我们死不死，有谁来管作为我们即将死去的灾民，态度又是如何呢《大公报》
记者张高峰记载：
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早死晚不死，早死早托生！”
娘啊，多么伟大的字眼！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宗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向心力，是一盘散沙我想就是佛祖面临这种情况，也不过说出这句话了。委员长为什么信基督呢基督教帮过你什么就帮助你找了一个老婆；而深入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佛家教义，却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帮了你政治的大忙。
当然，在这场灾难中，三千万河南人，并不是全饿死了，死的还是少数：三百万。十分之一。逃荒逃了三百万。剩下的河南人还有两千多万。这不死的两千多万人，在指望什么呢政府指望不得，人指望不得，只有盼望大旱后的土地，当然，土地上也充满了苛捐杂税和压榨。但这毕竟是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据记载，大旱过后的一九四三年冬天（指年初的冬天），河南下了大雪；七月份又下了大雨。这是好兆头。我们盼望在老天的关照下，夏秋两季能有一个好收成。只要有了可以果腹的粮食，一切都好说，哪怕是一个充满黑暗、丑恶、污秽和盘剥的政府，我们也可以容忍。我们相信，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倒能与我们心心相通，希望老天开眼，大灾过去，风调雨顺，能有一个好收成。不然情况继续下去，把人一批批全饿死了，政府建在哪里呢谁给政府中的首脑和各级官员提供温暖的住处和可口的食物然后由他们的头脑去想对付百姓的制度和办法也就是政治呢人都没有了，它又去统治谁呢但老天没有买从政府到民众两千多万人的账，一九四三年祸不单行，大旱之后，又来了蝗灾。这更使我们这些灾民的命运雪上加霜。
蝗灾发生于一九四三年秋天。关于蝗灾的描写，我知道主编《百年灾害史》的朋友另有安排，我这篇《温故一九四二》，重点不在蝗虫。关于蝗虫，中国历史上有更大规模的阵仗；另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正在描写它
们。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们的提及，因为我们分别描写的是不同年代的蝗虫。他写的是一九二七年的山东的蝗虫，我写的是一九四三年生活在我故乡的蝗虫，蝗灾相似，蝗虫不同。
据俺姥娘说，一九四三年的蝗虫个大，有绿色的（我想是年轻的），有黄色的（我想是长辈），成群结队，遮天蔽日，像后来发生的太平洋战争或诺曼底登陆时的轰炸机机群一样，老远就听到“嗡嗡”的声音，说俯冲，大家都俯冲，覆盖了一块庄稼地；一个时辰，这块庄稼地就没有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风打麦，颗粒无收；秋天又遇到蝗虫，灾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蝗虫来了，人死了，正在继续一批一批地死去。据俺爹俺姥娘讲，蝗虫不吃绿豆，不吃红薯，不吃花生，不吃豇豆，吃豆子、玉米、高粱。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我故乡还无死光的难民，与蝗虫展开了大战。政府我们没办法，它的盘剥和压榨往往通过一架疯狂运转的机器，何况他们有枪；但蝗虫我们可以面对面地与它作战，且没有谋反暴动的嫌疑。这是蝗虫与政府的区别。怎么搏斗三种办法：一、把床单子绑在竹竿上挥舞，驱赶蚂蚱。但这是损人利己的做法，你把蚂蚱赶走，蚂蚱不在你这块田里，就跑到了别人田里；何况你今天赶走，明天就又来了。二、田与田之间挖大沟，阻挡蚂蚱的前进。蚂蚱吃完这块地，向另一块转移时，要经过大沟，这时就用舂米的碓子砸蚂蚱，把它们砸成烂泥；或用火烧；这种做法有些残忍，但消灭蝗虫较彻底；我想被乡亲们杵死的蚂蚱，也一定像当年饿死的乡亲一样多。三、求神。我姥娘就到牛进宝的姑姑所设的香坛去烧过香，求神保护她的东家的土地不受蚂蚱的侵害。但据资料表明，乡亲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白费。蚂蚱太多，靠布单子，靠沟，靠神，都没有解决问题，蝗虫照样吃了他们的大部分庄稼。灾民在一九四二年是灾民，到一九四三年仍是灾民。
第十四节
自然的暴君，又开始摇撼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垂毙的秋苗枯焦，把他们赶上死亡的路途。那时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于饥饿中。
照此下去，我想我故乡的河南人，总有一天会被饿死光。这是我们和我们的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
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我们完整地看一下资料：
一九四四年春天，日军决定在河南省进行大扫荡，以此为他们在南方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做准备。河南战区名义上的司令官是一位目光炯炯的人物，名叫蒋鼎文。在河南省内，他最拿手的好戏是在他的辖区内恐吓行政官员。他曾责骂河南省主席，使这位主席在恐慌之中与他合作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日军进攻河南时使用的兵力大约为六万人。日军于四月中旬发起攻击，势如破竹地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这些在灾荒之年蹂躏糟蹋农民的中国军队，由于多年的懒散，它本身也处于病态，而且士气非常低落。由于前线的需要，也是为了军官们自己的私利，军队开始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
农民们一直等待着这个时机。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能维持三个月，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整个农村处于武装暴动的状态，抵抗毫无希望。三个星期内，日军就占领了他们的全部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军队被歼灭了。
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附录
刘震云
温故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时，除了这场大灾荒，使我感兴趣的，还有这些年代所发生的一些杂事。这些杂事中，最感兴趣的，是从当时的《河南民国日报》上，看到两则离异声明。这证明大灾荒只是当年的主旋律，主旋律之下，仍有百花齐放的正常复杂的情感纠纷和日常生活。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叶知秋，瞎子摸象，让巴掌山挡住眼。这就不全面了。我们不能只看到大灾荒，看不到人的全貌。从这一点说，我们对委员长的指责，也有些偏激了。另外，我们从这两则离异声明中，也可以看到时代的进步。下边是全文：
紧要启事
缘鄙人与冯氏结婚以来感情不和难以偕老刻经双方同意自即日起业已离异从此男婚女嫁
各听自便此启
张荫萍冯氏启
声明启事
敝人旧历十二月初六日赴洛阳送货敝妻刘化许昌人该晚逃走将衣服被褥零碎物件完全带走至今数日音信全无如此人在外发生意外不明之事与敝人无干自此以后脱离夫妻关系恐亲友不明特此登报郑重声明偃师槐庙村中正西街门牌五号田光寅启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北京十里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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