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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小说问题进一步升级，批判“翻案风”浪潮甚嚣尘上，一个现代文字冤狱的铸成已经在所难免。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指康生） 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与会人员也不得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看待《刘志丹》问题，会议的气氛处于异常紧张和扭曲状态。习仲勋的辩解和发言被视为“不老实”“和党对抗”，而违心承认又招致没完没了的追逼批判。习仲勋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找到周恩来，表示向全会请假。他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习仲勋的请求，得到了中央批准。
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并没有因为习仲勋的离开而减轻对他的批判。9月24日上午，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毛泽东发表讲话时，收到了康生递的一张条子，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便在讲话中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他讲道，1959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又说：“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6页）毛泽东这些讲话不但对十中全会作了错误的导向，而且在以后的数年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林彪、“四人帮”集团奉为批判“文艺黑线”、扼杀文艺作品、制造现代文字冤狱的“最高指示”，严重影响了文化艺术事业 的繁荣和发展，进而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
9月24日，即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的第一天，康生建议并经会议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5人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将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三人的案情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重大事件。9月27日下午，中央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分别组成“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任主任，安子文、张达志、王恩茂、刘澜涛、张德生、杨植林、杨静仁、王世泰为委员。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由康生、安子文、刘澜涛组成，下设办公室，安子文负责。专委会成立后立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也是仅有的一次全体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全盘审查研究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活动，在适当时机作出报告，提交下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发表意见的人不多。”（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0月1日。）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形式进行。
全会在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初步为这桩文字狱所罗列罪状的主要内容是：《刘志丹》小说是“伪造党史”，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小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小说中的“罗炎、许锺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随即，该书的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习仲勋被宣布停职检查。会后，专案审查委员会指定专人清查清理习仲勋办公室文书档案，习仲勋按规定将所有文件包括历次参加会议的笔记等，全部上交中央。
这场猝然而来的灾难，使习仲勋陷入极端苦恼之中。他回到家中后，整日沉默不语，暗自神伤。这时，周恩来和陈毅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找习仲勋谈话。陈毅快人快语，首先宽慰道：“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 4月8日。）周恩来拉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周恩来、陈毅一番饱含深情的话语，在习仲勋的心头犹如一缕春风拂动，顿时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习仲勋诚恳地向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彭德怀没有出席八届十中全会，但是当他听到在全会上也以“翻案风”批判了习仲勋等人时，心情异常沉重地对妻子浦安修说：“怎么他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八届十中全会在激烈批判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同时，也指示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集中搜集一批反党文艺作品迅速上报，一时形成了会内会外到处抓“反党小说”的浪潮。中国作协党组也不例外地进行刊物杂志检查，并决定把一批“毒草小说”报到中央全会，其中包括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中宣部还根据康生的指令，追查习仲勋曾批示“同意发表”，刊载于1962年《红旗飘飘》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康生说，回忆录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会外即提出这是习仲勋“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党活动”的又一严重事件。
对《刘志丹》小说和习仲勋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未结束。1965年春，党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统一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北调查组，机构设在西北局机关，对外称中央组织部调查组，由西北局一位副书记任组长。调查组集中调查核实习仲勋所谓的“反党活动”。同时，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也相应成立调查组，协助工作。这个调查组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于1966年6月撤回北京。撤离之前，调查组就习仲勋专案问题，向西北局书记处作了汇报，提出了极为错误的意见。调查组认为：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执行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编造出习仲勋在高岗死后没有停止活动，要做高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甚至提出了习仲勋不仅是反党集团的头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的意见。（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2月1日。）这些意见虽然未被中央所采纳，但是，却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对被审查的人进行了更严重的摧残，并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株连。因此而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300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
习仲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刘志丹》小说遭康生诬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残酷迫害，直到1978年复出工作，被审查、下放、关押、监护蒙冤受屈达16年之久。1963年他作为中央党校的特殊学员，单独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叫“西公所”的地方，闭门思“过”，接受审查。1965年12月被下放到河南省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参加车间生产劳动。1967年1月，他被西安红卫兵非法带到陕西，在西安、阎良、富平等地，遭受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十余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8年1月，在周恩来过问下，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度过了漫长的八年“监护”岁月。1975年5月，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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