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小靳庄 | ||
○姜毅然 霞 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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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小靳庄的。这个小村庄因为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它成了江青的“点”后,在全国广为宣传。后来又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大出风头,江青还把外宾带到小靳庄去参观。粉碎“四人帮”后,小靳庄的所谓“经验”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小靳庄重新崛起。那么,这个本不知名的小村庄,经历了怎样的风雨? 靠实干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典型 建国后,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小靳庄,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也走过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道路,也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也搞过“四清”。但在这些运动中,小靳庄不前也不后,因此也总是不那么出名。上边来宝坻县视察的领导,或者来宝坻县办事的外地人,大多数不知道有个小靳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到了小靳庄。小靳庄人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也是抱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小靳庄人搞政治斗争的结果,却是土地荒了,粮食产量少了,后来就吃返销粮了。 小靳庄人发现种地的人单纯搞政治运动,是代替不了吃饭的,于是,他们重新操起了锄头。而且,受尽饥饿折磨的小靳庄人重新拿起锄头后,便下了狠心,在种地上花了大力气。1970年,他们已经不吃返销粮了,社员们还能在每年的秋后分到一些现钱。接着,小靳庄人又大干两年,到1972年,粮食亩产量破天荒上了“纲要”。当时,中央对农业生产规定了三个目标:一、“上纲要”(亩产粮食400斤);二、“过黄河”(亩产粮食600斤);三、“跨长江”(亩产粮食800斤)。可是,北方农村粮食亩产量大多数上不了“纲要”,于是,“上纲要”就成了北方农村的奋斗目标,上级也派许多干部下乡抓“点”。经过一段时间,北方农村已经有一些生产大队“上纲要”了,因此,小靳庄在1972年“上纲要”,并不是最早的。但是,小靳庄“上纲要”却引起了轰动,原因是小靳庄的土地太差了,原来太穷了。在这块贫瘠的盐碱地上能够“上纲要”,确实不简单。于是在宝坻县“农业学大寨”的光荣榜里,挂上了小靳庄的大名,宝坻县也对小靳庄“上纲要”的事情作了报道。 小靳庄人对外介绍的“经验”也是实在的,就是大干、苦干,改土积肥。他们自己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干下去的。到1974年,小靳庄的粮食产量有了新的飞跃,亩产超过800斤,一举“跨长江”。这一下,小靳庄更有名了。小靳庄的代表多次登上河北省、天津市(小靳庄曾先后归河北省和天津市管辖)“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领奖台。小靳庄人从心底里感到了自豪和骄傲! 小靳庄虽然出了名,但只是限于宝坻县,顶多也就是在天津市范围内。它仍是坐落在幽燕大地上的一个普通小村庄。 江青说“这是我的点” 1974年6月,江青来到天津市,住在天津市第一招待所1号楼。这个招待所是20世纪50年代为毛泽东修建的,条件比较好。江青到天津后,一连几天没有出门,就在招待所里召见天津市委领导干部来谈话。毛泽东的一个亲戚叫王曼恬,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也来这里谈过话。谈话之余,江青就到天津俱乐部去游泳。江青除了了解“批儒评法”情况外,还在天津市召开的大会上发表长篇大论,大谈儒法斗争史,大肆吹捧吕后和武则天,说她们是有作为的杰出的女政治家。江青说:“现在文章很少提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会搞这么大的运动?”江青特别强调:“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指林彪、陈伯达。”江青的话明显指向了周恩来。 江青发表完演讲,要进一步听天津市“批儒评法”运动的汇报。但是,天津市实在没有抓出“批儒评法”的什么新典型来,除了照着报纸上的腔调讲几句口号式的话外,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这使江青很不满意。当时的天津市委领导没有办法,只好把搞政治活动多一些的农村,也当作“批儒评法”的“典型”来凑数。有一天,江青见天津市警备区司令员吴岱没有在身边,就问:吴岱到哪里去了?陪同江青的解学恭答:去小靳庄了,那是他抓的一个学大寨先进典型。江青就问:小靳庄什么地方先进?解答道:“批林批孔”先进。还说,小靳庄还办政治夜校,不光学政治,还学唱革命样板戏、赛诗。听了天津市委领导的这些话,江青十分感兴趣,但她同时也有一点怀疑。她认为,世代务农的小靳庄人,怎么会有这样高的文化素养?还会唱样板戏?她立即要求详细汇报。可是,天津市委领导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这样,江青便决定亲自去小靳庄看个究竟。 6月22日,江青一行在天津市委领导陪同下,乘小汽车从天津去小靳庄。 按照预先安排,小靳庄召开了欢迎会。会上,党支部副书记首先讲话:“今天,敬爱的江青同志,在百忙中来到小靳庄,这是对我们极大的关怀,我们表示极大的……”支部副书记刚说到此,江青就表现出了不耐烦的样子。支部副书记见江青不耐烦,立即收住话头,让群众发言。预先安排好的一个男社员小心谨慎地站起来刚要发言,不料却被江青拦住:“让妇女先发言。”于是,妇女队长于瑞芳站了起来。她还没有开口,江青就问:你叫什么名字?答:叫于瑞芳。江青一听,马上说:这个名字不好听,就改为于芳吧。江青给于瑞芳改完名字,也不让她讲话,直接问:你会唱样板戏吗?于瑞芳说会。接着,就硬着头皮唱了一段《红灯记》中的唱段。接着,王孝齐站起来发言,江青把“齐”听成了“岐”,认为是周文王摈弃过的岐山的“岐”,就大发议论:周文王嘛,是奴隶主的代表人物,你这个名字不好,就改为王灭孔吧,代表先进思想的人物。江青见一个人就先问叫什么名字,然后就是给他改名。她把女青年王淑贤的名字改为王先,把周福兰的名字改为周克周。还说: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 改名改得差不多了,江青没有了精神。然而一位女社员的发言,却使江青重新来了精神。这位女社员在发言中批“驴驾辕,马拉套,妇女们当家瞎胡闹”时,说:“谁敢说俺瞎胡闹?这是对俺半边天的污蔑。江青同志是女的,却领导文化大革命,领导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杀向帝、修、反。”听到此,江青颇为得意地频频向这位女社员示以笑脸。随后的演出挺热闹,由社员朗诵诗,再和演员搭配着唱几段样板戏。 江青决定在小靳庄吃午饭,以表示自己和农民“三同”。江青对吃饭倒是没有什么讲究,相反,她对在小靳庄吃上农家饭十分满意。饭后,江青在一户社员家睡了午觉。醒来后,她把陪同她来小靳庄的天津市委领导叫到身边,告诉他们:“小靳庄社员能批林批孔,又能作诗,又能唱样板戏,以后这里就是我的点。你们要经常来,你不来,我就敲打你。”江青临上车之前,告诉天津市委领导,要尽快搞个小靳庄经验的总结材料,送到她那里去。 江青离开小靳庄不久,一份关于小靳庄经验的报告就摆在了江青的办公桌上。江青看后,立即提笔在报告上批道:“小靳庄政治夜校的经验值得推广。”江青指示后,将材料在政治局传阅。接着,姚文元主管的宣传口就开始大量报道小靳庄的经验。从此,小靳庄经验出笼,风靡全国。 小靳庄的所谓“十件新事” 江青确定小靳庄是她的“点”后,在她的指示下,中央的宣传部门对小靳庄进行了广泛宣传。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地报道了小靳庄的“十件新事”。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时,对着全村的老百姓说:“你们干出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来,比如人人会唱歌,人人会写诗,像革命英雄那样去生活,我保证使你们成为了不起的人物,闻名全国。” 小靳庄“十件新事”的第一件新事就是办起了一所政治夜校。其实,小靳庄早在1971年就办夜校了,但不是政治夜校,而是农业科技夜校。当时,庄稼人觉得这事挺新鲜,对办农业科技夜校兴致很高,晚饭后,丢下碗筷就往夜校跑。夜校有时也到田间地头去讲。夜校在开讲技术课前,有时也念几段报纸。“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党支部书记王作山认为抓政治要紧,就不让夜校讲技术课,只讲政治课,就是读报纸上的“批林批孔”文章。后来干脆就叫政治夜校。在政治夜校里,白天社员劳动时,有谁干得不好了,要批评一下,有哪个社员不劳动而去搞自己的副业去了,也要批一批。 江青把小靳庄的政治夜校当作第一号“经验”,不但宣传,还要巩固。她指示天津市委,要派大学教授到小靳庄政治夜校来讲课。在1975年冬天,天津南开大学一名教授冒着大风雪来给农民讲政治经济学,可识字不多的农民怎么能听得懂呢?一个叫魏文中的政治夜校骨干说:“我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哪能听得懂什么‘垄断’呀!” 《人民日报》1974年8月4日报道说:小靳庄“办起了一所深受群众欢迎的政治夜校”,三年来,政治夜校学员日益增多,全大队250多名整、半劳力全部参加了学习。他们每周学习三次,坚持不懈,一批学习革命理论的积极分子在这里成长起来,一批老社员在这里摘掉了文盲帽子。《人民日报》1975年6月4日头版头条报道说:“小靳庄政治夜校越办越好”,选学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人民日报》1976年8月29日报道:小靳庄“深入批邓抓要害,坚持斗争永向前”。江青还让小靳庄组织起一支理论队伍,据说有58人参加。他们的口号是:“为革命学习理论!”但是,这些文化水平本来不高的农民,能搞出多么深的理论来?于是,他们就按照自己的理解,用他们平时常挂在嘴边的顺口溜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理论见解”。下面是小靳庄一个理论骨干写的一首“批林批孔”的“理论顺口溜”: 两个毒瓜一根藤,两个和尚一本经,两人走的一条路,做的都是复辟梦。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小靳庄大队支部书记结合“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写了政治性特别强的一首顺口溜: 挺身顶过台风吹,哪怕地震房屋坍,深入批邓抓要害,坚持斗争永向前。 小靳庄的第二件新事,是农民写诗。小靳庄在过去就有编顺口溜的风俗。农民们把劳动、生活中的经验和他们处世为人的经验,编成顺口溜,用以教育后人。后来,上边布置农村抓“批林批孔”,小靳庄党支部书记想不出什么组织农民搞政治的好办法来,就把顺口溜这种形式和政治联系起来,自己编,也组织农民编了一些顺口溜。渐渐地,小靳庄就成了诗乡,全村100多人参加了写作,形成了一个场面壮观、有声有势的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不到一年工夫,就写出了1000多首诗。于是,上边有人认为这是好经验,还组织人给编了诗集。江青认为农民写诗是小靳庄的“十件新事”之一,并调来诗人帮助改诗。修改过的诗,江青就安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小靳庄的第三件新事是农民唱样板戏。小靳庄人天性活泼,过去老一辈人爱唱旧京戏中的段子。“文化大革命”中,搞普及样板戏,一打开广播,就是样板戏。小靳庄人听的时间长了,加上原来就有爱唱京戏的习惯,也就跟着收音机学会了样板戏里的许多唱段。小靳庄的党支部书记就顺势组织社员在村头、在地头,搞一些演唱会,还筹钱买来一台电视机,让全村社员边看电视边学唱样板戏。江青听说这里的农民爱唱样板戏,非常高兴。她认为,样板戏是她抓的,这个小村庄的农民竟然这样爱唱,说明样板戏有“威力”。她于是想把小靳庄农民唱样板戏这件事与政治结合起来。她当时诬陷邓小平反对样板戏,就说:小靳庄农民爱唱样板戏的行动,是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反击。江青还说,不但要会唱样板戏,而且还要学样板戏中的革命英雄人物。于是,在干部们的动员下,许多人把平凡的事情和李玉和、杨子荣、江水英、方海珍等挂上钩,出现了一些牵强附会的说法和做法。在唱革命样板戏时,一些唱得好的、崭露头角的,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登上了舞台。逢年过节或者农闲时,文艺宣传队就演出。演出也不限于样板戏,还唱《红大嫂上夜校》、《四个老汉批林批孔》等。江青说,这是歌颂劳动人民,是射向敌人胸膛的子弹。 小靳庄还有一些新事:女青年订婚、结婚不要彩礼;男青年结婚也不讲排场,嫁娶这样的喜事,大队召开一个欢庆会,就完成了全部礼仪送入洞房;开办图书室;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村里死了人,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寄托哀思;提倡火葬;提倡晚婚晚育。 但是,这些新事、新风尚,并不是江青搞的,是小靳庄人经过长期社会主义教育,早就有了群众基础,加上大队党支部的引导而形成的。在江青没去小靳庄之前,甚至在“文革”之前,这里已经有了新的风尚,而江青却把这些当作是她自己抓“点”抓出来的。 不仅如此,江青把还本来朴素的东西搞得十分庸俗。例如,在农民写诗问题上,江青非要搞一个经常性的赛诗会。赛诗会前,农民写的诗,还要由上边派来的人“指导修改”,经“指导修改”的诗,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性。在江青的要求下,小靳庄编诗、赛诗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人人都在作诗,人人都要登台赛诗,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要编个顺口溜在会上念一念。 197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新型的农民 崭新的诗篇》的文章。据这篇文章说:“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鼓动下,他们(指小靳庄人)开展有声有色的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101户的大队就写出了1000多首战斗的诗歌。在小靳庄,干部、社员、妇女、红小兵、知识青年,人人能挥笔作诗。” 在江青的建议下,还出版了《小靳庄诗选》,发行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