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中南海怀仁堂大厅。“文革”期间，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与江青、林彪一伙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 来源：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徐向前与毛泽东(下篇)》 一文 原载于《党史文汇》2011年08期 作者：程秀龙
1967年2月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徐向前等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
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徐向前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护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谭震林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恩来挨过整。……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成了受审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她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讲起这些情况，毛泽东听着只是笑，并不表态。他最了解几十年跟自己打江山的这些将帅们。张春桥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当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听着。听完，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陈伯达是个书生”。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全场鸦雀无声。新中国的元帅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在最高权威面前，面面相觑，目光里充满了担忧、惶惑和期待。
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
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1967年3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
一个月以后，即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同志到他的家里，作了亲切交谈。毛泽东逐个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目光注视着这些一起打天下的战友说：“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毛泽东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哪，你的气消了没有呀？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屋子里扬起一阵笑声。徐向前和其他老帅们的脸上也出现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笑容。解放军建军4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按照惯例，新中国的元帅都应该出席招待大会，所以，这一次周恩来也把他们列入了出席招待会的名单。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以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为由而不同意。7月31日讨论了一下午，始终争论不休。
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
叶剑英还带来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他刚理好发，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韩先楚也要出席。”
徐向前虽然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领导工作岗位，但还挂着“全军文革”小组长的头衔，名不符实。9月16日，徐向前正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另选贤能。
毛泽东考虑良久，于10月12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也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徐向前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继续挂着空名。这位军委“文化革命小组长”，实际上只干了三个月就靠边站了。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他在总参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结果，三次被“造反派”抄家。不久，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写了一份正式报告给周总理，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的问题。周恩来看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林彪无可奈何，只好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选举“九大”代表时，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当上了代表。九大期间，又是毛泽东出面做工作，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阴谋彻底败露，葬身大漠。毛泽东在斗争中更加理解和认识了这些老帅，并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
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会议上，对到场的每一位老帅，都说了几句褒奖的话。在和徐向前握手时，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连声称赞：“好人！好人！”心情激动，意在不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