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彭德怀在七大发言的自我批评不太满意，说“他(彭德怀)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是心悦诚服的”，还对师哲说，“此人(彭德怀)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本文摘自《彭德怀全传》 作者：彭德怀传记组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45年初，在延安参加高级组学习的从前方和大后方回来的高级干部，按工作地区划分为华北、西北、华东等组举行座谈会，按整风的要求总结抗日时期的工作。北方局负责干部和八路军将领20余人参加华北组的学习讨论，是高级干部最多的一个组。
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办公时用的油灯。这盏油灯从长征抢渡大渡河时起彭德怀就带着它，经过爬雪山、过草地，一直带到了延安。2月1日，华北组举行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简称华北工作座谈会或华北座谈会)，彭德怀首先系统而详细地总结了华北抗战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从严检查个人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针上和在工作上的缺点与失误。其他人也都本着整风的精神做自我检查，并就整个华北工作发表看法。
座谈会在“七大”期间休会，“七大”闭幕后接着举行，断断续续，开到7月23日结束，座谈会累计开了44天，出乎与会者和彭德怀的初衷，从总结经验改变为集中对彭德怀提意见，最后演变成对彭德怀的批判。
对彭德怀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工作指导上的问题。如抗战初期主张八路军打运动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打几个胜仗以振声威；
1938年春，在前方传达了中共中央为贯彻十二月会议而制定的传达提纲，而这一提纲是根据王明在十二月会上的报告拟定的。在这次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务统一战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自己的意见受到压抑；
1940年打百团大战“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引起了敌人的重视”；
1940年北方局黎城会议为纠“左”决定发布《保障人权法令》，影响了发动群众；在整军中过分编并地方武装；
1943年发表《关于民主教育的讲话》，用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革命口号”……
二是工作作风问题：主要是民主作风不够，坚持己见，批评人过于严厉、尖锐、讽刺，个人英雄主义等。
三是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上及其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提出红军的作战方针“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和以游击战为“唯一”方针，彭德怀认为应进行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在基本的游击战方针下，要不放松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在1937年12月中央会议上，王明批评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路线和游击战略，彭德怀未支持毛泽东。在根据地讲话、作报告引用毛泽东的话少。有时对人谈论自己和毛泽东的一些不同意见。回延安后说有人在投机捧毛泽东，并说自己不愿“捧场”，不愿盲从等。对整风中的检讨，认为不应当“哗众取宠”。
上述一些问题在会议过程中逐渐“升温”，而上升到路线问题。会议便演成对以彭德怀为目标的过火的、不公正的批判。
在批判中，把彭德怀在抗战初期一度对游击战方针的不同意见和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王明的讲话拟定的提纲说成是执行王明路线；把一场百团大战说成是彭德怀背着中央打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则被说成是路线错误。彭德怀和毛泽东曾有过一些不同意见，即使已经解决，也被说成是彭德怀有意和毛泽东闹对立。
加上彭德怀回延安说不愿“捧场”等话，更被说成是彭德怀一贯与毛泽东对立，甚至被说成就是想用自己的一套来和毛泽东的一套相对立。彭德怀受任在敌后统率全局，则被批判为向中央闹独立性，搞宗派、山头。最后，会议上还出现了否定一切的气氛。如把彭德怀在1928年革命低潮时率湘军一个团起义平江说成是“入股革命”；把彭德怀一贯的艰苦朴素精神说成是“矫情”、“禁欲主义”等。
彭德怀秉性刚直而不免失之暴烈；对士兵、群众宽厚仁爱而对领导干部要求严急；对上服理不服人；嫉恶如仇不加掩饰，有时夹带粗话。常说自己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这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作风不无自嘲亦不无自宥。平江起义以前，这一性格作风使他为追求真理既敢于蔑视权贵，又善于团结部属；起义以后，在党内则难免有磕磕碰碰和使人不快之处。但总的说来，他在党内从普通党员到政治局委员，未曾遭受大的挫折。这次从前方载誉归来，面对这样激烈的有失公正的批判，烈火般性格的彭德怀能否沉住气呢？
华北座谈会的规模时大时小，大时20余人，小时数人，会场设在杨家岭大礼堂楼下一间周末常举行舞会的小礼堂内。彭德怀总是坐在靠门的一张旧沙发上，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
他的态度很冷静，对一些激烈的指责、批判表现得很沉着、很克制，没有出现有人担心的争论和不快。
当然，事情也不轻松。休会的时候，彭德怀本着毛泽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一再反省自己，将自己的缺点、错误提到原则高度来认识，有时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论修养上的不足；但对一些夸大、失实的批判，他又不愿作违心的检讨。在三次检讨中，彭德怀总结自己“入党带来了三个东西”：“旧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恩赐的群众观点”，“18年没有很好的清算过”。表示今后“要增加一些马列，向毛泽东学习”。
华北座谈会于7月25日结束，中央对这次会议及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没有做结论，关于百团大战问题，毛泽东后来说：“暂时不做结论。”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彭德怀在七大发言的自我批评不太满意，说“他(彭德怀)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是心悦诚服的”，还对师哲说，“此人(彭德怀)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师哲认为，七大闭幕后，华北座谈会仍继续批判彭德怀不是偶然的。师哲的看法从1959年8月1日在江西庐山举行的批判彭德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言中可以得到证实。刘少奇在会上说：彭德怀“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这时，毛泽东插话说：“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做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做为好。有人要求彭去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也势必做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
“小范围说清楚”没有？看来是扯偏了，扯成了过火斗争，彭德怀自然没有去党校作报告。而所谓“和中央的关系如此恶劣”，则从抗战时期中央的会议上，中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及彭德怀的往来文电中可以看到，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虽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与中央关系恶劣”，却无任何根据。从彭德怀回延安初期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上，也找不到这种根据。
尽管在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过头，这次会议仍属于在党内高层、小范围中开展批判的性质，有的批评是在肯定彭德怀的功绩、优点的前提下提出的。这次会议促使彭德怀深刻反省，重视自我修养，在思想、作风上更加成熟，对中央，对毛泽东的决策、方针更加认真地领会、研究。通过8年抗战的实践，他深感毛泽东的英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但他在如何对待领袖的问题上，仍保留着自己的看法：“毛泽东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么？”他仍然坚持服膺真理胜于服膺个人的态度。
尽管华北座谈会没有作结论，只算批判一场，但一些过激的态度和言辞、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和不了了之的收场，也给人们留下了阴影。对于参加会议的人来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对彭德怀来说，有口难辩，心存委屈；对毛泽东来说，产生了对彭德怀的戒心。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直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失，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发动了一场批彭的斗争。彭德怀也在小组会上放了一下当年在华北座谈会挨批受屈之气。他说：“华北座谈会×了我40天娘，现在×20天不行么？”
这话被人揭发出来，更激怒了毛泽东，给批彭火上浇油。华北座谈会上那些本来就属过火的批评，遂又在庐山会上被重新提出，“新账老账一起算”。最后，在庐山会议上，一代革命元戎彭德怀被罢官，被诬定为反党集团头子，批彭被当成党内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演变成一场影响全民族命运的巨大历史悲剧。庐山会议的批彭和华北座谈会的批彭相隔14年，二者之间有着内在历史联系，但二者的性质还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