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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毛泽东谈自己为何一度相信“亩产万斤”?

(2011-11-26 17:17:42) 下一个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858847.html


    核心提示: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毛泽东谈自己为何一度相信“亩产万斤”?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彭德怀传记组,原题:《毛泽东私下谈“大跃进”: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摘自《彭德怀全传》

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百花盛开,景色宜人。奇峰、峭壁、清泉、飞瀑,掩映在松柏绿荫中的一座座造型精美的别墅、疗养院、文化宫,以及数不清的亭、台、楼、榭,把这座屹立在大江和鄱阳湖之滨的青山,装点成了一个超脱于尘世的桃源仙境。特别是那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忽而像轻纱从翠绿的峰顶飘过,忽而似不尽波涛在峡谷中奔腾倾泻。这云雾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术师,为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庐山不断地改变着容颜,给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不知毛泽东是为庐山的秀丽景色所陶醉,还是从手头那厚厚的线装书中受到了某种启示,他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

这次会议原来决定在别处召开,因天气酷热才把会址改到庐山来的。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13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庐山举行。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图为庐山会议旧址。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中央和各省的领导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克服由于失误造成的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奋斗,废寝忘食,度过了十分紧张而艰辛的几个月。这次到庐山开会,一可以避避暑,远离尘嚣,让紧张的精神放松一下;二可以坐下来好好想一想,议一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便把某些被搞乱的东西理顺,今后更好地干下去。

7月2日开了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提出的19个问题。这些问题是:

一、读书。

二、形势。

三、今年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19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全国各地视察过程中,经过反复思索逐渐定下来的,都是现实生活中需要重视加以解决的问题。它体现了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对形势高瞻远瞩的气概。尽管人们一时还琢磨不透毛泽东所提那些问题的主旨所在,出于对领袖的绝对信赖,没有人怀疑毛泽东所提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谈到形势,毛泽东说湖南省委的同志说得很好,他把湖南省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加以精练,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特别是他对国内形势的精辟概括,言简意赅,符合实际,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深受鼓舞。他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每天会外时间,可以看到松林里、凉亭上,人们三三两两地自由交谈。一些诗兴正浓的“秀才”们,聚在一起填词赋诗。夜幕降临之后,灯火辉煌的河对岸小礼堂里舞曲悠扬,人们三五成群地向舞影翩跹的小礼堂走去。

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由轻松、融洽变得紧张、压抑。这种变化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明显的。

认识上的分歧是从对毛泽东那三句话中间四个字的不同解释开始的。对毛泽东所说的“问题不少”究竟应该怎么看?

一部分同志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的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已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热情、最积极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大多是些“实力派”,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封疆大吏”。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在华东组的会议上就有人说: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

另外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等等,但至今收效甚微,有的地方上述现象还在发展,需要继续下大力才能解决。持这种看法的同志,有的是原来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疑虑,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有的开始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烈拥护、积极支持者,但经过一段实践,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同志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不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样做不但不会否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相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彭德怀是属于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中的一个。

会议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的,共分为六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至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因为是党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又是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关系着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所以彭德怀仍保持他一贯的风格——知无不言,直言不讳,每次发言他都是开门见山,从不拐弯抹角,有的发言直接涉及毛泽东,他也完全不加以回避: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这句可以称为朴素真理的话,现在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平常。但在50年代后期的中国,在毛泽东的权威至高无上,个人迷信正进入巅峰的情况下,敢于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坦诚地说出这种话的,也只有彭德怀一个。

这句话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巨石,在与会者的心上激起巨大波涛。善良正直的人为彭德怀的直言捏一把汗,受“左”的影响较大,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暗中认为:“这老兄要闯祸了!”

彭德怀发言从来都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看别人的脸色,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他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载再搞,就好了。”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公社,我曾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

彭德怀的有些发言虽然不是批评毛泽东,而是批评别的人,却也联系到毛泽东。例如: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人们知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出自毛泽东之口)

彭德怀的发言,无论是直接批评毛泽东或间接联系到毛泽东的,都会引起毛泽东本人和一些“左”派人物的极大不快,这是可以想象的。

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著作中曾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在延安时期,在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里,特别是在党内,人与人都是赤诚相待、肝胆相照的。说话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曾经是我们革命队伍所共有的品质,是我们的优良作风。但解放后,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有人官做大了,地位高了,也沾染上了旧官僚的习气,对下冷若冰霜,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工作不负责,办事不认真,高高在上,生活奢侈,中国人那种“不可多得的品质”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了。

而彭德怀却依然故我,仍然保持着他的本色,所以就越显得可贵。

彭德怀在会上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提出批评时,没有任何个人的得失考虑,目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使全国人民免受灾难和痛苦,也是为了爱护毛泽东本人。

彭德怀不仅在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即使当着毛泽东的面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共约50个亿以上,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面带不悦地看了彭德怀一眼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上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毫无疑问,彭德怀的那些发言和在常委会上类似上面那样的插话,都会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其实,对1958年“大跃进”有意见的何止一个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7月4日他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储备。看来凡事不可轻信。要有办法让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

“1958年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都要充分估计。有些同志怕把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要讲清楚,吹点冷空气,就是说你右倾也不要怕。”

“去年11月12月大吃大喝,当时老农已经提出了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像武汉,大家挨饿,还要给你们调粮。”

朱德,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7月6日他也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请听听他当时的发言:

“现阶段,我国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私有性,目前是行不通的。”

“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要自负盈亏。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农民欲富,要使他们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的。这关系到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还是回家好。多年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很紧,不能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北戴河会议高兴起来了,各项指标和对形势的估计,全从粮食多得不得了出发,结果搞乱了。”

且记住,主张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和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在中央不是别人,首先是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的发言谈的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问题,意见中肯、实在,基本精神和彭德怀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们发言口气缓和,没有公开提到毛泽东。

凭心而论,彭德怀虽然尖锐地提到了毛泽东,但他内心对毛泽东毫无恶意,仍像以往一样,从心底尊敬他。他那样尖锐地提出意见,只不过是为了引起毛泽东对问题的重视,以便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就在7月5日小组会后,傍晚散步的时候,彭德怀还和警卫参谋景希珍谈到毛泽东。他说他很赞成毛主席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五不怕”,说能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他当时深信他的意见会被毛泽东采纳,彭德怀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曾深深地感染了景希珍。

7月7日晚上,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两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谈到小组会上的发言,张闻天说:

“现在所搞的小高炉炼铁是得不偿失。”

“我看是有得有失。”彭德怀说。

“你的估计是比较高的,比我乐观……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停了一下,彭德怀又深有感触地说,“还要好好学习政治经济学。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

彭德怀在会上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会下对他的热情赞扬,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在庐山,经常和彭德怀见面的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外,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中央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乔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等。他们几个除周惠以外,都在不同时期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的人。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是和彭德怀相同或相近的。特别是周小舟,曾向彭德怀反映了许多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和问题。7月12日,他曾到176号去看望他们所尊敬的彭老总,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

“彭总,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是压出来的。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彭德怀愤怒起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为难地摇摇头。过一会儿他又对彭德怀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我昨天向毛主席谈了一些。”

7月11日晚上,毛泽东确实曾把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召到他住的“美庐”去作了一次长谈。经过是这样的:毛泽东先找了周小舟、周惠到他住的“美庐”去谈话,当他们谈到会上不能畅所欲言,并举例说,李锐发言刚谈到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就被人顶回去了。毛泽东一听,马上让秘书打电话给李锐,让他立刻到“美庐”来。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周小舟、周惠听了都笑起来,气氛轻松而融洽。

周小舟和李锐都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他们在毛泽东面前谈话也比较随便,别人不便说的话他们也敢说。毛泽东对他们仿佛也很喜欢。李锐在沙发上坐好后,毛泽东说今天是找“秀才”们来聊聊,听听他们的“高见”。可是一扯起来,还是毛泽东谈得最多。他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各部门。否则的话,人家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秀才”们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有人说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产,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接着他又讲到大炼钢铁要翻番,“不料搞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事情全忘记了,本末倒置!”

毛泽东由此讲到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的斗争之中。他说:“要有对立面。我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与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他特有的风格,谈话高屋建瓴,思路敏捷开阔,能把细琐的小事与深刻的哲理很自然地结合起来,加以发挥。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的坦诚解剖,使“秀才”们深受感动。趁着毛泽东兴致正浓,周小舟大胆进言说:“主席,高指标是上面压出来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于如此尖锐的批评,毛泽东不但能听进去,而且还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秀才”们呼吁请陈云同志出来主管经济,说他搞经济工作很稳重。毛泽东说:“陈云这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他所说的“短处”可能是指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二人搞的“反冒进”。对于那次的“反冒进”,毛泽东一直是很不满意的。

不过,毛泽东仍明确表示:“同意陈云当总指挥。”

毛泽东还赞扬了陈云,讲了三国时曹兵大败于袁绍,曹操思念郭嘉的故事。“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秀才”又趁机向毛泽东反映说,会议还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的同志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一谈就扣帽子。所以,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揭出来。毛泽东说:“转告大家,不要那么沉重。”“秀才”们又斗胆进言:“1958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粮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表示:“以后可以不再提这些口号了。”交谈中周惠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周小舟、李锐立即建议说,最好将大区组打烂,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这次谈话持续到深夜,气氛一直是轻松、活跃的。从交谈中,“秀才”们感到主席对纠“左”问题的许多看法,跟他们是一致或接近的。毛泽东乐观的心境和通情达理的豁达态度,也使“秀才”们深受鼓舞。周小舟把他们在毛泽东那里谈话的情况,向彭德怀详细谈了,并建议说:“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当面谈容易谈崩。”彭德怀以非常诚恳的口吻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他能看到吗?”周小舟问。“能看到。”彭德怀说。彭德怀虽然暂时不想去找毛泽东谈话,但周小舟介绍的与主席长谈的情况,还是使他很受鼓舞。他相信毛主席会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和他上送的那些材料的。会议一定能顺利地开下去,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彭德怀还是“秀才”们,都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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