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的由来和演变

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的由来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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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的缘起：农业互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开始被废除，转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土改进程进一步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这种以农民个体所有、个体经营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在生产经营中产生了贫富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党内出现了不同看法，毛泽东与刘少奇也存在不同的意见。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怎么办呢？报告提出，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报告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增强公共积累；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还提出，对于农业的私有制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在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立即找刘少奇请示。刘少奇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认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同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为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再次严厉批评了山西省委的观点。刘少奇之所以如此重视并反复批评山西省委的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应该分为两步走: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离开强大的国家工业，乡村农业集体化就不可能。”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刘少奇主张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发展一个时期，富农也允许其存在、发展，不应急于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这就是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报告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据薄一波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毛泽东的道理说服了刘少奇等人。这次谈话后，刘少奇命人向马列学院一班学员收回了7月5日在春耦斋发给他们的材料。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件事也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深层分歧。 　　分歧再现：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 　　关于解放以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本是一致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指出，党在城市、在老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刘少奇也持同样的观点。1949年6月，刘少奇在一份提纲中指出，战争快要结束了，“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同年8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上讲话时说：“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为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解放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这些问题上，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分歧是在党的“八大”后出现的。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阅定稿的。大会结束前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其间，毛泽东多次约陈伯达、胡乔木谈决议的修改问题。在经过各代表团、各小组和常委会的讨论后，毛泽东批示：“照此付印，付翻译。”《决议》批准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确概括，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判断与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吻合。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据王光美回忆，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完全动摇了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根本上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没有讲话。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视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既为此后近二十年的失误种下了祸根，也为日后毛、刘之间出现更大分歧埋下了隐患。 　　分歧加剧：如何评价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工作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刘少奇的态度是积极的，并没有反对。比如1958年7月5日，他在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同干部座谈时说：“有的国家人才少，劳动力少，困难一些，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赶上英国不是十五年，十五年是要超过美国。大家的干劲这么大，干起活来，不计上下班，干完算数，有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刘少奇的头脑也是比较“热”的。邓小平后来曾这样回顾和评价这段历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可见，在发动“大跃进”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并无意见分歧。分歧是在如何评价这段时间的工作上出现的。 　　众所周知，从1958年开始，由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首先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我国重工业增长2.3倍，农业却下降22.8%。其次是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以粮食为例，1957年我国粮食产量3901亿斤，1958年4000亿斤，1959年下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则又减少到2710亿斤。由于粮食大幅减产，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1960年的正式统计，当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本想让人民快一些过上好日子的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面对如此惨痛的事实，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说明。实际上是另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分歧就出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纲虽然经过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但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发挥，有些提法、判断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晓，有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未免有些刺激性，令毛泽东不快。比如刘少奇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无疑是对大跃进的严厉批评。又比如刘少奇在谈到错误和成绩的比例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些话，尽管今天看来完全正确，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还是极为罕见的，很有刺激性。因为在我们党内，首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的恰恰是毛泽东，而且是经常这样讲。现在刘少奇说“不能到处这样套”，这在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况且他是在那样一个场合讲的，可以说是在全党面前。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二者哪个是主要的呢？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具体分析。他说，有些地方工农业减产，天灾是主要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突破了毛泽东的估计，毛泽东听了自然不会高兴。还比如，刘少奇在讲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虽然从字面上看是讲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但言外之意无疑是说这些东西有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等过5年、10年再“做出结论”。这些话，对于把“三面红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泽东来说，当然不顺耳。 　　虽然毛泽东没有正面评价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对林彪的讲话的高度评价中，间接感受到他对刘少奇讲话的不满。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讲话的基调同刘少奇完全不一样，带有明显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色彩。与刘少奇不同，林彪在讲话中首先全面肯定了“三面红旗”，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在谈到这几年的困难时林彪又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在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路线。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同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了林彪讲话整理稿之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两个讲话，对其中的一个不评价，对另一个则极其欣赏，毛泽东的态度不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吗？ 　　分歧公开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围绕当时的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及搞法的问题，两位伟人的分歧暴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一次，开一次大会就讲一次。正是出于抓阶级斗争的考虑，从1963年初开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分工，1964年12月以后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刘少奇是赞成的、积极的。他对“敌情”的估计甚至还有甚于毛泽东，比如毛泽东在1964年6月8日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稍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当他听到有的干部对毛泽东的判断有怀疑时便予以严厉批评，他还说：“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基于这种认识，刘少奇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中去。所以说，在开展和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这样一场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并无分歧，分歧是后来出现的。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集中研究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要分歧，并且逐步公开化。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问题上： 　　第一，主要矛盾。在我国的主要矛盾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八届三中全会，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他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对此，刘少奇是十分清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刘少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特别是农村的主要矛盾产生了新想法，并提了出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会议上，当毛泽东讲到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插话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党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对刘少奇的插话，毛泽东非常不满。因为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径自插话表述相反的观点，这在过去是没有的。1964年12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冲突。毛泽东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会议进行过程中，当刘少奇讲到农村的主要矛盾如何表述时，毛泽东未予理会，继续着他的话题。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以商量的口吻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有人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是不同意。讨论中，毛泽东始终盯着“当权派”问题不放，避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稍后，刘少奇又以肯定的语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接着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又跟了一句：“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这次的意见冲突显然令毛泽东非常生气，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战略性判断。 　　第二，运动的性质。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这是一个和如何判断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及其特点紧密相连的问题。早在1964年8月初，刘少奇就指出：“现在的敌我矛盾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同时要把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并且加以解决。”同年10月24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进一步说：“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正是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一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1岁生日。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一些劳模、科学家吃饭，过生日。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让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这一次却是一脸严肃。席间，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接着便十分严厉地指出：“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宴会的气氛可想而知。据参加了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席间鸦雀无声。” 　　12月2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就运动的性质问题批评刘少奇，他说，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字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他带的那两本书上。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道，‘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毛泽东的这一大段话，实际上是说他作为党员，有参加党的会议的权力；作为公民，有发言的权力。这主要是针对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因为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负责会议具体组织工作的邓小平鉴于以往一般会议毛泽东大多不参加，而这次会也是以讨论具体工作、听取各地汇报为主，所以邓小平提出，如果毛泽东有事可以不参加会议。刘少奇呢，主要是因为前几次会议上在毛泽东讲话时他多次插话，阐述不同意见，或者是在他自己讲话时毛泽东插话，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讲完，自己就又接着讲起来。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这种带有一定意气成分的不满，加上对一些重大分歧的过重判断，使毛泽东对刘、邓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越来越把矛头指向他们，特别是刘少奇。 　　第三，运动的搞法。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把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刘少奇逐步形成了一些他认为比较好的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大兵团作战，即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他主张把各县的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配到地委，在省委、地委带领下集中搞一个县。当时，甚至出现了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到一个县搞社教的情形。另一条是扎根串连，下去蹲点。1964年7月2日，刘少奇在召集出席河北省委工作会议的地委书记座谈时说：“所谓蹲点不是到点上听听汇报又回来了，而是从扎根串连开始一直到四清搞完为止，一直搞下来，取得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各级党委才能真正领导好这次革命。”从理论上来讲，要指导运动，了解情况，倡导到下面扎根、蹲点，并不错。但是非常不应该的，是刘少奇在阐述扎根串连的重要性时，轻易否定了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开调查会”的调查方法。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阶级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这当然容易引起毛泽东的不快甚至误解。实际上，毛泽东也确实很早就对刘少奇的某些做法有意见。1964年8月30日，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后来，到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的不满终于公开化了。 　　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他还说，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方法要改。1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对前一段运动的搞法提出批评，说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1965年1月14日，连续召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通常所说的“二十三条”）后结束。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所形成的裂痕是巨大的。尽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做了自我批评，但从历史事实看，毛泽东并未完全消除对刘少奇的误解。1970年12月18日，当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问他是在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答道：“那就早口罗。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可见在那时毛泽东就已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稿件来源: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3583/73600/50759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