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副主席“一号令”的问题 （十）
试问汪东兴
汪东兴关于“一号号令”的记述与张云生截然不同。何是何非﹐任人评说﹐但是﹐看了汪文﹐不免让人一头雾水﹐产生许多疑团﹕
第一﹐汪文与他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发出的许多中共中央文件的提法矛盾。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现在却又改为经周恩来向毛泽东转报﹔而且﹐电话记录稿变成了装在信封中送来的“传阅件”﹔何况把呈毛泽东一人审阅的文件称为“传阅件”也很外行﹐但愿这是那位捉刀人因不熟悉党政机关文电分类和格式而出现的笔误。
第二﹐汪文不知为何回避了林彪发指示时已去苏州﹐而毛泽东则在武昌﹐周恩来留守北京这一重大情况。要知道﹐林彪如果真的先把电话打给周恩来﹐再在周恩来那里形成“传阅件”﹐是很难在当天把它送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泽东手中的。更何况﹐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有林彪曾给周恩来打过电话之说。
第三﹐倘若毛泽东真的“烧掉”了林彪的电话报告记录稿﹐他并未说明烧掉的理由﹐则其动机可以作多种揣测﹐为什么汪东兴就认定是毛泽东对林彪和他的“一号号令”不满﹖即使情况确如汪东兴所说﹐那么﹐当时在场的只有汪东兴一人﹐将此事告诉林彪(还有黄永胜等人﹖)的当然也只能是汪本人。而毛泽东对此并无指示。叶群10月20日在京西宾馆便已讲到此事﹐说明她很有可能是如汪东兴所说﹐是在汪收到“传阅件”当天的19日便得到消息的。那么﹐汪东兴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引起林彪等人恐慌的情况泄露出去﹖他的动机何在﹖他是向谁讲的﹖又是怎样讲的﹖
第四﹐汪文称﹐“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得知毛泽东对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即后来的“一号号令”深感不快﹐于是赶紧“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实际上这个“号令”(不是“命令”)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大张旗鼓地﹑认真地执行着﹐各大军区和军兵种也不断有情况上报中央军委﹐所有当年曾在统帅部经办此事如今仍然在世的人﹐都可作证﹐而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对此却一无所知﹐岂非咄咄怪事﹖
第五﹐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毛泽东对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很“不高兴”﹑“很反感”﹐而且这是关乎国家安危存亡和大是大非的大问题﹐为什么却又听之任之﹐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不是人们所了解的毛泽东。
见仁见智说“号令”
“一号号令”是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的论断被排除了﹐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究竟有无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却又有两种不同认识。
一种意见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事后的结果看﹐苏联和美国都没有对中国大举入侵﹐相反﹐中苏﹑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后还逐渐缓和。林彪此举﹐是由于他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有些惊慌失措﹐因而“反应过度”﹐惊师动众﹐劳民伤财。有的还以4位老帅对形势的看法与林彪的举措作对比一一当年5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定由陈毅元帅牵头﹐邀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书面意见﹐供毛泽东考虑战略问题时参考。4位元帅经过16次近50个小时的认真研讨﹐先后于7月11日和9月17日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呈送毛泽东。两份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已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是﹐对华作战非同小可﹐这是关系到它生死存亡的大事﹐苏联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何况这中间还有个苏美关系问题。苏美矛盾大于苏中矛盾﹐苏联如进攻中国不能速胜或者两败俱伤﹐必使美国坐收渔人之利﹐苏联对此不能不慎重考虑。根据上述分析﹐4位元帅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对“一号号令”持否定﹑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林彪﹑黄永胜等人和4位老帅代表了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问题上实际存在着的两种不同意见。形势的发展证明4位老帅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而林彪﹑黄永胜等人的判断和决心都是错误的。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用是否发生了战争来评论采取的战备措施是否得当﹐看似有理﹐却犯了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研究战争的因果关系﹐并不像验算数学公式那样简单﹐一成不变。战争打与不打或是大打小打﹐往往并不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的﹐而是由敌对双方或多方因素互为作用﹑不断演变的结果。历史经验证明﹐当战与和两种可能都存在时﹐如果只把“宝”押在和的一边﹐往往要吃大亏。世界上有的国家上百年没有战争﹐但他们防备外敌入侵的工作却从不松懈。从结果看﹐百年备战百年不战﹐实在是极大浪费。岂不知﹐没有这看似多余的浪费﹐战争就不知什么时候会打起来。最近的典型例子是英阿马岛之战。英国人强占原属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100多年﹐此岛面积等于三分之一个台湾﹐但气候恶劣﹐岛上只有数千居民﹐英国也没把阿根廷放在眼里﹐因而在岛上只象征性地驻了很少部队。1982年﹐忍无可忍的阿根廷军队一举收复该岛﹐英国守军投降。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和战略利益﹐英国政府不得不派出载有地面部队近万人和数百架飞机的庞大舰队﹐横渡浩渺的大西洋﹐费时两个多月﹐以被击沉击伤军舰18艘﹑损失飞机30余架﹑伤亡和被俘1200余人﹑耗资数十亿英磅的沉重代价﹐重占该岛。事后英国政府慨叹﹐如果当初稍微加强一下岛上的军事力量﹐每年只需增加很少一点预算﹐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一场“昂贵”的战争了。
军队里有句流行已久的牢骚话﹕备战备战﹐备而不战。这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备战与战争的辩证关系。战争有其特殊规律﹐作为战略防御的一方﹐枕戈待旦﹐准备迎敌﹐敌人却偏偏不来﹔一旦疏于戒备﹐没想打仗﹐敌人却往往逼你打仗。事情就是如此矛盾却又合乎实际。此外﹐不妨引用一点近年国外陆续发表的回顾当年中苏关系的文章。例如前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红色按钮一触即发》为题﹐记述了苏联领导人在六十年代如何准备冒险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些材料至今读来仍叫人心情很不平静。当时的在位者对这类情报是不会掉以轻心的。即使是当时基本处于“靠边站”状态的4位元帅﹐尽管他们判定“苏联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但同时却又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重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
有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苏联谈判代表团到中国来﹐林彪就会和突然袭击联系起来﹖为什么他经常要讲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这大约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1941年6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德国机群空袭时马达的刺耳轰鸣和呼啸而降的炸弹声﹐给正在那里学习﹑养病的林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回国之后﹐他多次讲起这段经历。1959年夏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当年11月﹐他到广州休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三是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问题﹐指示刘兴元组织一个临时写作班子﹐搜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将于1960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作准备。三个题目共写了10万多字。林彪对突然袭击的材料尤感兴趣。这期间﹐林彪还要参加突然袭击专题写作的一位参谋给他讲过诺曼底登陆战役。
1961年5月﹐林彪委托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天津主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着重研究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
1962年﹐林彪指示在总参谋部和各大军区﹑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门成立“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简称“防突办”)﹐其任务用林彪的话讲﹐就是吃了饭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蛛丝马迹﹐提早发现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到国庆节期间﹐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谋部防突办公室根据林彪要求特派参谋阎洪滏去“林办”帮助工作﹐其任务就是直接向林彪提供主要敌对国家的最新军事动向。林彪交代阎洪滏着重研究的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无可能对中国发动原子弹袭击﹖“九一三”事件后﹐阎洪滏也因与林彪的这段关系而遭审查﹐备受折磨。这是后话﹐不提。
由上可见﹐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当时形势和他长期思考的结果。至于林彪是否像某些评论所说﹐他发布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就是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敌人马上就要动手﹖还是听听林彪自己是怎样说的──9月30日﹐林彪在召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谈国庆节期间的战备工作时﹐首先便讲了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和他的决心﹐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在这一点上﹐看不出林彪与陈毅等4位元帅的观点有什么不同。
讲到战备﹐不应忽略周恩来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关心和过问战备﹐这不仅是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的职责所在﹐而且与他的经历有关。建党初期﹐周恩来曾长时间担任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之后﹐他又成为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的主要助手。林彪在兼任国防部长之后曾经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九一三”事件后﹐有人说林彪的话是对周恩来过问军事工作的牢骚和不满。如果除去这个意思﹐这话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周恩来对军事工作抓得细﹐要求严﹐讲求效率﹐喜欢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在中苏两国政府商定举行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之后﹐阎仲川的秘书符传荣于10月初整理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和日军偷袭珍珠港情况的数据﹐着重指出﹐德﹑日两国在发动进攻之前都以外交谈判作掩护。阎仲川认为这个村料有参考价值﹐便叫总参谋部防突办公室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付印后报送中共中央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周恩来看后又要去3份﹐说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与此同时﹐他又要求总参谋部情报部﹐在每天8时前将获得的最新情报向他作一次书面报告。这种做法持续数月之久。
就在林彪发出紧急战备批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其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作了扼要报告。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装满员能够快速机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订了反空袭﹑反空降方案﹐具有应付相当规模意外情况的能力。但周恩来听后仍不放心﹐他殷殷叮嘱﹕“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的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作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功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
周恩来所说的布拉格事件﹐即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联出动大量航空兵和坦克﹑摩托化部队﹐以突然袭击方式﹐对企图摆脱苏联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占领的事件。苏军在地面部队进入布拉格之前﹐首先以欺骗手段派空降兵抢占了布拉格机场。这次事件刚刚过去一年﹐周恩来记忆犹新﹐唯恐苏方故伎重演。接过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作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到现地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批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作了汇报。阎仲川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一位处长去现地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指示的情况进行检查。这几件事情表明﹐在1969年战略形势最紧张的那段日子﹐周恩来和林彪不仅都在抓战备工作﹐而且在有些问题上﹐竟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