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为“项目”审查对象的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时被疏散到外地。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
未雨绸缪，无可厚非。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了江苏省苏州市。
我奉命陪林彪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叶群住在宋美龄曾经住过的一座旧式小楼上，我们几个值班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里。林彪、叶群的住处与工作人员的住处正成一个三角，相距不过三四十米。这所大院，听说“文革”时是苏州市政府的交际处，分南北两个大院，我们住的是南院，警卫部队住在北院，南院的房子还有一些，那主要是为原来这里的工作人员办公所用。
林彪住下后，当务之急是保障通讯联络的畅通。总参通信兵部派来专人，为叶群的住处和值班室临时安装了军委一号台专线电话。林彪那里不需要通向外部的电话，但在林彪与秘书之间、叶群与秘书之间，特意架上一条简便的“热线”，只要林、叶想叫秘书，一个电话就能保证秘书“随叫随到”。
“林办”秘书随同林彪来苏州的只有我和李文普，外加一个管收发文件的保密员。其余秘书全在北京留守。
18日下午5时许，内勤进来向我传话：
“张秘书，首长叫你去一下。”
由于刚来苏州，有许多事情需要安顿，因此我还拿不出充裕的时间去翻看北京带来的文件。林彪叫秘书去，可能是要我讲文件，我去讲什么呢？我进去后，林彪正在室内低头踱步，他见我后，停下脚步，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示意我坐下记录。我坐下了，他仍然站着。他像往常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
“一、……；
“二、……；
“三、……；
“……”
他一供口述了六条。这是林彪喜爱用的表述方式。他交代什么意图，常常没头没尾，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和修饰词，一开口就是“一、二、三”。他这次也是这样，他说：“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的凖备。”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进入紧急战备状备的口述命令。
“都记下来了吗？”林彪问我。
“记下来了。”我说。
“再念一下。”
我照念一遍。
“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
“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首长批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看！”
我去找叶群，把林彪口述的六条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一眼，对我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林彪)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故意绕了个弯子，然后才表示：“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
我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同时解释说：“首长这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一贯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对他也信得过。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
“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的是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凖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例如……”
“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样注意个别辞句。不过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
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上来就说：“一零一呀！你让张秘书给我看的那份电话稿，我看过了。”
“看过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发上，笑着打趣说。
叶群也坐下来，对林彪说：“你提的那几条，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过我想提两条建议，你爱听吗？”
“什么建议？我想听听。”
叶群重复了我说的那两条意见。把我的建议说成是她的建议，大概叶群是想加重一下建议的份量，也显示一下她在林彪面前的份量。
“同意。就照你说的意见办。”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就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份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
“再压多久呢？”我问。
“两个小时就够了。”叶群说。
两个小时以后，林彪、叶群那边再无动静，说明没有变化。我抓起电话机，让北京的军委一号台总机找到北京的黄永胜。总机说，黄总长正在西山的战备指挥所，我让总机把黄的电话接过来。
我对黄永胜说：“林彪同志对部队当前战备工作有六条指示，让我传给黄总长，请您记一下。”
黄永胜答应一声：“好，我马上就办。”
这个电话稿，我以“首长给黄永胜去电话”作标题，将它的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擅自加上了一个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这样的题目，使它成为后来“批林”的众矢之的。
叶群与我约好，“两个小时”以后在我将林彪的“六条”传给黄永胜的同时，她负责将“六条”内容报告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主席。按叶群平时一贯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
林彪传出“六条”指示后，北京的黄永胜怎样向下传达的，我毫无所知。这一期间，我作为林彪身边唯一的秘书，从未接过黄永胜本人的任何电话。黄永胜与叶群的热线一直不断。在黄永胜眼里，与一个秘书打交道是不必要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一号令”曾被认为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和“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而受到连篇累牍的“批判”。“四人帮”把持的舆论工具这样别有用心地胡说八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人云亦云，他们说什么林彪背着毛主席发出“一号令”，是想看看自己呼风唤雨的本事灵不灵，看看下边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对自己发号施令是什么“态度”和“感情”，林彪更想“一箭双雕”。既想借“一号令”作一次“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又想假“战备”之名迫害老干部，把朱德、陈云、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赶出北京去，由此推理下去，当然也把刘少奇惨死在河南开封和陶铸惨死在安徽的责任也都推到了林彪的头上。
这不是历史，因为它不是事实，而是故意捏造的“历史”﹗
事实是：据我观察，林彪为防止苏联借谈判之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口述的那六条，核心内容是部队要紧急“疏散”。疏散到哪里去，怎样疏散，他并未具体过问。命令发出后，他一直在注视着苏联方面的动静。10月19日那一天，他让我与总参作战部取得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以前就开始午休，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不是运载的什么谈判代表团的，大半可能是携带空降兵或核武器的不祥之客。因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电话，探明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我国边境小镇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我国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报。是听得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他听到我转报北京传来的消息：“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经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部官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事实是：林彪发出“六条”命令(所谓的“一号令”)以后，我军各部队(主要是驻“三北”地区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后不久，敌人方面也相继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据情报消息，沿中苏边境一带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全面加强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各方面的动向，都已呈现剑拔弩张之势。在战云密布的气氛之下，似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