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毛泽东亲自策划的所谓“阳谋”
对于发动反右运动的策略，毛泽东不承认是阴谋。他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讲:“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188]
毛泽东的话至少有一点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即这里所说的中共中央指示，实际上是在5月14日和16日分别发出的，而不是在5月8日或此前发出的。毛泽东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让人们以为中共中央（或他本人）早已料到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会有“右派言论”，是有意让他们这样鸣放的。如此，一方面把座谈会上令他感到不悦的人物说成是“牛鬼蛇神”，把那些“带有反共情绪”的发言定性为“毒草”就顺理成章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这一切都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的，以阻塞党内（特别是苏共）对他鼓动大鸣大放的“不慎行动”的质疑。至于说在提出双百方针时就已“安民告示”，更是强词夺理——只要把他一年来的讲话都翻出来看看，就一目了然了。毛泽东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被人指责为“言而无信”，更主要的是可以在苏共和中共干部面前掩盖他对中国社会情绪和局势发展的判断失误。正因为如此，他在5月中旬后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右运动中，其热情和关注程度，比发动整风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5月上半月，真正实行开门整风的主要还在中央，也就是统战部召开的引人注目的座谈会，而绝大多数单位和地方都行动缓慢。所以，在中央开始转向的时候，各地的整风运动才刚刚开始。比如云南省，就是在5月14日这一天，成立了以谢富治为书记的12人整风领导小组。[189] 谢富治在当天的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中，讲述的完全是中共中央5月初整风指示的精神: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重重矛盾，首先必须认清党的责任，把党风整顿好；处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论是哪方面的错误和缺点，责任主要是在我们这一边”；“工人、农民、学生中间闹事，固然有种种的原因，但是主要是我们的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不倾听群众的意见”。[190] 5月16日，云南省委研究整风问题的精神传达到基层，仍然是宣讲中央整风指示，只是态度比较慎重。省委要求“各地注意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轻易发动群众搞反领导上官僚主义的运动，以免陷于被动”。按照省委的安排，“目前整风只在省委、地市委中开展，整风的重点只是县以上干部”，其他人主要是学习文件，“正面体会”。[191]
即使在北京，情况也是如此。直到5月16日，北京市委才发出了整风计划的通知。北京的安排是，学习文件全面开展，工作和思想作风检查分批进行。在学习和讨论文件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分别找党内干部和党外人士开座谈会，广泛地征求意见，广开言路，充分发扬民主，放手鼓励批评，解除各种顾虑。检查的方式，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凡是有不同意见的，就要展开争论，应当允许进行反批评和申辩，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问题，在讨论以后应当作出结论，同时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192]
这些部署显然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晚了一拍，但正好赶上新的安排。正是这种中央和地方的错位现象，给人一种感觉，“引蛇出洞”的策略是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实际上，整个“阳谋”是从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两道密令（14日和16日）后开始的:一方面在社会上大力宣传，公开鼓励和号召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一方面在党内迅速分级传达中央的新精神，以便安定人心，做好反击的准备。
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评论指出，“在整风运动期间，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大胆尖锐毫无保留地揭发我们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员进行整风。”
形式主要是“邀请各方面的非党同志举行各种座谈会”，“党组织可以更广泛地运用这种形式。部可以召开座谈会，局、司、处、科也可以召开座谈会；可以邀请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同志进行座谈，也可以邀请机关中一般的非党干部进行座谈；座谈会的规模可大可小，不用会议形式而用个别的访问谈心也可以听到很多对党的意见”。总而言之就是采取各种方式让党外人士说话。5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社论说:“我们首先要充分地揭露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这就应该让各个方面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大家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这样才算真正地实现了‘百家争鸣’，同时帮助了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有些用语是直接摘自中央16日指示的，不过只引用了前半部分，而且主要是说给党外人士听的。
中共中央14日和16日指示如何传达的情况，目前尚无文献资料可以说明，但笔者看到的两个回忆史料说明，文件的传达非常迅速，范围也比较广泛。
时任《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负责人纪希晨证实:5月17日晚10点多，《人民日报》编辑部电话通知:“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时期，全党开展整风，北京、上海动得早，开始鸣放，但全国还没鸣放起来，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各省市都要开展鸣放，帮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什么话都可以讲，就是骂共产党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各记者站都要发整风鸣放稿件。你们四川明天就要发条消息来，没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厅、统战部看看，旧材料也可以发来”。第二天，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召集常委扩大会议，听了记者站汇报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开展鸣放。[193] 《人民日报》编辑部这个通知显然是按照中央的新精神传达的，只是对记者们不能明说而已。省委召开紧急常委会，当然不只是听编辑部的电话通知；当场便布置鸣放工作，则说明此前省委必定已经接到中央的指示。
当时负责《文艺学习》编辑部工作的作家黄秋耘证实:5月18日晚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聊天时，文化部党组书记周扬来电要邵去参加紧急会议。邵接听电话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临走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又叮嘱说:“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194] 很明显，周扬要在紧急会议上传达的，也是中共中央的新指示，而且，对于整风运动将要转向，省部级领导人已经心知肚明了。
甚至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也事先接到了通知。6月1日，民革副主席何香凝在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与其说是给中共提意见，不如说是对民主党派的告诫和责备。何希望各民主党派诚诚恳恳帮助领导党，“如果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何香凝用了很大篇幅讲国民党的右派历史，然后联系到现实说:“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责“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195] 人们当时或许没有注意到，自开展整风运动以来，这是“右派”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而此前只有中共中央在内部文件中使用过。
于是，各种“引蛇”和“钓鱼”的行动便大规模展开了。根据5月下半月《人民日报》的报道，各部委、各地区、各大学、各学会都纷纷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所有这些座谈会，就是要鼓动非党知识分子站出来讲话，给共产党“提意见”。5月28日北京市委再次布置工作时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市府各局、市委各部机关必须立即开始大放大鸣，“党外普遍征求群众意见，党内讨论目前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发挥自由思想”，还特别提出“对于知识分子多的几个部门要大‘放’特‘放’”。[196]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鸣放的动态，指示更加具体，要求更加严格。5月20日中共中央发给各地党委的《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就是一个范例。指示规定各地党报的报道方针应该是:1、继续刊登“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刊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但“右翼分子在报上所占比重应逐步缩小。特别是那种一般性批评和谩骂的东西，更应少登或不登”。2、特别注意刊登中间分子那些比较公道的批评右翼分子的言论，并“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3、“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宜过多，特别注意登他们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不要登他们那些没有说服力和火气太大的，特别是乱扣帽子的东西。”4、“应该登载关于改进工作的事实报导”。5、“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要“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予以反驳和批判。此外，在各种会议上，“应该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左派分子和中间分子的发言”，并给予报道。[197] 所以可以肯定，整风运动中被引出的“蛇”和被钓上的“鱼”，基本上就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确定了新方针到6月8日宣布全面反击右派期间冒出的人物和言论。
实际上，真正的大鸣大放也确实出现在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针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和言论，不仅数量猛然增加，范围迅速扩大，而且情绪日益激昂，言词愈加刺激。毛泽东后来对这时的情形有一个概括:少数右派和反动分子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
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198] 又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这些资产阶级右派人物“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199]
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无疑是过于偏激和敏感了。不过，“引蛇出洞”的结果，确实造成了混乱的局面。这主要表现为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鸣放言论；从北京大学开始并引向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共产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影响力骤然下降。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发生动乱的苗头和趋势。
为便于理解毛泽东的反映和思想变化，笔者特意找出这一时期内容敏感、用词激烈的鸣放言论进行了认真研究。[200] 但细细品味这些言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尤其是与上述被毛泽东点了名的那几位“大右派”的言论相比，除了储安平的名言“党天下”外，都没有更过分的地方，充其量也是属于思想认识或世界观的问题。[201] 其实，这些言论是否真的带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此时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言论已经传播，并在知识界“中间派”以及广大学生中产生了共鸣。在这方面突出的反映就是学运风潮。
有研究者认为，5月中旬，毛泽东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如何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北京大学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202] 这个判断似欠准确。不错，直到5月底甚至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整风的初衷，但是如前所述，到5月中旬，他关注的重心已经开始移动，只是还没有做出如何纠正右派“错误倾向”的最后决定。不过，北京大学引发的学生运动确实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注意，并且对促使他下决心全面反击右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思维敏捷而感情冲动的青年学生，其言论尖锐和大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民主党派和教授们的意见。后来，共青团中央大学工作部把大学生的言论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类，其中特别激烈的观点如“建国8年至今，民主空有其名……宪法上赋予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概无保障。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全体人民，党即国家，党即法律”；“天下是人民打的，不是共产党打的，不能由共产党一党独断和垄断，必须各政党竞选”；“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马克思主义好比圣经，各地党委书记好比教区主教”；“文王杀四人而定天下，毛主席杀了七十万！简直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03] 上海市整理汇报了类似的材料，言论同样十分刺激:“共产党和过去封建王朝一样，整个党就是封建王朝的味道”；“整风主要应整老和尚:整风的根本问题在于党中央，关键要整党中央”。[204] 如果仅仅是一些“年轻娃娃”的过激言论，未必会引起毛泽东动怒，但学生风潮的发展趋向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学生鸣放时出现的停课、请愿、自发组织小团体等行为影响到社会，且与社会骚动融为一体的趋势，已经构成了对共产党统治和社会安定的威胁。
在知识界和大学生轰轰烈烈地进行大鸣大放时，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也呈现出一种动荡的局面。早在4月19日北京市就提出，今年北京市中、小学毕业生约有3万人不能升学。问题重大，不能忽视，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容易闹事。报告说，“去年以来到现在，北京市共发生罢工、罢课事件七起，参加人数约四百多人。发生推派小型代表团请愿、包围领导者等类似事件约有六七十起。”4月28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今年以来，许多商品价格上涨，或者变相上涨，许多商品又供应不足，引起广大群众的忧虑和不满。现在，群众心理普遍紧张，不少人怀疑‘共产党稳定物价的政策是否保险’。”[205] 这种不满情绪和不安定因素与大鸣大放的社会气氛搅在一起，后果可想而知。
5月下旬学校面临毕业，很多学生因毕业后不能升学或留在城市工作而闹事。5月22日《内部参考》刊载了内蒙丰镇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生闹事的情况:700多学生集体罢课，还有一部分人“整队到大街游行，演说、呼口号，企图取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206] 湖北医学院在5月20日至25日期间因要求改善校舍、设备等条件，发生全校性的停课风潮。
风潮的矛头直指中共湖北省委。[207] 5月27日天津第四十七中学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成立了“秘密组织并串连其他学校”，“印制传单，散布错误论调，积极拉拢同学，准备游行”。[208] 5月29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生也因此连续给国务院总理和交通部发电报，闹事的情况有继续发展的趋势。[209] 陕西地区高等学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风波和闹事事件，学校领导“处于紧张被动状态，‘四面作战’，招架不住”，情况严重的有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学院、西安动力学院、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学院等。[210]
5月28日至30日，湖北城市建设工程学校学生因校方领导的官僚主义罢课三天。6月1日，沈阳俄专部分学生因对毕业分配方案不满罢课。6月2日，因一个学生遭公安局无理拘留，广州师范专科学校1200个学生自动集会，表示抗议。[211]
到6月初，有些地方的学校风波已经影响到社会。6月1日，武汉大学学生到汉口繁华商业区一带张贴大字标语，要求“派记者到我们那里去”，“反对新闻封锁”等。贴到《湖北日报》社和《长江日报》社门口的标语被撕掉后，引起学生不满。3日，学生代表41人到报社质问、抗议。双方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无果而终。[212] 南京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而且闹到省委。6月1日南京大学学生把大字报贴到《新华日报》社门前，质问为什么不发表南大鸣放的消息，围观者达2000多人。学生与围观群众发生争执，并展开激烈辩论，直到次日凌晨才散去。由于大字报被撕去，南大学生3日派出代表两次到省委请愿，受到省委书记接见后，事态才平息。[213]
城市工人闹事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上海。上海市总工会报告:“最近几个月来，职工罢工闹事数量有了增加，从今年4月初到5月24日止，共发生大大小的闹事事件200多起，涉及工厂企业单位约有240个，参加闹事的群众有10000人左右。”特别进入5月以后，闹事情况日益严重:“4月份有39件1200余人，5月份却有160余件8200人，4月份一般只是工业系统，5月份逐渐向其他行业蔓延。同时，内容也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而较多的是经济上、政治上算老账，因此，处理上也感到不很容易、不简单。”[214]
5月27日《内部参考》以《目前上海部分工厂企业内部情况很紧张》为题报道，5月上旬艺徒罢工请愿一度“闹得很凶”，刚刚有所稳定，矛盾又转向其他各类职工。“部分工厂的职工酝酿‘放’、‘要求放’的情绪日旺。榆林、徐汇等区职工罢工、集会、准备游行等事件逐渐增多:普陀等区的部分职工中，也在‘冒火’，蠢蠢欲动。”报道说:“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厂里，群众自己组织起来闹事，把共产党和干部撇在一边，干部要召集他们开会开不起来，连情报也搞不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23日在全市工厂企业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这种情况值得所有的厂警惕，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上海要大乱。”[215] 两天后又报道说，在知识界鸣放之后，“上海基层工厂的职工要求‘放’的情势最近已日趋紧张”。最近几天来新的罢工、集会、准备游行示威等事件突然增多，一部分工厂则正在“冒烟”、“冒火”，如不及时处理，很可能也要延烧开来。报道特别指出，尽管没有在工人中发现政治历史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闹事有向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方面发展的趋势”。[216]
到6月初，情势更加紧张。6月7日《内部参考》报道:“上海基层单位职工闹事的情况，最近一周多来继续扩大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据极不完整的统计:几乎每天都发生职工闹事事件，少则七、八起，多则一、二十起；市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每天要接待好几十批人民来访，职工要求仍然大部分集中在工资、福利方面。”
闹事的形式“一般是罢工、怠工、集会、贴标语、代表或集体请愿”，甚至有“打骂或恐吓杀人”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闹事的面扩大了。前一时期主要是新公私合营工厂的职工闹，现在已延及到一部分老合营厂、国营厂、交通运输工人、搬运工人、过去动员回乡又倒流回沪的三轮车夫与失业工人、机关干部，甚至家庭妇女（要求就业）等。”
闹事的工厂在全市企业所占的比重虽小，但波及面很大，“已开始影响到正常生产，而且目前情势还是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大批领导干部陷于其中”。[217] 据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统计，1至4月份发生闹事约有44个工厂，参加闹事的职工约3200余人，但在5-6月间，闹事风潮陡然扩大，涉及548个工厂企业，参加闹事的职工达31000余人。[218]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工人闹事的情况说明，“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已经十分严重，更加危险的是，这种情绪正在与知识界和学生界的鸣放汇合。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局势更加混乱无序，闹事风潮也发展得更加严重，更加迅速。目前尚未发现有关5-6月农村闹事状况的综合统计资料，不过，一些局部地区的情况，也能反映出大体的趋势。
浙江省的一个农村调查报告曾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该报告讲述了仙居县农民闹事的严重情况。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户。报告认为事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农村干部在发展高级社的过程中产生了骄傲和急躁冒进的情绪，结果政策不明，管理混乱，严重减产。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219]
山西省自去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147起，参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闹分社的81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48起，闹粮荒的18起。江苏省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12个区、47个乡、436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50000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62%。闹事者有的要求救挤，有的要求增加口粮，有的是对干部有意见，其中大部分是富裕农民，其目的主要是要求退社。
5月间开始，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退社的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458个社解散，加上其他退社户，共有40000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个乡、366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26个社基本保持完整。[220]
党内的状况也很令人担忧。大部分党员干部对鸣放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和不满情绪，有的公开抵制鸣放，有的态度消极、情绪低落。但也有少数人参与到鸣放运动中，甚至同“右派”站在一起。这两种情况都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因为这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党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受到严重损害。
中共基层党组织对整风本来就很消极，对大鸣大放更普遍采取了抵制的立场。据报道，广州市有些基层领导对少数敢于发表意见的党外人士变相施加压力，有的甚至进行追查、质问和议讽。重庆市不少干部态度蛮横，有的公开讲:“意见随你们提，充其量撤我的职。”有的拍胸膛说:“老子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都不怕，一没贪污，二没违法，你们搞大民主也把我整不垮！”还有的认为鸣放是“自己讨打”，把干部队伍“弄得乌天黑地，简直无脸见人”。
《广西日报》总编辑甚至“破口怒骂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是乌龟王八蛋，说他们想拆散省委”。[221] 陕西省委5月25日报告，“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有些领导同志由于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看到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或者听到下面干部在学习文件阶段刚刚提了一些意见，就张慌失措起来，有的感到不服气，不高兴，甚至拒绝批评，有的悲观消极，抬不起头。
总而言之，不积极主动地领导群众开展整风运动，而是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一般干部中也有很多顾虑。”此外，“从目前各高等学校的情况来看，还有不少党员和群众在一起向领导提意见，不分党内党外，不管党内秘密，特别是闹事的学校，党团员在学生中，虽然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但是，人家一冲就垮了。甚至于党团组织对党、团员也失掉了领导和控制的力量。”[222] 云南省也有类似情况，一些不坚定的党员、团员“相继动摇、思叛以致倒戈投降”，仅据云南大学统计，这样的共青团员占团员总数的30%。[223]
在5月29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党内会议上，各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汇报的情况很有典型意义。一、多数基层干部抵触情绪很大，反对继续搞大鸣大放。教务部部长李培之激动地拍桌子说:“我实在受不住，你看看这些大字报，什么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东西，党给糟蹋得像什么样子”。副部长李新也是同样态度，他要求保留意见，甚至表示可以辞职。
老党员何干之、经济系主任宋涛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要推广到工厂、农民、市民中去”，这些情绪带到全国“要出大乱子”。二、广大党员思想苦恼，不知所措。很多人汇报，现在各支部不知如何行动，“只能凑合群众一起贴大字报”。经济系总支书记方志西说:现在党员坚持立场的就受到排斥，失掉立场的似乎说成是积极的，这很值得注意。[224] 不知所措的岂止人大，鞍山市委书记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是应该大胆地“放”，还是按照我们的规定来“放”？总之，市委处于完全“被动的姿态”。广东省直属机关和广州市级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感到左右为难。[225]
进入6月以后，随着鸣放的开展，党内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北京外语学院的党员苦恼得很，“有些群众逼他们发言，特别是关于肃反问题，他们不发言，有些群众就把纸条贴在他们背上，有的把字条硬塞进党员的口袋里去，有的写大字报贴在党员的宿舍门上”，而“党组织在运动中已不起作用”。“现在的党员就像失掉母亲的孤儿，像被击溃了的分散活动的游出队员。”
中央音乐学院的党团干部在鸣放中也完全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226] 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出现了两个极端的情况:一方面，有的党员干部一怒之下撕掉了大字报，有的则干脆“以牙还牙”，也用大字报反驳；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党员“立场动摇”，有的泄露了肃反时如何整人的“机密”，有的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迎合对肃反运动的批评意见。[227] 有不少人直接给中央写信，诉说衷情。如北京大学张锦文给中央书记处写信，表示反对报纸上夸大人民内部矛盾、单方面发表民主人士的片面意见的现象，对《人民日报》也这样做，更无法接受。
6月8日有一匿名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前天工业干校有一党员老干部，自己先买了棺材，然后上吊自杀身死，他留给你的遗书，不知你见到了没有？为什么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共产党老干部舍不得自杀，而入城后却发生这样可怜的事件呢？难道你们能对此无动于衷吗？”写信人警告说:“这样下去，他们会认为共产党太软弱可欺了，他们会得寸进尺，就会请你毛主席下台。”[228]
毛泽东本人未必能够看到这封信，但是，民主党派和知识界言论的影响，北大学潮及其在全国高校引起的风波，城市和农村出现的动乱迹象以及党内的不安定因素，这一切汇合起来使毛泽东感到，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正处于某种危险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