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芦笛：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3－5）
作者：芦笛 文章来源：罕见奇谈
三、毛泽东的战略眼光
70年代末期，邓小平复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党内外否定毛的暗潮随之涌动。此时老邓却借接见外宾之机，肯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功勋，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至今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此后又推出了“四个坚持”，于兹堵死了我党正式否定毛的可能。
从党国利益来看，老邓此举的确是高瞻远瞩。当时就连我这草民都能看出来，老邓没有条件作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了斯大林，还有列宁那尊神在，反正布党的江山又不是老斯打下来的。批了毛，我党执政的合法性还在哪里？这难题不但存在于当时，而且只要我党执政一天就必然存在一天。“非毛”与“非共”乃是一回事，决无可能剥离开。
不仅如此，客观地说，老邓那话也有三分真实。的确，没有毛泽东，我党很可能就不会上台，当然也不会至今还在黑暗里摸索──随着苏联垮杆，中共失去了胎盘，那下场还能跟缅共德钦巴登顶和柬埔寨波尔布特两样？
老毛当然不是我党吹出来的那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算无遗策的活神仙。中共的胜利，首先当然应该归功于苏俄向中国输出了列宁革命工艺学，使得我党得以建立并学会了师傅发动组织群众那一套，党的战斗力和生存力全来自于此；其次全靠苏俄和日本两家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侵略野心；第三和斯大林在关键时刻给我党的战略指导分不开；最后还得归功于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战略筹划。前段敬爱的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王光美同志曾发表谈话，说过去为了宣传党领袖，少奇同志立下的大功就没有提。其实在抗战后决定全力以赴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乃是少奇而不是泽东作出的（大意，非原话）。
所以，毛当然身体力行了他老人家在《关于赫鲁晓夫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九评》的最后一篇）一文中提出的接班人五条标准：“假马克思主义者”、“对同志搞突然袭击的野心家、阴谋家”、“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等等。但尽管如此，窃以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确实未必会上台。
熟悉现代史的同志应该知道，中共夺权过程中最关键的有三步，每一步毛泽东都走对了。
（一）“井冈山道路”
国共破裂前后，莫斯科对中共的指点全无章法可言。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主张中共另立门户单干，斯大林则认为中共人数太少，毫无号召力，不如效法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篡国民党之党，夺国民党之权。
这一招非常高明，后来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全是这么建立的──先弄个共产党人并不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出来，再由共党不动声色地和平夺权，最后通过“选举”变成“人民民主国家”（毛泽东毫无政治发明能力，毛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都是直接抄袭斯大林的发明。而且，如果不是斯大林指点，“新”中国便连个宪法都没有）。在这过程中苏联占领军并没有直接出面，用刺刀扶起傀儡政权来。这策略在当时中国也是唯一可行之道。的确，我党在国共合作前连如今的民运都不如，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势力，谈何自立门户夺取政权？论搞阴谋诡计，老托和老斯根本不在同一等级。
但不幸的是，苏军并没有像占领东欧那样占领了中国，而且国民党人并不全是孙文那种白痴，蒋公识破了这诡计，乃有四一二清党，宁汉破裂。于是斯大林为了证明他的中国政策并不错，只好谴责南京政府，支持武汉政府，坚持划漏船。
要这么干，就干到底行了。可莫斯科不知怎么又改了主意，抄袭托洛茨基故智，令中共发动土地革命，武装两万党员和五万工农，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篡党夺权，并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共军官。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吃错了药，竟把这电文拿给武汉政府首脑汪精卫看。汪一看立即决定“和平分共”，虽然没有如蒋公那样动刀子，却也礼请共产党人上路。
至此中共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了。据过来人回忆，本来中共已在武汉政府下辖国民革命军中控制了几万兵力，完全可以借“打野操”拉出去搞暴动，但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意存苟免，只知拉拢上层军阀，因循误事，最终导致军校学生和亲共军队悉数被缴械，中共悉数被驱逐，只好跑到南昌去暴动。
暴动要能持久，当然就得靠苏联军火资助。在当时的中国，苏联就是纲，纲举目张，谁能抱住老毛子的粗腿，谁才能有枪杆子和大量经费，也才能建立政权并最终问鼎中原。南昌乃是内陆城市，毛子的军火和洋钱无法源源而至，夺下的不过是个无法守卫的孤城而已。莫斯科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便命共军南下夺取广州，以便苏联军火能大量运来，遂有广州暴动之举。暴动失败之后，斯大林又决定以海陆丰为根据地，这原也可行，可等到南昌“起义”残部和广州“起义”残部千里迢迢“奔向海陆丰”后，望穿盈盈秋水，大海上却哪有什么满载军火的苏联轮船？共产国际的指挥毫无章法，于兹可见一斑。
毛泽东原来也是这没头苍蝇蠢动群体的一员，但秋收暴动失败之后，他终于本性发作，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作山大王去了。这在他本是“偶然的必然”。他平生读得最熟的烂书便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早就对山大王生涯心向往之。据他微时的朋友说，早在国共合作前，他便声称空谈无益，不如去占山为王，还为此特地去湖南考察过何处可以落草。所以，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他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完全是必然的。
如果毛不是把那几本游民文化经典终生奉为圣经，如果他粗知马列主义，就不可能走上那条路。我已经介绍过马列对农民的鄙视态度。毛后来被国际派鄙视乃至被斯大林终生鄙视，都是因为他丝毫不知道马列有关农民问题的教导，国际派的名言“山沟里是不会出马列主义的”乃是马列唯生产力论的ABC.以正宗马列眼光来看，所谓“井冈山道路”完全是违反马列主义的。
不料假马列主义者歪打正着，“井冈山道路”被证明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以斯大林那真正的战略家之高明，在屡屡碰壁之后当然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井冈山道路终于成了全党努力方向，中共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农村痞子先锋队”。从头到尾，城里的工人老大哥与农民老大爷在乡下发动的暴乱毫无相干。
可叹的是，毛泽东没从这事实里看出马列主义根本不是“客观真理”，却以为那反映了“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在当国后竟把这错误结论推广到自然科学中去，以为自然科学也有“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之分，牛顿力学在欧洲的运用与在中国并不相同，若是伽利略当初在西安大雁塔上扔球，所得结果肯定和在意大利比萨斜塔不一样。于是他以空前绝后的大老粗魄力实行“教育革命”，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彻底摧毁了好不容易才从国外输入的教育与科研。这当在我尚未写完的白痴系列里充分讨论，在此按下不表。
如我在旧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的，井冈山道路的短暂成功，靠的全是军阀混战，全国四分五裂。一旦蒋介石扫荡了各路军阀，国家统一之后，则我党立刻玩完。所以，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它其实也是走不通的死路。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当时那种绝望处境下的唯一出路，确保了党军的建立和幸存，后来也才能有发家的机会。
这和阿随靠捡易拉罐谋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阿随不在11岁大学毕业后（或上大学期间，待考）不靠捡易拉罐为生并做生意，他早就饿死了，怎么还可能后来到美国开农场作千万富翁？
因此，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都不能否认毛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如同阿随捡易拉罐一样，为我党后来的发迹挣来了第一桶金。
（二）抗战
如今凡是智力正常者都得承认，日本侵略中国乃是导致我党上台的决定性因素，就连毛自己都多次承认过这一点。他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以及田中角荣首相时两次“感谢大日本皇军侵略中国”就不用说了，就连在《毛选》中他都多次得意洋洋地说，自从抗战以来，我党第一次从只有四五万人的小党成了全国性大党。芦某在文革武斗爆发后还没到二十岁，就从那些话里悟出了我党乃是皇军捧上台的。
毛泽东对我党事业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高瞻远瞩，在当时甚嚣尘上的爱国狂潮中保持头脑冷静，力排众议，按“三十六计”中的“趁火打劫之计”，为我党制定了抗战战略，使得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这个角度来看，老邓说没有毛主席，党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一点都没夸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在抗战刚爆发时就英明解决了这个问题，认定苏联是中国革命的后台，日军是事实友军，而真正的敌人是国民党。抗战的意义，完全在于借助两者壮大自己，打击真正的阶级敌人。
毛泽东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早在20年代就成熟了，可总结于下：
1、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使出什么手段来都是应该的。
2、夺取政权只能靠枪杆子。
3、苏联是提供枪杆子的唯一来源。因此，没有“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就绝对不会成功。
毛这些伟大思想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就表达过了。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希望是俄国的武装干涉”，“革命必须由俄国军队从北边输入。”这些话都写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早已大白于天下。凡是在苏联档案公开后写的毛传里（例如Short的Mao：A Life）中都能找到。
任何一个客观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这些思想充满了基于common sense的真知灼见。真无法想象富有这种求实精神的人后来怎么会变成鼓吹“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唯意志论信徒。更可悲的是，民运革命家学到的乃是伪装了的毛思想，这才会热衷于煮无米之炊，以为可以靠意淫推翻共产党。
正是本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毛才会在长征途中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立主北上，挺进到内蒙边境上去，“打通国际交通线”，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北方，背靠着老大哥的坦克飞机大炮，肩负着俄罗斯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只不可战胜的力量！
也是本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毛才会在抗战爆发前夕就认定，日本在华势力急剧扩张，必然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弹，加剧对中国的干涉，而这必然导致苏联大量援助共军。就是在这种考虑下，他才煽动张匪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力主杀蒋。只要张一杀了蒋，则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以武力支持他和张匪谋划成立的“西北联合政府”，和日本成立的“满州国”遥相对峙。此乃“三十六计”中的“李代桃僵”之计。这无赖招数他后来多次使过。可惜这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小儿科，每次都被他无情戳穿并严厉制止了，于是蒋介石才活着出了西安，而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才能实现。
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战略家，看得到毛看不见的东西。当时新疆已入苏联势力范围，他从西北独立中得不到任何东西。当时他最担忧的乃是德国，最怕的是两面受敌。因此，为苏联国家利益最需要的乃是诱发中日战争，战火一开就必须是持久战，使得日本陷在中国泥潭里，以确保苏联边境长久平安。这就需要蒋介石那样有足够威望弹压全局、统领全国抗战的领袖，因此，他派给中共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挑起中日战争，在战争爆发后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去和日军作殊死战。
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卢沟桥事变后，在1937年8月的中共陕北洛川会议上，他伙同书记张闻天，提出不打日本人，趁机搞垮国民党的主张。留苏“秀才”洛甫引经据典，从理论上论证这么干乃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则给抗日激情高涨的将领们泼冷水，说：
“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
可惜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毛根本没有后来的权威，于是会场大哗，周恩来作为“军事三人组”的“最后下决心者”带头反对，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
这样，毛张二人成了典型的“真理掌握在手中的少数人”，多年后毛还历历记得当初的孤立，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说：
“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鉴于普遍强烈的反对，毛张二人再不敢直言不讳坚持卖国主张了，只好改为讨论战略问题，但争议仍然很大。张毛只得宣布休会三天，毛让周恩来去“休息”，自己则去作将领的工作，一再强调，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要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还是过去那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最重要的还是分兵发动群众。
但将领们仍未被彻底说服，会议最后只能通过供外界消费的冠冕堂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宣布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尽管如此，毛还是颇有斩获，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首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军权。
但这一套骗不过周恩来，会议一结束他便拂袖而去，跑到去山西“帮助外交工作”，一去就是几个月，毛千呼万唤他都不回来。以后他又在国府西迁武汉后和王明紧密配合，忠实执行共产国际“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全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使得武汉八路军留守处俨然成了“第二中央”。这就是周犯的第二次“错误”（第一次是在1932年宁都会议上罢了毛的红军总政委的官）。
八路军编成出发后，毛千叮咛万嘱咐，要将领们千万不要和日本人打仗。林彪向中央请示，拟在平型关“相机袭击敌人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毛连去两电制止，林彪都坚持己见，毛只好让步，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果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并强调指出：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
请爱党同志看清楚了，诸位的毛爷爷在此说得明明白白：“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这就是“打败了日本狗强盗”的“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
尽管我党把“平型关大捷”吹到了天上去，林彪部不过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连作战队伍都不是，在整个战役中无足轻重，但这也让林彪吃够了苦头，见识到日本皇军的厉害，至此才意识到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承认：“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宜的。”
林彪关心的不过是我军的作战方式，伟大领袖却是着眼于全局的战略家。如他后来亲口承认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三国志”才是他奋斗的方向。
张戎的巨著已经披露了这“三国志”是什么名堂，那就是“波兰模式的远东版”，仿照苏德瓜分波兰，苏日共同瓜分中国，我已经在《“肢解”论》中给出了参考文献，请诸位爱党同志去查查，再来指责张戎造谣不迟：
“1939年9月底，在苏日条约尚未签订时，他就在接见斯诺时对之加以肯定。当斯诺问道，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时，毛答曰：”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支持苏日共同瓜分中国。这些谈话都发表在当时的英美报刊上，乃是斧子也砍不掉的（China Weekly Review， Jan 20， 1940， pp227. Daily Herald， Oct 21， 1939.）。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还专门为此来电严厉批评毛泽东失言，这电文也早就公诸于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采用的实际战略与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著名的“防御，相持，反攻”三部曲颇相似，乃是“发展，相持，反攻”，不过那作战对象从头到尾都是国军。
“发展”主要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进行的，那就是分兵深入敌后，疯狂膨胀，招兵买马扩大私人武装，在这过程中无情消灭国军，壮大自己。开头还是小摩擦，后来则越打越大，动辄消灭国军上万人。
毛之所以敢这么干，乃是他有恃无恐，这在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得清清楚楚：“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当时中国唯一能指望获得援助的友邦是苏联，打狗要看主人面，蒋介石对中共当然也就不敢轻易开罪。而且，为了举国一致抵御国仇，吃了中共的亏当然也只能隐忍，不能在强敌压境之际露出内乱的迹象来，那样不但长敌人威风，而且令英美等友邦对中国丧失信心。这一点不但毛心中有数，就连朱德都看得明明白白，说：
“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当然良心未泯的共干还是有的，1940年8月间，鉴于日军对国统区进攻的激烈，彭德怀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破袭战，破坏日军交通线，使得日军不得暂停华南的军事行动，抽回了一个师团在后方“绥靖”。该战役立即获得国府的明令嘉奖。但毛泽东却七窍生烟，多年后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大骂：
“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那不是爱国！”
所以，帮国民党打日本人不是爱国，帮日本人打国民党才是爱国。这“爱国发展阶段”的高潮，就是毛泽东在1940年11月7日发给莫斯科的请战电，电报除按常规送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外，还特地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提出要用15万精兵抄蒋的后方，打到重庆去（说明：张戎的书只说毛的电文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并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但我记得杨奎松教授考证出来的则是闪击重庆，今据杨说）。
这又是“李代桃僵之计”。当时共军决非国军对手。以毛上台前的求实精神，绝对不会看不到这点。他之所以敢弄此大险，其盘算很简单：大战一打响，莫斯科绝对不会坐视。到他顶不住之时，老大哥绝对不会见死不救，日本友军也可能发动攻击以策应之。左右夹击，国府便非垮不可，那时“三国志”便变成了“苏、日、我”了。
幸亏斯大林再次识破了这诡计，禁止毛主动攻击，只许他自卫还击。半年多后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骤失强大的武力后盾，再也不敢恃强凌弱，立即下令：“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与此同时，他还抵制斯大林要他对日军发动进攻以免除苏联两面受敌危险的要求，并拒绝了刘少奇等高干提出若日苏战争爆发后共军应对日军发动反攻的要求，一再命令部队：“不要过分刺激敌人。”
至此，中共的“抗战”从“发展阶段”进入“相持阶段”，既不想打日本人，也不敢打国军。将领们闲着无事，毛便把他们统统弄去延安整风，直到全都整得服服贴贴为止。
这里必须指出，毛虽然制定了英明战略，但关键时刻还是靠斯大林拨正船头，指明航向。
最关键的时刻是两个，一是西安事变。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国民心目中认定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抗战。蒋被捉使得全国人民惶惶不安，张杨成了国民公敌，若蒋被杀，则何应钦率领的讨逆军必然攻破西安，张匪学良只有去与红军同流合污。但即使两家合流，仍然绝对抵挡不住中央军，最后的结局便是共祸从此肃清，匪首逃往苏联。但斯大林早就怀疑张是日本间谍，后来甚至连毛都怀疑上了。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让斯大林杀人，若张与毛真敢逃到苏联去，只怕要立刻双双授首。而没有共党阴谋捣乱，卢沟桥事变也未必会发生。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毛用重兵闪击延安的事。若斯大林批准了他的冒险，日本友军又不予以配合，那共军长途奔袭，只怕要成强弩之末被歼。若苏军出动，则立刻要引起日本军方强烈反弹，大本营的北上派就此得势，日苏战争很可能就此爆发，此后纳粹入侵并灭亡苏联就不是难事了。苏联一垮，中共革命的胜利保障也就彻底丧失，不但中国历史，就连世界历史都要改写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战略眼光虽然高明，但只限于搞内斗。此人彻底缺乏世界眼光，目光一出国界便与白痴无异。斯诺早就注意到这点了，曾在《西行漫记》中说，毛对外国领袖的观察很可笑，例如他非常佩服墨索里尼，却认为希特勒不过是个傀儡。
毛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无一不错。例如他把苏日瓜分中国看成定局，却全然没看到苏联虽有此意，但日本无法提供苏联尚未占有的东西，双方根本无法做成交易。
又如张戎在其巨著中披露的，1940年10月25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估计二战战局时竟会这么说：
“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最黑暗莫过如此。”
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他又预计苏联会失败，此后又料定日苏战争必然爆发，其预言可谓百发百不中，连芦某的预见能力都没有，起码我还预言了陈水扁当选和美国侵伊战争必败不是？
最搞笑也最能暴露毛终生无望摆脱其智力限制的，还是他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居然向斯大林建议撤到乌拉尔山脉以东，这在苏联人看来完全是侮辱。几十年后他又郑重其事地对赫鲁晓夫重申这一建议，作为人家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必胜战略。
这再典型不过地反映了此人永远不会超越自己，永远不可能学会现代战争的起码概念，以为不管什么战争都能用他那“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万能战略来进行。他至死都认定苏军溃退到斯大林格勒乃是主动“诱敌深入”，赫鲁晓夫告诉他那是万不得已的溃败，他还不相信。在1970年和斯诺的谈话中，他班门弄斧，跟人家上美国历史课，说什么华盛顿也是靠打游击起家的，“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这笑话连我那20刚出头的青年都没能错过。
但不管毛怎样缺乏世界眼光和现代常识，他内斗的功夫还是炉火纯青的。在他的战略指导下，红军从原来的几万人马，发展到了近百万大军，从原来被合围在地脊人贫的死地陕北一隅，席卷了大部华北、华中和华东，统治了上亿人口。抗战八年不仅使得我军成长壮大为足以与蒋介石争天下的劲旅，而且托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换任何一个人去，都未必会实现这奇迹。这还不光需要领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需要不顾一切实施预订战略的泼皮胆气。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共领袖中唯有毛泽东具备这两者。张闻天也看到了毛泽东看到的潜在机遇，但他一介书生，根本压不住手下悍将，更彻底缺乏毛那种豁出去乾坤一掷的无赖精神与赌徒气魄，敢于并善于利用对方投鼠忌器心理，把这当成死穴猛捏，甚至敢不顾大局彻底糜烂以重兵闪击重庆。周恩来则两者都缺乏。张国焘就算此前没被毛阉了，谅他一介北大学生也没有那种市井无赖精神。只知道忠实执行莫京指示的王明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毛泽东之所以被那种烂污革命筛选出来捧成伟大领袖，良有以也。
（三）战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国共内战其实从未停止过，从1927年一直打到了1949年。1927－1937可以视为内战的热身阶段，1937年7月后进入发展阶段，1942年6月后进入相持阶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进入反攻阶段。这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阶段就是中共的“抗战”。毛泽东抓住了历史机遇，利用国府两面作战的艰难处境，与日本友军密切配合，极大地杀伤削弱了国军，极大地壮大了自己，终于获得了与国军摊牌的实力。
到了1944年底，毛泽东自觉羽翼已丰，征服全国前景在望，在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上意气风发地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全国拿下来”，直接表明了我党“抗战”的实质就是征服全国。
但尽管中共势力空前壮大，毛泽东深知要“拿下全国”，还得靠老大哥。他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早在20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为什么敢用脑袋担保“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预言体现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国乃是强国代理战争的战场，过去是苏日争夺中国，将来是苏美争夺中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将这代理战争进行到底，当然也就一定会援助中共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共反映美苏”。在他眼中，国共两党不过是美苏两家在中国的代理人罢了。
“国际援助”果然来了，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延安欢喜若狂，毛泽东当即与朱德联名给斯大林发电报，直截了当地恳求主子把东北送给中共：“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并表示“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
与此同时，毛和朱德联名向各根据地下达命令，要各地发动战略大反攻，准备在苏联支持下，一举推翻国府。此前中国早把国府视为仇敌，一直在抵制国民参政会。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前两次都被中共断然拒绝，斥为“完全是欺骗”。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当时苏美蜜月虽已过去，毕竟冷战尚未开场，斯大林觉得可以利用国共全面内战的前景充分讹诈国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东西。如果双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这讹诈手段，更不用说那样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而他雅不愿和美国摊牌。作为真正的战略大师，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避实击虚，恃强凌弱，避免和强国发生正面冲突，专在弱国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领土。这一招在二战初期运用得出神入化，在东西两线他都智胜了对手。在远东，日本人赤膊上阵，最后全军尽墨。而他兵不血刃便再度把中国的三北变成帝国势力范围。在西线，纳粹东征西讨，苏联红军则不动声色坐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东波兰。
因此，斯大林便于8月20日来电，以相当严厉的口气警告中共，说中国再也承受不了战祸了，若再打内战，必然要让中国毁灭。所以，中共必须与国府合作，通过谈判维护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此高压下，毛泽东不得不在蒋介石第三次来电后复电表示同意，于8月28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签订了“双十协定”后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离开延安期间，刘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据光美同志说：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黄铮：《王光美访谈录》）
光美同志虽是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和梅花党党魁，这段证词倒确实经得住测谎器检查。我校对过有关历史文件，发现光美说的基本不错。
光美在此谈到几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
光美这话略有夸张，但基本属实。如前所述，毛早在苏军出兵东北当天就看出这步棋来了，但苏联不同意，说是和国府订的条约规定必须把东北移交给中国。毛还没来得及作决定就到重庆去了。他走后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刘记中央即下达《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苏联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后中共才进去，就再无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了。但若移交前进去，则“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并具体命令：“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实行华北部队进东北，华东部队进山东的战略大转移。
这也是真的，直接就写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中：“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该电文还具体作了相应的调兵部署。两日后更是下令大举调兵，十万大军星夜出关或挺进热察，共军大规模出关从此开场。
第三，苏军撤军后制定“放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
光美此话，说明她老人家有待进一步熟悉党史。少奇确实提出过这战略，但没用这只有老毛才会用的俗话，也不是在苏军撤军后。苏军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帅印了。
事实是，刘在1945年9月28日以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中承认，“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尚远”，“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这里说得很清楚，共军并无能力把国军挡在关内，比较现实的战略还是重点经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的地区，最后再争取控制南满。
但毛回到延安后即否定了这一现实战略，于10月19日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少奇服从了毛的决定，不过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国军不久就攻入山海关，沿铁路线北上，迭复名城。据黄克诚同志承认，国军是抗战中锻炼出来的百战雄师，令土共望风披靡，最后一直打到四平。林彪准备放弃哈尔滨，转入农村打游击。如果不是马歇尔此时来华搅S，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军死里逃生，赢得宝贵的喘息机会，在获得大量苏联装备和训练，建立了炮兵军、坦克部队甚至空军后大举卷土重来，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在毛的“独占东北”战略实施过程中，少奇同志并没有说什么，倒是林彪和东北局领导人陈云、高岗、张闻天等反对毛泽东的不现实打算。在他们的进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
但此后毛泽东再次估计错误。45年12月22日，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关内停战。毛抛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准备 “去联合政府里作官”（20年后这却成了刘少奇的罪名），认为东北问题也能和平解决，于是令东北共军放手大打，攻占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战前大捞一把，以增加将来讨价还价的筹码。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并不相信“最后一战”的鬼话，认定那停战协定乃是美蒋阴谋，虽然他奉命攻占了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但还是倾向于“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在国军反攻四平前，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
但毛根本听不进去，在国军进攻四平前，毛泽东电命林彪，要：“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以“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在四平保卫战爆发后，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致使共军伤亡高达两万余人，林彪最后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这才避免了被歼厄运。
综上所述，毛泽东确实在我党夺权斗争中起到了伟大舵手的作用，在最关键的三步他都走对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井岗山道路”虽是他首创，但即使没有他开辟这道路，其他同志在痛苦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后，迟早要发现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只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就更不用说了，如少奇同志的贡献表明的，没有伟大舵手，小舵把们也能看出那最明显不过的事来，而且还能制定比他更英明正确的战略。
不仅如此，指导毛走对这三步都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思想，亦即靠苏联人出钱出枪争天下。但这伟大思想的产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当时中国有点出息的军阀除了不识时务的吴佩孚外，谁看不出“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来？不必说孙文，也不必说冯玉祥，就连盛世才那种小混混，也知道只有靠苏联飞机大炮才能当上新疆王。
毛的伟大，不在于产生了那伟大思想，而在于他一旦认准了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之后，便“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决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因为日寇铁蹄纵横中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就如同其他人一样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丧失了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混淆阶级阵线，把日军当成敌军，把国军当成友军，也决不会像其他共党领袖一样，无条件忠于主子的长远利益而动摇其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全国”的决心。所以，只有在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历史上似乎还从未有过这种把内战伪装为外战而大获全胜的先例。因此，敬爱的林副统帅说：“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似乎也不为过。
当然，这战略最终能取得辉煌胜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吊诡地说，正是毛的盲区决定了该战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认定“国共反映美苏”，国共两党乃是为美苏两国在中国打代理战争，可惜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党当然是苏联的代理人，但国民党不愿也不能代理美国。这结果就是苏联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时，美国却在马歇尔搅S失败后，竟然孤立主义老毛病发作，撒手不管中国的事，在内战紧急关头停止对华援助。
更致命的是，蒋公的教育决定了他绝无可能是毛泽东那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卖国贼的美称）。据抗日名将孙连仲将军的参谋长金典戎将军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蒋介石的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看出，因为苏联在幕后作梗，国府靠外交绝对无法顺利接收东北，于是他向蒋建议由美军代为接收后再转交给中国政府。但“蒋先生当时认为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从苏军手中把东北顺利的接收过来，但深恐因此有失国家的体面，经予婉言谢绝。”
毛泽东对苏联人跪求再三还一波三折、几乎没有求到的事，美国人主动送给老蒋，而蒋公却出于民族自尊心断然拒绝，这还有可能打赢么？岂不闻“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党的生存哲学阿随早就阐明过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良心在生存竞争中乃是致命弱点，这在中国乃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后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靠的就是这一天然优势。在这点上，无论是党外的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战友，谁都比不上他，只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来之所以对毛终生扁扁地服膺，说穿了就是为此。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文章来源：罕见奇谈
三、毛泽东的战略眼光
70年代末期，邓小平复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党内外否定毛的暗潮随之涌动。此时老邓却借接见外宾之机，肯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功勋，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至今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此后又推出了“四个坚持”，于兹堵死了我党正式否定毛的可能。
从党国利益来看，老邓此举的确是高瞻远瞩。当时就连我这草民都能看出来，老邓没有条件作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了斯大林，还有列宁那尊神在，反正布党的江山又不是老斯打下来的。批了毛，我党执政的合法性还在哪里？这难题不但存在于当时，而且只要我党执政一天就必然存在一天。“非毛”与“非共”乃是一回事，决无可能剥离开。
不仅如此，客观地说，老邓那话也有三分真实。的确，没有毛泽东，我党很可能就不会上台，当然也不会至今还在黑暗里摸索──随着苏联垮杆，中共失去了胎盘，那下场还能跟缅共德钦巴登顶和柬埔寨波尔布特两样？
老毛当然不是我党吹出来的那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算无遗策的活神仙。中共的胜利，首先当然应该归功于苏俄向中国输出了列宁革命工艺学，使得我党得以建立并学会了师傅发动组织群众那一套，党的战斗力和生存力全来自于此；其次全靠苏俄和日本两家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侵略野心；第三和斯大林在关键时刻给我党的战略指导分不开；最后还得归功于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战略筹划。前段敬爱的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王光美同志曾发表谈话，说过去为了宣传党领袖，少奇同志立下的大功就没有提。其实在抗战后决定全力以赴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乃是少奇而不是泽东作出的（大意，非原话）。
所以，毛当然身体力行了他老人家在《关于赫鲁晓夫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九评》的最后一篇）一文中提出的接班人五条标准：“假马克思主义者”、“对同志搞突然袭击的野心家、阴谋家”、“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等等。但尽管如此，窃以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确实未必会上台。
熟悉现代史的同志应该知道，中共夺权过程中最关键的有三步，每一步毛泽东都走对了。
（一）“井冈山道路”
国共破裂前后，莫斯科对中共的指点全无章法可言。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主张中共另立门户单干，斯大林则认为中共人数太少，毫无号召力，不如效法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篡国民党之党，夺国民党之权。
这一招非常高明，后来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全是这么建立的──先弄个共产党人并不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出来，再由共党不动声色地和平夺权，最后通过“选举”变成“人民民主国家”（毛泽东毫无政治发明能力，毛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都是直接抄袭斯大林的发明。而且，如果不是斯大林指点，“新”中国便连个宪法都没有）。在这过程中苏联占领军并没有直接出面，用刺刀扶起傀儡政权来。这策略在当时中国也是唯一可行之道。的确，我党在国共合作前连如今的民运都不如，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势力，谈何自立门户夺取政权？论搞阴谋诡计，老托和老斯根本不在同一等级。
但不幸的是，苏军并没有像占领东欧那样占领了中国，而且国民党人并不全是孙文那种白痴，蒋公识破了这诡计，乃有四一二清党，宁汉破裂。于是斯大林为了证明他的中国政策并不错，只好谴责南京政府，支持武汉政府，坚持划漏船。
要这么干，就干到底行了。可莫斯科不知怎么又改了主意，抄袭托洛茨基故智，令中共发动土地革命，武装两万党员和五万工农，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篡党夺权，并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共军官。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吃错了药，竟把这电文拿给武汉政府首脑汪精卫看。汪一看立即决定“和平分共”，虽然没有如蒋公那样动刀子，却也礼请共产党人上路。
至此中共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了。据过来人回忆，本来中共已在武汉政府下辖国民革命军中控制了几万兵力，完全可以借“打野操”拉出去搞暴动，但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意存苟免，只知拉拢上层军阀，因循误事，最终导致军校学生和亲共军队悉数被缴械，中共悉数被驱逐，只好跑到南昌去暴动。
暴动要能持久，当然就得靠苏联军火资助。在当时的中国，苏联就是纲，纲举目张，谁能抱住老毛子的粗腿，谁才能有枪杆子和大量经费，也才能建立政权并最终问鼎中原。南昌乃是内陆城市，毛子的军火和洋钱无法源源而至，夺下的不过是个无法守卫的孤城而已。莫斯科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便命共军南下夺取广州，以便苏联军火能大量运来，遂有广州暴动之举。暴动失败之后，斯大林又决定以海陆丰为根据地，这原也可行，可等到南昌“起义”残部和广州“起义”残部千里迢迢“奔向海陆丰”后，望穿盈盈秋水，大海上却哪有什么满载军火的苏联轮船？共产国际的指挥毫无章法，于兹可见一斑。
毛泽东原来也是这没头苍蝇蠢动群体的一员，但秋收暴动失败之后，他终于本性发作，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作山大王去了。这在他本是“偶然的必然”。他平生读得最熟的烂书便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早就对山大王生涯心向往之。据他微时的朋友说，早在国共合作前，他便声称空谈无益，不如去占山为王，还为此特地去湖南考察过何处可以落草。所以，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他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完全是必然的。
如果毛不是把那几本游民文化经典终生奉为圣经，如果他粗知马列主义，就不可能走上那条路。我已经介绍过马列对农民的鄙视态度。毛后来被国际派鄙视乃至被斯大林终生鄙视，都是因为他丝毫不知道马列有关农民问题的教导，国际派的名言“山沟里是不会出马列主义的”乃是马列唯生产力论的ABC.以正宗马列眼光来看，所谓“井冈山道路”完全是违反马列主义的。
不料假马列主义者歪打正着，“井冈山道路”被证明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以斯大林那真正的战略家之高明，在屡屡碰壁之后当然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井冈山道路终于成了全党努力方向，中共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农村痞子先锋队”。从头到尾，城里的工人老大哥与农民老大爷在乡下发动的暴乱毫无相干。
可叹的是，毛泽东没从这事实里看出马列主义根本不是“客观真理”，却以为那反映了“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在当国后竟把这错误结论推广到自然科学中去，以为自然科学也有“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之分，牛顿力学在欧洲的运用与在中国并不相同，若是伽利略当初在西安大雁塔上扔球，所得结果肯定和在意大利比萨斜塔不一样。于是他以空前绝后的大老粗魄力实行“教育革命”，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彻底摧毁了好不容易才从国外输入的教育与科研。这当在我尚未写完的白痴系列里充分讨论，在此按下不表。
如我在旧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的，井冈山道路的短暂成功，靠的全是军阀混战，全国四分五裂。一旦蒋介石扫荡了各路军阀，国家统一之后，则我党立刻玩完。所以，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它其实也是走不通的死路。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当时那种绝望处境下的唯一出路，确保了党军的建立和幸存，后来也才能有发家的机会。
这和阿随靠捡易拉罐谋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阿随不在11岁大学毕业后（或上大学期间，待考）不靠捡易拉罐为生并做生意，他早就饿死了，怎么还可能后来到美国开农场作千万富翁？
因此，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都不能否认毛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如同阿随捡易拉罐一样，为我党后来的发迹挣来了第一桶金。
（二）抗战
如今凡是智力正常者都得承认，日本侵略中国乃是导致我党上台的决定性因素，就连毛自己都多次承认过这一点。他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以及田中角荣首相时两次“感谢大日本皇军侵略中国”就不用说了，就连在《毛选》中他都多次得意洋洋地说，自从抗战以来，我党第一次从只有四五万人的小党成了全国性大党。芦某在文革武斗爆发后还没到二十岁，就从那些话里悟出了我党乃是皇军捧上台的。
毛泽东对我党事业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高瞻远瞩，在当时甚嚣尘上的爱国狂潮中保持头脑冷静，力排众议，按“三十六计”中的“趁火打劫之计”，为我党制定了抗战战略，使得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这个角度来看，老邓说没有毛主席，党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一点都没夸张。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在抗战刚爆发时就英明解决了这个问题，认定苏联是中国革命的后台，日军是事实友军，而真正的敌人是国民党。抗战的意义，完全在于借助两者壮大自己，打击真正的阶级敌人。
毛泽东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早在20年代就成熟了，可总结于下：
1、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使出什么手段来都是应该的。
2、夺取政权只能靠枪杆子。
3、苏联是提供枪杆子的唯一来源。因此，没有“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就绝对不会成功。
毛这些伟大思想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就表达过了。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希望是俄国的武装干涉”，“革命必须由俄国军队从北边输入。”这些话都写在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早已大白于天下。凡是在苏联档案公开后写的毛传里（例如Short的Mao：A Life）中都能找到。
任何一个客观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这些思想充满了基于common sense的真知灼见。真无法想象富有这种求实精神的人后来怎么会变成鼓吹“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唯意志论信徒。更可悲的是，民运革命家学到的乃是伪装了的毛思想，这才会热衷于煮无米之炊，以为可以靠意淫推翻共产党。
正是本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毛才会在长征途中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立主北上，挺进到内蒙边境上去，“打通国际交通线”，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北方，背靠着老大哥的坦克飞机大炮，肩负着俄罗斯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只不可战胜的力量！
也是本着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毛才会在抗战爆发前夕就认定，日本在华势力急剧扩张，必然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弹，加剧对中国的干涉，而这必然导致苏联大量援助共军。就是在这种考虑下，他才煽动张匪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力主杀蒋。只要张一杀了蒋，则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以武力支持他和张匪谋划成立的“西北联合政府”，和日本成立的“满州国”遥相对峙。此乃“三十六计”中的“李代桃僵”之计。这无赖招数他后来多次使过。可惜这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小儿科，每次都被他无情戳穿并严厉制止了，于是蒋介石才活着出了西安，而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才能实现。
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战略家，看得到毛看不见的东西。当时新疆已入苏联势力范围，他从西北独立中得不到任何东西。当时他最担忧的乃是德国，最怕的是两面受敌。因此，为苏联国家利益最需要的乃是诱发中日战争，战火一开就必须是持久战，使得日本陷在中国泥潭里，以确保苏联边境长久平安。这就需要蒋介石那样有足够威望弹压全局、统领全国抗战的领袖，因此，他派给中共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挑起中日战争，在战争爆发后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去和日军作殊死战。
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卢沟桥事变后，在1937年8月的中共陕北洛川会议上，他伙同书记张闻天，提出不打日本人，趁机搞垮国民党的主张。留苏“秀才”洛甫引经据典，从理论上论证这么干乃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则给抗日激情高涨的将领们泼冷水，说：
“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
可惜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毛根本没有后来的权威，于是会场大哗，周恩来作为“军事三人组”的“最后下决心者”带头反对，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
这样，毛张二人成了典型的“真理掌握在手中的少数人”，多年后毛还历历记得当初的孤立，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说：
“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鉴于普遍强烈的反对，毛张二人再不敢直言不讳坚持卖国主张了，只好改为讨论战略问题，但争议仍然很大。张毛只得宣布休会三天，毛让周恩来去“休息”，自己则去作将领的工作，一再强调，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要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还是过去那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最重要的还是分兵发动群众。
但将领们仍未被彻底说服，会议最后只能通过供外界消费的冠冕堂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宣布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尽管如此，毛还是颇有斩获，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首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军权。
但这一套骗不过周恩来，会议一结束他便拂袖而去，跑到去山西“帮助外交工作”，一去就是几个月，毛千呼万唤他都不回来。以后他又在国府西迁武汉后和王明紧密配合，忠实执行共产国际“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全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使得武汉八路军留守处俨然成了“第二中央”。这就是周犯的第二次“错误”（第一次是在1932年宁都会议上罢了毛的红军总政委的官）。
八路军编成出发后，毛千叮咛万嘱咐，要将领们千万不要和日本人打仗。林彪向中央请示，拟在平型关“相机袭击敌人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毛连去两电制止，林彪都坚持己见，毛只好让步，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果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并强调指出：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
请爱党同志看清楚了，诸位的毛爷爷在此说得明明白白：“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这就是“打败了日本狗强盗”的“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
尽管我党把“平型关大捷”吹到了天上去，林彪部不过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连作战队伍都不是，在整个战役中无足轻重，但这也让林彪吃够了苦头，见识到日本皇军的厉害，至此才意识到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承认：“我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办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宜的。”
林彪关心的不过是我军的作战方式，伟大领袖却是着眼于全局的战略家。如他后来亲口承认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三国志”才是他奋斗的方向。
张戎的巨著已经披露了这“三国志”是什么名堂，那就是“波兰模式的远东版”，仿照苏德瓜分波兰，苏日共同瓜分中国，我已经在《“肢解”论》中给出了参考文献，请诸位爱党同志去查查，再来指责张戎造谣不迟：
“1939年9月底，在苏日条约尚未签订时，他就在接见斯诺时对之加以肯定。当斯诺问道，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时，毛答曰：”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支持苏日共同瓜分中国。这些谈话都发表在当时的英美报刊上，乃是斧子也砍不掉的（China Weekly Review， Jan 20， 1940， pp227. Daily Herald， Oct 21， 1939.）。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还专门为此来电严厉批评毛泽东失言，这电文也早就公诸于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采用的实际战略与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著名的“防御，相持，反攻”三部曲颇相似，乃是“发展，相持，反攻”，不过那作战对象从头到尾都是国军。
“发展”主要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进行的，那就是分兵深入敌后，疯狂膨胀，招兵买马扩大私人武装，在这过程中无情消灭国军，壮大自己。开头还是小摩擦，后来则越打越大，动辄消灭国军上万人。
毛之所以敢这么干，乃是他有恃无恐，这在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得清清楚楚：“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当时中国唯一能指望获得援助的友邦是苏联，打狗要看主人面，蒋介石对中共当然也就不敢轻易开罪。而且，为了举国一致抵御国仇，吃了中共的亏当然也只能隐忍，不能在强敌压境之际露出内乱的迹象来，那样不但长敌人威风，而且令英美等友邦对中国丧失信心。这一点不但毛心中有数，就连朱德都看得明明白白，说：
“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当然良心未泯的共干还是有的，1940年8月间，鉴于日军对国统区进攻的激烈，彭德怀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破袭战，破坏日军交通线，使得日军不得暂停华南的军事行动，抽回了一个师团在后方“绥靖”。该战役立即获得国府的明令嘉奖。但毛泽东却七窍生烟，多年后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大骂：
“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那不是爱国！”
所以，帮国民党打日本人不是爱国，帮日本人打国民党才是爱国。这“爱国发展阶段”的高潮，就是毛泽东在1940年11月7日发给莫斯科的请战电，电报除按常规送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外，还特地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提出要用15万精兵抄蒋的后方，打到重庆去（说明：张戎的书只说毛的电文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并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但我记得杨奎松教授考证出来的则是闪击重庆，今据杨说）。
这又是“李代桃僵之计”。当时共军决非国军对手。以毛上台前的求实精神，绝对不会看不到这点。他之所以敢弄此大险，其盘算很简单：大战一打响，莫斯科绝对不会坐视。到他顶不住之时，老大哥绝对不会见死不救，日本友军也可能发动攻击以策应之。左右夹击，国府便非垮不可，那时“三国志”便变成了“苏、日、我”了。
幸亏斯大林再次识破了这诡计，禁止毛主动攻击，只许他自卫还击。半年多后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骤失强大的武力后盾，再也不敢恃强凌弱，立即下令：“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与此同时，他还抵制斯大林要他对日军发动进攻以免除苏联两面受敌危险的要求，并拒绝了刘少奇等高干提出若日苏战争爆发后共军应对日军发动反攻的要求，一再命令部队：“不要过分刺激敌人。”
至此，中共的“抗战”从“发展阶段”进入“相持阶段”，既不想打日本人，也不敢打国军。将领们闲着无事，毛便把他们统统弄去延安整风，直到全都整得服服贴贴为止。
这里必须指出，毛虽然制定了英明战略，但关键时刻还是靠斯大林拨正船头，指明航向。
最关键的时刻是两个，一是西安事变。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国民心目中认定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抗战。蒋被捉使得全国人民惶惶不安，张杨成了国民公敌，若蒋被杀，则何应钦率领的讨逆军必然攻破西安，张匪学良只有去与红军同流合污。但即使两家合流，仍然绝对抵挡不住中央军，最后的结局便是共祸从此肃清，匪首逃往苏联。但斯大林早就怀疑张是日本间谍，后来甚至连毛都怀疑上了。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让斯大林杀人，若张与毛真敢逃到苏联去，只怕要立刻双双授首。而没有共党阴谋捣乱，卢沟桥事变也未必会发生。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毛用重兵闪击延安的事。若斯大林批准了他的冒险，日本友军又不予以配合，那共军长途奔袭，只怕要成强弩之末被歼。若苏军出动，则立刻要引起日本军方强烈反弹，大本营的北上派就此得势，日苏战争很可能就此爆发，此后纳粹入侵并灭亡苏联就不是难事了。苏联一垮，中共革命的胜利保障也就彻底丧失，不但中国历史，就连世界历史都要改写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战略眼光虽然高明，但只限于搞内斗。此人彻底缺乏世界眼光，目光一出国界便与白痴无异。斯诺早就注意到这点了，曾在《西行漫记》中说，毛对外国领袖的观察很可笑，例如他非常佩服墨索里尼，却认为希特勒不过是个傀儡。
毛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无一不错。例如他把苏日瓜分中国看成定局，却全然没看到苏联虽有此意，但日本无法提供苏联尚未占有的东西，双方根本无法做成交易。
又如张戎在其巨著中披露的，1940年10月25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估计二战战局时竟会这么说：
“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最黑暗莫过如此。”
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他又预计苏联会失败，此后又料定日苏战争必然爆发，其预言可谓百发百不中，连芦某的预见能力都没有，起码我还预言了陈水扁当选和美国侵伊战争必败不是？
最搞笑也最能暴露毛终生无望摆脱其智力限制的，还是他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居然向斯大林建议撤到乌拉尔山脉以东，这在苏联人看来完全是侮辱。几十年后他又郑重其事地对赫鲁晓夫重申这一建议，作为人家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必胜战略。
这再典型不过地反映了此人永远不会超越自己，永远不可能学会现代战争的起码概念，以为不管什么战争都能用他那“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万能战略来进行。他至死都认定苏军溃退到斯大林格勒乃是主动“诱敌深入”，赫鲁晓夫告诉他那是万不得已的溃败，他还不相信。在1970年和斯诺的谈话中，他班门弄斧，跟人家上美国历史课，说什么华盛顿也是靠打游击起家的，“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这笑话连我那20刚出头的青年都没能错过。
但不管毛怎样缺乏世界眼光和现代常识，他内斗的功夫还是炉火纯青的。在他的战略指导下，红军从原来的几万人马，发展到了近百万大军，从原来被合围在地脊人贫的死地陕北一隅，席卷了大部华北、华中和华东，统治了上亿人口。抗战八年不仅使得我军成长壮大为足以与蒋介石争天下的劲旅，而且托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换任何一个人去，都未必会实现这奇迹。这还不光需要领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需要不顾一切实施预订战略的泼皮胆气。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共领袖中唯有毛泽东具备这两者。张闻天也看到了毛泽东看到的潜在机遇，但他一介书生，根本压不住手下悍将，更彻底缺乏毛那种豁出去乾坤一掷的无赖精神与赌徒气魄，敢于并善于利用对方投鼠忌器心理，把这当成死穴猛捏，甚至敢不顾大局彻底糜烂以重兵闪击重庆。周恩来则两者都缺乏。张国焘就算此前没被毛阉了，谅他一介北大学生也没有那种市井无赖精神。只知道忠实执行莫京指示的王明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毛泽东之所以被那种烂污革命筛选出来捧成伟大领袖，良有以也。
（三）战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国共内战其实从未停止过，从1927年一直打到了1949年。1927－1937可以视为内战的热身阶段，1937年7月后进入发展阶段，1942年6月后进入相持阶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进入反攻阶段。这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阶段就是中共的“抗战”。毛泽东抓住了历史机遇，利用国府两面作战的艰难处境，与日本友军密切配合，极大地杀伤削弱了国军，极大地壮大了自己，终于获得了与国军摊牌的实力。
到了1944年底，毛泽东自觉羽翼已丰，征服全国前景在望，在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上意气风发地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全国拿下来”，直接表明了我党“抗战”的实质就是征服全国。
但尽管中共势力空前壮大，毛泽东深知要“拿下全国”，还得靠老大哥。他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早在20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为什么敢用脑袋担保“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预言体现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国乃是强国代理战争的战场，过去是苏日争夺中国，将来是苏美争夺中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将这代理战争进行到底，当然也就一定会援助中共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共反映美苏”。在他眼中，国共两党不过是美苏两家在中国的代理人罢了。
“国际援助”果然来了，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延安欢喜若狂，毛泽东当即与朱德联名给斯大林发电报，直截了当地恳求主子把东北送给中共：“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并表示“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
与此同时，毛和朱德联名向各根据地下达命令，要各地发动战略大反攻，准备在苏联支持下，一举推翻国府。此前中国早把国府视为仇敌，一直在抵制国民参政会。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前两次都被中共断然拒绝，斥为“完全是欺骗”。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当时苏美蜜月虽已过去，毕竟冷战尚未开场，斯大林觉得可以利用国共全面内战的前景充分讹诈国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东西。如果双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这讹诈手段，更不用说那样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而他雅不愿和美国摊牌。作为真正的战略大师，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避实击虚，恃强凌弱，避免和强国发生正面冲突，专在弱国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领土。这一招在二战初期运用得出神入化，在东西两线他都智胜了对手。在远东，日本人赤膊上阵，最后全军尽墨。而他兵不血刃便再度把中国的三北变成帝国势力范围。在西线，纳粹东征西讨，苏联红军则不动声色坐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东波兰。
因此，斯大林便于8月20日来电，以相当严厉的口气警告中共，说中国再也承受不了战祸了，若再打内战，必然要让中国毁灭。所以，中共必须与国府合作，通过谈判维护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此高压下，毛泽东不得不在蒋介石第三次来电后复电表示同意，于8月28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签订了“双十协定”后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离开延安期间，刘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据光美同志说：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黄铮：《王光美访谈录》）
光美同志虽是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和梅花党党魁，这段证词倒确实经得住测谎器检查。我校对过有关历史文件，发现光美说的基本不错。
光美在此谈到几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
光美这话略有夸张，但基本属实。如前所述，毛早在苏军出兵东北当天就看出这步棋来了，但苏联不同意，说是和国府订的条约规定必须把东北移交给中国。毛还没来得及作决定就到重庆去了。他走后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刘记中央即下达《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苏联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后中共才进去，就再无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了。但若移交前进去，则“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并具体命令：“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实行华北部队进东北，华东部队进山东的战略大转移。
这也是真的，直接就写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中：“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该电文还具体作了相应的调兵部署。两日后更是下令大举调兵，十万大军星夜出关或挺进热察，共军大规模出关从此开场。
第三，苏军撤军后制定“放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
光美此话，说明她老人家有待进一步熟悉党史。少奇确实提出过这战略，但没用这只有老毛才会用的俗话，也不是在苏军撤军后。苏军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帅印了。
事实是，刘在1945年9月28日以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中承认，“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尚远”，“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这里说得很清楚，共军并无能力把国军挡在关内，比较现实的战略还是重点经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的地区，最后再争取控制南满。
但毛回到延安后即否定了这一现实战略，于10月19日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少奇服从了毛的决定，不过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国军不久就攻入山海关，沿铁路线北上，迭复名城。据黄克诚同志承认，国军是抗战中锻炼出来的百战雄师，令土共望风披靡，最后一直打到四平。林彪准备放弃哈尔滨，转入农村打游击。如果不是马歇尔此时来华搅S，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军死里逃生，赢得宝贵的喘息机会，在获得大量苏联装备和训练，建立了炮兵军、坦克部队甚至空军后大举卷土重来，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在毛的“独占东北”战略实施过程中，少奇同志并没有说什么，倒是林彪和东北局领导人陈云、高岗、张闻天等反对毛泽东的不现实打算。在他们的进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
但此后毛泽东再次估计错误。45年12月22日，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关内停战。毛抛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准备 “去联合政府里作官”（20年后这却成了刘少奇的罪名），认为东北问题也能和平解决，于是令东北共军放手大打，攻占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战前大捞一把，以增加将来讨价还价的筹码。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并不相信“最后一战”的鬼话，认定那停战协定乃是美蒋阴谋，虽然他奉命攻占了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但还是倾向于“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在国军反攻四平前，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
但毛根本听不进去，在国军进攻四平前，毛泽东电命林彪，要：“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以“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在四平保卫战爆发后，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致使共军伤亡高达两万余人，林彪最后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这才避免了被歼厄运。
综上所述，毛泽东确实在我党夺权斗争中起到了伟大舵手的作用，在最关键的三步他都走对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井岗山道路”虽是他首创，但即使没有他开辟这道路，其他同志在痛苦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后，迟早要发现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只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就更不用说了，如少奇同志的贡献表明的，没有伟大舵手，小舵把们也能看出那最明显不过的事来，而且还能制定比他更英明正确的战略。
不仅如此，指导毛走对这三步都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思想，亦即靠苏联人出钱出枪争天下。但这伟大思想的产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当时中国有点出息的军阀除了不识时务的吴佩孚外，谁看不出“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来？不必说孙文，也不必说冯玉祥，就连盛世才那种小混混，也知道只有靠苏联飞机大炮才能当上新疆王。
毛的伟大，不在于产生了那伟大思想，而在于他一旦认准了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之后，便“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决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因为日寇铁蹄纵横中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就如同其他人一样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丧失了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混淆阶级阵线，把日军当成敌军，把国军当成友军，也决不会像其他共党领袖一样，无条件忠于主子的长远利益而动摇其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全国”的决心。所以，只有在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历史上似乎还从未有过这种把内战伪装为外战而大获全胜的先例。因此，敬爱的林副统帅说：“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似乎也不为过。
当然，这战略最终能取得辉煌胜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吊诡地说，正是毛的盲区决定了该战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认定“国共反映美苏”，国共两党乃是为美苏两国在中国打代理战争，可惜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党当然是苏联的代理人，但国民党不愿也不能代理美国。这结果就是苏联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时，美国却在马歇尔搅S失败后，竟然孤立主义老毛病发作，撒手不管中国的事，在内战紧急关头停止对华援助。
更致命的是，蒋公的教育决定了他绝无可能是毛泽东那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卖国贼的美称）。据抗日名将孙连仲将军的参谋长金典戎将军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蒋介石的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看出，因为苏联在幕后作梗，国府靠外交绝对无法顺利接收东北，于是他向蒋建议由美军代为接收后再转交给中国政府。但“蒋先生当时认为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从苏军手中把东北顺利的接收过来，但深恐因此有失国家的体面，经予婉言谢绝。”
毛泽东对苏联人跪求再三还一波三折、几乎没有求到的事，美国人主动送给老蒋，而蒋公却出于民族自尊心断然拒绝，这还有可能打赢么？岂不闻“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党的生存哲学阿随早就阐明过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良心在生存竞争中乃是致命弱点，这在中国乃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后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靠的就是这一天然优势。在这点上，无论是党外的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战友，谁都比不上他，只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来之所以对毛终生扁扁地服膺，说穿了就是为此。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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