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山坡
散散漫漫野性，疯疯癫癫莽夫。
(三) 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大数定理"
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特大事件。对峙双方都无愧与“壮举”这顶桂冠。学生与市民的参与规模超过当年的五四，和75年的46。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政府如此规模的调兵遣将平暴也是空前的。六四枪声震惊了全世界。但与我，真正震撼心灵的是六四以后的见闻。
首先，我吃惊官方事后的宽容 （当然是外松内紧），至少北京没有象以往政治运动那样扩大化借机整人报功 (据闻外地有)。相反，各单位领导尽力保护自己单位的人。个中原因，一是当时那个气氛，谁敢犯众怒，那会被单位人骂死。那些天人们议论起来，除了骂就是骂，也不避嫌。二是赵紫阳讲话后，很多单位领导误判，不同程度地卷入。谁整谁呀。这也是民意的另一种表现。杜宪要是转弯子早点也就算了。据说她拗着不检讨，天天一袭皂衣，满脸丧气。后来是上边点了名，央视领导也保不了她，只好下岗。我当时恰值祖父去世，回乡奔丧一周，错过了单位的学习反省过程。回来后要补写个说明与认识。就是强迫表态，交待自己这个月的行为和对“平暴”的认识。我不知该写什么，室头儿拿一份样本叫我参考，并说不该说的别乱说，是暗示我别说去过广场之类话。我其实心里本来也不支持后来学生的僵持直到激化到流血，也没参加过游行，好交代。但我看样本上那些文革式语言表示拥护“平暴”的话还是很不舒服，就笑了问，这谁写的，这啥意思？旁边有位居然插嘴道，就是说是顺奸不是强奸。我基本照抄了事。当时上边的方针明显是要淡化事件，稳定民心。人们说老邓上了陈希同李鹏的当，似有悔意。根据后来先党内后党外传达的文件，听话听音，我觉得老邓与老毛得区别在经济方针上而不在政治上。他与老毛一样敢动大批人命。他不是悔流血，而是事后发现对局势的严重程度高估了，杀鸡用了牛刀（比毛低了一筹，沉不住气），但他认为：这次不解决迟早还要发生，早解决更好，趁我和老同志还在(镇得住)，牺牲一批，换二十年稳定 (太子们一定感恩老爷子英明。试想要发生在近年，怕真镇不住，当时就有三十八军军长抗命，与七帅上书。而近年则下层军官闹军队国有化，不愿涉入内政)。这话我在当时不信，老邓你能活几年，能预料你死后的事？矛盾激化到这种地步，特别是紧接东欧巨变，觉得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十年之后中国政治转型应该是顺理成章。然而，十年后，我却给这个预测又加了一倍--40年。我自己与朋友私下议论时，提出个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数定理。
这个大数定理其实不是我的，而是忽然明白了“大人物”的话要认真对待。一直纳闷老邓在搞农村土地承包时说“五十年不变”；又在谈香港政策时说“五十年不变”。觉得能预测社会变化五十年，真神，我不信。随着年令的增长，当我把西方人对红色政权的和平演变发生在第三第四代身上的预测与老邓的声明联系起来时，才领悟什么叫时代变化。时代变化不是时装变化。时代变化以“代”记时！东欧巨变应验了西方政治家的预言。而我们还在第一代半时就想实现民主政治，为时尚早。当时我们还在赫鲁晓夫时代。党内对前期高压的反弹，让热血青年以为一切都该旧貌换新颜了。其实，赫鲁晓夫纠正了前面的错误，缓和了矛盾，随之迩来的是王朝的中兴期，而不是改朝换代。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不是不服从道德律，而是有一两代的滞后期。 就是说，当代人认为这事不合理了，但无法改变，要等后代去完成(刘少奇的农村政策要等邓小平时代搞，赵紫阳的初级市场经济策划要等朱熔基时代搞。胡耀帮的政改思路不知何时搞)。历史有点残酷。
那末，怎么计算一代的时间。一代不是一任领导，如果不是终身制。之所以按代记，是因为每代人的价值观不同。传统的代以三十年计。现代社会思想观念变化快，传播交流速度快，所谓代沟时差缩短了，一代也要20年，不少于15年吧。如此算来，若和平演变发生在第三第四代，也就是说红旗可以打60－80年。苏联打了70年（1922－1991）。中国也逃不出这个大数定理。明确提出“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是赫鲁晓夫后的第四任（近30年后）。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怕也要到老邓后第四任开启，如果正常的话。以目前中国新生代青年的政治观念概貌看，我觉得还要悲观点。还有朝鲜为例，第二代还没结束。小时看古书中说某王朝“天数已尽，气数未尽”，以为迷信。其实是指民心已失，但仍有力量维持。
我一直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六四后才开始思考所谓的国家大事。六四后的见闻让我吃惊这个民族的复杂性，特别是出国后的见闻。
六四后不久，我去一商店，偶然听到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售货员于柜台外比她大几岁的男人聊六四。她说，“谁上台又怎么样”？我以为是议论赵和江的上下，可我吃惊地听到的是：“学生上台就会好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民间有人真的以为学运是夺权上台。这可是在北京，以她这样的年龄，又在北京亲眼目睹当时的情景气氛，应该清楚，学生们之所以请愿就是因为对党还抱有希望，希望党能加速民主法制这个近年来党一直自己在高喊的口号。学生们什么时候有过上台的口号和上台的组织准备？连对王丹的反革命罪的判决书里也没这一条。官方也只是说闹下去要被敌对势力利用了。而不知何时起，海外一些反思文章也把学运与暴力革命划了等号。本来这次学运最可贵之处就是脱离了暴力革命和文革“造反”的模式，高扬和平请愿宗旨，学生的请愿是以下跪呈请愿书开始的。 闹到绝食，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在六月四日前没有任何学生的打砸事件。朝天安门老毛像扔墨汁瓶的湖南人，还是学生纠察队扭送公安局的。真不知暴力革命说从何说起。要说被利用，也是党内两派在争相利用以推倒对方。学生们被改革开放的假象迷惑，以为在政治上也时代不同了，不会再有暴力镇压 (他们好象不知道魏京生的结局)，所以很无畏的样子。闹大了，官方强硬不理，学生市民从失望到愤恨有个过程。学生领袖害怕秋后算账，一定要讨个说法才罢休。如果没有4.26社论刺激，激进学生领袖也号召不起继续示威。按赵紫阳方针明确否定了4.26社论，而不是戒严，运动便缺乏新刺激点，以上街为形式的运动已经搞不下去了。六四悲剧是双方在恐惧心理下各不让步，一直走向最糟糕局面。89学运比前两年规模是大，又在北京，但真正成全了它的历史知名度的因素是官方太重视了，不断加温加压，最后以六四的枪声定性，非说他们是造反英雄不是发牢骚的书生。我没有丝毫要贬低六四热血青年的道德勇气和学运的历史意义的意思。青年人的赤诚进取的一面永远值得全社会尊敬和珍视。没有青年的热血沸腾，社会就失去活力，谈何发展进步。激进是青年人的本性，如果他们因此犯了错误，应该责问大人们。我一直不知柴玲那个引起争议的谈话录的内容细节。刚才GOOGLE了出来，读过，仍不减对她的敬意。看来她当时已经在恐惧心理的支配下，觉得没有退路了，闹大了才有救。她们最后是以闹大了求生，那里还有推翻政府的心理和组织准备。她曝光了自己的求生本能，抵消了她自己的道义形象。这一点她该忏悔。其实她是矛盾的。在与父亲的对话中，她有牺牲和坐牢的准备。无论如何，她最后还是留在了广场。我想起了一篇网文，一位女士写的回忆录中说，她问自己老革命的母亲，你们那时怎么搞学运？母亲说，我们党员不出面，只是鼓动积极分子出头。相比之下，柴玲作的不错了吧。不禁想起卢梭在忏悔录里话：“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面前来！。。。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另一个让我吃惊的是，农民根本不理解学生在干什么。我在家乡见了我的初中同学。他们不解地问起六四：
“大学生们到底在干什么？造反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我说，他们要民主。
“民主是个啥”？
我真不知该怎么简要解释。我说，就是法治。
“共产党也有法治呀”！
我说，还有你可以选举村长乡长县长省长国家主席。
“那那儿行，选举也是人家党内的事。共产党的天下，那能让你选你的人。那还不是反了，自古都是要杀头的。大学生念书念傻了。”
我很吃惊，我与他中小学受一样的教育，党一直教育我们说国家是人民的，可他这个人民之一怎么就从没认为这国家是自己的？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农民，脑子里不该只有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思想，只有自己被统治的概念，没有公民感，没有任何现代国家现代政治的概念。 现在看也不奇怪。连已在民主国家生活了多年的许多海外学子都一脑子农民意识。有位我一直尊敬的海外网友，博学多才，他的其他见解都很正。唯独脑子里没有现代国家意识。他觉得天下是共产党的，怎能拱手让给他人。他及其反感学运与海外民运，认为他们上也未必好而且更糟。这种观点很有点代表性。
现代国家现代政治的理念是，国家属于这片土地上的公民所有而不是当政者所有。政府只是受委托的经营者。公民有基本人权和参政权。社会正常运转与社会公义靠法律维护，而不是靠权力维持。“造反”或“颠覆国家”这词是没有意义的。一般人们有所抗议时旨在修改法律，而不是更改国体。当政者不称职被赶下台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感觉。因为本来也没认为国家是他们家的。当政是有利益，但可支配的资源有限，也就不会死守。
民主政体下，人民不信任政客，但又需要专业政客。人民不在乎他们是投机还是作秀，只要他们办有益的事。就像你买房子请的AGENT和律师，你很在乎他的人品？你要他是圣人？如果你认为民主理念对中国人民是有价值的，那么学运对民主的追求就是有历史意义的。至于某些学生领袖是不是政客，是不是好政客，那是另外的问题。搅在一起不是思维混乱就是混淆视听。难道倡导民主的学生领袖不是好政客，民主本身就没价值了？古人还知道不“因人废言”呢！这种思维混乱明显地反映了中国人期待圣人的人治思维，而不是法治思维。人治是期待清官为民造福，民主是每个公民去护法强制官员为民造福。撇开民主制度本身不谈而谈民运领袖，说明你是在追求青天大老爷赐福。能赐你就能夺你，因为不属于你，你还是奴才。当我与一位老外聊到中国人自古希望有好官，他说我们也希望，但上帝不给，好官是靠大家用法律和舆论打造出来的，要等上帝赐予，是懒惰。有好官你太轻信了，他就要变坏了。民主制度下一个普通人的理念是打造良官，而我们却在被官员打造良民。
这里还另有一个误区。中国的学而优则仕传统是人治思维的祸根。知识分子从政，让人们期冀他们会是圣主清宫，导致了优质人治的假象。知识分子本是思想者，是社会良知。知识分子从政就导致社会良知与社会操作合一，最后良知必被权力收买腐蚀。不肯低头者必被边缘化。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就在与社会良知与社会操作没有分工。网上常有人拿“作点实事胜于高谈阔论”为理由批评理论探讨。其实，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探讨，最好只高谈阔论而别去行动。理论是理想主义，也必须高举理想主义旗帜，才能为社会提供真善美的标尺，但操作是现实主义技巧，可以有很大误差。再好的技工也不能作出与图纸没有误差的零件。知识分子保持独立就是保持质量检查员的权利。设计兼操作，难免不在操作不合格时为擅改图纸。最终是社会失去良知。这就是我们目睹的官场政治腐败，民间道德沦丧。海外民运怕也犯同样问题。我以前不在北美，也没关注民运组织，不知海外民运为何落得名声不佳。我认为理论家最好与民运组织分开来，保持理论引导和批评的独立性。如果你身在组织，你就失去对民运组织批评的独立性，既不利于纠正民运组织的错误，也不利于民主理念公信力的建立。党派组织让政客们搞为好。
回到对89学运的评价。学运就是学运，与任何请愿示威一样，它本来是在法治框架下表达民意，敦促官方改革以解决有关问题的方式。它没有违反宪法，但违反了北京市游行示威法(未申请)。违反北京市游行示威法该判什么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死罪，也不会是关押4年以上吧？当时判他们反革命罪。现在这罪也被剔出刑法(就这点，难道还不该给他们平反吗？)。因为革命已经没法定义了。按马列主义理论，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反动是阻碍社会进步。民主也是马列毛理论里的进步价值呀。推动民主是反动似乎说不过去。很快高层就称六四为“风波”或“事件”，而不是“暴乱”了。有意思的是官方在公众场合对六四评论的趋缓与海外华人对六四评论的趋严形成鲜明对照。我始终不解海外华人怎么了？一个解释是六四后军训教育下的一代出来了，他们接受了中宣部的教育。主要理由就是动乱不好，民主会影响经济发展，如俄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是镇压的结果。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民主许诺保证的是人权与社会公义，并不保证经济。经济有自己的规律。印度民主得早，但经济一直不行。俄国当时的经济本来就不行了。是经济形势逼政治转型，是转型暴露了经济问题，而不是搞垮了经济。当时一位访俄归来的教授说，独联体的经济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坏。后来休克疗法效果不好，是方案选择失误，与民主体制无关。同样，集权也不能保证经济发展。否则，毛泽东时代应该经济最好。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恰恰是形势逼迫经济转型的结果，而不是当时保守派坚持计划经济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人民要求改革的结果。老邓在经济上是名符其实的走资派，他走的结果是于国于党皆有利。相信那些保守派也因此获益匪浅，成为首先富起来的人。政治上的改革，保守派恐惧，恐失去执政权。其实是心虚。中国现时还没有一个政党能与共产党竞争。人民的不满就在于腐败与不改革。如果老邓事后象台湾蒋经国那样自己启动民主改革，一定会同台湾一样赢的民心，真正被人民选上台。那他就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可惜他不是。不是一时糊涂，而是一开始就不是。当胡耀邦等为他的复出否定了华国峰的“两个凡是”，而他却很快提出了自己的“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时，一切都已成定局。胡耀邦还幻想政治体制改革，却不知自己的悲剧在一开始就注定了。早在老邓刚复出时，陶铸女儿陶斯亮回京进见，谈了一下午。陶斯亮建议邓彻底否定老毛，开创新时代。老邓笑笑说，小娃娃不懂政治(陶斯亮回忆录)。可见老邓根本没想超越自己前半生的理念开创政治新时代。如果说一开始他还没料到经济改革的巨大好处，那么后来他看到了。既然资本主义不可避免，未来国家资产怎样重新分配是个大问题。自己这代革命者斗争了一辈子，夺来的江山，这国家资产不能落入外人手里。如果说早先抓魏京生是出于政治考虑，那六四就主要出于经济考虑了。人们说他听了李鹏陈希同的，我到觉得是听了他自己子女的。反腐败，首先就反到他的子弟头上。六四枪声就是为腐败保驾护航。明确告诉官员，只要政治可靠(组织部的首要标准)，就可以分一杯羹。事实上越腐败越形成共同利益集体，官官相护。子孙害了老邓。如果老邓象老毛没了儿子可能会镇压后同时说出，严打一批腐败分子保二十年稳定。老毛杀刘青山时就是这么说的，杀刘青山保二十年清静。如果那样，现在会是什么局面？到真是可能有点和谐社会的样子和中国特色的新路子了。就算退一步，腐败就腐败，捞金钱好处就捞吧，但整体上对底层民众的人权和生活医疗保障加以关注，个案上打击欺民恶霸官僚(捞钱可恕，欺民难饶)，于民于党于国都好。可发展到体制性腐败，谁想不腐败也不行了。现在二十年到了，老邓的预言实现了，城市的国家资源重新分配基本完毕(下一步是农村的土地)。社会矛盾也积累到最大化。胡哥作为被邓指定的接班人如何化解邓的这些后遗症，真是个考验。不知邓有无锦囊妙计密受。中国又站在十字路口，令人堪忧。目前的状态，高层想严惩腐败也难了。能做的就只有象温总理那样打补丁式的安抚下层。那里出事那里补。而下层的抗议，或许避免大规模冲突的着眼点应撇开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点，而聚焦人权与法治。就象孙志刚事件解决收容制度那样，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去攻克，容易得到最高层认可。因为很多也是他们头痛的问题。比如这回地震校舍的问题，就应促成提高全国学校建筑标准的规范化法律化，不使同样问题重演。
其实，开锁的钥匙，老邓拾起过，只是当上太上皇后就把它撇一边了：
“很多时候写和读的乐趣就在这种不经意之中。”
这就是交流的乐趣，交友的乐趣！
哈 不小心就漏馅了。我销赃灭迹了：）
亲历这段历史是痛也是“福”。希望看到大数定律被检验。
谢谢你花时间阅读留言，让我在这个浑噩纪看到更多人间清阳之气，觉到暖意。
虽然感谢不知从何说起，但确实从心而出。这篇文章是我读过的（当然我读得也不多）对六四最客观的记录、分析和反思。
那年我已经毕业，不过去了趟北大三角地，骑车到天安门看了看热闹。当时整个国家正处于寻求变革，寻找方向的时间点。身为年轻人，对于那种变革前夕的压抑甚至窒息格外敏感（我想起海子的自杀），以迷茫和躁动迫切地盼望某种巨变的到来，哪怕是天翻地覆，天崩地裂。
也许这是那个年龄的青年的普遍心态。如野兄文中所说，热血青年，无可厚非。他们只是单纯地希望改变，不会去考虑改变的代价，改变的后果。这本不是他们的长项。只是这种力量加上各方势力的影响和鼓噪，还有形势本身的不明朗，让原本单纯的学生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悲剧。事到如今，更是变成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不可言说的伤痛。这种痛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当年幼稚的理想主义，经过血的洗礼，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发酵，或许能够走向成熟，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
对文中这句话印象很深：时代变化不是时装变化。恰好最近与朋友讨论政策与个人对策的关系。这句话很有启发。
人生总是需要忍耐和盼望。
同意你得补充和微观心理分析。
北京近代史上，学生运动从没被正真镇压过，所以没人想到会到这种地步。学生市民对当局没那末大的敌意，也就不认为当局会有那末的的敌意。
谢谢关注和讨论！
我以为，这一悲剧的发生，除了楼主的所提到的以外，尚有以下几点事实，希望楼主能有机会在以后的文章中提及，帮助年青的学弟学妹们了解真实的“六四”。
1， 该“动乱”并没有任何事实上的领袖和领袖人物。柴玲、王丹、吾尔凯西等仅仅当时因绝食而被推举（应该是自告奋勇的，如同文革时“造反派”的头头一样）出来与李鹏等国家领导人谈判，希望不要被“软处理”而已，并不能代表任何大学，也无法代表在广场上的学生们。在5-20前，广场上北京的大学学生绝大多数人都已回家，剩下的几乎都是外地乘免费车来京的外地大学学生。但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则不让外地大学学生进去，以确保柴玲、王丹、吾尔凯西等人的“领袖人物”地位。
2， 5-20戒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5-20戒严后的事实真相是：地铁当天开始停止运行，交警全部撤岗。以致全北京的老百姓愤怒起来，造成戒严后老百姓与政府对着干：几乎没有交通事故，连“小偷”也罢偷，老百姓也不吵架，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3， 绝大多数学生和北京的老百姓都认为“解放军不会开枪”，原因除了楼主的所提到的以外，还受历来共产党的教育，“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当然不可能向父母开枪。还和北京近代史上，军队进城从来没有开枪打进来的历史。不要说49年的北京和平解放，就是当年日本占领也没开枪，军阀混战时期，北京市区也无作战的历史。
4， 我以为6-4开枪这一悲剧的发生，有其二个很重要的楼主尚未提到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与四人帮倒台时的情况不一样，四人帮倒台时，上海民兵有枪有炮，战斗力决不输给当时的军队，故同样的党内“权力斗争”或“路线斗争”，不得不考虑和平解决问题，虽曾调动军队想包围上海，但不敢动用军队进城，更不敢开枪。但6-4时，北京的民兵没有枪，故军队进城就没有任何的顾虑，军人也是人，也怕死，当只有军人有枪，而北京民兵没有枪，学生更没有枪的情况下，结局就可想而知了。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当年年青学生和年青士兵的对立或成份差别严重。当年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而没有能上大学的青年就差很多，由于户口制度，农村青年的生活比城里同龄人就差很多，与“天之骄子”更是差别显著，可以说是天上地下。当年年青士兵几乎全出身于农村，立功受奖提干（进步校）是他们的愿望，否则，一旦退伍，则“一无所有”。一旦有机会，这种“仇恨心理”，就会爆发，这个板机就扣的下去。
以上几点，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