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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長歎憶树棻

(2022-12-05 04:35:24) 下一个

一聲長歎憶树棻

 

——王亞法

 

離大陸文壇久了,與當年的文友疏于聯繫,只能從網上偶爾得知,他們有的鍥而不捨,還在筆耕,有的縱身下海,棄文從商,有的為官從政,宦海漫遊……想起這些年來的變遷,實在是夠令人寫些東西了。 昨天去書店,購得一本《豪門舊夢——一個上海“老克拉”的故事》,作者孫樹棻。孫樹棻,好一個熟悉的名字,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克拉”。“老克拉”是一句海派話,指出身名門,受過洋化教育,領市面,懂行情,在社會上兜得轉的人,也可以叫做“懂經”朋友。老孫的書用這個副標題來夫子自道,是很確切的。

我和孫樹棻相識在七十年代後期,那時候他正在為我社寫一本《鐵掌擒魔》的中篇小說(1979年少兒版)。因他是單身漢,閑著無事,晚上常來我們辦公室和家住嘉定的趙元真聊天,那年頭,因我的私房被鵲巢鳩居,還未落實政策,也住在集體宿舍裡,所以亦一起參與。

從聊天中知道,孙树棻的祖父在上海灘很顯赫,和盛宣懷家族及榮宗敬家族都有聯姻,父親是商務印書館的股東,跟張元濟是好友,但是個紈绔子弟,因喜愛京劇,和周信芳成了通家之好。

他和周信芳的女兒鬧過戀愛,後來周小姐去了國外,陰差陽錯,有情人沒成眷屬,終身不娶,光棍伴隨一生。他有個小姆媽在香港,文革中幾次勸他去港,未去成,結果周小姐在國外艺术有成,而他卻人到中年,仍在南市一所中學當老師,一事無成,有些落寞。孫家和榮家的聯姻故事是我和他在一次爭辯中得知的。有一次我倆聊到榮家。我是無錫人,外婆家與榮家有些瓜葛,從小聽過許多榮宗敬、榮德生昆仲的故事,那時我年少氣盛,與他爭辯,他有些火起,說:“小王,儂勿要老X跟我爭,我三嬢嬢就是榮宗敬咯兒媳婦……”可見那時候我們間的說話是很隨便的。

文革過後,孫樹棻立志想寫小說當作家,但那時因形勢所系,只能寫革命題材的作品——《鐵掌擒魔》是他和一個叫趙明的山東老幹部合作的處女作。趙明是山東臨沂人,化工局的領導,市委書記王一平的麾下,文革後老幹部復出,山東幫一統上海。那時我在為落實私房政策而奔波,老孫就把趙明介紹給我,我在紹興路28號的住房,就是通過趙明和房地局戰友溝通解決的,當然這是題外話。

孫樹棻有兩大特色,可用“聲味並茂”來形容,聲,他是文革後上海灘少數幾個擁有摩托車的人,我記得那是一輛灰色的“幸福牌”,開起來聲音很響,煞是威風,上海人把這種車叫做“大炮”。這車和他的穿着很配套——邋遢,也許是他專心寫作,沒有時間打理。每當院子裡響起機器腳踏車(上海人對摩托車的叫法)的聲音,大家會不約而同地說,老孫來了;味,是他的煙癮重,走到哪裡,那裡便是霧氣繚繞。他煙不離手,渾身煙味,不知他晚年戒煙了沒有?大約八十年代中,老孫的創作欲頗為旺盛,他的《姑蘇春》和《太湖遊擊隊》印數很高,後來又改編成電影《敵高科在行動》,在影片稀缺的年代,這部電影曾經吸引過很多觀眾。

    回憶老孫不能不描述他的家。我到過無數個邋遢的家,有四川山區人畜同居的家,安徽農民家徒四壁的家,太平洋島國用棕櫚皮搭建的家,澳洲土族簡陋無比的家……唯獨對老孫家的邋遢,記憶猶新。他的家在上海復興中路思南路口的一所老式洋房裡。你只要看到院子裡停著摩托車,就能知道老孫在家中。如果你在門口大叫三聲“孫樹棻”,樓上會準時回答你三聲“汪汪汪”,這是他的愛犬在幫他回音。當時上海規定不准養狗,老孫養狗也是前衛的,是不是人民政府知道他是單身漢,對他特別優惠,不得而知。

老孫的居所在二樓的亭子間,也是他的創作室,隔壁是被上海人稱作大衛生的廁所間,兼作愛犬的居所。上海人把有浴缸的廁所叫做大衛生,沒有浴缸的稱作小衛生。進入老孫的房間,首先迎接你的是一陣濃烈的香煙味和異味,這味道來自臺上那只壘起三寸來高煙蒂的煙灰缸,和沙發旁那只白色的高腳痰盂。痰盂內的污垢多年未除,臭極變香,發出一陣淡淡的幽怪味,臨窗的一張寫字臺,好像是用木板搭起來的,上面堆滿了亂七八糟的稿紙和雜物,最顯眼的是那橫豎混放的幾條紅雙喜香煙,其淩亂是無法用筆墨描述的。

有一次我去他家,約他去見一位老作家,臨出門,他從沙發上的一堆髒衣服堆裡抽出一條褲子,和身上的那條比劃著問:“小王儂看哪條乾淨?”老實說,兩條都不乾淨,但對比之下,總有一條是比較乾淨的,他選擇一條穿上,我們出門去了。

我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國,聽說老孫去了香港,還繼續在寫小說。

大約二〇〇〇年左右,金庸來悉尼,我和他聊起孫樹棻,金庸說和他很熟,在香港孫樹棻時有作品發表,並說如果我去香港,他一定請我倆吃飯,聽聞老孫雖年近六十,但創作欲依然旺盛,十分可喜。

二○〇二年我回上海,聽說老孫也在上海,於是我打電話給他,想請他和竹林、趙元貞等一幫老友來聚聚。他說,他在九亭買了房子,現在年紀大了,不大去城裡。我說前去看他,他說太遠,不方便,還是在電話這裡聊聊吧。那天我倆一共聊了一小時四十五分鐘。他說前幾年他在香港見過一次周小姐,但事過境非,已經沒有當年的感覺了,現在還是一個人過……我們談了不少近些年上海文壇的軼事,在談到葉永烈時,我說有個別所謂圈內的作家,認為葉永烈的文章不是正統文學,文字枯燥,沒有修飾,其實這些人根本不懂什麼叫“正統”,他們的作品加起來,也未必有葉永烈一個人的歷史地位高。他非常贊同我的說法。他說在作協開會時,也曾和那些人爭辯過,說葉永烈寫了幾千萬字,讓你們抄一遍,恐怕也難勝任……他從香港回來,我在海外生活多年,有許多話題談得很投機,彼此覺得,我們曾經生活在一個錯誤的空間里,浪費了許多精力,寫了不少讓後輩貽笑的文字……

前些年回去,聽張錫昌說,樹棻走了,臨終前把遺產和版權都餽贈給最後照顧他生活的一位女友,這位女友不是文學圈子裡的人,不懂如和處置,曾去請教過錫昌……而今張錫昌也走了,不知下文如何。

二〇〇一年,我曾寫過一篇《“老克拉”孫樹棻》的文章,收入我在台灣出版的《半空堂雜譚》中,結尾有“今年我如回國,一定選道香港,和他把盞敘舊,不知他現在還養狗否?過去我們一起吃飯,肉骨頭總由他帶回家喂狗……”不料人生無常,我的取道香港,與之把盞之計劃,竟成泡影。

唉,這些年比我大幾歲的文友均紛紛謝世,敲鍵至此,不由唏噓一歎,悲從心來。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五日於食薇齋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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