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西记游

日本关西记游——王亚法二零一二年八月，中国盛夏，热，同是北半球的日本，也热。这期间，这两个亚洲大国，正在为钓鱼岛的归属，争执不休，外交上更热。就在这Double的热潮里，我乘坐的东航班级在大阪机场降落了。 大阪和奈良、京都三市呈等腰三角形，相距不远。日本民间习惯将这里称作“关西”，把东京一带称作“关东”。由于时间关系，我这次足迹所至，只在关西，至于《关东记游》，留待下次再写。 第一印象大阪我曾经到过，那是十几年前从澳洲回上海时搭乘日航班机，在这里转机，大阪留给我的印象是短暂而朦胧的，甚至是不愉快的，原因是我在一家空港宾馆过夜，按错了电视遥控板的键钮，第二天结帐，被多收了十几元美金。日本的宾馆一般都有收费电视，按一下遥控板上的红色键盘，就自动转入Sex节目，不识日文者往往容易犯错。 说实在，由于我的青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长期接受仇日灌输，始终对东洋鬼子有一种仇视、妒忌、佩服的复杂心态。说仇视，日本侵华，杀戮我同胞，无锡老家祖屋受兵燹，家父被打……国仇家恨，自然挥之不去；说妒忌，同样经受二次世界大战劫难，人家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建立一个新国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医疗技术，科技产品输往世界，造福人类，贡献不可谓说不大。相比我华夏泱泱大国，拜美国扔原子弹之恩，抗日险胜，接着兄弟阋墙，抢夺江山，以后是一党独霸，恶斗不止，杀戮贤能，小人得志，经过几十年的连环折腾，至今民心涣散，但还在虚张声势，自吹自擂……两相对比，妒忌之心，油然泛起；说佩服，一个资源匮乏的蕞尔小国，能对世界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只要你心无偏见，这样的民族你不得不佩服。 朋友给我预订的旅馆，在一个叫天王驿的地方，这里离大阪大约有六七站地铁。陪同我的侯先生，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阅历相当，爱好相同的朋友。他一九八七年来日本打工，如今已经扎根，怀揣日本护照，成了一个愤青眼中货真价实的“汉奸”。他住在东京，这次是特地赶来大阪为我做向导的。出了天王驿车站，这里车水马龙，人流络绎不绝，车站附近在施工，显得有些凌乱。我们在附近兜了几圈，找不到旅馆的位置。侯先生问路边一位须发蓬松，衣履不整的青年。我在一旁有些担心青年人的态度，因为几年前我去上海东安路探望一位朋友，在一条没有标记的弄口，问一位同样装束的青年，我连呼了几声同志，问XX弄在哪里？他眼珠朝我翻白几下，没有反映，我想他或许是重听，或许是哑巴，正要离去，不料他点上一支烟，一腿直立，另一腿微微抖动，用嘲弄的口吻说：“嘿嘿，戆乱（傻瓜），站在XX弄口还问XX弄。”我的意识流正在寻思那边厢，这边厢日本青年热情地领我们到临街的一扇电梯门口，按上键钮，把我俩送进电梯，电梯门关闭时，我看到他谦恭的一鞠躬。此刻我的意识流给我提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两个不同的社会，造就了两种不同的青年？此刻我的意识流又开始活跃了，或许那边厢的青年，正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在抵制日货，抑或在围攻挂着太阳旗的轿车……我脑际里突然跳出了两句哲人的话：“好的制度使魔鬼变成人，坏的制度使人变成魔鬼。”先说寺庙在中国旅游，最多的就是参观寺庙，参观那些一九四九年后被毁坏，近年才修复的，不伦不类的假货，上个星期我还刚游览过四川梁平的“双桂堂”。我对双桂堂心仪已久，因为我早年收藏过竹禅画的《竹石图》，曾在上海《新民晚班》的副刊上，写过介绍过他的文章。竹禅是双桂堂第十代方丈，早年他与本县的一位闺秀发生恋情，东窗事发，那位闺秀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势力的袍哥，发誓要追杀他。竹禅连夜出逃，一路南下，沿途挂单，最后在上海龙华寺驻锡，晚年将历年卖画所得的白银二千两，以及悉心收集的双桂堂开山老祖破山方丈的墨迹、贝叶经等宝物带回故里。他回到双桂堂，被尊奉为第十代方丈，可惜这时已经七十六岁高龄了，半年后便圆寂。后人为了感怀竹禅的苦心，在他的墓碑上刻了一副挽联：携大笔一枝，纵横天下；与破山齐名，脍灸人间。　竹禅诗、书、画、印诸方面的造诣，在清末民初颇有名气，《海上画语》等史料记载，“与任伯年等海派魁首，诙谐调侃，十分稔熟。”至今在书画拍卖场中，还经常能见到他的作品。从网上得知双桂堂存有一块方炳南撰写的《竹禅和尚碑记》，也许是竹禅在双桂堂的唯一遗物了，可是我兜了半天，遍寻不着。庙里的和尚专心求游客施舍，问了几个讯，均答非所问，无从得知。凭着我对竹禅画艺的尊重，原本这次来想捐些小钱，不料看到眼前这副碜相，决定一分不捨……游罢双桂堂出来，给我的视觉感受，不是高大的佛像，不是破山老祖的佛塔，也不是用蹩脚建筑材料修建后的破陋相，而是触目恶心的脏——这种脏是我走遍天下寺庙所没有见过的。以致我离开双桂堂，最后回眸时，我的意识流调侃说：“主人，如果你是《拍案惊奇》中的汪大尹，你一定会给这些秃驴们，狠狠一顿板子。” 好吧，再看看日本的寺庙吧。从日本的传统建筑看，它是一个神、人、鬼同居的地方，不管你走到哪里，眼帘所触及的，除了民居以外，就是寺庙和神社。据侯先生介绍说，光京都一地，神社不算，寺庙就有上万所。寺庙是供奉佛像和法器的场所，一般由主殿、讲经堂、塔、门、钟、墓地等建筑组成，在外行人的眼里，形式几乎一致。我先游览了位于大阪的银阁寺。银阁寺的木质外墙贴满银箔，外表不张扬。门前一泓湖水，四周绿树环绕，苍翠宜人，特别是树丛间的罗汉松，修剪得错落有致，温敦可爱，你仔细寻味，就会发现它和我遇到的日本民众一样，温良恭俭，彬彬有礼。某些人认为，小日本礼仪虚伪，举止夸张。但我认为不错，很不错，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臣民教化得如此规矩，实在是教育的功绩。不像我在“解放区”，打开电视，满是凶杀、抢劫、诈骗和政治说教……不由鄙视那批靠“维稳”发财的肉食者，不懂用智慧来处置社会暴戾，一味迷信暴力，蛮干，我敢断言，他们不懂疏浚，不久将会步趋大禹父亲鲧治理黄河的后尘。从银阁寺坐巴士到金阁寺没几站路。说气派，金阁寺比银阁寺要阔气许多。两个寺的建筑式样粗看几近相似，只是银阁寺是二层楼阁，金阁寺则是三层楼阁，气派更大。银阁寺显得内敛含蓄，阁前池塘，水鸭成群，绿水浮萍，鱼翔浅底，松树荫下，绿草成茵，岩石丛中，溪水潺潺，像中国古代书院，又像私家园林；而金阁寺的墙体贴的是金箔，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十分豪华，阁前的池塘也比银阁寺大许多，路面全用沙砾铺底，四周绿树环抱，各色花树修剪得平整有序，从远处眺望，背后小丘连绵，清新秀丽，从近处细赏，阁前池水映照，金碧辉煌……两寺相比，外貌相似，但动中有静，各显媚姿。在寺庙的入口处，几乎都有一个供朝觐者洗手和饮水的地方，简易的茅棚下，有一口用花岗岩垒砌的水槽，几道细流，涓涓流入。水槽上搁置着十来把竹制的勺子，朝觐者进庙前先用清水洗手，然后仰饮半瓢，最后竖起竹勺，将剩下的水，沿手柄淌下，清洗拿捏过的地方。我在一旁看了好几个进庙的人，人人重复着同样的程序，像受过训练似的。看着看着，我的意识流不由惊叫起来：“他妈的，这才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公德！对比那个自吹最伟光正的地方，搞政治的，暗下使招，相互攻讦；搞宣传的，假话连篇，全无廉耻；搞经济的，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搞药物的，瞒天过海，谋财害命；搞食品的，暗中掺毒，丧尽天良……难怪权贵们明里大骂帝国主义，暗下却把子女老婆送去那里，以备后路，而底层小民，则三餐无继，欲哭无泪……”我的意识流似乎在哭泣。在侯先生的陪同下，我游览了大阪、京都、神户一带的庙宇，在我这个行外人眼中，这些庙宇几乎都是大同小异，唯有奈良的东大寺，不由使我惊叹：奈良曾经是日本的古都，从公元六百五十五年至七百八十四年，日本的几代天王都在这里建都，日本史上称作奈良时代，这正好是中国唐朝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五年到唐德宗李适兴元元年的强盛期间，在这一百多年中，日中的文化交流频繁。 这里有鉴真大师创建的唐招提寺。寺内安置着鉴真大师的塑像，和埋葬他遗骨的佛塔。据说寺内还保存着唐代柳公权和欧阳询的书法真迹。由于日本的历史上没有被共产党统治过，也没有搞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许多从大唐传来的文化遗物，至今还被完好地保存着。从人类文化传承的层面说，我们应该感激鉴真的功绩，广而延之，也要感激王道士和斯坦因，以及英法、等国博物馆的无名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辛劳，就极不可能将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保存至今。出得奈良市火车站，走不多路就是兴福寺，从这里开始，就可以看到街边出没的梅花鹿，密密麻麻，至少有几百头之多。你只要在小摊上，花一百五十日元，就可以买一包鹿食喂饲。我买了一包，谁知还来不及分发，一群贪嘴的家伙就一哄而来，向我袭击。我首尾难顾，身后的几个家伙死劲顶撞我的腰部，咬住我的裤带，其中一位还在我屁股上狠狠咬了一口，给我添了一块巴掌大的青紫，让我痛笑不已。和侯先生一路谈笑，不觉走上一条宽阔街道，这里摊贩林立，游人如织，数不清的梅花鹿，在人群中穿梭往来，熙熙攘攘，一派人兽和谐的景象。使人惊讶的是，这街的规模要比日本普通的街道明显大许多。要不是整洁的街面和安谧的氛围，几疑自己置身在中国西安的某条大街上。沿街而行，街的尽头是一幢高峨宏大的木质建筑，二层飞檐，正中高挂的匾额上，四个遒劲有力的汉字——“大华严寺”，赫然在目，仔细品赏，字体严谨雄健、有法度森整的唐代风格。进入大殿，左右肃立着威武的哼哈二将，这和中国庙宇的天王殿有所不同，中国的庙宇一般是四大金刚，按“风调雨顺”的次序站立，而这里只有两位，还有两位，我进入释迦牟尼殿后才发现，在守候后门。使人惊讶的是，天王殿的宏大和日本的其他建筑迥然不同。在我的印象中，日本人多地少，所以建筑和住房都比较逼仄狭小，但很精致。我在澳洲看惯了高速公路的宽阔车道，初到日本，觉得那里的车道特别的狭小，正好容一辆车子驶过，非常经济，许多人家在门前窄小的空地上种置水稻，日本人惜地如金，实在叫人惊讶。 穿过天王殿，是一片用石头砌成的宽阔广场，整洁干净。中间一条大道，两边是修剪得平整的草地和树丛，朝前望去，巍峨的大殿像一座小丘，黑色砖瓦覆盖着两层高丛的飞檐，日本建筑的飞檐，没有中国式的夸张，中间点缀着一个圆弧型的廊檐，黑色砖瓦的长廊，从大殿两侧连绵延伸，环抱整个庙宇。如果把大殿比喻成一个慈祥长者，仿佛他绵延奇长的双手，紧紧搂住广场、绿地，以及如云般涌入的芸芸众生……这时我的意识流又给我送来了梁平双桂堂的镜头：不管是庙宇的建筑材料，管理、环境整洁、进香者的穿著和神情……两者相比，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我的意识流又在作怪：如果历史再一次把这两组人推到威海卫打一场“甲午战争”，后果将会如何？我不敢回答，因为我的结论，会伤害我同胞们的自尊性。 站在大殿门口仰首凝视，发现这是一座恢宏的木结构建筑，白色粉刷的天花板上，露裸的木椽历历可数，看木材深褐色的包浆，可以推测出年代的久远。进入大殿，面目慈和的释迦牟尼菩萨端坐在荷花瓣上。供桌上摆设简单，除了两朵莲花比较醒目外，其余都是几件不起眼的小摆设。在这里既不见香烛，又不见供果，更不见手持公德簿，贼秃嘻嘻讨布施的和尚，。 环视周围，虽廊柱林立，却见不到一条楹联；虽殿堂高丛，却看不到一块匾额，整个庙堂的布置，可用朴素隽永二字形容之。我想，或许是菩萨东渡日本后，摒除了香火供果的贿赂，回绝了无聊文人的吹捧，奉行按慈悲护佑苍生的原则，讲道义拒绝歪风的大德。回眸“解放区”，大小庙宇，香火鼎盛，穷人烧香，祈求消灾免祸；富人烧香，祈求日进斗金；贪官烧香，消弭东窗事发；少女烧香，祈求委身富翁…… 人人自危，一片恐慌。 在“解放区”神圣的佛教已经堕落成统治阶级的工具——贪官权贵的保护神。住持和方丈成了厅局级干部，信奉共产主义的红色分子成了庙宇的大施主，宗教和权贵通奸，中国的宗教史上出现了最肮脏的一页。在庙宇的西北角，一座金刚的脚下，堆放着许多修葺后替换下来的佛像和构件，我的意识流告诉我，他们曾经有过几百年的光辉，现在离休了，正静静地躺在那里享受供奉。望着他们，我突然想起，我在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的广场上，曾经瞻仰过他们的同行；我在巴黎圣母院的墙角边，曾经瞻仰过他们的同行；我在罗浮宫的院子里，曾经瞻仰过他们的同行……可是我在自己的母国，从不曾见到过，或许它们被抛进了垃圾堆，抑或被扔进了老百姓的灶膛……我在母国见到的，只有那些退下后，依然享受荣华富贵的离休干部——那群历次政治斗争中，演技高超的不倒翁。从大殿出来，我坐在天王殿的台阶上休息，听侯先生说：二次大战联军轰炸日本前夕，美国的李梅将军准备对日本本土实施大规模的轰炸，事前他任命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 编制一份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其位置。他和学生罗哲文不分昼夜地绘制地图特别表明，要保护日本的古都，京都和奈良。当他把这个地图呈递到盟军司令部时，还特地做了郑重交代，当时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诧异，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对敌国的古建筑如此关心。梁思成解释说，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恨不得炸沉日本，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文明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因为梁思成的提议，在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的命令下，京都和奈良没有被炸毁，两座古城终于得以保存。也就是这个梁思成，在得知毛泽东决定改造旧北京城时，也提出了保护北京城旧建筑的建议，但因此被打成右派，就此消失在中国的建筑舞台上，郁郁而亡。我的目光穿过游人如织的广场，凝视着蓝天白云映衬下的东大寺大殿，心潮澎湃，遐思如缕……一个学者在两种制度下的两种命运，两种令人心脏痉挛的命运。 后说神社 在日本，神社是崇奉与祭祀亡灵的场所，是日本宗教建筑中最古老的类型。由于日本信奉神道的人数众多，因此神社十分普遍，据说共有八万二千所之多。 我在京都，已经记不得穿梭过几个神社了，给我印象最深，规模最大的，要数“八坂神社”。 那是在乘巴士去银阁寺的路上，我偶然看到转弯处醒目的“八坂神社”的石柱，旋即就拖着侯先生下车。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中国人习惯用扁平的长方形石碑来记载事件，而日本人却喜欢用四面宽度相同的四方形石条，不管是墓碑还是纪念碑、告示碑……都是这样，因此我称它为石柱。 踏上八坂神社的台阶，看见左右两侧的石基上，蹲伏着一对类似中国麒麟或辟邪的石兽，但造型别致，我说不出他们的出典。周围的廡殿式建筑，与中国的庙宇道观相比，略有不同，屋顶的飞檐，没有中国的那么夸张，屋檐和屋脊上也没有中国的那么繁琐的装饰，整个式样简洁明了。但建筑的廊柱都用红漆髹刷，墙壁一概涂上白色，红柱白墙，十分耀眼。 参观神社，最惹人瞩目的景观是“鸟居”。 鸟居的式样，与汉字中的“开”字颇为相似，和中国的牌坊一样，具有装饰性。因为神社是祭奠神灵的地方，设立在这里的鸟居，传说它是神与人的阴阳分隔之门。鸟居的建筑材料，有的用石质，有的用圆木镶嵌，据说还有用铜铸的。侯先生告诉我“靖国神社”的鸟居就是铜铸的，可惜“靖国神社”在东京。按照日本人的地域划分，东京属关东，我这次游的是关西。 叙述至此，我突然想起一则笑话：当年张大千和溥心禺，在日本一起游览神社。张大千指着鸟居说，这东西学中国的牌坊又没有学像，实在有点不伦不类。溥心禺说，据日本神道教传说，天照大神因为和自己的兄弟生气，躲进了一个山洞里，用石头将洞口封上。因为天照大神是太阳神，他将洞口封住，人间就没有了光明，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用木头建了一个架子，将许多公鸡放在上面报晓，天照大神在洞被扰得不胜其烦，只得回到天上，重放光明。这个架子日后就成了神社的鸟居。张大千听完，大摇其头说，不对不对，据我所知，这个架子是咱们中国人给他们设计的，故意做成裤子形状，让他们钻裤裆，长不高。溥心禺迟疑道，可真如此？张大千说，中国人还给他去了个名字叫“鸟居”，你说“鸟”之居处，不是裤子又是什么？溥心禺听罢哈哈大笑，他知道张大千又在损小日本了。神社一般占地很广，里边古杉老松，绿荫蔽日，百鸟喧鸣，湖水泠泠，个中氛围，比庙宇更为静谧安宁，似乎离喧闹的俗境更为遥远。 神社的大殿往往用茅草作顶，造型朴素，没有奢华气。大殿里不供奉神祗，不点香烛，没有朝觐者在膜拜，只有在屋檐的偏右处，挂一根长绳，朝觐者拉动绳索，代替磕头，祈求神祗保佑。八坂神社是保佑商家生意兴隆的，在大殿的屋檐四周挂满许多纸糊的白色灯笼，上面写着人名，这是商家献金的功德灯笼，这里和中国的寺庙一样，只要你捐钱，就可以留芳名。 大殿旁一幢木屋的墙上，贴满字迹的纸张，旁边是一溜小摊，摊前挤着几位穿著和服，手持纸扇，打扮美艳的日本少女。侯先生告诉我，八坂神社是女妓们经常造访的地方，他们相信命运，经常来这里拆字问卜。 大殿我的意识流常常告诉我，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推翻偶像为前提的，十五世纪西方新教的兴起，中国南宗的出现……神社不供奉神祗，我想大概也是这样。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解放区”，竟会出现一个“万寿无疆的红太阳”，这个红太阳炽热异常，毒光灼死了几千万无辜的人，甚至连亲密战友也不放过。更奇怪的是，到了人类文明进入互联网时代，飞船卫星屡屡上天的二十一世纪，每逢毒太阳的生辰或忌日，在“解放区”还会有许多愚夫愚妇，如丧考妣，跪头祭拜。不解的是，分享维稳费用的城管队，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不闻不问，却忙着去欺负那些可怜的街头小贩。 紧挨神社边缘的，就是墓园，确切地说，墓园是神社的一部分。这里石柱林立，阴魂聚居，听侯先生介绍，这里的许多坟墓，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日本人买下的墓地和房屋都是永久产业，没有五十年、七十年的离奇法规。我说，我们澳洲也是这样。我走访过不少国家，都是这样，唯独那个地方与众不同，这就是他们吹嘘的“特色”。 路边一间狭小的神殿里，供奉着两匹泥马，它们大概和西安的昭陵六骏一样，生前曾经为帝王立过功勋，死后在这里享受香火。侯先生说，日本人习惯拜祭所有的神灵：太阳、月亮、或、雷、高山、大河、古树、瀑布、飞禽走兽……祭祀亡灵只是其中之一。 从院子里苍老的古树来推测，这里的建筑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保养得非常完整，大殿里一尘不染，朝觐者步履轻盈，悄声细语，举止得体，看不出一丝功利和浮躁。 一阵和风吹过，松语声声，我的意识流又开始兴奋了：几年前，我为寻找张大千的艺术踪迹，去成都昭觉寺采访。昭觉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有“川西第一丛林”之称，寺内松树成林，涛声飒飒，康熙曾有御诗：“入门不见寺，十里听松风。香气飘金界，清阴带碧空……”从诗中可以看出，当年寺内松树茂密的盛况，可是眼前却是一排排稀疏的小松树。我问一位老和尚。他说，庙里的千年古松，在大跃进时被砍去炼钢铁了，这些都是八十年代补种的。我曾听一位老者说过，当年朱德被追兵所急，曾藏身寺内，在僧侣的掩护下躲过劫难，五十年代，朱德锦衣还乡，曾题一块匾额，后来听说匾额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所毁。我提及此事，老和尚以目睹者的口气说：“哪是红卫兵哦，是解放军开军车来拿走的。”呵呵，明明是他们狗咬狗，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却把罪过推诿给年幼的红卫兵。试问——破四旧，这一破坏中华民族文化的滔天浩劫，背后究竟是谁？难道仅仅是造反派？红卫兵？历史等待回答，而且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坊间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的意识流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互相参照，沉思对比，寻求答案。最后我的意识流认真地告诉我：答案只有从佛陀的偈语中去找：“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来生事，且看今生为”。一切都是因果，一切都是报应—— 再说天守阁 从大阪城的地铁站下车，走上地面，一股凉风扑面而来，我深深做了个深呼吸。眼前呈现的是蓝天白云，绿树飞鸟，沿河是一片松林，河对面是一堵乱石堆彻的城墙。在阳光下，花岗岩石块参差排列，花纹似龟裂，又似皱折，混成自然，天工巧成，犹如郑板桥的书法，虽大小参差，但不失整体的平衡， 城墙的背后，是一幢高大巍峨的银白色建筑，青顶粉墙，屋瓴从横。造型神似北京的大前门箭楼，然而又不全然，四周城墙环绕，绿树环抱。这就是大阪城的天守阁。 说到天守阁，不能不提到日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在十六世纪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大业，旋即建造大阪城。他动用六万民工，花一年半的时间，建成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堡，并且在城中的最高处建造了天守阁。天守阁既是指挥战斗的地方，又是丰臣秀吉的府邸。可惜大阪城建成才三十二年，就被“德川幕府”对丰臣家族的一次进攻中被毁。 大阪城和天守阁屡毁屡建，现在我们见到的天守阁是一九三一年由大阪民间集资重建的。 思潮至此，我不得不向大和民族致敬，敬仰他们懂得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敬仰他们懂得接受别的优秀民族的文化遗产，光就他们满街的繁体汉字，就叫我感佩不止。遥想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许多有识之士，留学东瀛，将我们丢失的文明捡拾回来，将大和民族学得的西方文明，转学过来，于是中国有了小提琴、油画、漫画、话剧、黄包车……中国的字典里多了“干部”、“社会主义”、“人权”、“哲学”、“战线”、“艺术”、“解放”“特权”……等新名词。 日本民间集资重建天守阁，引起我去德国波恩，参观贝多芬故居的回忆。贝多芬在波恩的故居，在第二次大战时，被联军彻底炸毁。战后当地居民集资修复，依旧修旧，一如原样。 反观一八六零年北京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劫后，旋即京畿附近的暴民蜂涌而至，挖墙搬砖，进行了更为疯狂的洗劫，甚至连建筑物的基石也被挖走。文革后期，我去北京出差，住在东四十二条的“中国少儿出版社”招待所里，黄昏时和几个老编辑在院中散步，一位老编辑指着一些雕工精湛的建筑构建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掠劫后，财物四散，暴民抢劫更甚，这是证据。这院子本来是北洋时期京畿警卫总司令王怀庆的私宅…… 跨进天守阁，游客兵分两路，一路可乘电梯，直上八楼，然后从上往下参观，另一路则不乘电梯，自下往上步行参观，这样既可以分开人流，又可以避免拥挤。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人思维的缜密。就拿地铁来说吧，不是高峰时，每次列车都挂有一节“女性专用车辆”，该车厢的颜色较浅，以资告示男性莫入；普通车厢，又有“强冷空气”和“弱冷空气”之分，我走过许多国家，唯有日本政府替国民考虑得如此周详。 我和侯先生乘电梯直上八楼，走出电梯，发现整个层面的布局，中间是两部电梯，交替上下，四个角落是出售旅游纪念品的柜台，四面墙壁的正中间开门，门外是一圈观景台。观景台的四角，有铜铸的檐角伸出。檐角上装饰着一种奇特的动物花纹，侯先生说：“日本人把这叫“鯱”，这是个日本汉字，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种海兽， 据说遇到火灾，它会从嘴里喷出水来，是灭火避邪之神，和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中的第九子“螭吻”差不多。” 环绕阳台，整个大阪城收敛眼下，历历在目，周围群体建筑，错落有致，按中国传统的君臣佐使原则，有序排列，相互烘托。 拾级而下，第七层以下是展示厅，这里保存着丰臣秀吉的木雕像，使用过的武器、战袍及绘画、书信……宽阔的视屏里正在介绍大阪城的历史：从丰臣秀吉建造大阪城，到被德川家康攻陷的惨烈战争，一直介绍到一九九七年的整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墙上的一排洞龛里安装的3D电视，里边的人物和背景都是白色的，人物只有寸许大，小巧玲珑，精致异常。每个洞龛放映一个简短的镜头，景物朦胧，宛若梦境。游人排队，依次轮看，无不称奇。 游罢天守阁，从另一扇门出来，小路的两旁全是茂密的樱花树，可惜不是樱花盛开的季节，这里树枝萧条，人迹罕少。侯先生说，要是在樱花盛开季节，这里挤满年轻人，载歌载舞，深夜不归。日本人常把樱花开落，联想到人生的短暂，所以在他们的人生观里，多了一分“出世”的达观。 走出樱花林，迎面是一幢高大的鸟居，从汉字辨认，这是所祭祀丰臣秀吉的神社，从外看规模颇为不小。我刚要举步，侯先生拉住我说，告示写着，今天不开放。好在日本的神社格局差不多，我就止步了。 看看日头，时近中午。 侯先生看出了我的意思，问：“嘿嘿，你又想找好吃的啦？” 最后说吃的 出外旅游最忌讳的是两件事，一悭足力，往往临近景点时怕累，望而却步，白白丢失赏景的时机，事后大叹懊恼，因为有些景点你可能此生就去一次；二是悭钱，看到当地特产嫌贵，舍不得掏钱，暗忖此物家乡也有，比这便宜，回家再买。殊不知吃同一食物，吃在产地和吃在客地，风味不同，感觉也各异。 笔者是老饕，深谙出门旅游，“吃是补身”、“游是怡神”的道理，所以写“记游”就不能漏了写“记吃”——日本人把大阪比作“天下的厨房”，严格说这是一个吃鱼和吃牛肉的厨房。要说吃鱼，日本是第一流的，走进超市，各色加工好的鱼生，包装精美，色彩鲜艳，红的是三文，白的是章鱼，灰的是托拿，黄的是海胆……再看寿司，黑的是海苔，白的是米饭，红的是鱼籽……令人馋唌欲滴。所谓日式料理，我在澳洲也经常吃，但是澳洲的日式料理都是韩国人打理的，比较粗糙，不正宗，这就是我上面说的，“吃在产地和吃在客地，风味不同”的原因了。日本的吃食店，和整个国家风格一样——店面不大，布置简单，但端出的菜肴，干净可口，秀色可餐。仔细观测，从餐饮上可以看出日本人做事的认真，就是端出一块毛巾，也是折得四四方方，平平整整。侍应在擦抹餐桌时，一丝不苟，顾客若有需要，侍应总是恭恭敬敬，那一声“哈哎”，绝对是从丹田里发出来的，毫不马虎。想起当年我认真背诵“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觉得有些搞笑，世界上谁最不认真，中国人心里都明白，只是碍着你脏钱多，拳头大，嗓门粗，大伙儿眼下不敢出声罢了。 在日本几天，几乎吃遍了所有的鱼生，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一碗生鱼饭（忘了它的日本名字）——一碗白饭，上面盖满了一厚层三文鱼、鱼籽和海胆，外加一碗味曽（加口字傍，汉字库里没有这个字）汤，佐以几碟油炸蔬菜和虾条……一壶烫热的清酒，和侯先生相互调侃，慢慢酌来，至今齿颊留香。说到日本清酒，是吃鱼生的最佳搭档。清酒用大米酿成，酒精度低，一般在十五度左右，口感和顺，略带甜味，酒后感觉神志清爽，思路明晰。三杯落肚，我的意识流在一旁讥刺说：主人啊，此酒灌进你的肚子里，实在是浪费了，如果给李白和苏东坡喝了，说不定能写出几篇中日友好的妙文来，训导两国同宗同文的子民，要友好相处，子子孙孙，代代诵读，或许可以避免此刻在钓鱼岛附近剑拔弩张的险情。 据说日本人对酿造清酒的水质非常讲究，甚至连清洗酒瓶及厂房设备的水质，亦非常严格，因为若使用劣质水清洗酒瓶和机具，残留下来的水滴，会影响酒的纯度及品质，联想起前不久赫赫有名的“光明牌酸奶”竟会混入洗涤脏水，遭媒体曝光……不解这架无所不能的庞大机器，可以查清每个人的祖宗三代；可以管制平民妇女的怀孕生育；可以随意操纵网络，独霸宣传，可以翻云，可以复雨……却唯独管制不了官员的贪腐、地沟油的流向、三聚氰胺的出没、廋肉精的滥用…… 到了神户，不能不吃不吃神户牛肉。我知道神户牛肉，与一件旧事有关，很多年前，跟一位悉尼唐人街大佬去墨尔本CROWN CASINO玩，大佬赢了钱，在赌场的日本料理餐厅请了一顿丰盛的日式晚餐。那天席上就有神户牛肉——绿色的菜叶上，铺着几层薄薄的肉片，色泽红艳，肉片的横截面上星星斑斑，布满脂肪点，粗粗看去也属平常。大佬介绍说，这是日本的神户牛肉，价比黄金，是用啤酒喂养的，可以生吃。说着首先用芥末酱油蘸着吃。我也试了一块，味道果然鲜美。牛肉能生吃，留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据资料介绍，神户牛的饲养非常讲究，要供其补品，使其健壮；餵其啤酒，使其增进食欲；享其轻音乐，使其神情轻松；用烧酒梳理皮毛，使其舒筋活血…… 筛选神户牛肉质的等级非常严格，首先要求纯种的，而且必须是“处女牛”，否则吃起来会有轻微的乳臭。日本有关方面说，真正合格的神户牛，每年只有四千头，供应国内的权贵，尚属不够，所以海外的所谓“神户牛肉”全属山寨货。至于中国，由于疯牛病的原因，海关禁止日本牛肉进口，因此中国的市场上的“神户牛肉”，不是走私就是假货。所以想起当年大佬说的“价比黄金”，着实不虚。神户的一家大超市里，有一个专门烹制神户牛肉的厨房，可是排队的人极多，其中多数是海外游客。因为时间关系，我只得忍痛放弃。但心存不甘，打算到超市里买几块生牛扒，带回朋友家中烹制，好在我刚到澳洲时，在西餐馆打过工，懂得煎牛扒的概要。一看标价，上等的神户牛肉要卖上万日元一斤。因为和侯先生有过契约，出门吃喝，费用公摊，他看我如此出手，脸色尴尬，仿佛我要吃他肉似的。我说由我做东，不必介怀，他又不肯，几经商议，最后决定四千多日元买三块牛肉，回到朋友家，由我上厨，旺火烧烤，洒以胡椒食盐，外加米酒，三个人“米西米西”了一顿，总算过了瘾。牛肉是吃了，味道也不错，但吃的是神户牛肉中哪个等级，至今还是个谜。我的意识流悄悄给我策划，若下次再去神户，决定不和侯先生搭档，一个人尽兴独享，把这次损失补回来。 日本人的饮食清淡，少油，有一种叫奈良漬的酱瓜，清脆味甜，金色带半透明，下粥，佐酒，绝对一流；还有一种叫纳豆的，用黄豆发酵而成，用筷子挟起，能拉出长长的丝线 ……要说好日本吃的东西，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反正我居东瀛八天，回来裤带放宽一格，这是最好的见证。日本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我想这和他们的饮食不无关系。我在日本的日子，正好是中国愤青烧汽车，抵制日货如火如荼的时刻。反观日本的民间却非常平静，我走在街上，没有受到鬼子的袭击，也没有公开被歧视。我知道，如果日本的“五毛”知道我是中国人，他们或许会从骨子里藐视我，但是我不自卑，只要堂堂正正做人，自强不息，何惧别人歧视！令人沉思的是，中国人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抵制日货”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还在抵制日货，这只能说明这个民族近一百年来，在政治上没有进步。试问，作为一个中国人，扪心自问过没有，在这近一百年中，我们干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不生产出比日本更优秀的产品，输出到世界去，输出到日本去，让日本人来“抵制华货”？在旅游途中，侯先生给我讲起一件小事，他在日本的小摊上买到过一根辫子，包裹辫子的纸上写着日文，翻译成中文的大意是：“这是一根大清国义和团拳民头领的辫子，此人已被伏法，辫子留作纪念。”最后我奉劝街头那些慷慨激扬的愤青，最好把你们上街喊口号的时间，去翻阅近代史，了解当年慈禧如何纵容义和团反洋，然后又如何帮八国联军惩处义和团的那段历史！ 国人啊，还是让我们来重温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吧：“中国人该醒醒，醒醒了！”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