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空一相
本想把博客类分在哲学，但是未得可选。结果选了“隐私日记”和“凡人小记”，意思是凡人的隐私。
渐渐地天色已晚，女主人，她先是一一听过客人对新居的恭维，觉得自己尽到了作为主妇的义务，现在面带微笑对烟笼雾绕中的客人们频频点头道了晚安, 关上卧室的门, 皱着眉头嘀咕几句睡觉去了。
一伙男人这才松弛下来，宽外衣解领带，围着餐桌开始喧哗。
男主人老白蒙了大赦，忍不住兴奋，腆着个肚子, 谢顶的圆脑袋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点上当晚的第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一口，大声宣布今晚还有炖牛鞭汤，喝了补肾。 大家一致称好。又因一个“肾”字，动了男人的某根神经，于是津津有味地探讨了半天“万恶之首”， 怪笑一通。不知不觉间说话东拐西岔，最后又来看手相算命了。
陶神仙蓄了一笼大胡子，天生有南极仙翁的鹅蛋额头，时常把他们老陶家的家训挂在嘴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红尘世事早就看透了；又在研究《易经》，手持一把鹅毛扇，自然就带几分仙气，替人算命正是他的本份。
他那里鹅毛扇指指点点，把“金、木、水、火、土”说了个遍。每个人的命相不同，陶神仙按“一分为二”的原则呈列各自的优缺点,总说:“天庭饱满,地廓方圆, 须防小人之口”。朋友们知道，碰上神仙心情不好，算出来的命甚险，说不定是：“覆舟之口，不日内有牢狱之灾”。能够被他三、七开，应可满意，且”三、七开”也甚合时代潮流。
座中唯大块头老木得到陶神仙一大堆好话。大意说他春风满面，熠熠然有浩然之气，将来一定多福多寿。
老木算得是半个知识分子，脾气好而爱脸红，且生得孔武有力，看上去倒象是个下力的汉子。听了神仙的一席恭维，早已微笑着把脸烧红起来，颇为得意。
大家于是转而向老木讨教生活哲学。他把两手撑在桌沿上，压低嗓音宣布说自己已然是基督徒了，“找到了主”。说罢，抖着一条腿等看大家的反映。
这时天已黑尽，这取名“锦绣山庄”的住宅小区远远近近麻将声不绝。餐桌边醉醺醺突地冒出一人，他早早地趴着睡了，无人注意，此时眯着一双醉眼，直指着老木的脸面，吼一声：“你连猫都杀来吃，兴隆场上谁不知道，算个什么基督徒！”
一句话说得满堂莫名其妙。虽然谁也弄不清《圣经》中有没有“不许杀猫或吃猫”这一条戒律，但大家觉得连猫那可爱的小东西都肯杀而且吃的人，怎么也不配当基督徒。
这时突然停电，几根蜡烛被点燃竖在桌面上，一伙人的身影巨人般投向墙和天花板。一张张被烛光照得奇形怪状的脸对着老木，要请老木说话。
老木仰头灌一口酒抱怨说：“你牛鞭都吃得，猫就吃不得吗？反正是个吃，吃猪羊，吃猫狗，吃耗子，吃毒蛇，不是一直在吃吗？外国人吃油炸虫子，广东人吃猴子。我怎么就不能吃猫，不配当基督徒？”
大家忙安慰老木：基督徒的配与不配应由基督说了算，但吃过猪肉的人多，吃过猫肉的人少，老兄吃猫又何以闹得这样闻名，你不妨当故事讲出来，反正明天是礼拜天，可以睡懒觉，今天就多吹一会儿吧。有人严肃说，礼拜天正要做礼拜，基督徒怎可睡懒觉。大家忙招呼不要打岔，听老木讲杀猫的事。又点上一轮香烟。
那原来是老木三十年前在四川酉阳县落户时的事情。
眼见得快要断炊了，黄二妹从地窖里背上来的筐里只装了些红苕根根。我和她在泥地上把红苕根根再分成两堆，饱满一点的给人，其余的给猪。四只手在地上刨来刨去，泥土混上红苕的浆，手掌油黑发亮。二妹的弟弟芋儿头呆站一旁，收放着鼻涕；猪饿得在圈里哼气。
“妈么时候才回来哟．．．．．．”二妹说的是他们的妈，我是叫伯娘的。
前一个赶场天，地上积着雪，伯娘挂了个空背蔸，一面扯下树上的枯枝，用手在枝杆上下抹一抹，脆枝叶就掉了，当着打狗棒 —— 这在川鄂黔交界的一带，出门是必备的——一面回头说两、三个赶场天就转来，要到湖北去找点儿吃的。一向听说她在湖北有个相好，会套麂子，很有些手段。
我虽然叫她伯娘，并无亲戚关系，只是初到生产队的那天晚上，她在队长家的屋门外指着我说这知青和我们同姓，原是一家人。队长立刻说那他就住到你屋头去嘛，她就高高兴兴把我领走了。
二妹、芋儿头和我站在屋檐下，看她沿积雪的小路出沟去。他们的木房子是在山坡上的。
但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妥。因为二妹已经十六、七岁，农村人发育得早，已是引起流言蜚语的时候了。现在伯娘放心落肠地走了, 我却不免要受些煎熬。那些天每到天黑，山里降临了可怕的寂静，躺在左厢房床上，听着右厢房由二妹的身体引起的习习索索的谷草响动，每每紧张得睡不着觉。
现在是饭也没得吃了，我还是离去吧。
我于是说出去混几天，这样一来你们的口粮就宽裕些，能熬到伯娘回来的时候。看来他们是听明白了，都在点头。
我赶紧抓了一把牙刷，说再见再见，一摆手，从山坡上冲将下去，真是一身轻松。
我干脆去毛坝知青廖开山那里混几天吧。那年我十五岁。
酉阳县属土家族苗族自治区，陷在川东南黔东北湘西的群山之中。兴隆区在山谷，毛坝在山腰，当地称呼坎上。毛坝正是一个开阔的平坝，横向总有两、三百米宽，远比兴隆要平坦。那天正飘小雪花，我顺着车道往坎上走，一路上没碰见一辆车一个人。路过道班本想去讨口水，结果虚掩的门里也空无一人。我在这穷山沟里弯来转去地往上爬，山比平常显得高大，人更形渺小而无助了。脚在急急地赶路，雪地里发出吱吱的声音，脑子一刻没停地胡思乱想。我嘴里气喘咻咻，把那些年学的几句话轮番地唸，一会儿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一会儿是“天高皇帝远”；一会儿是“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间或也唱几句，当然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
毛坝到了，远远就看见开山歪歪倒倒的木房子。那房子虽然破败，卷曲上翘的椽子记着当年的威仪，它曾经也有过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时光。这是地主的宅院无疑。
生产队已经歇工好多天，只偶尔有背柴火的社员远处和我打个招呼，差不多没人在户外活动。又冻又饿，我一边喊，一边推开开山的柴门。那真是一扇柴门，用几根木柴和两块旧门板捆绑而成。
谢天谢地，开山还呆在屋里，正坐在火坑旁边刻图章。见我进来，他抬起眼皮说声：“咦，稀客。”继续干他的营生。我在火坑旁边蹲下来，恨不得把一团火搂进怀里，烟熏火燎半天才缓过劲来。开山见我已然活过来，把踡伏在他身边烤火的猫推开，要它给我让座。一面又把他刻的图章递给我鉴赏。他总是干些艺术，当知青几年，一直在刻图章，临摩小说里的插图，后来靠了这深厚的功底终于成为著名的中国画史学家。但我一直不大恭维他的作品。他那蚊帐里，板壁上到处贴的是《浮士德》插画的钢笔临摩，蓝墨水把半裸的女人胸部画得刺眼地发达。就他刻的几个篆字，歪歪斜斜，是人哪里认得出来！当初落户到酉阳，他用肥皂刻的县革委会章也是因为不够端正，引起人的怀疑，害得我好些正事没有办成。
我现在饿得头昏眼花，无心附庸风雅，一手把图章挡开，一面问：“今天有晚饭没有？”。他说还有一堆红苕。这不假，就堆在墙角。我略感放心，身体往墙上一靠，不存希望地顺便又问：“菜呢？”他用下巴一指，但见一片宽大的黄秧白菜静静地躺在火坑旁地上，就只有一片。我虽是不存希望，此时也难免有些失望。
开山见我不肯恭维他的艺术品，知道是对晚饭的档次不满意，就把印章搁置一边，死鱼眼睛麻木地泛着白光，小小的眼珠子转悠起来。这是他沉于思索的常态。那猫，这时又挤到我二人之间来取暖。
末了，开山垂着眼皮小声说那就杀这只猫来吃吧。
吃它！这猫是够肥，但它是谁家的？
隔壁夏贵田地主家的。
会不会被发现哟？
只要这样．．．．．．这样．．．．．．这样．．．．．．就好了．
隔壁夏家只与开山隔一板壁，上面有一扇残破的花窗。我站在一根条凳上，从花窗向猫的主人夏贵田打招呼。他其实并不是地主，是地主的大儿子，地主早死了。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三十多岁，未婚，天生的近视，又偏偏爱看书。这时候正围着被子，拿了一本油腻的竖行旧书贴在脸上读。见我招呼他，忙从床上翻身下地说看的是三侠五义，又说了几句北侠欧阳春的坏话，看样子很想和我探讨文学评论问题。我说你忙你忙，就从凳上跳下来，一面想这种书居然还没有绝迹。那是在一九七○年。正是文革搞得青黄不接的时候。
我们先是把捆行李的一根尼龙绳挂在屋梁上，一头我拉着，坐在地上，另一头栓了个活套。开山把猫唤过来，他们本是老相识，猫自然过来用头蹭开山拿套子的手，喉头发出咕噜噜的声响，享受着开山温柔的抚摸。开山把套子套上猫的颈项，收收紧，对我一挥手，我便猛地把绳子往下一拉，猫就被悬吊起来了，一声也来不及叫。
我这时坐在地上，背靠着夏家的板壁，拼命挣扎着的猫则在空中作无声圆锥摆运动（这指的是猫质量中心的运动，它那身躯的翻滚卷曲对这运动是没有影响的。后来我研究了力学，知道这是“质心运动定理”的实例），除了绳子在梁上摩擦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四周一片安静。
过了好一会儿，猫不动了，粉红色的舌头微露出来。想必是死了，于是松绳，把猫放下地来。叫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那可恶的猫身体一着地，四脚四手的翻起来就想跑。我慌忙收绳，又把它悬起来。
看地主的大儿子平时裹一件烂棉袄,架着断了腿的眼镜的脸痩骨嶙峋，这猫却生得全身虎皮，油光水滑。猫长命时可以活到十几岁，本来这猫它还可以陪地主儿子过好些年，现在落在知青手里，是没戏了。农民说得好，“进了知青屋子的，没有活着出来的”。当然这定律里面的“的”，指的是些狗啊、猫啊、蛇啊、耗子啊，并不包括“人”在内。吃人肉是以前的事了，或许那时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地方正干这种事，我们是早就戒了。
地主的大儿子仍在看他的三侠五义。已经点上油灯，他的脸紧湊在灯前，两片圆圆的眼镜片里燃烧着红火。
这一次，猫的圆锥摆运动就很轻微了。半天，没动静了，放下地，没想到，刚准备装袋子，它又翻起身来，吓得我赶紧拉绳子。
俗话说猫有九条命真是不假啊。
就这样，折腾了怕有三、四次，最后那猫长条条地躺在地上，死了。这段时间，开山又刻就了两个篆字。他在刻字刀里挑了一把大号的，伏耳小声说要把死猫弄到河边去打整。
不大工夫，开山提着麻布口袋转回来。打开口袋，一股骚臭扑面而来。
下边的事情就简单了。烧水，放花椒、老姜、盐，煮猫肉。开山从墙上扯下几块板子，烧起熊熊大火。一会儿，满屋白气。
“吃么什好东西啊？好香啊。”猫主人湊到板壁缝来笑嘻嘻地问。
“吃肉，吃肉。”我忽然觉得恐怖，汗毛竖起来。但，对于我，和任何的恐怖一样，这莫名的感觉立即就过去了（这是我多年练就的一点好功夫），享受着空气中的香气，唾液四溢。
那晚上，我们吃猫，喝酒直到半夜。隔壁地主的大儿子一直在翻身，叹气。
第二天醒来，听见房子外面到处在唤：“猫儿咪咪咪．．．．．．”
．．．．．．
老木说口干，要喝水，只要白开水。
一伙人评议说，在人家隔壁吃人家的猫，真是高手。老木说事情最后还是败露了。开山把那猫皮、内脏埋在河边，过了半个月，被寻食的猪拱了出来。见那现场，农民知道这就是寻了好多天的猫，事情当然是知青干的。最后群情激愤了，百把人拿着扁担锄头追杀过来――猫主人地主的儿子夏贵田不在其中，打杀知青他还没资格，那应该是贫下中农的专营。开山落荒而逃，跑到湖北去呆了两、三年。后来？后来他考大学，读研究生，现在专业的研究传统艺术，当然还在刻图章，他称为治印。我第二个赶场天就离开了，到别处晃荡了个把月，回到我的兴隆场，欣慰地发现二妹和芋儿头还快乐地活着。但猫案的消息渐渐传来，对我很是不利，差一点影响了返城工作。他――老木指醉得呼呼大睡的某某――就是兴隆场的知青，知道这事。夏贵田？地主儿子？他一个孤人，如果能熬到一九七八年，今天应该还活着。听说他事后写过一篇“猫祭”, 起首就是“呜呼我猫, 悲哉惨矣”。唉，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他的猫，请他们宽恕吧。
老木的指头动了动，好象在划十字，证明所说“已然是基督徒”不假。
大家于是又开始喝酒吃肉，同时按照基督徒的惯例宽恕了老木几十年前的杀猫之罪。
这间豪华装修的居室的主人老白讲究养生之道，白白胖胖的自满自足，平时说话有心无肠，现在摇头幌脑凑热闹说：“木兄，我早就看出来你杀气太重。诸位，杀猫算什么，那年木兄棒杀巴斯克维尔猎犬，苗场老少谁个不知？”同时向大家解释，自己和老木，易经专家陶神仙曾经是苗场的同事。陶神仙闭着双眼欠了欠身表示认可，也表示不满意冷落了他的易经。
老木不免对自己的杀戮之罪再次表示忏悔，他这时满面红光，讲故事正在兴头上，愿意把杀“猎犬”的事做一番坦白。
…………
知青返城我调工作到了碧峰苗场，属园林局系统。那时贿赂官员开后门已经发凡，送香烟、送酒常见不鲜。这贿赂的事业后来竟然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其规模、数额都是当年料想不及的。当时我们家承诺送个大件，一台缝纫机，才把我调出来。但事成之后，又舍不得那二百块钱，终是让帮忙的人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可见，行贿难，受贿更难。
这是一座山城，苗场就在山颠处，从那儿可以鸟瞰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点，解放前原是一座私家花园，解放后改成公园，文革开始，游山玩水成为罪恶，这才改制为苗场。苗场的工作自然是培育花草，一旦花草长大，就可以办更大的公园。所以，肯动脑筋的人说，苗场就是复辟封资修的温床。这话一点不假。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人心又开始活动了，居然又有人想逛公园了。苗场趁机向上级打了个报告，说是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让更多的人欣赏祖国的“江山如此多娇”，请准予开放苗场，收取门票每人五分钱。这样，苗场差不多又恢复了旧制。但问题从此也多起来。自六六年文革肇始，六七年武斗开张，市面上小偷、流氓骤然减少。这期间，到别人家里拿东西只管走前门，不必翻窗户，小偷改行做了强盗；服装但分蓝色和黄色，不分男女，那里还有流氓呢。但自从苗场开门营业，这两种东西都死灰复燃了。盆景园的工人经常抱怨丢了盆栽，保卫室的黄排长也常常兴高采烈地喊：“又抓到一对亲嘴的！”。场革委会难免忧心忡忡，终于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要“狠抓阶级斗争，加强保卫工作，弄一条狗来护园。”
这一天，场里人议论说革委会钱主任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条刚满月的奶狗。
爱看热闹，十处打锣九处在的我忙打听去处，知道狗现正在主任办公室。那是一座老式建筑，芭蕉树下的墙壁因潮湿而剥落，处处显现出没落贵族的孤芳自赏。据说内战时期美国总统的代表马将军歇尔曾在这儿住过几天，所以最近已开放为名胜，要另收五元钱的门票了。
我赶去时，办公室里挤了好些人。在水门汀地面上踡伏着黑色的毛绒绒的一团，虽是胆怯，那一双眼睛却警惕着周围每一个人。我伸手去摸它的诱人的毛。
“摸不得！摸不得！”人们一片大叫, 但已晚了。说时迟那时快，那小东西一口咬在我的手上，咬住就不放，拼命甩着头，喉头发出吼声。人们七手八脚把我解救出来，那狗这时像上了发条似的挣扎着要向我冲过来，对拉着它，挡着它的一双双手都无兴趣。我一面抚摸印了两点红印子的手，一面惊讶：才满月就这么凶，将来还了得！周围也一片赞叹。
钱主任得意非凡，递给我一支“劲松”牌香烟（得名于暮色苍茫看劲松句），说这是德国狗和佳木斯大狗的杂种，是园里开了证明，他亲自到动物园去挑来的，不是开玩笑的。那时是文革中后期，基
从此这狗和我都有了点小名气，人瞻仰过它之后，每每又来检验我手上的伤，可惜两、三天之后那红印迹就消散了。
这小杂种虽然才满月，体量和成年土狗差不多。食量尤其惊人，每日里要斤把肉才过得去。后来长到快一岁的时候，大得像头豹子。腿上的黑毛退掉了，耳朵尖尖地竖立起来，渐渐显示出狼狗的本相来。陶神仙和我总叫它“巴斯克维尔猎犬”，后来这就成了它的学名。
麻烦的是食量也跟着长，靠着在菜市场拣点剩骨头已经敷衍不下去了。这可让苗场领导犯了大难，怎么办呢，只好把它养在食堂，由众人的剩饭剩菜供养。从此，它的伙食标准下降了好几级。它是肉食类，落在职工食堂，也只好“适者生存”改行吃素了。平日里，它就呆在食堂外面的黄桷树下休息，到吃饭的时候，立刻就站到食堂门口的小天井，抖动着红红的舌头咻咻地喘气，吓得女孩子们都绕道而行。
其实，怕它实在是多余。
巴斯克维尔只是好脾气。自从发配到公共食堂，成天和人群厮混，被人当活玩具来逗弄。人不来吃饭，它只有挨饿，人吃肉，它就啃骨，人吃米饭，它吃剩饭，它知道到食堂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它的衣食父母。所以见人就摇尾巴，缠着不放。那亲热劲头只差喊叔叔、阿姨了。看上去它是一尊杀神，它血液里的野性早已淡化了。真是英雄末路，感慨系之。
它因咬过我的手，和我的交情在一般人之上。但大约也是因为那一咬，它对我的态度比较庄重，少有亵玩的成分。每每我手拿饭碗，吹着口哨从石梯上下到饭堂的时候，它立刻会收敛起像大猫一样的顽皮，端坐起来，纹丝不动地注视我。我不敢怠慢，屏声敛气，还以注目礼。那时，我感到手掌上隐隐的痛，那狗，它血液里祖先留下的野性只怕也正在苏醒吧。
苗场最初的计划是养它来“抓阶级斗争”的，现在见它无论好人坏人，除我之外，都一个劲地亲热，不讲是非，将来派不上用场，每日凭白无故消耗些粮食――那些剩饭菜本可以卖给农民去喂猪，苗场每日就有几块钱的账外进项――领导们难免啧有烦言，听说是不想再养活它了。
由此可知，和罗素的意见不同，中国人除了有高明的哲学，也是很讲求实际的。
那年八月的一天，正是“大火流金,天地为炉”的时候，钱主任开完了党政联席会议，叼着他的“劲松”香烟，顾盼自雄地从“马歇尔”办公室出来，迎面就碰见食堂大师傅汤馒头正在溜狗。他们是老交情，这小杂种不就是他抱来的吗。现在见了老朋友，狗激动得非比一般，突地立起来，前爪搭在主任的肩上，伸出舌头还想舔他的脸。主任吓了一跳，举止失措，烟头也掉了，但他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立刻镇静下来，满脸堆笑,拍拍狗头对周围的人宣布： 苗场决定把它处理掉，谁愿意出六十斤包谷票，可以换这条狗，条件是不得养在苗场。
这决定相当文明，只是卖掉它，并不刻意要消灭它。六十斤包谷票大约是一个人一个半月的口粮，这狗的价值不菲。
消息公布，办公室门口的花坛周围聚了好些人，指着狗议论纷纷。起而响应者有好几位，他们的主意是：
狗肉是全瘦，比猪肉强（拍拍狗腿）；
这东西是外国种，吃了可以壮阳（指指狗鞭）；
狗皮也是一宝，铺在床上去风湿（摸摸狗毛）。
但六十斤包谷票要价太高。要请场领导倾听群众呼声。
于是重开党政联席会议，专一讨论包谷票换狗问题。当天下午，颇有点不高兴的钱主任站在花坛上对聚集在那里等消息的人群和狗宣布：“五十斤包谷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你们看，那时已经是市场经济了。
虽然说得热闹，到往外拿包谷票的时候，只有一人（老木指着易经陶神仙，陶神仙身心安泰，不为所动），就是陶兄了，可以兑现。当下陶神仙办完换狗手续，摇着大蒲扇就来找到我。
“这狗我也养它不起，我只想要它的皮，你．．．．．．”
“想干什么，有话直说！”
“你娃娃是知青出身，肯定杀过狗，请你．．．．．．”
“这好说。”
“完事之后请你吃狗肉．．．．．．”
“打狗没三、四个壮劳力干不下来，你要打个帮手才行！”
“好，好好。”
从前在乡下打狗只是一阵乱打，今天人手不够，又怕那东西撒野，我和陶神仙便商议了一个和杀猫差不多的计划。
说干就干。当天下午还不到下班的时候，太阳尚未打偏，水泥地已开始散发热气，真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我赤膊了上身挥汗如雨，手提一根四、五丈长的棕绳来到食堂。陶神仙先把那狗逗引到食堂外黄桷树旁，一边喂它吃些东西，嘴里发出些让狗类信任人类的声音。我趁机把绳子在它身上绕了几圈。这狗真是幼稚，一点儿嗅不出人心中怀的鬼胎，只顾和陶神仙玩耍。周围观看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多站在安全的距离，石梯上，窗户前，满是人，都不出声，掺和着天气的炎热，使人有些烦躁而窒息。
末了我把绳子在黄桷树上绕了一整圈。叫陶神仙站开。我于是大吼一声，猛地把绳子收紧，那狗一下子就贴到树上去了，我开始绕树狂奔，一圈，两圈，三圈，每一圈都缠在狗的身体上，它已经不能动弹。
那狗斜眼看着我，发出些呜呜声音，肌肉因为紧张而颤抖，树枝叶也跟着抖动起来。它球状的眼白充满血丝，大约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人群有些动摇，低低的议论声仿佛从极遥远处传来。我的短裤内外都湿透了，心脏在太阳穴剧烈地跳动，已经听不见周围的声音。但清楚地看见食堂的大师傅汤馒头在人群背后走走停停，转来转去。狗和他相处也有半年多了。
站在那空地，众目睽睽之下，面前捆着一条大狗，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但我既是被雇来的杀手，受人之托终人之事，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底。唉，我那时要放了它本来还来得及。
墙根正斜靠着一根抬石头的杠子，我就取将来。我把杠子高高地举起来，看着那巨大而幼稚的动物，突然想起它从前咬我的一口，那小小的乳牙，潮湿而柔软的舌头，不免觉得心头有些发颤，手脚也有些发软。但一切都晚了，此时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心一横，立地就变成了魔鬼（这就是我练就的一点好功夫）。我当时心中道一声：“狗，愿你一棒毙命，免受痛苦！”那一棒即如泰山压顶般呼啸而下。
白花花的脑髓从巴斯克维尔头顶上涌出来，它的身体立刻就软下去了……
故事听到这里，大家才换了口气，又把头转过来对着陶神仙，总觉得老木原是个粗人，不必说他了，陶神仙算得是一位善人，何至于做出如此残忍的事，食肉寝皮？！ 陶神仙长长地伸了个懒腰，轻摇手中鹅毛扇――天气并不热，神仙总是把它如商标般带着――口中念着诸葛亮在茅庐中的四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意恐日迟迟。易者，变也，过去未来不可同日而语也。 龟儿子，那狗皮根本不行，只躺了一个冬天，毛就脱逑完了！”
大家愕然，又转问老木狗肉吃到没有。老木叹气说狗肉吃没吃是小事，这事的后遗症甚多。第一是苗场的几位花工扬言，木不是好人，不要和他来往。其次，大师傅汤馒头也私下对人说今天我才知道木是个什么东西。这之后，见了我招呼也不打，打饭时，菜也舀得少了。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质问五分钱的瓢儿白为何只有三、四块，他竟然摔了铁瓢，青筋暴跳, 破口大骂起来，差一点就要和我动粗。
但，最严重的尚不在此。
真是见鬼了，此后若干年，怕有十来年吧，我常常梦着杀人，醒来一身冷汗，暗自庆幸那只不过是个梦。有时相隔几个月的两次梦连在一起，把一个中断了的可怕故事继续演绎下去。梦太真实，使人产生庄生梦蝶的怀疑。后来，我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心理问题，那时我已经读大学离开苗场了。有人告诉我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使人痛苦的心理障碍多与经历过的――特别是幼年时期经历过的――事件有关。我于是就回想，想到杀狗的事，按弗罗依德的办法，把这事从头到尾细想了一个遍，并认识到，那时候，杀个把狗也是平常，算不得大罪。嗨，说来奇怪，虽然那不是我幼年的经历，但打那一想之后，我的杀人恶梦也就无形中消失了。我是解脱了，同时却产生了对宗教的兴趣，找了一本英文的“圣经”来做学英语的泛读材料。渐渐地我就“找到了主”。
老木又划十字，摇头叹息。
老白请大家喝牛鞭汤，一面评论：“老木初到苗场报到，我就见他心中有火，杀气太重，但后来接触，知他并非残忍之人。老木，你平时还是要多吃些苦瓜、绿豆汤；或者喝蛇胆泡酒，既明目又清热，退一退你的心火，牛鞭汤也是好东西．．．．．．＂
虽然已到深夜，一伙人兴致不减，肚子装不下更多的东西，嘴巴就空出来了，对老木的杀吃猫狗议论纷纷。有说猫肉不如狗肉的，也有说狗肉不如猫肉的，但一致认为那两种杀法都不够漂亮，不合于“仁”，偷鸡摸狗更不合于“义”。
老木频频点头，说自己的不仁不义是时代使然，只能怪四人帮。但比起另一件罪不可恕的事，那只是小巫。我指的是在苗场，陶神仙、老白都参与的，算是另一次罪过吧，不知讲不讲得？
这当然是在问陶神仙、老白。二人颇犹豫，经不起大家的催促，才说：讲吧讲吧，只是不要外传就是了。
我在苗场干清洁工、花工，最后熬到宣传室，和老白、陶神仙一起，算是做上了白领工作。所谓宣传差不多就是写大标语，亦称横幅。（这文革遗风，至今不衰，你不见商品广告、大会小会、欢迎欢送动不动就在当街扯起好些横幅吗？）标语的内容因势而变，广涉历史、文学、经济学，当然主导仍是政治学。出事的那一天，场里接通知园林局要来开一个千人大会，内容不知怎么和二千年前的秦王政扯上关系，而标语之长也创纪录，“关于秦王朝．．．．．．”，内中有法家，儒家，复辟，反复辟等词，共计三十余字。
那是在秋季，天色有些阴。接到政治任务不敢怠慢，我们三人沿池塘前的一条小路摆开写标语的一应工具，在两棵长着气根的小叶杨之间拉起麻绳。陶神仙那时还不敢蓄须，更不必说研究易经。老白是组长，一应杂务由他打点，闲来无事便告诉我一些枸杞补肾、天麻清神的养生之道。我因为有一把气力，当然是打下手，做些粗活。这时陶神仙伏在地上用大号的排笔写他拿手的黑体字，老白和我一张张往麻绳上挂。因为是千人大会，那一个字总有一公尺间方。时间紧，不等字干就挂上去，血一样的红颜色拉成线流下来。正是吃中饭的时候，真是又急又饿．
偏在这时，远处响起雷声，天下起了小雨。广播也叫起来：＂．．．．．．风雨无阻，中午一点钟按时开会．．．．．．＂。雨越来越大，雨点啪啪地打在池塘里，树叶上，也打在纸面上，红颜色泛滥开来，情形更是不堪了。没办法，只好把场面收起来。三个人抱起纸张，端着颜色，提着绳子，过石桥，向池塘背后的茶楼跑去。几十年前，这苗场的所在地是称为李家花园的私人宅地，石桥和池塘也各有雅号，叫什么“石绳”，“荷汀”。当下我们上了茶楼。那里早就不是喝茶的地方，成了苗场的会议室。我们的主意是在茶楼里把标语弄好，等字干透了，再挪到露天会场去悬挂起来，那时就是淋点儿雨也不碍大事。
会议室够大，但墙面上竟然找不到钉子可以系绳子。一时又没有称手的工具。如一人写字，两人拉绳，就没人挂标语。如等写完了再挂，时间来不及，字也不得干。
会议室的主席台上有一座伟大领袖的石膏胸象，大约有二尺多高。这也是我们宣传室布置在那里的。平时抬上抬下觉得非常沉重，很有些份量。这时我们慌不择路，竟打了个懒主意，把麻绳的一端系在了石膏象的脖子上，另一端由我拉着。
这就是大错的开始。
陶神仙奋笔疾书，老白往绳上挂纸，另加别针若干。我只觉得手中越来越沉重，没想到几张纸会如此的重。回想起来，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那纸张本来厚实，是50g的白磅纸，写字弄湿了就更沉；二则我极力想把绳子拉平，按平行四边形的受力分析法则，绳张力的竖直分力不大，水平分力却是竖直分力的数十倍以上。
当时只听得“哐啷”一声巨响，石膏象从台子上倒下来，立地摔成几块。头部从颈项处断开，那颗头，骨噜噜直滚到屋中间来，停在我脚边。
窗外划出一道无声的闪电。三人呆了，僵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唉，你们可还记得，那是怎样的一颗头，怎样的一张脸啊！慈祥、威严、智慧，那就是我们对着它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脸啊！它现躺在地上, 望着我, 静静地不动声色地望着我, 真令人痛如皮开肉绽, 惊若魂飞魄散! 在我眼里，这不是石膏象，这是有血有肉的伟大生命。那一刹那间, 我脑子里闪过那些或说错一句话，或写错一个字，或呼错一句口号而被杀头的一个、一个的人。我已经看到贴在墙上的公告，我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大大的朱红色的钩。
三人很是呆了一阵子，你看我，我看你，迅速用眼光交流着复杂的心里话。
“你们俩是怎么搞的！”陶神仙指着老白和我大吼，用意极其明显。
老白手足失措，我、我、我地叫个不停。
“陶神仙，你怎么把麻绳系在伟大领袖的颈子上？”我不怀好意地反问。
“谁，谁，你说谁！”陶神仙一下子就乱了阵脚。
这样，三个人才从初初的慌乱中镇静了下来。
陶神仙，老白，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想过：赶快抢先去报案，争取立功赎罪？（陶神仙、老白严肃地摇头。）但各人心里清楚，这是三人结伙干的事，谁也难脱干系。拉绳的我，挂字的老白自不必说，写字的陶神仙也走不了路，因为当初这绳子好像就是他系到那地方去的。
我们开始商量。
到底三个都是见过些世面的人，当下一致决定：订立攻守同盟，把这事瞒下来。
这时候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将破碎的石膏像销毁，二是从宣传室另抬一尊像来顶替。这第二件事容易，宣传室这样的石膏像正多，谁也没有数目。
但这第一件事却难。
销毁，并不是简单地弄去扔掉。无论你扔到那个旮旯，总有革命群众给你揭发出来，到时候就是一号大案，怕你几个还跑得脱！文革初期，那些和在煤球里的金戒指，墙壁里的结婚照不都被红卫兵发掘出来了吗！
除非，你把石膏碎片砸成垩粉，让人认不出来历。看着那一颗完整的头，破碎的胸，你真是不敢去动它，但为了活命，你只得赶快动。
当下我冲到雨地里搬来三块石头做工具，在茶园楼上急急忙忙开工，叮叮咚咚捶起来。当你举起石头朝着石膏象的某些部位砸下去，手脚难免有些发软。但是时间紧迫，你不敢多想，只求早早完事。当下没人说话，三人各自埋头工作，脑子里一片麻木。那是一种休克式的脑死亡，微微的还有一点儿电流在大脑皮层上漫过，感觉麻麻的。（我多年来练就的就是这一点麻麻功夫）。
突然我意识到，我们不是在犯一起更大的罪吗？先是无心之过，现在却是在有策划，有预谋地毁尸灭迹呀！这时如果有人上楼来，目睹这血腥场面（遍地的石膏粉），我们不是罪上加罪，死路一条吗！但和一切的罪犯一样，为了侥幸逃脱，也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
陶神仙说：“不行，声音太大，要引人怀疑！老木，你唱歌掩护，大声点儿！”我于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一边锤，一边唱，唱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
这时候突见老白脸色发青，握石头的手微微颤抖，额头上蒙上一层油汗，只连说几声“不行了，我不行了．．．．．．”，眼皮一翻，石头“咚”一声掉在楼板上，似乎要死过去！我一把抱住他，陶神仙立刻就掐仁中。
当时我想，设若老白不幸死了，纸是再也包不住火了，事情败露，我与陶兄一对一，死无对证，他会不会把这“反革命罪”加上“杀人罪”全赖在我头上呢？论勾心斗角，我可不是陶兄的对手啊！但我岂能束手就擒！到时候专案组进驻碧峰苗场，我只消说：陶某某把麻绳系在那地方，伟大的石膏像不幸粉身碎骨，战友白同志一时悲痛欲绝，气绝身亡。我本欲立刻报案揭发，只因雨大，找不到伞，又穿了一双新布鞋，故而尚未动身．．．．．．
老天保佑，老白又活过来了。但他谓手脚发软，只能到门口去把风。我们说也好，各尽所能吧。
还算顺利，不到半个钟头，活儿就干完了。我们把那仔细检查过的石膏粉分装成几大口袋，就是装日本尿素的塑料袋，准备抛洒到“石绳”下的“荷汀”。临行前，陶神仙说再检查一遍。结果查出一颗扣子，就是领子下面那一颗。就凭这颗扣子，任谁都知道它的来历。于是又仔细把扣子捶成了粉。
雨下得正大，去“荷汀”的路上一个人也没碰到，大约都到露天会场开批判大会去了。
石膏粉在“荷汀”沉没了，我们全身淋得透湿，看着白色的粉末慢悠悠地在池水里散开，下沉，惊魂甫定，才感到腹中虚火上窜。
“你几个在搞什么名堂！”一声断喝从“石绳”上传来。我仿佛自己也掉进了冰冷的池水里，一个激灵，人都快坍了。抬头看，只见钱主任和自保组的黄排长站在桥上，一律戴红袖章。
“一个水氹氹有什么好看! 魂掉进去了?! 几个小反革命！”钱主任大发雷霆，差一点儿气疯了：“还不快点把会场布置出来，人都到齐了!”。
黄排长歪着头打量我们几个, 觉得大惑不解，但他的兴趣在侦察男女关系，在其他方面颇为迟钝。
三个人如蒙大赦，一溜烟跑掉，忙着去抬另一尊石膏象，布置会场了。
…………
“来电了！”人叫一声。房间里一时灯火通明，那昏昏欲睡的一群人惊醒过来。小区内打麻将的声音更热闹了，大家于是说散了吧。
从电梯下到楼底的花园，夜气已经很浓，散发着花香，有些夏夜凉意。有人突问，老木你这三段故事又有何意义呢？老木说没有意义。但陶神仙摇起了他的鹅毛扇，道：“事起三根绳，麻麻几神经。狗日的，好大蚊子！”
